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英雄譜 · 傑斐遜總統

不自由，毋寧死；不獨立，永遠沒有生存的權利。我對於中外古今為人類的自由，為國家民族的自由獨立而奮鬥的志士，備致最崇高的敬禮。這種人有的用長戟短匕，有的用唇槍舌劍，有的從事實際活動，有的著書立說；他們所採取的步驟雖不同，但他們的目標卻一樣。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仁者的用心，恐怕大抵都是這樣。 美國第三任總統傑斐遜，是美國的開國元勛之一。他生長於新大陸的自由天地，崇尚人類天賦的自然的權利。他主張人類生下來是平等的，大家機會均等，共同享受生命、自由、快樂的權利。假如政府要摧殘人民的自由，使他們的生命財產都受威脅，那麼他們有權推翻這政府，成立另一個新政府。換句話說，政府為人民而生存，不是人民為政府而生存！政府的責任是為人民服務，不是奴役人民。這種論調，現在看來很平常，但在165年前卻是駭人聽聞的理論呢。 一 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於1743年4月13日，生長於美國弗吉尼亞（Virginia）。弗吉尼亞州算是英國在北美的殖民地，在和煦的太陽光的照射下，菸草棉花等農產品都很發達。這兒通行使用奴隸的地主領有土地制度，和美國發生密切的關係。他的父親是個測量官，擁有四千畝地及其他產業，母親更是當地的望族。那時整個美洲還在拓殖時代，地曠人稀，平均每方英里僅有七人，少數白種的地主們互通婚姻，精誠團結，造成無比崇高的社會地位。 傑斐遜年輕時，喜歡過著戶外的生活，整天狩獵騎射，樂此不疲。他欣賞恬淡自然的景物，他酷愛海闊天空的環境。他認為許多人擠在小小的城市，是歐洲各國之所以貧困的主要原因。他這種觀點，可以說是長期的農村生活養成的。 十四歲那年（1757年），父親突然去世，家裡有母親，六個姊妹，一個幼弟。他一面要負起管家的責任，一面要到十二里外的摩萊牧師處去求學。摩萊牧師的家裡有個書房，這給他開跟界不淺，尤其是在牧師的鼓勵下，他養成對科學的好奇心，這種高尚的興趣，他一生消受不了。 十七歲進威廉瑪麗大學，拜斯摩爾（W. Small）為師。斯摩爾是蘇格蘭人，精通數學及各部門的科學。這位老師博聞強記，嫻於辭令，課餘之暇，時常跟傑斐遜在一起。由老師的介紹，他認識當地的一位著名的律師威斯（G. Wythe）及副總督福基（Fauqueer）。這四個人會面時，侃侃而談，議論風生。他接受長輩的嘉言懿行，而沒有染上菸酒嫖賭等惡習；基礎既然鞏固，再加上自己的不斷努力，將來當然成為大人物。 在學問上，他的興趣是多方面的。他精通希臘文和拉丁文，他了解數學和哲學，他對於地理學、動物學、植物學，兼具理論的造詣及實地的經驗。至於外國文，他能夠閱讀法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的書籍。他喜歡藏書，更愛好讀書。說來很奇怪，他平生所研究的書籍，只限於哲學、史學、政治、法律等部門，但是小說他卻很少過目。 就他個人的地位而論，他最好是研究法律。那時美國不斷地往西拓殖，財產問題的糾紛正是層出不窮，而且非常複雜。他跟威斯學習，威斯才學出眾，見識高超，早已成為全國著名的律師。自他跟威斯學習後，他才領略美國憲法的基本原理，及大陸各國專家關於國際法的權威著作。二十四歲（1767年）開始做律師，以後三四年間，他十分活躍，到了他忙不過來的時候，他這才把律師的業務讓給他的表弟去干。 古人三十而立，「而立」這兩個字很有意思，它一面說明一個人到了三十左右，他的學問已經有相當基礎，一面說明那時是成家立業的時期。1772年的新年，傑斐遜跟斯克爾吞女士（M. W. Skelton）結婚，她是英籍的殷實的律師的女兒，十九歲守了寡，已經守了四年。