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英雄譜 · 馬基雅維利

成名的人不一定是偉大，偉大的人不見得都成名。世間的事業是由大多數無名英堆用眼淚和血汗來填地基鋪路軌的，那些只顧目的不擇手段的奸雄，他們可以偽裝慈悲的臉孔，利用宗教的外衣來攻城掠地，竊據要津，欺世盜名。他們深知心理，懂得做陰陽臉，人面獸心，口蜜腹劍。他們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道義或信用這種東西，雖然當他們認為環境需要的時候，他們有時也偽裝道貌岸然的樣子。 十五六世紀之間，義大利出了一位大名鼎鼎的政治家兼著作家，這個人可以說是怪傑，而他在政治的影響上，比較中國的縱橫家更進一步。他曾著書立說，而他的崇拜強權、政教合一的理論，正是近代帝國主義者的指南針。 這個人是誰？他就是馬基雅維利。 一 馬基雅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於1469年5月3日生於義大利的佛羅倫薩城。他的父親是個法官，家裡薄置田產，田租的收入已經使一家人過得很舒服，用不著單靠薪水來過活。 他的身材中等，頭部很小，鼻子頗尖，兩目炯炯有光，嘴唇又薄又長，所以他微笑時酷似譏諷的樣子。他年輕時對於拉丁和義大利的古典下過苦功夫，博聞強記，嫻於辭令，雖然他對於希臘的古典並不十分熟悉。他不通希臘的古典固然是個缺陷，另一方面，這倒使他的文筆矯健，見解深刻。他細心研究世故與人情，他運用新興的義大利的簡練生動的文字來寫作，同時他也利用羅馬人的名著來孕育他的想像力。 當時的佛羅倫薩城有兩種絕對相反的生活方式，一邊由熱烈的嚴肅的沙畹拿洛拉（Savonarola）領導，另一邊由愛好鋪張揚厲的羅蘭茲（Lorenzo）帶領。前者對於馬基雅維利的影響很薄弱，後者對於他卻有強烈的斷然的影響；因為在他的著作里，他一再提到羅蘭茲，而他的畢生的大著《君主論》（The Prince），就是貢獻給羅蘭茲的孫子。 他自述年輕的時候整天跟一些喜歡閒蕩的少年在一起玩耍，鬥雞走狗，尋花問柳，服裝穿得很華麗，說話尖酸刻薄，誰最能夠中傷別人的心靈深處，這種人最受人恭維。他雖然和一些惡少年周旋，但他在家時卻拚命用功，增加技能和知識。根底既這麼結實，才氣又那麼洋溢，怪不得他後來在社會上稍露頭角時，便一鳴驚人。 二 當1494年查理八世侵略佛羅倫薩，馬迪西被迫出走的時候，馬基雅維利才正式加入政治舞台。他在恩師亞特烈恩尼的指導下，擔任高等法庭的二等錄事。四年之後，亞特烈恩尼變成共和國的總裁，他也被擢升為副總裁兼秘書。這個職務他一直擔任了十四年之久。他的頂頭上司在軍部和內政部有很大的權力。他們遣派自己的使節到外國，他們和佛羅倫薩各城打交道，他們支配聯合邦的軍事據點。在他們的扶掖下，馬基雅維利從事掌管文件，組織軍隊，周旋於各國外交團之間。1499年，他第一次被派赴義大利的某宮廷去磋商借款。第二年，他親赴法國，和路易十二商討碧沙事件。這些使命，給他以極好的機會，搜集歐洲各國的軍事政治的情報，同時也養成他的獨特的政治見解。他一面認識義大利的外交的複雜微妙，一面了解外國的外交家手腕的高低。這些豐富的經驗，給他歸納為政治的基本原則，作後來著書立說的重要資料。 1502年他被派到波治亞·茜薩（Cesare Borgia）的營盤，他的任務就是要監視這個人的一切行動。