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英雄譜 · 克倫威爾

連士升 《西方英雄譜》
一 專制時代的國王,他的權威簡直是神聖不可侵犯。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充分證明國王是操著生殺予奪的大權。平民好像待罪的羔羊一樣,可以隨時由他任意宰割。 但是,時移勢易,到了人民已經覺悟國王的權威並不是沒有限制,甚至可以全盤被推翻的時候,這個紙老虎便被戳穿了。1628年,英國國會給國王查理一世呈遞歷史上著名的「人權請願書」(Petition of Right),正式告訴他說,國王的權威是有限度的,他不能繁征暴斂,更不能非法監禁人民。查理一怒,立即解散國會;可是幾年後,為著籌款困難,他又不能不召集國會。國王和國會的鬥爭越來越尖銳化,前者得力於貴族的支持,後者深受倫敦富商的擁護。在連年的鬥爭中,英國卻出了一個大人物克倫威爾。他長於組織,明於賞罰,而且有宗教的熱誠。他所組織的新軍——鐵衛軍——充滿著清教徒的意味。以清教徒抵抗天主教徒,以國會抵抗國王,他本人就是這中心人物。欲擒故縱,虛與委蛇,終於在國會組織法庭,實行公審,把查理一世送上斷頭台。這種非常的行動,正是開歐洲各國革命的先河。 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於1599年4月25日生於英國的罕廷頓城。他本來要做個釀酒家,但他的主要職業無疑地是個紳士式的農民。他少時在故鄉受教育。他的老師俾爾士深信上帝會直接責罰惡人,這種思想一直支配他的一生。十七歲進劍橋大學,在那兒他多少受了清教徒的影響。他對於書本雖不大注意,但他洞悉人情世故,這對於他後來的事業有很大的幫助。第二年,他的父母棄養,他迫得回到老家去照顧老母及五個姐妹。二十一歲結了婚,他的夫人是個商人的女兒。他生了四男一女,夫妻二人,過著相當和諧的生活。簡單說一句,二十九歲以前的克倫威爾,他所經過的大事不過寥寥數筆,值不得大書特書。他的政治活動,須從二十九歲那年被選為罕廷頓城的國會議員算起。此後,他的交遊廣,熟人多,無論宗教政治上的重要辯論,總有他的份兒。 不久之後,他把罕廷頓附近的土地完全賣掉,自己搬到聖埃夫斯去干牧畜的生涯。三十七歲那年,他繼承母舅的地產,同時給伊利的大教堂收什一稅。這幾個地方和劍橋的距離不遠,他經常為私事和公事來來往往,交遊越多,個人的地位也越鞏固,這一點從他被劍橋大學選出為議員這事情,得到具體的證明。 他為人質樸無華,經常穿著鄉下的裁縫所制的衣服;他的帽子連帽帶也沒有。他的身材碩大,他的利劍緊掛於他的腰際,他的臉龐時常漲得通紅,聲音尖銳,言論激烈,雖然他算不得是什麼演講家,但他從開頭進國會起,已經十分活躍。老實說,他對於宗教的自由的熱心,比較他對於一般人民的自由更為關心。他曾公開宣布,假如他的主張不能實施,他將把他所有的財產拍賣,遠離故國。 當1642年1月,查理離開倫敦,皇后離開英國,而荷森(Hotham)總督不准國王跑進赫爾(Hull)的時候,內戰似乎開始了。國會所提出的十九點意見,正是新憲法的大綱,這事情查理很勉強承認。到了他公開宣布拒絕的時候,國會便成立了一個安全委員會,決定招募一萬名新兵,同時厄色克斯(Essex)被委為將軍。一面有人要幫忙國王,另一面有人要實行國會的法案,統制受訓的軍隊。克倫威爾知道時不可失,他趕緊控制劍橋及其資源,擁護國會,反對國王。這種堅定的立場,他始終如一地維持著。 二 1642年8月底,查理在諾定昂招兵,克倫威爾在罕廷頓買馬,同時,雙方想運用法律的名義來控制國家現有的軍隊。本來國會是立法機關,而非執行機關,但它以平定愛爾蘭的暴動為口實,特定一種軍法,讓各郡有一個新太守,並且委派軍官來訓練它們所招募的士兵。 查理以拒絕簽字來阻擋這辦法,除非他可以保留委派軍官的否決權。