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別 · 姍姍來遲的「太宰魯迅」

董 炳 月 新星出版社的於九濤先生打電話來談出版太宰治《惜別》中譯本的事，大概是在今年（2005）六月。明知出版此種書籍可能會賠錢、要冒商業風險，但我當時依然是竭力慫恿。這是因為我覺得《惜別》是一部許多中國人早就應當讀卻一直沒有讀的小說。據說，五年前河北某家出版社出版魯迅研究書系的時候曾經將《惜別》列入出版計劃，但不知何故計劃未能實施。今年是抗戰勝利六十周年，恰巧也是《惜別》出版六十周年。在這一年籌劃出版《惜別》中譯本，可謂獨具慧眼。在《惜別》構思階段的1944年3月，太宰治曾向日本文學報國會提交《之意圖》一文，他在文中表示希望即將創作的《惜別》能夠被中國的年輕知識分子閱讀。可惜，在太宰治1948年6月自殺之前，《惜別》被翻譯為中文的條件並不具備。現在，六十年過去之後，《惜別》中譯本即將出版，太宰治九泉之下有知亦應感到欣慰。 太宰治（1909－1948）本名津島修治，是日本現代著名作家，但在中國，除了日本文學研究界的人們，他似乎少為人知。堤重久的《戀愛與革命·太宰治評傳》（講談社1973）和細谷博的《太宰治》（岩波書店1998）都是深入淺出的太宰治入門書，但尚無中譯本。1909年6月19日，太宰治出生在日本東北青森縣北津輕郡金木町（即當年的金木村）的一個大地主家庭。父親是當地納稅大戶，對國家貢獻頗大，因而成為日本貴族院的敕選議員。太宰治早熟、多愁善感，1923至1927年在青森中學讀書期間即立志於文學創作，與同學們一起創辦了《星座》、《蜃樓》等同人雜誌。在弘前高校讀高中期間（1927－1930），他又創辦《細胞文藝》，身為高中生，居然向遠在東京的林房雄、舟橋聖一、井伏鱒二等知名作家約稿並支付稿酬。1930年春太宰治離開故鄉到達東京，考入東京大學法國文學科。參與非法的日本共產黨的左翼運動，反抗地主家庭，與藝妓戀愛，這種「墮落」導致了1930年10月的「分家除籍」（家庭與之斷絕關係）。1929年12月和1930年11月，剛過二十歲的太宰治兩次自殺，均未遂。對於太宰治來說，自殺未遂表明的並非膽怯，而是死亡的艱難。第二次是在東京郊外的海邊與銀座咖啡店十九歲的女招待一起情死，女招待身亡，太宰治卻僥倖獲救，於是被警察以「幫助自殺」的罪名進行審訊。自殺未遂反而成為殺人嫌疑犯，足見人生之荒誕。因為此類原因，「太宰治」這一筆名（1933年開始使用）的來源之一被研究者解釋為「太宰」與「墮罪」的諧音（日語讀音均為dazai）。「人為戀愛與革命而生」－－太宰治晚年代表作《斜陽》的主人公和子這樣認為。實際上此言也是太宰治的心聲。為了從「戀愛與革命」的煩惱中解脫，太宰治最後依然是用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堤重久將自殺身亡視為太宰治本人「戀愛與革命」的最終結局。1948年6月13日深夜，太宰治拋下妻子和三個孩子，在東京西郊與情人山崎富榮投河自盡。自殺之前，他在山崎富榮的房間裡給妻子留下遺書、手稿，給孩子留下玩具，給朋友留下臨別贈言，他與山崎富榮兩個人的照片前還供著香火。好像是自殺得從容且有些浪漫。時值梅雨季節，搜尋困難重重，直到六天之後的6月19日，兩個人的遺體才在井之頭公園裡的一座橋下被發現。好像是命運的安排，這一天正是太宰治39歲的生日。 太宰治的創作生涯從1933年3月發表短篇小說《魚服記》算起僅有十八年，但卻留下了《富岳百景》、《右大臣實朝》、《津輕》、《斜陽》、《人間失格》等名作。其作品或取材於現實生活，或取材於民間傳說、歷史記述，大都具有獨特的構思和別致的語言形式，包含著深刻的人生體驗。1947年《斜陽》的出版甚至在日本社會促成了「斜陽族」的誕生。與上述名作相比，戰爭末期接受日本內閣情報局和日本文學報國會的委託而創作的長篇小說《惜別》不僅內容令人生疑，藝術表現也顯得粗糙。顯然是由於這樣的原因，《惜別》在日本學界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甚至沒有被收入築摩書房1977年出版的《太宰治全集》。我強調《惜別》的價值，主要是立足於中日現代關係史和日本人的魯迅觀。這部作品在中日戰爭的特殊背景上將魯迅的複雜性、太宰治本人的複雜性展示出來，包含著文化觀念與國家意識形態的多重糾葛，與魯迅的名文《藤野先生》構成了奇特的關係，具有多側面的認識價值。 與日本的特殊關係使魯迅成為「東亞的」（而非僅僅是「中國的」）文豪，對魯迅的認識構成了現代日本人中國觀的一部分，並且構成了日本現代思想的一部分。