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別 · 青春文學名著中的魯迅

［日］藤井省三 作家創作「作家傳記小說」並不多見。更何況是由理應稱作現代日本「永遠的青春文學作家」的太宰治（1904－1948）將被譽為「中國現代文學之父」的魯迅（1881－1936）的青春時代小說化。這可以說是東亞文學史上的一個「事件」。創作了《哥兒》、《三四郎》的夏目漱石（1867－1916），與創作了《挪威的森林》、《奇鳥形狀錄》等作品的村上春樹（1949－），再加上這位太宰治，稱之為日本三大青春小說家亦不為過。 《惜別》創作於日中戰爭末期的1945年、並且是以二十世紀初葉留學日本的魯迅作為模特兒，這是意味深長的。在日本東北某村行醫的老醫生對「遙遠的四十年前」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時與同班同學魯迅的交往、與任課教授藤野先生的交流進行回憶。－－《惜別》是這樣一個回憶的故事。 在該小說的一個場景中，仙台醫專同班同學的「我」作為敘述者在去風景名勝地松島旅遊的時候，偶然聽到魯迅在唱小學生的歌曲《雲之歌》。對於當時魯迅的歌聲，敘述者「我」的評價是∶「說是跑調兒吧，或者說是什麼吧，實在是糟糕。」魯迅從少年時代起即對美術懷有濃厚興趣，上海時代還喜愛電影，但不可思議的是幾乎未曾對音樂表示過興趣。可以說太宰治有關「魯迅五音不全」的描寫表現出了十分敏銳的洞察力。 這位在松島展示「五音不全」的魯迅與同班同學「我」住到旅館裡之後，隨即改變了面貌－－小說敘述說「周先生（魯迅本名周樹人）一換上旅館的棉和服，簡直就像商家的少爺一樣俊雅。」魯迅在東京的住處身著和服套裝端坐於榻榻米上的照片，現在在各種附有圖片的《魯迅全集》等書籍中都容易看到，但是，創作《惜別》時的太宰治大概沒有看到魯迅留學時代照片的機會。「像商家的少爺一樣俊雅」的身著棉和服的魯迅，也是來自太宰治卓越想像力的逼真的描寫。 《惜別》這樣精彩地描畫出雖然「五音不全」但卻高傲、面帶笑容的青年魯迅，儘管如此在日本的評價卻不高。造成此種情形的原因之一應當是太宰治同時代的魯迅研究家、具有超凡魅力的竹內好（1910－1977）的酷評－－「公然無視魯迅的文章、僅憑作者的主觀想像捏造的魯迅形象－－與其這樣認為不如說是作者的自畫像。」 竹內好在戰爭正在進行的1943年11月寫完了評論著作《魯迅》，第二個月就接到徵召令應徵入伍，被送往中國前線。《魯迅》經竹內的摯友武田泰淳校對在1944年12月出版之後，遵從竹內好的願望也送給了太宰治。另一方面，太宰在閱讀了作家朋友小田岳夫相贈的《魯迅傳》以及七卷本日語版《大魯迅全集》（改造社1936－1937）之後，「為了了解仙台醫專的歷史……仙台的歷史」而進行實地考察，進而熟讀竹內的《魯迅》，然後創作了《惜別》。關於這一過程，太宰本人在《後記》中有如下記述∶ 小田先生已經創作了《魯迅傳》這一春花一樣甘美的名著，儘管如此，我還是開始了這部小說的創作。恰在那之前，完全出乎我預料地，竹內好先生把他剛剛出版的、像秋霜一樣嚴厲的名著《魯迅》惠寄給了我。〔略〕那本書的跋記載著這位支那文學的俊才似乎是從前就愛讀我那不高明的小說這一讓我感到意外的事實，我感到慌恐和臉紅。而且，感奮於這奇緣，像少年一樣鼓足勇氣，開始了這項工作。 太宰在這裡將小田的《魯迅傳》評為「春花一樣甘美」，大概是因為該書從頭到尾都是一部令人感動的偉人傳記。與此相對，竹內的《魯迅》在未做任何評論與解說的情況下單刀直入地斷言「魯迅的小說索然無味」，用「《肥皂》乃拙劣之作，《藥》乃失敗之作」、「我認為《傷逝》是壞作品」之類的言辭痛貶魯迅的作品。太宰治將竹內的《魯迅》評為「像秋霜一樣嚴厲」，多半是交織著作為作家的對魯迅的同情。 而且，竹內是用政治與文學的對立這一圖式展開其魯迅論。對於生存在戰爭狀態下的竹內來說，「政治與文學」具有極其深刻的意義，但是，魯迅所生活的1910至1930年代的中國的政治與文學的狀況，與竹內所直面的戰時日本的狀況具有相當大的差異。可以說竹內好的言論作為魯迅論是毫無價值的觀念論。與竹內的《魯迅》不同，太宰治是「像少年一樣鼓足勇氣」，「不卑視中國人，也不進行淺薄的煽動，用所謂潔白的、獨立親睦的態度對年輕的周樹人進行正確的、善意的描寫。」如果太宰在九泉之下讀到竹內「僅憑作者的主觀想像捏造的魯迅形象－－與其這樣認為不如說是作者的自畫像」這一批評，也許會原封不動地將這一批評全部交還給竹內吧。 