在這期間,皇后借名護送公主到荷蘭,其實是花錢到荷蘭去招募大軍,並且希望得到丹麥國王的幫助。查理要藉助外力,國會最怕他利用外力,因為那時雙方勢均力敵,只要外力稍增,整個形勢會改觀。 當查理沒有即位前,英國已經有徵兵制度,凡是十六歲以上的人,須執干戈以衛社稷。每個郡選出若干名壯丁,稍加訓練,一遇戰爭爆發,他們可以變成新軍的核心人物。說來很好笑,每個夏天他們集中「訓練」時,一個月只練習一次,其餘時間都是花天酒地,在旅館酒吧里大吃大喝。他們所學到的本來不算多,到了第二次再練習時,早已忘記得一乾二淨了。事實上,這些既不熱心又缺乏訓練的民軍,可以說是毫無用處。凡是立志從軍的人,須雇用「傭兵」,前往荷蘭、瑞典、法國或丹麥去受訓練。 劍橋大學本來是清教徒的搖籃,現在到了緊急關頭,它也像牛津大學那樣擁護皇室。各學院的監督紛紛起來反對國會。克倫威爾離開劍橋,回到故鄉罕廷頓去招募騎兵。就在罕廷頓的市場裡,他要求志願軍為「傳教的自由及國家的法律」而戰。因為他對宗教有特別的熱誠,所以他儘量招募教徒參軍。他們比較普通的士兵更有知識,同時他們對於戰爭的重要性及其後果有深切的了解。認識正確,英勇異常,這種幹部是使他立於不敗之地。 至於查理,他是為王位而戰。假如他不退位,他便變成國會的傀儡,或者用軍力來維持他的政治鬥爭里所損失的地位。雖然在這次的內戰中,查理和克倫威爾的態度稍微不同,前者被動,後者主動,但是全國人民對於內戰卻毫無興趣。查理的軍隊有個王牌,這就是他的侄子盧柏(Rupert),盧柏精於騎射,對於騎兵的戰略洞悉無遺。他利用騎兵來衝鋒,並且號令士卒按兵不動,直到短兵相接時,才是人對人,馬對馬,痛打一場。這種戰略,使他所向無敵。 查理手下僅有一萬名兵,既沒有錢,又缺乏組織,造成孤立無援的形勢。盧柏的到處擄掠,只增加人民對國王的痛恨。國王名存實亡,他的心腹一一變成俘虜。以老弱殘兵,對有知識有目標的新軍,強弱勝負,不待交綏已見分曉。加以克倫威爾機警善變,他利用劍橋來做國會的中心,加緊訓練新軍,即歷史上有名的「鐵衛軍」(Ironsides)。這些人多是農家的優秀子弟,他們受良心的驅使,為宗教和法律的自由而戰,仁人上下,萬眾一心,堅甲利兵,陣容完整。此外,他從戰爭里學到政治,懂得一點權術,這更能夠促進他的成功。 兵貴神速,尤其是需要集中力量,這一點克倫威爾早已有深刻的認識。他曾寫信給駐屯劍橋的專員說:「現在用不著再辯論了,但你須立刻全部出發,召集你所有的軍隊,派他們到罕廷頓去,利用你所能找到的志願軍,策馬加鞭,趕緊把這些信件送到薩福克、諾福克、埃賽克斯等郡。時不可失,越快越妙。我們的步兵都離開斯坦福特了;除我們的實力可觀的馬隊外,沒有什麼可以阻止敵人。你應該很活潑地行動,不得分散精力,不要忽略手段。」 兵貴精不貴多,少數忠實的兵比較多數蝦兵蟹將更為有用。假如你選擇非常忠實的人來做馬隊的隊長,其他忠實的人將望風景從。假如你能夠挫折敵人的先頭部隊,那麼你的大名廣播,軍威大振,這對於你的行動很有利。 查理的軍力本來集中於西部,這時都退到牛津。皇后住在牟頓學院,查理本人卻住在基督教堂學院。事實上,這個學院早已變成縮小的皇宮。全靈學院暫充兵工廠,新學院權作鑄幣廠,奧利爾學院為集會的所在。甚至牛津的天文台和音樂院也改為縫衣室,專門製造制服給軍隊穿。 自蘇格蘭的兵加入,戰局稍微變動後,牛津也不可久居了。那時皇后已經懷孕,牛津不是個安全的地區,可以讓她長久住下去。查理決定皇后應該往西遷移,搬到比較安全的地方去。誰料這次生離,竟成死別。她是筋疲力盡,勇氣完全消失。臨走前,她對國王說:「假如我死,你須相信你是失掉一個永遠愛護你的人,同時,由於我的鐘愛,你應該永遠不要忘記我。」 查理和克倫威爾的騎兵的數目相等,各得七千,但前者的步兵亂拼雜湊,僅得一萬八千名,而後者的步兵卻達二萬七千名。在打仗的前夕,克倫威爾突然失蹤,經過多人的尋找,才發現他隱匿於塔頂的舊房間,雙腳跪下來禱告上帝,前面擺了一本聖經。這充分證明他對於宗教的虔誠。