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學史十二講 · 第十講

18世紀的英國——懷特菲爾德——斯威夫特——斯泰恩——約翰遜——休謨 在今天這一講中，我們將看一看18世紀的英國，這個世紀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因此，19世紀的我們會非常感興趣。 在上一講中，我們看到1800年來形成的信仰體系裡面，有一種令人憂慮的現象，看到那個時期所形成的人類思想的偉大里程碑最後崩塌，化為自殺性的毀滅。我們看到一個傑出的民族毀滅了：在偉大的時間種子田裡，顆粒無收。因而歌德說得好：「我的遺產，一無所有！時間，一無所有！」因為人類做的每一件事情就像把種子撒進田地里，它在那兒不斷地生長。但法國人什麼也沒有播種，不僅如此，伏爾泰還把火扔進了乾燥的樹葉里，引起的燃燒我們會慢慢注意到。關於伏爾泰我們只能簡略地說一說。他是一個內心快活的人，非常敏銳，表現出最輝煌的天才，但缺乏深度；他涉及的問題多且廣，但在重大事情上，除了令其潰爛、毀滅之外，沒有其他作為。人們曾一度認為人類陷入了懷疑論，我們可以想見其他所有思想領域必定會變成同樣貧瘠的沙漠，比如說政治。在法國，也出現了馬布利 ㊟2 、孟德斯鳩和其他眾多持懷疑論的作家，最後在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中集中體現出來。他們認為智慧的最大用處不是用來觀察自然的外部特徵，不是特定情形所要求的愛或恨，而是研究為什麼會出現這種事情，並解釋它、論證它。在英國以及在所有的歐洲國家都是如此。 法國知識分子最典型的兩個特徵是形式主義和懷疑論，這兩個特徵成為那個世紀所有國家知識分子的主要特徵。法國文學在所有國家都扎了根，迄今為止最膚淺的事情之一是它沒有給人類帶來任何東西，沒有給人類帶來任何信息。但另一方面，它最講求邏輯的精確性，遵循已有的規則，精心籌劃，這一點滲入歐洲其他國家。甚至在德國，法國文學有一個時期如此受歡迎，以至於幾乎占據了公眾的思想。在英國、在西班牙也同樣如此。在西班牙，波旁王朝把法國文學介紹進來，塞萬提斯的優秀作品被法國文學擠占了，此後再也沒有重現其過去的輝煌。出現這種情況並不是因為人們懷疑任何一個特殊的信條，而是因為社會變得完全不可信賴，宗教信仰完全變成了獅頭、羊身、蛇尾的怪物，因此，對任何一個觀察者來說，宗教信仰是否在地球上存在都尚有疑問。人們看到欺騙盛行，看到周圍的真理被踐踏得粉碎，看到騙子在他的辦公室里上班，而且看到騙子幹得比其他人還要好。直到最後人們也贊同這種新的秩序，自己也加入這種可悲的安排，熱衷於追逐名利，除了信仰一些人們通常信仰的金錢自有金錢的價值以及享受就是快樂之外，沒有其他的信仰。如果可能，為那個國家和它的人民悲哀吧，因為他們不管做什麼，總是期待回報！看到這些很令人難過。這樣的時代特別令人痛苦——它是一個國家的隆冬季節。如果沒有春天來臨，那麼為這個國家悲泣吧！所有的人都會為這種令人困惑的現象而痛苦。 在英國，這種有害的精神不像在法國那樣深，這有幾個原因。一個原因是英國人在本性上比法國人要溫和、深沉得多，任何時候都不像法國人那樣容易被吸引，不管是被懷疑論還是被其他更有價值的東西。另一個原因是，英國是一個新教國家，一個自由的國度，它與法國截然不同，是一個治理得很好的國家。一個英國人可以調和他的意見，而且任何時候都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我們發現許多英國人只相信自己對世界上各種大事的調查研究，儘管不能把徹底的懷疑論這塊黑色的領域完全置於身外，他們仍然全心全意地、勇敢地做許多事情。與此相反，在法國，一切事情都處在一種極度糟糕的狀態，很多事情都要依賴耶穌基督。