自他們結婚後，家庭的舒適的生活，使他樂不思蜀，再也不想有什麼活動了。 但是時代對人們的要求是很迫切的。當殖民地的富源越來越充實，力量越來越龐大的時候，尾大不掉，它非與宗主國脫離關係不可。那時國會是英國政治最大的權威。國會的政策是要有利於整個帝國，這種政策在英國比較在美國更易被接受。最使美國人大惑不解的，就是英國人把北美殖民地當做垃圾桶，許多不稱職的人都往殖民地送；而且個個要竊據要津，美國人的飯碗大受威脅，他們當然不願意。 直至1756年，殖民地的離心力受一種事實的限制，這是說，各殖民地在國防上要依賴宗主國。但是，自英法衝突後，北美洲的局面有很大的變動。到了1763年的巴黎和會開幕時，法屬加拿大和布雷頓角島割讓給英國，西班牙屬的佛羅里達也割讓給英國。為補償損失起見，西班牙從法國手中搶到密西西比河附近不少土地。這麼一來，法國在北美的力量幾乎等於零。 英法的戰爭使英國的人民憑空增加了不少負擔，而這種負擔都落在國內納稅人的身上。此外，印第安人的一再暴動，勢必使英國要在北美洲維持一支大軍，而龐大的常備軍的費用實在使英國不感興趣。那時北美的現金缺乏，從英國輸入北美的貨物一概無法付現。從現實的眼光看來，北美對英國的確沒有多大用處。 北美有少數激烈分子，他們不但反對英國的官員，而且反對英國的商業政策。根據這政策，舉凡菸草、砂糖、棉花等商品，不准運銷英國，只許英國商人獨發這一筆財。英國這辦法迫得美國商人必須從事走私而蹈入法網。因此，一般人民開始對英國表示不滿的情緒。他們主張禁止輸入英國的產品，以便鼓勵殖民地的工業，因而使殖民地的經濟不必依賴英國。殖民地越為自己的「權利」設想，他們越得不到英國的同情。 1769年，弗吉尼亞州參議會開幕時，傑斐遜曾參加。這次會議對他本人及弗吉尼亞州都有重要的影響。他被選為演講詞的撰述者。在當地的文壇上他已經有些名氣，所以他對於這門工作自然很勝任；可惜因種種關係，他費了很大工夫所寫出的演講詞並沒有被委員會採用。但是英國國會和殖民地的衝突越來越深，除政治上殖民地須要多派代表，經濟上不想財源外溢外，他們和英國間根本有裂痕。 1773年，傑斐遜又參加州參議會，他和過激分子混在一起。大家主張遴選一個通訊及調查的常務委員會，他也算是十一名委員之一。那時北美殖民地的一般形勢頗暗淡，英國政府為努力實施茶稅及幫忙東印度公司渡過經濟的難關起見，通過一條法案，把轉運美國的茶的全部稅收匯給該公司，同時還讓它直接買賣。美國商人蒙受損失，於是他們和私梟及愛國分子聯合起來，抵制印度茶的輸入，領導者為波士頓。「波士頓茶黨」的行動，各埠商人相繼效尤，這對於英帝國政府的權威不消說是個大打擊。1774年5月11日，英國國會通過一條法案，即《波士頓埠法案》（Boston Port Act）。當這消息傳到波士頓時，殖民地的人民怒不可遏，而革命運動便這樣開始了。 二 1773年12月，英國商人運輸許多茶葉到波士頓，波士頓人即進襲茶船，把全部茶葉拋到海里去，這一插曲是所謂「波士頓的茶葉事件」。 從「波士頓茶黨」的成立到《獨立宣言》的頒布，這些戲劇性的事件，好像都屬於一個類型，大家認為北美殖民地和英國分離，及新興的美國的產生，可以說是當時的政治環境應有的結果。老實說，美國革命是史無前例。好事者往歷史上去搜尋資料，以便引經據典來支持他們的行動。我們只看美國的第一艘戰船命名「克倫威爾號」，便知這並不是沒有理由。 當時美國的人口為二百五十萬，其中五十萬為黑人。至於弗吉尼亞州，五分之二的人口為黑人。各大城的人口都有限，它們不能鼓起一般人民的政治意識，無法積極合作，為共同的目標努力。因為經濟上依賴英國的貿易來給養，政治上無疑地要受英國的支配。北美之所以單純供給原料予英國，供給糧食予英屬的熱帶殖民地，這是由於北美的人口太少，資本不夠，經濟組織落後。普通美國人對於英國的農工業技術的發展不太關心，姑定政治上北美能夠獨立，但一般缺點仍存在，不能馬上除掉。