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別 · 救濟自己國家的民眾

太宰治 《惜別》
這個經過我也從津田君那裡聽說了:藤野先生委託矢島君查找嫌疑人,並叮囑他今後照顧周先生。也許是矢島君畢竟擁有可以稱作東北人道德中特有的潔癖性這種素質,或者是從他信仰的基督教中感悟到了反省的美德,忽然哭起來,坦白說寫那封信的人就是他,並對這次愚蠢的誤解深表歉意,還說要辭去幹事的職務,推薦津田君當下一任幹事。津田君覺得難以接受,結果,幹事就由矢島君和津田君二人共同擔當。因為四面八方都圓滿收場,津田君拍著我的後背叫「軍師,軍師」。軍師也好,什麼也罷,只是我的沒辦法中的辦法意外地獲得了成功而已。 周先生說道:「我總是請藤野先生修改筆記,所以引起這樣的誤解也是有情可原的,我反而覺得對不起矢島君。以前不太喜歡他,在互相交談中,才發現他是一個非常正直的人。我諷刺地問他:『你是基督教徒吧?』他認真地點點頭,說:『是的,並不是基督教徒就不犯罪。反而像我這樣有許多缺點、又總是犯罪的壞人才會成為基督教徒。教會是我這樣易犯過失的人的醫院。是Krankenhaus(德語,「醫院」之意)。而福音是我們Herz(德語,「心理」之意)病人的Krankenbett(德語,「病床」之意)。』 矢島君的話銘刻在我心裡,我也突然想敲敲Krankenhaus(德語,「醫院」之意)的門。我現在的確是Kranke(德語,「病人」之意),於是便信步去了教堂,不過,對於西方誇張的禮儀,還是有不能接受的地方,很失望。今天的說教正好是舊約的《出埃及記》的幾處,講摩西把他的同胞從奴隸的境遇中解脫出來付出了怎樣的努力,聽到這些,我不禁毛骨悚然。 在埃及城市的貧民窟里,百萬同胞們整天都喧噪、怠惰地打發日子,摩西面對他們講述脫離埃及的大理想,摩西『口齒不伶俐、舌頭也不伶俐』,笨嘴拙腮地四處遊說,反倒使大家很迷惑。後來他就又是呵斥又是哄騙又是怒吼,終於帶領大家成功地脫離了埃及。 但在之後的四十年的漫長歲月中,他們卻迷失在荒野里。追隨摩西脫離了埃及的百萬同胞,非但不感謝他,大家都發牢騷,並且詛咒摩西,說因為他愛管閒事,才會造成他們今天這種悲慘的結局。脫離了埃及,一點兒好處都沒有。啊,想一想還是在埃及的時候好,奴隸也好、什麼也好都沒有關係,麵包能吃得飽飽的,肉鍋里燉著鴨和蔥。 『我們在埃及的土地上,坐在燉肉的鍋旁,吃著麵包的時候,即便是讓耶和華的手殺死我們,那也是幸福的。而你卻把我們領到這片荒野,我們全都會餓死的。』他們口無遮攔、毫無理智地抱怨著。我聯想到自己國家現在的民眾,感到十分痛苦,實在無法聽完這次布道,於是中途逃了回來,實在太寂寞了,就跑到你這兒來了。絕望,不,說絕望有些討厭,那是煞有介事的詞語。說什麼好呢?所謂的民眾,大體就是那樣吧。」 「雖然我對聖書里的事一無所知,但那個叫摩西的,最後還是成功了吧?在西奈山的山頂,指著約旦河的美麗流域,便能看到他自己的故鄉。不是有這樣精彩的地方嗎?」 「唉,可是,在那之前的四十年的歲月里,他的同胞們要忍受不吃不喝的痛苦。能做到嗎?不是五年十年,而是四十年。我越來越不明白了。今年夏天是在東京度過的,我所得到的感受還是對挽救民眾的懷疑。請原諒我的喋喋不休。在松島時的高談闊論是愉快的,但今晚的告白卻是暗淡的。」 周先生笑了一下,又接著說道:「我剛才笑了。為什麼笑呢?埃及的奴隸一定也不時地露出這種莫名的微笑。即使奴隸也發笑。不,也許正因為是奴隸才發笑。我在仙台街上散步時曾留意過俘虜的表情,那些人幾乎不笑。這表示他們還抱著某種希望。即便只是抱著想早日回國的焦慮,也是比奴隸要強的。我偶爾給那些人煙,他們的表情顯得理所當然。這表明他們還沒有淪為奴隸。」 那時,在仙台的俄羅斯俘虜多時達到兩千人,分別被收容在荒町、新寺小路附近的寺院,或是宮城原野的小木屋裡。從那年的秋天開始這些俘虜被允許可以自由地在市內散步,我雖然不知道俄語的正確發音,但他們不停地說想要パピロス,我猜想那大概是煙的意思,就連仙台的孩子們不知什麼時候也記住了這個パピロス,常對俘虜們說:「想抽菸嗎?」俘虜們一點頭,孩子們就高興地跑到煙店,買來煙給他們,很是得意。 「我給那些人煙,他們很平靜,我反而不好意思了。甚至感到是種侮辱。