他親眼看見波治亞怎樣被他的部下陰謀行刺。因為他和波治亞的關係很密切，所以他便根據他本人對於波治亞的個性和人格的深切認識來發揮他的政治主張。他非常佩服波治亞的膽大心細，及巧妙地運用殘暴和虛偽的手腕。換句話說，他把波治亞理想化了。 在這期間，他和柯錫尼小姐（M. Corsini）結婚。婚後，他一連生了好幾個孩子。夫唱婦隨，矢貞矢信。小風波雖然免不了，但大體上，他的家庭總算很和睦。 三 1503年，馬基雅維利回到佛羅倫薩，他傾全力來研究義大利的軍事，在他精通各種軍隊的利害得失後，他決定給義大利組織一支國軍。他主張一個政府對於國防事業的費用一點也不可以吝嗇。他起草一篇報告，提議新軍隊組織大綱。到了1506年冬，他的計劃被採用，同時政府組織一個特別部，派他為部長。那時佛羅倫薩劃分為若干省，每省各抽多少名步兵，作常備的國軍。常備軍的總司令為米芝勒圖（Don Micheletto），即謀殺波治亞的刺客。光是這個委任，便可證明馬基雅維利是千慮一失。就計劃而論，這無疑的是政治的天才；就用人而論，這當然是個大失敗，因為米芝勒圖是個流氓，他絕對不能夠鼓起一般兵士的愛國熱誠。 那時亞歷山大六世突然死掉，朱利亞二世升為教皇。波治亞軍隊的潰敗，使中央義大利陷於混亂，因此，馬基雅維利須伴著朱利亞到許多叛亂的城市去巡視。在這期間，克服碧沙的戰爭是在進行中，馬基雅維利除例行公務外，須想法到處徵兵。他雖在戎馬倥傯之際，仍念念不忘寫作，他寫詩，也寫喜劇，這證明他的確是才氣洋溢。 1507年，麥哲米侖準備在羅馬加冕，他給佛羅倫薩所派的軍餉太多，於是馬基雅維利受命前往宮廷去請願，途中他卻繞了一個圈，經過瑞士的幾個名城，在這兒，他稍微逗留一些時間，悉心研究瑞士和德國的內情，尤其是德國的興衰強弱的基本原因，他更有徹底的了解。他認識德國的民族性，然後歸納為切實的結論。後來他到法國覲見路易十二時，他也做過札記，雖然他對於法國的觀察不如德國那麼深刻，但他對於一個民族的精華都有正確的認識。 天有不測風雲，他所效忠的政府塌台，再也不能抬頭了。他畢生最信任的國軍也是中看不中用，不能保護佛羅倫薩城。因為他是前任長官的紅人，所以他的政治上和私交上的敵人都很妒忌他，雖然他對於新上司仍奉命唯謹，而且時常給馬迪西提出新建議。他所組織的國軍被解散，他的職位被褫奪，他被迫亡命，幽居於一小城，連公開場合都不准他露面。1513年，波斯可里（Boscoli）的陰謀的案件發生，他無辜受累，而他受誣的原因，是由於他的名字見於波斯可里的備忘錄里。他被毒打拷問，直至馬迪西被選為教皇后，他才得到釋放。此後，他的政治生命告一結束。他於失望煩惱之際，只靠耕田所得來的一點收穫來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 一個在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躍的人，突然被打進冷宮，甚至到處被人監視歧視，他們內心的感覺如何，我們不難想像。過去他雖然也酷愛拉丁和義大利的古典，但文學並非他的職志。現在投閒置散，除偶爾興致來時，從事寫些詩文外，他不得不把全副精神寄託於讀書和著述了。 四 1513年冬，他寫了一封信給他的朋友，敘述他著書的方法與動機。白天躬耕隴畝，跟家屬和鄰居閒話桑麻。到了薄暮時分，他回到家裡的書齋。在入門處，他脫掉滿身塵埃的農民的衣服，穿上最華貴的禮服，然後神交古往今來的大人物。