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建設理論 · 三 經濟建設
在中國好像頂急的是經濟建設，然而非政治問題有相當解決是談不到的。所以講過政治問題，現在來談經濟建設。要談經濟建設，須先談中國近百年的經濟破壞。要談這個，那又須知道中國原來社會經濟是怎樣一回事（被破壞的一面），和西洋自近代迄今經濟上的發展變遷（能破壞的一面）。我本是對於任何學問無一不外行的，像經濟這樣專門的東西，像上面這幾個大問題原不敢談；無奈事情急了，啞巴也會說出話來。我且以我所見，依次分說於下。
第一節 中國舊日經濟的特殊
中國舊日社會的經濟構造，既非封建社會的，也非資本社會的，實在另外是一回事。什麼「封建殘餘」、「半封建」、「前資本主義」，都不能積極地表出其特殊面目。至於什麼「亞細亞的生產方式」，那更講不 清。你要問我，我頭一句告訴你，就是：後一兩千年的中國文化在經濟
上已盤旋而不進；像近代的生產技術、像近代的資本主義經營，他永遠沒有達到的可能。第二句話：他生產始終靠人工而不會靠物理的動力；因為他走藝術的路而不走科學的路。無論為農為工，你說他拙，他也很巧；但是藝匠的巧，而非科學家的巧。從而只能為零星小規模的生產。生產手段是分散開的，各人各家各自營生。這是中國社會趨於散漫的根本。第三：為行生產固然沒有集合起來大規模經營的必要，而在生存過日子上面則有聯帶負責互相保障的倫理組織。如果資本主義的經濟是生產本位的，這卻是消費本位的。藝術而不科學，消費本位而非生產本位，這兩點都是陷於盤旋不進的原因，也是他的結果。第四：生產技術不進步，就停頓在農業社會裡，——永遠是一農業社會。第五：商業雖然發達的很早，但因為始終不出一農業社會，農家生活總是偏於自給自足的；更加交通工具的缺欠，就保持了此一大陸社會的自給自足。第六：像這樣的經濟，最缺乏競爭的意味，也不堪與人競爭。至於向外侵略，更說不到了。他缺乏征服自然的威力，是他的短處，他不為經濟而經濟，而意在供給人類領略人生的條件，則是他的長處。這樣恬淡樂天與世無爭的民族，遇著以經濟競爭擅長的西洋民族，就不得不失敗而幾乎無法自存。
第二節 西洋自近代迄今經濟上的進展變遷
西洋人到東方來，就是為要通商而來。通常都說西洋是工業國家，其實不如說他是商業國家；因為他的工業是由商業引出來的，並且始終放在商業里來經營。所謂競爭、所謂侵略，都因為他是商業的原故（非因其為工業之故）。中國這自給自足的大陸社會，就因為通商而起變化， 而崩潰，而不能自存。西洋工商業所以有這樣大威力，其實總起來說不外兩個字：一個「巧」字；一個「大」字。「巧」是說生產技術的巧，商業經營的巧、交通上的巧、金融上的巧等等。「大」就是在生產在經營在種種上的規模大、氣魄大。若對照來看中國，恰好一切都是拙而且小。中國所以不能自存，也就在此。中國果欲圖存，也就非往「巧」里去，往「大」里去不可。不過，其必須巧且大雖同，而如何進達於巧且大之途徑不必同。西洋在經濟上的進展變遷，仿佛可分作前後兩時期看。前一時期所發達的偏乎巧，後一時期的則偏乎大。工業先進國是從巧而大。後進的國家則似要從大而巧。這就是因為西洋經濟進步，先得力於個人本位自由競爭，科學技術的不斷發明多半由此而來；及至歐戰以後，乃轉而講保護干涉，講統制計劃。後進國家為要迎頭趕上去，為要抵禦先進國的競爭壓迫，就不能不多運用政治力量。英國是工業最先進的國家，正好代表前一時期；蘇俄於工業為後進，也就是後一時期的代表。說到大，以蘇俄為最大，因為他是以整個國家來統籌一切，來對外競爭（巧大二者相聯，本不好分，以上都不過是比較相對的說法）。
第三節 受西洋影響後的中國
中國自被西洋強迫通商以來，舊日經濟就生變化而破壞；其破壞似也可分作前後兩時期看。前一時期是手工業破壞而農業變質。手工業的破壞是因為外國貨精美（巧）而價廉（大），再加上他們商業、金融、運輸、外交、政治，種種有利的因素，就使土貨無法競存。然而此時農業還不錯，並且因為他們要買我們的農產原料，所以農業還相當的興奮。不過農產漸漸商品化，向外出口，改變了從前自給自足的意味。此時手工業雖破壞，還可以靠農業吃飯，以農產換來的錢買洋布洋 油，農家的日子也還可以過。但就全局來看，則變化已非常之大，我們完全變成了人家的市場和原料取給地，而落於被支配地位不能自主；同時則生活處處要仰賴外國，離他不得了。後一時期是農業繼手工業而破壞。顯著的是一向依為出口大宗的農產出不去（最近兩年我國農產品之輸出貿易：二十一年之總指數，僅當十九年之 62.99%；二十二年之總指數，僅當十九年之 46.03%），而反有大量農產入口（二十二年農產進口為四萬萬餘元，二十年農產進口為三萬三千四百餘萬元，均占每年人口總值之十分之三強）。這原故是為有農產如絲、茶等項，從前外國沒有講求到，現在講求到了，不必定用中國的；有的是世界不景氣，不要那末多；有的是外國農業技術上經營上進步，生產過剩，倒輸入中國來。再加上商業、金融、運輸、外交、政治，種種不利的因素，就使中國農產無法暢銷。於是農產賣價慘跌，農業生產力就被摧毀，而全國經濟從根本上崩潰了。此時新式工業既未發達，舊手工業又已破壞。所餘下的只有農業一條道；農業破壞還靠什麼吃飯？就農家說，在從前時代，原用不著花錢買東西過日子，現在變的處處要用錢才行，而農產偏偏不賣錢，其苦痛實為前此所未有。全國經濟原建築於農村之上，工商百業悉隨農業為盛衰。沒有生產力就沒有購買力，土貨不出去，洋貨進來也少，國際貿易在出口進口兩面無不急劇降低（以民國十五年為標準，二十年進口為一二七；至二十二年降為五九；二十年出口為一○五，至二十三年降為四○；均減去二分之一以上），全國經濟破壞景象之慘，無過於民國二十三年者（二十五年全國農產豐收，賣價也好，工商百業馬上恢復繁榮，如響斯應）。這仿佛已到最後關頭，是死是活，決於今後了！
歸根來說，不外兩句話：假若你當初不順著他通商交換的路走，不捲入競爭漩渦，那守著從前老道路未嘗不可自存，他也無奈何你（像豐收成災的事斷不會有）。但這一層是絕不會有的事，那末，捲入競爭漩 渦以後，就非趕快由拙進於巧、由小進於大不可。在中國人自受西洋影響後，也何嘗不想追蹤西洋；但總不得放開腳步向前進的機會（主要的是為政治無辦法）。在那前一時期，要趕還容易趕，而竟自錯過了；到現在後一時期，巧者更巧，大者更大，復乎不可比擬，簡直壓迫得不能翻身；要想翻身，真是難上難！
第四節 需要有個方針路錢才行
在強烈的競爭下，只有進步與毀滅兩途；——不進步就得毀滅。但進步怎樣進步呢？沒有方針路線，糊裡糊塗地進是不行的，死用力氣是白費的，碰運氣是更笑話的。明眼人當已看出我們今日實無路可走。而有好多人全不看看環境，只顧喊生產教育！生產建設！生產！生產！仿佛大家都不曉得要生產似的。試問誰不想生產呢？農人不想生產嗎？工人不想生產嗎？商人不想生產嗎？除了喊口號的先生未必真從事生產外，幾萬萬的農民、幾千萬的工人、幾百萬的商人，都在那裡併力生產。而無如環境不許，儘管併力生產，卻只見生產降低，不見生產進步。在複雜曲折的問題中，原不是沒有眼光空努力所能生效的；我們須要發見一個方針路線才成！
說到路向，仿佛不外個人營利自由競爭，和社會本位統制計劃的兩條路；兩條路比較，我們似宜於後者。這不但因為我們是產業後進國，要這樣才合於迎頭趕上去的話；更要緊的是為外圍環境不許我們走前一條路，此刻國際競爭之烈，蘇俄是以整個國家對外，固不消說；即其它自由主義的國家，也莫不以國家權力統制內部，而為對外競爭作後盾。我們如果走前一條路，即不啻以我們零散的小農小工小商與國際的強大力量相競爭，焉有我們立足的餘地？然而中國國家權力建立不起來，是 過去二三十年的事實；如其明白過去並非偶然，則知今後便無可僥倖。所謂後一條路，又如何能走？現擺著的事實，要講統制，第一，外國人為阻礙，第二，社會本身缺乏這條件（這樣的組織機構）。空有理想，辦不了事。經濟上雖有其必要，政治上實無此可能。在各不同國度內，經濟建設之所取徑，將一視其政治條件（政治環境）為轉移決定。凡要想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人，我以為寧以多分力量研究政治問題才好（同樣地凡想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人，寧以多分力量研究經濟問題）。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同時通得過。才算是通了。一面通不算通。
環境所逼，需要我們走統制的路是很明的；困難就在社會本身和政府本身。因此，政府本當有方針的，而第一沒有方針可見的就是政府。若論十三年改組，十五年北伐的國民黨，不是很有主張的嗎？而轉來轉去竟莫明其妙了（二十一年左派當政，陳公博也且說出中國還得走資本主義路的話）。統制之說雖曾一度高唱，究竟作不到（勉強作到，結果或者更壞）。作不到，則有方針亦不能表見。使國民黨失去其理想，使政府失去其立場，都是事實使然，倒也不能責備誰。大概政府天然沒法有方針 ，或者離開政府倒能有方針；中國的事就是如此的，可惜許多人看不到。所謂離開政府反倒有方針，就是順社會自然的要求、事實的推移，未嘗沒有一條路線；只待我們認取，只待政府從而輔助進行。照我們以前的分析，中國政治問題的解決須待社會力量起來。這自一面說，正是為中國社會從經濟問題的刺激自然要走上一條路，自然要有一種力量起來；自另一面說，則中國經濟問題的解決不能靠政府，正也可見。有兩點要請大家特別注意：
一點是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在中國兩下糾纏的特別緊；
一點是問題的解決都落到社會自身，而難靠政府。
這不為別的，這就為社會已崩潰到最後，問題已經問到根本，不能再從各方面分門別類來看。各專門家倒解決不了他們的問題（經濟學者 解決不了中國的經濟問題，政治學者解決不了中國的政治問題，教育學者更解決不了中國的教育問題）；惟有超出這些分別，而當他是一個囫圇整個問題，從歷史的轉變可測其前途才可以。要有眼光能看通這問題，自然於各問題同時看通他。所謂一通百通；一處不通，就是全不通。同時也就為社會已崩潰到最後，一切都要從頭作起，當然沒有什麼健全政治機構可以靠得。雖不能多靠他，還是離不了他，不過不能以他為主。
我從前曾說過這個話：
中國政治問題必與其經濟問題並時解決 ；中國經濟上之生產問題必與其分配問題並時解決 ；聖人復出，不易吾言矣！求中國國家之新生命必於其農村求之；必農村有新生命而後中國國家乃有新生命焉；聖人復出，不易吾言矣！（見民國十八年《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
這就是所謂一切都從頭作起。所謂並時解決，卻不是一下子解決，而是政治經濟生產分配輾轉循環，一點一點又一點地解決。這就是看通了整個問題後才說的話，讀者也須看我全書才可明白，這裡且不多說。
第五節 方針路線在哪裡
上面說順著社會自然的要求、事實的推移，未嘗沒有一條路線；只待我們認取，只待政府從而輔助進行。這條路線是什麼？就是散漫的農民，經知識分子領導，逐漸聯合起來為經濟上的自衛與自立；同時從農業引發了工業，完成大社會的自給自足，建立社會化的新經濟構造。分 析起來，這裡面包含幾個要點：一、非個人營利 ，也非國家統制 ，而是從農民的聯合以達於整個社會的大組織 ；二、從農業引發工業 ，而非從商業發達工業 ；三、從經濟上的自衛自立入手 ，以大社會自給自足為歸 ，自始即傾向於為消費而生產 ，最後完成為消費而生產，不蹈歐美為營利而生產的覆轍。我們慢慢來說明這意思。
我們動輒要講經濟建設，其實八十年來通商的歷史，將我們捲入競爭漩渦，到現在差不多沒一點不受世界的牽掣與影響，沒一點不受國際的威脅與壓迫，在經濟上我們完全成了被動的、附屬的，處處難由自己作主，同時在政治上又缺乏統一的國權，哪裡能自由自主地去建設一切呢？此刻不過在強暴摧毀下力圖自保，在嚴重壓迫下力圖翻身而已。說經濟建設，未免口氣太大。我們不要從主觀方面設想，我們先要來觀察審度四周的情勢。
第一，要看在外力壓迫下哪個地方比較鬆緩，多少還容我們喘氣。
第二，要看哪個地方要求喘氣最急切；這是從我們自己一面說。
第三，要看哪個地方比較有自保可能，有翻身可能。
第四，要看有沒有從此翻起身來的路子。
從客觀形勢中發見了一線之路，再從而設計規劃儘可能地加工夫來完成他。——我想這就是最善的努力。
甲 農業所受壓迫比較和緩
第一，在外力壓迫下哪個地方比較鬆緩，多少還容我們喘氣呢？如果這樣問，我們可以回答：比較還是農業。本來國際經濟競爭我們農業工業是普遍都感受壓迫的；然而比較上農業終不同些。這一面固由工業先進國嫉妒我們工業起來和他爭回市場，而於農業尚可放過我們一步（如所謂「農業中國、工業日本」，他希望華北棉產發達，而不願意紡織 業發達，即其一例）外，主要的還是為農業與工業根本是兩回事。大約在資本主義營利的生產之下，有兩種情形必須知道的。一是工業抑壓農業的情形；二是農業上競爭和緩遲鈍的情形。此可從三層來看：
一、工業為無機生產，農業為有機生產。在無機生產上，人的控制力大，受自然的影響小；在有機生產，則人的控制力小，而受自然的影響大。水旱風雹的問題、自然節候的期待，就使得農業不如工業好發財。投資的人就投向工業而不向農業；人隨錢走，也都走向工業而不到農業上來。
二、土地沒有資本那樣活便，容易集中為大量資本，土地不容易集中為大段土地。而進步的生產技術總是要相當大規模；這也是農業進步受限制之一因。又土地私有，在農業上就發生業主佃戶的事情；在資本私有的工業上卻無此事。業主佃戶各都沒有改良土地增加生產的熱心；因此農業就在租佃制度下不得進步，有時且不免退步了。
三、無論農業工業，要為營利的生產，都須藉著工資勞動；然而在農業上對工人的管理監督，對工作效果的考查測定，遠不如工廠對工人那樣容易。那末，借著工資勞動來賺錢，也就不易了。
總之，商品生產而不能適應市場，生產手段私有而不能活便利用，工資勞動而不易監督考較，在資本主義下農業是種種的不利，鄉村是種種的不利。要想農業工業為平均的適宜的發展，要想鄉村與都市為均衡的自然合理的發達，必須在推翻資本制度之後。
所謂農業沒有像工業那樣激烈競爭的情形，從兩點上可以見出。一是像工業上大規模經營驅逐小經營的情形，在農業上是沒有的。在學者間還有大經營小經營孰為優越的爭論，事實上小規模經營在許多國家也普遍的存在著。一是像工業技術那樣不斷地發明改良，很快地進步，在農業上是沒有的。即或有新技術發明出來，也不易就被採用，所以農業技術進步要慢得多。大概有許多條件，一面固然不容易讓農業進步，一 面也讓農業不容易失敗。總之，農業經營彼此間的競爭是和緩遲鈍的；
也不能從競爭而刺激它由拙進於巧，由小進於大。
所謂中國農業工業雖同受外力壓迫而農業較松的，如上面所講農業上競爭和緩遲鈍，自為其有力的緣由。我想其中格外有力的一點，就是農業生產總含有自給的性質（雖說自通商後慢慢都商品化了，而天然地仍要保持大半），而中國自耕農又相當的多，最富於勤儉精神。生產了為自己吃用，便已超出商品競爭之外，任你外貨怎樣價廉物美，對我也壓迫不著。工作上的勤勞周到，過日子的儉約耐苦，雖受壓迫也能維持。在工業上就沒有這麼大的伸縮性。尤其因為有外國得在中國設廠製造之例，他可以就近取原料並利用廉價的勞工，在我受逼實在太緊。彼此同開紗廠，一個資本大、一個資本小，一個技術巧、一個技術拙，則那小紗廠趁早不必開。這是很顯明的理。
但中國農業受壓迫較松，更有一層巧道理在。那就是上面所講工業抑壓農業的道理，為反面的使用。論理中國這農業社會被捲入世界資本主義潮流中，也應當跟著資本主義化，工商業興起而農業衰落。資本勞力都應當走向工業，走向都市才對。然而八十年來此趨勢並不十分顯著，尤其到最近幾年，銀行家都願意向內地農村放款，不是很奇怪的嗎？這就為國際競爭借著不平等條約阻礙了中國工商業時興起，同時亦就阻止了中國之資本主義化，好像給中國農業作掩護的樣子 。這樣，恰好給中國農業留下一點活動餘地，真是很巧的事。上海等地方許多過剩資金，專作些交易所和地皮的投機生意，而不能用到工業生產上，完全為正當工商業發達不起來。此時轉向內地農村，也是反逼出來的。假若像歐戰期間那幾年中國工業蒸蒸興起，則資本早奔向那面去，而不會到農村這面來。頗有人以為中國農村的合作事業由銀行家來提倡，是開世界之創例。這誠然是創例；然而若非國際競爭限制了中國工業，又何從開這創例呢？歸結一句話，中國的產業雖一般都受外力壓迫，而農業比 工業較為輕鬆，不難抬頭。
