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建設理論 · 二 政治問題的解決
中國問題是整個社會的崩潰，是極嚴重的文化失調，而其苦悶之焦點，則著見於政治問題之沒法解決。假定於政治問題的如何解決沒有成竹在胸，而談其他的，都是白費。我們的鄉村組織是理想社會的一端倪、一苗芽，預備從這裡重建中國文化。但必待經濟進步，此端倪、苗芽者才得開展生長而不虛枉；經濟進步則又必待政治問題的解決，才得開出機會來往前走。我們現在就預備談一談政治問題的解決。於此，我們先要分疏幾個問題；將這幾個問題分疏清楚，則政治問題解決的途徑自見。
第一節 社會與政治
我們先來分疏「社會與政治」或「政治與社會」的問題。
近些年來，有許多朋友看我們只是埋頭作一種社會改良運動，仿佛 不想管政治，也管不了政治；誤會我們是要把政治問題放在最後，以為社會好了，政治自能好。有此誤會，就對我們深不謂然。他們說：你不過問政治，政治卻要過問你哩！撇開政治而專致力於社會能做得通嗎？這讓我想起來，這實在是一個多年的老問題了。從清末到現在，一切有心人不斷地有這個疑問：還是趕緊解決政治問題呢？還是先致力於社會呢？一時傾向於此，一時傾向於彼，翻來復去有好幾次。大略說在清末大家都熱心政治改造，不論是立憲派或革命派，全集中心力於此點。革命成功後，便分出兩不同傾向。像宋教仁一派，就注意政治不肯放鬆；另一派如蔡元培、汪精衛、李石曾、吳稚暉等，則願從社會一面或文化上、學術上盡力，他們結盟相約都不做官，都不做議員。到民國三、四年袁世凱當政，並且進一步要做皇帝，此時國民、進步兩黨素不相合的也結合起來，一致奔走倒袁。可是當時有一個人，即黃遠庸先生，為有名之政論家、批評家，他獨有新覺悟。他寫一封信給章行嚴，在《甲寅雜誌》上發表。他大意是說：政治我不幹了，這是毫無結果的努力！大家忘記了歐洲的文藝復興嗎？歐洲的文藝復興是近代文明的根本；中國現在也應當在根本上求，我們要努力於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但當時則無人贊成他這見解；章行嚴也駁他說，不倒袁，不解決政治問題，一切都是無辦法。
但不幾年，到民國六、七年上這風氣就大變了。民國五年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引陳獨秀、胡適之為助，於是有新思潮、新文化運動影響全國。當時便有人說這是中國的文藝復興。在這個時候，辦大學，出雜誌，創學會，出叢書，南北報紙講究辦副刊（如《學燈》等），談學術思想、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極一時之盛。許多人從政治又回到社會上來。轉變最清楚的，是梁任公、林長民一般向來熱心政治的先生；他們組織一「新學會」，有篇《新學會成立宣言》，最足以表示他們的轉變覺悟。他們也要舍政治而致力社會，致力文化。此風氣發展的結 果，因有共產黨的產生；同時（十二年）以曹錕賄選政治上腐敗混沌之極，乃有民國十三年國民黨的改組，自此以後便又轉入熱心政治時期了。十五、十六、十七年之北伐，革命熱潮達於最高度；十七年而後，則又為之一變。因北伐完成，全國統一，大家的注意點又從上而轉移到下，如地方自治、民眾教育、鄉村教育、鄉村建設、縣政改革等，作種種調查、研究、設計、實驗。此唱彼和，影響傳播直到現在。雖然其問題名目非一，然而由上到下，由整個總解決到零碎個別研究，注意社會實際問題，取途於文化運動，則總為一個風氣。
從事一陣政治，覺得不對，用不上力氣，還是致力於社會；致力於社會，覺得不行，又歸到政治。二十多年來的轉折翻復，見出了人們的煩躁和不知所措。本來社會與政治是互為影響的；政治不過是從社會來的一個反映，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政治。同時社會要想進步，也不能不靠適宜的政治環境為前提。總之，社會的良窳視其政治條件；同時政治的良窳又視其社會基礎。兩面相影響至為迅捷，無論從哪一面用力，都可通到另一面的。實無所用其著急煩悶，也並沒有用力於社會就放棄政治，用力於政治就放棄社會的嫌疑。然本來不應成為問題的，而在我們竟成了一個二三十年不能決的老問題。仿佛政治與社會、社會與政治，距離都很遠的樣子，豈不可怪！其實不是的，社會與政治仍是密切相關的。不過，我們眼前立腳的地方，距離我們要求達到之目的地則真是很遠。在此距離的中間或稱過渡期間，中國社會正在崩潰，我們一切的努力自不易見效，於是就著急了。
過去的錯誤全在不了解中國社會崩潰，一切努力中通沒有將它打算在內；因而預期的效果就不能見。預期的效果固不能見，然力氣也不白費。——中國局面就由此而推移到現在。現在的局面就是一面社會崩潰到最後，一面萌露新生機。在今日卻不容再錯誤，而必須認識中國不是在常態中。在常態中，你致力於社會兩眼就只照顧社會，奔走政治兩眼 就只看政治，也許就夠了。在崩潰混亂中，而求局面的好轉，則必須合社會與政治當一件事來做，同時注意兩面才行。此時你愈要求政治好，愈不能單在政治上用力，而需致力社會；你愈要求社會進步，愈不能單用力於社會，而需努力政治。我們的鄉村運動表面上埋頭於下層工作，但何曾一刻忘記上面的政治呢（《鄉村建設論文集》自第二至第八各篇均明爽地論到政治）！我們常說政治力量比什麼都大；它有三個優越點：