但是，以太宰「像秋霜一樣嚴厲」這一對竹內《魯迅》的評價為據，太宰從竹內《魯迅》「受到強烈衝擊」的神話形成了。例如，奧野健男（1926－1997）為新潮社文庫本《惜別》（1973）寫的解說中就有如下記述∶ 知道了不同於自己、即自己無法拉近的魯迅形象，明白了以小田岳夫的《魯迅傳》為基礎形成的小說世界的失敗。可是，戰爭結束前將任何事物都用於小說創作的觀念是「農民式的執拗」。於是也把竹內好的魯迅拉向自己身邊，借魯迅創作了內容並非魯迅而是太宰治本人自我表白的故事。 此外，《惜別》曾為「戰爭協力文學」這一事實也影響到對作品的評價。小說出版是在日本戰敗第二個月的1945年9月，但就象尾崎秀樹指出的，該作品是以大東亞會議（1943年11月）共同宣言所謂的「大東亞各國互相尊重對方的自由獨立……確立大東亞之和睦」為據、接受內閣情報局和日本文學報國會的請求與資助金而創作的（參閱《舊殖民地文學之研究》。東京·勁草書房1971）。 戰後，太宰治創作了《斜陽》、《人間失格》，1948年殉情自殺。與此不同，竹內好致力於魯迅以及中國現代文學的介紹，相繼出版了《世界文學手冊·魯迅》（1948）、《魯迅雜記》（1949）等魯迅論著以及《魯迅評論集》（岩波書店1953）、《魯迅作品集》（築摩書房1953）等翻譯作品，其魯迅闡釋甚至被稱作「竹內魯迅」。不過，在此期間竹內的魯迅論也發生著顯著變化。例如，圍繞魯迅的代表作《狂人日記》，戰爭中曾有該作品的價值並不在於用口語創作或反封建的主題之類、而在於「依靠這個稚拙的作品某種根本性的態度被確立」這種評論，但是，在1966年的《魯迅作品集》解說中，這種「回心說」完成了向「這是根據魯迅的根本性主題、並且是最大的主題－－即暴露中國社會的舊制度、特別是家族制度以及作為其精神支柱的儒教倫理的虛偽－－而創作的作品」這種觀點的大轉變。 可以認為，在竹內好的魯迅論發生這種質變的過程中，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即所謂人民革命的成功給與了很大影響。在近代世界歷史中，日中兩國曾經是共同學習歐美、致力於國民國家建設的競爭夥伴，但到了甲午戰爭（1894）之後，在現代化競爭中處於領先地位的日本摹仿歐美的殖民主義開始進入中國，最終經過「九一八事變」導致了日中戰爭這種對中國的全面侵略。戰後，戰敗國日本在1952年恢復獨立之前被置於美國的占領下，而在中國，經過國共內戰共產黨趕走了國民黨，建立了「玫瑰色」的社會主義國家。戰前的「先進日本·落後中國」這一圖式發生逆轉，社會主義新中國在眾多日本人的眼中閃耀著光芒。以竹內好等中國文學研究者為代表的許多日本人對人民共和國抱著過度的期待，讚美社會主義中國。這也是對半個世紀間的蔑視與侵略之歷史的逆反。 從那之後以至於晚年，竹內好又出版了《現代中國論》、《國民文學論》，作為以中國為鏡子展開日本批判的評論家活躍於學界。戰後竹內好作為魯迅研究者的這種名氣，使其在戰爭中所著《魯迅》中描繪出的苦惱於政治與文學之對立的魯迅形象在日本的讀書界傳播開來，並驅逐了太宰治在《惜別》中描繪的笑容滿面、人情味兒十足、富於個性的魯迅形象。 日中兩國的現代歷史共有著從十九世紀後半葉至今的大約一百五十年的時空。如果用人生來比喻這一百五十年，那麼可以說∶在兩國迎來青春期的二十世紀初魯迅留學日本，在兩國即將進入成年期的1930年代至1940年代前期日中戰爭爆發、太宰治創作了以魯迅為主人公的傳記小說。太宰治的《惜別》是在距今六十年前、以一百年前的留學生魯迅為描寫對象的小說，不過，如同太宰文學是「永遠的青春文學」一樣，《惜別》所提出的問題依然包含著對於現在乃至將來的日中關係來說應當認真思考的追問。 現在，隨著於小植小姐所譯《惜別》中文版的出版，這部包含著複雜問題的作品能夠被許多中國讀者閱讀，我謹表示發自內心的祝賀。非常遺憾的是，我忙於研究和教學工作，此前無暇閱讀於小姐的譯稿。儘管如此也想略述感想於此，權作序文。 承蒙編輯於九濤先生的好意，本書收錄了董炳月博士所譯拙文《太宰治的與竹內好的》（原載東京《國文學·解釋與教材之研究》2002年12月號）。期待著拙文也能和《惜別》中文版一起得到眾多中國讀者朋友的指教。 2005年11月30日寫於東京大學本鄉校園 （董炳月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