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學 · 九 詩之來源及南風雅頌
今所傳《詩》三百篇，（詩本三百十一篇，其《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笙詩，有聲無詞，實止三百有五篇。言三百者，舉成數也。）果何自來耶？曰，大半皆周時朝廷之所采者也。古有采詩之官。《左氏》襄十四年《傳》引《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杜預注謂徇於路求歌謠之言，則其制不自周始。故《孔叢子·巡狩》篇稱古者天子命史采詩謠，以觀民風。揚雄謂周輶軒之使逌人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童謠歌戲。逌人即《周官》之行人。《漢書·食貨志》亦謂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而《公羊》宣公十五年《傳》注又云：「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戶牖，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兩漢儒者言古昔采詩之事詳悉如此。後世若漢武帝之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見《漢書·禮樂志》），蓋古之制也。至其所以采詩之意有二：一曰考民俗。《禮記·王制》所謂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是也。二曰立詩教。《周禮》所謂太師教六詩，——「風」、「賦」、「比」、「興」、「雅」、「頌」是也，然則今之所謂「三百篇」者，大抵成周之民間文學，婦人孺子之所謳吟，販夫牧豎之所謠倡，莫能指其作者之主名者也。《詩序》言詩之作者，自《綠衣》至《魯頌》，不下數十篇，多不可信。說詳後。
《詩》三百篇皆可入樂。樂正即以之教國子，入學者咸肄習之，故習樂即習詩也。《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教國子以樂語樂舞；《樂記》亦謂以樂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故其時詩樂之學普及，文人學士多通音律，觀於春秋時大夫類能賦詩歌詩可知矣。然則今之「三百篇」殆又最古之樂譜也歟？惟相傳既久，舛誤必多；春秋以還，禮崩樂壞。孔子以「六藝」教弟子，毅然以修明禮樂為己任。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厥後史遷作《孔子世家》，即據此以為孔子刪詩之證，而異議自此起。其說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史公此說，後儒信者頗多，而疑之者則力辟其謬。有謂孔子如果刪《詩》，不應存鄭衛之淫風者；有謂孔子刪《詩》不容十分去九者；有謂孔子刪《詩》非全篇刪去，乃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者。此皆似是而非之言，殊不足以服眾口。故崔述駁之曰：「孔子刪《詩》，孰言之？孔子未嘗自言之也，《史記》言之耳。孔子曰：『鄭聲淫。』是鄭多淫詩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是《詩》止有三百，孔子未嘗刪也。學者不信孔子所自言，而信他人之言，甚矣，其可怪也！」（《讀風偶識》。）今按《論語》，孔子自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詩》三百，是古詩相傳，實只三百之數，孔子固未嘗刪也。《論語》又記孔子告其子之言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又曰：「『雅』『頌』各得其所。」是二「南」「雅」「頌」之名，似亦在昔所固有，亦非孔子有所去取也。且《左氏》記季札觀樂，在孔子前，所論諸「風」，無一出十五國以外者。然則今《詩》三百，原為周時舊本，孔子刪詩之論，特史公誤解「『雅』『頌』各得其所」之文，故遂為此臆說耳。不知「雅」「頌」得所，實指聲樂而言，與刪汰篇章無關，上雲「樂正」，是其明徵。《墨子·公孟》篇亦言誦詩三百，歌詩三百，弦詩三百，舞詩三百矣。（《鄭風·子矜》引此以釋詩義。孔疏云：「誦之，謂背之暗誦之；歌之，謂引聲長歌之；弦之，謂以琴瑟播之；舞之；謂以手足舞之。」蓋四詩所用，皆一「三百篇」而已；特其肄習之方不同，故分言之。）今亦皆指為孔氏之所刪，可乎？竊意行人采詩，官非一人，世非一代，地非一域，初或不止三百之數；其後用以入樂，用以施教，始擷取英華，芟除蕪穢，定著之為三百五篇。其已刪者，無人誦習，久漸散亡，所謂「逸詩」是也。此非孔子刪之，乃太師或史官纂輯時刪之耳。其已著錄者，則傳者世有其人，習者人有其事，故雖遭秦火而猶得全也。余以是知孔子時詩本無闕失，三百五篇，固猶舊本真面也。