他們給他以盛大的歡迎，有問必答，和他懇懇深談。晚上這幾個鐘頭是他最快樂的時間。他忘懷得失，簡直不知天南地北，更不知什麼是生死榮辱。 他把研究的心得，一一筆記下來，經過修飾潤色之後，便成一專著《君主論》。關於這本專著，他曾說：「當人們閱讀本書的時候，他們將知道過去十五年間，我是無倦無怠地專心研究政治問題。……關於我個人的忠實這問題，想大家不會有什麼疑問，因為我一向是守信，所以我不知道怎樣叫做背信。像我這樣有信義的人，當然是本性難移；而我的家境的困難，又正可證明我的正義。」 1520年，佛羅倫薩的商人請他出來調解他們和盧加的糾紛。同年，他又從事文學上的活動，並且發表他的另一名著《戰爭的藝術》（Art of War）。此外，他還受樞機主教的命令，從事《佛羅倫薩史》（History of Florence）的撰著。據說，他之所以能夠找到這份差事，一來他的文名廣播，得孚眾望；二來執政者知道有真才實學的人，如沒有好好的安置，結果一定會釀成事變。 1526年春，克里蒙二世派他去考察佛羅倫薩的堡壘，同年的夏天，他奉命去幫忙教皇在朗巴第的軍事委員（F. Guicciardini）。到了秋天，這兩個人又在波隆拿晤面。他們本來相知很久，現在更進一步成為摯友。第二年，他又被派去擔任折衝樽俎的職務；但是，當他接受教會最後的一次職務時，他便與世長辭，時為1527年6月20日。 說來很奇怪，像他這麼有學問、有才能的人物，生前並不怎樣引人注意。他在政治、軍事、外交上並不見得有很大的功績，反之，他個人最大的成功，完全靠他的一枝筆。而他那本《君主論》有他獨到的見解及具體的主張，旁徵博引，取譬設喻，在政治思想史上自有他的地位。 五 《君主論》共分二十六章，其中主要討論了幾個問題，即政治、軍事、權術，以及義大利衰弱的原因和解放的途徑。每章的篇幅很短，言簡意賅，真理俯拾即是。我讀這本書的時候，覺得自己不是在讀洋書，而是在研討先秦諸子，尤其是孫子和韓非子的著作。 首先他給國家做個定義，把它分為共和國和君主國，而君主國又分為世襲的或新興的。世襲的君主，因為許多事情都一仍舊貫，不但沒有人反對，而且能得到人民的愛護。 人民好像水一樣，水能載舟，水也能覆舟，所以君主須想法得到人民的擁護。假如有人對君主表示不滿，他應該趕快想法補救，藉以平抑民怨。因為政治上的時間因素非常重要，任何麻煩的事情，只要事先預防，或者趕快補救，都是有辦法。到了木已成舟，大錯已經鑄成的時候，要想補救的辦法，那可困難了。 「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為下矣。」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搞政治的人須取法偉人，縱使他的能力不如偉人，至少他可以養成鑑賞力，嘗嘗那種滋味。 新興的君主的成功，一半靠機會，一半靠能力。沒有機會，這等於英雄無用武之地；沒有能力，機會也是白白錯過。因為以色列人在埃及大受迫害，所以摩西登高一呼，天下響應。因為羅慕洛（Romulus）在故鄉被人遺棄和鄙視，所以他才能夠成為羅馬王。因為波斯人不滿美特（Medes）的統治，而美特本身又懦弱顢頇，所以居魯士（Cyrus）才能夠借題發揮。因為雅典人非常散漫，所以忒修斯（Theseus）才有機會表現他的才幹。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人定可勝天，天定也能勝人。