難道這些俘虜看出我是支那人了?他們知道支那現在馬上就會淪為列強的奴隸,因此,僅僅對我有種優越感?不,這的確只是我的偏見。是的。我這次在東京感到的就是這種偏見。我很不安。對於救濟自己國家的民眾也感到十分不安。現在想起來,自己當時在松島的高談闊論十分幼稚。在懷念自己當時的單純幼稚的同時,也感到很羞愧。一想起來就臉紅。或許我總是醉心於天真的理論吧!我當時自認為深知支那的現狀,但那全是少年天真的個人獨斷而已。 我什麼都不懂。現在變得越來越無法判斷了。不要說支那的現狀了,就連我自己究竟是怎樣一個男人都不明白了。在東京的留學生同胞說我是日本迷。甚至說我是漢民族的背叛者。更有人到處傳言,說看到我和日本女人一起散步。為什麼我會這樣不討大家喜歡呢?是因為我說了支那的壞話、表揚了日本的忠義哲學嗎?還是因為沒有和他們一起直接投身於革命運動?我對於他們的那種革命熱情深有同感。現在黃興派和孫文派也就要實現合作,成立支那革命同盟會了。而大部分留學生都是同盟會的成員,據他們說支那革命馬上就要成功了,但我又為什麼這樣悲觀呢?他們的氣勢越是高揚,我的心情越是低落。你怎麼樣? 我小時候,看到別人熱烈地鼓掌,也跟著一起鼓掌,現在想起來,十分不好意思。聽到慷慨激昂的演說,我內心很激動,可是看到別人熱烈鼓掌時,我卻無論如何不能為這場演說鼓掌。內心的感動越大,鼓掌之類的越是對演說者的無意義的虛禮,反而失禮。我覺得沉默更能表達真正的敬意,變得厭惡起鼓掌的喧噪來。學校開運動會時的拉拉隊也是同樣的。另外關於基督教,我非常尊重基督教的『像愛自己那樣愛鄰人』的思想,有時很想追隨基督教,可是教會中誇張的動作卻阻礙了我的信仰。你也曾對我說過:我雖是支那人卻不說孔孟之語。對你們來說,這有些不可思議,其實我是盡力不說的。我討厭那些口口聲聲講著孔孟之道的人。像藤野先生那樣的好人,當他說古聖賢的話時,我便捏把汗,暗自想:停止吧。 我們從小就被支那的儒者先生們強迫背誦令人討厭的古聖賢的話。這樣我們就被培育成了討厭儒教的男子。我絕不是輕視孔孟思想。這種思想的根本,或說成是『仁』,或說成是『中庸』,或說成是『寬恕』,有許多種說法,而我認為是『禮』。『禮』的思想是很微妙的。用哲學術語來講,『禮』是愛的思想表達法。人類生活的痛苦可以說盡現了愛的表現的困難。這種表現的拙劣,正是人們不幸的源泉。只要能解除這種所謂『禮』的思想的束縛,那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種秩序也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人們一定會一邊頌揚,一邊身體力行的,而且也便能從所有的屈辱、束縛的痛苦中被解救出來了。 而儒者先生們在教授時,卻將『禮』作為最不重要的行為準則,使之墮落成君主侮辱臣子,父親束縛兒子的偽善手段了。這種傾向很早就表現出來了,魏朝時的竹林隱士等等,就是因為無法忍受『禮』這種思想的墮落,逃到竹林、飲酒度日的。他們的禮儀非常差。時常赤身飲酒。當時的所謂『道德家』們罵他們是無賴、是背叛道德的人,不,即便是現在,優雅的正人君子們也仍對他們的行為十分反感。其實那些竹林隱士們也並不認為自己的生活很崇高。但是沒辦法,除了竹林之外,他們無處可住。 人們滔滔不絕地把『禮』作為名目,對於反對自己的人貫以『不孝』的污名,打倒他,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和財富。非常虔誠地信奉『禮』本來面目的人們,看到偽善者濫用『禮』,很不平,卻無力挽回。反正沒辦法,就這樣吧,從此以後連『禮』字都不提,他們抱著這種愚直的偏見跑了出來,反過頭來開始說『禮』的壞話,開始做赤身飲酒這樣粗俗的事。可是心底里,把禮教作為寶物一樣珍視的,在當時其實只有這些人。 當時如果他們不採取這種『背德者』的態度,便不能維持『禮』的思想,時代的『道德家』們表面上一副非常正派、很優雅的樣子,實際上卻正在破壞『禮』的思想,他們全然不相信禮教。而相信禮教的人卻變成『背德者』逃入竹林,像無賴一樣天天喝大酒。我現在雖然不想逃入竹林、赤身喝酒,可是心情還是徘徊在竹林中的。我已經看透了儒者先生們偽善的舉止。