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學史十二講 · 第十一講

懷疑論的終結——少年維特式的多愁善感——法國大革命 在上一講中，我們回顧了文學中的懷疑論，一直講到大衛·休謨，他是當時最偉大的作家，在許多方面也是最值得研究的作家。今天，我們來看一看懷疑論的終結。 把懷疑論和遠在它之前的一件事相比較，比如說把休謨和但丁放在一起，你們不免會感到奇怪。休謨和但丁相隔五百年，他們兩人都是各自時代最偉大的人物（兩個人都在各自的社會背景下最好地成就了自己）。我之所以把他們放在一起，是想看看但丁是如何做的，休謨又是如何做的。 但丁看到宇宙中存在著一種神聖的規律，威嚴而又優雅地表現著自己的意志，他抓住了它；休謨在宇宙中看到的只有混亂，除了自己的存在以外，他對任何事情都持懷疑態度。但他的直覺比他的理智更真實，因此，他一直遵從自己的直覺，沒有給任何人帶來傷害。因為就他所寫的書而言，他相信它們是有道理的，因此把寫的書出版對他來說似乎是做了一件應該做的事。他的智慧除了用於寫書，沒做別的事情，而且，在我看來，他將自己寫的書出版對人類是一個重要的貢獻。 但不管懷疑論在當時，特別是在法國多麼受歡迎，它只不過是人類心理的一種疾病，在我看來是一種非常糟糕的狀態，至多也只能是獲取知識的一種途徑，因為它不是要找出什麼是謬誤，而是要確定什麼是真理。當然，這是人類真正智慧的體現！但如果我們心中只有邏輯，認為邏輯是獲得真理的唯一方式，認為一個人除非站起來，在他所在的位置上畫一個記號之外，其他的一切都不存在，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沒有保證的嘗試，他忘記了保持緘默是更好的辦法。如果真理只有藉助邏輯的展示才能令人信服，那麼，我們不要它也罷。 那時，不僅非宗教信仰者持懷疑態度，人的整個心理體系都是懷疑論的，信仰基督教的人也懷疑一切，不斷地用合乎邏輯的證據來證明他們教義的正確性。有試圖證實的動機有何用？那些站起來行動的哲學家才是正確的。宗教也是如此，宗教貌似合理，但用邏輯論證來證明不可言說的東西只能是徒勞，不過這種習慣在18世紀流行於一切思想領域，在那一代人眼裡，只有邏輯是有用的或實用的。這是一種不健康的心理狀態，試圖把每一件事情都理論化。當然，為了理解一個事物，最好有一種理論做指導，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這又是不可能的。例如，在我們討論的歐洲文化歷史中貫穿著一種理論，為了方便起見，我們使用這種理論，但這種理論和我們用來解釋它並說明它之所以出現的理論，有很大差別。 因而，只有一種成功的理論（像我在開始演講時所說的），那就是太陽系理論。至今為止還沒有比它更成功的理論，但即使太陽系也不是完美的。我們可以說，天文學家熟悉一兩個行星，但並不真正知道它們到底是什麼，它們要到哪裡去，也不知道太陽系是否會自己形成一個更大的什麼系。簡單來說，對任何一個理論有一定了解的人，知道的主要是這一點，即關於它還有許多未知的東西，還有許多謎題，它會把我們引向無窮的宇宙。一句話，他並不真正知道它到底是什麼。讓他以一塊石頭比如說他腳下的一塊鵝卵石為例，他知道這是一塊石頭，是從和創世紀一樣古老的大石塊中崩裂而來的，但那塊鵝卵石究竟是什麼，他並不知道。 這種對任何事物都要找出一種理論的系統，我們稱之為心理的迷亂狀態。那個人一定被誤導了，他不知道世界的真相，即世界本身是真實存在的，不是一個龐大的、令人迷惑的假設；他一定被剝奪了理解它的能力，除了迷亂我沒有別的詞彙來描述它。一切都被放在單純的邏輯面前，一個人無論走到哪兒都會碰到這樣那樣虛假的理論，甚至萬物的中心也被帶到道德這一層面上。