只要一個君主是文武兼全，而又得到適當的機會，他是無往而不操勝算。 新興的君主所遇的最大問題，莫過於厲行新法。那些舊人物為著飯碗和工作習慣的關係，當然群起反對，直至事實證明新法的確是很好的時候，他們才會相信。老實說，與其低聲下氣懇求人家相信，不如用武力來強迫他們相信。歷史證明許多用武力來布道的先知一一成功；不用武力，單靠祈禱來布道的先知一一失敗。姑定不失敗，他們所實施的新法實在很難維持得長久。 突然崛起的君主，根基太過淺薄，他必須提心弔膽，步步交針，免得反對者的暴風雨一來，他就吃不消。普通的君主是先打好基礎，然後即位；他是先即位，然後補打基礎。時間容或有先後，但根基必須打得切切實實，這才能夠長久維持他的地位。 貴族要支配和壓迫人民，人民不願受貴族的支配和壓迫，二者競相雄長，各方面把自己陣營中最本事的人捧出來爭取王位。平心而論，從貴族陣營中出來的代表，遠不如從平民陣營中出來的代表那麼容易辦事。前者有許多勢均力敵的同志，誰也不佩服誰；後者是特出的人物，同黨中很難找到一個像他那麼本事的人，所以他更容易取得他們的愛護。 靠民眾的力量起家的君主，絕對要和民眾維持良好的友誼。其實，這事情很好辦，因為民眾的要求有限，只要君主輕刑罰，薄稅斂，不壓迫他們就行。 在平時，誰都愛說漂亮話，表示慷慨赴死的志願；在戰時，真正能夠履行諾言的恐怕寥寥無幾了。聰明的君主須想法在任何環境下取得民眾的信任，說他們一離開君主和國家就不能生活。 六 自古雄才偉略的人，對於進攻退守的戰略沒有不悉心考究。馬基雅維利是個政治家，他的注意軍備本是意中事。據他的看法，一個君主應該奠定軍事的基礎，否則他將會毀滅。國家的主要的基礎在於精良的法律和軍備。軍備惡劣的國家絕難有良好的法律。假如你要有良好的法律，你必須先有優良的軍備。 照他的意思，軍隊可分為幾種：傭兵，輔兵，混合兵。傭兵和輔兵是無用而又很危險。假如一個國家靠這些軍隊，它的前途將毫無保障；因為他們的精神渙散，紀律太壞。無事時，拍著胸膛，自誇英勇異常；一遇事變，他們先開小差。他們既不信天，又不信人，名雖為兵，實同土匪。他們之所以當兵，為的是每月能夠領到一些薪水，可是這有限的薪水是吃不飽餓不死的，所以他們絕不願意為國家效命。 傭兵的隊長也許很能幹，也許毫無能耐。假如他們很能幹，你不能信任他們；因為他們自命不凡，經常想法壓迫你，或者違抗你的命令而後快。假如他們沒有能耐，你還是會吃虧。 一個君主如要用兵，他必須身先士卒，備嘗艱苦，把軍隊中可用的人一一遴選出來，把那些沒有才幹的人完全擠掉。 傭兵固然無用，輔兵也不見得靠得住。所謂輔兵是指藉助外國的軍隊。這種軍隊也許本身不錯，可是請他們進來的人，宛若引狼入室。他們打了敗仗，固然是完蛋；打了勝仗，主人將給他們做俘虜。輔兵的害處比較傭兵更厲害，因為傭兵是一盤散沙，他們要起來倒戈，還需要相當時間來準備；輔兵是團結一致，受外國的軍官的指揮，一聲叛變，馬上會置你於死地。傭兵的缺點在於懦弱無能，輔兵的缺點在於英勇善戰，所以聰明的帝王深知傭兵輔兵都不能應變，他們必須組織自己的軍隊，而這種軍隊是由自己的老百姓中遴選出來的。 的確，名位權勢必須以自己的實力為基礎，碌碌無能，因人成事的事情，絕不是英主所乾的。因此，有意打天下的人，必須整軍經武，悉心考究戰術和戰略。假如一個人懂得戰術和戰略，那麼已經有權勢的人可以維持他的現有的地位，本來沒有權勢的人也可以平步上青雲。