關於這一點,在松島的旅館,就應該向你告白。人的思想如果被客廳里的恭維利用了,那就毫無意義了。我想從那不潔思想的死骸中逃脫、憧憬著新學問才離別故鄉到了南京的。那以後的事,在松島時我都對你說了。 可是,我今年夏天去東京後,更加迷失在痛苦的竹林深處了。對我來說,不明白那是怎麼回事,不,即使明白,我也不敢明確地說出來。如果我的疑惑不幸實現了,我可能除了自殺,別無他選。啊,這種疑惑僅僅是我的妄想就好了。說得清楚些吧,我最近感到留學生同胞的革命運動,有種不祥的誇張動作的氣息。我不能與他們狂熱的動作合拍,也許是我不幸的宿命。我認為他們的運動絕對正確。我尊敬孫文、信奉三民主義並珍視它。這是我最後唯一的依靠。如果這個思想也拋棄我,我便成了浮萍、奴隸。但即便如此,我現在還是步了竹林名士的後塵。我做了很多努力。留學生們的熱情肯定沒有錯。『我們一起吶喊怎麼樣?說『難為情』,那是你虛榮。你有不健康的虛無主義者的氣息。你的臉上流露出了奴隸的微笑。注意!放逐心中的黑暗,即便不自然也沒關係,試著填些明亮的光吧!』我斥責自己、鞭韃自己、想規定自己的航向、把住舵,甚至想成為革命黨會員。可是……」說著,周先生突然不安地問我「幾點了?很晚了吧?」 我告訴他了時間。 「是嗎?我可以再打擾你一會兒嗎?」他浮現出了難看的、低聲下氣的笑容,「我最近越來越不理解別人的心情了。連支那人都無法理解,不同國籍的人就更不用說了。我覺得到現在為止,有些過分依賴你了。不只是你,還有藤野先生和你這兒的房東夫婦,對我太好了。矢島君他們的那封信,我反倒覺得爽快。因為支那人劣等,所以不可能取得好成績,態度十分清楚。這樣一來,我的心情平靜了、釋然了。我受不了溫情。今後請你也直言不諱吧!我在這兒和你談到這麼晚,你不討厭嗎?沒關係嗎?」 我沒回答他。我想:如果是這種過分客氣的客人,或許他借宿那地方的人也會討厭吧。 「你好像生氣了,但我似乎只對你放心。那次松島碰面以來,總是讓你聽這些無聊的嘮叨。醫學救國嘛,」說著,他笑了,「拼湊了幼稚的三段論法,把那稱之為什麼屁道理、什麼科學。為什麼我這樣畏懼科學呢?孩子喜歡火柴,很可愛。可是孩子使用科學武器,會怎樣呢?反而可能會釀成慘事。因為孩子只想著玩。病好了,馬上就去河裡游泳,舊病復發,就再回來。 憑藉科學的威力,讓民眾覺醒,鼓勵他們抱有新生的希望並為之努力,不久又引導他們懷抱維新信仰,這不就成了三段論法了嗎?全是可恥的辦法、是屁道理。我已全部抹殺了科學救國論。我現在必須更踏實地重新考慮怎樣才能拯救支那。摩西為了拯救自己的民族花了四十年。我在無計可施的時候,不知為什麼,必定會想起日本的明治維新。日本的維新靠的不是科學的力量,這是千真萬確的。維新,以水戶義公編撰大日本史為開端,契沖、春滿、真淵、宣長、篤胤,另外,還有寫日本外史的山陽等一群著述家的精神啟蒙,拉開了日本明治維新的序幕。並沒有把Materiell(德語,「物質」之意)的慰樂作為教化的手段。這正是稱明治維新成為奇蹟的原因。 用科學的手段來拯救自己的國民是非常危險的。那是西方人以侵略為目的,馴服別國民眾的手段。對於本國國民的教化首先應該靠啟發國民的精神。先治好國民肉體的疾病,使其抱有新生的希望,隨後再教化他們的精神,這種循序漸進的深謀遠慮一概不需要。不僅是旁人,即便是我自己,如果現在領會了像日本的忠義一元論那樣明確直接的哲學,那就得救了。信奉忠義一元論的人大概只有在吃冰激凌、含奶糖、看無聲電影這樣短暫的時間裡,才會稍微放鬆一下精神、暫時忘記這種信仰吧。日本的這個一元哲學,不張揚,永遠把接受命令當作是理所當然的事,默默地執行,因此我對這個哲學十分放心。 對於自己深深信仰的東西,還是不要過分狂熱、騷動的好。在東京的我的朋友,口口聲聲不斷地喊『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好像這就是區別人類與非人類的標誌性詞彙,那麼,真正的三民主義的信奉者,不是要馬上跑到竹林里去了嗎?不,這一定是我怪僻的妄想,我已經連三民主義是什麼都弄不清楚了。但是,我必須相信他們的熱情。不,確切地說,必須尊敬他們的熱情。他們正在為了把自己的國家從獨立的危機中解救出來而拚命吶喊。而我除了和他們步調一致地東奔西跑以外別無它路。我雖不是革命黨員,但也絕不是膽小鬼。