到了傍晚時分,雙方正式接觸,起初克倫威爾的第一防線被衝破,第二防線也動彈不得,而他本人的脖子也給流彈掛了彩;但他不惜任何犧牲,堅決前進,積極反攻,終於反敗為勝,把皇軍打退到約克郡。到了九時,皇軍一敗塗地,主將盧柏便給克倫威爾以一個綽號,說他的軍隊是「鐵衛軍」。 三 克倫威爾個人雖勝利,但他的步兵還是差得很,有的被皇軍打敗,有的毫無活動。他在南方各郡招兵買馬,但他老是籌不到足夠的糧餉來分給軍隊。軍隊不滿,不是開小差,便是起來暴動。老實說,全國人都討厭戰爭,大家希望早日恢復和平。就國會而論,英格蘭人和蘇格蘭人不睦,長老會和獨立黨不和,因此,查理能夠不受騷擾,把軍隊自由自在地退到牛津,而曼徹斯特並沒有想法阻止他們。 克倫威爾問曼徹斯特為什麼這樣客氣。曼徹斯特答道: 假如我們把國王打敗了九十九次,他還是一個國王,而他的後裔還是國王;但是,假如國王打敗了我們,我們將被吊死,而我們的後裔將淪為奴隸。 「天啊」,克倫威爾反駁道:「假如真的如此,為什麼我們當初要起來打仗?你這種話是說明今後要反對打仗。假如這樣,讓我們乾脆進行和談罷,別再這麼卑鄙。」 克倫威爾始終堅持教會的會章須更改,國會須占優勢,著名的保皇黨須受責罰,流放充軍。查理的條件剛好相反。在雙方磋商的過程中,克倫威爾須決定幾種事情。假如厄色克斯與曼徹斯特不能夠打敗國王,那麼他們便算完了。假如國會要依賴他及其「鐵衛軍」才能夠取勝,那麼一個新軍——整個都是鐵衛軍——必須產生。現在他以政治家的地位,堅決創辦新式的模範軍。他先發制人,他轉移國會的視聽,要大家趕緊注意到前途。他說話漂亮,處處為別人著想,不是為自己打算。這種至大至剛的光明磊落的行動,最能夠博得大家的同情。他被人捧為偶像。他在國會的地位已經根深蒂固了。 新軍成立,全數達二萬多名,人雄馬壯,指揮靈活,不用兩三回合,查理的步兵給它打得丟盔卸甲,所有軍官盡成俘虜。全部炮兵及八千人的配備都落到克倫威爾的手中。查理雖然不認輸,無奈他的士兵越來越少。他知道克倫威爾的軍隊節節進攻,而自己的抵抗力日漸削弱,這恐怕不易維持得長久。他暫時把罕廷頓做根據地,可是這地方也不安全,於是急急退到牛津。 最使查理傷心的事情,就是他的主將盧柏向克倫威爾投降。他認為在血統上,或者在友誼上,盧柏是最靠得住,誰料他竟這樣膽小,做出那種無恥的勾當——投降。盧柏曾答應他說,布里斯托爾至少可以堅持四個月,現在連四天也守不住,這簡直是奇恥大辱。但是,平心而論,盧柏不該受責罰,因為形勢對他很不利,並不是他的英勇忠貞不如人。 自克倫威爾占據布里斯托爾後,他即刻通知國會說:「這是天意。凡是不承認這種鐵的事實的人,他一定是個無神論者。」另一方面,自布里斯托爾被占領後,查理的部下一一被打敗,可是查理本人不敢正視現實,他還想毫無目的地往北進攻。無論如何,他總要跟蘇格蘭人拼一拼,否則死也不能瞑目。可是形勢比人強,他兵盡糧絕,四面楚歌,終於作蘇格蘭人的階下囚。 四 當1647年四五月間,克倫威爾的新軍頗引人注意。國會打算把他們解散,或者派他們到愛爾蘭去打仗。在理論上,這計劃是再好不過,可是事實上走不通。一來步兵欠餉二十星期,騎兵欠餉四十五星期;二來由戰爭所造成的孤兒寡婦的撫恤金毫無著落。軍隊方面向國會索三十三萬一千鎊,可是他們認為軍隊應該絕對服從,不應作無理的要求,否則以反叛治罪。 士兵相信他們的軍官不能而又不願代表他們的利益,於是十個騎兵隊中有八隊各選兩個代表,號稱煽動隊。他們起草聲明,呈送到軍隊的「大公」及國會。當國會收到煽動隊的呈文的時候,一般議員都是氣得要命,因為信里說,國會之所以把他們派到愛爾蘭,無非想毀滅他們,或把軍隊解散,尤其重要的是,國會這些人新近嘗到政治的權威的滋味,現在想進一步升為專制的暴君。事實上,這些話多少是代表整個軍隊的意見,而此時此地的軍隊是「發號施令,不是服從法律」。針對現實的困難,國會不得不通過一個賠償法,答應即刻清償八星期的餉項。