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學 · 十三 楚辭之起原

「楚辭」者，楚人之辭賦也。其名始見於《史記·張湯傳》，（《傳》稱朱買臣以楚辭與莊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故《漢書·地理志》遂言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再見於《漢書·朱買臣傳》，三見於《王褒傳》，或謂其文雖始於楚，而名則興於漢，其然否不可知矣。自劉子政輯錄屈宋以下諸人之辭賦為《楚辭》一書，遂為後世集部之祖。黃伯思《東觀餘論·校定楚辭序》云：「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陳振孫《書錄解題》引其文，作《翼騷序》。）其詮釋「楚辭」之義是也。後人放效之作，遂亦通有此目。而漢人又往往止稱之為賦。其後更有因《離騷》之名而概稱「楚辭」為「騷」或「楚騷」、「騷賦」者，非其實矣。 《楚辭》繼「三百篇」而勃興於南方，昔人咸以為《詩》之變體。雖然，奇文之郁起，豈偶然哉？請得略陳其故。 一、關於北方文學者 《漢書·藝文志》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浸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班氏謂辭賦之起，由於聘問歌詠之事廢，極為有見。考春秋時，行人往來，辭命為先，所謂「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子產有辭，諸侯賴之」是也。顧欲善其辭命，厥惟學《詩》，故孔子以誦《詩》專對並舉。觀《左傳》所載諸侯聘會宴燕享之時，必借賦《詩》歌《詩》以為周旋酬酢之助者，不可勝數。其最著者，如襄公二十七年《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舉座無不賦者，可謂極一時之盛事矣。又如昭公十二年《傳》記宋華定來聘，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謂其必亡。而襄公十六年《傳》，「晉侯與諸侯宴於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蓋爾時賦《詩》歌《詩》之重要如此。楚本後起，文化較低，北方諸侯皆夷之。及其盛也，與中土交際漸繁，聘會漸多，感實用之需要，受文學之薰陶，遂不得不研習「三百篇」而同化於諸夏矣。故《左傳》文公十年，楚子舟引《大雅·烝民》及《民勞》，宣十二年，叔孫引《小雅·六月》，楚子引《周頌·時邁》，成二年，申叔跪引《鄘風·桑中》，子重引《大雅·文王》，襄二十七年，薳罷如晉，賦《既醉》，昭三年，楚子享鄭伯，賦《吉日》，昭七年，芊尹無宇引《小雅·北山》，昭二十三年，沈尹戌亦引《文王》，二十四年，又引《大雅·桑柔》，而昭十二年《傳》子革且引逸詩《祈招》以諫：此皆楚人通達《詩經》之證也。故騷體文中每句用一兮字，其形式亦出於《詩》，而屈子《天問》且純為《詩》之遺體。考《詩經》泰半皆出黃河流域，然則謂《楚辭》之起原實受北方文學之影響也，何疑？ 二、關於南方文學者 《詩》三百篇無楚風，然江漢之間皆為楚地。《漢廣》、《江沱》諸詩，列於二《南》；《汝墳》在河南之南部，地與楚境相近；《野有死麕》之白茅，本亦楚產，即《左傳》所謂包茅，可知亦為南方詩歌。是《詩》無楚風，而實有楚詩也。《漢書·地理志》陳國，今淮陽之地，蓋古豫州之東南，而今河南湖北及安徽一部之地。則《詩》中之《陳風》亦當屬之南方。春秋末，楚滅陳而有其地，又悉兼併其附近諸小國；故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楚境既廣，故其時南方諸國之文學亦遂占而有之。蘊蓄既久，華實斯茂；迄於戰國，楚辭崛起，有由來矣。又按老子亦楚苦縣人，其所著《道德經》五千言，雖不可以文論，然其中多為韻文，且其形式亦間與《楚辭》之《九歌》相同，例如十五章云：「豫焉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朴，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此類哲理詩極似騷體文之先驅，特其兮字之位置微有不同，遂覺音節稍促耳。此外南方詩歌之散見於古籍者，有《子文歌》，頌楚令尹子文刑其族人事，《楚人歌》，詠楚莊王納諸御已之諫而罷築層台事，《徐人歌》，詠吳公子掛劍事，《楚狂接輿歌》，《孺子滄浪歌》，公孫有山氏之《庚癸歌》，皆古南方詩歌之可信者，篇什雖曰不多，然其胚胎《楚辭》之功則甚著。至《說苑·善說》篇之《越人歌》，其詞尤與《楚辭》無異。故就形式觀之，騷體之成，固遠在屈宋之先矣。（參閱第十一章。） 三、關於楚國者 《楚辭》之起興楚地關係最深，約言之，可分為三種：《漢書·地理志》曰：「楚人信巫鬼而重淫祀。」《匡衡傳》謂陳夫人好巫鬼而民淫祀，《地理志》亦謂陳太姬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好巫鬼。《陳風》所稱擊鼓於宛邱之上，婆娑於枌樹之下，蓋陳太姬之遺風也。