相反的，假如一個人對軍事完全外行，那麼他將受他的士兵的鄙視，到了大勢已去，人家將毫不客氣地把他趕走了。 提到軍事，平時和戰時是一樣重要。研究和行動，理論和實踐，須雙管齊下，這才能夠達到六轡在手，運用自如的樂處。關於行動，長官須特別注意兵士們的組織和訓練，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同時，對於地形、地勢、山陵、沼澤、平原、河流等東西須瞭若指掌。只要一個人暢曉一個國家的詳情，那麼關於其他國家的大勢，他不難觸類旁通。 聰明的君主，須努力研究歷史，把歷代的大人物的盛衰勝敗的原因，詳加分析，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一舉一動，須以大人物為己任。因為平時訓練有素，所以機會來時，他可出奇制勝，萬一環境很壞，他仍舊能夠屹立不動，肆應一切。 七 政治軍事講完之後，須進一步討論待人接物的方法。馬基雅維利不想抄襲前人的成規，因這多是迂腐而不近人情。他想根據個人的經驗，再參考歷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他分析毀譽、寬鄙、仁暴、信教、遠怨、出名等原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看來頗能引人入勝。 他是個注重權術的人。他固然要親善遠惡，可是，假如一件事情本來是罪惡，結果卻對國家有利，他還是利用它。他認為世間的事情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有的事情，表面上好像是美德，可是運用不得當，將使你國破家亡；有的事情，表面上好像是罪惡，可是運用得當，卻能使國家興盛。盛衰興亡的道理，固然很明顯，但它的徵兆很微，所以世界上只有知己的人可以說是有先見之明。 平常人都知道慷慨是美德，鄙吝是罪惡，但他認為事情沒有這麼簡單，中間還有個條件。他希望得到慷慨的美名，他卻不想老老實實地揮金如土。他認為過分慷慨，將使國庫空虛，屆時你將繁征暴斂，想盡方法來籌款。俗語說，人窮志短，到了床頭金盡的時候，誰也瞧你不起。 假如你是夠聰明，你用不著害怕人家說你鄙吝，因為過了相當時期，鄙吝的人可以積聚大宗財富，要興辦任何事業，即刻可以興辦；萬事不求人，這是多麼寫意啊！接著，他舉出許多例子，證明那些成大功立大業的人多是鄙吝的起家，因為鄙吝才可積錢，有錢才能夠興辦事業。 話又說回來，慷慨的美名，一個人不能不具備。凱撒將軍的慷慨，使他變成羅馬的名人；但是，當他已經成名之後，他如繼續揮金如土，樂善好施，那麼財政的拮据，將使他的政府垮台。此外，在攻城掠地的時候，司令官不妨叫他的士兵去亂搶，或者把自己所掠奪來的財富分一部分給人家。這所謂慷他人之慨，長官何樂而不為。 誰都知道仁慈是美德，殘暴是罪惡，但他認為殘暴有時勝似仁慈。只要君主能夠使他的老百姓盡忠，那麼他可不必害怕殘暴這個惡名；因為有時君主太過寬大，治安發生問題，暗殺搶劫的事情相繼發生，結果非使全體人民遭殃不可。 執政者最好得到人民的愛戴，同時又要得到他們的畏懼。假如二者不可得兼，他寧願舍愛戴而取畏懼。只要你能成功，那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全國人民的生命財產都由你支配了。