同時,克倫威爾出面要求各軍官向士兵製造空氣,說新的政治權威的樹立,對於大家都有利;否則權威喪失,國家只有混亂一團。 克倫威爾想在各區個別解散軍隊,使他們沒有機會聚集在一起。可是他的左右伊里頓(Ireton)認為這辦法不對。據伊里頓給克倫威爾的信說:軍隊們覺得現在他們的手裡還有槍械,可是他們的功績已經被人忽視了,將來他們完全被繳械之後,他們難免會陷於死無葬身之地。 到了解散軍隊的前夕(5月31日),克倫威爾知道這辦法一實行,不是使軍隊陷於混亂,便是使國會得著殘暴的罪名。他想出一個折中的辦法。他認為國王是權威的源泉,軍隊是力量的象徵。假如讓國王來跟軍隊會面,許多困難的問題不是可以迎刃而解麼?主意一定,他派了一位名叫祖賽(Joyce)的親信,漏夜前往渾姆卑(Holmby)去把查理請來。 一天晚上(6月3日),查理給甬道上的嘈雜的聲音弄醒,他問守衛這是怎麼一回事,守衛告訴他說,軍隊里有一位叫做祖賽的傢伙要求見。祖賽入見查理,很坦白地說,他這次到這兒來,為的是要把國王送到另一個地方。查理經過考慮後,告訴他說,只要他答應不加害,不強迫他做違背良心的事情,同時讓隨身僕役寸步不離,那麼第二天他便可動身。 六月七日,克倫威爾和國王相見,他自稱尊重國王的利益,同時解釋說,軍隊行動的突兀,為的是保護國王。此後幾個月間,克倫威爾儘量想法保證恢復王位。他所提出的條件比較以前所提出的寬裕得多。查理卻堅持他的一套理論,好像他已經打勝仗一樣。他拚命延長時間。他對克倫威爾並不信任。他認為在談判的過程中,克倫威爾一點也沒有為個人著想,這未免太矯揉造作。事實上,當時的保皇黨人一再散發小冊子,造謠中傷,但克倫威爾一點也不介意。他覺得一個人在路上散步的時候,小狗亂叫一場,聰明人當然置之不理,照舊走他的路。話雖這樣說,他時常搬家,為的是怕人暗殺。 查理是個多情的人,雖在離亂之中,念念不忘兒女。到了七月中旬,他要求和他的兒女們見面。他有兩男一女,其中較小的兩位已經有好幾年沒有會晤了。父子相見,眼淚好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樣,涔涔而下。克倫威爾站在旁邊,眼巴巴地看見別人的家庭團圓,不禁也一掬同情之淚。他主張一再清算國會,直至所有國會議員都贊成國王而後止。 克倫威爾的地位逐漸站不住。他四處受攻擊。保皇黨寫小冊子罵他,譏笑他為人不夠嚴肅;反保皇黨的政客們罵他要把自己變成另一個白金漢;擁護國會派罵他反覆無常,口是心非;甚至彼得(Hugh Peters)也說他不想老老實實地做個非常人,而想做朝臣。他理直氣壯地對大家說,目前雖有一部分人對他的行動不大了解,但他相信上帝會明白他是個心地光明,肯為人群服務的人。他繼續要求國會跟查理言歸於好。他認為目前舉行和平談判,對於大家都有好處。但他的同黨楞斯博盧(Rainsborough)卻持相反的論調,弄得二人在國會或軍事委員會裡劇烈辯論。到了10月16日,楞斯博盧大發脾氣,他竟對克倫威爾聲明,假如這樣辯論下去,難免一生一死。過了四天,克倫威爾獨自跑到衛斯敏士特寺,作三個鐘頭的演講,熱烈地擁護國王,免得人家懷疑他與楞斯博盧同黨,而且他正式宣稱,他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加強君主的地位,不是要毀滅它。 十月二十八日,軍事委員會在蒲特尼教堂聚集,克倫威爾擔任主席,大家所討論的是財產問題;楞斯博盧和伊勒頓對於自然權和民權這兩個問題,喋喋不休。「社會平等論者」(Levellers)眼看這種辯論對他們不利,特地建議把這問題向全軍集中點提出討論。他相信自己可以率領大軍來反對克倫威爾,同時還可以博得倫敦二萬市民的支持。克倫威爾應該受控告,國王應該受公審;這還不夠,「社會平等論者」的黨徒們又提出更簡單的計劃,克倫威爾須在床上突遭槍斃,查理須從漢普頓宮廷拉出來梟首示眾。 有一天,克倫威爾給惠萊(Whally)寄一個急就章,內容說外邊謠言,有人要行刺國王,所以他特地請惠萊帶國王出奔。