而《越絕書·外傳·記吳地傳》有巫門、巫里、巫山、巫城等名，則是時南方諸國巫風之盛可知。其後吳並于越，陳越又先後滅於楚，故此風遂以楚為最盛，而其影響於文學者亦最大。蓋巫覡所司者祭祀，而祭祀必有祈禱，祈禱必用祝辭與歌舞，故迷信之風愈熾，文學之材料亦愈多；觀《九歌》一篇專詠靈巫降神之事，可以見矣。（參閱下章論《九歌》節。）故《呂氏春秋·侈樂》篇云：「楚之衰也，作為巫音。」此其關於民俗者一也。先秦之世，各國風謠不同，音樂亦異。風謠之播於聲音者為土樂，土樂又影響於文學，此在諸國然，而楚為尤甚。按《左氏》成公九年《傳》稱，晉侯使與鍾儀琴，操南音。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又襄公十八年《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夫曰南音，曰南風，又曰土風，則楚樂必異乎北方之撰也。《漢書·禮樂志》謂《房中祠樂》為楚聲，即本其調以制曲耳。又按《呂覽》塗山氏女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是南音者，「兮猗」之音，即楚辭之濫觴也。《候人歌》既可取為樂歌。（本《呂覽》高誘注。已見前。）則楚辭之起與音樂之關係亦深矣。嘗疑楚辭本亦可歌，與「三百篇」同。蓋譜諸管弦者為楚聲，著於竹帛者為楚辭。漢宣帝召九江被公誦讀楚辭，誦讀雲者，即以聲節之之謂也。《隋書·經籍志》謂：「隋有僧道騫者，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唐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可知通楚聲者，隋唐時尚有人焉。此其關於音樂者二也。劉勰曰：「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群積矣。」又曰：「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屈平所以能洞鑒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文心雕龍·物色》）王夫之曰：「楚，澤國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國也。疊波曠宇，以盪遙情，而迫之以崟嶔戌削之幽菀，故推宕無涯，而天采矗發，江山光怪之氣莫能掩抑。」（《楚辭通釋·序例》）二氏論屈子文得江山之助，誠為卓識。蓋所謂地理者，大之如五嶽四瀆，屴漂汩；小之如鳥獸魚蟲，飛起蠕動；可以拓作者之胸襟，增文學之資料。後世賦家極樂鋪敘地理，凡山川形勢，水陸奇珍，乃至一章一木之微，靡不描摹盡致者，乃《風》、《騷》之輿台，得其一體以自廣者耳。今楚，于山則有九嶷南嶽之高，於水則有江漢沅湘之大，於湖瀦則有雲夢洞庭之巨浸，其間崖谷洲渚，森林魚鳥之勝，詩人謳歌之天國在焉。故《湘君》一篇，言地理者十九，而《涉江》所紀，亦絕似山水之寫真，雖作者或有意鋪陳，然使其不遇此等境地以為文學之資，將亦束手而無所憑藉矣。此其關於地理者三也。（以上參閱拙著《楚辭概論》） 然此僅泛論其文學之淵源而已；若止就屈賦言之，其學術思想之痕跡尚有可得而述者。蓋屈賦雖為辭章之祖，其文實為靈均一家之書，後人第見其文章之美，而昧其學派之源，此不思之過也。竊疑屈子之學，出於古者史官及羲和之官，易言之，即辭賦家與陰陽道家有密切之關係是也。約而論之，其征有四： 一曰宇宙觀念。此等觀念包括天文地理等事，以《天問》一篇為最著，《離騷》、《遠遊》次之。（曩辨《遠遊》非屈子作，未審。）如《離騷》首述其生辰，即曰「攝提貞於孟陬，惟庚寅吾以降」。無論攝提之為星名與攝提格之為太歲在寅之名，要皆與天文之學有關。又如《哀郢》言仲春，言甲之晁。《抽思·懷沙》並言孟夏，《抽思》且言南指月與列星；而《離騷》之羲和崦嵫咸池扶桑，並關於日，天津為天河，在箕斗之間，《遠遊》又言九陽、大微、旬始、玄武、文昌，此並屈子晰於歲序干枝及天象之明證。他若召豐隆，驅蜚廉，過句芒，歷太皓，雖曰寓言，實無一不關天事。而最可注意者，厥為《天問》中之天文地理諸端。（其例從略。）雖然，屈原奚為而好言天事也？按《漢志》稱陰陽家者流，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語本《堯典》。）羲和者，重黎之後；重黎者，顓頊之後，世司天地，楚之所自出者也。（參閱《周書·呂刑》，《國語·楚語》、《鄭語》，《大戴禮記·帝系》篇，《史記·楚世家》。）屈子楚之同姓，為高陽之苗裔，亦即重黎之子孫，懷王時為左徒，其職略同史官。（《史記正義》謂左徒猶唐之左拾遺）古者史官兼掌天文歷數之事（例證從略），屈子家學相傳，博聞強志，故雖世代相去甚遠，猶能歷歷道其概略也。至若陰陽家鄒衍之書，今雖不傳，《史記》稱其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又謂中國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云云，此為鄒子之理想地理學也。齊人號之為「談天衍」者以此。