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別 · 採取革命的手段
這可是千鈞一髮的時刻，日本政府假裝視而不見、那麼如果這種革命思想在日本的首都東京蔓延並展開轟轟烈烈的滅清運動，清政府將對日本抱有何種感情呢？要是平時，倒無所謂。如果要把支那這個有優秀文明傳統的大國從列強的侵略中救出，採取革命的手段是必要的，不必對清政府客氣。就是我，也會支持孫文這位英雄的。日本人，大家還是有這種義氣的。大和魂的本質，就是義氣嘛！但是日本現在是在賭國運，正是同北方強國作戰的緊要關頭。如果清政府對日本政府抱有惡意，就會放棄現在的善意中立態度，反而傾向於俄羅斯。那會怎麼樣呢？這場戰爭對於日本或許會變得非常艱難。就在這兒。怎麼樣，這就是外交的秘訣。一面戰爭，一面外交。哪兒奇怪？要認真聽，這可是國家的重大問題！你從剛才就一個人咕咚咕咚地喝酒，結賬的時候，沒問題吧？我可沒那麼多錢，你到底帶了多少錢？首先不做本國的財政預算，戰爭是不安的。快點調查一下，報告給我。」
我取出自己的錢包，查了查包里的錢，報告給了外務大臣。
「好，沒問題。有這些就足夠了。我也有五六十錢。咱們再喝點兒。肉我夠了。來點兒清淡的燙豆腐吧。鄉下菜裡面，燙豆腐算不錯的了。」
但我總覺得那也同他的假牙有關係。
換了鍋，又拿來了一些酒。
「你可真能吃、真能喝呀。」他用惡狠狠的眼神看著我一面呼呼地吹著豆腐吃，一面用另一隻手不停地倒酒喝。「你們在松島，也沒少喝吧？可能我問得太細了，誰付的錢？這很重要。」他換了副語調說道。
我放下筷子，回答道：「一人一半。本來我要自己全付的，但周先生怎麼也不肯。」
「不行。你，那樣不行。一次就是一百次。你最好別和周先生來往了。你弄錯了國家的方針。無論周先生說什麼，你都應該付全款。和外國人交往時，要把自己也當成一個外交官。首先，要給他們日本人都很親切的印象。我叔叔他們在這點上是煞費苦心的。為什麼呢，因為現在是戰爭時期。對於中立各國的人，必須用複雜微妙的外交性策略。特別是清國留學生，最難對付。這些人是清政府派來的，卻要謀劃推翻清政府。如果一味縱容他們，就可能違背日本現政府的外交方針。僅僅親切是不行的。要以一面親切、一面指導的領先者的態度來對付他們，我認為這才是作為當今的外交官的妙訣。你知道嗎？是這麼回事。不能讓對方看見你的弱點。一起玩的時候，一定要全部付帳。一定要常常先行一步。就說我吧，相當辛苦。前陣子開班會的時候，你好像沒參加，以後必須要參加啊，那個班會上，藤野先生對做幹事的我說，和留學生來往的時候要小心。」
他的這句話我沒有露聽。有種好像被藤野先生背叛了似的感覺。
「不會吧！藤野先生不至於使用那麼愚蠢的外交手段吧？」
「什麼愚蠢。不許說這種失敬的話。你簡直不是日本人。戰爭中，第三國的人都有可能當間諜。特別是清國留學生，一個不落都是革命派。為了革命，他們也可能向俄羅斯求助。因此有監視的必要。一面對他們親切，一面監視他們。為了這，我把那個留學生拉到我的宿舍里住、照顧他的同時、也對日本的外交方針做些努力。」
「什麼？你的這些努力也太狹隘了吧！」我也有些醉了。
「狹隘？你竟然這麼說。你簡直不是日本人。不良少年。」他臉色都變了。「肥豬！農村也有這種不良少年啊。連我叔叔的名字都不知道，真不像話。好好學習吧！你現在落伍了！滾吧！把你喝的吃的錢付了，快滾！肉和燙豆腐好像都是你一個人吃的。」