他認為一般人對於財產的重視超過生命，殺父之仇很快會忘記，財產被掠奪卻沒齒難忘。擁有大軍的帝王用不著害怕殘暴的惡名，否則「泥菩薩過江，自身不保」，他既不能統一他的軍隊，當然不能使他們服從他的命令了。 八 表面上是偽君子，事實上是真小人；表面上是言忠信，行篤敬；事實上是言不必信，行不必果，這種人往往會成功。據馬基雅維利的分析，世界上有兩種競爭的辦法：即法律和武力，用法律來對付人，用武力來對付禽獸。因為法律的力量不能夠維持社會的秩序，所以我們必須採取武力來補充法律的不足。每個人須懂得運用這兩種特質，二者缺一不可。以動物而論，光是做狐狸固然不夠，光是做獅子也不行。獅子須提防陷阱，狐狸須提防野狼。因此，一個動物須兼備狐狸的聰明及獅子的武力，用聰明來偵察陷阱，用武力來嚇走野狼。文武齊備，軟硬兼施，這才能夠達到目的。 假如人性全善，那麼你不妨心口如一；只因人性有善有惡，所以你有時必須口是心非，遇必要時，還須假裝做好人。馬基雅維利以為帝王談吐時須充滿憐憫、信念、仁慈、正直、虔誠等口頭禪，而虔誠這一點最關重要，因為普通人只靠耳聞目見來品評你的高低，甚至以耳代目，他們根本很少機會跟你發生關係。誰都看到你的外表，只有極少數人認識你的內在的價值，而這少數真正了解你的人，不敢違反大多數的意見。他們只問效果如何，不問來源如何。「英雄不怕出身低」，只要大權在手，你就是做土匪出身，人家照樣會崇拜你。 人主須絕對避免貪得無厭，奸淫擄掠等行為。假如普通人的名譽財產不受影響，而且都安分守己地過活，不多管閒事，這時候，你只需用全力來對付少數野心家，這當然是再容易不過。外表上，他須維持偉大、勇敢、持重、堅忍等美名；私交上，他須使人相信他的判斷是軍令如山，絕對不能收回，同時，他須使人相信，誰也沒有辦法欺騙他，包圍他。 人主須想法避免民眾的怨恨及輕視。假如他能夠得到人民的由衷的愛戴，那麼周圍左右所有的陰謀，可不攻自破。聰明的君主絕對不使國內的名士權貴心懷怨恨，以至鋌而走險，迫上梁山；他須想盡方法來聯絡他們，羈縻他們，取得他們的歡心。相反的，他們如心懷敵意，那麼他的地位難免發生動搖了。 一個國家既有貴族又有平民，政府如擁護貴族，將開罪於平民；如偏袒平民，又要得罪貴族。為緩衝計，開明的國家，例如法國，早就成立國會，讓大家都有揚眉吐氣的地方。 少數人的怨恨是免不了的，但是君主須避免大多數人的怨恨，尤其一些權貴們的怨恨。「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懂得這個道理，真是天下太平。 以身作則，言出法隨，是君主的大名廣播的原因。例如西班牙王斐迪南，從微賤的地位一躍而為遐邇馳名的大王，主要的是得力於他的非常的手腕和事業。他假裝信神，利用宗教作護身符，以便進行他的陰謀。 當兩黨鬥爭的時候，君主絕對不宜中立，他必須偏袒一方。相反的，假如他嚴守中立，不發表自己的主張，那麼無論哪一黨勝利，他都是失敗。勝利那一方面不相信他，為的是他沒有幫他們的忙；同時，失敗這一方面也不會託庇於他，為的是他不會同情他們。簡單說一句，只有無關痛癢的人希望你嚴守中立，但是你的朋友卻希望你用武力來支持他的主張。大抵優柔寡斷的君主，為著免吃眼前虧，時常採取中立的態度，結果他還是要吃大虧。另一方面，假如你傾全力來幫忙一方，那麼當人家功成名就的時候，你多少可以沾到一點光。 一個人固然要跟人家成群結黨，但是你所交的與黨或同志千萬不要比你更本事，因為他如勝利，你將受他的支配；到了受人支配的時候，你所有的面子和地位都完了。 