一、它占了一個頂正大的名義。它說它代表公家的；它以國家或地方的名義壓倒你。你是私人，想幹什麼都幹不了。它要幹什麼，就能幹什麼。
二、它有強制力。強制力一面從它的名義來，一面因握有武力。武力獨握，是為政府的特徵。以武力制裁一切，尚何所不可呢？
三、它有錢。有了大名義和強制力，它就可以征捐斂稅，將人們的錢集中在它手裡。錢的力量是大的，有了錢則所往無不如意。
這三個優點，前二點為我們私人所不能有；後一點雖可有也萬不如它。因此我們如想為社會或國家做什麼事，最好以政治力量來做，那最痛快，最方便，所不必言。最怕與政治力量分家，它是它，我是我；此時彼此所抱方針稍有出入不同，此一點不同就成了大問題。因為彼此都是動的，而不是靜的。所以不相順則相逆；逆則只有它而不容有我了。譬如我們做鄉村建設，若政府與我們不是一個方針，我們的力量太小，它的力量太大，我們不曾做得一分，它那面做得八分九分；早相消而有餘。所以除非我們不做；要做就得控制了它，要它聽我們的才行。但你如果看政治要緊，就來干政治，其它且待政治解決了再說，則又錯誤。我們非雙管齊下不能解決中國問題；非一隻手把握著兩端向前進，不能解決中國問題 。詳細辦法待後說出。
第二節 眼前與將來
我們再來分疏一個問題——在政治問題的苦悶中，我們的要求究竟在哪裡？我們看見中國人都為政治問題所苦，而追問他們的要求在哪裡，則似乎又不一樣。這自然各有各的背景立場，不能從同；但似乎從中國政治問題本身，也就讓我們有兩個要求：一個是對眼前的要求；一個是對將來的要求。我們在數千年舊政治制度廢棄後，當然要求一個新制度出來。此新制度一定要它合於理想。不然，是不甘心的。因為世界交通，我們的眼界已經開了，許多理想皆在活動，如不得滿足勢難穩定得住。這是說我們的計較很多，不肯放低我們的要求，而寧為遠大的創造。但同時竟有一相反的心理，其勢力也很大。就是：我們什麼都不計較了，任何制度皆可以，誰來掌握政權也好。我們只希望大局統一穩定，對外好應付國際環境，對內法律漸得有效，政治漸趨清明。這是為二三十年擾攘不寧，望不見一點出路，不復敢望高處想。從前非民治不可，現在獨裁也好；從前反對資本主義，現在就是資本主義也好。尤其外患日亟，非得統一有力政府不可；但能得此，不求附任何條件。此兩不同要求，不但同存在這社會，而且可以看見同具於一人之身。這是矛盾呢？是不矛盾呢？我看不矛盾的。這並非思想不統一，而是中國政治問題原要分兩步解決。在眼前應求一相當解決；在未來應求一根本解決。
不曉得雙管齊下合作社會與政治當一件事來做，是錯誤的；不曉得分開兩步來解決政治問題，而並兩步做一步，也是錯誤的 。這兩層意思同是為中國社會已崩潰到最後，要重新慢慢建造的原故。關於後一層，我曾有《中國現在尚不到憲法成功的時候》一文說過，可參看。有人以為國民黨分訓政與憲政兩時期，也就是要分兩步來解決中國政治問題。誠然有些相近，而其實不對。我們根本的著眼，是在調整社會關係，開出機會來以求中國社會的進步；從進步上，就使社會關係有一點新開展 新建立，而社會更得進步。如是輾轉相生，重建一新中國社會。所謂分兩步走，粗說是兩步，其容易指見者是兩步，實則細分是無數的（因為是循環的）。所謂政治問題的相當解決，就是指社會關係的一種調整，還說不上為某種政治機構的一時安立。因為社會崩潰到最後，任何一種政治機構也難形成於其上。像訓政那樣制度，若能安立在上邊，則中國社會早不算是什麼崩潰了。他想藉訓政來過渡到理想的新政治制度之建立，其過渡的意思是對的；其借重於政治來負過渡的任務是錯的。除了沒深切認識社會的崩潰，沒深切認識要從頭做起，沒深切認識過渡的意義之外，同時也是不明中國歷史。歷史上的中國，其政治從來是消極無為沒有力量的，社會生活的進行從來不倚靠它；當此過渡期間，更如何能靠它來過渡呢 ？中國社會的支點重心向來在社會不在政治，到了這沒辦法的時候，仍只有反求於社會而不能乞靈於政治。這一個問題和前一個問題相聯；前若明白，此也不煩言而解。我們著手於社會乃可收效於政治；著手於政治乃可收效於社會。過渡期間的政治是一個政治問題；所以其解決不能靠政治，而正有賴乎社會。
必須分開兩步解決是要看清的；過渡期間其支點在社會是要看清的。
第三節 政權屬彼與政權屬我
我們不要求現在就建立一新政治制度，我們只要求從現在過渡到新政治制度的實現。眼前任何制度也建立不起，制度問題用不著談（這實是從講認識中國問題之部起直講到現在一貫的意思）。那末，還有沒有政權屬誰的問題呢（屬誰才好，屬誰才對）？從上面（第一節）我們要控制政治的話，好像政權要屬於我們才行。但其實不然。這裡也沒有政權誰屬的問題。因為這裡沒有我，也沒有彼 ；彼我無從分也。試看下面 的分析。