我把錢包里所有的錢都傾倒在榻榻米上，默默地站了起來。
「幹什麼？喂！」津田君用兩肘頂著我大叫。
我苦笑了一下。
「再見。」說著，走到外面，真沒勁！也好，我明天直接找藤野先生確認事情的真假。因為周先生有成為間諜的可能性，就說我不是日本人，說我是不良少年，真是忍無可忍。
回到縣廳里我借宿的地方，在井邊洗了洗臉、手和腳。心情稍稍爽快了些，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
第二天早上，我很激動地去了學校，上課前去了藤野先生的研究室，敲了敲門。
「請進。」裡面傳來先生的聲音。
我毫不遲疑地推開門，屋內灑滿了陽光，先生正被一些上肢骨、下肢骨、頭蓋骨等令人生畏的人骨標本包圍著，泰然地讀著報紙。他把轉椅略微轉向我這邊、報紙放在桌子上，問：「有事麼？」
坐在研究室里的藤野先生似乎比教室中的他溫和了許多。
「啊，和第三國人來往不行嗎？」
「啊、什麼？」先生完全流露出了他的關西土話，反問我道。
「是周先生的事。」我順著先生的關西土話，不由得微笑了。這回我鎮靜地說出了要說的話：「昨天有人對我說，不許和周樹人來往。」
「誰？」
「名字我就不說了。我不是來告那個人狀的，只是聽說是先生那樣吩咐的，來問問是真是假。」對藤野先生我也好像對周先生一樣，想說的話能流利地說出來。關於其中的理由，前面我也羅羅嗦嗦地寫過好幾次了，但是，也許終究是藤野先生和周先生人品的原因。當我面對他們的時候，總是感到很安心。
「莫名其妙。」先生不滿地邊用力搓著鬍子邊說：「我怎麼可能說那種蠢話。」
「可是，」我撅著嘴，「班會時先生……」剛說到這兒，
「啊，是津田君吧？那傢伙真冒失。」先生說著笑了。
「那麼，是假的了？」
「不，說了。是我說的。」忽然先生用上課時那種嚴肅的口吻說，「這次我們學校初次來了一個清國留學生。和他一起學習醫學，小而言之，是為了幫助支那創立新醫學，大而言之，是我們應該合力儘快把西洋醫學的精華吸收到我們東方醫學中來，從而推動全世界的醫學更加進步。所以我希望班委會的幹事能有這種熱情，於是才對津田君說了那番話。並沒有提到別的。」
「是這樣啊。」我鬆了口氣，「有人說，您說戰爭中第三國人有成為間諜的可能？」
「胡說。看看這個。」先生把桌上的報紙遞給我，那上面大字寫著：
天皇駕臨赤坂離宮
出席觀菊會
內外人士共四千零九十二名
這樣的標題，不用讀正文，我就明白了。
「我們不應該堅信國家的前途一片光明嗎？」先生垂下眼帘，平靜地說。「一個國家的品德，怎麼形容好呢？我在戰爭的時候能深深地感受到。」他換了種語調問道：「你是周君的好朋友？」
「不，算不上十分親密。但我以後想和他成為好朋友，周先生是帶著比我遠大得多的理想來仙台的。他為了給父親治病，從十三歲開始，連續三年每天奔走於當鋪和藥店之間。因此在他父親臨終時，他幾乎喊破了喉嚨，可他父親還是死了。他說那時自己的叫聲現在仍不絕於耳。所以周先生想成為支那的杉田玄白，挽救那些不幸的病人。可就因為周先生是有革命思想的積極分子，就要一面親近他一面又監視他，這種複雜微妙的外交手段太過分了吧。周先生的確擁有青年般的崇高理想。我認為青年不能沒有理想。所以青年之於理想……」說著說著我站著哭了起來。
