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新語 · 「曼依帕」

我曾經借用過法國傳記文學家莫洛亞的一個現成名詞：「曼依帕」，他也是從拉丁文借來的，其意便是「幻想之境」。他假設一個女孩子，當她從自己的父母、奶媽以及老師們那兒找不到自己的心愿，她就到「曼依帕」中去，那兒事事稱心如願。他說：小說、戲曲、詩詞，這都是文藝作家的「曼依帕」。他的話，大意就是如此。 舊的章回小說中，有一部叫作《野叟曝言》的，清康熙江陰夏敬渠所作。全書一百五十四回，以「奮武揆文，天下無雙正士，鎔經鑄史，人間第一奇書」二十字編卷。其中內容，凡「敘事、說理、談經、論史、教孝、勸忠、運籌決策，藝之兵詩醫算，情之喜怒哀懼，講道學、辟邪說……」無所不包。小說中主人公是文白，字素臣。其人是： 錚錚鐵漢，落落奇才，吟遍江山，胸羅星斗。說他求宦達，卻見理如漆雕（開）。說他不會風流，卻多情如宋玉。揮毫作賦，則頡頏相如，抵掌談兵，則伯仲諸葛。力能扛鼎，退然如不勝衣；勇可屠龍，凜然若將隕谷。旁通曆數，下視一行（名僧），閒涉岐黃，肩隨仲景（醫家）。以朋友為性命，奉名教若神明。真是極有血性的真儒，不識炎涼的名士。他生平有一段大本領，是止崇正學，不信異端。有一副大手眼，是解人所不能解，言人所不能言。 然而明君在上，君子不窮，超擢飛騰，莫不如意。書名辟鬼，舉手除妖，百夷懾於神威，四靈集其家囿，文功武烈，並萃一身，天子崇禮，號曰「素文」。而仍有異術，既能易形，又工內媚，姬妾羅列，生二十四男。男又大貴，且生百孫，孫又生子，復有曾孫。其母水氏年百歲，既見六世同堂，來獻壽的七十國，皇帝賜聯，稱為「文母水太君」。 這是文士的「曼依帕」，凡人生榮顯之事，意想所及的，書中都已寫過了。這種人，仿佛文藝復興的雷屋拿德·文西（Leonardo da Vinci） ，多才多能，而其所住人間樂園，曠世所難得。但正代表著一部分中國文士的意願，蔣百里年輕時，他便以文素臣自況；只是文素臣只能夢周公，不敢夢文王，還是逃不出如來的掌心，依然是舊時代的文士。 魯迅有一回在上海演講《洋場的文藝》，他說：「那時的讀書人，大概可以分他為兩種：就是君子和才子。君子是只讀四書五經，做八股，非常規矩的。而才子卻此外還要看小說，例如《紅樓夢》，還要做考試上用不著的古今體詩之類。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聞雞生氣，見月傷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見了婊子。去嫖的時候，可以叫十個二十個的年輕姑娘雲集在一處，樣子很有些像《紅樓夢》；於是他就覺得自己好像賈寶玉，自己是才子，那麼婊子當然是佳人。於是才子佳人的書，就產生了，內容多半是唯才子能憐這些風塵淪落的佳人，唯佳人能識坷坎不遇的才子，受盡千辛萬苦之後，終於成了佳偶，或者都成了神仙。佳人才子的書，盛行好幾年，後一輩的才子的心思就漸漸改變了。他們發現了佳人並非因為愛才若渴而做婊子的，佳人只為的是錢。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錢，是不應該的。才子於是想了種種制伏婊子的妙法，不但不上當，還占了她們的便宜。這些書裡面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加呆子，而是在婊子那裡得了勝利的英雄豪傑，是才子加流氓。」這一段，關於「洋場文士」的「曼依帕」的勾畫，使我們明白摩登文素臣是怎麼一種角色；我們看《九尾龜》《海上花》這類小說，就可以會心一笑了。（這種小說，正如今日在海外流行著的傳奇。） 