世間的事情往往利害互見，聰明人須仔細考慮，兩害相權從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凡是利多害少的事情，你隨時都可舉辦。 君主須提倡各種藝術、學術，甚至商業、農業。他須負起贊助人的責任，時常給人民以種種便利。此外，遇著節日，也應該舉行展覽會、運動會，以便與民同樂。 「觀人於其友」，人主是否賢明，只需觀察他的周圍的朋友便知端的。假如他的左右很能幹很忠實，他可以說是夠聰明，相反的，人家對他將沒有什麼好感，為的是他沒有知人之明及用人的手腕。 自動認識人家的長處者為一等人才；因他人的認識人家的長處，自己才效尤者為二等人才；既不知自動認識人家，又不肯虛心聽從他人的指示者為三等人才。一等絕妙，二等還過得去，三等毫無用處。 觀人於其微，見微知著。假如你的部屬對他們的利益重視過你的利益，這個人絕不可重用；因為真正為人服務的人，須把個人的利益置諸腦後，他應該把君主的事業當做自己的事業看待。只有這樣，他才不至見利忘義，隨後把你拋棄。 「放鄭聲，遠佞人。」這話是很有理由。一個帝王如要遠佞人，他必須讓左右知道，他們如對他說老實話，他千萬不會見怪。話又說回來，假如人人都對他說老實話，那麼人們對他的敬意便無形中減少了。為方便計，君主須選擇一些類似中國古代的鐵面御史一流的人物。他可以向他們垂詢所有問題，虛心領教他們的意見，然後下個正確的結論。他要讓他們隨便發言，誰沒有說老實話，他應該發脾氣，但最後的結論仍須由自己決定。事實上，發言盈庭，可以採納的並不多，只有少數的英主才懂得從善如流，取長舍短，把良好的建議與勸告用來作治人治事的張本。 九 上述的待人接物的方法，如能一一遵守，那麼君主將立於不敗之地。一個新興的君主比較世襲的君主更占優勢。他如有一技之長，人家將異口同聲地稱讚他，為什麼呢？為的是厭舊喜新是人之常情。新君主上台後，他須樹立新主權，加強良好的法律、軍備、同盟、模範。事半功倍，一舉數得，這證明新興的君主是更占優勢。 聰明的君主是居安思危，因為平時有準備，所以大難臨頭的時候，可以從容不迫地起來應付。另一方面，庸懦的君主做人毫無把握，活一天，算一天，從來不加準備，不知未雨綢繆，所以事變發生時，他除倉皇遁逃外，便希望人民因為討厭新來的統治者的緣故，想法接他回朝。須知「天助自助者」，你不能自己先放棄應盡的責任，等到一敗塗地後，希望人家替你復辟。 普通人以為「萬事不由人計較，一生都是命安排」，這種原始的宿命論是要不得的。須知命運至多能支配我們一半的行動，還有一半完全由我們自己做主。譬如河流，當洪水泛濫的時候，真是沛然莫之能御；但當洪水已退，天朗氣清的時期，人們不能不預為準備，建築堤岸，疏浚河道，開鑿運河。這樣一來，第二次洪水泛濫時，人們縱不能完全控制水勢，至少可以減輕它的破壞性。 義大利毫無屏藩，毫無防備，所以歐洲政局一變動，首當其衝的就是它。但是，假如它能夠加強它的防守的力量，像德國、西班牙、法國一樣。那麼外國如到義大利來侵略，絕對不會發生很大的變動。 大抵成功的人，他的行動是順天應人，適合時代的精神。相反的，他的行動如不能適合時代的精神，他將無往不敗。世人所追求的不外名和利，目標雖一樣，但手段容或不同。有人小心翼翼，有人慌慌張張；有人用武力，有人用手腕；有人很耐心，有人很魯莽；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說來很奇怪，有時兩個人都是很謹慎，可是一人成功，一人失敗；有時兩人完全用不同的方法，可是二者都成功。