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妹 · 十六
第二天早上八點四十五分，我把車停在了離灣城照相館兩個門面的地方。我已經吃過早餐，心情愉悅，正戴著一副太陽鏡閱讀著當地的報紙。我翻閱了《洛杉磯日報》，可奇怪的是，報紙上隻字未提有關凡努斯或其他旅館的冰錐案事件，就連「城中旅館發生神秘死亡」之類的標題都沒有。《灣城日報》倒還沒忙到沒時間報道謀殺案的地步，他們把這件大事登在頭版，就在肉價旁邊。
本地男子遇刺於愛達荷街出租公寓
昨日稍晚時，警方接到一個匿名電話，隨後趕赴愛達荷街、西曼斯—蘭辛公司的木材場對面案發地。進入未鎖的房間後，警方發現四十五歲的萊斯特·克勞森——該出租公寓的經理——死在自己房間的沙發上。克勞森的脖子上插了一把冰錐，經初步檢查，法醫弗蘭克·L.克勞迪宣布，克勞森之前曾酗酒過量，死亡前可能已經失去知覺。警方未發現任何掙扎的跡象。
警探摩西·馬格拉尚立刻採取行動，對下班回來的所有房客進行了逐一詢問。但目前尚無任何有助於案情進展的信息。法醫克勞迪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克勞森有可能是死於自殺，但根據傷口的位置，這一可能性已被排除。警方查看了公寓樓的住宿登記簿，發現其中一頁已被人撕掉。在逐個詢問入住訪客後，馬格拉尚警探表示，曾有一名粗壯的中年棕發男子幾次出現在出租公寓的走廊上，但房客都不清楚他的名字與職業。馬格拉尚警探仔細檢查過所有房間後還指出，最近曾有一名房客搬走，並且行跡倉促。然而由於住宿登記簿遭到毀壞，且這一帶地區情況複雜，加之無人能準確描述出該失蹤男子的外貌，致使對此人的追蹤變得格外困難。
「目前還不清楚克勞森被害的原因，」馬格拉尚警探昨天深夜宣稱，「但此前，我已對他進行了一段時間的密切觀察，也掌握了他很多同伴的情況。這個案子雖然撲朔迷離，但我們一定能解開疑雲。」
這篇報道寫得不錯，恨不得十二次提到馬格拉尚的名字，外加照片說明里的兩次提及。在第三版刊登的一張照片裡，他手握冰錐，皺著眉頭若有所思地凝視著它。另有一張愛達荷街四四九號的照片，顯然有美化的嫌疑。還有一張照片顯示，一具屍體躺在沙發上，被覆上了床單，馬格拉尚警探面色凝重，正用手指著它。還有一張特寫是市長的，他坐在辦公室書桌前，一副噁心的官僚做派，旁邊還附上了他就戰後犯罪案件問題的講話——完全滿足你對一個市長講話的期待，其中援引了不少胡佛 [1] 的演講來湊數，還到處是語病。
差三分鐘九點之時，灣城照相館打開了大門。一個上年紀的黑人開始把人行道上的塵土掃進污水溝。九點整，一個穿戴整齊、戴著眼鏡的年輕人打開了大門上的鎖。我拿著G.W.漢布爾頓醫生藏在假髮內側的橘黃色取貨憑證走了進去。
當我將憑證交給他時，這個穿戴整齊的年輕人用懷疑的眼神上下打量我一番，遞給我一個信封，裡面裝著一張小底片和六張放大成底片八倍大的上光照片。他什麼也沒說，但從他看我的眼神可以推斷出，他記得我不是當初給他底片的人。
我走出門坐回車裡，研究著到手的獵物。照片上，一個男人和一個金髮女郎坐在一家餐廳的圓形雅座里，面前擺著食物。他們抬起頭來，似乎是突然發現了異常情況，但在相機按下快門前還沒來得及做出應急反應。從光線來看，明顯沒用閃光燈。
那個女孩是梅維斯·韋爾德。男的個頭很小，膚色很黑，面無表情。我不認識他，也沒理由認識他。厚厚的皮椅子上印著一對對跳舞的小人，呼應著這家餐廳的名字——舞者。這件事更加令人費解了。因為未得到經理同意就擅自在餐廳里按下快門的人，肯定會被狠狠地踢出去、一路滾到好萊塢大道和葡萄樹街。我猜這張照片一定是偷拍的，就像露絲·斯奈德 [2] 坐在電椅上的照片一樣。那個人肯定是把小相機用帶子吊在大衣領內側，使鏡頭剛好能從敞開的衣領里露出來，然後他再往口袋裡裝一個快門遙控器。要我猜出拍照片的人是誰，這也不算太難。奧林·P.奎斯特先生肯定能又快又穩地完成這一切動作，然後面不改色心不跳地離開那裡。
