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別 · 《惜別》之意圖

打算從明治三十五年、 當時二十二歲的周樹人（後來的世界文豪魯迅）心中燃燒著在日本學習醫學、以此重建他那到處是病人的祖國這一美好理想、作為清國留學生到達橫濱寫起。在他多感的眼中日本的土地映現為怎樣的景象？在橫濱開往新橋的火車上，眺望窗外日本風景時的興奮，以及隨後兩年間在弘文學院的單純、寧靜的留學生生活。他曾經怎樣愛著、怎樣理解東京這座都市？不過，他對於留學生同伴們懷有近似於厭惡自我的排斥，明治三十七年九月進入連一個清國留學生都沒有的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此後兩年間他在仙台的生活甚至成為決定了他一生的重要時期。在這一時期，受到醫專兩三個日本學生的惡意對待是事實，但另一方面，似乎是作為超額的補償，他擁有了難得的日本良友與恩師。特別是關於藤野嚴九郎教授那比大海還深的恩愛，他在後來甚至寫下《藤野先生》這篇充滿感恩之情的名文——文章寫道∶「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而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仙台鎮，作為唯一的清國留學生在民間旅館居住下來之後，他逐漸地開始理解了真正的日本的形態。正值日俄大戰激烈進行之際，接觸到仙台人們的愛國摯情，即使是身為外國人的他也曾數次驚異、感奮。他本是心中燃燒著對自己祖國的熱愛之情的俊才，但與眼前所見的日本的清潔、活潑的姿態相比較，想到自己國家疲憊的老態，心情幾近絕望。但不能失去希望。日本的勃勃生機來自何處？他開始懷著異樣的緊張感觀察周圍日本人的生活。本來，清國青年來日本留學並非認為唯有日本是世界第一的文明國，真實的想法好像是∶應當學習的依然是西洋文明，但日本已經在擇取西洋文明之精粹而進行運用方面取得了成功，無須專程去遙遠的西方、在近鄰日本學習就能以很小的代價吸取西洋文明。二十二歲的周樹人同樣懷著那種想法渡海來到日本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經過各種細緻觀察的結果，是不得不肯定日本人的生活中存在著與西洋文明完全不同的、獨自的、凜然而又難以侵犯的品格。清潔感，這在中國完全看不到的日本的清潔感究竟來自何處？那美的根源難道不是隱藏在日本家庭的深處？——他開始這樣思考。或者，他又注意到日本人似乎全部沒有例外地擁有在他的國家不被接受的單純的潔淨信仰（稱作理想也可以）。但是，依然不是十分明白。他的思考慢慢地開始往上追溯到關於教育的敕語、賜予軍人的敕諭。 這樣，他終於得出了明確的結論－－中國自身作為獨立國家的存在也變得岌岌可危，絕不是因為中國人肉體上的疾病，顯然是起因於精神的疾病，即起因於喪失理想這種懶惰、傲慢、可怕的精神疾病的蔓延。他認為為了改造此種病態精神、將其提高至中國維新之信仰，藉助於美麗而崇高的文藝是最近的捷徑，明治三十九年夏（六月）從醫學專門學校退學、 告別了以恩師藤野先生為首的朋友以及仙台那些親切的人們、心中燃燒著文藝救國的希望重回東京。作者打算在他氣宇軒昂去東京的地方擱筆。如果僅僅敘述梗概，會出現過多講道理的情形，那是不行的。作者打算著力於周樹人在仙台與日本人的令人懷念的、美好的交往。打算讓各種各樣的日本男女、以及幼童（周樹人曾經非常喜愛兒童）出場。作者對魯迅晚年之文學論無興趣，故晚年魯迅之事一概不涉及，打算描寫僅僅作為一位清國留學生的「周先生」。不卑視中國人，亦絕不進行淺薄之煽動，欲以所謂潔白、獨立親睦之態度對年輕之周樹人作正確、善意之描寫。所懷意圖為讓現代中國之年輕知識人閱讀、使其產生「日本也有我們的理解者」之感懷，在日本與支那之和平方面發揮百發子彈以上之效果。 —— 譯自《太宰治全集》第九卷。築摩書房昭和五十二年（一九七七）出版 （原載《魯迅研究月刊》2004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