說到這個地方，我想講一段近乎題外的話；這段話在我心中卻是很重要的。就是當我把中國問題想通了的時候，讓我有一個與眾不同的見地和感想。帝國主義以不平等條約和種種經濟手段，對於中國的競爭壓迫，杜絕了中國工商業的興起，使中國免於資本主義化，這真是非常慶幸之事，我願謝天謝地。我不否認他們重重壓迫，幾乎致我們死命；可是八十年來極容易走上工業資本之路的，竟得幸而免，不能不說是食他們之賜。這樣，才留給我們今天講鄉村建設的機會 。要不然，像俄國那樣，形成一個半通不通的工業國家，最適宜於發生共產革命；那末，我們今天就不能講鄉村建設，而得講共產主義了！幸好幾十年來雖受西洋文明的影響，引起中國社會劇烈的變化，但到底還是皮毛，沒有達到骨子裡邊。只是沿江沿海變了些，而內地鄉村則未大變動；觀念習俗變而經濟事實則未十分變。社會破壞崩潰確甚嚴重，而新路子到底沒走上去 。苦就苦在這裡 ；好也好在這裡 。假若經濟事實變了，則整個變了。假若新路子走上去的話，就再回不來，再也不能去走我們理想要走的路。這真是非常重大的關鍵。（現在受西洋影響最大，真成功工商業社會的是上海，上海實是將中西弊惡匯合為一，最要不得的地方！幸虧中國只有一個上海而未完全上海化）。
乙 農業破壞最不能忍受
第二，不但從外面看，我們農業所受的威脅壓迫較為鬆緩，還可以活動；更且就中國社會本身說，也因為農業關係太大，痛癢太切，不堪壓迫，要求喘氣活動最急。本來我們缺乏工業，最急需的是工業，工業受限制應當最受不了。然而不然。工業是進一步的要求，農業是活命的根源。原來的農業底子若被破壞，便無活命。自近年農產輸出銳減，同時倒有大量農產入口，中國農業繼手工業而破壞，影響百業，牽動全 國，因之救濟農村的呼聲四起，成為全國各界普遍的要求。上海為中國經濟總樞，金融機關從上海分布到內地，更仿佛神經系統一樣，對於此中線索關係知之最清，前途利害危險看的最明。所以他們主張救濟農村最早。自二十一年度後的中國銀行營業報告，年年都提出這話來說。其金融界領袖著論立說的也很多。茲引錄一段於左：
沿海各埠，如津、滬、港、連等處，專代內地各埠進洋貨銷土貨；而上海一埠，因得地之利，及外貨聚集的關係，漸次成為全國的金融中心；內地各埠，則處於大小金融支流的地位。依洋貨土貨的進出，及信用貸借的組織，使全國金融有一種季節的流動。往常每年如四、五、六三個月，因皖、贛、湘、浙、閩等處的茶，蘇、川、漢等處的絲，北方各區的小麥，及八、九、十三個月全國各地的秋收上市，在這兩個時期，金錢照例是由上海流到內地各支流，由各支流再分送到各鄉村去收買農產，於是金錢乃散到了鄉村農民的手中。而鄉村的農民，除了蔬菜及食糧等可以自給自足外，還須多多少少購買布疋、砂糖、雜貨、海味、五金、棉紗、煤油、藥品、紙菸、麵粉等物。此種貨物的分配徑路，最先是由通商大埠如上海的號家，向進口洋行或廠家大量買進後，分配於各地客幫或批發商；批發商及客幫，則分配於內地城市的大商店；內地各城市的大商店，一方面門市賣出，一方面又批發於各鄉鎮的零賣商；復由各鄉鎮的零賣商，乃分配到農民的手中；所以鄉村的金錢又漸次流到通商大埠。如是一往一來，鄉村與都市的金融，常是流通不息；而且這樣一往一來的中間，多數是利用「信用」兩字。而利用的方法，大約可分為三種：一則上海的銀錢業對於內地的銀錢業，給與信用往來及常期往來，或自己在內地開設分行；例如鎮江、杭州等處的錢莊，每年接受上海的銀根，總在五六百萬兩。即如寧波錢 業，往年也放賬到漢口等處。一則上海的號家，每年對內地客幫及內地批發商，也放出不少款項；例如本埠糖號、紗號、雜糧號、等每年也放賬於內地，多者每家達數十萬兩。一則純用賒欠方法，無論外埠內地，互相利用期票，或十天或半月或一月，上海如此，其它各埠亦然。因是洋貨與土貨的一進一出，鄉村與都市的金融乃川流不息；而進出兩方的或多或少，就成為各地對通商大埠匯價高下的基準。……無如最近數年以來，西北苦旱之後，繼以長江流域空前的大水災，鄉村已陷於困苦的境地；加之絲茶以及各種土貨受外國經濟恐慌的影響，出口一落千丈，金融已不能再往內地輸送，而洋貨則反紛紛向內地侵入，內地的金錢，更不得不向通商大埠流出。而通商大埠因感覺內地資金存放的不安全，不但不能充分放往內地，且漸次緊縮信用，紛紛從內地收回；例如寧波錢業，民初放賬至漢口，自民十五年以來，已順流而下，不復放出。去年以來，各埠對漢口皆大事緊縮，以致漢口錢莊多數不能自立。他如通州、揚州、鎮江、蚌埠等處，每年吸收上海銀錢業之信用款項在數百萬以上。單就鎮江一埠而言，在民國十六年前，鎮江錢莊有三十餘家，每家賬面以極少論假設為最小三十萬兩，全埠已有九百餘萬兩之巨。但鎮江並沒有大工廠及大商業，鎮江市面當然吸不了許多銀錢。所以北達里下河清訌，西達漢口，皆有鎮江錢莊的放款。而鎮江又何來如許巨款？就是仰給於申蘇。可是自民十七年以來，對申蘇的信用巳欠靈通，及至去年長江大水，鎮江錢業的各埠放款當然不能收回，而申蘇不但不能接濟，更從而大催欠款；所以鎮江的錢業斷了申蘇的信用線索就不能支持。此不過舉其一例，全國其它各埠，莫不如此。因是通商大埠既對內地各都市收縮信用，內地各都市對各城鎮也緊縮信用，各城鎮對各鄉村也緊縮信用，所以現金就漸次集於通商大埠。內地現金只有流出，通商大埠只有收進，鄉村 與通商大埠的現金，就呈了分配極不平均的現象。
一方貧血，一方充血，血脈既不能自由流通，就是一個很大的病源，其餘的病症，乃因而叢生。
此文所述，多為南方情形，其實北方正也同這一樣。記得二十一年北平天津一帶，現洋比鈔票價低，每萬元相差達五十餘元之巨。此事乍看甚不可解，只有鈔票抵不得現洋的，那有現洋抵不上鈔票的。市面商家甚以為苦，曾由市商會去公函詢問銀行公會是什麼理由。銀行公會函覆所說：第一層就為內地農產減少，現洋就不向內地走；第二層內地生活仍須購求外貨，內地現洋因之流出；第三層內地天災匪患，稍有身家者多遷居都市，現洋也隨之而出（見二十一年七月三日北平《世界日報》）。這都可以參互證明。
據查上海一埠，中外銀行所有現銀，自十七年底之一億七千一百萬至二十二年底之五億四千七百萬，五年之間增加三億八千六百萬元。由存銀過多，而通貨膨脹、信用膨脹；然轉過年來（一九三四年），美國收買白銀，國際銀價抬高，上海存銀一舉而轉輸國外，又變為通貨緊縮、信用緊縮了。因此，二十三年前是現洋奇賤，二十三年後是現洋奇貴，完全是兩個情形；而其給與全國經濟之痛苦與損害則一。尤其白銀外流，舉國驚慌。然其總根源就在農業生產力破壞，內地農村與通商大埠之間收支不相抵，現銀涌流外埠。但此內地對外埠之入超而不得不以現銀抵付，實際是中國對外國之入超而不得不以現銀抵付。現銀屯積上海外國銀行，即與出國無異；其因國際銀價高漲而外走，不過一種移動，命運早決定於農業破壞之時。我們現在不是談金融，而意在指點農業破壞影響一切，是中國的生死問題。頭一個受影響的是商業；因商業，不外將農產土貨運出去，將洋貨販進來。在此大農業社會中，生產是靠農民生產，消費也是靠農民消費。自民國二十年後，入口隨出口而 年年降低，正為購買力隨生產力而降低。出也不出，入也不入，尚何有商業可言。金融業是隨著商業的一種周轉流通，當然隨之陷於絕境。至於工業外受國際工業的壓迫，再遭受國內這樣風險，當然也就完了。交通業要亦如是。試舉一小例：山東長途電話局的營業，在每年棉花交易時則收入旺盛；二十四年棉花因旱歉收，電話局都受影響。如此之例，隨在可見。像軍界、政界、教育界，更是靠農民吃飯；等到農民沒有辦法，大家一齊不了，救濟農村的呼聲四起，就表示在這個地方急於要求喘口氣，不堪壓迫了。
還有更直接的，是農民若沒飯吃，社會秩序簡直不能維持。二十二年絲價慘落，江浙蠶農都陷於饑荒，素極富庶的無錫湖州等處，皆發生農民搶米風潮，無法彈壓制止。對於農村經濟不想根本辦法，今年混過去，難說明年不出亂子。再從入口貨上分析，不但農產占大宗，農產中又以食糧占大宗（《社會經濟日報》一卷九期《農產品對外貿易與中國農村經濟》一文，分析農產入口者以彌補食品不足為主，輸出者以提供原料為主）。近數年洋米輸入，每年在二千萬擔以上，據國際貿易局報告，二十四年度進口商品以米谷居首位，較上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二，小麥輸入也較上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二。當此國內購買力低落，商品輸入多半減退之時，谷麥進口反而激增，可見中國糧食問題之嚴重。所謂「民以食為天」，問題之急，莫急於此。
丙 要憑藉農業謀翻身
第三，從外面說壓迫較松的是農業，從本身說最不能忍受壓迫的是農業；那末，農業究竟有活動可能不呢？有翻身可能不呢？如果這樣問，我們可以回答：農業是比較可以活動的。因為我們在農業上根基厚，要翻身，這裡比較是個憑藉。頭一樣，工業生產的要件是資本（指機器及一切設備）；農業生產的要件是土地，土地在我們是現成的；資 本是我們所缺乏的。第二樣，工業生產需要人工少，農業生產需要人工多。人工在我們是現成的；工業上所需動力是不現成的。第三樣，工業生產需得找市場；不要說國外市場競爭不來，就國內爭回市場來說，一則適值中國人購買力普遍降低，二則正在外國人傾銷取策之下，恐怕很少希望。農業生產極富於自給性，當此主要農產品還不能自給時，似乎不致像經營工業那樣愁銷路。總之，當前的問題，既在急需恢復我們的生產力，增進我們的生產力；而農業與工業比較，種種條件顯然是恢復增進農業生產力切近而容易。中央農業實驗所有全國稻麥棉三大項自給計劃，固然這問題不是單從農業技術上可以解決的，然而要自給亦實在不是一件難事。即以棉花為例，自經提倡長絨棉，不過二三年，而棉田棉產增加已有可觀。
國內棉產，自二十年之 6,399,780擔之低數上升，至二十三年達 11,201,999擔，三年之間增加 4,802,219擔，約為 175%。（《社會經濟月報》三卷二期《民國二十四年棉業之回顧》）
據本次調查，全國主要產棉之十二省，除浙江外，余均大增。若河北、山西、河南、陝西、安徽等省，棉田均為近二十年之最高數。總計全國棉田較上年增百分之五十七，增率之大為近年所罕有。據估計，各省棉產均較上年大增，計湖南七倍，山東四倍，湖北、河南各三倍有餘。全國產額計 16,479,149擔，較上年增加一倍。（中華棉業統計會《二十五年全國棉產第一次估計報告》）
本年第二次估計，比較上年第一次估計，棉田增 5,273,599畝。比較上年最後修正，棉田加 3,987,024畝，棉產 723,717擔。棉田面積，殆為歷年以來之最高數。如此後天氣不告惡劣，則最後實收，也將有造成最高紀錄之望。……本年棉產增加，純為長絨，在紡織上關係甚著。因近年國內棉產不足消費所需，供求相差甚巨。茲者 產額加多，供求差額自可稍減。再國內紡廠銷棉細絨漸增，國內細絨最缺，在目前美棉價格奇貴之時，國內物產因需求關係，所受美棉之引力甚大，致在過去一二年間，紗花價格間之差率日趨擴大，形成紗賤花貴之象，棉業最大痛苦，實由於此。本年長絨棉既告增產，則今後國內棉市所受美棉引力，自可減輕。紗花價格所造成之巨大差數，或將因國內棉收，尤其是長絨棉增加而漸趨恢復其原狀。（《社會經濟月報》一卷九期《民國二十三年八月棉業之回顧》）
此所增棉田（二十三年），悉屬長絨棉種，可知其為提倡之新成績。稍一用力，便得如此；好似體格魁偉的大漢，在病中沒有力氣，但其力氣若恢復一分，此一分就很大。若從工業上求增加生產，斷沒有這樣快；一則根基厚，一則沒有根基，大不同也。天下事最好是因其故然，因勢利導；最怕是捨近求遠，格外造作，那最容易出毛病。眼前明擺著的情勢：
一、非一面求主要農產品（稻、麥、棉）之自給以減少農產之入口，更一面增加農產原料（絲、茶、桐油）之輸出，無以抵補國際貿易之入超，無以平衡內外埠間之收支，而穩定大局，活潑金融。
二、非整頓農業，廣行墾殖，不能養住這許多人口，不能解決糧食問題。中國工業既不能像蘇俄那樣整個由國家來作，則不獨不能濟目前之急，為多數人解決生活問題；而且走入個人發財歧途，去均平益遠。
三、非以農產出口換回來進步的生產機械，則此農業國無從過渡到工業上去。翻身在工業，而憑藉以翻身者則為農業。
四、最後一大要點，非農業生產者（農民）不能走聯合之路，而非聯合即無以求經濟上之自衛與自立。前既言之，產業落後的國家大概要從大而巧，中國即不能用政治力量將整個社會合為一體如蘇俄，亦萬不 能再任其分散各自為謀互不相顧；至少要儘可能地彼此聯合起來以求經濟上的自衛與自立，逐步地進於大，逐步地進於巧。工業若非國營，便天然從個人營利的路往前走，那只能使中國人分散，不會使中國人聯合。營利就要競爭；營利而要同業講聯合，其中實有矛盾，終不能成功。例如山東煤礦業感受撫順煤之壓迫，而有合作公約之訂定；又全國火柴同業亦以外貨之壓迫，而有火柴同業產銷聯營社之組織。暫時也許是一種維持之策，前途決難行之久遠，決難形成一種制度。要講聯合，只有農民能聯合；因農民是要生活，不是為營利。合作制度是經濟上弱者的自衛，農民最相宜，工人有些處也可以，資本家卻不適用。農業比較缺乏競爭性，也不能從競爭刺激其進步，農民尤不善於競爭。要想農業進步，要想農民有出路，只有合作一途。所謂進步，無非是達於巧與大。工業好像由巧而大——因競爭而技術日巧，同時規模亦大；大規模經營驅逐小經營，以吞併而更大。農業競爭不烈，彼此吞併不了；那只有藉著合作而大，由大而巧——規模較大，便能採用較進步的技術。這恰好是兩條路。一是只知有己 ，不顧旁人 ；壓到旁人 ，護張自己 。一是肯定自己 ，同時也承認旁人 ：「人人為我 ，我為人人 。」 這並非儘是哲學上的不同，而是其勢不得不然。試看：工業國家所以救濟其農村的方策，在其農民的合作；農業國家（如丹麥）所以立國之道，在其農民的合作；即以共產為旨歸的蘇俄，其入手處也要促進其農民的合作。農業農民實與合作有相聯之勢，工業資本則與競爭不相離；這是千萬不要忘記的。
在經濟競爭壓迫下，中國人即不能一下子合為一體以對外，亦得扭轉分散之勢，而走向聯合里去。不然，只有滅亡。說到生產，亦要聯合才能生產 ，說到消費 ，亦要聯合才得過日子 。而說到生產者是誰呢？那就是農民 。說到消費者是誰呢？那亦是農民 。所以第一要靠農民的聯合 ；其餘的人不是為數甚少，就是不事生產，在經濟上沒大關係。那 末，我們如果認定非聯合不能圖存，則非憑藉農業不能翻身也就可以明白了。
丁 從農業引發工業是我們翻身之路
第四，從外面看農業受壓迫較緩，從本身看農業關係太大，痛癢太切，要求喘氣活動最急，而同時農業又極有活動可能，似乎不難從這裡緩一口氣。這是如上已說了的。但是僅能緩一口氣，苟延殘喘，殊非我們的要求。我們的要求是翻起身來達於進步的健全的經濟生活。那就必須有進步的生產技術（巧），社會化的經濟組織（大），而其關鍵則看能不能工業化。因此要問，我們盡力於農業，其結果就在農業上呢？還是很快地很自然地引發工業？假使結果不在工業上，便非翻身之路。然而我們可以肯定地回答，盡力於農業 ，其結果正是引發工業 ；並且我敢斷定 ，中國工業的興起只有這一條道 。
須知我們口說恢復農業生產力，復興農村，而其實舊農業舊農村是無法規復的。農業在今日亦是只有兩途，一是毀滅，一是進步。譬如養蠶，蠶種一定要更換，養蠶的設備也不能不採用新工具，烘繭繅絲都非新法不可，同時經營規模一定要大。又如小麥，為適應麵粉廠需要，品種就得講求，並且貨色一律，大量供應才行；那在技術上經營上顯然非變不可。總之，進步而後存在；果能存在，必已進步。而所有進步的技術，沒有不是科學化的，沒有不是工業化的。因此在農業前進程中，許多工業自然相緣相引而俱來。例如從土壤肥料等農業化學上問題，而引出化學工業，從農具農業機械農業工程，又引出機械工業等；從農產加工農產製造，也將引出許多工業。諸如此類，都是相因而至的。更要緊的是生產力抬頭，一般購買力從而增進，自有許多工業因需要之刺激而興起。換句話說，就是從農業生產農民消費兩面來刺激工業起來 。我們不要直接來辦工業，要先製造出工業的需要來 。直接的力量是最小的； 直接去作是最笨的。從農業引發工業，更從工業推進農業；農業工業疊為推引，產業乃日進無疆。同時也就是從生產力抬頭而增進購買力，從購買力增進而更使生產力抬頭；生產力購買力輾轉遞增，社會富力乃日進無疆。這是真的自力更生；環境逼著我們只有這樣自力更生 。
以上是說我們盡力農業，則工業自有隨之而起之機；還沒有說明