我隨時準備和他們一起犧牲。我的船舵,不管我希望與否,已經定在一定的方向上了。 我現在必須為他們做些什麼,那麼,先怎樣做好呢?一想到這兒,我的眼前突然浮現出憂鬱的竹林。那些人說我是民族的叛徒,說我是日本迷。可是,我想:那些人如果不背叛民族,就算幸運了。總之,我不懂政治。對我來說,與黨員的增減、誰當幹部這些事情相比,我更在意一個人心中的間隙。明確地講,與政治相比,我現在更關心教育。不是高等教育,而是民眾的初級教育。我沒有獨特的哲學和宗教。我的思想是貧弱的。我只是想把我一心一意信仰的孫文的三民主義,淺顯易懂地教給民眾,促使民族自覺。仔細想想,我作為那些人的朋友能起到的小作用,也許只在做這樣極其低微的工作上面。 可是,即便如此,對於我這樣能力有限的人來說也絕非輕鬆的工作。如果我當一名醫生,在大家的幫助下也許會成功,但如果我當教育者,會怎麼樣呢?看了日本明治維新的例子,我覺得對民眾的教育,著書立說是最有效的,可我卻連一篇文章都寫不出來。與成為支那的杉田玄白相比,要成為支那的賴山陽,對我來說要難上百倍。最後,我發現政治家、醫生、教育者,一切的一切,自己都沒有希望,於是,今天去了教會,尋求Krankenbett(德語,「病床」之意),卻聽到了不吉利的奴隸的故事,十分吃驚,就跑到你這兒來了,說了這麼多傻話,我簡直就是滑稽演員。失禮了。很無聊吧。到此,滑稽演員要退場了。你的房東好像還沒睡,一定很意外地在聽我說話吧?那個支那人在說什麼呢?討厭!還不早點回去,害得我們連門也關不了。我最近心不在焉、也很困惑。我變了吧?我想只有你能理解我,能理解我嗎?我最近決定誰也不相信了,那麼,告辭了。」 我說:「拜託你一件事,請在門外站一分鐘。」 周先生很困惑,微微點了點頭,出去了。 我向房東的臥室大聲喊道:「太太,周先生走了。」 「啊,讓他帶上傘就好了。」房東太太只說了這句。很清爽。她明白我的意思。 我去找應該站在門外正在聽我們對話的周先生,周先生不見了,黑暗中只有雪在紛紛地下著。 這畢竟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我不能說自己記得準確無誤,但「一個國家的維新,不能依靠西方的實用科學,而是應該致力於民眾的初級教育,如果不改造他們的精神,維新不是很難成就嗎?」第一次從周先生口裡聽到這種疑問,的確是在那個大雪的夜晚。周先生的這種疑問,不久便使周先生開始關心文章,這大概就是後來文豪魯迅誕生的原因吧!可是,最近大家說由於所謂的「幻燈事件」,周先生的心裡突然湧出了這種疑問,我認為這種說法有些出入。聽說後來魯迅自己也寫了仙台時代的回憶,文章中也說由於所謂的「幻燈事件」,才使自己棄醫從文了。 我想那大概是他根據特定的情況,將自己的過去四捨五入、簡明地整理後寫成的吧。所謂人類的歷史,常常必須要這樣簡明扼要地編寫。是什麼原因使周先生一定要把自己的過去這樣「戲劇性」地組合呢?這一點,我無從可知。只是,在他敘述自己過去經歷時,支那的形勢、當時的中日關係,以及作為支那代表作家的他自己的位置,如果從這些方面出發並認真地追溯下去,或許可以得到值得肯定的答案。愚笨的我把握不好這些細微的困境之中周先生的心態。 美女一轉身就變成了魔鬼,這在戲中是常有的事,可是在人類的生活中,不可能會有這樣鮮明的轉變。人內心的轉變,別人當然無法明白,就連其本人也並不十分明白吧。很多時候,人不知不覺地意識到自己體內流著不同的血液,感到愕然。第二年的春天,的確發生了所謂的「幻燈事件」。但我認為那並不是周先生的轉折點,那件事只是他注意到體內血液變化的契機。他絕不是由於看了那個幻燈片才馬上立志於搞文藝的。一言以蔽之,那是因為他很久之前就喜歡搞文藝。這是俗人的極其庸俗的判斷,連我自己也覺得掃興,可是我只能這樣認為。如果不喜歡那條道路,就絕對搞不下去。我倒認為點燃周先生素來對文藝的愛好之情的那個淘氣鬼,與其放那部幻燈片不如播放一部反映當時沸騰於日本青年中間的文藝熱潮的片子,這樣做對周先生的刺激也許更為直接。 說起當時日本的文藝熱潮,相當了得,有種「不談文藝,非人也」的氣勢。即使在仙台,雖然不知道是否真的在讀,但女學生們抱著詩集呀、小說呀得意洋洋地漫步,被稱作「星堇派」,她們大多戴著眼鏡,神經質地皺著眉,鄙視地看著粗俗的我們。