從某種角度看來，北美如和英國脫離關係，它的經濟上的困難仍是無法減少。但是美國革命的各派領導人物的密切合作，使革命運動能夠迅速成功。一來他們能夠控制得住自己及黨羽，二來他們的政治口號非常漂亮，三來他們得力於華盛頓的軍事天才及法國的幫忙，四來本篇傳記的主人翁曾發揮莫大的力量，尤其是他在政治行動與政治宣傳上有很好的表現。 英國要懲辦波士頓這事件，被美國革命的領袖們拿來當做宣傳的資料，他們說這是根絕美國的自由，而自然的權利是天賦給人類，不可以隨便剝奪的。他們宣布絕食祈禱，他們主張和英國完全脫離商業關係，直至《波士頓埠法案》，徵收苛捐新稅的法案，以及限制美國貿易和阻礙國內製造業的法案完全取消後才甘心。 傑斐遜所起草的《英屬北美殖民地的權利概說》（A 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s of British America）是個十分重要的文件。在這篇論文裡，他把他所研究的心得完全放進去。他探討國王的起源、性質及其權利的範圍；同時也敘述人民有脫離及反叛的權利。他請英王注意殖民地人民的代表；他主張國王不過是人民的長官，被人民選擇出來駕馭政府，同時須受人民的監督。這種開明專制的理論，充其量等於英國自由黨的理論，這是說，國王的權力是有一定的限制。 談到殖民地和母國的關係，傑斐遜有新奇的意見。他認為北美殖民地是由一般愛好自由的英國人設立的，這些愛好自由的英國人跑到北美殖民地去設立新社會，他們的目的在於「促進大眾的快樂」。政府要為大眾謀快樂，這一點他始終堅持著。殖民地用不著盲目服從宗主國，殖民地可以有它自己的作風。換句話說，殖民地和宗主國的關係是契約上的，不是一成不變的。所有自治領的地位是相等的，誰也不能比誰多占一分便宜。 「自由民有權要求他們從自然律所產生的權利」，「國王是人民的忠僕，不是業主」，「公平待遇將使全國人民造成同胞的友愛與和睦」，這幾個警句都是傑斐遜的政治理論的菁華。為著促進英國接受北美的要求起見，他主張成立一個機構，封鎖英國的貿易。他認為對英和議幾乎沒有希望，所以他贊成亨利（P. Henry）的意見，用武力來維護北美的防務。 到了機會成熟的時候，傑斐遜開始直接攻擊喬治三世，說他是殖民地的勁敵。他說：「我們之宣布獨立，既不是被利誘，又不是被威脅；我們所需要的只有意志，在國王的撫育下，我們的意志卻與日俱增。」此外，北美想法找友邦，希望英國的敵人——法國和西班牙——加入它的陣營，而且答應給法國和西班牙以商業上的便利，假如它變成獨立的國家。 《獨立宣言》是傑斐遜起草的，幾經更改斟酌，才告成功，而富蘭克林和亞當斯所提出的意見曾得到傑斐遜的重視。這個宣言簡單明了，內容闡明政治學的原理及其在北美殖民地的應用，縷述當地人民的權利一再被侵犯的經過，最後的結論，就是宣布殖民地和母國脫離政治關係。傑斐遜本來善於辭章，現在又得到當代文豪的商討，言簡意賅，通俗流利，把美國的民意結晶成一篇永久性的文章，流傳千古，成為後來法國大革命中所發表的人權宣言的藍本，在世界革命史上占了一個重要地位。 三 傑斐遜的時代是農業社會的時代。農業社會的人有個特點，即愛護故鄉。傑斐遜沒有出任國家的元首前，曾在故鄉實施種種改革，到了他榮膺兩任總統後，他也樂得衣錦還鄉，過他的寧靜舒適的晚年。因為他的故鄉主要的是農業社會，農業社會裡最重要的法律莫過於土地繼承法，而長子承繼權的被過分重視，弄到許多地產無法瓜分出賣。在這種環境下，少數人在政治上緊握大權，在經濟上田連阡陌。由政治的關係，造成經濟發展的機會；由緊握經濟的實力，增加政治的地位。傑斐遜認為這是畸形的現象，不大健全，所以他反對長子承繼權，把所有土地當做普通的財產，本人死後，土地可以平分給各親屬，免得長子拿得太多用不完，別的人又得不到他們應得的部分。的確，長子承繼權的取消，可以說是給舊社會基礎以極大的打擊。 