無論如何，18世紀——我們認為這是一個爭論的世紀，不能說它完全沒有信仰，但它是一個矛盾的世紀，除了爭論之外，沒有其他的東西。 以前從來沒有過這麼多的論爭，特別是關於薩謝弗雷爾博士的 ㊟3 論爭。所有的東西都要接受同一個標準的檢驗，從對薩克威瑞爾博士的論爭，到整個形上學，再到摩西的神聖使命，從休謨、培利 ㊟4 ，一直到我們時代的一些作家所撰寫的有關奇蹟以及類似問題的文章。尼克爾斯的《18世紀的掌故》是一本很有趣的書，描述了這一論爭狀態的有趣畫面，其中十分之九的掌故是關於教會和教會問題的，好像人的智慧除了用於辯論便沒有別的用武之地了。現在，雖然我對邏輯表示我最大的敬意，但我要斗膽說，像宗教信仰、政治信仰這些重大問題，如果只能用邏輯來表達的話，實際上和失去意義一個樣。我要你們記住歌德說過的話：「最重要的東西是表達不出來的。」神聖的事物中總是蘊藏著最深的秘密，龐培 ㊟5 在耶路撒冷神殿里尋找有什麼秘密時，還認識不到這一點。 在古埃及的塞伊斯(Sa?s)，有一尊蒙著面紗的雕像，但那也不是讓人看的。一個沒有秘密的人也被看作沒有理解世界上最偉大、最出色的東西的能力。我十分讚賞寫在瑞士人花園上的那句箴言：「說話是銀，沉默是金！」在話語盡情地表達過之後，沉默便囊括了所有話語忘記表達或不能表達的東西。說話有時間性，是現時的；沉默是永恆的，所有偉大的事物都是沉默的，當用邏輯對它們進行辯論時，它們實際上等於失去了意義。語言根本不可能證明信仰或道德，因為如果我們想一想，邏輯意味著什麼呢？它好像是在強調人們要信仰一個東西，但那樣做實際上不可能帶來這種強制性。把所有的事物都放在邏輯面前看一看，我發現只有一件事情要完全依靠邏輯，那就是歐幾里得的原理。在其他方面，準確地說，邏輯只能向別人詳細說明你信仰的是什麼。你這樣做了之後，一個有你這樣心理的人，看到你的信仰，可能也會像你一樣去信仰。但在數學上，一切東西都是按照某種簡單的、權威性的名稱來稱呼的，那就是它的最終情形，就像二加二等於四、半圓的角是直角一樣。但人們對稱謂詞的含義也有不同看法，這要視情形而定。比如，我們拿美德就是實用為例。在不同人的心目中，對美德和實用有不同的界定，讓他們陳述自己的信仰，但不要試圖用狹隘的邏輯來限制對美德和實用的界定。儘管以前學過邏輯，但我沒有看到過一個完整的三段論，沒有看到過一個排列正常的三段論，不過我能看出它會推導出一個無知、可悲的謬誤。 不管這一時期的英國文學多麼不完美，它的精神卻是最偉大的。英國做了幾件大事，建了幾座大型城鎮，像伯明罕、利物浦，建造了龐大的工廠、造船廠。英國至少有真誠存在，比如，發明了珍妮紡織機的理察·阿克萊特是個真誠的人，瓦特在發明方面也很真誠，但法國不是這樣。這一時期真誠的另一個重要特徵是出現了我們稱為衛理公會的教派。表面上看，它只是匯集了一些空洞的教規，剛開始時幾乎沒有帶給人什麼啟發，因為它存在於普通大眾愚鈍的心中。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懷特菲爾德，他是一個能幹大事的人，在把自己的天才付諸行動之前，和周圍那股否定性的力量進行了無數次激烈的鬥爭。他所有的邏輯和他心中的火焰比起來微不足道，自彼得隱士以來無人能比。他先是到了布里斯托爾，向附近的煤礦工人講道，他們還都是些異教徒，他堅持向他們傳教，直到他看到，像他告訴我們的那樣，「他們黑皮膚的臉上閃爍著白色的淚花」。他又來到蘇格蘭，在那兒募捐，用以皈化異教徒。想一想蘇格蘭人那種艱苦、節儉、冷冰冰的性格，做到這一點的確不容易。他到格拉斯哥傳教，講到印度人和他們惡劣的生存環境，他們還不願意捐款捐物去救助這個可憐的民族嗎？他點燃了這個冷淡民族的火焰，結果，身上沒有帶多少錢的人跑回家去取，甚至抱來了毯子、農具、火腿，等等，在教堂里堆起一座小山！這是證明這項工作是好還是壞的極好例子。休謨聽說了懷特菲爾德在卡爾頓山上的事，沒有比這更能打動他的了。 