工業怎樣建立。此時我們須補明在農業技術前進程中，早有一段合作運動在。因為要合作才能大，要大才能巧。農村的復活，是全靠合作的。那末，一面有了工業的需要，一面布置了合作的根底，抓住需要不予放過 ，而以合作方式經營之 ，工業就於此建立 。譬如農業生產上所需要的肥料工業、農具工業、農產製造，那一樣不可以在農民合作組織之下來進行呢？規模大的就在合作組織大聯合下進行，像日本農民用的肥料，就是全國購買聯合會來供給。其供應農民消費的那些工業，有好多其原料就為農家所自有的生產品，那就更方便，可以自己現成的勞力加工於自己現成的原料 ，滿足自己的需要 。食用品如麵粉，就不用購之麵粉廠，而合作社自營麵粉廠，又如衣用品僅可以從羊毛棉花的生產到紡紗織布，統置於農民合作自營之下。有些工業，可不由合作社經營而由地方團體經營；有的更由國營。在合作運動相當成功之後，地方自治體一定健全的；地方自治成功，國家政治機構也必健全，總之，經營工業的主體不要落在個人身上；中國工業的建立 ，是要建立在非營利之立場的 。中國工業如不採這方向，不獨重蹈人家覆轍，而且根本就不會成功。這個世界裡，早沒有留下中國人營利的餘地。惟有不為營利而生產，超出競爭的漩渦，那末，就是他像傾銷也不相干；這樣才立得住腳。果然認明前說的 「環境逼著我們只有這樣自力更生」那意思，則於「農業工業疊為推引，生產力購買力輾轉遞增」，其中一步一步勢將歸於不營利而後已，亦就可以明白。
以上是說中國工業從時代環境將必建立在為消費而生產的原則上， 還沒說明此中有其自然能成功之勢。其所以很自然就能成功的，有幾點可說：
第一，農村勞力過剩，自然要用到工業上來；照金陵大學卜凱教授估計，中國農人一年中工作時間約在一百天左右，即全年三分之二是空閒不生產的；戴樂仁教授也曾估計：「十五歲至五十五歲的農村人口中，每年至少有五千五百萬人無形的失業。「這就為單靠農業為生，而農業有一定季節，其餘時間都不能利用。同時單靠農業，所生產的太有限，遇有水旱蟲害更不啻坐以待斃。再則從許多的研究估計，大致都證明中國人口繁密，可耕地少，每人勻不到幾畝地。所以非使農民兼事工業不可。一面生活不足，一面勞力有餘，兩面相迫，其必出於兼事工業一途，固屬自然之勢，但也總要人指導。華北工業改進社即本此旨而成立。不過直接倡辦鄉村工業，還是太笨，難得收效。必須如我所說，先製造出工業的需要來，同時並且布置了合作的根底，則鄉村工業自必勃然而興。
第二，工業所以難興起，一是難於資本，二是難於市場；但於此則資本市場兩不為難。因先有了需要再辦工廠，所以市場不為難。資本除機器設備是必需的外，所有為開發工資、購進原料、出入運輸、一切墊辦，都會因勞力現成、原料現成、運輸省事（原料近、銷路近）而減省好多好多；所以資本也不為難。如此則隨著農業不是很容易地工業就起來了嗎？中國自通商以來，整個成為外國工業的市場；欲圖翻身，必須漸次收回。如何收回呢？如果要從競爭市場而收回市場是不行的 。必須一面開出消費者的購買力來，一面將消費者聯合在一起；抓住他生活上對於工業品的需要不予放過，而以合作方式經營工業。這就是所說由農業引發工業，生產力增進購買力那條路，步步為營，一步一步擴充我們的防衛線 ，一步一步地收復失地 ，最後完成一個大社會的自給自足 。超開競爭而打倒競爭，這才是中國發展工業最順利的路。
第三，近年正有工業要移向內地來的趨勢，也大可作一證明。民國二十二年中國銀行報告上論及麵粉廠紗廠，一再地說內地各廠營業較勝於津滬漢各埠，而認為要移向內地設廠。南通紡織專校出版之《杼聲》亦說，在南通的大生紗廠，機器較舊，種種不如滬上各大廠；然而因為設在內地就可維持。二十三年紡織學會在濟南開年會時，也有同樣意思的提案。凡此都可見出趨勢是如此；而其理由呢，大要有三點：一是接近原料產地；二是接近消費市場；三是工人易於訓練管理，工作效率較高。這所論的自然還是資本主義的經營；然而若再進一步，也就到了為消費而生產嗎？至少從這種趨勢證明了像我們提出的主張很自然地可以作到。
第四，工業向鄉村分散，農業工業相結合，都市鄉村化，鄉村都市化，這許多本是世界的新風氣新理想。其中實含有人類自然的要求。可惜他們工業先進國已走入歧途，返回頭來很難。像我上面所說的，其路向所指正與此吻合，實在很順地一一可以作到。在他們原初為向海外取原料，向海外爭市場，自然集中在海口水路交通便（利）的地方，或者產煤的地方。我們則原料在內地，勞力在內地，消費需要在內地，同時復可利用現在工業界所發明高壓電使電流遠送到數千里的各地（周圍五百英里以內）以為動力，自然不會集中的。有人主張布置工業網之說：
一個大工業中心孕有許多小工業中心，小工業中心更孕有許多更小工業中心；如此一層一層地相聯，直至滲入最小社會細胞的農村為止。農村工業生產不足的，濟之以次大的工業中心；次大工業中心不足，再以最大中心之工業生產濟之。如此一層一層把全國造成一個嚴密的工業網。（《河北省立工業學院學報》，二十四年第二冊；鄭統九著：《中國工業建設路線之商榷》）
我想這也許是將來會要計劃到的罷。
戊 總結上文
現在總結上文而提要申明我們的意思。我們這條路線，與其說是主觀的決意，毋寧說由於客觀的認取，而恰符合於主觀要求。我們認出中國眼前無論從那方面來看，頭一步必定是在農業上想辦法。這是自然之勢。同時也是非常之好的。其所以好，一是農業生產偏於自給；一是農業生產者容易聯合。這就是兩點最好的傾向；從這裡將自然地走向人類經濟之正當途徑——為消費而生產，經濟生活社會化。聯合是經濟生活社會化之端，自給是為消費而生產之端。其實也不必這樣分開說。因為自給與聯合二者互相關聯。唯其自給，所以容易聯合；唯其聯合，更傾向自給里去。因此造端於農業，其前途就一定坦蕩光明。
還有，農民原自然容易聯合的，而國際經濟競爭的壓迫，和國家保護力量的不足，更逼著中國農民非彼此聯合不可。這又是自然的趨勢，也是非常之好的。因為農民正是生產者兼消費者，在中國社會占最重要部分，也是最大部分；以其一向散漫，力量單弱，不能不失敗，整個中國隨之沉淪。果然此最重要又最大部分的農民趨向聯合，不但競存的力量加厚，翻身可期，同時那也就是中國人的社會關係將一天一天增進而調整。在經濟問題的解決中，實以調整人的關係為首要；其次才是人對自然的問題。似此聯合之機當真不容放過，一定要從這裡做工夫，以為解決中國經濟問題之根本。何況說到人的關係，在中國就病在散漫，而矛盾衝突並不重；又當社會崩潰之餘，缺乏強大統治力，舍一步一步聯合外，更無他途呢？
這樣，我們所走的路，就顯然與西洋近代國家所走的路不同了！西洋近代是從商業到工業，我們是從農業到工業；西洋是自由競爭，我們是合作圖存。其實，也不必這樣分開說，重要關鍵全從一個地方分：工 業是隨著商業起來呢，還是隨著農業？ 一切的命運都決定於此。歸結都在工業未嘗有異，然而在經濟制度上完全不同了。什麼叫方針？方針就是看定了向一方走，怕搖移，怕多，怕亂。我們並不反對工業，但我們反對時下一般愛談工業自以為看重工業的人。他們於明擺出的方針不能認取，其所說工業實不外商業的工業（假使不經過農業逕直可以有非商業的工業那是很好；但恐無人能指出其實現的途徑），將不免以人們的糊塗而擾亂了自然趨勢，那就太可惜。他們盲目向商業的工業路上走，結果走不通而回來倒是小事；最不好的是妨礙了中國社會關係的增進與調整；次則減殺全國一致猛向農業邁進的精神，不得趕快開出新局面。
向商業的工業路上走，民族工業資本斷不曾因之有何成功；而中國社會關係的增進與調整則不免受妨害。病在散漫的中國社會，今將如何增進社會關係是第一大事。要想增進社會關係那就必須避免個人營利，以他人為手段；必須避免彼此競爭，造成偏頗集中之勢；必須避免階級分化，增加社會間的矛盾。中國自受西洋的影響處處不免商業化，社會關係日惡；雖階級分化未成，而偏頗集中之勢己見；貧者益貧，富者益富，人才錢財充於都市，而鄉村衰蔽無人問。唯有大家轉向農業也就轉向鄉村，才得轉向均平而挽回乖離之勢。若向一般人所說的工業（商業的工業）走去，是不是將破壞此方針使社會關係更難調整？很顯明的，如果我們盡力農業，可使多數人有飯吃。而像所謂工業呢，能養活幾個人？如照我們所說，從農業生產力抬頭而開出的購買力，其所需要一定是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其應於此需要而起來的工業，也就是國民經濟上所必需的工業。不然的話，像今日多數人購買力開不出來，只落少數有錢的人有購買力，其所引起的工業又是什麼工業？恐怕不過是味精、暖水壺之類吧！總而言之，這完全是兩條路。國人必須認定一個方針，不要徘徊，不要亂。一般人都是在資本主義路上徘徊，既沒眼光，又沒志氣。須知中國非走新鮮的道不成，不要走人家走剩下的道！
我們這裡所說工業散到鄉村，和日本近些年所提倡工業到鄉村去是不同的；和國內如馬寅初先生等提倡鄉村小工業手工業者也不同。在日本的那種提倡，一面固說是為救濟農村；骨子裡也是維持工業資本。其立場竟不妨說是工業資本的立場。至於馬先生呢，其用心倒是為鄉下人打算，覺得非以小工業手工業補農業之不足不可。就整個「中國經濟改造」說，他並沒拿出一個方針來。我們固然不是工業資本的立場，也並不是站在鄉村的立場，而是為中國社會建立根本大計。這是須讀者注意鑑別的。
我們實在應建立一根本大計，不只有方針路線，並且有具體計劃。不過這具體的計劃，不是憑主觀可以造的；所以我們此刻還說不上來。在這計劃裡面，本著方針路線，從乎事實必要，產業與金融、農業與工業，自有其必然的程序連鎖，適宜的配合位置，不容有一點欹輕欹重於其間，一切是客觀的，用不著有什麼主觀愛憎。似此計劃固不易制定，但總應當極力求之；萬不應當像現在那樣爭論什麼注重農業，還是注重工業？說來說去，發些空論，幾乎像是唯心唯物成了一個哲學問題一樣，聽著簡直好笑！既然是事實問題，為什麼不求之於事實？大約在方針上，還可有主觀的選擇；在計劃里，只能順著事實為精確的設計。然而我們的方針也還不是主觀的，而好像是被決定的。不過天所留下給我們的一條道，恰好是一條最合理想的道。不是我們選擇最理想道走，而是其餘這一方那一方都橫攔豎截杜塞不通。我常常想著發嘆，這真是天造地設，再巧沒有了 ！直好像怕我們走入歧途一樣，單留下一條筆直往理想里去的路給我們（其實還是限於中國社會背景不得不然）。
第六節 如何促興農業
我們的方針既在從農業引發工業，那我們頭一步就是如何促興農業？說到促興農業，很容易想到農業改良、農民合作那些話。其實最要緊的還不在此。近年農業的失敗，實在是外面所加於他的妨害太大；除了國際壓迫且不計外，國內就有四大障礙，必須要除去才行。什麼事情總是要靠他自身生命力量。除弊工夫做到，則其自身力最得以活動起來，其功效比較在正面直接下工夫大的多。像農業改良等事當然要做的，但必先之以除弊。所謂四大障礙：
第一，治安問題——秩序不安是妨礙農民生產的第一個問題；反之，安定秩序也就是有助於農民生產的最有效的方法。在中國本部荒地的增加多半是從匪亂來的。邊荒待墾之地要想開墾，也以解決治安問題為先。像西北綏遠等墾區，像山東利、濱、沾、海灘河淤，據所聞情形皆相同，總不外妨礙墾民之事太多。地方稍就平安，則墾民不待招集紛紛自己前往，每畝租價隨之增高（利、沾荒地二十二年每畝租價八角，二十三年漲到一元二角至一元八角，可見一斑）。
第二，運輸問題——運銷不便是農業產品流通的大障礙，間接影響於農業者很大。例如廣東大量洋米入口、而廣西和湖南等處產米過剩竟不能運去。這雖然不全是運輸問題，但運輸不便要為其中有力原因。所以洋米入口，並非就是生產不足。若能疏通農產銷行上的一切障礙（交通的、金融的、商業的、政治的），則我們相信農業生產力可以飛快地增加。
第三，農民負擔問題——這個包括苛捐雜稅、田租、高利貸等一切而言。農民生活愈困，則於農業生產愈無力；所以負擔之重，是農業生產的致命傷。這個問題若得解決，則裨益生產者甚大。
第四，災害問題——農業誠然是靠天吃飯。大水、大旱、以至病 害、蟲害，其破壞力之大，直難算計。他來的時候要抗他自然不易；但預防得法，也不是不行。年來許多災害都是人事未盡，不能怪天。這個問題若得相當解決，對於農業好處之大，可不待言。
這四個問題若得相當解決，則偉大的農業生產力，就可發揮出來。因為我國農業根基素厚，其潛在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只為外面壓迫太重，妨害過甚，都給毀壞了！如果障礙除去，則馬上可以恢復。這雖說是消極工夫，但比較積極工夫收效既速且大。醫家治病都不外疏通障礙，恢復生理固有機能，其理與此相通。但我們如何能除去這四大障礙呢？
甲 中國大社會必須有一總腦筋
我們如何能除去這四大障礙呢？誰來安定秩序？誰來便利運輸？誰去減輕農民負擔？誰負責預防災害？這顯然是個政治問題。照通常說，似乎應當由國家政府負其責任。但從我們對於中國政治問題的研究，已經指出像一般國家那樣來建立中國國家權力為不可能。非啟發社會力量而統一之，不能奠定國家的統一。那就是要藉著鄉村運動來統一中國社會；以全國鄉村運動大聯合的中樞組織，為此大社會的總腦筋，間接操持政權。此理前經討論明白，不再重述。
政治問題的解決視乎經濟條件；經濟問題的解決視乎政治條件；彼此扣合，互相關係，一點離不開。中國政治問題所以要像我們所說的那樣靠鄉村運動來解決，就因為經濟上農業在中國關係太大、痛癢太切，定然被逼地發生鄉村運動，而從農業上謀中國經濟的翻身；於是，大局也就天然要藉此力量才得奠定。同樣地，在經濟上中國果然要從農業謀翻身，還得有個合乎此要求的政治機構來完成它 ，像一般政權是不能負擔此使命的。所以像一般國家那樣建立的統一政權，在中國固不會有；即便有之，也不合用。為什麼不合用？就因為它不能代表農業和農村的痛癢。我們不是問如何能除去四大障礙嗎？障礙並不難除，先要發出對 於障礙有力地痛癢來 。天下沒有難解決的問題，只怕問題隱埋著，感覺不靈通，中國整個社會所依賴於農業者如此其切，而農業之禍釀成到這嚴重地步，就為上下不通，問題隱埋起來。問題的解決在行動，而行動之前要有痛癢的知覺。一切力量都在生命，而知覺痛癢是生命的開端。所以宣達農業和農村的痛苦是第一要事；鄉村運動第一個功用也就在這裡。我曾這樣說過：
在都市過剩的知識分子，好像沒得處用；然而挪到鄉村來，其作用自現。即最無多知識能力的，在鄉間至少也有兩種偉大作用：
1. 鄉村最大病症是愚蔽；從他的一知半解，總可替鄉下開一點知識，最低程度也能教鄉下人認識幾個字。
2. 鄉村最大缺憾是受到禍害沒有人理會，自家也不能呼喚人注意；而他則容易感覺問題，不似鄉間人疲鈍忍默，亦有呼喊的工具——即文字。
第一種作用，好比為鄉村擴增了耳目；第二種作用，好比為鄉村添了喉舌，尤其是回鄉的人多了，此作用必自然發生無疑。果真化除得幾分鄉村的愚蔽，果真鄉村人受到禍害能呼喊出來，中國民族的前途便已有了希望；鄉村建設便算成功了一半！
知識分子於下鄉之前或後，彼此要有聯絡組織。這樣，一旦全國鄉村運動的大聯合組織建立起來，其分布在各地方各鄉村的細胞組織，就不啻是末梢神經，其自上至下的系統，就是一神經系統；而聯合的中樞機關，就如比中國大社會的總腦筋了。必須有此一個總腦筋，而後中國的經濟建設才能講。中國今日要講經濟建設，總非走統制經濟計劃經濟的路不可（但不一定照蘇俄那樣），其先決條件全在有此一機構。鄉村建設要到那時才當真有作法。外邊人誤會鄉村建設像是枝枝節節零零碎 碎的作，其實我們始終主張要有方針有計劃的作法，不過為先從下面發動起這潮流來，就不能不一地方一地方著手而已。
我們將以全國鄉村運動聯合的中樞組織，為知覺和用思想的機關 ，而以政府為行動機關 。 但我們並不想從法律上取得什麼地位，憑藉法律所賦予的權來過問政治。我們只想從事實上能夠做到代表大社會的痛癢，同時對於全國各地方各種問題都有精確的知識和消息，而集中學術人才以學術頭腦規劃其前途，為政府施政的指針。我們知道非形成一種勢力不能左右政治。但勢力不必是強力。我們相信理性就是極大勢力；能代表多數人的要求，更是勢力。我們前頭說過，方針路線，表見於社會自然的要求，只待政府從而輔助進行；又說過在完成新中國的建設上要以社會運動團體的系統為主力，以現政權的系統為副力：那都是指這個說。