宗教自由是美國獨立的一個重要工作。在中古時代，信徒和非信徒之爭，舊教和新教之爭，動輒釀成流血的慘劇。那些在政治上失意，在宗教上時常受壓迫，在經濟上沒有出路的人們跑到新大陸，經過長期的奮鬥，才能夠達到政治的獨立；政治既然獨立，宗教當然要自由，信教固好，不信教也沒有關係；信教的人盡可向教會納什一稅，不信教的人大可豁免。到了1779年，傑斐遜提出一條議案，宣稱宗教自由是人類的自然權，禁止人民對於不同的宗派有什麼歧視，同時教會的一切費用須由各教友自動捐助。七年之後，他這議案變成法律了。 要做個獨立的國家，所有人民須有良好的素養。傑斐遜主張厲行全國民眾教育；修改他的母校的校章，取消宗教的偏見，革新所有課程，而公共圖書館的設立更是急不容緩。關於普及，他主張所有男女兒童得受免費的國民教育；關於提高，他主張學校多設獎學金，讓那些聰明勤力的青年一一進大學。這些設施都是為百年大計著想，可惜因經濟的負擔過重，他的同鄉們不敢毅然實施，只好讓其他州郡來領導了。 美國的一般狀況很危險。在獨立戰爭的過程中，普通人對於戰爭並不十分熱心，各州郡只注意各該州郡內的事情，對於其他州郡，宛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不關心，更談不到供給人力和資源了。1776年春占領波士頓，但這次功績給那年年底紐約的陷落抵消了。其他各城的戰爭不是或勝或敗，便是隨勝隨敗。到了1778至1779年之交，華盛頓本人已經打得筋疲力盡，興味索然。國會不能夠從各州府里找到錢，同時自己也沒有辦法籌款，它只能依賴日漸貶值的貨幣了。 當傑斐遜榮膺弗吉尼亞州長的前一月，英軍由海道直迫該州，破壞了不少東西。傑斐遜覺得他所統治的州的財政，像國庫那樣空虛，同時華盛頓堅請傑斐遜把該州所有的資源全部拿出來幫忙中部各州的軍事行動，用不著留給本州用。他要錢沒有錢，要人沒有人，加以交通阻梗，調動困難，他的處境真是窘極了。英軍節節勝利，占領弗吉尼亞州的新都里士滿（Richmond），傑斐遜漏夜遁逃，險些變成英軍的俘虜。雖然英軍占領里士滿的時間不過幾天工夫，但傑斐遜的政敵卻充分利用這機會來攻擊他，毀謗他，迫得他走投無路。他們甚至主張把民政軍政等大權交給一個獨裁者。幸虧軍事形勢馬上好轉，一面得到法國的海軍的援助，一面本國的士兵也英氣勃勃，終於反敗為勝。國會正式為傑斐遜辯護，說他無罪，而且賞識他的服務的精神。 像古代的羅馬人那樣，一遇失意事件，便要回到故鄉，過著田園的生活，傑斐遜也是如此。他寫信給朋友說：「我要退隱家園，樂琴書以解憂，再也不想出山了。」湊巧他的夫人健康欠佳，他整天忙著照顧醫藥。不幸她於1782年9月6日溘然長逝，留下一男兩女。就在他喪妻幽居的時期，他產生了一部巨著《弗吉尼亞州隨筆》（Notes On Virginia）。這是答法國馬博亞（B. de Marbois）所提出的各種問題而寫的東西。內容除充分發揮個人的政治社會的主張外，對於動物學方面也有所闡述。該書成於他尚未赴法之前，這表明他有獨到的見解，並沒有受舊大陸作家的影響。 就個人的本性而論，傑斐遜倒喜歡美國完全放棄海上的貿易，專門從事農業。事實上，這根本辦不到。一般美國人早就和商業發生密切的關係，同時，大家知道商業競爭的結果，遲早會發生戰爭。與其坐以待斃，不如事先準備，尤其是在海戰這方面。但是，傑斐遜認為美國海軍只要有騷擾敵人的能力，便能夠站得住，實在用不著大事擴軍。 太太死後不久，他又參加國會。他細心考慮和約的商定，他起草詳細的報告書，準備採用美元為國幣的單位。他可以參與各重要問題的討論及最後的決定，這在美國變成一個獨立國家的時候是很需要，對於他個人這也是發揮他的才智的好機會。 戰後百廢待舉，傑斐遜個人也忙得要命。他被選為國會裡的三人小組會的主任委員，負責研究美國的外交問題，該會贊成派遣一個代表團到歐洲各國去商量。