看一看這一時期的文學，我們發現很少有蒸汽機時代的那種精神。我們沒有時間來討論德萊頓了，他是一個生不逢時的偉大詩人，也是一個形式主義者。他的靈魂和他要寫的東西不再相一致，他只關心自己在宮廷的影響，而且為了這個目的，他把法國的戲劇作為自己創作的範本。他變成了一個只注重作品形式的人，而不去安靜地、默默地描述他內心的東西。但我們不應因此而責備德萊頓，是貧窮導致他這樣做的，而非他願意如此。德萊頓最後變成了一名羅馬天主教徒。他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人，從他翻譯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來。比如他翻譯的《埃涅阿斯紀》，裡面有許多優美的、給人深刻印象的東西。 在安妮女王時期，在那個最丟臉的家族——查理家族去世之後，出現了一種溫和的懷疑。徹頭徹尾的形式主義是安妮女王時期的特徵，但在這一切之中，令人驚奇的是出現了許多美好的徵兆，說出了很多真理。艾狄生只是一個外行的布道者，完全拘泥於形式，但他確實說出了他那個時代的許多真理，是一個拘泥於形式的人做出不朽之事的範例。斯梯爾更加純真無邪，但他只是艾狄生的追隨者，過分地遵從艾狄生，而人們只會給艾狄生投上冷冷的一票。 我認為那一時期最偉大的人物是喬納森·斯威夫特，主持牧師斯威夫特。他雖從小營養不夠，但身體非常強壯，有一顆真正的撒克遜人的心，對宗教不無尊敬，雖然在某些情形下宗教沒有喚醒他。由於剛開始進入教會時他並不是非常願意，所以他沒有把它作為一種使命，但看到他自己安排的一些宗教活動，你會感到很驚奇。有人看到他有一天以一種秘密的方式給他的僕人講道，而且每天早晨一次，因為他下決心無論如何要擺脫陳詞濫調。但他是一個受過教育的異教徒，心中沒有上帝，他感到自己生活在一個混亂、虛偽的世界上，這一點沒有人比他看得更清楚。他以言辭刻薄著稱，身體和靈魂中都有敏感尖銳的神經。因為他經常生病，同時對周圍的一切感到憤慨，於是，他拿起最適合於他的武器——諷刺，並把它提到史詩的高度。他的冷嘲熱諷中有一種偉大而又令人畏懼的東西，因為他的諷刺不只是追求效果，也不旨在蔑視，他對所嘲諷的事物常常懷有一絲同情。有時候，要他不帶同情，不帶著一種愛去嘲笑任何事物，甚至是不可能的，這種愛同塞萬提斯對美德的普遍讚頌是一樣的。斯威夫特的行為中有許多悲哀的、悲劇性的東西，應該受到責備，但我不能贊同這種看法：認為他是在殘酷地、無情地胡鬧。在許多情形下，他從本質上顯示出是一個非常真誠的人，對同胞充滿同情。例如，我們看到他在附近為貧窮的愛爾蘭人設立了銀行，當他們來借錢時，他只要求他們能守信用。「把握住自己的機會，」他會說，「如果你沒有把握住你告訴我的機會，不要再來找我。」如果他們沒有把握住機會，他會對他們說：「不要再來找我，如果你沒有辦法把握住機會，如果你不能守信用，你還能適合幹什麼呢？」這些都證明他是一個充滿愛心的人，但對別人的缺點一點也沒有耐心。不過我們當中沒有人能感受到他的痛苦和不幸，他被置於野心、混亂和不滿的境況之中，最後陷入宿命論，患瘋狂病而死。斯威夫特死得非常悽慘，他知道自己快要瘋了，在死前的一刻，他看到一棵樹的樹梢枯萎了，說道：「就像那棵樹一樣，我也要從頂部死去了。」約翰遜認為斯威夫特是一個胡說亂寫的人，給野心勃勃的人提供了一個典型，一個嚴厲的教訓。 ㊟6 另一個擁有同樣思維而且非常值得我們關注的人是勞倫斯·斯泰恩，他身上也有一種在表面的惡中掙扎的偉大的善。雖然他嚴重地失職，但我們還是要敬佩他身上那種親切、充滿愛的愉快品質。他也是我們偉大母親的兒子，不像其他作家那樣拘泥於僵硬的公式、依附於形式而不接觸現實。雖然人們對他有很多微詞，我們還是能感受到他對周圍的事物充滿了博大的愛。因此關於他，就像我們對從良的妓女所說的：「多多寬恕他，因為他愛過很多。」畢竟，他是一個單純的人。 