戲劇評論 · 《費嘉樂的結婚》[1]

一個東西壞不是一天壞下來的。物腐蟲生，一棵樹是這樣子，一個社會，一個階層，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假如到時沒有新的生命自救，也不會有什麼兩樣。有的很快就完了，來時一陣風，去時一陣風。有的，那最多數的，磨人性子一直等到耗光了傳統、制度和惰性的可能限度，這才像一隻鍋爐連好帶壞爆炸得一個精光，那，就是說大革命來了。在法蘭西大革命沒有來，簡直想不到要來以前，人民還在問貴族的權勢討生活的時候，遠在路易十四文治武功彪炳之際，劇作家在喜劇之中已經開始以貴族的口吻教訓貴族，說明貴之所以貴者，為人遠比家世重要。什麼是上流人?在君王統治之下貴族和上流人並無差別，但是法蘭西的悲劇之父高奈葉 (Corneille) 首先在他的《說謊人》提出了異議，父親這樣逼問不肖之子: 父: 你算上流人嗎? 子: 啊! 真叫不巧! 既然是你生的，還有什麼好疑惑的。 父: 你以為是我生的就夠了嗎? 子: 我相信全法蘭西和我是一個想法。 父: 你真就不知道，自從祖先到我為止，其所以能在全法蘭西爭到這種尊稱，完全是由於人品的關係? 子: 我也許忽略了沒有人忽略的一點，那就是，人品把它弄到手，血統再往下傳。 父: 血統不成功的時候，人品把它弄到手; 血統傳下來的時候，罪惡又把它丟掉。一種方式生下來的東西，另一種方式就可以消滅; 所有一個人成就的事業，另一個人就可以毀壞;就你的無可饒恕的罪行來看，雖說你是我生的，你已經不是上流人。 這齣戲上演的時候是在一六四二年。過了二十三年，莫里哀拾起西班牙的黨璜 (Don Juan) 故事，又給我們一次機會來聽嚴父的申斥: ……你就不臉紅，你這樣不配你的身世?你倒說呀，你有沒有權利拿你的身世對人誇嘴?你在人世幹了點子什麼來充上流人?你以為有名有姓有家徽就算數了嗎?你以為血是貴族，人是下流也對我們算得了一種光榮?不，不，沒有人品，才是不值一文。……最後，記住，一個行為不檢的上流人在自然之中是一個怪物，人品才是貴族的第一個頭銜，我看重的是人的行為，不是人簽署的姓名，一個苦力的兒子只要人好，比一個國君的兒子像你一樣胡鬧，我尊敬得多了。 讀過兩位前輩重人品不重身世的打擊貴族的諷勸，百年之後，我們再看包馬曬(Beaumarchais) 的《費嘉樂的結婚》(Le Mariage de Figaro)，我們也就不至於因為拿破崙說「它就是已然革命在行動」而有所驚訝於它的突然。一七八四年上演，五六年後，政治上的大革命發動了。路易十六一直不要這齣喜劇在巴黎公開演出，想想他後來上了斷頭台，他有理由顧慮。他沒有堅持到底，因為王后要看，因為王公大人全要看，說實話，因為包馬曬有本領把戲寫得花樣兒層出不窮，新鮮、活潑、熱鬧，讓王公大人忘記□□□□□□□□□□[2]的存在。 背景放在西班牙。法蘭西應當放心。費嘉樂在伯爵府里做門房，伯爵夫婦答應把丫環嫁給他，今天就是他們的大喜日子。費嘉樂往年曾經為伯爵把心愛的女孩子弄到手，伯爵當時許下將來費嘉樂成親放棄貴族的特權——初夜權。歲月是愛情和感恩圖報的仇敵。伯爵在外尋花問柳乏了味，發見府里——不是他的被冷落的太太，乃是她的丫環，也是一塊好料。因為從前許下費嘉樂放棄初夜權，不好明著來，他便暗地裡下手，他一方面拿豐盛的妝奩來買動丫環的心，不幸失敗了，便另一方面利用費嘉樂的把柄來拆散他們的婚姻。