我把照片放進了背心的口袋裡，手指碰到了一張皺巴巴的紙片。我拿出來一看，上面寫著：「文森特·拉加蒂醫生，灣城懷俄明街九六五號。」這就是我先前在電話里與之交談過的文森特，也可能是萊斯特·克勞森想打電話聯繫的人。
一位年老的警察沿著停車線來回走動著，用黃色粉筆標出輪胎的位置。他告訴了我懷俄明街的位置，於是我便駕車前往。這是一條橫跨城市兩端的大街，和商業街離得很遠，與兩條以數字命名的街道平行。第九六五號是一棟灰白色的木屋，就坐落在街角，門上掛著的一塊銅牌寫著：「文森特·拉加蒂，醫學博士，出診時間：上午十點到十二點，下午兩點半到四點」。
房子看上去還算安靜體面。一個女人帶著一個滿臉不情願的小男孩走上樓梯。她讀了讀牌子上的字，又看看別在自己衣領上的懷表，猶豫地咬咬嘴唇。小男孩小心翼翼地瞅瞅四周，然後踢了她的腳踝一腳。她疼得瑟縮一下，但還是耐心地說：「乖，約翰尼，不能這麼對待弗恩阿姨喲。」語氣很溫柔。
她打開門，把那個小跟屁蟲也拽了進去。十字路口的斜對角有一棟很大的殖民時期白色建築，門廊上裝了頂棚，卻小得和房屋不成比例。前庭的草坪上安裝了泛光燈反射鏡，一條小路的兩側盛開著薔薇花。門廊上掛了個大大的黑底銀字招牌：「花環安樂屋」。我很納悶，當拉加蒂醫生的目光越過前窗，看到窗外的殯儀館時會是怎樣一種情形——或許會讓他變得更加小心翼翼。
我拐過十字路口，開車返回洛杉磯。我回到了辦公室，一方面查看信件，順便把從灣城照相館得來的獵物鎖進老舊的綠色保險柜——除了其中一張。我坐到桌前，拿起放大鏡研究著這張照片。照片本身已被照相館放大，再加上放大鏡，細節看得還算清楚。一個又黑又瘦、面無表情的男子坐在梅維斯·韋爾德的旁邊，他面前的桌子上擺著一份晚報——《新聞紀事報》。我能看出頭條的標題：「輕量級拳擊選手在比賽中受傷身亡」。只有在午後或是較晚時間出刊的體育版面，才會起這樣的頭條標題。我拿起電話，正要撥號時，電話鈴聲響起。
「是馬洛嗎？我是洛杉磯警察局的克里斯蒂·弗倫奇。今天早上有什麼消息嗎？」
「要是你的電報打字機沒罷工，你應該也知道。我剛看了份灣城的報紙。」
「對，我們知道那事了。」他漫不經心地說，「聽上去像同一個傢伙乾的，是吧？同樣的兇器，同樣的作案手段，時間好像也能對上。我希望老天保佑，千萬別是桑尼·莫·斯坦那伙人又東山再起了。」
「真是他們的話，那他們的手藝可更精進了。」我說，「我昨天查了查資料，斯坦那伙人以前都把受害者戳得全身是洞，曾經有個受害者身上被捅了一百多個洞。」
「他們可能學乖了。」弗倫奇有些避重就輕地說，好像不太願意談這個話題。「我打電話給你是要問有關弗拉克的事情，昨天下午之後你有沒有再見到他？」
「沒有。」
「他溜走了，沒回去工作。旅館打電話給他的房東太太，說他昨晚捲鋪蓋離開了，也不知道去了哪兒。」
「我一直沒見過他，也沒他的消息。」
「那死人身上只有十四塊錢，你不覺得有點蹊蹺嗎？」
「是有點，不過你自己都回答了。」
「我只是隨口說說而已。弗拉克也許是被嚇跑的，不然就是撈了一筆錢跑了。他也許是因為知道了什麼隱情，被付了一筆封口費。要不就是他偷拿了死人的錢，只留下十四塊掩人耳目。」
我說：「兩種情況都有可能，也沒準會同時發生。任是誰那麼徹底地搜查屋子，目的應該都不是為了錢。」
「為什麼？」
「因為這位漢布爾頓醫生打電話給我的時候，我建議他使用旅館保險柜，但他不感興趣。」
「他那種人不會雇你來保管錢財的，」弗倫奇說，「他不會雇你幫他保管任何東西。他需要的是保護自己的人，不然就是合伙人——或者就是跑腿的。」
「抱歉，」我說，「我只是複述一遍他對我說的話罷了。」
「你到那兒時他已經死了，」弗倫奇說，不過他的聲音有點兒過於故作輕描淡寫，「所以你大概來不及把名片給他吧？」