《詩》分三類，曰《風》，曰《雅》，曰《頌》。《風》之數並二《南》為十五，凡詩百六十篇。《雅》分小大，《小雅》八十篇，《大雅》三十一篇。《頌》合周魯商為《三頌》，《周頌》三十一篇，《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合四十篇。全詩凡三百十一篇。惟《二南》自昔列於《風》首，故以為《風》；然考其實，有不得不分者焉，故今分《南》、《風》、《雅》、《頌》四類述之。
一、《南》 《南》者，樂也，因地得名。《小雅·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左傳》，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者；《禮記·文王世子》亦稱胥鼓南，然則「南」之名雖不必即為《周南》、《召南》，其為古樂則無疑也。（程大昌《考古編》謂南樂即《周南》、《召南》，後儒非之者甚多，今不具論。）今按《呂覽》稱塗山氏女始作南音，周公及召公取以為《周南》、《召南》。高誘注謂《周南》、《召南》即取南方國風之音以為樂歌。蓋南樂者，南方之音樂，如《左傳》所謂鍾儀操南音是也，亦即《左傳》及《禮記》所謂虞舜師曠之歌《南風》是也，非《詩序》所云化自北而南之謂也。其稱為《周南》、《召南》者，蓋周初之時，周公與召公分治，各採風謠以入樂章：周公所采南方之詩，則謂之《周南》；召公所采南方之詩，則謂之《召南》耳。今觀其詩，如《南有樛木》、《漢廣》、《汝墳》、《江有汜》諸篇，皆明著其地矣。則二《南》皆周召封地以南之詩，以地別，不以化區，殆無疑義。而舊說王者諸侯之風，亦決不可信矣。胡承珙曰：「《南》以地言者，乃采詩時編部之名也；以音言者，又入樂時編部之名也。二者不同，而亦不相悖。」（見《毛詩後箋》）洵篤論也。
二《南》二十五篇，自鄭氏《詩譜》以來，說詩者狃於正變之說，（文武時為正風，厲宣以後為變風）。多以為文王時詩，實則非也。今按《周南》十一篇，時代雖無明徵，而《召南》之《甘棠》及《何彼穠矣》二篇，則明明非文王時詩也。《甘棠》一詩，三稱召伯，無論《詩》中召伯不一其人（《小雅·黍苗》、《大雅·崧高》並有召伯），即強指為召公奭，然召公稱伯，在武王分陝之後，豈有文王之時，武王尚未克殷，詩人即預稱召伯之理？《左傳》、《孔叢子》、《韓詩外傳》及《史》、《漢》、《說苑》、《法言》、《白虎通》等書並以為此詩作於召伯久沒之後，西周遺民追思之詞。而《竹書紀年》記召公卒於康王二十四年，則《甘棠》並非成王時詩矣。至《何彼穠矣》言「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此明為東遷以後之詩；而毛公之泥，必強訓平為正，平王即文王，謂武王之女，文王之孫，適於齊侯之子，無理甚矣！故後人多斥其謬。（今不具引）。考王姬下嫁於齊，其事明見於《春秋》，（莊公元年，夏，單伯送王姬，王姬歸於齊。）此詩即詠其事。王姬即周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即齊僖公之子襄公也。然則《何彼穠矣》一詩之為東遷以後所作，奚待「三家詩」之異說而後明哉？他若《周南》之《汝墳》，《召南》之《行露》，《野有死麕》，並似幽厲以降，國亂俗靡之歌，不關文王時事。而說者必指王室為對紂言，父母為文王（崔述謂王室如毀即指驪山亂亡之事），或又牽合召伯之化以實之，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崔述曰：「周公之子，世為周公；召公之子，世為召公，蓋亦各率舊職而采其風。是以昭穆以後，下逮東遷之初，詩皆有之。」（見《讀風偶識》）由是言之，二《南》雖不必盡出東周，其非一世之時則彰彰明矣。
二《南》之詩約可分為三類：《關雎》、《卷耳》、《漢廣》、《草蟲》、《行露》、《殷其雷》、《摽有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十篇，屬於抒情者也。《葛覃》、《桃夭》、《鵲巢》、《采蘩》、《采》、《何彼穠矣》六篇，屬於敘事者也。《樛木》、《螽斯》、《兔罝》、《汝墳》、《麟趾》、《甘棠》、《羔羊》、《騶虞》八篇，屬於頌讚者也。《芣苢》一篇，其義不明，第就其辭觀之，極似趁韻之民歌。蓋二《南》之所詠，多為夫婦室家之瑣事，男女婚嫁之恆情，或思婦之念征人，或貞女之惡無禮，或述循吏之遺愛，或美獵士之多獲，固不必篇篇鑿指為何人何事也。