最近，我特地把文康的《兒女英雄傳》仔細再看了一遍，這部小說可以說是滿洲文素臣大展經綸的場面。看看他的「曼依帕」是有趣的。他是滿洲人，對漢人文化羨慕到了極點，安公子（海）當然是他自己的化身；他那麼對科舉制度眼熱，把他所愛好的八股名文，以及他自己的窗課，都在安公子的科場生活中帶了出來；還不夠，還把「科場果報」的傳說，說得神之又神。他在三十四回中，寫安公子在「成字第六號」熟睡，一個老號軍眼見那第六號的房檐上掛著碗來大的一盞紅燈；他走到跟前，卻早不見了那盞燈。到了三十五回里，那位同考官婁養正夢中恍惚看見檐櫳動處，進來了一位清癯老者，把拐杖指定方才他丟開的那本卷子說道：「此人當中。」婁主政還不肯信，窗外又起了一陣風。這番不好了，竟不是做夢了。只聽那陣風頭過處，門外明明地進來了一位金冠紅袍的長官。只聽那神道說道：「吾神的來意，也是為著成字六號，這人當中！」科舉時代說科場果報，本是常事。我們看了《儒林外史》，那位梅相公說他中秀才那一年，「正月初一日，我夢見在一個極高的山上，天上的日頭，不差不錯，端端正正掉了下來，壓在我頭上，驚出一身的汗。……如今想來，好不有準！」那位王舉人，說他那兩段中了舉的得意文章：「雖不是我作的，卻也不是人作的。那時頭場初九日。天色將晚，第一篇文章還不曾做完，自己心裡疑惑，說：『我平日下筆最快，今日如何遲了？』正想不出來，不覺瞌睡上來，伏著號板打一個盹。只見五個青臉的人跳進號來，中間一人，手裡拿著一支大筆，把俺頭上點了一點，就跳出去了。隨即一個戴紗帽、紅袍金帶的人，揭帘子進來把俺拍了一下，說道：『王公請起。』那時我嚇了一跳，通身冷汗，醒轉來，拿筆在手，不知不覺寫了出來，可見貢院裡恩神是有的。」這都是一篇鬼話。但，寫在吳敬梓的筆底是寫實，他是在諷刺那些科場中人。寫在文康的筆底，是「曼依帕」，他以羨慕的心懷接受那些科場的幻覺。 在文康的「曼依帕」中，產生了一位女英雄「十三妹」，《兒女英雄傳》的前半部，專寫「十三妹」，幾乎等於施耐庵筆下的林沖、魯智深、武松，就占了那麼多的篇幅。這位女英雄（俠客），她「挽了挽袖子，把那石頭撂倒在平地上，用右手推著一轉，找著那個關眼兒，伸進兩個指頭去勾住了，往上只一悠，就把那二百多斤的石頭碌碡單撒手兒提了起來。一手提著石頭，款動一雙小腳兒，上了台階兒，那隻手撩起了布簾，跨進門去，輕輕地把那塊石頭放在屋裡南壁根兒底下；迴轉頭來，氣不喘，面不紅，心不跳」。這就像女的武松模樣了。（武松威震安平寨，就有這麼一段文字。）十三妹到了能仁寺，那是戲台上最熱鬧的場面。她片刻之間彈打了一個當家的和尚，一個三兒；刀劈了一個瘦和尚，一個禿和尚；打倒了五個打工的僧人，結果了一個虎面行者；一共整了十個人。她這才抬頭望著那一輪冷森的月兒，長嘯了一聲，說：「這才殺得爽快。」她又是女的魯智深了。（花和尚單打二龍山，也有這麼一個場面。）這位女俠，她的那張弓，就是威震天下的鏢旗，她比梁山泊的好漢還要武藝超群，她不是一丈青，而是紅線女，她不是「人」而是「超人」。 我們且把這位滿洲文士的「曼依帕」拆開來看，他一定要讓十三妹裹起小腳來，變成紮腳穆桂英，表現了當時滿洲文士羨慕漢人文化的變態心理。他一定要讓十三妹替張金鳳和安公子成全了姻緣，又要張金鳳替十三妹和安公子成全了姻緣；安公子呢？並不是一妻二妾，而是二妻數妾。他和香港文人寫怪論一樣，十三妹和張金鳳口中的正理，其實都是歪理。十三妹曾對張金鳳說：「你我不幸托生做女孩兒，不能在世界上烈轟轟做番事業，也得有個人味兒。有個人味兒，就是乞婆丐婦，也是天人，沒些人味兒，讓她紫誥金閨，也同狗彘。小姐又怎樣？大姐又怎樣？」這位超人的紅線女，仿佛是遺世獨立的思想了；哪知並不如此，她嫁給安公子，就要安公子去爭科場功名，榮宗耀祖。她行過這麼一個酒令： 賞名花，名花可及那金花？ 酌旨酒，旨酒可是瓊林酒？ 對美人，美人可得作夫人？ 