仙台的劇場還經常上演文化劇。庸俗的我最終也沒能抗拒這股熱潮,偷偷地讀了藤村的新體詩。東北的仙台都是這種盛況,那麼繁華的東京又是怎樣的呢?一定超乎我們的想像吧! 周先生暑假去了東京,最先感受到的不就是澎湃的文藝浪潮嗎?不就是書店裡洪水般的文藝書籍嗎?不就是神情異常認真地在洪水中游著的大群青年男女嗎?周先生一定是想知道這些人究竟在追求什麼,才與他們一起在書店裡徘徊的。這樣,事實上他買了許多文藝書帶回了仙台。並說那些愛看文藝書的人是自己的競爭對手。這種文藝熱情在他的心目中徐徐燃起的同時,無時無刻不縈繞在他心裡的是本國青年們的革命吶喊。醫學、文藝、革命,換句話說,科學、藝術、政治,他被捲入三者的混沌旋渦中。 周先生後來大量的著作,我幾乎都沒有讀過。因此,我不知道什麼是所謂大魯迅文藝的功績。可是有一點我知道,他是支那最初的文明患者。我所知道的仙台時代的周先生,苦於近代文明之病,為尋求其病床,甚至叩響了教會之門,可是,那裡也沒有救濟之法。像往常一樣,他又退了下來。懊惱的結果,這個品質高尚正直的青年,臉上甚至浮現出了奴隸的微笑。混沌的產物是自我厭惡。他對於文明的感情,的確可以稱之為支那可憐的先驅者之一。這樣,這種痛苦內省的地獄,越來越接近所謂人間百感圖的文藝了。文藝原本就是他喜歡的路,疲憊的他爬上了這個病床,稍感舒適。當然這只是我庸俗的獨斷。人的心裡就連當事人也不能說清楚,何況像我這樣的才疏學淺的人,更是不能弄懂別人的心理了。可是,巷議的魯迅的轉機,我無論如何不敢苟同,所以才膽敢辭不達意地說了一大通話。 那個大雪之夜以後,大約過了一個月,我記得是明治三十九年正月前後的事。那時,周先生已經有一周左右沒有來教室了。一問津田君,說是因為鬧肚子而臥床不起了。於是我從學校回去時便順到周先生的宿舍去探望。周先生像病人一樣,臉色發青,但見我去了就馬上起來了,還不聽我的勸阻,立刻疊了被子。「什麼?我已經沒事了。據津田醫生的診斷,懷疑是Pest(德語,「瘟疫」之意),我被宣告沒希望了。但是個特大的誤診。只是因為正月里吃多了鯡魚子。日本正月里反而淨吃些鯡魚子呀、豆子呀這類不精細的東西來慶祝,真是個痛快的國家啊。」 我看了看散在桌面上的眾多書籍,幾乎全都是文藝書。德國雷克拉姆的書最多,另外還有日本的森鷗外、上田敏、二葉亭四迷等人的著作。「論文藝,哪個國家的好?」我鑽進了被爐,與周先生面對面,像往常一樣問著愚蠢的問題。 「這個,」周先生那天十分快活,說,「文藝好像國家的反射鏡一樣。國家艱苦奮鬥的時候,便會誕生出好的文藝。雖然表面看文藝不過是柔弱男女的玩物,似乎和國家興亡沒什麼關係,可其的確能顯示出一個國家的國力。可以說是無用之用,不可小視。我想了解埃及、印度的文藝,可是幾乎找遍了東京所有的書店,連一冊也沒找到。印度比支那擁有更古老的文明,因此我覺得印度應該有人作為民族的驕傲,已經覺醒了,並正在嘗試做反抗他民族壓迫的文藝。我只是愛講講道理,欠缺詩和小說方面的才能,所以想找到那些被壓迫民族的反抗作品譯成支那語,讓我的同胞們讀。可即便是翻譯,文章寫得差也不行啊。現在仍在國內的我的內弟作人,對不起,他的笑容和你有些相像,他從小文章就寫得比我好得多。現在我想,今後向弟弟請教,不妨兄弟合作,一點一點地進行文藝翻譯。所以最近,我練練筆、寫些文章。」說著他從桌子的抽屜中取出一本筆記,嘩嘩地翻著。「就是這個,怎麼樣?不,即使請你看,支那語的文章,你也看不明白吧,我把這段給你譯成日語吧。」 他在便箋上行雲流水般地寫了數行,而後突然臉紅了、猶豫地遞給了我。我一讀覺得是名文,就不顧周先生反對,便硬是把那便箋拿回家了。為什麼呢?也許是想做紀念吧。我那時並沒有預感到就要與周先生分別了。為什麼會奇妙地迷戀一張便箋呢?真的是有第六感嗎?從那以後,我一直都把那張便箋夾在筆記里,上課無聊時,就偷偷地拿出來,一邊讀一邊懷念遠方的周先生。畢業的時候,那張便箋卻被一個學友搶去了,現在想起來,真是可惜。但那是後話了。當時周先生寫的文章,因為被我反覆誦讀,內容至今也還大致記得。講的是周先生關於文章本質的看法。 「文章為美術之一,質當亦然,與個人暨邦國之存,無所系屬,實利離盡,究理弗存。