我是誰呢？我是鄉村運動者嗎！彼是誰呢？彼是軍閥嗎！假令這樣分，我想也是分不清的。在今日中國就沒有憑藉法律制度建立的政權，一切政權都直接從武力而來；政權只是附屬於軍權的。那末，一旦鄉村運動者掌握政權，必是先已掌了軍權，成了軍閥（若寄附軍閥之下，或與軍閥相結托，雖不是握軍權，卻也不算自掌政權，因那政權是從人家借來的）。這是邏輯上，也是事實上，一定而不易的。同時，軍閥若一旦高談鄉村建設，也何嘗不就是鄉村運動者。所以結果彼我之界，實無從分。想要分只是兩條道：
一條道，是鄉村運動者自己始終不直操政權，——這實在是鄉村運動者應抱持的態度；後面有說明。
一條道，是鄉村運動者要自有其來歷背景，劃然不同於其它；所謂鄉村運動者不單從其主觀志願來說，更以其客觀背景為決定。則鄉村運動者就不是人人都可以算的了。
前一條道，是從事後來嚴彼我之界。彼我之界誠可從此而嚴，而政權用不著屬於我才可完成鄉村運動者的意思也就有了。後一條道，是於事先來定彼我之界。彼我之界誠然這樣來定最好，但無奈這客觀條件實在尋不出來（後面自詳）。那末，人人皆得而為鄉村運動者，則政權用不著定要屬於我，也就可以明白了。
照上邊所說，那末，當真政權無論屬誰都是一樣的嗎？誠然，無論誰全是一樣的——一樣可以完成鄉村建設。因為任何誰的政權，都沒有妨礙我們鄉村運動的必然性，卻皆有跟著我們走的可能性。於此，我們先來說一說我們意思要求的申達機會並不難。我們知道有兩種不同的國家：一種國家，大體上說，是把政權公開於眾，容社會上各方面的人發抒意見，社會上的眾人，有力量來推動政府，申達自己的要求；並可循著法律軌道，取得政權，行其所志；還有一種國家，其政權不是公開 的，而是壟斷於一階級一集團，在此範圍外的人，就沒有參加的機會；好多人的意思要求很難申達，除非你推翻現政權，自己上台。仿佛世界上的國家，都可以分別歸類在這兩種裡面；但中國則兩種都不是。表面上，現在政權是屬於國民黨，以國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旁人都沒有份；前些年高唱著「黨外無黨，黨內無派」，「黨權高於一切」，很像是第二種國家。而其實黨界不清，直等於沒有，派別則分歧不可勝數，實際政權分屬於幾個軍事領袖，根本國權未立，不成其為國家。在這種局面下，我們固無從循軌道以求政權，申達所志；也難實行革命，自己上台。凡我們主張要求的，倒別有其申達機會，並不為難。
這種局面（軍閥割據之局）已是二三十年，其禍國殃民自不用說；然也有其好的一面。那就是，誰也包辦不了，而給各方面不同的意思要求以申達發揮的機會。在這局面中，政權是分裂單弱而不固定 。分裂為人所共見；單弱是以其分裂故單弱；不固定是因其沒有根故不固定。二三十年來的政局，不知變化了多少次，最強如袁世凱也不過三四年，最長久就是現在的蔣公，而數年間也下了幾次台。如此情形下，誰還攔擋得了誰呢？試以我們自己來說，就是很好的例子。我們的鄉村建設主張，固不違反三民主義，卻是自成系統，不同於人。這個地方不容，還有那個地方；那個地方不容，還有第三個地方。當初容了下來，由此就有後來的發展。總而言之，散而且亂的中國社會，反映到政治也是散而且亂，沒有自由的空氣，卻有自由的事實 。我嘗講過「統制與實驗」的問題。我說：中國需要講統制，中國也需要講實驗。但統制就不容實驗，實驗則統制講不了。二者不可得兼，我將舍統制而取實驗。從表面情勢上看，對於統制極其需切，所以普通人都可以見到。但骨子裡當此文化上大轉變時期，非給各方以實驗機會，則生機杜絕，一切創造將不可能。而且事實使統制不能講；事實使實驗能夠行。這也就是告訴我們此刻要實驗，而不要統制了。不過，統制的需要，終不可否認，統制的 可能，慢慢要加大。到能統制，也就是要統制 。我相信中國是要從實驗到統制的。眼前的中國政局，就還在容各方實驗的階段。
照普通之例，政府為一面，社會為一面，中間總有點隔離。國家愈大，則政府愈高，離社會不免更遠。說句笑話，中國幸好不統一，政府是多個的，社會與政府間的隔離得以縮小些。好像政府與政府間的分離空隙，和社會與政府間的隔離空隙，成反比例。即政府分的愈多，社會與政府隔離愈小。假若全國分化為一萬個政府，那末，我想許多不同的意見主張，將更得著各自申達的機會；許多社會隱曲痛苦要求，也許比較容易宣通。倘若所有的政府與政府都合起來，總成為一面，而與社會相對；那就彼此各為一立場，儼然兩個營壘了。兩方情感要求，此時恐怕就難以相通；矛盾隔閡未有不大的。就在彼此一分一合之間，而形勢大異；這個必須體會認識，現在好的是，中國社會散，政府本身也散，大家都散到一處去；所以沒什麼不可越的鴻溝界限，沒什麼尖銳的矛盾嚴重的衝突利害痛癢，說它（政府）同我們一致，這個話固難講；說不是一致而全然兩樣的，恐怕也不衷於事實 。所以常有人問我：鄉村運動與軍閥不衝突嗎？我說：不致衝突。他們說：現在雖不感覺衝突，照你們的計劃幹下去，怕不見容吧？然我相信終歸不衝突；我敢包不衝突。這就是因為軍閥沒有其特殊一定的根據背景在社會，因而它也就沒有一定不易和我們不同的立場。更其沒有什麼後盾勢力，與我們衝突到底。中國社會向來就沒有本有源的兩種勢力。我們代表大社會，他代表什麼？他沒有後盾，他幹什麼與我們衝突？偶然小不合，不算數的。我們代表大社會，他也在大社會中間，最後他只有同化於我們完事。
