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學 · 十二 周之歷史文學及晚周諸子

史者，民族文化之所系，國魂之所寄；故滅人之國者，必先毀其文化而亡其國魂，國魂之不存，則其亡也奄然。大哉史乎！安可不重視之乎？餘杭章君之贊《春秋》也，曰：「國之有史久遠，則亡滅之難。自秦以訖今茲，四夷交侵，王道中絕者數矣。然搰者不敢毀棄舊章，反正又易，藉不獲濟，而憤心時時見於行事，足以待後；故令國性不墮，民自知貴於戎狄，非《春秋》孰綱維是？孔子不布《春秋》，前人往，不能語後人，後人亦無以識前；乍被侵略，則相安於輿台之分。《詩》云：『宛其死矣，他人是偷。』此可為流涕長潸者也。」（《國故論衡·原經》。）今也蹙國數千里，島夷之鞭撻甚於胡羯，將求削而不可得焉。是在吾族之善自保其國性，以待將來而已。 《漢志》無史家之目，而以《國語》、《世本》、《戰國策》等書系之「《春秋》家」。其敘論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禮記·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與此不同。）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蓋《尚書》、《春秋》皆史也，後世史部之書皆其苗裔也。我國史學之盛，即歷代建置史官之故。至於周則天子有之，諸侯亦有之，故其時有周之《春秋》，燕、宋、齊、楚、晉之《春秋》（見《國語》及《墨子·明鬼》篇）。且有百國《春秋》（見《史通·六家》篇引）。是則三代之史莫備於周矣。 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左丘明為之《傳》，凡三十卷，號曰《左氏傳》。故桓譚《新論》謂《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里，相待而成。有《經》而無《傳》，使聖人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御覽》六百十。）《史記·二十諸侯年表序》詳著其作《傳》之故曰：「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文辭，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漢志》云：「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班氏《藝文志》從此說，而其自注則又謂左丘明魯太史。故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本之云：「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劉知幾《史通·申左》篇論《左氏》之三長，亦主丘明躬為太史之說。而孔氏《正義》引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里。』」諸家之說，遞相祖述，雖微有不同，要其謂左丘明之作《春秋傳》，及《經》、《傳》之密切相關，則咸無異辭。後儒好為異論，紛紛揣測，不可信也。故《四庫書目提要》辯之曰：「自劉向、劉歆、桓譚、班固皆以《春秋傳》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經於孔子，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至唐越匡始謂《左氏》非丘明；蓋欲攻《傳》之不合經，必先攻作《傳》之人非受經於孔子，與王柏欲攻《毛詩》，先攻《毛詩》不傳於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諸儒，相繼並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證《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出依託。今未見其書，不知十一事者何據。其餘辨論惟朱子謂『虞不臘矣』為秦人之語；葉夢得謂紀事終於智伯，當為六國時人，似為近理。然考《史記·秦本紀》稱惠文君十二年，始臘。張守節《正義》稱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為之。明古有臘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創。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亦駁此說曰：『《史》稱秦文公始有史以記事，秦宣公初志閏月，豈亦中國所無，待秦獨創哉？』則臘為秦禮之說未可據也。《左傳》載預斷禍福，無不徵驗，蓋不免從後傅合之；惟哀公九年，稱趙氏其世有亂，後竟不然，是未見後事之證也。《經》止獲麟，而弟子續至孔子卒；《傳》載智伯之亡，殆亦後人所續。《史記·司馬相如傳》中，有揚雄之語，不能執是一事指司馬遷為後漢人也。則載及智伯之說不足疑也。今仍定為左丘明作，以祛眾惑。」今按《提要》之言最為通達，紛紛異說，皆可不攻自破。