此中的奧妙，完全在於他們所運用的方法是否適合時代的精神。 識時務者為俊傑。當環境改變之後，你應該跟著改變，否則你便會毀滅。可惜普通人的顧慮多不夠周到，他們不能夠及時改變作風，結果只有倒霉一條路。 中年以上的人的性格和作風已經有定型，他們多不善適應新環境。青年人毫無後顧之憂，同時，又富於冒險性，所以環境如有變動，他們在短期間內就能夠適應。所謂成功和失敗，只看行動和環境是否相配合而定。 不到霜降，不能顯出黃菊的氣節的高尚。同樣的，一個國家如沒有經過極大的困難，極大的壓迫，它將不知道精誠團結，發憤圖強的可貴。義大利幾經戰敗，國內四分五裂，在這當兒，只要一個領袖的才幹是出類拔萃，他不難號召全國的智勇兼全的人為國家馳驅。 西班牙的騎兵脆弱，瑞士的步兵幼稚。假如義大利能夠及時組織一個新軍兼采騎兵步兵的一切長處，而力避它們的種種弱點，這樣一來，義大利將無敵於天下。 十 英國大史家馬考萊在他所著的《馬基雅維利論》，對於《君主論》一書及其作者有徹底的了解和銳利的批評。他說馬基雅維利是個「惡魔、罪惡主義、野心和仇恨的發明家。在他的致命《君主論》一書出版以前，世界上從來沒有像他這樣的偽善者、暴君、賣國賊、偽裝的道德家，或方便的罪犯。」這一連串的罪名，是就該書在政治上所發生的惡影響而論；但是，就文論文，他的見解的深刻，趣味的高尚，文筆的犀利，是不容我們否認。 原來義大利是歐洲文明的中心，無論詩歌、哲學、繪畫、建築、雕刻，很少國家能夠跟它匹敵。但是知識的增加，趣味的高尚，徒使人變成無神論者及懦弱無能之輩。馬基雅維利是個愛國志士，是個通今博古的天才，他對於祖國的紛亂，不能熟視無睹。俗語說：「弱國無外交。」這話是錯誤的，因為百孔千瘡，支離破碎的國家所最需的，就是外交。他一生參加外交活動，前後達二十年之久。他的外交報告既能增益知識而又很有趣味，敘事條分縷析，一目了然，而他對於人情事物的評論更是娓娓動聽。 雖然他一生所擔任的職務及個人的生活習慣都是縐縐的，可是為著國家的富強著想，他不能不拚命研究軍事的理論、軍隊的組織，及歷代名將成敗得失的原因。這一層在《君主論》里固然略加敘述，在《戰爭的藝術》里更有極詳細的分析。前者注重一個有野心的君主的發展，後者注重一個有野心的民族的進步。無論個人也罷，民族也罷，他的濃厚的祖國愛無日不驅使他想法使佛羅倫薩城整個解放。 由於他的深知卓識，他的著作早已成為近代政治思想的鼻祖。他畢生的成就，在精通人性人情，這一半歸功於他廣泛的社會經驗，一半得力於淵博的歷史知識。的確，歷史是一面鏡子，在明鏡的面前，妍媸美醜，纖毫畢露，要掩飾也沒有辦法了。 至於他的缺點，是在於他把政治和倫理分開，而且把人類當做政治動物看待。他是毫無保留地把各種卑鄙的手段描寫出來，讓人家自己去選擇，難怪一般道德家一聽到他的名字，就感覺頭痛，說他是集狡猾的大成。 只顧目的，不擇手段，強權政治的把戲不過如此而已。我們讀馬基雅維利的書，而又研究他的生平的志行，知道他本人固然是滿腹經綸，但在政治舞台上他並沒有太得意。我覺得他的遭遇宛若中國古代的孫子和韓非子，因為時運不濟，命運多舛，他自己一生的心血所寄託的理論，只好讓那些較幸運的野心家去實行了。 1951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