一般人對於經濟的崩潰都干著急，對於經濟建設都迫切地要求，而沒好辦法。他們如飢如渴地盼望於政府；不然，就想打倒政府；或者有機會加入政府的，就一心要借政府來發揮自己抱負。誰能說，這一一不都是好意思呢？他們表面上似乎態度各不同，但其病都在眼中只看見有政府 。我敢斷言，如果在社會方面不能形成一大勢力，隱然為主宰，則盼望政府是空的 ；加入政府也未必不是空的 ；打倒政府更是白費 ！翻過來說，如其代表政府的此一大勢力形成了，則盼望方不是空盼望，而構成勢力可以發生結果；有機會加入政府固能發揮抱負，不加入政府也能發揮抱負，政府將順著社會的要求走，更用不著打倒它。
乙 積極使農業進步的三個要點
在「從農業引發工業」一大方針下，為中國經濟建設之統盤地規劃，具體地設計，是要總腦筋建立起來才好作的。不過我們於說過復興農業的消極功夫之後，也可以說一說如何積極使農業進步的辦法。 要積極使農業進步須把握三個要點：
一、流通金融；
二、引入科學技術；
三、促進合作組織。
前說的消極功夫和這積極功夫之間，還有一事，是均調地權；把握得這幾個要點去作，農業的興發進步那是無問題的。除均調地權一事另談外，上開三點互有聯鎖關係，應統合進行，試為設計如下：
我們假設鄉村運動的風氣大開，全國的聯合組織相當成功；那末，大局因之穩定，政府受空氣包圍，為潮流所迫，一切措施都以此為宗旨。我想中央政府最好總持大體於上，凡事情可以歸到各省自作者即不必攬之於中央，儘量給各省去作。其各省獨力不能舉辦，或必須全國統籌乃經濟合理者，則當由中央任之。一切原則之確定在中央；中央拿原則來監督地方，地方於無悖原則內來設施一切，解決他們的實際問題。那末，在一省的行政機構中，實在應當有一個主管農政的農政廳與民政廳並重，而像現在的財政廳建設廳教育廳，認真說倒用不著龐大的組織。此外，則下列機關的設置為不可少：
一、鄉村建設研究院——這是將各項鄉村問題拿來研究，同時並訓練鄉村服務人員的一個機關。所謂鄉村服務人員主要的是指導自治指導合作辦理民眾教育農業推廣的那些人員。這一類的許多工作是應當合不應當分的；這些人員的培養訓練為農村復興的根本，也就是農業進步的前提。假令不設研究院，而設 「鄉村建設師範學校」來負此任務亦可以的。假令像我所設計的 「社會本位的教育系統」能在一省中實行建立起來（《社會本位的教育系統草案》見《鄉村建設論文集》），那末，這些機關都不必設。因為在那教育系統裡面的省學縣學，關於此種研究和訓練自然具有了。
二、鄉村教育機關——此指現在鄒平的鄉學村學，《社會本位的教 育系統草案》中的區學鄉學，前講鄉村組織時所說的鄉農學校等一類機關而言。它兼著運用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兩種方式來負此一社會區域（鄉或村）內的教育責任；而所謂教育呢，則要在社會生活（政治經濟）的改進。其組織以當地人為主體，所以也就是地方社會的一種組織了。
三、縣政研究會——鄉村情形的或好或壞，現在還是看縣政如何為最有力的決定；所以縣政改革的研究非常要緊，縣政裡面所包含幾項專門的事情，如土地如戶籍如衛生等等須另有其研究和訓練的機關，還不在此所說之內。此所說者特指為著鄉村建設而應有的了解與注意，從而為縣政上一般的改善，和陶鑄縣長人才的意思。但我們不主張訓練縣長。因為縣長實是一行政領袖，不同乎事務人員或技術人員可以大批訓練的。主要在物色選拔，此外頂多作一點陶鑄功夫。
四、農業金融機關——農業生產力的增進必以農業金融的活動方便為前提，這是不待說的。長期農業金融以至中期短期的，必須全國為系統地建立，與計劃地分布。
五、農業改良試驗推廣機關——這自然是講求農業進步的機構之本身了。這也是應當就著農林蠶桑漁牧等部門，斟酌本省的特產，為系統地建立與計劃地分布。如其社會本位的教育系統在全國建立起來，則這項機關也不必另設，那裡面都具有了。
六、鄉村建設委員會——這是為上列幾方面機關謀其溝通匯合的一個機構。它以委員十三人組織之：民政廳長或其代表居其一，農政廳長或其代表居其一，鄉村建設的研究或訓練機關代表居其一，縣政研究會代表居其一，農業金融機關代表居其一，農業技術機關代表居其一，再從下面鄉村教育機關同時也就是鄉村組織的鄉學村學，全省會合推選七個代表。鄉村運動團體在這一省應有其聯合組織；這七個人大約就是聯合組織的中樞人物。他們站在社會運動的立場，來推動一切。其詳如後說。
乍看去，這好像超越原來謀農業進步的題目，而談到整個鄉村建設了。其實並不超過；要想促進農業一定要放在整個鄉村建設裡面來作，單從農業上講求農業是錯誤的。天下事愈是目的之所在，愈不能在那裡用力 。凡正面用力，直接用力，都是最笨最沒力量的。一定要從側面四周圍去用力，間接地用力才行。所以要想農業進步，就必須注意和它最有關係的農業金融問題及農民合作運動兩樁事。在農業金融上作工夫，在農民合作上做功夫，才是謀農業進步最有效的辦法，而農業金融呢，又不能單從農業金融上講求，還須注意和它相關係的那些條件；農民合作運動也復如是。所以不謀農業進步則已，要想農業進步，其勢輾轉牽連，必得照顧多方面，那也就是從整個鄉村建設去作了。
還須知道的，我們應當從四面八方往一個地方用力，卻不能從一個地方往四面八方去用力 。常見政府中人既見得教育要緊，又感覺建設為急，東也著忙，西也著忙，照顧了這個，又照顧那個，像這樣八下里用力實在是不對的。真正會用力的，對準一點用力就夠了！凡事原都有個竅要。你必須左也是想它，右也是想它，眼也是看它，手也是扶它，這才行啊！「它」是什麼？「它」就是農業。農業起來，農民自己會辦教育，會修路，會製造，會做所有的事情。社會的進步，是社會自己要進步的；因為人是活的，社會是有機的，他自己自然會向前進步。社會進步實在與生物的生長有些相似，而不像是建築物的建築那樣。你應當以他為主，而不應當你替他包辦一切。你所可作的只在能開動他的生機，生機一開，則社會裡許多事自然輾轉相牽而俱進。中國人現在因為種種窒礙摧殘，奄奄一息，好像是死了，可是假如你從四面八方向農業這一個地方用力，稍微一撥動，機括一活，社會的方方面面就跟著統統動起來，自一面說（如前所說），是為謀農業進步必須從整個鄉村建設來作；自另一面說，也是為整個鄉村建設必須向農業進步這一個地方先用力。如上的設計，就是從四面八方來對準農業這一點上作功夫。要千方百計 來作一件事，卻不要以一個心作千百件事。
明白此意，就知道上面設置的種種機關都是為得合起來作一樁事；而非各作各的事。他們彼此互為賓主，相與協作，是有一種配合在其間的。譬如我們眼光注在農業上，則農業改良試驗推廣機關為主，農業金融機關為賓；鄉村建設研究院為主，縣政研究會為賓；農政廳為主，民政廳為賓。凡農業金融機關作的事都所以為農業技術進步的；凡縣政研究會作的事都所以為鄉村建設的；凡民政廳作的事都所以為農政的。而所有上面這許多機關又都是賓，無非為的下面居主位之鄉村教育機關而設。農業技術的進步決不能單在技術本身著想，也非單靠農業推廣機關所能推進，因為零散的農民小塊的田地，斷無法採用什麼進步的技術的，只有組織合作社來經營庶乎其可以。所以農民合作的指導，在農業進步上極其要緊。此指導功夫在鄉村自歸下面鄉村教育機關去作，其上級主持規劃機關則在農政廳；而人員之訓練培養則在鄉村建設研究院（或鄉村建設師範）。但農民縱然合作了，還未必就有資本從事於改良。非金融上很活便，供給他生產資本，不容易促進他的前進。所以農業金融系統的建立，實於農業有死活的必要。這樣，農業進步就是以合作組織和金融流通為條件。而同時呢，就合作組織來說，他也是不能自己向前發展的，除非在技術上在經營上從旁迫著他要合作才行，非合作不可，所以進步的技術大規模的經營實為促進農民合作之最有力量的。那末，合作又是以技術進步金融流通為他的條件。再就金融一事來說，生產不發達，農民零散無組織，他又怎得流通呢？那末，金融又是以合作組織技術進步二者為它的條件了。三方面各以其他兩面為條件，如環之相連。
我在一九二九年所作《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上說過一段話，正好引來這裡：
夫我固無資本可言，其猶有些許資金則唯在軍閥官僚商人買辦之手，是皆敲剝於農村而屯之都市租界銀行者；其借交易買賣由利以孳利者多有之，至若投資於生產事業，農業工業蓋兩無所可。此時大計，唯在因勢導之以回返流入農村，集於新式農業之開發一途。竊嘗計之，使吾能一面萃力於農業改良試驗，以新式農業介紹於農民；一面訓練人才提倡合作；一面設為農民銀行，吸收都市資金而轉輸於農村。則三者連環為用：新式農業非合作而貸款莫舉；合作新式農業之明效與銀行貸款之利莫由促進；而銀行之出貸也，非有新式農業之介紹莫能必其用於生產之途，非有合作組織莫能必其信用保證。苟所介紹於農民者其效不虛，則新式農業必由是促進，合作組織必由是而促進，銀行之吸收而轉輸必暢遂成功；一轉移之間，全局皆活，而農業社會化於焉可望。（《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三三七頁）
在那時不但銀行向農村放款的事還未曾見，即說這話的也沒有。真沒想到不幾年後這風氣居然開出來。其有力原因，自然是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二年內地農村現金涌流於外埠，外埠現金充斥過剩，金融界怵於形 勢之危險，憬然於自身及大局前途均非使資金返輸於農業，以恢復農業生產，俾內地與外埠之間金融隨土貨洋貨之交易，有出有入環轉流通不可。此事既在兩方面互有需要，所以三四年來進展甚速。可惜其相關的那些條件未能配備齊全，而在此金融自身一面的缺欠也復甚多，所以裨益農業者殊為有限。所謂金融自身一面的缺欠，主要的是下列三點：
一、遊資偏集上海一隅，壅塞膨脹，無法疏導，而內地則金融枯竭，民生凋敝，沾潤無從。
二、銀行資金之運用竟至偏於投機一途（公債買賣，房地產買賣，標金買賣等），尤以公債一項利穩且厚，生產投資遂致無人願做。社會經濟前途危險不可名狀。
三、農業金融系統未得如理建立；此又包括三點：
1. 農業金融在全國金融體系中地位太低微，力量太薄弱。據查全國農民銀行和農工銀行僅三十二家，實收資本三千三百萬元，不及商業銀行一家之資本。
2. 號為農業金融機關，而其中頗多從事於商業放款或證券買賣者。至於一般商業銀行之從事於農業金融業務者，大半在利用其遊資求取利潤，其目的更覺不純。
3. 缺乏農業長期及中期金融。蓋此時農業金融差不多是附屬於商業金融的樣子，故所謂農業金融者多系短期通貸而已；中期已絕少，長期更無有。
總起來說，我們必須：（一）遏止投機贏利之風，而務使資本到生產上去；（二）布置內地鄉鎮金融機構，使資金得返輸於農村；（三）於短期金融之外設法建立長期和中期農業金融，完成健全的農業金融系統。這是振興農業的前提。不過這當然不是一省的事了。
在上面農政是農政，民政是民政，合作是合作，技術是技術，金融是金融，各歸各事，不能不分。然而到下面總要匯合為一才好。「一」 是什麼？就是教育。無論那項事，到了下面與民眾生交涉時，無非是想推動他領導他往前進，那就是教育功夫了。所以一切最好都歸於鄉村教育機關去作。上面要分，下面要合；上面是政治經濟各項專門的事，下面是統括一切的社會教育；上面算是後方，下面算是前線。
鄉村建設委員會的用意有二：一是為上面這大機關彼此交換意見，謀其聯合溝通，俾運用起來得以圓活；一是為政府機關與地方社會以及鄉運團體之間得一交通，互相印證所見，遇事隨時商洽而不使有所隔閡。但須注意者，此委員會不必賦予一定權力。它不是立法機關，它的決議沒有拘束力。它更不是執行機關，它不直接去作什麼事。它只算是一諮詢機關好了。因為我們所求於它的，就在能上下通氣 ，左右逗合在此處 ，愈是職權分明，有所限定，愈難弄得好。倒是沒有決定的影響關係，可以從容商洽；不求結果，卻可以有結果。而在鄉村運動團體之左右政權完成鄉村建設，也是這樣間接地沒有強制意味的最好。
大抵經濟建設多要靠政府主持（類如土地問題，前說的金融問題等為尤然）；而鄉村運動為一種文化運動，獨宜於擔負教育工作。所謂鄉村運動團體大概就以在下面服務於鄉村教育機關的人員之一種結合居多數。在上級各機關服務的人員，或屬技術人員，或屬行政人員，於作社會運動不甚相近，不一定都加入鄉村運動團體。唯有擔負教育工作的人，尤其是我所說的鄉村教育機關的人，最好都是鄉村運動團體的分子。教育（包學術而言）在我們理想的社會制度內應居最高位領導一切；在今日未達理想之域，也不要附屬於政權下，完全聽政權支配，而應當保持相當獨立性。這樣，鄉村運動團體與政府的分野，就是各項行政歸政府，而教育歸鄉運團體；機關屬政府（或地方自治團體），而人員屬鄉運團體。鄉村運動既穩定大局形成統一政權於前，而在此進行經濟建設之時，它更以教育領著經濟建設向前走；一首一尾都是它。它的工作始終以社會大眾為對象，要完成它的理想社會，而工具方法始終不 離教育。政治經濟都在其包涵之中，而超然不身當其事。這是附帶在這裡說明的。
第七節 中國土地問題
和農業最有關係的當然是土地問題。常有人怪我們不大愛談土地問題。土地問題怎麼樣昵？問題哪個不承認？要緊的是在有辦法。辦法也不難想，要緊的是誰來實行？要知土地問題，問題卻不在土地，而在人與人之間。只有分散雜亂的個人意識或其較大意識，而沒有一社會整個意識；只有分散雜亂的一些勢力，而未得其調整凝聚之一大力量；這是問題之所由來。若不略略形成此意識、此力量出來，而只是你談我談他談究竟沒有負責的，又有何用！所以我們認為調整社會關係形成政治力量，為解決土地問題之前提。
不過事情總是彼此相待的，輾轉如環的。固然要待鄉村運動才能形成解決土地問題之負責的力量；可是也須提出對土地問題的主張，才能作鄉村運動，才能調整社會關係，因此亦就不能不談。
中國的土地問題似乎包有三個問題：
一、耕地不足問題——質言之，人多地少。全國土地總面積雖廣，而據專家估計：其高度在三千呎以下者僅得百分之卅五，益以雨量缺乏，每年不及二十吋者約占全面積之半。因此全國人口乃聚居於少數幾個區域：（1）中原區（白河黃河及淮河平原），（2）揚子區（揚子江中下流平原），（3）丘陵地區（以上各平原附近的丘陵地），（4）浙閩粵沿海區，（5）四川盆地。以上五個區域總算起來面積七十萬方哩，占全國百分之十七弱，而人口則有三萬萬五千萬；占全國百分之八十三強。論密度總平均每方哩多至五百人，遠在日本德國以上，與荷蘭相近。而其 中的中原區和揚子區人口之多且遠在世界各國人口最多的英國、比國之上。約計每人平均所有土地，在中原區每人六畝，揚子區每人四五畝，各丘陵地及沿海區每人十一畝，四川盆地每人七畝，而其中尚包有山林水澤在內，不盡可耕。若專從耕地計算，每人得的大約三畝之數而已。論者以此為我農業前途有所限之證。然吾國土地未經測量，人口未經普遍調查，地質土壤氣象雨量均未測定，此種估計自未足深據；故有舉淮河流域及雲南地方情形例證其疏漏不實者（見蕭錚：《中國的土地與人口問題》）。世界各國耕地面積在其總面積中所占分數如英法德奧等國均在其總面積 60%以上至 70%幾；美國也在 57%；最少如日本也且為28.90%。今中國視日本乃又只當其五分之三，何其奇嗇如此殆不可信。另據貝克氏（ O. E. Baker）估計中國土地總面積二四四○百萬英畝，除西藏不計外中國可墾土地約占總面積四分之一而強，而現在所墾者僅占可墾地面積四分之一。此其說視前估者大相懸殊，則彼此難為確論可想矣！復據張心一著《中國的墾殖事業及三大荒區墾殖計劃大綱》所云全國荒地合計為二十萬零五千七百九十四萬畝，為數也多於已墾地。恐怕現在耕地之少，一半也關乎人事，不盡為自然所限。假令一切社會問題都得到好的解決，更從自然科學儘量為土地之改良利用，則前途實遠的很呢！
歸結說，人多地少是真的；還有好些荒地可資墾殖也是真的。一俟大局穩定，政治上有辦法，就當大規模舉辦移墾，非如此不能解除農業上困難。除一面由國家統籌辦理，有的責成各省自己辦理。據我們見聞所及，墾務上最大束縛障礙在少數有資本的人壟斷地權，而耕者不能有其田。果欲發達墾務必須耕者有其田，或在某種條件下為集團經營。
二、土地使用太不經濟的問題——此指農場面積狹小零碎，分散錯雜，既足減少耕地面積，又妨礙耕作，不便灌溉，有阻農業進步，弊害甚大。據查此弊在北方已然，而南方更甚；地主富農所有已然，而中小 農更甚。蓋人口過密，又地權集散轉移頻繁使然。除人口問題另談外，補救之道應當勵行耕地整理功夫，和土地的合作利用。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三、土地分配不均問題——此問題南北各省情形不同，問題嚴重到如何程度也傳聞異詞。所有調查或估計的數字比例，其不易得真又遠在耕地荒地問題以上。所以我們於任何的調查表估計數也就不想引用。我們只承認這是個問題，有的地方且相當嚴重或很嚴重就是了。