關於美德和惡習有一種理論，關於責任和不負責任又有一種理論，這種做法將來會被視為一個特別的程序。我一想到這些，就越來越強烈地感到道德是人類存在的核心，人類除了儘自己的責任以外，不會再做任何別的事情。這就是生活，一個人和諧的存在——他身上的閃光點！沒有人知道如何去描述它，它是人類的本質，是人類生存本身。然而，在17世紀，關於這一點也有一個理論，被歸入他們稱為同情心的東西裡面，同情心是介於愛好和責任之間的一種必要的吸引力。由於一切精神的東西都是從看得見的、物質性的東西中推導出來的，因此我們的道德觀變成了對其他人和其他事情的憐憫。 這是亞當·斯密和其他比他年長的人的信條，他把這種信條稱為道德意識。它是對某些行為的天然喜歡，它是一種興趣，並根據這種興趣的趣味來確定事物的本質。休謨認為德行是和利己、利益一樣的東西，認為一切有用的東西都是美德，認為古時的人們一旦發現某一件東西有用，就會聚在一起商討，或者即便不聚在一起，但同意為了使社會統一，他們要庇護這些東西，因為它們對彼此都有用，並用強制的手段把它們奉為神聖的東西，這就是美德的來歷。這是自古以來提出的最令人傷感的理論，簡單地說，這是懷疑論的最高展示，完全否認一切非物質的東西、一切不能用邏輯來說明的東西，其結果是要說服人們他不是上帝造的。這是最沒有價值的結論。把這個結論告訴給野蠻人，一位大森林裡的紅種人，告訴他他不是上帝造的，而只是一種物質，他會說你的結論是褻瀆而憤怒地唾棄你。 不光是道德，其他的一切都是如此，世間的一切都顯示出這個世界變得多麼不健康，多麼糟糕。一切都被放在因果框架裡面，在特定物理定律、地球引力的作用下，一個東西推動著另一個東西，一種可視的、物質性的推動。世界變成了一台黯淡、龐大、不可測量的蒸汽機，就像讓·保羅所說的：「宇宙變成了一團氣體，上帝變成了一種力量，人世間變成了一座墳墓。」我們不理解這種錯覺何以這麼普遍，所有的人都以這種悲觀的方式思維，對走在他們前面的人如此地輕視和不屑。但它在朝著有利於我們人類的方向發展。伏爾泰和盧梭最後戰勝了一切，他們摧毀一切，但沒有建設；他們攻擊基督教義，認為自己是在做一件好事；他們推倒一切，燒毀一切，因為這樣做他們受到歡迎，在他們背後總有人歡呼：「幹得好！」但這一切都已過去，錯誤也被再一次承認是錯誤，世界到處被他們搞得一團糟，在我看來，世界在無盡的宇宙空間變成了一台巨大的蒸汽機。他們的下一代必然會看到他們處於一種非常艱難的境地，對他們來說註定要生活在這樣一個充滿謬誤和怪物的地方，實在是難以忍受。實際上這是他們要面對的事實，這種情形導致了我們要注意的第二個不容忽視的現象——少年維特式的多愁善感的出現。 * * * ◎ 安斯蒂先生因患瘧疾，沒能參加卡萊爾的第九次演講。卡萊爾在這一講中所講的法國文學可以從他有關狄德羅和伏爾泰的長篇論文中推測出來，這些論文收在他的《文集》裡面。——原編注（摘） ◎ 馬布利(Mably)：18世紀法國著名的政治家、理論家和歷史學家，著有《論法制或法律的原則》《論公民的權利和義務》等。 ◎ 薩謝弗雷爾博士(Dr. Sacheverell)：指亨利·薩謝弗雷爾，英國教士。1705年發表演講和小冊子擁護高教會和托利黨。1709年在德比和倫敦布道，譴責宗教寬容及《信仰劃一法案》。1710年2—3月受審，被令停止布道三年，銷毀布道錄。這一事件引發倫敦人對輝格黨政府的不滿，使托利黨人上台。 ◎ 培利(Paley)：英國神學家和功利主義哲學家。著有《論道德和政治哲學原理》以及《自然神學》等。 ◎ 龐培(Pompey)：古羅馬將軍及政治家。 ◎ 卡萊爾這兒指的是約翰遜在《人類願望的虛榮性》中說的兩句話：「馬爾博羅眼中流出昏憒的淚水，斯威夫特把昏庸虛榮送上了末路。」——原編注（摘） ◎ 布列塔尼(Brittany)：法國西北部一地區。 我們首先來看看少年維特式的多愁善感的核心內容，看看維特這個人。