那時美國駐歐代表已經有兩位：其中一位是富蘭克林，他自美國獨立那一年的冬天，就前往巴黎；另一位是亞當斯，他本來被派遣去商洽外交事務，經常駐在荷蘭的海牙。現在政府決定再派一位，而且需要南方人，於是傑斐遜便被派擔任，這是1784年5月7日的事情。 四 傑斐遜出使法國的幾年間，是他一生最快樂的時期。他剛抵巴黎的一年，他儘量避免出風頭，凡事讓他的前任公使富蘭克林來露面。有人問他：「傑斐遜先生，你是來替代富蘭克林博士麼？」他答道：「我哪裡能夠替代他，我不過是他的後任罷了。」平居沉默寡言，對於不大相熟的人，他很少高談闊論。他認識了法國重農學派的大師托各特的學生，同時，由於拉斐德的介紹，結交一些反政府的人士。法國的愛好自由的知識分子都傾向於美國，而盧梭的信徒們更覺得美國是理想社會的榜樣，希望法國能夠依樣畫葫蘆地把這種理想的社會搬過來。 傑斐遜本人認為使法的幾年間，是他觀察學習的階段，而不是積極工作的時期。1787年，他到法國南部及義大利旅行四個月，第二年又到荷蘭和德國去考察。足跡所至，他很仔細地把農業的狀況記錄下來，以便美國人參考。他曾說：因為美國的一般民眾關心農業，他希望在這承平的時期，想法幫忙他們，使他們的產品能夠適應國際的市場。 在經濟上，美國仍未可樂觀。它希望它的最大的買賣的主顧——英國——能夠修改重商主義的理論，給她以一些便利，結果這種希望落了空。美國人的船隻不得駛入英屬西印度群島，美國的大宗糧食不得輸入口，姑定它是用英國的船隻來裝載。美國的商人急急要找些穩定的商埠來做生意，幾經商洽，美國終與法國、荷蘭、瑞典等國簽訂了條約。這種多方面發展的貿易政策，對於新興的美國是很有利。傑斐遜認為良好的商業關係會加強政治關係。他希望美國和法國的貿易天天增加，以便早日償清美國對法國的債務。 在巴黎時期，傑斐遜和拉斐德的過從很密，因此，他認識一些不滿現狀的法國革命家。他知道法國雖很羨慕美國的政制，但他覺得法國並不能夠馬上採用美國的政制。為什麼呢？因為民主政治不是單純一個憲法的公式：它是生活的一種方式，而這種方式法國人需要長期間才能夠學到。他教法國人最好以英國為模範，實行君主立憲，用不著完全模仿美國。 由於地位關係，他不能接受法國國會的邀請去參加制定憲法的會議，但他願意把自己的屋子借給法國人去討論否決權這個困難的問題。到了法國革命爆發那一年，即1789年10月初，他便帶著女兒回國。起初他以為這僅是短期的告假，誰料此去便不再回來。以後他雖然沒有機會重訪法國，但他對法國的印象仍舊是那麼深刻。 五 1789年4月30日，美國的新憲法通過，華盛頓被選為第一任總統。國會成立了三個部門：即國務院（包括內政與外交）、軍政部、財政部。漢密爾頓（A. Hamilton）任財政部長，諾克斯（H. Knox）任軍政部長，至於國務卿一職，這需要老成練達的大政治家來擔任。那時富蘭克林已經衰老不堪，難任艱巨，亞當斯無可奈何地擔任一個清閒的差事，即副總統，所以傑斐遜的出任國務卿可以說是必然的趨勢。起初他還是躊躇不決，但是到了1790年2月中，他終於接受了。 在華盛頓的全部閣員中，傑斐遜的年紀較大。他四十七歲，身材修長，臉龐紅潤。紅色的頭髮已經有一部分變成灰色了。他的外表是實而不華，見人冷若冰霜，不大相熟的人誰也想不到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國務卿。但是，人不可以貌相，在他的任期內，美國得與各國建立友好的邦交，同時他個人也在美國的政治舞台上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傑斐遜和漢密爾頓兩人，無論在氣質上或政治信仰上，是截然相反。關於財政政策，兩人固然時常鬧意見；關於外交政策，兩人更是積不相能。前者同情法國，後者擁護英國。由於政見的不同，他們逐漸分成兩派：即民主黨和聯邦主義者。漢密爾頓信賴日漸繁榮滋長的政府，傑斐遜卻相信殖民地的生活。