「革命思想。」先生自言自語似的低聲說，沉默了片刻。一會兒，先生看著窗外又說：「我認識的一家人，老大是貧民，老二是司法官，老小有些奇怪，是演員，是這樣的一家人。開始的時候，他們兄弟之間常常吵架，可是，現在，相互之間非常尊重。不是什麼道理，怎麼說呢，即使每個人都想開出自己不同的花，但整個家才是一朵大花。家乃不可思議之物。那個家庭如果說是地方名門，有些誇張，但也是當地有歷史的家庭，而且，到了現在，似乎依然受到當地人的信賴。
我想東洋整體是一個家庭。個人可以各自展示自己的面貌。關於支那的革命思想，我知之不深，不過，我想，那叫做三民主義的，是建立在民族的自決，不，或者可以稱作自願的那種東西之上的。說到民族自決，難免有不關自己的事這種冷淡的感覺，自願是為了家庭興旺最值得高興的現象。我所希望的，是各民族歷史的開花結果，並不需要我們事無巨細地管閒事。
幾年前東亞同文會成立儀式在東京的萬世俱樂部舉行。當然，這也是我從別人那裡聽來的事情。那時候，近衛篤磨公被推為會議主席，進入審議該會的目的、綱領的議程，革命派支持者與清朝支持者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兩相對峙、互不相讓。一時間讓人覺得會議會因此決裂。那時候，主席近衛篤磨公不慌不忙地站起來，說：主張支那革命的高見也罷，支持清朝防止列強分割的高見也罷，畢竟是對於他國的內政干涉，於本會之目的無助。但是，雙方高見之目的，均在支那之保全，故此，本會以「支那之保全」為目的如何？嚴肅的發言吸引了滿場聽眾，兩派對此均無異議，在一片喝彩聲中目的獲得通過，從那以後，「支那之保全」成為我國對支那的國策。我們在此之上不是也沒有什麼需要多說的了嗎？
支那也有很多偉人。我們想的事情支那的先覺者們也在認真地思考吧。是民族自願。我期待著這一點。支那的國情和日本不同。有人認為支那的革命破壞了傳統，因此不好。可是也可以理解為正因為支那保存著好的傳統，所以革命的氣概從那傳統的繼承者中產生出來。中斷的僅僅是形式。家風或者國風，其傳統是絕不會中斷的。應當稱作「東洋本來之道義」的潛流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延續著。而且，在其根本之道，我們東洋人都連接在一起。可以說背負著共同的命運。像剛才我提到的那個家庭，儘管人各有志，卻還是一朵大的花兒。相信這點，就能夠活潑地和周君來往了。不用想得太複雜了。」先生笑著站起來，接著說，「一句話，不要小看支那人。僅此而已。」
上課鈴響了。
「教育敕語裡，是怎樣說的？『相信朋友、交友就是相互信任。』別無其他。」
我產生了走上去和先生握手的衝動，但還是忍住了，恭敬地向先生鞠了個躬。
先生卻忽然說：「我好像沒見過你，你來聽過我的課嗎？」
「啊，」我哭笑不得地說：「啊，以後一定聽。」
「是新生吧！你們互相激勵、一起加油吧！津田君那邊，我會說的。上次班會，我說了些沒用的話。今後，我要少說多做。」
我來到走廊，舒了一口氣，原來如此，怪不得周先生稱讚藤野先生呢，藤野先生很偉大，周先生也很有眼力，我對藤野先生和周先生的敬佩之情是平分秋色的。我今後也會成為一個不亞於周先生的藤野先生的崇拜者。上課時一定要坐在最前排抄筆記。周先生今天來學校了嗎？我想儘快見到周先生，便急匆匆地趕到教室。可是，那天也沒見到周先生的影子，卻看到津田君那雙令人討厭的眼睛閃著狡黠的光。不過，我的心胸已經寬大起來了，笑著跟他打了聲招呼。津田君似乎也不是壞人。他有些不知所措，微笑著點了點頭。不過那一整天，我們都互相躲著對方沒有再談別的話。放學後，我想去看看周先生的病怎麼樣了，可是我不知道周先生住的地方，而且一想到再被同他住在一起的津田君說教一番甚是無趣，所以我馬上返回了自己的住所。