若明白軍閥不會與我們衝突之理，則我們不能自操政權之理，也可明白。這都是一個理，其理皆在彼我根本不可分。蓋必從社會上有劃然可分之彼我，則衝突不可逃，而後反逼出我有自操政權之必要，而後反逼出我有自操政權之可能。什麼是可能呢？什麼是不可能呢？如果鄉村 運動者能成功一個黨團，則操政權為可能；不成黨團，則不可能 。此成黨團與否，決於社會形勢，而不決於我們自己。中國社會從其形勢上說，是不能產生黨團的。所以三民主義成不了黨，鄉村建設也成不了黨。因為三民主義成不了黨，所以中國政治問題在北伐以後，還同北伐之前一樣沒曾解決。那末，鄉村建設成不了黨，鄉村運動者自操政權，又豈有兩樣？即便政權屬我，又有什麼用呢？總不過是一隅之地，固不能統治全國；總不過是兩年短命，斷不會什麼長久的。在二三十年「分裂單弱而不固定」的戲劇里，添演一幕，好沒意味！所以問題決不在政權屬誰。
第四節 何謂中國政治問題的相當解決
有人嘆息鄉村建設的主張，沒能為政府採用作國是、國策。其實，在中央，在各地方；像鄉村建設這一類的設施提倡，不已經很多嗎？在中央，除了農村復興委員會之外，和它類似的大小機關組織，聽說還有四五個。如嫌不夠，再增幾個也不難。然而，這有什麼用呢？又有許多人，以為自己拿到政權就有辦法；其意似乎就恨政權不在手。其實要上台有何難？上台之後，一樣的沒有辦法。說起內戰，還是起內戰，武力橫行，還是武力橫行；法律失效；政治腐敗，鄉村常被犧牲，沒有建設機會，種種還是一樣免不了！不要說你上台不行；就是聖人上台也不行！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那裡？問題本只一個，而眼前感受的痛苦或說是病象則可列舉為幾點：
1.武力橫行，法律無效——武力本來是最後的手段，而中國此刻幾乎變成最初的手段，一上來就是武力。社會的秩序性已降至最低度。社會之成為一社會，全靠秩序；武力的露頭、武力的橫行，實在是不能再 嚴重的社會問題。其予我們的痛苦禍害，無法細數。怎樣把武力慢慢收起來，而理性抬頭，秩序漸復，是我們第一個要求。
2. 政府的腐敗——此指用人行政一切浮濫不經濟，貪污不法。在此貧乏的國家為最大的浪費消耗，且集中人才而毀壞之，以種種不良習慣影響予社會；最可痛惜之事莫過於此。常聽到有廉潔政府的呼籲，政府也或以此為口號。其實是一句解不通的話。如果一切都有預算，一切都有規矩條理，那末，循守無違就是了。有什麼貪污廉潔問題？貪污就不容於法，格外廉潔也用不著。難道一月一百元薪水，偏要拿八十嗎？從廉潔的口號，就見出行政上漫無憑準，未上軌道。要國家有轉機，不能不先從政府改好做起。這是我們第二個要求。
3. 下情隔膜措施不當——這裡面包涵問題多的很。在政府，尤其中央和地方上級政府，不知做了多少為國為民的政令計劃，而結果反而給老百姓加重痛苦，為害無窮。要真了解下情是很不容易的。即以我們在鄒平天天講鄉村，說鄉村，而所做所為尚不免隔閡之譏。試問高坐在各部、院、廳、府的長官，和留洋回來的專門家，其發號施令，有幾成可以有當於事實呢？多少好力氣都用在錯道上，這絕不是小問題。如何宣通下情，使政府措施皆得其當，為我們的第三個要求。
4. 內戰及內戰前內戰後的一切——內戰的直接破壞損失，固不可勝計；內戰前，為養兵為購軍火而濫用去的民脂民膏，和戰後間接的破壞損失，更不可勝計。二三十年來國勢的沉淪，國際侵略壓迫的加重，全由於此。如何制止內戰，是我們最根本的一個要求。
總而言之，以上四點都是使國勢急劇地向下，足以毀滅我們民族的。必須免去這個，社會才有向上進步的機會。這四點其病源皆是一個，就是軍權政權分裂，國權樹立不起。只要能穩定大局，統一國家，則其餘一切自然可以就緒。內戰問題是不統一不穩定的直接表露，固不必說；其餘問題也總由大局擾攘不寧，常在一種臨時狀態中，一切講不 起而致。大局穩定下來，好比混水慢慢澄清，有什麼問題才可以覺察發現，才可以講求解決之道。要緊的就是要開這發覺問題解決問題之門。所謂中國政治問題的相當解決，就是這個；就是要做到「統一穩定」四字。這樣才開出來機會讓社會進步。鄉村建設非他，就是有方針有整個計劃的，使社會進步到達一個理想社會的工作。這工作的開始，不能不以大局統一穩定為前提。但如何可以做到統一穩定呢？
笫五節 解決中國問題的動力在哪裡
上節我們指明了我們迫切要解決的問題；現在則想求得解決問題的那個動力，問題便好解決。有人愛談計劃、方策、辦法（類如中國應如何行經濟建設等），而問其如何能見諸實行，則答不上來。這樣，就可證明他未曾想到解決問題的動力，其所謂辦法顯然無用。辦法實在不忙講，要緊是尋得解決問題的動力；沒有能動的力量，一切都是白說。能動的力量有了，他自然會想辦法，比你替他想的還周到切實。又有人勇於自任，仿佛國家問題、社會問題，從個人的志願、同志的號召，就可解決。其實我們在社會中甚為渺小；社會決定我們，我們卻難要他聽我們的。天下大事非你我可以解決；解決的力量天然存在於問題之中 。任何聰明有本領的人，也不過有眼光能發現這力量所在，而投身於其中，藉著自然形勢的力量為他的力量。必須這樣，而後拿出來的辦法，才是從眼前腳下可以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而不是托希望於不可知之數，這眼光也不是天生的，是從歷史啟發出來的。