國王聽了這消息,面如土色,他趕緊收拾隨身常用的東西,在狂風暴雨的深宵,跑到南安普頓,希望從該地轉到澤西或法國。但是當他抵達南安普頓的時候,他發現這兒沒有船隻,為的是所有的船隻早已被人封鎖了。查理走投無路,只好駕一葉扁舟,倉皇逃遁到卡里斯布魯克島,蒙該島的長官漢蒙的熱誠招待,加倍小心給他保護,不准外間任何人跑進這個小島,查理這才放心。 五 克倫威爾知道查理很安全之後,他便注意「社會平等論者」。現在的問題並不是怎樣統制國王,而是怎樣控制軍隊。由於國王的逃遁,楞斯博盧更主張國家的權威操在普通士兵的手中,假如他們要求權力。 克倫威爾真夠機警。他趕緊起草章程,給士兵以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在沒有解散以前,軍餉照付,欠餉一一償清,受傷的人得到輔助,寡婦孤兒得到津貼,而且將來不再徵兵。此外,他要求士兵們否認他們與楞斯博盧及其黨羽的關係。 老實說,克倫威爾對於士兵的估計,比楞斯博盧更為正確。他深知普通的士兵只問經濟上有沒有保障,不問政治主張是否有理。他知道他們懂得一些政治口頭禪,所以利用他們的頭腦的簡單,弄一點噱頭,使他們個個上了他的當。他召集了一個軍事大會,參加的都是他的親信。起初費發克斯(Fairfax)對軍隊解釋,假如他們是喜歡他和克倫威爾來領導,他們應該在他早已預備好的文件上簽字。在這當兒,楞斯博盧也跑出來,把他的相反的建議給大家看,但他被人推開,而費發克斯本人也假裝沒有看見。 在場的所有士兵一致簽字,克倫威爾便跑到那些搗亂的阻礙者的面前,叫他們把帽子上的字條拿下來。經過他詳細的解釋後,他們大嚷著自己被軍官們誤引歧途,於是把那些討厭的徽號一一撕掉。克倫威爾趁這機會驅車前往鎮壓那些圖謀反叛的人,他們一見「鐵衛軍」來,方寸大亂,自動把帽子扔掉,準備投降,其中三個大頭目被捕,而運氣最壞那一位即刻被槍決。 叛軍一經平定,克倫威爾無疑地變成軍隊的領袖。他策馬加鞭,跑到倫敦去參加另一大會了。 自國王出奔消息傳播出來後,社會上的謠言層出不窮。有人說他已經跑到蘇格蘭,有人說他跑到愛爾蘭,或法國,甚至有人說他已經死了。這種自相矛盾的消息,發生了不幸的效果。原來皇后致國王的信件,照常寄到舊地址——即漢普頓宮廷——弄得克倫威爾能夠拆她的信;看完之後,再封好寄給國王。從這些信件的字裡行間,他得悉查理和蘇格蘭人很有關係。根據皇后的勸告,國王「不應對奸臣過分屈服」。因此,克倫威爾知道他雖然怎樣擁護國王,國王絕對不會支持他。最使他氣憤不平的,國王不但對他不信任,而且有意捉弄他,這一點從國王與外界的秘密通訊可以看得很明白。現在他決心置國王於死地,再也不肯為他奔走,更不想替他恢復王位了。 查理的反覆無常,口是心非,這馬上發生兩種影響。第一,克倫威爾和楞斯博盧完全決裂了。第二,漢蒙本來很同情國王的遭遇,現在卻變成寸步不離的監視官了。 1648年的元旦,查理在卡里斯布魯克的炮台里受嚴密的監禁,一連被禁了三十六星期。在這期間,他和漢蒙的關係十分微妙。他的頭髮凌亂不堪,差不多有七個月工夫沒有理過發,後來才興高采烈地歡迎一位名叫胡伍的傢伙給他理髮,同時也派他傳遞信件。其實,漢蒙不傻,他恨不得找個口實把國王幹掉。漢蒙所采的步驟是:他把國王所有的侍從革退,然後把僕役的數目減為十六人。另一方面,他派了四名幹部,不分晝夜來輪流監視。但是國王仍想盡方法,預備逃走,不料關防欠慎,泄露秘密。漢蒙除往國王的臥室去搜查外,還想檢查他的口袋;那時國王實在忍無可忍,賞他一個耳光,在混亂中,匆匆把口袋裡所有信件扔在火爐里,一下子把它燒光。 克倫威爾的情報非常靈通,所以他能夠明察秋毫。他偵察國王的同謀者正是淮布雷斯和提塔斯(Firebrace and Titus)兩人,所以即刻把他們辭掉。他知道國家是處於萬分危急的狀態,倫敦的保皇黨蠢蠢欲動。但是,大勢已去,國王沒有朋友,同時不能夠跟外界人士聯絡,他只能夠以看書來消磨他的殘年了。 