而啖助、趙匡輩並疑成十三年有不更女父，襄十一年及十二年有庶長鮑、庶長武、庶長無地，以不更庶長之官商鞅時始有，遂謂《左氏》為秦人，在戰國之後。項安世又以閔元年《傳》言畢萬之後必大，昭二十八年獨詳魏事，故疑為魏人。朱子又謂《左氏》乃楚左史倚相之後，故《左傳》說楚事為詳。皆疑所不當疑者矣。至後人呶呶於左邱明姓氏之爭，及是否列孔氏弟子籍，皆可置而勿論。 《左傳》一書，先秦周末之世蓋嘗盛行，斷非戰國時人所能造，如《韓非子·奸劫弒臣》篇稱《春秋記》「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云云，此全依《左氏傳》也。《十二諸侯年表序》又言鐸椒、虞卿、呂不韋之徒各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是戰國諸子莫不鑽研窺望其學矣。《史記·吳世家贊》云：「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亦指《左氏傳》而言。據此，不可謂史公未睹其書也。徒以厄於西漢博士，遂使春秋文獻之寶典，橫被疑慮於後人，可慨矣夫！ 司馬遷但云魯君子左丘明，班固則謂丘明魯太史，杜預、劉知幾並從班說，後人因此斷斷爭辯。然觀其文，博綜群書，每事皆詳；乃至廣包他國，《耬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莫不畢睹，確非躬為國史者不能為。汪中《左氏春秋釋疑》辨之曰：「《左氏春秋》，典策之遺，本乎周公；筆削之意，依乎孔子。聖人之道莫備於周公孔子，明周公孔子之道莫若《左氏春秋》。古者左史記事，動則書之，是為『春秋』；而左氏所書，不專人事，其別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災祥，曰卜筮，曰夢，其失也，巫斯之謂與？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夢之備書於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職也。司其事而不書，則為失官。」又曰：「先王設之史，使鑒於前世之善淫禍福以知戒勸者，為中人也。苟為中人，則舉其已驗者可也，此史之職也。禍之有無，史之所不得為者也；書法無隱，史之所得為者也，君子亦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此史之職也。」此不獨洞見幽隱之論，而左氏之為史職，且因之而益信。 杜預論《左傳》三體五例，此非論其文也。（然亦與文有關。）尋左氏之文，其最擅長者有二端：一曰長於記言。春秋時，大夫行人聘問應對，固莫不善於辭令，而左氏能婉曲以達之，若呂相絕秦（成十三），子產獻捷（襄二十五），臧孫諫君納鼎（桓二），魏絳對戮楊干（襄三），燭之武之退秦師（僖三十），戎支駒之對宣子（襄十四），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此之類，難更仆數。又有文典而美，語博而奧者：如僖伯諫君觀魚（隱五），富辰諫王伐鄭（僖二十四），王孫勞楚而論九鼎（宣三），季札觀樂而談國風（襄二十九），郯子聘魯，言少昊以鳥名官（昭十七），季孫行父稱舜舉八元八凱（文十八），魏絳答晉悼公，引《虞人之箴》（襄四年），子革諷楚靈王，誦《祈招》之詩（昭十二），皆是也。（《史通·申左》謂此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蓋當時國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行也。）二曰長於敘事，而於敘戰事為尤勝。舉其著者，若僖二十八年晉楚城濮之戰，又三十二、三十三年秦晉殽之戰，宣十二年晉楚耾之戰，成六年晉楚鄢陵之戰，定四年、五年吳楚柏舉之戰，皆是也。又如僖二十三、二十四年記晉公子重耳之亡，昭十二、十三年楚靈王乾谿之難，哀十六年葉公討白公之亂，亦敘記中絕佳之文。蓋左氏善敘事，尤善於記大事也。故劉子玄論之曰：「左氏之敘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哤聒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穫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聈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絕。」（《史通·雜說上》）斯言也，洵非過情之譽，其自稱幼廢他書，聽講《左傳》不怠者，有以哉！茲摘錄左列諸例，可觀覽焉。 其薄在位之無能也，則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莊十）；其稱強暴之無道也，則曰「封豕長蛇，薦食上國」（定四）；述開創，則曰「蓽路藍縷，以啟山林」（宣十二）；表奢侈，則曰慶氏之車，「美澤可鑑」（襄二十八）。惡詈，則曰「中壽，汝墓之木拱矣」！（襄三十二）巧譬，則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成十七，按劉子玄譏其失當，甚泥。）