關於解決中國問題動力的研究，我早曾寫過《中國問題之解決》一文，又《我們政治上第二個不通的路》一文均曾談過（均見《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茲節錄前文於次：
一、中國問題之解決的主動力何在？換句話說，靠什麼人來解決中國問題？
二、中國問題之解決的方式如何？是改良，抑或革命？
要決定這兩點，必先認識中國問題是個什麼樣問題？譬如認定中國問題是在外不在內，如同印度人受制於英國人一樣：那末對第一點，就應當是整個中國民族來解決這問題；對第二點，就應當說是民族革命。又如認定中國問題在內而不在外，如同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爆發，或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爆發一樣；那末對第一點，就應當是社會中某階級或其如何聯結為原動力；對第二點，就應當是民主革命或社會革命。諸如此類，可推而知。
從一九一一年的中國革命看去，很像是中國社會內部問題，即是對待滿洲皇帝之一種民主革命；但從一九二六—二七年的中國革命看去，又像是對外打倒帝國主義的運動，而且含著濃厚的經濟革命色彩，現在對中國問題的看法，不獨國民黨與共產黨不同；即在國民黨內或共產黨內，也復見解紛歧派別對峙；至於其它如國家主義派等等更不須說了。又如胡適之先生不認中國為對外問題，也似不認中國為對內問題，而有其五大魔之說；殆認中國問題在其本身文化上的缺欠。本來自數十年前之變法維新運動，以及十年前之新文化運動，大家都是著眼在自己文化缺欠，而從事於改良運動的。羅素也嘗說中國問題包有政治、經濟、文化之三者。大概中國問題是在內或在外，是政治或經濟或文化，幾乎因時而異其向，因人而異其詞；但似乎只有欹輕欹重之不同，沒有專執一面或一點者。
照我想，我們的中國問題大概就是這樣複雜難言的一個問題，原不如別人家的問題之簡單決定。中國問題的特徵，一則是「不一」；二則是「不定」。「不一」，是說外面內部以至種種都有。「不定」，因其不一自然不定；而我們意思更指問題中的各方面，其關 系不決定。關係決定者如封建地主與農奴、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帝國主義者與其殖民地。但中國問題中，方面既多，關係復含混模稜不定。就外面說，壓迫侵略我們的歐、美、日本帝國主義者並不能一致對我，形成彼此簡單的兩方面；而且我們也只是半獨立國家，未曾乾脆地作了人家殖民地。就內部說，則中國社會在封建社會與資本社會之間，誰也說不清是個什麼社會；俄國共產黨幹部派嘗名我們為「半封建」。——大概遇到中國事加一「半」字都頗適當。其實中國社會，一半因其不進步，一半因文化的特殊，乃異常散漫而流動。他不獨沒有形成階級的對抗，乃至職業的或經濟上同地位的聯結，也每為家族的或地方鄉土的關係之所掩 。（中國社會構造密於家族，親於鄉里，其它關係皆輕。）自滿清推翻，共和宣布，法律上看去更像是政治機會已經公開而平等，但實際上則任何法律制度均未建樹得起，廿年來已陷於無法律狀態。於是乃由散漫流動，而更進於混亂不清 ，此時而欲於其問分出幾方面，判定其關係，直為不可能。
中國問題既如此不一定，因而於我們所要討論之兩點，自有許多不同意見出來。關於第一點大概有下列幾說：
一、全民革命說國民黨中吳稚暉先生主之；又國家主義派也同此主張。大意在反對沿用共產黨之階級鬥爭觀念，為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之說者。他們大都聲明「全民」非中國人全體一個不缺之謂；但表其為各階級大家合作，不出於某階級或某部分人。
二、各階級覺悟分子團結革命說國民黨中汪精衛先生主之。他說國民黨是超階級的，由於各階級覺悟分子的結合來行革命。他從民族對外來立言；其意也在反對一階級革命說，及某某等階級聯合革命說。
三、農工小資產階級（或小市民）聯盟的革命說國民黨中 所謂改組派如陳公博等許多人倡之。他們說國民黨要在這三項人上成立其革命隊伍，並且最好有一定比例即農百分之五十，工百分之三十，小資產階級百分之二十。其意革命必有某階級或某部分人為被革者，及牽於利害不肯革命者；若雲「全民」即等於不革命。
四、被壓迫民眾的革命說十七年南京中央黨部頒發出來的黨員訓練大綱，於上列三說均不取，而說：「中國社會大體只有農工商學兵婦女各界地位職業和性別的區分，而沒有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階級對立之顯著事實；而農工商學兵婦女各界民眾互相間不僅沒有激烈的普遍的深刻的利害衝突，他們所受痛苦和所欲消滅的敵人大體又復相同；所以全國被壓迫民眾不能不團結一致，共立本黨旗幟之下，謀全民族的解放和全社會生存問題的解決。」
