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系年 · 九二、齊魏會徐州相王乃魏惠王后元元年

非魏襄王元年乃齊威王二十四年非齊宣王九年辨 《魏世家集解》：「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並惠襄為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為悞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今按：齊、魏會徐州，相約僭稱王，因稱王而改元，故不稱三十七年而改稱元年。其後秦惠文王於十三年稱王，乃亦改十四年為元年，與此正類。惠王與孟子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考惠王后五年予秦河西地，後七年盡入上郡於秦，後十二年楚敗魏襄陵。惠王之言指此。倘以為在襄王之世，烏容出自惠王之口哉？（《秦策四》：「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魏戰勝，效上洛於秦。」高誘《注》：「魏惠王也。」今按：楚、魏陘山之役，《年表》在魏襄王六年，誤。高《注》雲惠王，是也。效上洛即獻西河之外也。蘇代之說燕王曰，「西河之外，上雒之地，」是也。其是犀首為魏將，張儀在秦，事又見《秦策》一、《韓策》二。據《策》則魏效地在勝楚後，而《史》列勝楚前，亦相歧。）此事為史家一爭案，自杜預氏《左傳後序》，裴氏《史記集解》，司馬氏《通鑑》，王氏《困學紀聞》，顧氏《日知錄》，崔氏《東壁遺書》，梁氏《志疑》，皆據《紀年》糾《史記》。而辨論紛紜，尚未定於一是。則以《紀年》原書既佚，未能博觀會通。而《史記》傳習既久，人情樂舊安常，憚於紛更也。今既剖別《紀年》《史記》得失，凡二十餘事，自魏文侯田莊子以下齊、魏兩家世系年代，逐一辨訂糾正，又旁推之於《史記》《國策》以及先秦諸子書。合之大勢而通，比之小節而符。首尾條貫，竟體朗然。庶可以解千古之紛矣。此齊、魏徐州相王為魏惠王后元元年，非魏襄王元年之說也。 余又謂是歲乃齊威王二十四年，非齊宣王元年者？齊之稱王始於威王，不始於宣王，人盡知之。而威王之稱王，則肇始於馬陵之勝，（見《考辨》第八十六。）而大定於與魏會徐州之歲。其後十五年威王薨，宣王始立。《史記》以徐州相王為宣王之九年者亦非也。不然，使威王先已稱王於數十年前，宣王何事會魏於徐州而後乃相王哉？（《田完世家》敘威王稱王於二十六年後，與今考威王稱王在二十四年者相差兩年。余定齊威王三十八年，《史記》只三十六，亦差二年也。）蓋威王之初即位，不治政，諸侯並伐，（據《世家》。參讀《考辨》第七十四。）其時固猶稱侯。故《齊策》邯鄲之難稱田侯。及敗魏馬陵，魏用惠施策，折節朝齊，乃會徐州而相王。（據《魏策三》。）《國策》稱韓、魏之君北面朝齊，亦在戰馬陵之後，而《世家》誤以威王稱王在桂陵之後者，由其誤以徐州之會為宣王故也。時七國稱王者惟楚，故楚聞齊王而大怒。遂有圍齊徐州之舉。蓋齊、魏相王一事，當是魏故屈下尊齊為王。（觀《魏策》，及《呂氏春秋 愛類》。）而齊亦未敢獨承，乃亦尊魏為王，實開當時未有之新局。無緣齊威於數十年前便已稱王也。梁惠王二十七年從諸侯朝周天子，其時梁始稱王，而齊威王舉兵伐梁。其後八年而魏齊始相王，而楚威王舉兵伐齊。然其後又六年而宋亦稱王，又三年而秦亦稱王，韓亦稱王，又二年而燕、中山亦稱王。《趙世家》：「武靈王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則趙之稱王猶在後。然至是而各國稱王之局卒大定。觀於當時相王之不易，益可證其前二十餘年，不容有齊威獨王之事。觀以後齊、秦稱帝之難，又可證齊之稱王乃為與魏俱，而猶遭楚人之怒。故徐州一會，實當時諸侯稱王之初步，戰國驚人一大事。若威王先已稱王於二十餘年前，則此一段史實全無情味矣。以《紀年》推之，則徐州之會乃在齊威之二十四年。（《田齊世家》，「威王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而論寶。」殆即徐州一會中佚事也。）《秦本紀》：「惠文王四年，齊、魏為王，」《索隱》云：「齊威王魏惠王，」斯得之矣。（又考《史記 孟嘗君列傳》：「齊、魏會徐州相王，」《正義》引《紀年》云：「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於薛，改名徐州。」《齊策一》：「楚威王戰勝於徐州，」徐，鮑本作俆。吳氏補曰：「俆，詞餘反。《正義》引《紀年》，下邳遷於薛，改名徐州，俆《左氏》作舒，《說文》作余阝。」據此則《正義》引《紀年》本作俆，而今亦誤為徐也。徐州宋地，與此俆州不同。顧氏《日知錄》卷三十一徐州條亦辨此。互詳《考辨》第一一○。） 雷氏《考訂》：「《左傳後序》引《紀年》，謂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稱惠王卒，《史記魏世家集解》引荀勖稱和嶠云：「《紀年》謂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司馬氏《資治通鑑》從《後序》說，《通鑑考異》及朱子《通鑑綱目》從荀和說。淇案杜與荀和同時，得見《竹書》，不應言有同異。《後序》十六年六字，自是七字通鑑。乃抄錄鈐刻者有誤也。