故其為效,益智不如史乘,誡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業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幾於具足。嚴冬永留,春氣不至,生其軀殼,死其精魂,其人雖生,而人生之道失。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 因為我記性不太好,也許有兩三處不太準確,語調弱的地方就是我拿不準的,原文可是比這好上十倍的名文,請您想像一下吧! 我覺得,該短文的主旨,指出了與他從前說的那種「為幫助同胞的政治運動」的文藝多少有些差異的方向,不過,「不用之用」一詞讓人感到含義豐富。終歸還是「用」。只是不具有像實際的政治運動那樣的對民眾的強大指導性,而是漸漸地浸潤人心,發揮使其充實之用的東西。我想是這種意思吧。這樣解釋文藝我認為一點兒都不保守,反而非常健全。這種寫法讓我們這些文藝的門外漢都能隱約感受到其巨大的力量。也是在那天或是別的哪一天,周先生還即興說了些給我很大啟發的話。 「遭遇海難,自己被捲入洶湧的波濤中,並被摔打在海岸上,拚命抓住的地方是燈台窗沿。『哎呀,真高興!』剛要喊救命,向窗內一看,守衛燈台的夫婦倆和他們的小女兒正安安穩穩地吃著幸福的晚餐。『啊,不行。』遇難者憂鬱了一瞬,沒有喊救命。忽然大浪打來,一口吞沒了這個靦腆的遇難者,沖向了遠方。我們假設有這樣的故事。遇難者已經不可能得救了,他被卷在洶湧的波濤中,也許那是一個暴風雪之夜,他一個人悄無聲息地死了。當然,守衛燈台的人一無所知,仍然全家和樂融融地吃著飯。要是暴風雪之夜,應該看不到月亮和星星。故事的結局誰也無從知曉。有人說事實比小說更離奇,即使是誰都不知道的事實,在這個世界上也是存在的。而且,在誰也沒有親眼看到的人生角落發生的事實,往往有更高貴的寶玉閃閃發光。把這樣的事用天賦的不可思議的觸角挖掘出來就是文藝。因此,文藝創作比被世人表彰的事實更接近真實。如果沒有文藝,世界將滿眼空隙。文藝可以把不公平的空洞,像水往低處流一樣自然地填滿。」 聽了這些話,我這樣的俗人也似乎明白了:這個世界上如果沒有文藝這種東西,就會像注油少的車輪那樣,無論開始時怎樣流暢快速地運轉,也許馬上就會損毀。可是,一想起熱心指導周先生學習醫學的藤野先生,我便悲哀起來,深深地嘆氣。那時,藤野先生還什麼都不知道,依舊每周一次認真地用紅筆為周先生修改筆記。不過教書的人對自己的弟子是很敏感的,藤野先生似乎也覺察到最近周先生對醫學研究不那麼上心了,於是經常把周先生叫到研究室,說些什麼,而且在那之後我也有兩三次被叫到了研究室。 「周君最近好像不大精神,你知道是怎麼回事嗎?」「班裡有沒有人對他使壞?」「和周君商量研究的Thema(德語,「題目」之意)了嗎?」「是不是心裡厭煩解剖實習啊?其實日本的病人如果知道死後的Leichnam(德語,「屍體」之意)解剖會對醫學做出貢獻,反而自己希望如此。這點你告訴周君了嗎?」 先生的問題如槍林彈雨一般,我甚至有些厭煩了。對於這些,我總是敷衍著應答。周先生醫學救國的信念動搖了,他進一步認真調查了日本明治維新的情況,並了解到一些思想家的著述引燃了日本明治維新的導火線,但周先生現在覺得那些深奧的理論著作並不可靠,必須先著眼於對民眾進行初步教育的文藝創作,於是他現在正在研究各國的文藝,要是向先生說明這種對他來說如晴天霹靂般的轉變,先生會何其地驚愕,進而又會變得何其地失落啊,這樣想來,愚鈍的我也便只能含糊其詞了。即便如此,一次我還是向周先生轉達了先生的擔心。 「這次我向藤野先生要了研究題目,不和我一起做嗎?是關於纏足後的骨骼形狀問題的,不是很有意思嗎?」 周先生微笑著搖搖頭,似乎已經覺察到了一切。暑假過後,周先生就總是冷冷的,雖然不是一副心地不良的表情,但就好像住在與我們隔絕的世界裡面,見面時,大抵只是曖昧微笑一下。對於這一點,愛操心的津田君擔心起來: 「那傢伙怎麼了?在宿舍里只是讀那些無聊的小說,根本不學習學校的功課。那傢伙也快成革命黨會員了吧?不,難道是失戀了?總之,這種狀態可不行。這次弄不好會不及格。他是被清政府選派來日本的秀才。如果日本不教給他像樣的學問就讓他回國,在清政府那兒豈不是很沒有面子。因此,我們作為他的朋友,責任也很重大。