今觀《天問》中所問，若九州、川谷、崑崙、縣圃、增城、黑水、三危，與夫冬暖夏寒之所，無論或有或無，莫不屬於地理者。而石林之地，能言之獸，九首之雄虺，九衢之靡萍，吞象之蛇等等，皆所謂川谷禽獸，水土物類之珍也。不特此也，凡《離騷》之善鳥香草，《招魂》之飲食珍玩，皆是也。（後世賦家極樂鋪敘山川形勢，水陸珍異，亦辭賦家與陰陽家有關之一證。）乃至《遠遊》、《招魂》之上下四方，《離騷》之四荒四極，上下九州，皆極明白之空間觀念也。白水、閬風、窮石、洧盤、流沙、赤水、不周、西海之地，並鄒衍所欲推而及之人所不能睹者也。故曰，屈子之學與出於羲和之官之陰陽家同源。不然，則以戰國時陰陽家言最盛，屈子或受其影響耳。 二曰神仙觀念。屈子神仙之思以《遠遊》以最著，《騷經》次之。如云：「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又云：「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又云：「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此確為道家養生之論，不僅文詞同於老莊而已。至於餐六氣、飲沆瀣、漱正陽、含朝霞、保神明而除粗穢等語，直為道家鍊形之要道，莊子《刻意》篇所謂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鼓祖所好者也。乃至明雲承赤松之遺則，美往世之登仙，羨韓眾（古仙人，非秦始皇時方士）之得一，離人群而遁逸，從王僑而娛戲，留不死之舊鄉，（以上諸例，並見《遠遊》）一若真慕出世之樂者，何哉？按《漢志》稱道家者流，出於史官。而古者史官兼掌天文歷數（說已見前），故道家與陰陽家又有息息相通之處。屈子之學既與陰陽家同源，故又有恬漠虛靜，長生久視之企慕。矧老子本楚人，與之同土共國者哉？夫宇宙之寥廓無垠，而欲探討其究竟者，陰陽家也；升天入地，以至乎曠遠綿漠之鄉者，神仙家也。斯二者相鄰而易混。故鄒子推究天地，而又有《重道延命方》（見《漢書·劉向傳》）。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而不能通，止為方仙道，形解銷化。（見《封禪書》）秦始皇用其《五德終始》之學，卒至信神仙，求不死之藥，（見《始皇本紀》）皆其明證。而《離騷》之神遊，乃在若有若無之境界者，蓋亦合陰陽家之宇宙觀念與道家之神仙觀念而一之者也。由是言之，屈子之言神仙，又何怪焉？ 三曰神怪觀念。屈子之神怪觀念與上述二者互為因果，而亦與陰陽家及道家有關。例如《招魂》陳四方之惡，則有長人千仞，十日代出，封狐千里，赤若象，玄蠭若壺，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一夫九首，拔木九千；豺狼從目，懸人以娛；土伯九約，參目虎首：種種幻想，如九幽十八獄，閻立本吳道玄輩未足盡其變相也。今按文人寓言之荒誕者，《莊子》書中為多：《逍遙遊》之鯤鵬，《外物》之說釣，《則陽》之蠻觸，《齊諧》志怪之書，謬悠荒唐之說，初不減於《招魂》、《天問》之所有；故知屈子之學與道家同其源流，決無疑義。（《莊》、《騷》之文多有同者。漢賦家亦多采《莊子》語，茲不暇舉。）又按古籍中神怪之事物，莫過於《山海經》。《山海經》一書，漢儒附之禹、益，（《史記·大宛傳贊》之《禹本紀》亦同。）雖不可遽信，然其所以必歸之禹、益者，則以其為古地理之書，而禹、益則又最先躬自考察地理之人也。且講地理者，必驗諸生物，《周書·王會》篇備記四夷九域之國，皆附記其物產；《淮南·墬形訓》主記四方水土，亦必及其動植珍異，皆其證也。鄒衍侈言天地，而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及海外所不能睹，非其明徵也與？《周禮疏》引《五經異義》有《古山海經鄒子書》；近儒儀征劉君疑《禹本紀》亦為衍書（見《左盦集》三），尤足證言地理者必好談神怪，而屈子之學之與陰陽家有關益信矣。 四曰歷史觀念。屈賦中多述古事，而以《離騷·天問》及《九章》中數篇為最著。所謂「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者也。《漢志》言道家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而老子即為周室之守藏史，莊子寓言雖多，亦往往好陳古事以申其說，是則謂屈子之重視歷史，明於治亂者，未始非與道家有關之又一證也。若夫鄒子之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以上總括《史記·孟荀列傳》文。）其所謂推者，即史家尋究因果之義；至其推之之法，則本五行相勝之道以為準，（略見《呂覽·應同》篇。）如虞土，夏木，殷金，周火，由茲而上，至於黃帝；由茲而下，乃於百世，皆可以是推之。故因五德之轉移，而知其治各有宜也。其詳雖不可得聞，要其欲明往古成敗禍福之道，則與道家無二致。然則古者陰陽之學，真無所不包矣。故屈賦之好征古事以為法戒者，非偶然也。（以上參閱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一卷第三第四號鄙著《屈賦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