我對於蒲伯沒什麼要說的，爭論他是否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詩人沒有多大用處，不管怎麼說，他都是古往今來最好的人之一，用英雄雙韻體——押韻的英雄雙韻體，寫出了很多含義深刻的詩句。 給18世紀的一切烙上最深刻印記的兩個人，毫無疑問是塞繆爾·約翰遜和大衛·休謨。他們兩人是影響時代的兩座高峰，相反的兩極——一個推翻了偉大的、影響深遠的思想，另一個則是極為出色的、嚴肅的、偉大的保守派人物。 從某些方面來說，塞繆爾·約翰遜在歐洲是完全獨一無二的，在那個年代，歐洲沒有像他那樣的人。例如，法國的保皇派只是一些因其愚蠢和各種各樣的不誠實而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人。 約翰遜是一個胸襟博大的人，非常誠實、正直。不管我們對他持有多麼不同的意見，在這兒都不重要，人們一定會視他為所有誠實之人的兄弟。任何一個在偽善的包圍中堅持這一真理的人，都會感到「生活中還是有真理存在的」。而且，他是堅持那一真理之人，在來世的海洋中，當所有的船舶都失事時，他仍會堅持這一真理。如果不堅持這一真理，他的一切就都完了，約翰遜知道這一點，並且遵照它來行動。幾乎沒有人像約翰遜那樣曾經影響現存秩序，他在英國掀起了一場反對法國大革命的運動，人們一般稱之為皮特運動(Pittism)，說它是最誠實之士內心的需要。約翰遜的生活極為悽慘，幾乎沒有人像他那樣在早年的生活中遭受過那麼多的磨難，甚至斯威夫特也沒有遭受過如此多的苦難。他是個「極富忍耐精神的人！」約翰遜的體質非常差，總是生病並且忍受著病痛的折磨。在牛津大學公費讀書的時候，他窮到沒有鞋穿，常常赤腳走在街上的爛泥中。一位有仁慈之心的人看到他打赤腳，把一雙鞋放在他的門口，但這激怒了約翰遜，因為這表示他窮得買不起鞋。他把鞋扔到窗外，而不是穿在腳上。然後，他就一次又一次地生病。周圍的人認為他一定瘋了，最好送進瘋人院。 離開牛津之後，他想當一名教師，但沒能成功，之後他到倫敦碰運氣。在倫敦，他一天只有四個便士維持生計，有時沒有住處，只好睡在貨物堆里、樓梯上，有時住在地下室里。他是我眼中最偉大的英雄，因為儘管有這麼多的不幸，他始終沒有倒下，像獅子抖掉身上的露水一樣，他把不幸從身上抖開！他一點也沒有想過要成為一個偉人，他只是盡力不被餓死！雖然一想到如此偉大的一個人竟遭遇這麼多的苦難不免令人難過，但我們必須看到這些苦難激發了他的進取心，最後他確實找到了要做的事情。他的目標不是四處尋找、研究事物的原因，在這個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很多，而需要知道的事情並不多，最重要的是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能做些什麼！ 在18世紀，再也沒有比塞繆爾·約翰遜更樂觀的人了，他忠實於那個時代，他有信仰而且堅持信仰，是一個真正有靈氣的人。約翰遜有幸遇到一位能欣賞他的人——鮑斯韋爾。任何人都會喜歡可憐的鮑斯韋爾，他講述了他對約翰遜的尊敬以及二人之間的密切關係。把他們兩人放在一起看一看，一個是平民出身的不同凡響之人，另一個是自負的蘇格蘭人，滿口我們國家的紳士之類的荒謬自負的鮑斯韋爾，竟然把約翰遜這個偉大、頭髮蓬亂、不修邊幅的教師所說的話和他的奇聞逸事記錄下來，並以崇敬之心珍惜它們。而且，鮑斯韋爾把這些東西加以整理，寫成一本非常吸引人的書——《約翰遜傳》，在他去世之後還產生著影響。《約翰遜傳》是一部史詩性的著作，很長時間以來一直位居英國傳記文學之首。 但我們現在必須來看一個與眾不同的人物，他就是休謨。休謨和約翰遜同一年出生，但兩人很少有相似之處。休謨同樣值得我們關注，他有著和約翰遜同樣大的名氣，同樣的真誠，但感覺遠不如約翰遜那樣睿智。他不像約翰遜那樣忠於自己的信仰，但他有著同樣崇高的堅定，有著在沉默中爆發的力量，並在他那坎坷的生活中表現出來。