土地分配不均，是從土地私有制來的流弊；私有土地的結果就難免不均。要想根本免於不均，只有土地全歸公。然而土地的公有或私有，不是單講道理就可決定其應當如何的；亦不是一句話說辦就可以辦得到的。一種制度的存廢，全視乎它在那社會上還有沒有它的用處，完全是一個事實問題而待決於事實的。據學者考證，土地之有私有權蓋以農地為始，而及於他地。中國過去對於農地私有的反響或則欲為根本推翻，或則欲為相當限制；然而歷史告訴我們，欲推翻者無不失敗，即限制者也收效甚微。及今蘇俄共產雖號為土地國有，而實際上並不能沒收一切農地，只是用種種方法使農民趨向於集團經營，不復戀戀於其土地之私有。大約生產技術進步，社會事實最後趨向亦許在土地歸公，但非所論於今日。今日所得而行者，只是耕者有其田和土地的合作利用，這兩點是我們應當積極進行，不容稍緩的；而這兩點果得作到，其去土地公有亦只一間耳。
平均地權原是國民黨的主張，至今未見實行，也是條件不夠，時勢不容許它。第一個條件自然是能負責解決土地問題的政治力量。有了這個，才能從法律上設為種種限制，裁抑地主，終使其土地出賣；而同時獎勵自耕農，保護佃農。有了這個，才能建立完整的農業金融系統，從長期金融貸款於農民以購地。其它方法種種甚多，而移民墾殖也是一要著。凡往者丹麥英德法等國創設自耕農之法，中歐東歐各國土地制度改革之經過，均足為參考。而不論什麼方法實行之前，總要清查地畝、清 查戶口。在戶籍地籍無從稽考一蹋糊塗之今日，實在是什麼都談不到。大約總須這些前提條件有了進步、事實日見清楚，才好想辦法。辦法也是要一邊想一邊作，一邊作一邊想，才得切合實際而生效。此時空談無益。我們只要決定我們的目標，必作到沒有憑藉土地所有權來行剝削的地主而後已。
使耕者有其田，固已給予農業上有說不盡的好處；但如其各自經營生產，還不是土地合理的利用。我們必須更從土地的合作利用（一種利用合作社），達到土地利用的合理化，農業經營的合理化。不過此事言之不難，行之卻甚不易，須從種種方面來促成之。
第八節 蘇俄給我們的參考
關於土地問題，關於農業經營，關於農民生活的社會化，我們都可從蘇俄革命後到今日的經過，得一些好的參考。現在採摘書報，約略敘述一下共產主義者都承認要行共產在農民很難很難。怕是蘇俄共產政府二十年來從頭至尾費盡心力最難克服的問題就是這個農民問題。其實所要求者只是很簡單的一個意思，就是「由散而集」 四個字。要農民由散而集，非使農業由散而集不可；要農業由散而集，又非使農民由散而集不可。說起來，由散而集這個大方向，原也是我們向前去所要走的路，其所以正好作參考者即在此。我們看二十年來蘇俄政府在此方向上時而猛進，時而迂迴，緊了又松，鬆了又緊，手段則忽軟忽硬，但百變不離其宗。若將其前後變遷總括采記一記，大略是：
一、自一九一七 —二一年三月為軍事共產時期，前進甚急，手段甚硬，犧牲極大，而於事殆無補。
二、自一九二一年三月以後就退下來為新經濟政策，在許多要點上 都放鬆了。尤其施行現物稅法，俾農民得自由處分自己勞動所得之生產物，而廢止從前之強制徵收，農業得很大恢復。許多已成的集團農場則隨著解體而減少了。
三、自一九二五年以後，對於農民較之新經濟政策尤為寬大，稱為新新經濟政策。雖一面農業更見恢復，然一面由此引起農民間之階級的分化。
四、一九二七 —二八年上半年施行左傾政策壓迫富農，手段一時趨於硬化。
五、一九二八年七月因左傾政策而發生穀物恐慌，略示讓步，施行所謂「新農業政策」。同時有名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於是年開始，新農業政策之積極部分即包括其中，側重國營農場及集團農場以代替富農之穀物生產。自是年五月至次年四月集團農場崩解百分之一二 ·九。
六、一九二九年秋勵行集團化政策，再度壓迫富農，手段殘酷，集團農場增加甚速，截至次年一月增七倍強。
七、一九三○年三月十五日經中央會議決，宣言退卻，集團農場隨見減削。截至是年一月前加入集團農場之農戶本占全農戶數二分之一以上者，退卻後即不到全農戶四分之一。
八、一九三一年上半年加緊集團化，八月後復寬弛。是年最可紀者為實行按工作量計酬之法，同時加強農場勞動之組織，集團農場於此乃得一大進步。再則是年牽引機站（Tractor Station）由上年春之一五九擴充至一五七四，此種農業的機械化（或工業化）實為助成集團經營之最有效者。由此兩點而後蘇聯之農業集團化乃入於坦途，量日增而質日進，截至一九三六年集團農場之農民占其全國農民總數 90.9%，殆可謂完全成功矣。
以上只是就他二十年經過曲折記一記，還須明白其農業經營的幾種方式，和幾個重要問題，才能得著其中給我們的教訓。說到他們農業經 營的方式，先可以大別為三種：
一、國營農場（State farms），又稱蘇維埃直接經營地，是國家經營的一種企業，好比他們工業上的大工廠一樣，以國家為之主，生產所得應歸國家。其土地大半在革命時由大地主沒收而來；或於人口稀少之大片荒地設置之。
二、集團農場（Collective farms），此文分三種，詳於後。
三、個人農場（Individual farm），農民個人私營之農場。
這三種方式中，第三種將近消滅，第一種國營農場開頭那些年很置重，而到現在則第二種集團農場站了最重要位置。有人推論說，第三種都要變成第二種的，第二種都要變成第一種的；那是錯誤不明白大勢的話。第二種方式之中又可別為三種：
一、農業公社（Agricultural Commune）或譯共產農場，農業共產體等名稱。在此種組織中，合許多農民的保有地為一大農場，生產消費都社會化，仿佛要達於共產理想的樣子，視為集團農場之最高形態。共產政府在初原置重於此，一九三○年以前也曾一度發展甚速，旋又解體不少。
二、農業合作社（Agricultural workers union）一名阿特爾 （Artels），這是現在集團農場的標準方式，凡今之言集團農場者皆指此而言。那也就是說，在俄國農業經營所有方式中，在今日以此為最重要最通行的了。然在當初（一九一八年）那時國家的農業人民委員會並未加以注意 ，故未得辦登記，直至一九二○年十一月二日以前還沒有何等成文法規。經過多少閱歷之後，在一九三○年三月和六月黨中卻才兩度議決公表，以此為建設集團化農業之基礎形態了。按此種組織的特徵 ，在一面有公 ，一面有私 。基本的生產手段皆歸屬於公。而社員仍保留一些私產，如宅地果園菜園和牝牛小家畜（豬羊雞兔）等。在生產上極社會化，在消費上就不定然。一九三五年二月召開集團農民大會曾討論修改 這種組織章程。關於一切的事都重新有詳明的規定，同時訂明此種農場土地為國有財產，但得永久占用。最近公布的新憲法又重予保障，以為社會主義社會組織的基本原則之一。大約變化多年的蘇聯農業社會就確定在這裡了。
三、土地耕種合作社（Collective Cultivation），此為集團化的最初級，不但消費沒有社會化，即生產手段也為私有，常不能為有計劃的利用，不過集合耕作而已。這種組織在初也曾發達很多，今則都改進於前一種阿特爾方式矣。
如上所述，各種方式中以農業合作社最成功。促其成功的條件固非一，卻是其中有兩件事要說一說的：一是按工作量計酬，和加強農場勞動之組織；一是牽引機站。茲分釋如後。
集團農場按工作量計酬之法，和加強農場勞動之組織，是一九三一年才實行的。一九三○年前大多數農場勞動既無分隊之組織，其分配所得又皆依人數計算。蓋一則由於幹部人才之缺乏；一則誤認共產社會人人可得均等之分配。此時勤勞者所得不見多，怠惰者所得不見少；更以勞動無組織，各人工作必待管理幹部之巡迴指揮，故秩序凌亂，勞動能率極其低下，對於機械使用之不注意，馬匹管理之不親切，猶其餘事。按工作量計酬者，折衷以普通一日之生產能力為準而定為一 「工作日」，最後計日給酬。看其工作成績及格不及格，不問其時間。又分工作為輕工作、中工作、重工作、專門工作等若干類，然後再以適當方法換算其工作日為幾何。此分類及其換算例，得由各場自行因宜規定之。於計量之外，更注意其工作之質。同時於勞動分為大隊小隊等組織，從其一隊之工作量勻計而為其隊員每一人之工作量。如是則其一隊之中自能相互督勵以謀其工作質量之向上。每隊人數不可過多；多則工作能率減。蓋人數少者，工作易於計算，且易於統制也。又當使工作者依附於一定之機械或農具，則他對之自覺有責任，也自然生愛惜。又如養畜，必使工 作者繼續於數年內管理其一定數之牲畜。其理也同。
牽引機站乃最有力於農業之社會主義的改造者。蓋唯此可使社會主義的經營形態有技術的設備。史達林嘗稱之為小農經營與集團經營間之橋樑；唯以此橋樑乃得導幾百萬農民棄其個人的經營而過渡於社會的經營也。牽引機站不只有牽引機，其它整地播種耕耘以及收穫等機械，均有置備，集團農場可與牽引機站訂立契約，由該站供給機械，派遣技術員，承攬一切關於農業機械方面之工作；農場則提供人力，照種種計劃實行生產，而以其收穫量四分之一為租金，並將所余穀物經由該站賣給國家為條件。農民之欲成立集團農場者牽引機站盡其所能而指導之援助之。他如各種機械如何使用，如何修理，牽引機如何運轉，對於農村青年皆有講習會之設；是故農民大眾之活動與勞農國家之技術的援助實完全結合於牽引機站之中。比年其任務更見擴充，凡村圖書館、託兒所、治療所等皆在其管理下而建設起來，並發行新聞。質言之，牽引機站已成為農村文化之中心。它使農村之文化水準及生活組織與工業勞動者之水準相接近，促農村於工業都市化。每一牽引機站平均約有五十台牽引機，照顧五十個集團農場；於是集團農場與集團農場之間又以此聯結起來。全國共五千多牽引機站，又聯屬於其中央部；如是，集團農場又集團化了。
我們為什麼要敘述蘇聯的農業建設經過？為得是從這裡面可以看出一些道理來，試分條言之，如下：
一、經濟生活社會化是必要，但社會與個人或公與私兩面兼顧，不可太偏一面，抹殺一面。這亦就是說，要農民由散而集是必要，但不可一味求集，還須於集之中有散才行。在執政的共產黨，本以國營農場或農業公社為理想目標；但閱歷二十年 ，結局卻在當初所不注意的農業合作社 ；用盡心力，辛苦備嘗，而後得的事實教訓如此，還有什麼話說呢？所謂事實最雄辨，這比多少思想辯論都深刻啊！但共產黨和反對共 產黨的人怕都不免對此要解釋為人類自私心（或利己心）之不好克服；那卻又錯了。此中道理看後面便知。
二、「凡事強求無益，欲速不達。」 二十年的事實教訓，將這兩句話算是發揮透澈了。在列寧以及許多共產領袖或理論家，未嘗不諄切明白地說，不要強行收取農民的土地，不要強迫他們集團化。乃至集團農場的組織條文上，亦未嘗不申明在農民的自由意志、自動參加。似乎執政者不應當再有那樣強硬慘酷的手段了。然而人類就是這樣，「明白自管明白，錯誤還是錯誤」；一次錯了不算，還要再錯，三錯、四錯都不完。有權力的人拿著權力不用，大概甚難其人。而且他總是沒視對方的。最後還是承認了農民自身力量，而徐徐引進之，才得成功。
三、一個人就是一個生命，一個活動的中心，—個活動的小單位。你必得承認他有他自己的力量；你必得尊重他自己的感情要求，予以適當的刺激 ，而導之於你所希望於他的活動 ；——如其你對他有什麼要求，這是最聰明的辦法。凡事，你要利用他自己，不要不利用他，最好的文化就是增盛人的生命活動的文化 ；反之，最不好的就是那減低阻礙人們生命活動的 。在我解釋，為什麼不可沒收農民的土地？農民的土地就是他生命活動的一個適當刺激；收取他的土地，即撤消其適當刺激；而生命的反應活動失其著落。為什麼集團農場的工作者最好是依附於一定之機械或農具？又養畜者為什麼必使於數年內繼續管理其一定數之牲畜？都因為這樣就是予以一適當刺激，引他發出你所希望的反應活動（自覺有責任，自然生愛惜）。共產黨總罵農民的土地私有欲，其實都有不少誤解。試問依附一定機械，繼續管理一定牲畜，也是私有欲嗎？適當刺激也不是呆的，可以換替轉移；但你總是讓他活動有出路，就好。戰時共產和新經濟政策的不同比較，在我看一則驟然以團體代個人而活動，大多數個人生命的活動減低被阻，簡直都停下來（在戰時共產時期食糧供給全由國家獨占，無論何種團體也不能利用自己之資源以支持自 己，個人的活動絕無可能）；而一則是恢復個人活動，且利用其活動徐徐引進之。這裡所謂活動主要的是心思情趣的活動；缺乏心思情趣的活動，則雖活動而是機械的，沒有自己的。心思情趣又恆必寄於現實標的（此亦即所謂刺激）。沒有所寄固不行，若太廣漠，或太抽象，或太不定亦不行。現物稅為什麼比穀物強制徵收能鼓勵農民之生產活動？就是為有了確定範圍好算計，心思情趣得其所寄。集團農場按工作量計酬之法，為什麼遠比依人數均等分配者能提高勞動能率？又加強農場勞動組織後，為什麼比以前勞動能率提高？都是為以前的刺激太不夠，而後來則能對著每一活動的小單位（個人），較仔細較複雜較親切地予以刺激，他自然要有其反應。這裡不要說什麼自私（或利己）！沒有什麼自私，也沒有什麼不自私。當生命興奮活動得趣，那裡還顧得什麼自私不自私呢？或者：你叫他自私，他就自私！你叫他不自私，他就不自私！你愈阻礙他的活動 ，他愈自私 ，你愈引發他生命的活潑 ，他愈沒有自私 。全在你怎樣對付他，怎樣引導他（所以我覺得可怕的不在社會多數人的自私，而在政治家的愚蠢）。
以前提過的胡石青先生，他頗能明白上面的道理。他著的《普產主義大綱》上就說，經濟不單是養活人的，並且人還要藉著經濟表現其生命作用。所謂表現其生命作用的，大約是：
1. 為能自由施行自己之經濟計劃；
2. 為能直接欣賞自己勞動之成績；
3. 為能獨立處分自己勞動之生產。
這也就是說：你只維持其生命存在，而不讓他心思情趣得所活動，是不行的。因此他批評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雖然兩相反的東西，而結果都犯一個病，就是「少數人掌理所有產業，獨享運用腦力之特權；大多數人受支配於機械下作其侍役，雖努力無由變其環境……實為人類天性所不能堪。」他的普產主義建立的根據，即在「人惟自己有產，乃能有 支配處理之權；惟有支配處理之權，乃可自由表現其生命作用。」他主張產業應分公私二類，而總結說：
資本主義者少數人有產，多數人無產之經濟制度也。共產主義者國家獨有產；人民皆無產之經濟制度也。普產主義者產業有公有私，所有之各級政府及團體個人皆有產之經濟制度，而其尤要者則人人皆能有產也。
在原則上，他這些意見都很對（《普產主義大綱》後半所說許多具體計劃則不敢同意）。最好的文化一定是最能讓人類得以表現發揮其生命作用的文化。
四、心與物是相關的兩面；在推進合作上（集團化）應當里外兩面同下功夫。例如從農業的電氣化機械化而使農民不得不集合起來協同經營，再沒法散開，就是從物的一面或外面下功夫；用教育啟誘鼓舞而使之合作，以及應用心理學的種種方法，都是從心的一面或裡面下功夫。現在人多半喜歡看重物的一面。即我自己也常說，凡事總是反面逼的力量大，正面引的力量不大。然而兩面要同樣注意，不要只見一面，則是無疑的。河西太一郎所著《農民問題研究》，其中社會主義與小農土地私有權一章反覆說明小私有地之強制收取的不應該，也不必要；而從許多社會主義農業生產的模範實例（國營農場及集團農場）如何有利給大家看，再用演說檄文種種宣傳教育功夫，就不難使小農捨棄其固有經營，而小私有地也就自然而然融為社會所有。這表面上近似空想，而不是空想。又從這些年來蘇聯農業集團化運動中，深切知道農村青年心理最易接受新理想，其為助甚大。凡此皆足參考證明。
第九節 農民合作與中國經濟建設
中國與俄國同為世界最大農業國；中國與俄國同以農民問題為其最大問題，中國與俄國同以工業化為其應取的趨向。除了不要忘記中國過去歷史文化背景的特殊，以及自然地理經濟地理上的不同外，所有他們二十年來的變遷閱歷，無論在前途目標上，在方法策略上，真是我們再好沒有的借鑑。而所謂文化背景的特殊呢？簡單扼要地說，那就是中國人沒有俄國入那衝動性，中國社會沒有俄國社會那機械性，中國是已成熟的文化，俄國是未成熟的。就地理說，則中國地帶溫暖，天惠較厚，農業經濟開發較早。綜合起來說「窮則變，變則通」，中國現在固然是非變不可；然而一種極端地變則不可能 。在先，我們原已從種種方面推斷中國必走合作的路；今借鑑蘇俄更得證明是不會錯的了。在同一大方向（由散而集）上，俄國且不能作到極端者，則中國更如何行？假定個人主義是一種文化，集團主義是一種文化，它（中國）將折衷於其間。
中國經濟建設一定要築基於兩點之上：
一、以農兼工；
二、由散而合。