《少年維特之煩惱》是第一部真實地反映了歐洲人心理狀態的小說，是歌德的作品，寫於1774年。那是一個脆弱的時代，人們心中沒有真正的希望。一切外在的事物都是虛假的：持續的戰爭，比如說七年戰爭，是最荒謬的戰爭，它不是人民公意的體現，而是法國和德國的一場爭奪戰。弗雷德里克大帝想要西里西亞地區，而路易十四想讓蓬巴杜夫人在歐洲事務上有些影響，50000名將士為此獻出了生命！在這種情形下，25歲的歌德在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寫出了這部小說。歌德是一個極富想像力的人，他深受當時發生的一切重大事件的影響，在懷疑論的環境中長大。事實上，他從年輕時候起就和信仰宗教的人們有密切接觸，其中有一位名叫馮·克萊頓伯格的年輕女士，親岑道夫 ㊟1 學說的信奉者，歌德一直非常尊敬這位女士，據說後來他在《威廉·邁斯特》中以她為原型塑造了一位聖潔的女性。但實際上，他研究一切事情，這只是其中的一件。後來長大成人後，歌德觀察周圍的一切，心中充滿了難以言狀的悲哀，顧影自憐，他感到沒有人同情他的感受，他的熱情被視為怪物，沒有實現的可能，從此以後很長時間他一直悶悶不樂。歌德用清晰、優美、溫婉的方式敘述這一切。他註定要有一個職業，要做一名律師，雖然極不情願，他還是來到萊比錫大學。他在這兒學習了一段時間，直到這裡的一位學者狂熱地愛上了另一個男人的新娘，最後在絕望中自殺，這給了他塑造維特的靈感。他自己和其他許多人憂鬱的心理狀態，比以前更加強烈地衝擊著他，促使了這部小說的誕生。它說出了那個時代一切人都想說的話，說出了壓迫著人們頭腦的東西，特別是壓迫著這個年輕人的東西。因此，《少年維特之煩惱》一問世就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被譯成英語等許多種語言。六十年前，這兒的年輕女孩兒、男孩兒在穿著打扮上都極力模仿夏綠蒂和維特等人，歌德本人擁有一套畫有夏綠蒂肖像的中國茶具。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知道這個故事，但這部作品的英文版不太忠實於原著，據我所知，它是從法文版轉譯過來的，和原著有一定的差距。小說用的是一種尖刻的語氣，字裡行間流露出一種無情的嘲諷。現在的年輕人普遍感到這部小說很乏味，但那時可不是這樣。可以說維特身上有歌德自身的影子，他是一個充滿熱忱的人，很容易受感動，永遠都在思索這個世界上的事情，但總是找不到答案，直到最後他變得多愁善感，對一切事情都容易傷感。他對令人窒息的社會越來越絕望，對周圍的邪惡越來越憤怒，最後精神崩潰，小說也就此剎住。這是隨後不久就席捲整個歐洲的一切的開端。德國人直到後來才認識到這一點，即世界不僅僅是混亂和幻覺。他們是正確的，如果這個世界真的並不比歌德想像的好，那麼，除了自殺就沒有別的事情可做了。如果除了可憐的傷感、外出遊歷和生活瑣事之外沒有別的追求，那麼這個世界確實不適合人類居住。但最後歌德認識到他對世界的這種看法是錯誤的，這一認識不僅對他自己有好處，對整個世界來說也有很多好處。 然而，這種感傷已成燎原之勢，隨後便出現了《強盜》，它比《少年維特之煩惱》晚五年，是席勒創作的一個劇本，裡面充滿了各種破壞性的東西。劇中的主人公強盜是一名大學生，一直遵從生活中的道德規範，但因為他的弟弟而沒能繼承遺產，他得出一個結論：生活是一個巨大的瘋人院，根本沒有規則，一個勇敢的人只有奮起反抗才有出路。於是他成了大盜，他的憤怒和咆哮一直貫穿始終，最後自殺，或者做了類似的事情。他是一個像維特一樣的人，但在反抗世界時更激烈，更加下定決心要改變它。歌德說席勒的這個劇本令他十分震驚。 如果我們看一看，會發現我們自己國家的文學中也有過這樣一個階段，我指的是拜倫的作品。