他不應該去經商，因為那和他作為紳士之子的出身不協調。然而，他的父母希望他通過某種方式掙到錢，他們要他做這樣那樣的事情，最後把他送到布里斯托爾去做商人。但在商海沉浮了兩三年之後，他覺得不能再這樣下去了，而且非常渴望用所學的知識去謀生，於是他棄商從文。 他竭力想在愛丁堡大學當教授，但他們不接納他，於是他在布列塔尼 ㊟7 的一個名叫弗賴施的小鎮居住下來，年收入只有60英鎊。在那兒，他開始寫書，不久就變得很有名氣。他一生中沒有得到任何有錢人的資助，雖然後來他引起某個階層人士的關注。一些富人最後確實眷顧他，但他在世時沒有得到普遍的認可。他的主要作品《英國史》沒有讀者，他像一個有高度自制力的人，像一個英雄，像一個沉默的人那樣，忍受了這一切，然後平靜地繼續做下一件事情。我聽到一些對休謨印象深刻的老年人談起他在考驗面前所表現出的那種偉大的幽默感，幽默在他身上是一種沉默的力量，這一點與約翰遜極為不同，約翰遜的粗獷和他的英雄行為相得益彰。至於休謨的有條不紊，在這一點上沒有人比他做得更好，他總是知道從哪兒開始，到哪兒結束。雖然從本性上看他不易動感情，但在他的《英國史》中，隨著寫作的深入，他不時達到史詩的高度。例如，他對英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描述就像用蠟筆勾畫出來的一樣，人們在那兒看到他博大的心胸，而且充滿了和諧。說到他的懷疑論觀點，那是非常超驗的，從頭到尾都是超驗的。他從研究洛克的論文開始。像當時通常的看法一樣，他認為邏輯是通向真理的唯一途徑。從這一點開始，他不斷深入，最後把他的結論展示給大家，即沒有任何事情是可信的或是能論證的，他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自己是存在的。他坐在那兒，頭腦中思考著各種事情，任何人對他來說都是虛幻的、不真實的。現在看來應該公開這種觀點，因為如果那就是懷疑論的全部，讓它廣為人知對我們來說是非常有好處的。休謨給我們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因而所有的人都會看到懷疑論到底是什麼，然後會放棄那種在頭腦中編織邏輯之網的無用之舉——沒有人會再繼續編織它們了。 休謨也是我們已有的三位歷史學家中非常有名的一位，因為他寫的歷史經得住時間的考驗。休謨比羅伯遜或吉本表現出更多的洞察力。羅伯遜就像約翰遜認為的那樣，實際上是一個膚淺之人。在和鮑斯韋爾談到他時，我們看到約翰遜總是反對羅伯遜。但羅伯遜有很強的架構能力，沒有人比他更知道一個故事如何開始，如何結束，這是他最偉大的品質。另外，他還有一種溫和、圓滑的性格。總的來看，他只是一個政客，坦誠接受對他們三個人的共同指責，這種指責說他們三人都缺乏信仰。對羅伯遜的攻擊更甚，說他是《聖經·新約》的牧師，講道或者假裝講道。羅伯遜一定沒有什麼道德動機，例如，在描述諾克斯時，他所能探知的動機只是悲慘的飢餓、搶劫的嗜好和金錢的影響，而這也是休謨的觀點。吉本的觀點也同樣出名，只不過是以一種更加令人不齒的方式出名。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他比羅伯遜偉大，但比不上休謨。他極盡誇誇其談、大吹大擂之能事，對於羅馬帝國衰落及衰亡的描述，沒有人比他更冗長，但對於這些現象，他沒能找出深刻的原因，只是說是由於羅馬人的病態神經以及各種各樣卑劣的動機導致的。 因此，那時的世界似乎是欺騙盛行，一團混亂，崇高之士只能鄙視它、嘲諷它。 下個星期五（不是星期一），我們將繼續這次的討論，並評論一下懷疑論的衰落和它的終結，感謝上帝，懷疑論在歷史上並沒有持續很長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