入手在此，收功也在此，此外再沒有旁的問題。如何促進農民合作，又是如何工業化的前提。或者說，二者迭互為緣，相偕並進的。工業化問題隨後再談；且一言合作。嚴格地講，在蘇聯是沒有合作的，雖然集團農場第二第三兩種也像是合作，尤其是它有大消費合作系統。然它只是在集團主義下酌量地容許了個人活動而已。質言之，其意在集團，其意不在合作；有時好像合作，亦是一種手段。因此它的大消費合作系統，一上來是強迫入社制，沒有入社股金的。後來雖改變很多，與其他國家的合作社頗相近了，但終不是。下面一段話可資參考：
蘇聯的消費合作，外觀上頗與其他各國相類似，實質上卻仍有根本的差異。蓋蘇聯合作之所以廢止強制入社制度，合作社的設立與社員的進退，一聽其自由意志，並且解除合作社對於物質調達與物資配給等國家的任務，而使其活動得以自由者，乃新經濟政策實施後的當然的歸結；至於支配資本主義諸國合作的各種最重要的原則——例如，合作社的自治，獨立，及民主主義等原則，完全未能採用；這是因為在普羅階級獨裁下的蘇聯國家，消費合作只被認為是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一種手段而已。（《農村合作》二卷二期，《蘇聯合作事業專輯》）
原來在經濟生活社會化上最不好克服的兩大障礙，一是小農經營，一是私的商業。這裡的消費合作，實蘇聯用以克服私的商業者；前說的農業合作，則用以克服小農經營者。倘把國民經濟的諸種活動，概括歸納於農工商及金融四種；那末，蘇聯的工業與金融既經社會化，所遺農業與商業兩種社會化的事業，就付託於農業合作與消費合作了。名為合作，實為國家的從屬機關，擔負著國家所付的任務，為其計劃經濟之一環。
然而在中國呢，擔負集團化運動之一大力量（階級專政）根本不會有；當然也沒有像蘇聯從集團化而降格的合作。中蘇之間的比較，將不只是進程上有差度，而是從出發點不同，命意不同，歸結必然為兩回事，雖然眼前都是要趨向於集合的。中國的合作就是合作，不是集團化的降格；同時也不是個人資本主義經濟的從屬事業或補救工作，如在其它資本主義國家者。主要地因為中國必靠合作行生產；——所有生產與分配，農業與工業實則都要以合作行之。我們對於前途目標所在，能以有這樣地確信，除有見於自己文化的特殊外，更有力的實為借鏡蘇俄所得到的教訓啟發。
在促進農民合作的方法策略上，除條件不合者自也不能強學外，其可師取於蘇俄者當甚多。近年國內農村合作運動為前此未有之盛。其粗製濫造，量高質低，固各地方之通病；而一般只偏在農業的流通過程上（如信用流通——信用合作；產物流通——運銷合作購買合作），而忽略於農業的生產過程（農耕生產及農產製造），尤為缺憾。今後必須儘可能地師取蘇俄使農業集團化的那些法子；非如此到底不能使農業進步，到底不能使農民當真組織起來。或者為土地之合併經營、或者為農具之合作利用，總須朝此方向大大致力，千方百計務使達於可能的最高度。有人說：
合作運動如果只局限於流通部門，而不積極地向生產方面涉及，則易墮為資本主義農業榨取的工具。充其量也只是小獨立生產者之向資本主義適應的方法，是表面的、空虛的、寄生的；對發展農業振興農村，雖也有相當效能，但有個非常狹小的界限。所以合作運動之充實自身、強化自身的方法，就是積極向農業生產部門滲透，而其第一階梯就是農具利用合作社的促進。（《鄉村建設》半月刊六卷十三期，尹樹生：《農業機械化與農業利用合作社》）
這是值得引來稱述的。
友人黃明先生在廣西柳州農村建設試辦區，有一種推行合作主義經濟組織的計劃，我覺得甚有意味（似尚少見有人這樣談過，亦或我知識太陋）。今簡略地引述於此，為將來推行合作之一參考。以下採錄黃君文句，有不當處，其責在我。
合作社運動，本身為一種自覺的運動。
合作社欲增厚實力，必確立系統，一面堅固內部的基礎細胞組 織，一面聯合各級合作社，結成經濟組織網。
合作社運動必根據其地方的經濟事情。
上為合作運動之特點，應當認識的。至其著手點則可大別為三：一是從上層著手，如以國家權力規定法制，保護獎勵。二是從下層著手，如鼓吹勸導於社會。三是承上啟下，作中堅運動，如各國合作系統有其中央會者是。三者之中，以能把握中堅者可於短期收健全發展之速效。黃君就是要從事於此。他又提出一原則，說 「不以所以利民者擾民，不強人人猝作未經驗之組織。」那就是先從中堅作種種的布置，慢慢納人民於合作，於不知不覺中前進，而引其自覺，歸其自營。——好比是訓政時期之過渡一樣。
怎樣布置呢？先於本區（農村建設試辦區）成立鄉村經濟組織事務所；此「相當於他國合作社中央會之地方的雛形」。蓋就當地之小農經濟情形看，「認為此種農業自身無統制，殆將永遠沉淪於弱者地位」；而求統制莫善於合作的經濟網之組織。於此，必須把握其經濟生活中幾個重要問題：
1. 食糧問題；
2. 金融問題；
3. 日用共同必需品外來，和自己生產品輸出問題；
4. 農業生產問題。
因 「認定食糧與金融具有種種特殊性：食糧多涉及公益範圍，有一部分強制性；金融最忌與事業相混淆，尤需互相信用；故於整個合作社系統中仍各另成一系統。」購買和輸出以及其加工利用（為消費而加工、為輸出而加工、土地機械之利用）等，暫混作一系統。假令為行生產而切實合作起來，則第四項也可獨立。於食糧則成立倉庫；於金融則成立金庫；於買賣等則成立公店；於農業生產則成立農場。
把握問題決定系統之後，應即就當地社會認定 「要塞」所在，集中於要塞工作，以為初步進行。「所謂要塞工作者，系就本區東西南北中央之經濟中心地，也即農民』咽喉之地』如洛用姤、柳城、沙浦、東泉、柳州以及長安等處，擇其最要者認為要塞；而以次建立倉庫及公店等。」 此種要塞系聯貫作網狀系統進行。如前最要之要塞擇定後，即以此為中心，而將本區更劃為若干小區；「凡區內次要地如上雷長塘等處」，復按照進行（如是得為三級幹線之分布）。「其下以各村落原始的合作社如蔗農糖廠之類，為基礎細胞組織。」
農民生活脫不出這幾個問題，而且總要從咽喉之地走過；那末，就讓他和這些公店、金庫、倉庫等發生交易的關係。例如在公店買賣，在金庫儲蓄或借貸等之類。公店之主要目的，一在對本區內特殊農產品（甘蔗木薯等）加工與售賣統制；一在對本區內日用共同必需品（食鹽棉布等）加工與購買統制。金庫之主要目的，在樹立本區內農業金融系統，以金融力量輔導農業，更以與一般金融界通有無。倉庫則於收穫涌盛時吸收相當食糧數量，年中按平均的消費量以平均價格售出；以調節本區食糧數量與價格，對生產者與消費者作安全保障，為其主要目的。此三系統工作，彼此相得而功用益宏。如農業倉庫網與其它兩系統相聯絡，集中農產品（如蔗薯），以便共同加工，共同售賣，並以此增加本區金融機關信用，以便向一般金融界通資金。至於助長本區交通事業之發展，更為顯見（交通事業屬於利用合作）。
農民願與本區公店等機關交易的，須經本區認他為 「區友」。此種認定區友制，實相當於他國合作社之預定社員制；意在先示以合作社之實際利益，以促其自覺。他繼續就指定的那些機關照規矩交易，即可按其交易額分配其應得之剩餘金，積作社股，取得社員資格。分布在要塞的這些機關，起始都是試辦性質，期於五年內以其經營實績，相當的基礎，逐步改為人民自己經營之合作社。其中關於本區對試辦機關之出資， 實相當於他國政府對其國合作社中央機關之出資，仍與其它社員平等只取得一票權；在試辦時期本區所負之責任，實相當於「訓政時期」之責任。
上為黃君設計的撮述，雖不詳不盡，已可見意。我於此為外行，不敢作何批評討論。不過我認為這樣的設計，深合於中國農民未能自覺而有待於怎樣啟發其自覺的那個需要。年來為著「推進中國合作事業應走合作政策之路，抑合作運動之路?」國內曾有兩派相反的主張。一派主張由政府執行合作政策，大規模推行，期收速效而應目前急需；且在今日統制經濟計劃經濟的世界潮流中，對於合作事業也非有相當之統制與計劃不可。一派主張由社會方面努力合作運動，因為合作事業原為民眾自覺自動自主的社會經濟事業，只有從社會運動而開展出來的才親切實在，才組織健全。政府推進，效果不良，現有明證。友人張國維先生曾羅列兩派許多理由，作一比較的研究，結論謂「各有長短，且彼方之長即此方之短。此方之長即彼方之短」。他主張「由合作政策與合作運動兩方面同時進行，並須使此兩方力量溝通調和，截長補短，相互為用」（原文見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大公報）。其實在鄉村建設，在民眾教育，也都有這個應當由誰來推行的問題，而且其問題的解答也有這麼兩派；兩派之長短互見，也同乎此。乃至現在事實上多靠政府推行，也與合作事業正復相同（據查全國合作指導機關百分之八十七屬政府，百分之十二 ·七屬社會團體）。其由政府推行者之耗費大，效率小，不親切，不實在；亦一般無二。我們在前講鄉村組織時，已將歷代政府推行鄉約的失敗，丹麥民眾教育由自動之成功，都講的很明白，正好相印證。所不可忽視的，就是為什麼這事政府辦不好，卻還都落歸政府去辦？此其來由就在我常說的：中國革命不是內部自發的，農民是沒有時代自覺的；要待教育來完成革命，而此教育又必是「政教合一」、「建教合作」的那個教育。換言之，一切都是被中國問題所規定。我說黃君的設計深合需要就是為此。
同時可以曉得，要想合作事業有相當統制和計劃，很快地普遍推行全國，而又組織健全合理，那也就必須走我所說鄉村運動這條路。這條路亦是為中國問題所規定的。我們既認定農民自覺必待啟發，經濟建設必須統籌；再明白中國的經濟建設就是合作社的建設，鄉村運動正以合作運動為其中心工作；那末，中國合作事業的推進，自然就是一面繫於政府政策，一面繫於社會運動了，其運用的要點。在以政權間接地操於全國鄉村運動大聯合體；如前段「政治問題的解決」所講，此不再說。張君（國維）要「使此兩方力量溝通調和相互為用」的那個難題，在他只有理想沒有辦法的，在這裡得到解答。黃君的設計若希望為合理的採用，唯在這條路上乃有其實現的可能。
我認為中國經濟建設的下手處就是組織農民。因其事總無外一面促進生產，一面統制消費，以求經濟上之自立與自衛；而無論你進行那一個問題，都自然要找到他身上。——生產靠他生產，消費靠他消費。此時既以他為中國經濟問題的主人翁而言組織，那自莫善於合作主義的經濟組織了。所以我看中國果然要進行經濟建設，頭一著就當有計劃地大規模普遍推行合作於全國鄉村，要於短期內將農民納於合作組織中。這樣無形中就將農民都變成經濟的戰士，而提綱挈領便於指揮。組織起來就為的是促進生產，統制消費。接著就從農業生產發出來對於工業的需要；從農民消費發出來對於工業的需要；而此時憑藉著合作組織的基礎，一轉手間不就將工業建設起來了嗎？——自然在負責方面當合作組織推行的時候，就要作許多工業建設的準備功夫以應付此需要。
第十節 工業化問題
農業是我們圖翻身的一種憑藉；要翻到工業上，才算是翻起身來。 談過了由散而合之後，就要談由農到工。
如何工業化，普通說有兩條路。一是統籌全局而實行工業建設；一是追求利潤而工業自然發達。現在的中國人大抵都想走中間（我們也然），誰也不敢說走一邊的話。而其實呢，骨子裡都側重第二條路（尤其政府中人為然）；唯我們則真是側重第一條路的。從反對資本主義來說，從要完成社會的一體性來說，我們的鄉村建設原是一種社會主義；那末，在這工業化問題上能不能實行其統籌建設，就是我們之成功失敗所攸關的了。
亦許政府中有人自傲地說「我是要實行統籌建設的」；或學者們高興地說「我是主張統籌建設的」；那都不過白說罷了。散而且亂一塌糊塗（一切調查統計均缺乏）的中國大社會，從那裡統籌起呢？要想統籌，須先將擔負此統籌任務的力量形成了，才行。這不同乎營利的工業。營利的工業其發達的前提，只是要有資本和市場，此則完全靠那負責統籌的一大力量來調度。計劃經濟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呀！試看蘇聯政府二十年間碰了多少硬釘子。像中國這樣政府根本沒有這氣魄。勉強撐，也撐不住。大約對全中國說，永不會有能強霸到底的政府，我們也不必作此希望。然而在全國鄉村運動大聯合，從社會而穩定了政局，普遍推行合作後，則此一大社會各方面關係漸就調整，整個社會意識漸明，它卻自會發生統籌的渴求，而以各種系統漸立（鄉村運動系統，政府行政系統，合作組織系統），亦不難實行籌劃。此與蘇聯稍有不同，它像是「唯其能統，故能籌」；我們是「以其能籌，便能統」。一則恃乎氣魄勝；一則恃乎條理勝。條理最要緊。蘇俄要在革命十年後才走上計劃經濟的路，就是前此條理不足。氣魄條理兼而有之，它才得成功。我們在系統未立條理不清之今日，萬談不到統籌；即在將來，所謂統籌也是相對的說話，不是蘇俄那樣。
假若我們將生產分作三種：一、工業生產——無機物的生產；二、 農耕生產——植物的生產；三、牧畜生產——動物的生產。那末，這三種照其順序實在是三級。即愈前者愈死呆，愈後者愈活動：愈前者人對它支配控制力愈大，愈後者人對它的支配控制力愈小；愈前者愈能適用機械，愈後者愈不能適用機械；愈前者愈能集中為大規模經營，俞後者愈不能集中為大規模經營；愈前者愈好計算和管理，愈後者愈不能集中為大規模經營；愈前者愈好計算和管理，愈後者愈不好計算和管理。因工業具有如此性質，所以工業最當統籌建設；其理由是：
一、工業是產業中最易社會化，最便於歸公的，它就要首先歸公。所以旁的或者不一定統籌建設，這個定要統籌建設。
二、工業容易集中為大經營，有的工業且必須集中，或集中為便；因而勢力雄大足以左右一切，必由國家經營管理才妥當，所以要統籌建設。
三、凡為工業根本之天然富源如煤、鐵、石油、水力等，差不多是全國生產事業的命根，自不容私人占有，乃至也不容地方割據；其如何開採利用自應統籌建設。還有鐵路、輪航、電信、飛機等之超過地方小範圍的，當然要統籌建設。
四、工業和農業比較：後者為我夙有，只待改良；前者簡直要從新建設。恰好它又是最容我們作迎頭趕上去之規劃設施的，所以必當統籌建設。
我們對於農業只說積極求進步，而於工業則雲統籌建設，就是為此。更須知道的，我們就為統籌工業建設，而不肯隨便走那工業發達之路，所以才作鄉村運動。假若我們也肯隨便走那工業發達之路我們就用不著講鄉村建設，作鄉村運動了。——自然，我們同時也是看到那工業發達之路是走不通。
我深信中國是要從鄉村運動才得統籌工業建設；但我也知道這裡怕不免有一種困難。這種困難旁人也許看不出，而我自己卻想到了。什麼困難呢？
原來工業化之所以為工業化，其要點就在以物理的動力（電汽等）和機械代替人力畜力。這本是提高文化的妙法。但人若要以其勞力換他生活所得的時候，就不肯接受。在自由競爭的資本社會呢，不顧他人是死是活，只要減輕成本增加利潤的，什麼技術馬上就被採用實行。多數工人遭受無情的排斥，工業的進步實在殘忍中進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自然未嘗不可以此而逼著開拓其它事業，也能養活人；或者生產量增加，生活費便宜，也能養活人。然而這其中總有許多人被犧牲，則是一定的。在社會主義的國家呢，一切由政府計劃調度；調度得宜，自不致有被犧牲的事。然而得達於從容調度這一步也甚不易。觀於蘇俄之有今日，也是經過大犧牲來；則工業化的高度文明，簡直都是血換的。而我們這條路呢，則一意從平穩過渡那個地處設想，整個的打算從頭到尾皆以多數人為重，結果怕是受多數人之累！蓋既不使其有自相斫殺的殘忍競爭，又沒有將大權力量都提到上面來，則多數鄉下人真或可以累贅著工業化的進行。他們人口密度己高，而安土重遷。他們知識欲望都低，容易滿足於當下的生活。而中國工業（特指為日常消費的那些工業）如我所想，又將建立在「鄉下人以其自己的勞力，加工於其現成的原料，以滿足其自己需要」的那條路上。此時他自己反正要吃飯，反正要活著，自己的勞力簡直不算錢；那末，為什麼要熱心採用電力機械呢？恐怕從他自己身上難得發出高度工業化的要求，這是我所慮的。群眾到底是庸凡的，不夠智慧的啊！
那末，如何克服這種困難呢？我可以回答，克服這困難的根本一著，就是提高社會的明智力。蘇聯之成功，靠它國家的強制力；我們的成功，則有賴於社會的明智力，或曰社會的腦力。社會原可看作一有機體；如我們上面所說頗有條理組織的社會，更像是一高等動物的機體那樣。此時問題，正好比一動物身體龐大而頭腦發達不夠。必須更進一格，像動物中靈長類人類這樣，頭腦很發達才行。頭腦發達明醒有力， 多替身體作主，自無昏沉遲重之患。具體的辦法就是我前在講鄉村組織時所安排的「推動設計機關」，在完成中國革命工作上所安排的「文化運動團體系統」，和後面講整個社會結構所說的教育應居於首位而領導一切。我在前有這樣幾句話：