晚飯後，出了宿舍，我去了東一番巷，松島座的中村雀三郎一座正在上演《先代萩》。仙台的《先代萩》是什麼樣的呢？我很有興趣，就抱著看一看的心理加入了站立席。所說的《先代萩》，眾所周知，是依據仙台伊達藩的家族內亂而改編的戲劇。我想榴之岡附近有政岡墓，這齣劇應該是從很久以前起就在仙台大受歡迎吧。可是後來我聽說，正好相反，這齣劇在舊藩時代是禁演的。直到明治維新以後，才可以自由地演出。可是在仙台市內這齣劇並沒有長久地興盛起來。因為即使偶爾改了劇名上演，被稱作舊藩士的人也要申請面見太夫元，說即使有政岡這樣的烈女存在，這齣劇也還是有損伊達家的名譽。因此他們要求立即禁演。
到了明治中期，沒有舊藩士出來無理取鬧了，但仙台的觀眾因為這齣劇是取材於自己身邊的舊藩時代的事件，所以就沒有什麼特別的好奇心觀看。從那時起，仙台人似乎就不關心這齣劇是演哪個地方的事，僅僅把它當作一般的傷感劇，默默地觀看而已。不過，當時我還不知道這個情況。我猜想仙台的觀眾看這齣劇，說不定會有多興奮呢。於是懷著想看看他們的狂熱樣子的期待進了小劇場。觀眾出乎意料地冷靜。當時的入座率有五六成，我一面覺得奇怪，一面感嘆：到底是大仙台的市民，自己地方的事件正在上演，卻能無動於衷，這也許就是大都會的氣度吧！我這個從山裡出來的鄉巴佬莫名地想。剛好這時演到雀三郎政岡的一場悲劇，我不由得哭了起來。不經意地往旁邊一看，周先生正站在那兒。他也流著淚。看到此情此景，我更想哭了，飛奔到走廊，一個人盡情大哭起來。然後擦乾淚又回到站立席，拍了一下周先生的肩膀。
「啊——」，周先生看到我邊笑邊用手背拭著淚問我，「你一直在這嗎？」
「嗯，我從這場開頭看的，你呢？」
「我也是，這齣戲讓小孩子來演，實在讓人禁不住落淚呀。」
「我們走吧。」
「好的。」
周先生和我一起離開了松島座。
「聽津田君說你感冒了。」
「連你也知道了，我真拿津田君沒辦法。我稍微咳嗽幾聲，他就非讓我躺下休息不可，說我是得了Lunge（德語，「肺炎」之意）。我一個人去松島沒叫上他，他就大發脾氣。他才是Kranke（德語，「病人」之意）呢，是Hysterie（德語，「歇斯底里的、神經質的」之意）。」
「你沒大礙就好，但身體還是有些不舒服吧？」
「不。Gar nicht（德語，「沒有」之意）。津田君讓我躺著，昨天我躺著看書了。實在無聊，我就偷偷跑出來了。從明天開始我去學校。」
「是啊。你要是什麼都聽津田君的，說不定真會得肺病的，乾脆換個地方住吧。」
「嗯，你說的我也想過，不過，那樣做的話，津田君會寂寞的。雖然有點兒煩，但他還是有正直的一面的，我並不是很討厭他。」
我的臉紅了，與津田君相比，或許我的嫉妒心更強吧。
「不冷嗎？」我換了話題，「咱們去吃蕎麥麵吧！」
不知不覺間我們來到了東京庵。
「宮城野的蕎麥麵好像很好吃。聽津田君說，這個東京庵的炸蕎麥太油膩了，不好吃。」
「不、宮城野的天婦羅才油呢。不油膩的天婦羅是冒牌貨。」
周先生和我一樣，對吃都不在行。
我們一起走進東京庵。