最近他總是拿我當傻瓜,我試著勸了他好多次,他不出聲,只是笑笑,我渾身直起疹子。如果你和他說說,也許他會聽的。乾脆哪天狠狠教訓他一頓,怎麼樣?說『醒醒吧!』,再給他幾拳,說不定他會痛改前非、好好學習的!」 我實在後悔在這部手記的兩、三個地方故意用了嘲笑津田君的伎倆。仔細想來,真正打心眼裡喜歡周先生的不正是津田君嗎?就要和周先生分別了,在我的宿舍開了小型的送別會。出席的有愛喝酒的木匠和他十歲的女兒、津田君、矢島君兩位幹事、我和主角周先生。大家站著,舉行了現在想起來還想噗哧大笑的音樂天才聚集的奇妙合唱: 崇高、厚重的恩師情啊 您教我知識的庭院,已經歷了多少春秋冬夏 細思量,那已是久遠的興霜歲月 現如今,分別在我們眼前,一旦說再見 素日彼此間的親密之情 亦勿相忘 唱著唱著,津田君突然背過身去哭了起來。嘴上雖然說著興致勃勃的話,可是要與周先生分別了,他似乎比誰都難過。和津田君相處,能看到他這樣好的一面,我變得不像從前那樣害怕和討厭城裡人了。 後來試著與那位被誤解鄉村公子的矢島君相處,也只是一個極端認真的人,就像周先生何時就仙台人所做的批評,僅僅是「懷有東北大諸侯的責任感,固執己見」。因為他過分拘泥於「仙台的面子」,所以初次見面時的寒喧也很生硬,顯得目空一切。但如果我們不客氣地頂撞他,他就會忽然不好意思起來,展示他的親切和慷慨。我想正是為了掩飾內心的脆弱,他才那樣目空一切地和人打招呼吧!我甚至想,公然給周先生寫那種極不合適的信,絕非認為支那人劣等,表示侮辱,相反,那實在是包含著對於支那俊才的敬畏心情。這種敬愛之情生硬奇妙地一顛倒,就變成不許侮辱仙台似的抗爭的逆反心理了,於是才寫了那樣不合適的信。極端認真的人,左思右想以後寫的信,字寫得像雞爪子扒的似的,文章更是極其拙劣。總之,是個認真的人。那時看到周先生漸漸對學校的學習失去了熱情,矢島君懷疑自己寫的混帳信是周先生不學習的原因,十分內疚,於是便送給周先生德語大詞典,並幫他寫作業,在學校聽課的時候還總喜歡坐在周先生的旁邊,像是在照顧周先生似的。可是,周先生還是不顧以藤野先生為首的大家的誠懇挽留,很快離我們而去了。 我記得那是在第二學年期末的時候。雪化了,榴之岡的垂櫻開始盛開,校園裡的山櫻也和褐色稚葉糾纏在一起開出了飽滿的花,我們正在著手準備期末考試的時候,發生了所謂的「幻燈事件」,周先生那令人懷念的身影忽然從我們周圍消失了。像我前面所說的,周先生並不是看了那個幻燈畫面後,馬上從醫學轉向文藝的,事實上,這種方針的變化,很久以前就在一點點地進行著,可是,不得不承認「幻燈事件」至少成了讓周先生最終下定決心的藉口。 老師就放些風景呀、時事片呀讓我們欣賞。像華嚴瀑布呀、吉野山呀,色彩非常美麗,現在我還清晰地記得。時事片有旅順港封鎖、水師營會見、奉天入城等等,日俄戰爭的畫面格外多。那些勇猛的場面一出現,我們這些學生就會興奮地拍手喝彩。 那個學年末的一天,微菌學的課上,203高地激戰、三笠艦的畫面出現時,我們照例大聲喧鬧著拍起手來,這時,畫面忽然變了,出現了一個支那人因為做了俄羅斯的軍事偵探而被處刑的場面。聽了老師的說明,我們又起勁地鼓起掌來。這時,陰暗的教室的側門輕輕地開了,我認出跑到走廊里的學生是周先生。我理解周先生的心情,覺得不能不管他,便隨著他悄悄離開了教室。但走廊里已經看不到周先生的身影了。上課中的校舍一片寂靜。我從走廊的窗子向校園望去,看到了周先生。他正仰面躺在山櫻樹下。我來到校園,湊到周先生的身旁一看,他正閉著眼睛,令我意外地悄悄笑著。 「周先生。」我小聲叫他,他驀地坐起來,說道: 「我就知道你會跟來的。別擔心,虧了那張幻燈片,我終於下定決心了。看到我的同胞,想法改變了。我馬上回國。看了那場面,已經不能無動於衷了。我國民眾依然處於那種懶散萎靡的狀態啊!友邦日本在舉國勇敢作戰,他們卻充當其敵國的偵探,那種傢伙的想法我不知道,嗯,多半是被金錢收買了吧。比起叛徒,聚在周圍麻木地參觀的民眾們那愚蠢的臉更讓我難以忍受。那是現在支那民眾的表情。依然是精神問題。對於現在的支那來說重要的不是身體的強健。那些圍觀的人不是都體格健全嗎?這更使我堅信現在對於他們來說醫學並非緊要。精神革新!國民性改造!如果像現在這個樣子,支那將永遠無法確立真正獨立國家的尊嚴。