竹內好（1910－1977）是現代日本著名思想家，也是現代日本研究魯迅的第一人。1943年，他懷著近於寫遺書的心境撰寫了研究著作《魯迅》，完稿之後即應徵入伍，被派往中國戰場。《魯迅》成為日本魯迅研究的奠基之作、經典之作，竹內好闡釋的魯迅則被稱之為「竹內魯迅」。《魯迅》出版於1944年，那正是太宰治的《惜別》出版的前一年。恰恰是這位竹內好，在《》（1946）、《花鳥風月》（1956）等文章中對《惜別》進行嚴厲批評，認為太宰治歪曲了魯迅，對魯迅的屈辱感認識不足。這種批評主導了戰後日本學術界對《惜別》的認識。竹內的批評有合理性，但也有簡單、片面之處，遮蔽了《惜別》中的許多重要問題。實際上，魯迅的「本體」存在於魯迅的複雜性之中，需要從不同的角度進行闡釋。《惜別》作為小說固然是在「想像」魯迅，但小說對於魯迅文化觀的表述、對於棄醫從文動機的解釋、對於侮辱信作者動機的解釋，都有啟發性。太宰治其實是在用另一種方式接近魯迅的複雜性。借用「竹內魯迅」的命名方式，我把太宰治理解和想像的魯迅稱之為「太宰魯迅」。無論是「竹內魯迅」還是「太宰魯迅」，都不僅僅是本體意義上的魯迅，而是被特定的主體相對化的魯迅。作為概念它們均具有二重主體性。以《魯迅》為代表的「竹內魯迅」和以《惜別》為代表的「太宰魯迅」哪一個更接近魯迅本身？－－這個問題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二者的差異本身。這差異有可能是魯迅內部差異的對象化，同時也是日本內部的差異。在此意義上，將太宰治的《惜別》與竹內好的《魯迅》對照閱讀是必要的。換言之，讀過《魯迅》的人應當讀這本《惜別》。好在竹內好的《魯迅》已經有兩種中文譯本出版。 就對中國的了解而言，與曾經留學中國、懂漢語、以中國研究為職業的學者竹內好相比，作家太宰治是個門外漢。不過，這種身份的差異並不意味著太宰的中國觀、魯迅觀在價值層面上一定處於竹內好之下。職業化的中國研究能夠深化對中國的認識，但「習以為常」也有可能造成偏見與鈍感。置身「門外」使太宰治保持了更多日本人的純粹性，而此種更為純粹的日本人的眼對魯迅、對中國的觀照是我們必須正視的。「非專業」的背景有可能使太宰治表現出「日本人」的另一種敏感與另一層真實性。畢竟，在日本國民中中國研究者是少數，而更多不以中國研究為職業的人同樣在「想像」著中國。 給《惜別》以足夠的重視對於太宰治的整體研究來說同樣是重要的。《惜別》是太宰治在戰爭狀態下投入巨大勞動創作出來的一部長篇小說，它與太宰治的其他作品並非絕緣。如果將《惜別》置於太宰治的作品譜系中來看，某些值得注意的問題就會浮現出來。比如，基督教在《惜別》中的投影與在《右大臣實朝》中的投影有何關聯？《惜別》與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太宰治創作的短篇小說《新郎》、《十二月八日》具有怎樣的相通性？《惜別》與同樣創作於1945年初的《御伽草紙》均將敘事語境設定在空襲警報下，但卻保持了輕快的敘事風格，何以如此？－－類似的問題均有待於作進一步的研究，此種研究有助於更前面、更具整體性地認識太宰治。不僅如此，太宰治的「革命」與孫中山的「革命」之間的關係，竹內好批評《惜別》時所謂「花鳥風月」（風花雪月）涉及的認識問題與小說美學問題，同樣有待於作進一步的研究。 中日兩國從十九世紀末開始交惡，兩國關係百餘年來多有波折與挫折。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終於「正常化」並且迎來「蜜月期」，但三十年過去之後的現在又冷到冰點。六十年前太宰治在《惜別》中試圖解決的問題現在依然擺在我們面前，並且擺在日本人面前。所幸，在灰暗的中日現代關係史上魯迅與藤野先生的關係是一抹亮麗的玫瑰色。無論是在太宰治的《惜別》中，還是在中國人對魯迅《藤野先生》一文的解讀中，這種關係都被賦予了國家意識形態的意義。太宰治希望中國年輕的知識分子閱讀《惜別》之後能夠「產生『日本也有我們的理解者』之感懷」，在六十年的時間間隔之後，中國讀者由閱讀《惜別》而生的「感懷」與太宰的希望無疑會有很大的差異。但是，無論怎樣的感懷都可以作為理解日本的起點。「太宰魯迅」姍姍來遲，但依然能夠給中國讀者帶來新鮮的感受。 《惜別》中譯本的面世當在2006年年初。正是在100年前的1906年初春，青年魯迅帶著背面題有「惜別」二字的藤野先生的照片離開仙台回到東京，投身文學事業。這種巧合似乎也暗示出《惜別》中譯本出版的另一種必然性。 2005年12月5日記於寒蟬書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