六 當查理在監禁期間,克倫威爾趁機會到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各地去巡行。起初他倒有意跟國王妥協,後來他深知此路不通,只好訴諸武力。在他做獨立的總司令時期,第一次的鬥爭便打勝仗。他在國民心目中是樹立了最高的權威。他從後台的牽線的地位變成主角的地位了。這種轉變並非出於他的自願,而是環境迫他不得不如此。無論如何,他現在已成為家喻戶曉的大人物了。 1648年的頭幾個星期,他與各階層的代表們舉行會議。他希望一部分國會議員能夠贊同專制;他靜聽貴族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利害得失的辯論;他準備跟共和黨的馬登氏妥協,結果弄巧反拙。他一面為國效忠,一面忙著私事,尤其是需要籌足資金,替兒子跟一位大地主的千金完婚。 倫敦是英國的指揮塔。那時威爾斯開始暴動;蘇格蘭人已經動員,打算把威爾斯親王從荷蘭請回去主持英國的艦隊;肯特郡和厄克色斯郡準備勤王。在這種環境下,克倫威爾又運用外交手段,成立新關係。他跑到國會,勸他們把軍隊撤退;第二天,他和國會多數議員通過一條議案,千萬不要更動「國王、上議院、下議院的基本組織」。這樣,才把最困難的憲法問題解決。 然而國內到處騷動的事情,使他不能緘默下去。在漢密爾頓的領導下,三萬蘇格蘭兵衝過疆界,要求把國王送到倫敦的一個大樓來繼續談判。有些炮台已經被蘇格蘭的保皇黨占領。有一部分艦隊宣稱擁護查理,封鎖多佛城。最後連厄克色斯郡與肯特郡也開始造反了。 當盆布魯克郡(Pembroke)投降的時候,克倫威爾照理應立即馳往援助蘭柏特。可惜士兵們已經疲於奔命,加以欠薪欠餉,配備惡劣,他們實在無心打仗。他寫信給倫敦說:雖然他的疲憊之兵想開到格羅斯忒郡去,但他們的鞋襪必須補充後,才能夠往北方開援。老實說,在開始長征之前,鞋襪的缺乏實在使士兵們失望。因為他們袋裡沒有錢,除搶奪外,絕對找不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可是在克倫威爾的領導下,法令嚴明,要搶也不許可。幸虧他的士兵到了諾定昂郡的時候,鞋襪等配備源源而來,大家秣馬厲兵,兼程並進。等到炮兵來臨,他便在利茲城外與蘭柏特會師。 他領導一批兵,爬山越嶺,距離蘇格蘭的陣營不過3英里。對方的司令官起初不相信有這麼一回事,可是他卻以驚人的戰略來對付他們。他不是從南打到北,把蘇格蘭人趕回去,便算了事,而是從北打到南,使他們無路可走,弄到全部消滅。 由於他對宗教的熱誠,他把所有功勞歸於上帝。他說,因為得到上帝的幫助,他才能夠打倒人民的公敵。那時敵人已被打敗,許多馬匹往北亂竄,輜重損失無數。為徹底消滅敵人計,他希望增加軍力。假如他能夠及時聚集五百匹駿馬,五百名精兵,他不難全盤打破。 無論如何,「這是光榮的日子。上帝幫忙英格蘭實施上天的意旨!」自這次戰爭後,保皇黨的勢力逐漸衰落。克倫威爾不慌不忙地率兵北上,把所有蘇格蘭兵趕出英格蘭的領土。他高興得不斷向上帝謝恩。 七 1649年1月20日,克倫威爾和查理在衛士敏斯特樓相會。威廉·盧發斯(Rufus William)的高樓改為公審庭,它的屋頂是西班牙的胡桃木製成的,從屋頂上飄揚著國王的旗幟。樓內的商人的排攤一一拆掉。幾間酒店的入門處用磚來堵住。靠西的窗口下,排著許多長椅給委員們坐。東西兩邊的圍牆內是給貴族婦人及其他特殊階級的觀眾來參觀。中央蓋了一個小台,台上的審判席前有個深紅的天鵝絨的椅子,正襟危坐的人就是庭長。離庭長面前不遠又有一個深紅的椅子,給待決的囚人坐。四周站滿倫敦的愛看熱鬧的市民,他們爭著來看國王受公審。 穿著紅衣的衛兵們把守著國王,不讓人民跟他接近。國王身穿黑衣,頭戴黑帽,臉上有堅決的表情。的確,他一生做人從來都是優柔寡斷,現在見危授命,勇敢到連口吃的毛病也看不出來了。平常多疑善變,這時候卻頭腦清醒。