滅清興漢也好,立憲也好,只是改變了政治口號而已,東西的質地不變,不是沒有用嗎?因為我這段時間離開了那些表情茫然的民眾,心裡就定不下來明確的目標,迷茫、不知所措。今天我的目標確定了。看了那個片子,挺好。我馬上棄醫回國。」 我想已經不應該阻止他了,可還是順嘴說道:「那藤野先生……」 「啊,」周先生低下頭,「是啊,我辜負了先生的期望,很難過,可以說到今天為止我在學校里磨磨蹭蹭就是因為這個。可是——」他抬起頭,「可是,不得不做。看到那些同胞的表情,已經不能再左顧右盼了。日本的忠義一元論,不就是這樣嗎?是的,我終於能夠領會那種哲學的含義了。回國之後,首先為了改變那些民眾的精神發起文藝運動。我的一生都將奉獻於此了。 不管怎樣,暫且回國,和仍在故鄉的弟弟商量,一起發刊文藝雜誌,雜誌的名字,今天,就是現在,也完全決定了!」 「什麼名字?」 「《新生》。」他微笑著回答。那笑中一點兒也看不出周先生自己稱之為「奴隸的微笑」那種卑屈的影子。 老醫師的手記到此為止了。我自己(太宰治)又附加了如下數行,僅供手記讀者參考。 讓全世界引以為榮的東方文豪魯迅先生逝世於昭和十一年秋,大約是在先生逝世前的十年,也就是昭和元年前後,先生四十六歲的時候,發表了名為《藤野先生》的小品文。選摘部分如下: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並且離開這仙台。他的臉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我並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悽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為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於生物學也沒有什麼大幫助。」他嘆息說。 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裡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後面寫著兩個字道:「惜別」,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但我這時適值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並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後的狀況。 我離開仙台之後,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為狀況也無聊,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便連信也怕敢寫了。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卻又難以下筆,這樣的一直到現在,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從他那一面看起來,是一去之後,杳無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的我的師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裡和心裡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著的,將作為永久的紀念。不幸七年前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於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後來在日本要出版魯迅先生選集,當日本的編輯問先生選哪部作品好時,先生說隨便選就行了,但《藤野先生》一定要收入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