二、《風》 《詩》有六義，其一曰「風」。《詩序》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罰，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又曰：「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此以詩之體制言也。朱子《詩集傳序》云：「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此以詩之作者言也。而惠氏《詩說》則謂《風》、《雅》、《頌》當以音別之。按三說雖異，實亦相通。民俗歌謠之作，異乎《雅》、《頌》之音；或以體判，或以律分，義各有取也。《國風》舊稱十五，蓋合二《南》言之；今析出二《南》，令與《風》、《雅》、《頌》並立，故為十三國風。顧此十三國中尚有不能成立者，如邶鄘衛本為一國，「王」與「豳」俱不得以國稱；亦論《風》之名數，實只衛、鄭、齊、魏、唐、秦、陳、檜、曹九國而已。
《風》之時代多不可考，惟詩序鑿鑿言之；每說一詩，必舉一事以實之，其絕不相關者，亦必曲為之解；故後人多疑其傅會書史，依託名諡，斥為無根之談也。顧《詩序》之說雖多不可信，然亦有極確而可據者，有雖無確據，而玩其詞旨，知其說之近是者。今按《鄘風·定之方中》及《衛風·載馳》二篇，為衛文公中興及許穆公夫人（衛宣公女）思歸唁之詩，其事明見《春秋》閔公三年《左傳》，蓋衛亡以後之詩也。至若衛人為莊姜賦《碩人》，見隱公三年《左傳》。《齊風·南山》、《敝笱》、《載驅》等篇之刺齊襄及文姜，其事並分見於桓公十八年，莊公二年、四年、五年及七年《經》、《傳》中。鄭人為文公賦《清人》，見閔公二年《傳》。秦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見文公六年《傳》。《陳風·株林》刺靈公通夏姬事，見宣公九年《傳》。而《唐風·揚之水》詩云「從子於沃」，《序》即據以為刺晉昭侯；蓋昭侯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在平王二十六年；其後曲沃強大，再傳至武公，滅晉。果如《序》言，則固春秋以前詩也。至《豳風·破斧》之詩，明言周公東征，更遠在周初之世矣。總之，《風》之時代逾四五百年，而東遷以後之詩居多耳。
《風》有美詩，有刺詩，有憂時憤亂之作，有離別相棄之辭，短者數十字，長者數百言，為千古文章之祖。大抵抒情之篇十之九，敘事之篇十之一，歸納之可得六類：一曰愛慕之詩。男女相悅之辭，《風》詩最多，而莫著於鄭衛。如《邶風》之《靜女》，《鄘風》之《桑中》，《鄭風》之《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豐》、《東門之》、《風雨》、《子衿》、《野有蔓草》、《溱洧》等篇，皆其類也。二曰懷思之詩。此等詩初不限於男女之燕昵而已。如《邶風·泉水》之思歸寧，《鄘風·載馳》之思歸唁，《唐風·葛生》之念征人，《王風·大車》及《陳風·月出》之念所私，《豳風·東山》之懷室家，《秦風·蒹葭》之思朋友，皆其類也。三曰怨恨之詩。如《邶風》之《日月》，《王風》之《葛藟》，《唐風》之《鴇羽》，皆不免懷怨恨不平之氣；而《邶風》之《谷風》及《衛風》之《氓》二篇，尤其顯而易見者也。四曰憂傷之詩。如《王風》之《黍離》，《魏風》之《園桃》、《柏舟》之憂讒憫亂，《綠衣》之思古無，《北門》之內外交迫，《黃鳥》之百身莫贖，《晨風》之憂心如醉，《羔裘》之勞心忉忉，《匪風》之中心傷怛，《蜉蝣》之憂心歸處，所賦雖不必盡同，寫憂則未嘗或異。及其忘憂無術，則《萇楚》猗那，羨無知之可樂；《衡門》偃仰，借泌水以療飢。曳衣裳，考鐘鼓，以求其自得之樂者，皆此類也。五曰指斥之詩。如《鄘風》之《牆有茨》、《相鼠》、《君子偕老》、《鶉之奔奔》及《陳風》之《墓門》等篇，皆其類也。六曰讚美之詩。如《邶風》之《簡兮》、《衛風》之《淇澳》。《碩人》頌莊姜之美，《緇衣》美武公之賢。《叔于田》洵美且仁，《汾沮洳》殊異公族，《猗嗟》則美目清揚，《小戎》則溫其如玉，《鳲鳩》則其儀不忒，《狼跋》則德音不瑕，若此之類皆是也。至於敘事之詩，若《大叔于田》、《七月》諸篇或敘田獵，或紀農功，莫不層次井然，鋪寫盡致，但此等詩不多見耳。