拜倫對整個宇宙都充滿了憤怒的譴責，對它怒目而視，認為一個正直慷慨的人無法在這個世界上生存。拜倫似乎是「強盜」和維特的結合，他的詩比維特的多愁善感喚起更多的回應。這種傷感情調是懷疑論最終的大爆發，因此，不管多麼荒謬，我們都必須迎接它。因為它——那種關於宇宙的理論，不可能是真實的，如果是真實的話，除了維特得出的結論以外，就不可能有別的結論了。也就是說要自殺，除了集體大自殺之外沒有別的出路，所有的人都要消亡，以無聲的反抗回到母親的懷抱。但在這種感傷情調中有一種深切的真誠，也許不是一種真正的真誠，但卻是向著真誠的掙扎。我們不得不認為所有這一切和羅馬時代的懷疑主義時期是多麼相似，那種憤怒在拜倫和席勒身上、在歌德的「維特」身上咆哮，盡最大可能發出一種巨大的聲音，因為一件事情不可能既安靜又充滿狂風暴雨！因此在羅馬的懷疑主義時期，我們看到塞涅卡的悲劇充滿了盛怒和風暴，主人公最後也是自殺，而且不無合理性，人們除了自殺之外沒有別的出路。 但我們現在必須把注意力轉向《維特》之後的另一件事上，即歌德的另外一部作品《鐵手騎士葛茲·馮·伯利欣根》，它比《強盜》晚一年出版。 ㊟2 《鐵手騎士葛茲·馮·伯利欣根》中的主人公是馬克西米利安時期一位年老的德國男爵，查理五世的祖父，是他廢除了決鬥。葛茲由於觸犯了自己制定的法令，失去了右臂，他安裝了一個機械的假肢，由此被稱為「鐵手騎士」。葛茲是以真實人物為原型塑造的，那個人留下了回憶錄。這個奇特的人物和「維特」「強盜」一起，昭示了一個野蠻、殘暴的時代。它不是文明時代哲人眼中粗魯、野蠻之人的速寫，而是對葛茲艱難的生存處境充滿同情，並對他的男子漢氣概和男子漢勇氣表現出真誠的敬意！由於這部新書，歌德開始了自己的新生活，他又一次撥動了自己的心弦，也撥動了所有人的心弦。沃爾特·司各特和許多別的作家也創作了這方面的作品，但歌德所塑造的「葛茲」充滿魅力，是任何別的作家都無法企及的。司各特的作品寫得不錯，但趕不上《鐵手騎士葛茲·馮·伯利欣根》有魅力。這是一個令人愉快的轉型期，人們開始欣賞真誠的東西，這一點我們在下一講中會注意到。然而，這一新作是在欺騙和被欺騙的時代出現的，在這樣一個時代，好人是異類，無法把自己好的一面表現出來。我們必須以一種愉快的心情接受這一點：不管有無信仰都會導向自殺的這一思想體系，一定會有終結的時候——那種根據人的穿戴，或者僅僅根據上帝賦予他的心靈來判斷一個人正直與否的傳統，要改變了。 我們現在來看一看懷疑論的最後一個事件，這個事件把懷疑論一掃而光。懷疑論仍在掙扎，但大勢已去。懷疑論在我們這兒已經無影無蹤，但在法國更為徹底，我們現在仍然能夠找出一條清晰的線索來追蹤它的軌跡。可以說懷疑論在那時達到了頂峰，懷疑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著述中，如果這些著述沒有使事情更糟的話，它們可能就不值得一提了。但恰恰是懷疑論的必然結果不僅帶來了錯誤的、不健康的思想，而且帶來了錯誤的、不健康的行為。當人的心靈有疾病時，他周圍的東西怎麼可能是健康的呢？他的行為必然也是病態的，他的感覺在一定程度上是錯誤的，因為他感到沒有真理存在。事情也因此朝兩個方向發展，一是尊重他人的意見，二是感傷主義。尊重他人的意見本身無可厚非，但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先要請教別人看它是否合乎道德，是非常要不得的。對於這樣的人，我們會說：「如果沒有幫助他就沒有道德，那麼這個人就完了。」總是問道德不道德有什麼用？雖然他有一定的光亮照亮前行的路，但必須要不斷地向別人詢問，似乎只有在這個世界的監管下，他才不會走上邪路。當他趁人不備，入室搶劫偷盜時，世界是不會糾正他，也不會阻止他的。 