五、有產者革命說一九二三訖一九二七年以前的共產黨，大都認中國革命屬於對外的民族革命及對內的民主革命；而這種革命都是要出自資產階級的。一九二七年以後共產黨裡面對中國問題分開兩種不同見解，其中史達林派（或稱幹部派）仍不出此意；所以他們以為中國將來的政權應該是資產階級性的工農民主政府。
六、無產者革命說共產黨中反對現在幹部之託洛斯基派，認為中國社會已資本主義化，而且自經兩度革命（一九一一年及一九二六—二七年）後，資產階級也已掌握政權；此刻正革命高潮一時歇落之際，將到臨之第三度革命應當是無產階級起來樹立其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如同俄國的十月革命一樣。
上列各說，有的不能令我們滿意，有的我們認為錯誤。論者若非否認中國革命之對內性，即不應將革命力量籠統地屬之中國人，如所云「全民」，或「一切各階級」。我們本來問，靠誰革命？乃回答，全都革命；實沒指得出來。汪說也不能稍愈於吳說。所謂覺悟分子之「覺悟」何指？必不能是和尚悟道之「覺悟」；自該是覺悟 要革命之「覺悟」。說各階級覺悟分子來革命，即等於說：「誰革命？要革命的人革命。」這話如同沒說一樣，何能令人滿意！被壓迫民眾說也不能稍勝。這等於問，誰起來反抗壓迫？而回答，被壓迫者起來反抗壓迫；寧非無味。況且眼前的中國社會已完全陷於無法律無秩序狀態，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已失其決定性，而沒有分野。因最高權力寄於槍桿，大小不等，頭緒紛紜，又且是轉移無定，得失瞬變的。凡此近於滑稽，無當事實，囫圇吞棗的說法，一半固由中國人喜作不著邊際的巧文章；一半正為中國原是這麼混亂複雜沒從指劃剖別的一個東西。其他三說的批評；及各家說法的真正短處，則討論到後面比較之可見。
我對於第一點的答案是：
中國問題之解決，其發動主動以至於完成，全在其社會中知識分子與鄉村居民打並一起，所構成之一力量。
欲說明此答案，還須翻回說明中國問題。照我的分析研究，現在之中國問題並不是其社會內部自己爆發的問題，而是受西洋文化的勢力 （歐美並日本皆在內），壓迫打擊，引起文化上相形見絀之注意，而急求如何自救的問題 。大家要注意，中國社會內部並不是沒問題；——至少滿洲統治者是一個問題。但若東西始終隔絕，中國還是中國，不受西洋文化影響，即有問題爆發出來，其性質其形式也必非如現在這樣。他將為舊日歷史的重演，而必不會有新式的民主革命、民生革命、共產革命。「現在之中國問題」，發自內部者輕而來自外面者重；或也可說，由外面問題引發內部問題，並以外來的新形式演之者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頗能點出中國問題的內涵是些什麼。其民族主義就是外面問題；——民族對外自求解放。其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就是內部的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雖曰內部問題，而實從外面引發的。所謂「外面引發」， 具有三義：
一、受外面的壓迫打擊，激起自己內部整頓改造的要求；
二、領會了外來的新理想，發動其對固有文化革命的要求；
三、外面勢力及外面文化實際地改變了中國社會，將其卷到外面世界漩渦來，強迫地構生一全新的中國問題。
因此，其所謂政治問題經濟問題乃含有多分世界新性質，而不能不與外面相關，直可說成了世界問題之一部分。問題雖如此具有外面性，然而語其問題之如何解決，乃又重在內部。外面迫害所以有不可抗之勢，及新理想為什麼使中國人對固有文化起革命，乃至中國為什麼不能改變推動外面世界而被改變於外面被卷到世界上來，胥由自家文化的特殊性與其很大缺欠而來。唯有將內部文化補充增高，使其物質與其人漸得躋於外面世界水平線的程度，是其問題解決所必要的功夫，而斷不是以排開外面迫害為解決的。說到此處，使我們想起胡適之先生於打倒帝國主義不置意，而獨創其五大魔之說，雖立言不免稍笨，而正非無所謂也。本身的缺欠由外面相形而益見。中國人於其固有政治、固有經濟，初未必到了不能安不能忍的分際；其所以成為問題，實有文化改良、文化提高之意義，與其不得不然之勢在。故我以為中國問題的內涵，雖包有政治問題、經濟問題，而實則是一個文化問題。
按照上面的分析與說明，就可知道中國問題的發動，不能不靠其社會中之知識分子，而且必須是最先與外面接觸的知識分子 。因為問題雖普遍地及於中國人之身，而看見了解這個問題的只有他；問題之緊迫虐苦或更在蚩蚩無知之分子，而感觸親切成為問題並有一方向擺在面前的，則必在他。我們試按之於歷史事實，自變法維新運動、立憲運動以訖兩度革命運動，其發動奔走者何人，就可證明了。日本人長谷川如是閒的話是對的；他說：「中國革命幾為知 識階級的事業，在一種孤立狀態」；又說：「這知識階級，人雖是中國人，但產生他們的是歐美日本近代國家的歷史。」我們還可加上一句注釋：第一度革命多是游日學生；第二度革命則是游俄學生。而革命人物多出自沿海的南方各省，革命勢力且必以廣東為根據地，似也皆由問題性質所規定而然。