但是，我們不要誤會，以為華盛頓之所以兼收漢密爾頓和傑斐遜為閣員，為的是要造成兩黨的均勢。事實上，傑斐遜本人曾宣稱，他絕對不是個黨人。 傑斐遜最感覺困難的問題，就是美國對法國所採取的中立政策，因為美法之間現有條約的束縛，同時美國曾受過法國的實惠，不參與歐洲的政治，這是他的一貫的主張，這種主張後來又經門羅總統的闡明，造成「美國人治美國」的「門羅主義」。他本人最討厭戰爭，而和平才是他的政治主張的基礎。雖然他對法國很同情，但他像華盛頓一樣，對於歐洲的事情老是抱著超然的中立的態度。 但是法國問題在美國的政黨上還有另一影響。傑斐遜不把法國的政變當做共和國的一個弱點，而把它看做常備軍的危險；他不以為各國的聯合派兵進攻法國是列強的鬥爭，他只以為這是各種政體的政府的鬥爭。雖然革命所生的成果不符他的希望，但他們相信法國的政府改良的成功，將使歐洲來個普遍的改革，同時使一般人民有了新生命。 因為傑斐遜在外國的時間較長，他的腦子裡裝滿民主政治的思想，所以他看見一般美國人對於法國革命不感興趣，這已經相當驚奇，還有一些人的儘量頌揚英國，這更使他痛心疾首。記得有一次某地方發生暴動時，他發表下列的意見說：「時常有小規模的暴動倒是很好的事情……遵守這個道理的人將使正直的共和黨的州長在處罰暴亂分子時比較寬大，免得他們過分失望。這是健全的政府所需要的藥品。」他又說：「二十年裡頭沒有暴亂，這事情做不到。……一百年間損失了幾個人，這又算什麼一回事？自由的樹應該隨時用愛國志士及暴君的血液來灌溉。這才是自然的肥料。」寥寥數語，可見他的思想是相當開明，至少他不願意政府實施嚴刑峻法，把每個人迫上梁山。 由於他的意見與漢密爾頓的意見距離越遠，他覺得這樣下去，將使華盛頓總統不大信任他。與其忠而見謗，信而見疑，不如乾乾脆脆地退休，再過著田園的生活。主意一定，他再三向華盛頓提出辭呈，到了1793年年底，他終於獲准。 第二年一月中，他安抵故鄉。現在他雖然是五十歲的人，但因長期間的案牘勞形，精神略感不濟。他決定長期休養，不問世事，連當地的報紙也不想訂閱了。他最怕出風頭，更不願他的大名時常在報紙上露面。他覺得在報紙上受人指滴一次，這比較被捧一百次也不能夠抵償。「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後。」此中三昧，只有他能夠領略一二。 六 當1800年選舉總統的時候，民主黨慘遭失敗，共和黨的兩位候選人——傑斐遜與貝爾（A. Burr）得到同等的票數，然後由下議院決定一個做總統，另一個做副總統。漢密爾頓利用他的權力，擁護傑斐遜為總統。因為眼光遠大，言論公正，他甚得國人的愛戴。到了1804年再選舉總統的時候，他又被人連選連任。 傑斐遜的私生活非常簡樸，他的用人行政也採取務實去華，政簡刑清的方法。他的前二任總統受英國的影響，喜歡排場，他卻盡力避免排場。他就職典禮時所穿的衣服是用很樸素的布製成的。他不用高車駟馬，浩浩蕩蕩，轟轟烈烈地開到國府，他只是安步當車，慢慢地步行到國府，周圍沒有護兵，更沒有保鏢，只有一群熱烈歡迎的群眾。國會開幕時，他並沒有公開演講，相反的，他只派人替他去宣讀一篇書面的演講辭。他認為總統與各州州長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用不著擺什麼架子。他的生日是靜悄悄地渡過，從來不開大規模的跳舞會。他廢除每周的晚會。甚至「大人」「閣下」等稱呼也完全廢掉。當閣員開會的時候，大家都站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不論內政或外交，有頭銜或沒有頭銜。在社交上，他根本不把外交的等級放在跟內。有一次，有個外國的公使華裝盛服披冠帶劍來朝見，他卻毫不在乎地穿著便衣，拖一雙套鞋去招待他。這種作風，一面是由於他的天性，一面是故意這麼幹，其目的是使政府和輿論都要受共和黨的影響。