三、《雅》 《雅》之義，說者不一。《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朱子曰：「《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小大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朝會之樂，受厘陳戒之詞也。多周公製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嚴粲曰：「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嚴氏《詩緝》）章如愚曰：「《風》體語皆重複淺近，婦人女子能道之，《雅》則士君子為之也。《小雅》非復《風》之體，然亦間有重複，未至渾厚大醇，《大雅》則渾厚大醇矣。」（《山堂考索》）諸家之說，朱子於理為長，《序》則最不可信。故惠氏《詩說》駁之，謂觀《樂記》師乙之言，《左傳》季子之論，知大、小二《雅》當以音樂別之，不以政之大小論也。如律有大小呂，詩有大小《明》，美不存乎大小也。其說甚塙。（近儒章君《小疋大疋說》又謂《雅》為秦聲，亦以音樂為說。）而崔述復劇論風雅之分，分於詩體，無與天子諸侯。總之，《南》、《風》、《雅》、《頌》，皆屬樂詩，各函數義；或謂之詩，或謂之樂，閎通則無害爾。
二《雅》之時代，據詩詞可考者多。惟《詩序》歷述各篇本事，有可據者，有不可據者。今按《大雅·大明》篇屢言文武之諡，並及牧野誓師，尚父贊戎之事。且觀其辭，首言天命靡常，末言武王克殷，明為周家受命未久，追敘文武功德之作。而《文王有聲》言文王作豐，武王作鎬事，亦並及其諡號，與《大明》略同；故知皆成王時詩也。他若《文王》、《綿》、《棫樸》、《思齊》、《皇矣》、《下武》、《旱麓》、《靈台》、《生民》、《公劉》等篇，或有明文，或無明文，要皆周初之詩無疑也。至於《小雅·六月》、《采》二篇，明為宣王平定外患之詩，蓋詩中止言王而不言諡，知非後人追述之辭矣。又《大雅》之《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及《小雅》之《採薇》、《出車》等篇，亦皆宣王時詩。而《序》以《採薇》、《出車》二詩屬之文王，其《車攻》以下十餘篇一無明文可征者，反屬之宣王，皆臆說之不可信者也。乃如《小雅》之《節南山》，明言國既卒斬，《正月》明言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其為東遷以後之詩甚明。而《十月之交》、《小弁》、《白華》及《大雅》之《瞻卬》、《召旻》等篇，亦皆作於幽平之世，以有明文可征也。蓋二《雅》自周初以迄東遷之詩皆有之，其時代幾五百年矣。
《雅》異於《風》，形式較整，篇幅較長，敘事詩亦較多，大抵宴享祝頌之辭，惘時傷亂之篇，盛世之音十之二，衰世之音十之八；凡當日政治、社會、思想、禮制以及人情風俗，靡不畢見。茲請略言其大要者二端：
（一）宗教思想。我國宗教思想，以天帝祖宗為歸宿，質言之。一鬼神觀念而已。此等思想其起原甚古，大約支配吾族數千年來之政教學術，而操其盛衰升降之運命焉。蓋古者以為天者人之始，萬物之所本，其權威至大，人格至高，宰制一切而莫與抗，聰明正直而無所私，順而昌，逆而亡，其賞罰絲毫不爽也。是故善者與之，《皇矣》所謂「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是也。其不善者奪之，大明所謂「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是也。作善者降祥，《嘉樂》所謂「受祿於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干祿百福，子孫千億」是也。作不善者降殃，《節南山》所謂「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雨無正》所謂「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此饑饉，斬伐四國」是也。故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為王。」（《大明》。）然而昊天孔昭，賞罰有度，其將罰者，必先之以警告；於是乎或則「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或則「百川沸騰，山冢崒崩」。（《十月之交》）惟天變雖曰可畏，而人定終可勝天。天之愛憎，本無成見也。故《正月》之詩曰：「有皇上帝，伊誰雲憎？」《板》之詩曰：「敬天之怨，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主民者於此而能恐懼修省，未始不可以轉禍為福，化災為祥也。觀《雲漢》一詩，宣王憂旱之情，則古人之篤信天神可謂至矣。至於祖宗與天帝同，為子孫者不可以不虔奉；故《文王》之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下武》亦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又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蓋子孫之於祖宗也，食其德，當繼其志，述其事，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即為善事祖宗之至孝，而福佑亦隨之矣。此其大略也。