還不是和世俗婦人一樣的富貴想頭？安老爺、安公子中了舉人的情形，和《儒林外史》中的周進、范進，完全一樣，這些超人，一點人情味也沒有了。 拿《兒女英雄傳》的安家父子（學海和安驥）來和作者文康身世對比一下是頗有意味的：作者本人是身歷富貴而敗落的，小說中的安家卻是一個作善而興旺的家庭，書中情節正是他的家世的反面。文康是捐官出身的，而安家父子都是科甲出身。文康做過大官而家道敗落；安學海只做了一任河工知縣，並且被參追賠，後來教子成名，家道日盛。文康的言行，以後有過過失的，安學海是個理學先生，是個好官，是個一生無疵的完人。文康晚年諸子不肖，家道中落。安學海夫妻壽登期頤，子貴孫榮，安驥竟是政聲載道，位極人臣。作者是在晚年窮極無聊時期，住在美滿的「曼伊帕」中的。（凡是他家中所缺乏的東西，在幻境中都已齊全了。他這個滿洲人，一心一意要做漢族文士，而且要做文素臣；他這部《兒女英雄傳》，可以說是滿洲版的《野叟曝言》。） 再把曹雪芹的《紅樓夢》和文康的《兒女英雄傳》來對比一下，也是頗有意義的。這兩部小說，都是用頂道地的北京話作對白，長於說話的生動與風趣，那是一樣的。兩人都是滿洲貴族世家，身經榮華富貴，到晚年窮愁才來發憤著書的。馬從善《兒女英雄傳》序文中說：「文鐵仙先生（康）為故大學士勒文襄公（保）次孫，少席家世餘蔭，門第之盛，無與倫比。晚年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時遺物外賣略盡。先生獨處一室，筆墨之外無長物，故著此書以自遣。」但曹雪芹在《紅樓夢》雖有太虛幻境，幻想之筆，卻是暴露了貴族人家的黑暗面，他筆下的女子，也富有才情，卻不酸腐，命運都是可悲的。（王崑崙先生說：「作者曹雪芹卻深深看透在他所處的社會中，任何女性都一概逃不出痛苦的命運；試看全書中那麼多的婦女，有幾個不是為煩惱所折磨而歸於悲慘的結局？所以似乎是精神上勝利的黛玉，固然是失望而死，似乎現實上成功的寶釵，也亦爭到了一個活不得死不得的地位。這樣，才完成了這一部封建時代婦女生活寫實的大悲劇。」）但《紅樓夢》中的女人，是有血有肉有靈魂可愛可恨可以捉摸得到的。所以《紅樓夢》是寫實主義的作品。至於《兒女英雄傳》的女人，不論十三妹或張金鳳，都是不存在的，沒有血肉，不可捉摸的，所以《兒女英雄傳》只能算是幻想的傳奇，不足為訓的。 《儒林外史》的結尾，吳敬梓也創作了四個理想人物；這四個人，一個是會寫字的季遐年，一個是賣火紙筒子的王太，一個是開茶館的蓋寬，一個是做裁縫的荊元，他們都是和他在卷首所引的王冕一流人物。最合理想的，是開裁縫鋪的荊元，他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餘下來工夫，就彈琴寫字，也極喜歡作詩。朋友們和他們相與的，問他道：「你既要做雅人，為什麼還要做你這貴行？何不同些學校里人相與相與？」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為性情相近，故此時常學學。至於我們這個賤行，是祖父遺留下來的，難道讀書、識字，做了裁縫就玷污了不成？況且那些學校中的朋友，他們另有一番見識，怎肯和我們相與？而今每日尋得六七分銀子，吃飽了飯，要彈琴，要寫字，諸事都由得我。又不貪圖人的富貴，又不侍候人的顏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這當然是吳敬梓的「曼伊帕」，但荊元這樣不做空頭文學家，不脫離生產的知識分子，畢竟隨著時代進步而實現了。文康所羨慕而吳敬梓所諷譏的科舉制度，畢竟沒落進入博物館去了。所以一個小說家，應該有他們的理想，而不是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