下面我要說的是，感傷主義在懷疑論的後期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在那個時期成為一種必要的東西，試圖描繪出人們至少對一件事情的興趣，因為沒有別的事情更令人感興趣。持這種主張的作家有盧梭、狄德羅和其他屬於他們那一派的人。狄德羅不是一個典範人物，遠遠不是，人們沒有理由說他是一個講究道德的人，但他所有的書都在探討「美德帶給人的愉悅」，描述「不道德是如何痛苦」，就像塞涅卡一樣。還有就是他們對藝術之美的非專業探索，這在當時是一種普遍的現象。 總而言之，那個時代是充分展示人的自我意識的時代，每個人都意識到自己身上有某種美。我們從維特身上看到了這一點，他有良好的觀察力，熱愛優雅的事物，他知道自己具備這些，並渴望別人也應該知道這一點。這實際上是一種利己主義，就像一個人拿出自己家裡最珍貴的東西，掛在大門前讓別人欣賞。當它們擺在那兒時，他得不到什麼好處，只有當他把這些寶貝收拾進屋子裡以後，才會有一種心理上的滿足。人類身上最致命的東西是認識到自己的優點，而這些優點全都建立在該詛咒的自負上。我想不出別的名字來稱呼它，它的存在只會給人類帶來毀滅。 所有這些越來越嚴重，在每一個地方都生根發芽，結果是政府的工作人員不再把自己的責任放在心上，如果沒有油水可撈，就玩忽職守。很久以來都沒有人做出嚴肅的決定來對這種狀況進行改革。薪水雖然沒少拿一分，責任卻沒有履行。 在懷疑論最盛行的法國，我們能很容易地回想起18世紀末危機爆發時的情景，那種狂妄的自大，那種對啟蒙的議論，那種亂糟糟的漆黑一團！比如，鑽石項鍊事件 ㊟3 。歌德，那個偉大的人物，密切關注著法國大革命，對它的理解比任何人都要透徹。他認為這個奇怪的項鍊事件幾乎是「點燃了火藥庫的引線」，它只是一觸即發的事件的導火索，那時人們心裡充滿了邪惡。 懷疑論將要走向終結的另一個徵兆是法國式的新信仰——信仰盧梭的思想，儘管這不是由盧梭引發的，馬布利、孟德斯鳩、羅伯遜和其他一些作家在他們稱為憲法的東西裡面已經開始有這種東西了，但盧梭這個有點瘋癲同時又有著纖細同情心的人，一生都在為真誠而苦苦掙扎，直到他的虛榮和利己主義使他喪失了判斷力而絕望。我要說，與其他作家相比，盧梭是最早得出「社會契約」結論的人。但在那之前，他寫出了一些論野蠻社會的文章，認為野蠻社會也比他所生活的社會要好。我們在他的《懺悔錄》中看到他寫的一個有趣的故事，從中能夠看出他最初的政治見解是怎樣形成的。有一次他在法國南部的一個地方遊蕩，又累又餓的時候到一個農民家裡找點吃的，農人告訴他他們一無所有。盧梭堅持要一點吃的，「哪怕是一點麵包屑也行啊」，最後農人給了他一點又黑又霉的麵包和一些水。他接過來，用愉快、健談的語調道謝，贏得了這家主人的好感，於是主人告訴他等一等，然後打開一個櫥櫃，從裡面拿出上好的食物，放在盧梭面前，告訴他他不得不把食物藏起來，「否則的話他不久就會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因為國王的收稅官或地主的管家會把它搶走。從那時起，盧梭說他變成了一個民主主義者，就像我所說的，他一開始是寫關於野蠻社會的論文的，然後又掉轉過來，在《社會契約論》中闡述了自己的觀點。《社會契約論》是法國大革命的基本思想，而法國大革命為懷疑論畫上了句號，一切事情都到了最後攤牌的時候。 法國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恐怖的事件。歌德正趕上法國大革命，認為大革命的爆發以及爆發之後許多年，「像是要把他和他熟知的一切大事」都卷進一種無邊的黑暗和混亂。但最終他比同時代的任何人都更理解法國大革命，它畢竟向這個不幸的民族重新闡釋了一個古老的真理，讓人們看到地獄之火中燃燒著的真理。他們得到了真理。這就是懷疑論是如何終結的，而它帶來了一個金光閃閃的希望，即相信如果人們按照憲法規定的去做，那麼，這個世界的面貌就會煥然一新。