萬之多力，則曰「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飲之酒而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並莊十二）犖之多力，則曰「能投蓋於稷門」（莊三十二）。舍之多力，則曰「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薨，以俎壺投殺人而死」。（襄二十八）「齊桓公遷邢於夷儀，封衛於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閔二）則安集可知矣。「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宣十二）則咸悅可知矣。「室如懸磬，野無青草。」（僖二十六）則凋敝可知矣。「當陳隧者，井堙木刊。」（襄二十五）則殘破可知矣。「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余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並宣十二）則混亂之狀可知矣。「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宣十五）則窮困之情可知矣。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桓二）又曰：「國將亡，必多制。」（昭六）則真至理名言，歷世敗亡無不如此，而於今日為尤似。 左丘明又纂《國語》二十一篇，分紀周魯齊晉鄭楚吳越之事，起周穆王，終魯悼公，為《春秋外傳》。（按《國語》號《春秋外傳》，始見於《論衡·案書》篇，及《漢書·律曆志》。）後人或以其一事而二文不同，或以其文體與《左氏》異撰，多擬其書與《左傳》非出一家；不知史遷已謂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漢書》遷傳且明言其籑異同為《國語》矣。其文雖不逮《左傳》，然胎息固相近，今不具論之。 《漢志》有《戰國策》三十三篇，今有三十三卷，無作者名氏。雜記周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諸國之事，上繼《春秋》以後，訖秦並六國，為時凡二百四十五年。其書或曰《國策》，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劉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書中所載，大抵皆縱橫捭闔之謀，譎誑傾奪之說也。劉氏序之曰：「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亦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筴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此真洞察當日時勢，合於知人論世之義；而曾子固譏其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亦太迂矣。蓋自春秋以還，諸侯力征，強者務吞併，弱者患其不能守，其從容辭命之行人，不得不變為說士；兵爭之不勝，侵削之不堪，不得不輕盟誓而行詭詐。三代以來，世變之亟未有甚於此時者，亦勢為之也。今觀其文，謀夫之話，辯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質，若蘇秦合從，張儀連橫，毛遂之劫盟，虞卿之論媾，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觸讋之說趙後，顏斶之折齊王，范雎反問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辯麗閎肆，利口劇談；鼓舌搖唇，變詐鋒出，人持弄丸之辨，家挾飛鉗之術，可謂盡炙轂雕龍之能事，極縱橫短長之大觀也。章學誠論之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辭令之極也。」斯言諒矣。（案章說實本《漢志》。） 晚周諸子之以文學著稱者三：於儒則孟軻，於道則莊周，於法則韓非也。略論述之如次： 《史記》：「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七篇者，《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並分上下）是也。《漢志》儒家有《孟子》十一篇，蓋統《外書》四篇言之，今《外書》已不傳（明人所得者或為偽造），僅存其目而已。（《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正》）至七篇之書，自《史記》本傳及趙岐《題辭》以下，多謂孟子自撰，然亦頗有謂出門弟子所記者：韓愈《答張籍書》及林慎思《續孟子自序》並主此說，而晁氏《郡齋讀書志》述晁說之語曰：「今考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諡，如齊宣王、梁惠王、襄王、滕定公、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諡；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後人追為之明矣。」