他宣稱自己願意為人民的自由及教會的權威而犧牲,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在67名委員中,只有8名他認得。他側目斜視,看看周圍到底有什麼熟人。在第三排的人叢中,他看到克倫威爾。 誠如年輕的錫尼氏聽說:「任何法庭不能審判國王,同時,國王也不能到這個法庭來受審。」這一點克倫威爾也覺得很有道理;英國的任何律師不敢臚列國王的罪名,上議院不敢通過有關的法令,雖然國會委派了135名很靠得住的審判官,其中50名卻不願意接受這任務。在軍官中,只有克倫威爾及伊勒頓出場,一般同志都避不出席,除了克倫威爾的一些親信的僚屬外。 老實說,公審國王是克倫威爾出的主意。他既然從一些棄材中組織一個強有力的機構來統治國家,那麼他當然可以再組織一個機構來殺國王。但是,他從前的組織軍隊,是受環境的支配,而這次最高法庭的組織,純粹是他個人的意志的表現。意志一定,他便運用所有合法的手續去達到他的目的。他的力量雖大,但內心不夠鎮靜,這是說,他的神經幾乎興奮得有點失常了。 公審國王是個天大的事情,除軍隊里他的一些幹部外,幾乎沒有一個有名望有地位的人會贊成。他搜索枯腸,想找出法律上的理由來支持自己的主張,免得「偷雞不著,賠了一把米」,國王無罪,自己反而變成罪人了。他先試問同僚說,假如國王要問他憑什麼權威來審判,這問題應該怎樣答覆。其中有一位答道:「我們是替代整個國會及全體善良的人民來公審。」這話似乎有理,但他本人深知在法律上辦不到,在事實上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 真是窮極智生,克倫威爾自經蘇格蘭的委員們的反對後,他不得不重新考驗王權的基礎了。一般說來,不信任國王是個罪大惡極的行為。但是查理有幾個罪名,怎樣也洗不脫。一來他使英國發生兩次內戰,致死亡枕藉;二來他不守信用;三來他藉助外兵來平抑國內的暴亂。總之,克倫威爾是要借用人民的名義,把君主和專制的制度一腳推翻。 查理也不示弱,他當場罵克倫威爾為「暴君、奸臣、劊子手、整個英國的公敵」。克倫威爾聽了,不禁啞然失笑。他說,他是代天行道,冒著天命來懲辦不義的人,不論這個人的政治地位是多麼高。查理也振振有詞地跟克倫威爾劇烈辯論,說王位是世襲的,他無權褫奪王位,而且反問他有什麼權利來公審國王。這時候,法庭庭長起來發言,他說查理是到這兒來受盤問,無權反問。 第一次審訊沒有什麼結果而散。星期日休息一天,星期一重新審訊。雙方針鋒相對,旗鼓相當。查理一再說明國會並非法庭,他要知道為什麼現在卻把國會改為法庭。庭長無話可答,於是惱羞成怒地說道:「不許你多講。」說完,他叫書記宣讀查理的罪狀如下: 斯圖亞特·查理,英格蘭的國王,你被英國的人民的控告,說你曾經犯著通敵及其他大罪,而那些罪狀早已宣讀給你聽了。法庭要你作正式的答覆,不管你承認或否認你的罪名,因為法庭決定,你無論如何總要答覆。 查理還想辯護,但庭長下令獄卒,把他帶到監獄去看管。「唉,國王竟不能自由自在地發揮他的意見。」查理長嘆了一聲,同場的觀眾們也大聲嚷著:「願上帝祝福國王!」有個由補鞋匠出身的委員衝出來,正對著國王的臉上吐了一口痰,並且說道:「用法律來對付奸人!」國王無可奈何地拿著手帕,慢慢地把臉兒擦乾,口中念念有詞地說道:「上帝會審訊你和我。」然後靜悄悄地跟衛兵退場。 他有兩天兩夜沒有睡覺,他知道法庭決定判他死罪,定期行刑。他神色不變,相反的,他仍要求法庭給他以辯論的機會。法庭不許他多說話,而且為尊重法庭的權威起見,須直認不諱。 克倫威爾知道查理多露一次面,同情者的數目將逐漸增加。他從各方面聽到消息,知道有人準備來劫駕。長老會固然贊助國王,蘇格蘭的委員們也發生動搖了。克倫威爾看見風頭不對,於是從公審改為秘密審訊,而且預先在判決他死刑的文告上籤了字。這文告是: 本法庭判定該犯斯圖亞特·查理為暴君、英奸、劊子手及全國善良人民的公敵,理應判決死罪,身首異處。 查理還要發言。庭長說,定讞後不准發言。