推動他進步是必要，領導他有方向的進步更是必要。中國此刻頂要緊的就是有意識的、自覺的、有計劃的往前推進社會；也就是以上所說的我們要想法子構成一個大的系統（即文化運動團體系統）。這個大的系統，也可以說是一個大的網。我們要有眼光的看準方向去推進社會；不能等著內地鄉村沒有眼光、沒有方向的農民去瞎碰瞎摸。推動設計本為立法機關的事，我們把他分開了，我們從立法機關中又分出一個推動設計的機關。——本來團體意思的決定應付之於公眾，一件事情要如何辦法，須大家表決。我們也是把意思的決定付之於公眾；不過要由有知識的人（教員）提醒大家，大家再想一想之後以為不錯，都同意承認了，就算是團體意思的決定。現在的農民，非有人替他出主意不可，這個機關非特別提出來不可；因為現在的農民對於很多重要的事情他都是模糊、因循、迂緩、不知注意。（前講《鄉村組織》）
其餘請參看前後文。總之要造成社會向上求進步的氣勢。集中有學問知識的人才，開出多數人接受少數高明人領導的路子。簡言之，就是提高教育在社會中的地位，而加強其機構力量。這是一個根本；從這根本才可以生出一些方法來。
自然有了根本，不難想方法；教我們現在想方法是不夠的。但我們也無妨略想一想。我推想：總得中央負責方面先將為工業之根本的那些工業統籌建設，使所有生產技術工業化的條件都準備好，而給他送上門 去，實為最要著。
第一要供給動力於全國各地。將全國產煤、產石油、和有水力可以發電的地方，調查清楚，確實估計；而後將全國劃分區域，統籌分配，次第開發利用，以供給工業上的動力於這些區域內。這樣，農業及其它生產運輸事業，自然就進於工業化。據說：中國煤藏從相對地位說，可居世界煤藏之第四位，從絕對數量說達——217,626,000,000噸，殊不為富；假使他日工業發達如美國今日者，則不過用四百餘年；論其分布則幾遍全國，特以山西最富，閩浙最貧。石油儲量從前曾傳說陝西甚豐；而據美孚公司勘查，則謂少量是有的，中量難言，大量絕無。其後地質調查所又論證其不確。此外四川、甘肅、新疆、西康、貴州等都有的，量數似亦不豐。除正式石油外，油母頁岩則在熱河遼寧有之；撫順一處就頗可觀，現在日人正從事提煉。這樣，石油要算很少了（以上均據社會調查所出版：《鐵煤及石油》）。水力發電，視其它為勝，最為現在人所稱道。煤及石油不足者，正可靠水力；如美國東北部之新英格蘭諸州即是如此。日本可用之水力約達六百八十萬匹馬力，而已利用之水力竟達四百匹馬力以上。其由水力發電之量，約為火力發電之兩倍。又如蘇俄第一次五年計劃之中心事業即為有名之第聶泊河（Dnieper）左岸大水電廠；規模之大，計可發生八十一萬匹馬力，為遠近好多農工業所依靠。中國可利用之水力，尚無詳確之調查。據前年世界動力會議之報告，約有二千萬匹馬力，占全世界可用水力百分之四，略次於美國，為世界水電事業希望最大國家之一。舉其著名言之，首推長江宜昌以上之三峽。自重慶至宜昌計程約六百五十公里，兩岸連山，江流下注，據估可有四百萬匹馬力。西南貴州廣西間之烏江柳江及紅水等皆甚有水力可用。北方黃河及其支流渭涇諸河之上流，估量皆很大。據德工程師巴爾克之估計，僅就寶雞山谷一處積水，以供電力，即可將渭水引灌北岸高原田地五百萬畝，且可將所余電力供給各種工業及將來隴海路西蘭段火 車發動力之用（以上據《南開經濟周刊》第一百四十四期；《經濟建設與水力利用》）。凡此如何調查，如何計劃，如何建設，皆應由中央負責統籌。
次則同時要注意鋼鐵出產和機械製造，也同樣為有計劃地供給各處。因為動力沒有機械是不能動的；而機械沒有鋼鐵是制不成的。據說中國鐵礦砂儲量最近估計合勘采儲量及未定儲量總為979,500,000噸；其中重要的礦不過737,027,000噸，而屬於遼寧一省中即達387,580,000噸；今遼寧為日本所竊據，即失去重要儲量二分之一以上，總儲量三分之一以上矣。以與世界各國比，則我全境內儲量只及美國百分之一，印度廿四分之一，法英十二分之一。假令後此工業發達如美國今日者，計僅足供十五年消費之用而已。從其開採言之，除土法（行於山西湖南四川等處）為量不多尚為國人所有外，其新法各礦殆無一不與日本有深切關係，礦砂皆銷於日本。至於鋼鐵出產為量無多，事業經營又多壟斷於日人之手；其為中國獨資舉辦者僅有漢口六河溝一處，山西陽泉一處，出產有限，且時有停頓（以上據社會調查所出版：《鐵煤及石油》）。這樣看來，從礦砂到鋼鐵大都是供給日本工業的，幾於中國工業無與；中國之沒有工業亦於此概見了。今後欲求工業進步，首須加以最大注意才行。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實以金屬（鋼鐵等）工業與機械製造，為其建設中之最重要關鍵。在其五年內所有的工業投資一百六十四萬萬盧布中，以四十萬萬盧布都用之於此；這在任何單一工業（電氣事業也包括在內）中都算是最大的投資。我們的設施約亦可借鑑。凡此如何調查，如何計劃，如何建設，皆應由中央負責統籌。
又次如為一般工業建設之關係條件的化學工業以及水泥（士敏土）木材等問題，皆應統盤規劃，預為之備，至如鐵路、輪航、港門等一切商業運輸上的工程或事業，似非工業本身的事，而其間接刺激工業生產，力量絕大；如何善為規劃安排，實促進工業化最大條件之一。這都 是中央應作的事；其事大略如是，不再多說。特須注意：這裡所謂中央，不只是政府，更兼括鄉村運動的聯合中樞及合作事業的中央機關而言。此不獨為在調查上他們可以幫忙；更其要緊是在計劃上，為供求需給關係如何斟酌適合 （最難辦最費事），非政府片面所辦得了，必須他們協助才行， 沒有他們便不得有統籌建設，只有走盲目的發達一路而已。
此外在下層工作，有一樁為鄉村學教員特要作的事，就是以眼前應用的機械知識灌輸於鄉下人，而啟發其對於機械的興趣，並沒法提倡小鐵工廠於鄉間。機械的應用實為工業之始。隨時隨處教以應用簡單機械，養成用機械的頭腦，更有小鐵工廠散布鄉鎮，我想是促進工業化不可少的條件之一。
第十一節 末後的幾句話
關於中國經濟建設，我說的話大略如是了。經濟是一項很專門的事，我本外行，其中怕不免有說錯的。然而大方針路線則我相信是不錯的。我早曾說，中國問題已經到了根本處，不能再分門別類來看。各專門家倒解決不了他們的問題，反而要待我這非專門家才行。——這是實話，沒有一點狂夸。
時下論壇，一提到中國經濟問題，有最愛說的一些話：一是極論中國土地分配不均，妨害如何之烈；一是痛數帝國主義如何侵略壓迫，簡直無活路，只有推翻它，中國才有辦法。在比例上，他們說的最多者，恰是我在這裡說的最少者。這裡並沒有什麼一定的偏見。大概是我感情放得太平靜了些，沒有各位先生那憤懣激昂的情緒；不由得話就少了。更其是我專從解決的辦法上設想，那沒辦法的話就置之不說。其實這兩個問題，我如何能不承認呢？
土地問題，在我們成天說農民講農民的人安得不急想解決？可是夠上負責來解決這問題的政府還沒有。至於共產黨的作法呢；倒也痛快，只是於大局無補（他們若建得起政權來就有補）。反之，我不但不那樣說，而且近於鼓吹鄉村內部鬥爭的話，我正極力避免。無益的話不說，沒用的話不說，我只是想怎樣建立那確能負責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政權。
國際問題誰又能看不見呢？在舉世鬧著傾銷問題互相以鄰為壑的時候，他們一國一國都豎起關稅壁壘，然在中國境內不獨沒有關稅壁壘，而倒有外國的領事裁判權、國內設廠權、內河及沿海航行權、租借地、割讓地、勢力範圍等等。這許多的枷鎖不除去，工業生產又如何能振興？還有適才說到為工業之根本的那些利源如煤鐵石油等，本不豐富，乃竟大部（尤其鐵之一項）被竊奪於日本。假使不收回，中國直無法謀工業建設。所有這些問題如何解決呢？我此刻真沒得可說。修戰備嗎？不是這裡應當說的；而且我認為中國若修戰備以求摧敵，那是錯誤。我非想避免國際戰爭；反之，我深信在經過國際大戰後，這些問題大半都可解決。在我認為中國不應當在如何摧敵處著想，而應當在如何讓敵人不容易毀滅我們處著想，乃至在我們被毀後如何容易恢復上著想。尤其要緊的是在調整內部關係以樹立應付環境的根本， 但所有這些功夫將怎麼作呢？那就是當下講的鄉村建設！鄉村建設是我們在國際大戰前最好的準備功夫！不過我在這裡且不說它。聰明人能領會我的話，他就相信我絲毫沒有放鬆國際問題，而正是在中國經濟建設的前提上，為其最善的努力呢。
四 末後我們所可成功的社會
甲 新社會與舊社會之比較暨中國新社會與西洋近代社會之比較
我們回想前後所有的話，融會貫串起來，從眼前大局問題的相當解決，開出中國經濟建設的機會，促進了鄉村組織的生長開展，所有新經濟制度新政治制度新教育制度便於從中成長建立起來，則社會改造就成功了。這個新社會和舊社會相比較，仿佛有種種的不同，其實只有一點變動；總括的說，就是：「轉消極為積極。」
中國社會以前何以謂之消極？散漫就是消極。雖然以前倫理關係很發達，人與人有義務的聯鎖，在生存上互相保障；無奈他沒有積極的發達社會關係，藉團體的力量創造優美的人生，所以我們不能不說那是消極的。可是此後當然要增進社會關係，藉團體的力量解決人生種種問題，那就是轉消極而入於積極的路子了。再則過去的中國社會沒有能夠發揮人類的理智來抗天行，所以讓中國人受自然的限制很大，受自然的災害很兇，水來了沒有辦法，天旱了也沒有辦法，瘟疫來了也聽其流 行；總之，自然的災害在中國人看著是不可抗的，這就是太沒有發揮人的能力，讓人完全受制於自然，這真是中國人很不行的地方！這正可證明中國過去社會的消極。我們以後恰好能夠引進科學技術，發揮人類的智力，駕御自然、利用自然、控制自然；而且我們由團體力量去引進發揮，庶乎這種技術可達於最高度，這樣就可產生富有積極性的人類文明。我想新舊社會的比較，除了轉消極為積極外，再沒有旁的。
所以除了轉消極為積極之外沒有旁的，就是因為中國所患是不足之症，而不是有餘之症。他文化造端很正，只是有些缺欠要補足，空虛要充實起來；並沒多少過火處，必得要克伐剷除的。所謂他文化造端很正，具體說來就是兩點：一點是鄉村（包括農業）；一點是理性。這兩點是中國文化的根本，更無其它。我們現在就是要發揮理性組織鄉村；以組織的力量運用科學技術，來解決生活上之一切問題。那便是以團體組織科學技術這兩樣新材料來培養來發展那造端已得其正而尚待引伸發揮的端倪了。
若以這個新社會，與西洋近代社會來比較的話，仿佛矯正了西洋近代以來偏欹形態的人類文明，而成為正常形態的人類文明。中國未來新社會，對老社會說是轉消極為積極；對西洋近代社會說，是轉偏欹為正常。但怎樣叫正常形態的人類文明呢？可以分五點來說：
一、新社會是先農而後工，農業工業結合為均宜的發展。中國舊日所謂農工商三字，仿佛有點順序在內，先農而後工商；可是近代的西洋社會呢？工商業撇開了農業，超過了農業，而自己去發展；並且農業還受到很嚴重的抑壓。其工業都要向外尋市場的，也不靠國內鄉村來支持。工業單從一種營利的目的，市場交通的方便（商業上的方便）而集中在幾個地點，形成一種工業都市，與鄉村劃然為二。這就是農工分家而為偏欹的文明。正常的文明是由農以及工，農工結合，平均適宜地發展。雖然生產技術愈進步，就是愈工業化，最後說不定工業範圍愈寬， 農業範圍很小，但先後順序是不變的，適宜的原則是不變的。照我們所講的路線，很自然的就是這麼一個正常的路。
二、新社會是鄉村為本，都市為末，鄉村與都市不相矛盾，而相溝通，相調和。西洋現在社會可以謂之為二本的，不是從一個很合適的系統來的。他是都市離開了鄉村，超過了鄉村，獨自發達，初時則壓倒了鄉村，後來則轉回救濟鄉村，總之，讓都市與鄉村仿佛成了兩極端，成了很不相同的東西。其實都市與鄉村，不應當有很大的不同，不應當是截然兩種東西；而應當調和。尤其不應當同在一大社會裡而表見矛盾衝突，陷社會於不安。這裡有一段語，是社會主義者對未來社會的推想與現在社會的批評，我們很可以參考一下：
在新制度下面，營利主義的原則要被撤廢，這個世界要受需要主義的支配吧。那時候，「需要」上最根本最切要的農業，將最被重視吧。資本和勞力，要同現在相反，從都會逆流到農村去吧。對於農業生產力的增加，會不惜一切的努力吧。因為「資本主義在工業上的發展，已創成了極高度的完全的經營，所以社會主義的新社會對於工業的較大任務，不是再去創成較高的經營，而是廢棄舊經營並且使勞動力集中到『完全的經營』上去。然而在農業就不然，可以算為達到了最高度——儘量地應用了現在的技術和知識——完全的農業經營，實是極少極少，而且以這極少的經營到底是絕對地應不了社會對於農產物的需要，所以新社會必須把農業全體從新地組織把它提到較高一級的階段」（引用考茨基的話）。結果，會使農業生產力增大到可驚的程度吧。並且工業，會分散到便於得到原料和動力的鄉間去吧。因為這個緣故，都會和農村的關係上會起極大的變化吧。
再把這樣幾百年以後的人類的群眾生活想像一下。在那個時 候，已沒有再使肉體荒廢的都市，也沒有強逼精神荒廢的農村。農工業的調和，同農村和都會的融合，乃是那個社會的特色。在那社會所存在的，可以說是「農村式的都會」或是「都會式的農村」。
考茨基說：社會主義制度任務，應以「經驗」去發現農工業的適當的結合形式。在這個結合的形式下面，工業轉移到鄉間，不只是農業經營可以供給食物及原料於工業勞動者，而且可以教育和組織一切的勞動者，使工業勞動者能在農業極忙的時期——尤其是收穫期——有效地幫同工作，使農業勞動者能夠在耕種閒空的時期——尤其是冬天——從事工業勞動。若是在最為高度的農工業的結合形式下面，各個勞動者就可以每天在農場工作幾個鐘頭再到工場工作幾個鐘頭，使他們的精神和肉體不致受一種的勞動的單調所傷害。這樣地，比方八小時的勞動裡面，要是可以在農業勞動四小時再在工業勞動四小時，那末勞動者的健康和對於勞動的興趣，一定會有極大的增進。……一方面，都會制度也不至於完全地消滅，還是要作為國家的行政機關和高等教育的中心地繼續下去吧。不過，國家官僚組織的縮小，和地方自治的擴大，自然使中心都市的吏員減少；並且工作的分散計劃愈有組織，工業愈由市場景況獨立；加之以交通機關的發達，愈使工業分散到鄉間裡去；所以結果，國家的中心都市只要有十萬左右的人口就足夠了。一方面，隨著工業的向田園分散，農村就發達起來，正像現在在義大利所見的那樣，成為小都會。
進了那樣的時代，農村才能徹底地振興，農村的文化才能開放爛漫的花朵。對了，那樣的時代的文化才能算是真意義的人類的文化！
（河西太一郎著：《農民問題研究》七二—七四頁）
像現在許多的大都會，六七百萬的人口住在一塊，真是沒有道理！其病皆在將社會的重心集中於一點，而沒有把重心和中心分開。如其都市只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而社會重心則普放於都市以外的鄉村就對了。於此有一段舊文可資參看：
我們辟造正常形態的人類文明，要使經濟上的「富」、政治上的「權」綜操於社會，分操於人人。其綱領則在如何使社會重心從都市移植於鄉村。（見《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設立旨趣及辦法概要》）
中國從合作這條路走去，是以「人」為本的，不同乎資本主義之以「錢」為本。又從鄉村而建設起來，層層向上建築，向大擴張；雖然合作社的聯合中樞機關在都市，而其重心則普遍存於各鄉村。由是，其政治的重心也將自普在鄉村，普在人人。像歐洲那樣「錢」膨大起來驅使人，而人轉渺小；又由都市操縱國權，鄉村輕末不足齒數，上重而下輕者；這裡都不會有。可以說歐洲國家政權好像偏起而聳立的；此則是平鋪安放的。（同上）
上邊這兩點的不同，一是從農業工業去說，一是從鄉村都市去說；大概都是在先後、本末、主從之間見出的根本不同而非小不同！只有擺脫於資本主義，此先後，本末、主從之序才自然規復。否則，在其中彌縫是無用的。如日本的工業最初發達的時候，當然把勞力吸收到都市；及其發達到產業合理化的程度，乃又把勞動排出都市，返回農村。這樣農村的勞力特別賤，於是工業家又把工業分散到農村去，提倡農村工業化，提倡農工結合，都是彌縫之策，還不過維持工業維持都市而已。不可與此混同。
三、新社會以人為主體，是人支配物而非物支配人。如西洋近代以 至今日，從個人本位自由競爭，演為經濟上之無政府狀態，人類失去支配力，差不多是物支配人的；那當然不是正常形態的人類文明。新社會所以人作主來支配物的，全在我們一意社會關係的調整增進，減少人與人間的隔閡矛盾，形成一社會意識以為主宰。