「我們點這個油大的炸蕎麥怎麼樣？」周先生一副對炸蕎麥很有興趣的表情。
「嗯、就這麼辦。意外的，我有種會很好吃的預感。」
於是我們點了炸蕎麥和酒。
「聽說你們國家是料理之國，你來到日本會因為日本菜不好吃而為難吧？」
「不是的。」周先生一臉認真地搖著頭，「什麼料理之國，那只不過是來支那玩的有錢的外國人的說法而已。那些人是來支那享樂的。所以一回到自己的國家就儼然一副支那通的樣子。即使在日本，被稱作支那通的人大都也是對支那持有個人的偏見。所說的什麼皆通的人，其實不過是些游離於現實之外的、膽小怕事的人而已。在支那能品嘗好吃的支那菜的人，不過是支那少數的有錢人或者外國的遊客。支那的平民百姓吃的很糟糕。日本也是這樣吧。日本旅館裡好吃的菜，一般的家庭是吃不上的。而外國的遊客也會認為旅館的菜是日本的家常菜。支那絕不是料理之國。我到東京時，師兄帶我到八丁堀的偕樂園、神田的會芳樓吃所謂的支那料理，那是我有生以來吃過的最好吃的菜。我來日本以後，從沒認為菜不好吃。」
「可是，那個泥汁呢？」
「不，那個很特別。可是學習了津田君式的烹調法以後，就能夠下咽了。很好吃。」
我們正說著，酒上來了。
「日本的戲劇怎麼樣?覺得有意思嗎?」
「對於我來說，日本的戲劇比日本的風景更容易理解。其實，前幾天，對於松島的美，我就不太理解。對於風景，我和你一樣……」周先生話說了一半，停住了。
「你陽痿啊。」我不客氣地跟他開著玩笑。
「啊，是的。」眼睛不停地眨著說，「我從小就喜歡畫畫，可卻不大喜歡風景。還有一個不擅長的，就是音樂。」
我笑了出來。忽然想起在松島他唱的「雲啊，雲啊……」，
「那日本的淨琉璃呢?」
「那個我並不討厭。與其說它是音樂，不如說是Roman（德語，「傳奇故事」之意）。或許因為我是俗人吧，比起高尚的風景呀、詩呀，我更喜歡平民的平易的故事。」
「也就是說，比起松島來，你更喜歡松島座了？」儘管我是鄉下人，卻總能在周先生面前輕鬆地開玩笑。「這陣子仙台很流行無聲電影，你喜歡嗎?」
「那個嘛，在東京我也看過，我感到有些不安。把科學用於娛樂是很危險的。說到底，美國人對科學的態度是不健康的。是邪惡的。快樂不該是使之進步的東西。以前在希臘，不是有個音樂家因為發明了增加一根弦的新式琴而被放逐了嗎？支那的《墨子》一書中也有這樣的記載。有個叫公輸的發明家，把用竹子做成的鵲拿給墨子看，得意地說『把這個玩具放向空中可以繞飛三天』。墨子沉著臉說，還不及木工做的車輪，並讓他扔了那個危險的玩具。
我認為叫愛迪生的發明家，是世界級的危險人物。有許多原始形式的快樂。由酒發展成了鴉片，支那變成什麼樣了呢？愛迪生各種各樣用於娛樂的發明，不會變成與此相似的結果嗎？我很不安。今後的四五十年里，愛迪生的後繼者們不斷湧現，這樣一來，世界就會走向快樂的盡頭，我們眼前將會展現一副難以想像的悲慘的地獄之圖。如果這僅僅是我的杞人憂天，那就太幸運了。」
一邊說著這樣的事，一邊津津有味地吃著油膩的炸蕎麥，然後，我們離開了東京庵。至於是誰付的帳，自己有沒有遵從津田君的勸告，這些，我現在都記不起來了。那天晚上，我決定把周先生送回荒町的住處。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天晚上有月亮。同樣不喜歡欣賞風景的兩個人卻好像很關心月景。
「我從小就喜歡看戲，」周先生靜靜地說。「我現在還記得，每年一到夏天，去媽媽的故鄉，從媽媽的娘家坐一里地的船就能到演社戲的地方。……」