他所結交的朋友和任用的人才，以志慮忠純，學識高超為標準。諂媚和驕傲這種事情，他根本不知道。 他第一次任總統時，最大的成就莫過於收買路易斯安那州（Louisiana Purchase）這一件事。接著，他便派遣兩位得力的幹員劉易士和克拉克（Lewis and Clark）從事探險的工作，一直達到太平洋沿岸。路易斯安那州的收買，這和他的一貫的理論有些出入，但這都表現出他的政治手腕。美國可以收買外國的土地，可以讓外國人進美國籍，這事情還是史無前例。他使中央政府的政令推行美國的西部偌大的地域，這比較聯邦主義者所能做的好得多。 他一向主張以強大的美國和衰弱的西班牙為鄰邦。他歷來堅持美國須往西拓展。因為他充分認識路易斯安那州的收買的重要性，所以他告訴他的代表門羅說：「本國的前途全看這次談判的成敗而定。」事實上，在美國的歷史上，沒有一件事情比較這更為重要。簡單說一句，他的偉大處，在於他能夠把殖民地時代拓殖邊境的經驗及創造民主政治的精神配合在一起。 關於印第安人的問題，他的辦法並不一貫。一方面，他對他們表示深刻的真實的人道主義；另一方面，努力毀滅印第安人的契約，這可證明他對於土地是貪多務得，細大不捐。不過他本人對於這事情不想有所辯護，只好留給別人來判斷罷了。 他連任總統兩次，他的建樹不如我們所期望的那麼大，此中關鍵，和他的農業思想不無關係。他主張外交上的孤立政策，反對創辦實力充足的海軍，輕視大城市，反對製造業，不信任工匠階級，充分信賴農民階級，凡此種種，都是明證。他主張公地的廣泛分配，當做個人的獨立及民主政治的基礎。當1776年的時候，他曾發表意見，不許那些已經擁有五十畝土地的人再買公地。小地主階級是國家最寶貴的中堅分子；假如我們說廉價土地是他的政治哲學的主要基礎，這不能說是毫無根據罷。 七 自1809年卸去總統的大任後，他便回到故鄉長住，連附近各州郡也懶得走動了。他的體力雖日見衰弱，但他的精神上的活動並沒有鬆懈。他與一般朋友經常通信，舊友之外，益以新交；本國同胞外，加上外國的知音；可惜這些年頭，經濟相當困難，這是他所屬的階級應有的現象，毫不足怪。他整天忙著研究，一遇法國有新著出版，他總要把它買來譯讀；同時，他還寫信跟朋友討論現代史及哲學的問題。此外，他給孫子們教導數學和法律，雖然他所悉心研究的，還是宗教和倫理學的大問題。 那時美國的國運不算太順利。在麥迪孫總統的任期內，美國想用經濟的壓力來干涉歐洲交戰國這事情似乎是徒勞無功，而「強制服役」和中立的商業等問題還沒有解決，正在繁榮滋長的西部的各州對於加拿大上游的肥沃的土地頗露凱覦的心理。1812年，那些向西拓殖的人強迫政府和英國打仗。這次戰爭及其所牽連的軍事經濟等問題，又重新煽起新英格蘭的聯邦主義者的死灰，竟至京城華盛頓被人燒掉，總統迫得漏夜遁逃。 1816年，門羅繼任為總統，他是弗吉尼亞這系統里最後的一個人物。他這個人的本領有限，但他即總統的高位時卻是適逢其會。和平的消息使全國都在共和黨的旗幟的領導下團結起來，聯邦主義匿跡銷聲，而門羅總統任職的期間博得一個「好感的時代」的令名。 老實說，1820年時代的美國，和華盛頓時代截然不同。國力逐漸往西拓展，新的州郡一再附益，1812年有路易斯安那州，1816年有印第安那州，1817年有密西西比州，1818年有伊里諾伊州，1819年有阿拉巴馬州，1821年有密蘇里州。每個新州的加入，都有相當意義。不但聯邦主義者的新英格蘭在議會裡失掉他們說話的分量，連弗吉尼亞州擁護各州權利的共和黨人也不如人家了。 他平生酷愛單純的民主政治，反對獨裁。這種信念，老而彌堅。1816年，他寫封信給朋友說： 要達到良好的安全的政府的方法，就是不要把一切事情付託一兩個人；而須把它分給大家，讓每個人能夠各盡所能；中央政府只管國防，及對外對內的關係；各州政府只管民政、法律、警政及該州的一般行政；各郡只管各該郡的事務，各鎮只注意各該鎮的利益。