而朱子獨謂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輯所就也。（《困學紀聞》八引之；又朱子《語類》亦有是說。）自是說者屢有辯論。閻若璩謂孟子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赧王之世。卒後書為門人所敘定，故諸侯王皆加諡。（見《孟子生年卒月考》）雖又主調和之說，其言則近是。而陳伯弢師則謂孟子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即齊湣王十三年，魯湣公七年，魏昭王七年，則齊宣、魯平、梁惠、襄皆已前卒矣，何俟門人為之加諡？後人私臆推測，未若漢人舊說之可信。（見師著《經學通論》）於是孟子自作七篇之論定矣。孟子之書在當時亦與晏荀等家同屬諸子，自唐宋列之為經，考亭儕於四子，而其道始尊，其學益顯，豈不以其辟異端之說，閎先聖之道，非五十三家之儒所可同日而語哉？若論其文，亦頗有縱橫家氣象。書中如論養氣（《公孫丑上》），辟許行（《滕文公上》），辟楊墨（《滕文公下》），辨古史（《萬章上》），贊孔聖（《萬章下》，按「養氣」推崇尤至），辨性善（《告子上》），述古制（《滕文公上》、《萬章下》），明道統（《公孫丑下》、《盡心下》）等章，最為重要文字。言義理則廣大精微，明是非則縱橫反覆，尊王抑霸，禁攻寢兵。或答時人，或告弟子，其言無不開闔抑揚，明白曉鬯，取譬寓言，曲盡其妙。綴文之士，多有寢饋之者。 莊子名周，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楚威王聞其賢，厚幣迎之，許以為相，不應。（《經典釋文序錄》謂齊、楚並聘之。）其學無所不，然要其本歸於老子之言。《漢志》《莊子》有五十二篇，今存者三十三篇，分為內篇七（《逍遙遊》至《應帝王》），外篇十五（《駢拇》至《知北游》），雜篇十一（《庚桑楚》至《天下》）。而內篇以下，多後人假託羼雜之辭，不盡周所自著；然亦不背於道家之旨，或其徒為之也。司馬遷稱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蓋於其人其文十得八九。而《天下》篇評之曰：「莊周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以莊語。以卮言為曼衍，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淑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王謂《天下》篇繫於篇末者，猶《孟子》七篇之末舉狂狷鄉原之異，歷述先聖至於己之淵源，及史遷序列六家之說略同。古人撰述之體然也。其浩博貫綜，微言深至，非莊子莫能為。）其論莊子之學，尤為精當。惟其具此胸襟，故能精鶩八極，心游萬仞；汪洋恣肆，機趣橫生；辭流溢而不窮，辯縱橫而無礙。讀者但覺其文如清風之行水，如朗月之鑑空，信手拈來，都成妙趣；而不知其內充乎己，故能超六合而籠萬態，離跡象以見天鈞。其說理也，尤能剖析毫芒，出入幽渺，窮造化之本原，探神聖之秘奧，萬竅怒號，眾籟並作，當之者無不色授魂與，莫逆於心。真豪傑之士，絕世之奇文也。今試驗諸《逍遙》之神遊，《齊物》之夢覺，庖丁之解牛（《養生主》），匠石之鼻（《徐無鬼》），痀僂承蜩之妙喻（《達生》），濠上觀魚之微言（《秋水》），《德充符》、《大宗師》等篇之論忘形，《馬蹄》、《胠篋》等篇之論棄智；語大，天下莫能載焉，鯤鵬是也；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蠻觸是也（《則陽》）。而《說劍》一篇尤近於辭賦（如晚出之宋玉《風賦》）。古今來有此文章者乎？蓋必如莊生之「上與造物者游，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而後能之爾，是殆不可學而至者。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之，恨不得與之游。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乃遣非使秦，秦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毀之，勸秦王以過法誅之，遂下吏。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后悔而赦之，非已死矣。（以上括《史記》列傳。）《漢志》有《韓子》五十五篇，今為二十卷，篇數正同。惟其書亦多後人竄入之文，不盡可信。非之學，尚功利而任法治。排儒墨而去仁愛，信賞必罰，慘礉少恩，可以救一時之弊，而不可長用也。嘗以修文學，習言談為五蠹之一，然觀其所著書，廉悍鋒利、切中事情，亦時有縱橫之氣，則非亦文學之士、游談之流也。又其辭排比整齊，略似六朝偶儷文體；而內、外《儲說》諸篇，或以為後世「連珠」之祖雲。（《說苑·說叢》篇似亦祖其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