天黑後，乘著蓬船在兩岸都是豆麥的河上通過，都是沒有大人跟著的孩子，年齡稍大的孩子輪流划船。月色朦朧在河的水氣里，淡黑的起伏的連山，仿佛是踴躍的獸脊似的，遠處的漁火閃閃爍爍，此時又不知從何處傳來了憂傷的短笛聲。戲台屹立在河邊的空地上，周先生他們泊了船，在船上眺望好似夢幻般的五光十色的小戲台。台上，有個長鬍子的老生，背上插著四張旗，捏著長槍，和一群赤膊的人正在打仗。
小旦出場了，正用尖尖的聲音唱著，忽而一個紅衫的小丑被綁在台柱子上，給一個花白鬍子的用鞭打起來了。不一會兒，船返航了，月亮還沒落，河面越發亮起來，回望戲台在燈火光中，宛如火柴盒般大小，熱熱鬧鬧的。
「月色好的夜晚，我常常想起這一幕。這可能是我唯一風流倜儻的回憶。像我這樣的俗人，沐浴在月光下，也變得有些sentimental（德語，「多愁善感」之意）起來。」
從那以後，我幾乎每天都去學校。我希望能見到周先生，和他聊天。說真的，像我這樣遊手好閒的人，與津田君的預言正好相反，非但沒有留級，而且還能從學校畢業，想一想完全是周先生的功勞。不，周先生，還有另外一個人。我對藤野先生的崇敬之情也催我奮起，使我從留級生的困境中被拯救了出來。
我記得是在那個月夜的四、五天後，仙台下了第一場雪。我在從學校回家的路上，把周先生拉到我的宿舍，坐在火盆旁邊，我們一邊吃著包子一邊聊天。這時，周先生的臉上浮現出了微妙的笑容，他從包里拿出一本筆記遞到我面前。我一看，是藤野先生的解剖學筆記。
「打開看看。」周先生笑著說。
我翻開一看，吃驚地睜大了眼睛。每頁幾乎都是紅色的、用紅筆細細地改過了。
「改得真多啊！誰改的？」
「藤野先生。」
我恍然大悟。似乎明白那天藤野先生自言自語地說「不言實行」的意思了。
「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很久以前。從上課的第一天開始。」
周先生更加詳細地對我講了事情的經過：藤野先生最初的講義是解剖學的發展，大約過了一個禮拜，大概是星期六，先生的助手來叫周先生，到研究室一看，先生像往常一樣被一群人骨包圍著，微笑著問道：
「我的講義，你能記下來麼？」
「嗯，我想爭取記下來。」
「記得怎麼樣呢？把筆記拿給我看看吧！」
周先生把筆記拿去後，先生就把筆記留了下來，過了兩三天，先生把筆記還給他時，對他說：「從今以後，每周都把筆記拿給我看吧。」
周先生打開先生還給他的筆記後，嚇了一跳。筆記從頭到尾都是紅筆字，不僅把許多落寫的地方都規規矩矩地填好了，就連語法錯誤也一一訂正了。
「從那以後，每周如此。」
周先生和我沉默著對視了良久。學習吧！無論有什麼事，都要來聽藤野先生的講義。就這樣，在無人知曉的人生的一隅，這種默默的不言實行的小善，不正是這個世界上最為珍貴的珠寶嗎？這件小事，就連只是旁觀者的我都被打動了。以前的那隻懶惰的鳥，從那以後也開始努力學習了，並因此很順利地拿到了醫生資格證。可以說，正因為此，我才能像現在這樣繼承祖輩的家業吧。