從中央政府以至它所隸屬的各機關一再分工，直至每個人只管各自的農場和事務；讓每個人親自監督，什麼事情都辦理得恰如人意了。 分工合作，各盡所能，萬事都輕而易舉。不然，連芝麻大的事情都要由華盛頓來發布指示，這不但是隔靴搔癢，徒勞無功，而且使大家都缺乏責任感。 自他參政以來，他一直緊握國家大權，現在雖然退休，但他對外交上的大方針，仍值得政府大員頻頻垂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怎樣處置中美和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問題，因為這些殖民地自西班牙被拿破崙打敗後便叛變，而神聖聯盟各國又想征服它們。1812年的戰爭，使美國集中注意力於北美；至於南美的貿易只好由英國包辦。假如有一天法國和西班牙聯合起來彈壓南美的叛亂，那麼美國須和英國合作來對付這問題。 一般說來，站在元老地位的傑斐遜，他的興趣主要的是在教育而不在政治。多年來他夢想要創辦一間大學——即弗吉尼亞大學——的願望，現在可以達到了。他選定校址，計劃建築物，敦促立法機關多撥款，安排課程表，聘請教授。他的歐洲的老友受託去物色人才，因為當時比較勝任的人才，美國仍不易請到。在他第一批所聘請的七名教授中，僅有一位是美國人。該校課程的一個特色，就是不受任何宗教的干涉，所有功課得由學生自由選修。除提高研究工作外，他對於普及教育這事情也不遺餘力。他真正可以說是美國政治史教育史上的一個大功臣。 到了老年，他的經濟很困難。他卸任總統時，欠了二萬元債務，然後把他的藏書一萬三千本賣給國會圖書館，換回二萬三千多塊錢。不過這筆錢一到手很快便花完。他的別墅賓客如雲，有的客人到那邊盤桓幾星期或幾個月而捨不得回去。為避免塵囂，他一另外再起一間小別墅，作自己的退休之所。他面臨破產的危險，結果由國人捐贈一萬六千元，使他的生活過得較舒服。 1826年7月4日，即美國的第五十個的開國紀念日，他和老友亞當斯同時棄世。他死前曾給自己立個墓志銘：說自己是《獨立宣言》的作者，弗吉尼亞州的宗教自由的擁護者，弗吉尼亞大學的創辦者」。酷愛自由，崇尚教育，一語沒有涉及大總統、國務卿，或州長的世俗的名譽，他真是一個不平凡的人。 八 總觀他的一生，他不是個理論家，而是個實行家。實行家隨機應變，機警有餘，素養不足。因此，在美國政界辯論的時候，無論贊成者或反對者都可以引用他的言論來做護符。他曾說過：「我不喜歡閱讀單純抽象的，不能直接實施於應用科學的東西。」到了老年，他徹底反對一切玄學。他認為生命的要務在於物質，物質能給我們以切實的效果。假如我們能夠駕馭物質，我們才能夠有斧、犁、輪船，以及其他有實用的知識；但是從玄學裡我們得不到一個有用的效果。他注意行動，不問教條，難怪他出使法國時，他在歐洲各國所考察的，十九是有關於農業及其他應用科學。 他主張政府須受統制，人民須認識自己的利益，這種論調是美國的政治生活的要義。歐洲人喜歡政府統制，美國人酷愛個人自由，因為出發點不同，所以美國的自由競爭的個人主義特別發達。但是，就他本人而論，他有時贊成個人自由，說什麼「好政府就是少干涉人民的行動」；有時擁護政府統制，說什麼「政府的權力須限制個人的活動」。諸如此類的矛盾的例子多得數不完。這並不是他投機，而是他個人任事的時間太久，環境一再變遷，在某時期某場合下，他必須那樣說；在另一時期另一場合下，他又不能不這樣說。 「在上帝的祭壇前，我發誓永遠反對人類思想受了任何限制。」這是他個人的思想最成熟的時代所發出的呼聲；這種呼聲是全世界民主人士的共同的心聲。他的骨骸早已化成灰，但他的崇尚自由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們紀念。 1951年10月17日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