我緊握話筒，迅速回想著我和希克斯在愛達荷街那間出租公寓裡的談話。我想起他兩指夾著我的名片，低頭看著，然後想起自己從他那兒一把奪回名片——趁他還沒抓緊之前。我深吸了一口氣，又緩緩吐出。
「來不及，」我說，「另外，請你不要再這樣把我嚇個半死了。」
「他有一張，老兄，折了兩下裝在褲子的表袋裡。我們上次漏過了。」
「我給過弗拉克一張。」我說，嘴唇僵硬。
空氣中一陣沉默，我能聽得到周圍嘈雜的聲音和打字機的噼啪聲。終於，弗倫奇生硬地說：「我懂了。再見。」他啪地掛斷了電話。
我動作極慢地把話筒放了回去，舒展了一下抽筋的手指。我俯身盯著書桌上擺在我面前的那張照片，它告訴我的全部信息就是上面有兩個人，其中一個我認識，他們正在舞者餐廳吃飯。桌子上的那張報紙還能告訴我那天的日期——只能說是，或許。
我隨後打電話給《新聞紀事報》，請求轉接體育版。四分鐘以後，我在便條簿上記下：「里奇·貝洛，受人歡迎的年輕的輕量級選手，由於二月十八日在好萊塢軍團體育館的一場比賽中受傷，於十九日午夜前醫治無效死於修女醫院。《新聞紀事報》二月二十日午間體育版頭條刊載。」
同一個號碼，我又撥了一遍，請求轉接市區版的肯尼·阿斯特，我們認識很多年了，他之前負責採訪犯罪類新聞。聊了大概一分鐘後，我問他：「是誰幫你報道的桑尼·莫·斯坦被殺的新聞？」
「陶德·巴羅，他現在跳槽到《洛杉磯郵報》了。怎麼了？」
「可以的話，我想要更多有關案子的信息。」
他說可以找資料室的人幫忙查查，然後再打給我。十分鐘後他打來電話。「他頭部中了兩槍，當時人在車裡，離富蘭克林大道上的貝爾西別墅大概兩街區的位置。時間大概是晚上十一點十五分。」
「時間是二月二十日，」我說，「對嗎？」
「沒錯，就是這樣。案子沒有目擊者，沒有逮捕人，只按警方慣例訊問過一些賭徒、失業的拳擊手和一些慣犯。有什麼問題嗎？」
「那時候，這傢伙是不是有個幫內兄弟也在城裡？」
「資料上沒提。這人叫什麼？」
「威皮·莫耶。我有個警察朋友曾說起一件事，有個好萊塢的有錢人涉案被抓，最後又因為證據不足被放了。」
肯尼說：「等一下。我想起一件事——嗯，那傢伙名叫斯蒂爾格雷夫，是舞者餐廳的老闆，大概是個賭徒之類的人。人還不錯，我見過。那次還鬧了笑話。」
「鬧了笑話，怎麼說？」
「有些搗蛋的傢伙跟警察密報說，斯蒂爾格雷夫就是威皮·莫耶。他們就這樣關了他十天，等著克利夫蘭那邊的回覆。克利夫蘭警察局沒理，對斯坦被殺一案，他們沒什麼要做的。斯蒂爾格雷夫一個星期都待在牢里，和那事一點關係都沒有。你的警察朋友是不是廉價雜誌看多了。」
「他們都這樣，」我說，「所以才說話那麼粗魯。謝謝你，肯尼。」
我們互相道別，然後掛斷電話。我坐在椅子上，斜靠著椅背盯著我那張照片看。過了一會兒，我拿起剪刀，剪下了印有頭條標題的那部分報紙，把剪開的兩部分各自裝進不同的信封里，與從便條簿上扯下的紙片一起裝入了我的口袋。
我撥通了梅維斯·韋爾德高級住宅區的電話。幾聲鈴響之後，一個女人的聲音傳來。她的聲音顯得遙遠而正式，我不確定有沒有聽過。她說：「餵？」
「我是菲利普·馬洛，韋爾德小姐在嗎？」
「韋爾德小姐今天很晚才回來，你介意留個話嗎？」
「事情非常重要。我在哪兒能找到她？」
「抱歉，我不清楚。」
「她的經紀人知道嗎？」
「有可能。」
「你真的不是韋爾德小姐嗎？」
「韋爾德小姐不在。」她掛斷了電話。
我就坐在那裡，回味著那個聲音，起初我覺得是，之後又覺得不是。我越想越不敢確定。我下樓進了停車場，開車出發。
注釋
[1] 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1895-1972），美國聯邦調查局第一任局長。
[2] Ruth Snyder（1895—1928），因謀殺丈夫被判死刑。在用電椅處決她時，有位記者偷偷藏了攝像機，於通電時按下快門。這張照片成為歷史上最著名的照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