不但問題發動，非於問題有認識的知識分子不可；尤且是解決問題的功夫，即是文化之推進增高，更非富於世界知識的知識分子不辦。所以我們說，中國問題之解決，其發動主動以至於完成，都要靠其社會中知識分子的。似乎一社會問題之解決，原無不靠其社會中有頭腦有知識者；一革命運動之前驅，原無不是思想家知識分子為領導者；何必獨於中國為然？這其中卻有個分別。在問題簡單決定的社會，其問題是擺出在客觀的，凡在問題中人於其方向所指，不必宣之於口而已喻之於心 。大抵是兩方面：一面是要維持現秩序；一面是非破壞現秩序不可。所謂思想家者，不過於此時供給一套否認現秩序的理論與建設新秩序的理想；其破壞現秩序之革命基礎力量，原別有在而不在他。新秩序之建設完成，自也要假手有頭腦的人才行；然而方向之決定不在他身上。於此際，思想家有頭腦者是賓不是主；主人自有在也。然若中國問題之真正主人為誰邪？以民族問題言之，宜為吾全民族；以政治問題言之，宜為有資產者；以經濟問題言之，宜為無產階級。問題複雜牽纏，主人多歧不定，互相消而等於無。如前所示國共兩黨各派領袖之聚訟紛紜，是有頭腦者且迷於所向，彼社會中一般人更不自辨其出路；此時所得而依為解決問題之能動力量者果何在邪？於此際也，所謂在孤立狀態的革命者之知識階級，已自落於主人地位；欲不為主人其又讓諸誰？更進一層言之，中國問題的特殊性，其民族問題並不徑直對外排開迫害，而引發內部問題；其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均非徑直自 己發生的問題，而實於對世界為文化增高上有其意義。若果徑直對外抗敵，或可合全民族為一力量；今引發內部問題，則何可能？若果徑直自己發生的政治問題，或徑直自己發生的經濟問題，則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或可當主人之位；今顧非是，則何可以相擬？要知道，中國問題根本不是對誰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重大的民族自救文化改造問題，早掩蓋了其它問題；縱有革命亦是在民族自救意義內的，此民族自救運動，求諸全民族則寬泛無當；求諸某階級某部分人，則狹窄不洽；而謂不在接觸外面之先知先覺感觸親切之志士仁人而又在誰？文化改造之任，不在一社會文化中心之知識分子而又在誰 ？於此際也，先知先覺知識分子明明是主而不是賓矣。
我們現在可以看出許多先生呆笨地想從農工、無產者、被壓迫者，尋求中國革命的動力之錯誤。在他們是設想這些人都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機會最不好的；則要起來推翻現狀，求政治上經濟上機會平等的，必是這些人。他們殊不知：
一、散漫流動又加混亂失序的中國社會，其政治上經濟上機會之種種不等，非限於階級大勢之定然，顧落於個人運際之偶然；個人自求出路於現狀之中，較諸破壞現狀為社會謀出路容易得多； 「非革命不可」形勢造不成。不要說他不革命；革命了，他個人稍得地位機會，便留戀現狀而落於不革命或反革命去。
二、在大勢上定無好機會者，則唯窮鄉僻壤蚩蚩無知之人。可以說：在中國現社會受壓迫剝削最甚者，即於知識智力最低者。他不但沒有新知識而已，同時他大半是離開外面世界最遠者，陶鑄於舊習慣最深者。他不動則已，動則為翻轉回去的動。天下豈有問題中正主人，其解決問題的方向，走向反面去者？與其認他為解決中國問題的動力，不如說他正是中國問題的對象 ；前所謂文化改造民 族自救，其功夫正要在他身上做也。
反之，如果我們承認解決中國問題的人，必對於現代問題有判別力；則無論從其知識程度之取得測之，或既得後推之，其人在政治上在經濟上機會固已甚優越。中國問題可說是一個變例：革命的，不在多數被壓迫剝削的勞力生產者，顧在少數可以壓迫剝削他人以自了之人。這全為中國革命，是受外來文化刺激而為意識地牽拉使之向前改變；不同於因經濟演進而社會自爾機械地被推動向前變化，如西洋往例 。
據說中國不識字的人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此百分之八十以上之不識字的人，大概被壓迫剝削之勞力生產者占成數很多；其百分之十至二十識字的人，則軍政各界土豪劣紳一切混飯寄生之輩占成數很多，而革命分子正也居其中。中國革命至少要出於識字的人；因為不像在西洋社會裡，縱或受不到有形教育，其無形教育影響正大；在中國社會裡，不靠有形教育作接引，更靠什麼 ？但雖說中國革命必出於知識分子，而不能說知識分子一定革命。其革命或否，全在他意識的自由，幾乎就是熱心不熱心的問題。在共產黨自不愛聽這話，然而他自己正也不能逃於此例。北平的大學學生雖多，究不勝洋車夫多，而共產黨盡多是大學學生。此大學生之願意作共產黨，正如他同學之或願作傳教士，或願作買辦，或願作官僚政客一樣。