當衛兵把他帶下去時,他不斷地要求申訴。 1649年1月30日的一個清冷的早晨,連泰晤士河也凍結成冰。查理多穿了一件襯衫,免得天氣太冷,全身發抖到遭人譏笑。最後,他從容不迫地上了斷頭台,劊子手的刀子一晃,什麼都完了。 八 克倫威爾一開始政治活動,他便擁護國會,反對國王,可是自1647年查理被戮後,他的思想行動都發生大變動。他時常跟國會衝突。他和國會的關係相當微妙。這是國會的尊嚴已經建立的時代,它的發展為有權威的團體,在復辟前已經開始。 克倫威爾的權力所寄託的軍隊是國會創辦的;雖然他會召集、改良、以至解散國會,但他的心靈深處覺得凡事只有通過國會,才能夠得到穩健的和平的解決。他之所以不能夠達到這目的,這主要的是由於他本人缺乏最高的政治手腕。但是,要領導一個宗教鬥爭非常劇烈的大會,這本來不是普通人所能為力。他個人對於宗教的「獨立」的觀點。在政治上有相當反響,他的顧問們力勸他自封為王,他本人絕對不贊成,這種作風是值得我們稱道。要做國王,他的行動須越神秘越好;可是他一加入為黨人後,什麼神秘性都失掉了。他需要各部長為他爭取國會的利益,進行國會的談判,而且自己可以鞏固他在國會內的黨羽。 事實上,「保護者」的第一個國會已經奠定基礎,克倫威爾宣稱憲法的基本原則在於合作,政府須由單獨一個人及國會管理;軍隊的統制權應由保護者和國會均分;國會不應有權延長自己的權威的期限。因為國會不願意受限制,不肯給軍隊以充足的配給,所以二十星期之後,國會便告解散。 1655年是個最困難的年頭,保皇黨蓄意造反,這迫得他要把哈利孫少將那些大人物都監禁起來。幸虧克倫威爾的特務組織非常健全,雖然國家處於多事之秋,但他仍能夠把軍隊的數目儘量減少。另一方面,他在全國十二區里組織憲兵隊,每隊由一個少將指揮,以便防微杜漸,把所有陰謀打破。至於那六千名憲兵,他們的糧餉須由保皇黨的紳士的入息里開支。這樣一來,妥協的政策是暫時放棄了。 到了晚年,他的名譽、地位、權力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英國和西班牙間的和平很快可以實現。軍官里的頑固分子逐漸減少,部屬中的急進分子也被肅清,現在軍隊變成職業的軍隊了。雖然財政比較困難,收支還是不能相抵,但是和平一旦實現,不敷的數目將減低。假如他臨死那一年,他能夠多活了幾個月,有機會參加國會的辯論,我們相信他一定能夠減少開支,使民眾的負擔更為平均。一般說來,他的處理財政的辦法是值得我們恭維,可惜他的年紀雖不算太大,但由於辛勤過度,精力衰退,再也不能為社會努力了。 1658年9月3日,他與世長辭,享年五十九歲。後人毀譽參半,蓋棺而論不定。他的時代是人們反抗羅馬教堂致釀成狂熱的宗教鬥爭的時代。教育的權威已經動搖,代之而起的是個人的判斷力。他相信《舊約》和《新約》都是上帝的真言。在他心目中,凡是對於《舊約》或《詩篇》發生疑問的人都算是褻瀆上帝。他相信凡是誠心誠意研究耶穌的言論的人,都能夠通達上帝的真理。假如一個人做事成功,這是全能之主的恩惠。假如他對於眼前問題有什麼疑問,他須誠心禱告,希望得到神的啟示。他相信自己的一言一動都是受神的指示。由於精讀《聖經》,所以《聖經》的詞句時常滑口而出。在別人,這可以說是偽善;在他的立場上,這可以說是真正的信念。他不貪財,也不好色,更沒有亂用暴力。誠如他的傳記家福特斯鳩爵士(Sir John Fortiscue)所說:「我們的軍事訓練是導源於克倫威爾,尤其是他給我們以光榮的傳統,即軍隊所到的地方,秋毫不犯,斷不敢隨便拿人家的東西而不付錢。」 在他執政的期間,他恢復國家的秩序,發展貿易,提倡學術。雖然他曾努力改良民法、刑法,但始終沒有大成就。由一個普通的鄉下紳士,進而為歷史上的大人物之一,這主要的是得力於他的驚人的組織能力及大公無私的精神。 1951年9月15日中秋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