那以後，藤野先生也始終默默地親手修改筆記，從未間斷過。在我們第二學年的秋天，因為筆記，發生了一件不太愉快的事。但那是後話了，總之，從明治三十七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春天，對我來說，在許多意義上，都是充滿幹勁兒的時期。日本就要開始對旅順的總攻擊了，國內形勢十分緊張。我們這些學生，為了防止日幣外流，不穿羊毛服了，改穿棉服，討伐戴金邊眼鏡的人，或者，稱作戰前生活，開一種忍耐會，還不時舉行未明雪上行軍，士氣越來越盛，好像對旅順的陷落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終於，明治三十八年元旦，旅順陷落了。第二天，手拿著旅順陷落號外的仙台市民沸騰了。勝了。終於勝了。不知是新年的祝賀還是勝仗的祝賀，人們一味地說著「恭喜了！恭喜了！」甚至到平時不大親近的人家去，不要命似地喝酒。4號晚上在青葉神社院內點燃了篝火。5號是仙台的祝勝日，這天早上十點，以愛宕山上的一聲禮炮為信號，全市的工廠都拉響了汽笛，市內各派出所的警鐘以及社寺備用的梵鍾、鉦太鼓，無一不被敲響，那架勢就像是要把一切都敲碎一樣。同時市民也都到戶外各自敲著金盆、白鐵罐、大鼓，並且一起喊萬歲，呈現出全市轟鳴的壯觀景象。那天晚上，有各學校聯合的提燈隊。我們每人發了一個提燈、三根蠟燭，一面連呼著「萬歲、萬歲」，一面在仙台市里結隊遊行。異國的周先生，好像跟往常一樣是被津田君拉著出來的，他微笑著和津田君並肩提著燈走著。我和津田君倒不是不和，不過總覺得從那次以後關係便不太融洽。即便是在教室碰面，也只是互相輕輕地點個頭而已，互訴衷腸的事從來不曾有過。只有那個晚上，我極其自然地向津田君搭話說：
「津田君，恭喜了。」
津田君也情緒極好地說：「哦，恭喜了。」
「多有得罪了。」我順便為平素不說話的失禮向他道歉。
「不，是我該道歉才對。」外交官的侄子到底老練圓滑。「那天晚上我醉過了頭，說那樣的話，太不應該了。事後，我被藤野先生批評了。」
「什麼事呀？」周先生插嘴問道。
「沒什麼，津田君請客吃了雞肉還喝了酒。」我含糊地岔開了。
「不僅如此。」津田君說了一半、忽然變了腔調說「你對周先生還是什麼也沒說嗎？」
「嗯。」我點了點頭，給津田君遞了個眼色暗示他什麼也別說。
「是嗎？」津田君大聲說：「你這傢伙真是好人。雖然向藤野先生告狀很不像話，不過那確實是我不好。好吧，喝酒！今晚咱們三個再吃雞肉吧！萬歲！」
津田君好像已經有幾分醉意了似的。
我痛切地感到在戰爭中，即便對手是你的朋友，也要取得絕對的勝利。勝了，真好。津田君所說的外交上的深謀遠慮什麼的一下子煙消雲散了。津田君仍是個愛國的好青年，這點沒有變。那天晚上，他用小得周先生聽不見的聲音對我說，他兩個月之前聽說了巴爾切克艦隊出發在即的消息，於是很擔心日本沒有攻下旅順時，那個艦隊來襲擊日本，便開始覺得每個人都很可疑，而這時周先生一個人悄悄去了松島，他便懷疑周先生是俄國的偵探，要測量松島灣的深淺，並把俄國的艦隊引到這兒來，企圖消滅整個仙台市。——總之，在那個剛剛攻陷旅順的亂糟糟的夜裡，他對我說了這些話。我聽到後驚呆了。但都已經無所謂了。我們已經勝利了，無所謂了。那天晚上，我深切地思索著：戰爭一定要勝利。戰況一旦不利，就連相信朋友也變得很困難了。民眾的心理原來是那麼地不可靠。小而言之，是為了防止國民日常倫理道德的動搖；大而言之，是為了發揚藤野先生所謂的「東洋本來之道義」，因此，戰爭無論付出多大的犧牲也要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