（二）道德觀念。《雅》詩中之道德觀念，約可分為對己、對人、對國三種。《小宛》云：「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其戒謹恐懼之情與《小旻》同。又云：「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此賢者持躬不苟，惟恐以酒敗德，故持以為戒。是又與《賓筵》「維其令儀」之意同。此古人克己之功也。惟其如此，故《小明》亦云：「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抑》亦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律己之嚴可知矣。對人之道，莫先於孝弟。《蓼莪》一詩，為千古孝思之絕作。觀其敘拊育顧復之懷，抱恨終天之感，悽愴沉痛，王裒之所以三複流涕也。《小宛》又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而《四牡》之「不遑將父」，《北山》之「憂我父母」，並以勤勞王事，不能養其父母為憂，則衰世之篤於親者尚多有之。若夫《常棣》言兄弟之情，《伐木》敦朋友之誼，民德之厚，君子有取焉。至於對國之義，則有如《大田》之「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與今之自私自利，不知有國者迥殊矣；十月之交之「黽勉從事，不敢告勞」，及「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則與今之侈居民上，而絕無責任心者又迥殊矣。蓋其平日敦行有素，故雖王事鞅掌，勞逸不均，而猶不輕棄職守也。
四、《頌》 《詩大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朱子曰：「《頌》者，宗廟之樂歌。」惠氏《說詩》云：「《公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雅》詩『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左傳》『聽輿人之頌』，刺亦可言『頌』矣。《國語》『朦誦』，諫亦可言『頌』矣。按《禮》：『學樂，誦詩，舞勺。』《文王世子》：『春誦，夏弦。』《孟子》：『誦其詩，讀其書。』《左傳》：『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為之，遂誦之。』以是觀之，比音曰『歌』，舉其辭曰『頌』也。」今按《頌》有數義，不可偏執。故鄭《譜》既釋為「容」，而其說《春官》又曰：「頌之言誦。」《詩》中之頌，本為樂歌；迄乎後世，只為韻語，不問人事鬼神，凡游揚德業者皆屬之，此其變也。故劉勰曰：「容告神明謂之頌。頌王告神，義必純美。魯國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讌饗之常詠也。」（《文心雕龍·頌讚》篇）頌既以樂為主，故《樂記》謂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誦；魯人為季子歌《頌》，而嘆為五聲和，八風平。其同乎《風》、《雅》者以此，而異乎《風》、《雅》者亦以此。
《周頌》有武王時作者，有成王時作者，有康王時作者，有昭王時作者，皆按之詩詞而可知也。其《昊天有成命》、《武》、《桓》、《齎》、《酌》、《般》六篇，皆成王時作，而《時邁》、《思文》二篇，則又周公之所制也，凡詩三十一篇，有祭祖考者，如《思文》、《清廟》、《維天之命》等篇是也。有祀神祇者，如《時邁》、《噫嘻》等篇是也。有舞歌，《武》、《桓》、《齎》、《酌》、《維清》等篇是也。有及農事者，如《臣工》、《豐年》等篇是也。《魯頌》止四篇，或謂奚斯所作，或謂史克所作，不能明也。奚斯魯僖公時人，史克則襄公時人。其《宮》一篇，章句最長，中有「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之語，蓋美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於召陵也。《商頌》五篇，其時代舊有三說：有謂正考父作者，有謂正考父為宋襄公作者，有謂本周太師所保存之先代樂章，而正考父得之者。然正考父為宋襄公時人，當平王東遷之際，謂為宋襄而作，似誤。至謂之周以前樂章，尤不可信（前人辯者甚多，不復徵引），故仍當從考父自作為是。其《那》及《烈祖》、《玄鳥》三篇為祭歌，《長發》述商之建國，《殷武》則述宋從齊桓伐楚之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