《魏世家索隱》引《紀年》曰：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孟嘗君列傳索隱》引《紀年》曰：三十六年改為後元，觀此知梁之改元與秦惠文之以十四年為元年事同。非若後世改元，先下詔書，以明年為元年也。」今按：雷氏此辨殊精密，然實未是。何者？齊、魏相王，實在會於徐州之歲。而據《六國表》，魏齊兩《世家》，及《秦本紀》，《孟嘗君列傳》諸篇，會徐州實在惠王三十七年。惠王以是年始稱王，不得於三十六年先改元，其理甚顯。又考《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索隱》引《紀年》云：「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未卒也。」《索隱》於此條，惟辨惠王未卒，而甄會實不在此年，則《索隱》未之及。余考甄會在平阿會後，皆在惠王后元，《索隱》亦辨之，語詳《孟嘗君列傳》。（參讀《考辨》第一○四。）則惠王三十六年齊、魏本無會，即不得有相王事。惠王亦自不於此年改元，尤明甚。又《田齊世家》：「宣王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索隱》按《紀年》：「梁惠王乃是齊湣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時，此時梁惠王改元稱一年，未卒也。而《系家》及其後即為魏襄王之年，又以此文當齊宣王時，實所不能詳考。」《索隱》此條語有誤衍。要之《索隱》辨惠王未卒，遂謂其改元稱一年，而改元稱一年實在明年，不在今年。《索隱》此條，及《魏世家》一條，皆下語未析。《孟嘗君傳索隱》云：「惠王至三十一年改為後元年，」顯有字訛。惟《魏世家索隱》又一條云：「《紀年》說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稱後元一，十七年卒，」則與荀勖和嶠為一致。然竊疑其說終不可信。何者？若惠成王於三十六年改稱後元一年，又十七年而卒，則惠成王當得三十五年，又十七年也。《史記》雖誤，亦有其所以誤。彼特誤以惠成王后元之年為襄王年耳。若惠成王前三十五年，改元後十七年，《史記》何以又奪改元第一年歸之惠成，而別以其後十六年分為襄王，此實難解。又考《今本偽紀年》於周顯王三十四年稱：「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又云：「王與諸侯會於徐州，」徐州會事較《史記》亦前一年。雷氏《義證》說之云：「《史記 六國年表》於顯王三十五年書魏會諸侯於徐州以相王，又曰齊與魏會徐州，諸侯相王，即此事。較《竹書》差一年者，夏正周正之異。會在是年仲冬後也。」今按：梁惠稱王改元，定在與齊會徐州之後。若會徐州如雷說，在惠成王三十六年仲冬之後，其時周正已為顯王三十五年。惠王歸國稱元，其亦必為三十七年之新歲決矣。且雷氏辨梁惠稱王改元以秦惠王為例，不知秦惠王正以十三年四月稱王，而於十四年改稱元年。則梁惠王之改稱元年，定在三十七年，更無疑也。故知杜氏謂「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後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其言最信。（吳萊曰：自古未嘗有改元，秦惠文王立十三年矣，十四年乃稱王，而秦史改元。惠王立三十六年矣，三十七年乃稱王，而《汲冢竹書》亦改元。又十六年而後惠王卒。非改元也，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其說亦是。）雲三十六年改元者，因會徐州在是年歲底也。雲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者，因惠成王會齊徐州已在三十六年仲冬之後，及歸國改元年稱王，其制定於今年之歲底，而實稱元年則為明年之歲首也。荀勖、和嶠諸人，殆見《竹書》原本，有在惠成王三十六年記稱王改元之文，故率以此年即為惠成王元年。雷氏依之，未能深考徐州一會與稱王之先後，故加信據，遂與《史記》乖僢。又《索隱》稱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雖遵荀、和之說，而其引惠成王改元年後年數，則實自三十七年為元年起算。如「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諸條（均見《孟嘗君列傳》。）是也。余已詳於《考辨》第一○九，第七四，第一一五，一一七諸篇，茲不詳論。（又按和嶠、荀勗、杜預引《紀年》，雖與史遷違矣，然有一節為諸家之所同者，則惠王前後（或惠、襄分算）共得五十二年是也。今有疑惠王在位五十一年者，其說無稽，殊不足信。） 魏源《古微堂外集》卷二，《孟子年表》，以梁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後二年會徐州始稱王，則改元在稱王前，兩事先後倒置。又惠王后元既前移一年，則《索隱》引《紀年》齊威王卒在惠王后元十五年者，亦遞次移前。故魏氏定孟子去梁已在齊宣王二年，即宣王即位之第三年矣。與余考孟子初見宣王正值宣王未終喪之際亦不合。（參讀《考辨》第一一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