費嘉樂是一個無賴，一個仗著才能往上爬的窮光蛋——十八世紀的文學幾乎擠滿了這種同型的男女，欠了一個娘姨的債，還不了，答應娶她。他永遠沒有想到還債，當然也永遠沒有想到娶她。伯爵以他的地主和法官的地位，由於泄憤，由於不能送他一頂綠帽子戴，當堂判他執行了清債務的義務，那就是說，娶那個老寡婦完事。戲到這裡成了悲劇，然而這是喜劇，劇作人老早就安排好了一個出奇制勝的局面: 老寡婦當堂發現費嘉樂原是她的兒子，從小就叫人拐了出去，流落在江湖為非作歹。聖佩甫 (Sainte Beuve) 加以批評，說從這時候起，他就不欣賞這齣戲了，太巧了，太是戲了。他的見解有道理，然而這才是第三幕，我們不免要和聖佩甫一樣有些不很瞭然。 就表面看，第三幕的開庭應當是全劇的高潮，母子重逢，一家團敘，由於老寡婦變成了母親，費嘉樂的婚姻的障礙也解除了，伯爵唯一的官面文章也做了，法律的靠山由於事情的突變也崩潰了。戲到這裡的確是應當完了。然而劇作者硬要再添兩幕。為什麼?最後兩幕的根據是什麼? 我們必須往深里追究一步。因為我們明白，停在形式的浮面，形式永遠不會幫我們接近它的內涵，那真正重要的精神的意義。伯爵曾經許下他的聽差放棄貴族不合理的特權，信義所在，他不能翻悔。然而這是一個沒有靈魂的花花公子，為了滿足他的欲望，同時又要保持他的既得的聲望，父母傳下來的姓名身世和地位，一句話，上流人的架子，於是他有兩條小路好走: 一條是買動丫環的心，走暗路，人不知鬼不覺，達到他的玩弄少女的目的; 一條是明路，貴族世襲的承審權，拿法律來打擊不隨所欲的男女。法律，那為貴族服務的公道，那似公實私的鐵面無情，成了戲劇進行唯一可用的恐嚇，伯爵就時時往這最後一計上想。他可以放棄法律，假如能夠瞞著費嘉樂，騙到丫環的初夜權; 但是騙不到手，惱羞成怒，他拉下臉來拿顏色給人看，他還有法律。法律是他的武器，正也是費嘉樂的弱點: 誰叫他從前瞎搞，欠債不還! 然而法律在最後也沒有用，為了加深我們的認識，劇作人借重技巧，來了一個人人認為牽強的母子重逢，把武器從貴族的掌心奪去。沒有武器的貴族，假如給他一個偷情背信的機會，他是要這個機會還是不要這個機會?伯爵遇到真正的試驗了。費嘉樂沒有把柄給他的時候，他如若因為丫環的挑逗 (其實是伯爵夫人的計策) 真正迎了上去，讓我們往正確里明白，貴族本身的弱點完全呈露了，因為這時候，他再傷害他的聽差，便是平等的人和人的問題，費喜樂的忿怒就有了理由: 因為你是大老爺，你就自以為是大天才! ……門第、財產、身份、地位，一切讓你傲氣聲沖天! 你幹了點子什麼享到這多好處?你費的力氣就是投胎而已，此外什麼力氣也沒有費過…… 可是費嘉樂浪蕩江湖，無所不能，無所不知，有才有學，結局不過一個貴人的聽差，這個貴人要割他的靴子，他連一個妻子都保護不了。天下還有比這不公道的事?所以前三幕是法律和人的對立，劇作家以喜劇特許的牽強的技巧拆了這個對立的台，然後搭了一個人和人對立的台，把事情搞個分明。等到一切變成人與人的比拼和鬥爭的時候，大家明白，革命到了，社會一定要換一個樣子，於是不到五六年，我們看到法國大革命。 三月廿二日 (載1947年3月26日《文匯報·筆會》第205期) * * * [1] 本文署名「劉西渭」。——編者 [2] 此10個字由於印刷不清，無法辨識。——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