因為他們認為就個人而言，我們每個人都很好，只需根據憲法組織起來。因此，他們根據最誠摯的心靈來組織社會，人不可能懷疑這種真誠性。以1790年的法蘭西全國聯盟節為例，它體現的是一種真正兄弟般的情誼、一種孩童般的純真，人們肩並肩，眼裡流淌著兄弟般情深的淚水，所有的人都宣誓要維護憲法，所有的階層都歡呼這一壯舉。對上流社會的人來說，這是最令人高興的事情，現在他們終於有事可做了。這個消息對他們來說比對下層民眾更令人歡欣鼓舞：餓死當然是很悽慘的，但無聊而死更令人難過！因此，這些人比任何時候都要高興，這就是1790年。 兩年又六個星期之後，9月的大屠殺開始了！在大革命開始的時候人們從來沒有想到會有這一天，任何一個對大革命抱有好感的人都沒想到會是這樣。但這些人除了相信他們有責任給自己和彼此帶來幸福之外，做事情時沒有任何原則，那就是他們的道德觀。但這並不是道德的真正內涵，一個真正有德行的人不應當期望在這兒找到幸福。我們不能奉承他，說美德就能給他帶來短暫的幸福，美德還經常和肉體的磨難相連。因此，關於法國大革命的一些現象，我們總的來看是：哪兒有虛偽和愚蠢的人，哪兒就會有虛偽和謬誤，我們不能把欺騙說成是誠實！ 下面我們要注意的一個事實是，面對法國大革命這樣一個事件，歐洲必然要抵制它，試圖把它鎮壓下去，而且事實上歐洲也是這樣做的，歐洲不能容忍這樣的事情發生，歐洲有權力這樣做，就像它要消滅的法國大革命有權力摧毀一切一樣。對於被壓迫在最底層、遭受不幸的貧苦階層來說，他們有權起來造反，推翻壓迫，他們寧願在反抗中死去，也不願繼續忍受下去了。而歐洲不能坐視法國這樣發展下去，不能坐視歐洲各國的利益那樣進行分配，如果有能力的話，它有權力顛覆法國大革命。除了鬥爭，沒有別的辦法能平衡這兩種權力，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結論！因此，歐洲各國聯合起來，向法國圍攏過來，想推翻法國大革命，但沒能成功。他們要摧毀的是人類最基本的情感，與這種情感相伴的是古老的狂熱精神的復甦，它矗立在那兒，宣布自己的存在，讓歐洲深入骨髓地知道，這種精神在那兒存在著。 波拿巴完全控制了歐洲國家。他一開始還是正確的，雖然後來證明他是完全錯誤和荒謬的，但他對法國大革命的理解有其合理性，認為它「向有才能的人打開了大門」，而不是像西哀耶斯 ㊟4 所說的是兩個政府還是一個政府的問題那樣簡單。這實際上是當時任何一個好政府的目標，讓每一個有才能的人發揮自己的才能，整個歐洲都在努力讓有能力的人去做善事。波拿巴最後武裝起來，清除極端保守分子，建立起波拿巴皇家軍隊。但他沒幹出什麼好事，他捲入戰爭，到處搶掠別人，結果就像以前所有尋釁挑事的君主一樣，法蘭西彼時惹惱了每一個國家。在德國，波拿巴最後激起北歐古老傳說中狂暴戰士般的憤怒，終於引火燒身，法國被趕回自己的國土。因此法國大革命只是真理的大爆發，即這個世界不只是獅頭、羊身、蛇尾的怪物，而且還是一個偉大的事實存在。懷疑論終結了，不管新事物何時出現，都向它們敞開了大門。 在下一講中，我想我要給大家介紹一個新事物，我們將會看到一種新的東西正在歐洲初露端倪。 * * * ◎ 親岑道夫(Zinzendorf)：德國神學家。 ◎ 實際上，《強盜》出版於1780年，《鐵手騎士葛茲·馮·伯利欣根》出版於1773年。 ◎ 18世紀晚期，法王路易十六命人製作了一條價值連城的項鍊送給王后。一位伯爵夫人為了挽回自己家族的頹勢，決定利用這次機會。經過精心籌劃，她差人從珠寶商那兒騙走了項鍊，這件事後來被揭穿。此事暴露了法國宮廷內部的腐敗奢靡，成為法國大革命的導火索之一。 ◎ 西哀耶斯(Sieyès)：法國大革命時期政治活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