四、新社會是倫理本位合作組織而不落於個人本位或社會本位的兩極端。倫理就是確認相關係之理，互以對方為重，團體與分子之間得一均衡；合作社也恰好符合於此義，既不是個人本位，也不是社會本位，社會與個人之間得一調和，這就是正常的。此理已經討論過不少，此處不再多說。常常有人問我：你常說我們要創造一個理想的社會，那末，所謂理想的社會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社會呢？我回答的時候，開頭就說這句話：團體與分子之間是均衡的；既非個人本位，又非社會本位。為什麼開頭就說這句話呢？因為一般所理想的新社會，都有社會本位的意思在內；我們雖然也是社會主義，但不同於一般的社會主義，故不能不先說這句話來表明我們的意思。
五、新社會內政治、經濟、教育（或教化）三者是合一而不相離的；合一的是正常，相離的非正常。為講話方便，先分作「政教合一」、「政治經濟合一」兩層來說，然後再合起來。
政教合一問題我們已經談過許多。第一要明白政教合一是對西洋近代政教分離而言。但西洋近代的政教分離，是國家不干涉人的宗教信仰；此處所謂合一，卻並非要恢復什麼「國教」。有一段舊文可資參照：
夫我豈不知政教分離，不獨在歐洲當時有其事實上及理論上的必要，而且在何時均不失為最聰明的辦法。夫我豈不知，天地間沒有比以國家權力來干涉管理人們的思想信仰行為再愚蠢而害事的；居今日而還要談中國所謂「作君作師」，將為人訝為奇談，哂大笑話。然而這卻是眼光短的人圃於眼前之所見；不足以語人類文化變 遷之大勢者。在以往的社會，是代表國家的統治階級妨礙個人太甚了；故近代來乃專求其如何不妨礙，而亟亟樹起個人自由的疆界。然而這都是一個消極目的。文化更轉進一階段時，則單單不妨礙是不算的，必須如何積極地幫助順成個人種種可能的發展。又在人的生存問題未有一社會的安排解決，則人生向上的要求也不能有一社會的表現。換言之，其表現為社會的要求，而社會盡其幫助個人為人生向上無盡之開展的任務，固必待經濟改造後。尤其不可不知者，現在一般國家所行之法律制裁的方法，實以對物者待人，只求外面結果而不求他心與我心之相順，粗惡笨硬，於未來社會全不適用；非以教育的方法及人種改良的方法替代之不可，此教育要在性情的陶養；那末，莫勝於中國的禮樂。所謂國家，將成為一教育的團體而凡今之所謂政治，在那時大半倒用不著，法律制度則悉變為禮。我前云：「在近代法律制度後，更進一階段的文化便是禮」；意即指此。這些原都不是這裡所及申論者；不過為破今人拘墟之見，略略指點一二。今人拘墟之見，正自難怪他。他一面去古未遠，方得脫於干涉妨礙，如何肯放心得來？又一面正值生存競爭激烈之秋，救死唯恐不贍，其實也未暇作此理會。然人類之要求向上而自慊焉，則人類一天不滅絕，固一天不得息止；更且以文化之進，而此意識愈明了焉。又人類除非不生活，生活則必是社會的；更且必日進於有組織的社會生活。則如何導達暢遂此要求，終必為社會之所從事；人類文化變遷之歸趣固將在是，可勿疑怪也。
（《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五九—一六一頁）
國家是有最高權力的團體，它將給我們許多安排、許多指示。這許多安排許多指示，應當充分寓有領導人生向上、發展人們德性智能的教育意義；這便是政教合一。如其國家只照顧人們的生活，而於人生的意義價 值則認為是另外一回事，不敢過問，明明是不通之論，出於一時的有所避忌。新社會的要點在發達團體生活；團體生活的發達必靠人類的理性。下面論到理性替代武力的問題，則於政教合一之義更可以明白。
政治經濟合一，亦是對西洋近代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分離說的。自由主義把經濟認成是個人的事，國家不要操心；但現在的趨向則都望國家主持一切。大約經濟生活社會化的結果，定然變為國家所主管。中國新社會要歸到此合一的道上，更是自然的：
現在中國社會有兩個最真切最實在緊逼著中國人非團結不可的問題：就是治安問題與生計問題。如鄉間有土匪擾亂，大家即練紅槍會，這是由於治安發生問題，逼迫著大家非團結自衛自救不可。但武裝自衛的團結，天然容易產生豪強的領袖；不容易啟發中國的民治精神，不容易養成中國人的組織能力。只有生計問題，能逼迫著中國人合作，是養成中國人團體生活習慣，合作組織能力的最合適的道路：笫一，生計問題是最切實的，不容淡漠視之；第二，生計問題不像軍事組織的過於含有「對外性」「臨時性」，而平平穩穩地不松不緊地訓練人去作團體生話。會作一個合作社的社員，就會作團體的分子，就有組織能力。恐怕要讓中國地方自治成功，形成地方自治團體，除「合作」外再無旁的路。他恰好一面可以改變中國人的心理習慣，訓練培養新的能力；一面因他的進步，亦即經濟進步，自然地使大家生活在各方面發生連帶關係，在事實上欲分而不得；地方自治，自然隨合作的成功而亦成功了。
（《鄉村建設論文集》一八一—一八二頁）
中國的經濟要想進步，天然不能走自由主義的路，一上來就必趨向於團體組織，所以那也就是一上來便趨向於政治經濟的合一了。此事已 經談過很多，不再敘。
當真地說，今之所謂政治，在將來看好多是冤枉的事，多餘的事。將來的政治大概其主要內容就是經濟和教育了，所謂國家一面是經濟的團體，一面也就是教育的團體。本來人生亦只有經濟和教育兩樁事；經濟是生活；教育是生活的向上發展。所謂政治，在這裡不過表現個人意志和團體意志的那些事。可是意志的內容是什麼呢？還不外經濟和教育罷了。到經濟生活安排得很好的時候，無處不含有教育意義在內，亦即無處不是教育。通統是經濟，也通統是教育。「政治、經濟、教育三者合一」，到此乃真合一了；人類生活亦才正常合理化了。
六、新社會秩序的維持，是由理性替代武力；而西洋近代國家還不外武力統治，其社會秩序之最後維持在武力的。社會秩序出於理性，靠理性來維持，是正常的；反之，靠武力便非正常。
我們要知道，人類之有社會非出於自覺地組織，而國家的機械性尤大。人類歷史直到現在，支配一切的是政權或曰國家。這些政權或國家，雖有許多高下不等的形式，而究其內容始終不外一武力統治之局。其較進步的政治形式固武力漸隱漸抑，理性漸顯漸揚；然社會秩序之最後維持端在武力，而非以理性。像是牖啟理性涵養理性的教育（或教化），從來在社會上就不居領導地位而處於被役使地位。因此教育雖盡可有助於社會進步，而社會真的改革進步卻常是些「出其不意」的事；教育總無力來改造社會，暴力革命到底不可免。暴力革命就是社會問題之機械地解決，正從社會之機械的構造（武力統治）而來，雖欲迴避有時而不能。然每經一度改造，必經一層自覺，亦即較進於理性；最後必達於自覺地組織，以理性為社會之維繫力而不以武力。此時教育必站在社會的第一位，以學術指導社會的一切；社會制度就可以不斷地講求改良，用不著暴力革命。從前的可名曰機械的社會，後者可名曰理性的社會。於此，我們可以引杜威一段話，來闡明其間的分別：
一個機器的各部分在那兒協作，但這並非社會；因其不認識此公共目的。假使他們都能認識這個公共目的，對於這目的都有興趣，因此各人都按著目的約束各人特別的活動；這樣一來，便成為社會了。
如此我們不得不承認，現在社會裡面還有許多關係仍缺乏社會的精神。因仍有很多人的關係如機器一樣，彼此沒有充分的交通作用。許多個人彼此利用，只管所要得的結果；至於被用之人的感情與理智的傾向怎樣，心裡情願與否，都一概置之不顧。假使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教師與學生的關係，僱主與傭人的關係，治人者與治於人者的關係，仍然還在這地步；無論他們各個活動怎樣接近，總不能組成真正的社會團體。
（杜威著：《民本主義與教育》之第一章）
中國舊社會病在散漫，然社會秩序自爾維持，較富於理性；缺乏階級，武力統治意味最少，不像國家；這都是在前面說過的。中國新社會的成功，不外原來散漫的中國人轉向團體生活；此轉向除外圍環境刺激它逼迫它使其發生團結組織之自覺外，其自身實缺乏一大機械力量來強迫地作成團結。這樣，就反逼地只有自覺的思維的要求團結，才得團結了。前講中國人之進於團體生活，大概要從經濟上合作組織來；又講中國人不進於團體生活則已，要進於團體生適不能不發揮其固有倫理互以對方為重的精神。凡此都見出要有其自覺認識，要有一種思維了解在內。不過我們所謂理性還不僅在自覺和相互了解上，更在人生向上的自勵和互相敦勉。
人生向上（個人的和社會的）裡面含藏著自愛愛人的深厚意思，是人類生命力量的源泉。我常說，中國人若單從自衛自治和經濟上的合作出發來組織團體，都不會有好的希望，有真的成功。必須從較深的動 機、更高的要求——人生向上——出發，而後才有力量克服許多困難（妨礙團體生活成功的那些因子），完成大社會團體的建設。在西洋人固然從其很久的集團生活，使他們身上較少那些妨礙團體生活的習慣，而具有許多適於團體生活的習慣；但若想撤廢武力，那仍非另自有一種力量來替代不可。不然的話，單從理智的思維計算上以維繫團體生活怕是太不夠的；必須有超計算的感情力量才可以 。此力量在往時多半是借重於宗教的情操；在今後則將在我所謂的理性。理性是一種很強的感情力量，然而是明智的。當其自發就是志願；要志願久而不衰，則外面環境的涵養啟牖功夫不可少。教育（或教化）在這裡就成了頂重要的事情。說以理性替代武力，其實就是以教育（或教化）替代武力。這種教育怕以中國古代的禮樂為最好；在將來文化中就是要復興禮樂教化，一定而不易。我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上曾經說過這個話，今不再詳說（見原書一四○、一六七、一九四各頁）。
總之，現在的國家都不外借著民族鬥爭階級鬥爭這兩大力量在那裡為種種形式的團結。可是將來階級要消除，民族之爭也跟著要消歇，就沒有可以資藉的機械力量。此時團體生活的維繫，並且要他發育得很好，那就非充分發揮人類的理性不可。當然也唯有從理性而組成的而發育的社會，才是正常形態的人類文明。這件事，中國將先一般近代國家而作到；這是我的估料。
我們以上提出六點來指明正常非正常之分；但正常非正常到底怎麼講呢？可以說：正常即自然合理之謂；不自然不合理就非正常。工業在前，農業在後，兩下分家；都市為本，鄉村為末，兩下矛盾衝突；人作不得主而受支配於物；翻來復去落於個人本位社會本位之兩極端；政治經濟教育三者相離而不相合；武力高過理性，教育處於被役使地位：凡此就是不自然不合理，就非正常。反過來：農業工業依乎順序適宜配合；鄉村為本，都市為末，二者調和溝通；人為主體來支配物；不落於 個人社會兩極端，而是倫理本位合作組織；政治經濟教育三者合一不分；理性替代武力，教育居於最高領導地位：這便是正常的了。假若再追問：什麼叫作自然？什麼叫作合理？自然就是合理；合理就是合乎自然之理。這是一句話，不是兩句話。那末，到底所謂自然是何指呢？自然是指宇宙大生命說；自然之理即是宇宙大生命的最活潑處——人類心理。宇宙大生命的活潑唯寄於人類；人類而外已不能表現宇宙大生命的活潑了。所謂合理，質言之，就是合乎人類心理的要求。此要求是跟著宇宙生命來的，是自然的。其最強的要求即是宇宙大生命活潑的最高點 。我常愛說的「理性」也就是這個。歸結下來，我們必須得認識人類，認識人類生命的特殊（理性）；認識了這個，也就曉得所謂自然合理的根據了。
乙 人類社會建設應有的原則
我在民國二十年初次講鄉村建設根本理論之研究，即先從「人類社會建設應有的原則」講起。後來感覺不合適，才改從討論中國問題入手，而以人類社會建設應有的原則放在末後講。我於此建立了四個原則，都是從認識人類而認定的；我相信是評論社會理想的一些根本眼光，不過內容的話多半關涉生物學和心理學，細講起來要另成專書（擬撰《人心與人生》一書，將來可出版），所以現在只將當初講時所寫極簡略的幾句話錄後備考，不再加分釋。
緒言 本院研究部或訓練部功課中，學科門類甚多；然大抵皆為鄉村建設的方法。唯此《鄉村建設根本理論》之一目，則將示吾人以鄉村建設應有之鵠的或理想。在本院《設立旨趣及辦法概要》一文中，所云「要認清題目……題目便是辟造正常形態的人類文明」者，正是謂此。
認識人類 吾人慾求得此正確鵠的，必須探本窮源，先求認識人 類。以有人類，才有人類文明，才有人類社會如何建設的問題。
經濟為人生一樁普遍而且基本的事 人為生物；當然要維持其生命之延續（兼括個體生命及種族生命而言），則非對付自然，利用自然不可。假非架屋，即無以避風雨；非種穀，即無所得食。此對自然界費一些力，使於人生上發生一種效用而用之，即為「生產」與「消費」，統稱「經濟」。經濟，蓋指於不可免之費事中又求省事，以省事而不免又費事（如為省事而行大機械生產，又引出制機之事）環轉無已之打算而言。人生於此，莫能有例外，故曰普遍；亦唯有此，而後有其它種種事，故曰基本。鄉村，自一面言之，即從此經濟關係而築起者。然人豈徒求得生活而已乎？
人類生活方法的特殊 一切生物誠盤旋於生活而止，無更越此一步者；唯人類則悠然長往，突破此限。此人類生命之特殊，當於其生活方法的特殊諦認之。
生物所以生活的方法，各不相同。然大體言之，則不外植物之定駐吸食的生活方法與動物之遊走覓食的生活方法。於動物遊走覓食中，又有節足動物之趨重本能，與脊椎動物之趨重理智，兩不同。前者，依先天安排就的方法以為生活，蜂若蟻是其代表；後者則有待後天之用思與學習，唯人類能達其域。於是合前植物之定駐以言，生物之生活方法蓋有如是三大脈路。三者以植物為最省事，依本能者次之，而理智一路為最費力。脊椎動物，自魚類鳥類哺乳類猿猴類以訖人類，以次而進於理智，也即以次而遠於本能。蓋雖同此趨向，而於進程中稍有偏違，即不得卒達也。
試表之如圖：
於理智雖見萌芽而未得卒達之脊椎動物，仍依本能為活；其生活蓋年年如是，代代如是，無有創新。實則一切生物，自人類而外，固悉自陷於一境，如驢轉磨，盤旋而不得進。唯人類能運用理智，辟造文化，日有遷進，為獨不然焉。
何謂理智 本能作用不離具體事物；而所謂理智，即指離開具體事物而起之分別區劃計算推理等作用以為言。吾人生活上所用之工具機械文物制度，即以此等作用而創造出；而依本能為活者，則其工具即寓於其身體。
人類整個生命之特殊 動物於特定之具體事物，發生特定之興趣行為（如蠶之於桑葉）；其關係有如系定。因之，宇宙間與有關係之事物，為數乃甚有限。人類則於任何事物，均可發生興趣行為而無所限。以唯平視泛觀，周及一切，乃為理智。唯人到達乎理智，故唯人能無所系定；其生命豁然開大，曾無局限，實得一大解放焉。
人類社會建設的原則之一 由此一大解放，人類生命遂得廓然與物同體，其情無所不到。見人創傷，我動慘惻；抑於物也然，匪獨對人；古人所謂萬物一體之情是已。語曰：「有福同享，有罪同受」；苟能如此 行之，則雖受罪也不甚苦，以其一體之情得所發舒也。故吾人當建設一個能代表人類此一體之情之社會。
人類社會建設的原則之二 無私的理智，開發出無私的感情；故人心有是非，不以利害而泯。語云：「所欲有甚於生者」，人類生命之高強博大於是見焉。革命運動之必推翻舊秩序，不徒為生存鬥爭，亦以不得於理而否認之也。故人類社會之建設，當求其如義得理；如或未然，不得不止。
人類社會建設的原則之三 本能者有所能而止於所能；人初若無一能，而顧有無限之創造力，故其究也無所不能。此創造力之必求得所發抒，蓋人類最強要求之一；亦唯得所發抒，乃不負其所以為人。人之創造力各有所偏，亦曰個性。尊重個性，鼓進創造，此建設人類社會之所必不可忽。社會所以必許個人以自由，其義亦在此。
人類社會建設的原則之四 唯於人類生命而後教育為可能；亦唯人類生活乃需要教育。然教育非徒為生活而已，將以為人類生命之無限的開展焉。其見於外者，則為社會文化之得繼續創進無已；其存乎內者，則為個人心理日造乎開大通透深細敏活，而映現之理亦無盡。古人有言：「寡過未能」；即其歉然不足之情，人類向上求不失於理者見焉。此情莫能已，此理益以辟，人生不可一日廢學。故人類社會之建設應處處出之以教育眼光，形成一教育的環境，啟人向學之誠而萃力於創造自己。社會於人，至此乃盡其最大之效用。
結論 人類生命的特殊，更有一點，則於美的領略欣賞是。蓋飲食而知其味，唯人為能爾。吾人生活中處處有美不美的問題，不徒苟求生活而已焉。社會建設於此宜有講求；然不另立一則者，以美育可並括於教育也。總上四則，人類精神於以寄矣。自非表見人類精神，難乎其為人類社會；然而是未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