我們對於感受迫害虐苦的多數人之亟求解除苦痛那件事實，原不否認；只是他自己大沒方向。然此自是社會中潛伏的解決社會問題之一大力量，為有革命方向的知識分子所必憑藉。否則，知識分子而熱心革命者為數幾何；又何能斡旋得全個社會成此遠業？不過照我們的認識，他是賓而不是主耳。主與賓，何由定，方向在誰身上，誰是主；從乎其方向來完成其事者為賓 。於此，可以打個譬 喻。一社會知識智力之士，是其社會頭腦心思之所寄；社會眾人離他不得。一個人的行動，雖無不經過頭腦判定而身體活動出來；但方向有早決於體內者，有待決於頭腦者。唯社會亦然。西洋革命往例，好像一個人飢餓或乾渴的問題先發自體內；而頭腦為之覓飲求食。雖問題的判明與如何活動無不經過頭腦者，而方向固已早決於體內，且上達之於腦，頭腦不過從而映現於意識完成其事耳。飢一定求食，渴一定求飲，無容商量。現在的中國革命，好像一個人病了，身體內種種不適，而頭腦為之覓藥求醫。此時問題的認取，——病在那裡？解決的方向，——當吃什麼藥？一待頭腦慎思明辨而後決；甚至身體初時尚不愛吃這藥，待服下去後，方感得好。是則頭腦決定方向，身體從而完成其事，比之前例，主賓互易，正自不同也。
所謂革命的知識分子所必憑藉的社會中潛伏之一大力量，我是指鄉村間居民而說。我們可以看見歷來對於中國問題之發動，有兩種不同形式：
一種是通習外面世界情勢之知識分子所發動者 ；歷來的各種維新運動、各種革命運動皆屬此例；
一種是不通外面情勢之內地無知農民所發動者 ；同治、光緒年間鬧的無數教案，1900年義和團之扶清滅洋運動，以及近年北方各省之紅槍會、天門會，四川之神兵等等皆屬此例。
雖然前一種也未見得果能認識中國問題，而為有眼光的發動；但其所認識的在當時就算最有眼光，而仿佛無以易之的了。若後一種則正同於一個病人為痛癢苦楚所激起的身體亂動 。許多先生期望徑從這裡得著解決中國問題的動力，當然是錯想；然事實上卻也不能外乎此，而成其為解決中國問題的動力 。解決中國問題的動力，殆在引後種動力併入前者，而為一種動力 。然而這引的功夫，是要 由前者來作的。換句話說，革命的知識分子要下鄉間去，與鄉間居民打拚一起拖引他們上來。
於此，我們要分兩步說明。
先說明我們為什麼不用「農民」「農工」「被壓迫民眾」「無產階級」等詞，而特標「鄉村居民」。我以為「有產」、「無產」是不適於拿來分別中國社會的。「產」若作生產工具講，則有二畝地的貧農與自營手工業者都應有產了；有產無產相去不能以寸。產字若即作錢字解，則有錢無錢其以多少為準，更不好分。以「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來分，沒有指實，不成一句話；而且已混亂無序，分別不來。農工二字似有所指，然其散漫與不一致，亦幾為一空概念，沒有實體。現在中國社會，其顯然有厚薄之分、舒慘之異者，唯都市與鄉村耳。此厚薄之分，在舊日固已有然；自西洋式的經濟、西洋式的政治傳入中國，更加取之此而益於彼；近年軍閥與土匪並盛，一切壓迫掠奪所不敢施什一於都市者，駢集於鄉村；既飽則揚於都市。固然中國無所謂逃於封建領主的自由市民；然身體生命財產的自由，在都市居民比較還有點，鄉村居民已絕對無可言者。鄉村居民的苦痛，表現中國問題的灼點 不堪其苦者，避居於都市或外國租借地，便仿佛入了另一世界。故中國社會本不好分判得開，唯鄉村與都市無論就政治言就經濟言，卻見形分勢異 。避離鄉間者皆地主鄉紳；其所余鄉村居民內部非無問題，然宜待後一步解決 ，我們所以不稱「農民」而稱「鄉村居民」，其意蓋在此。又交通不便，階級不明，散散漫漫的中國人，其職業的或階級的聯繫，遠不如地方同鄉里的關係之深、團結之易。而在都市中人則不足語此；他們是疏落不相干的。只有同一個鄉村的人較為親切，有時能形成一個力量。一面激於痛苦，一面易有團結，此所以為革命的知識分子所必憑藉也。
從歷來中國問題之兩種發動看去，其間有一大苦楚，即兩種動力乖離，上下不相通 ，在下層動力固盲動而無益於事；在上層動力，以其離開問題所在而純秉虛見從人事 ，其結果乃不能不落於二者：
一、搔不著痛癢 ；
二、背叛民眾 。
所謂離開問題，即指其離開鄉村；所謂純秉虛見，即指其但襲外來眼光，摸不著自身問題，不為歐洲近代文明之景仰，即為歐洲最近潮流之追從。歐洲近代文明，一都市文明也；景仰都市文明，豈所以振拔鄉村痛苦者？自教育實業警察陸軍之興，法律政治種種之改良，而鄉村痛苦乃十倍於前！然此其背叛民眾猶為不自覺的。歐洲最近潮流，一都市文明（或工業文明）之反響也；追從都市文明之反響，其何當於解決鄉村問題？自國民革命興，而軍閥益以強，捐稅徵發益以重；自共產革命興，而土匪日以張，鄉村墟里日以毀。縱將巍巍的中央政府成立起來，其如早已離開民眾而至背叛民眾何？當初固自號代表多數民眾，現在也非不自知其離開民眾，背叛民眾，而究竟無法糾正，無法善後！蓋不從鄉村起，自不能歸本鄉村；離開鄉村，即離開民眾；入手即錯，其不走向背叛民眾去固不止也。
我敢斷言，如果這上層動力與下層動力總不接氣，則中國問題永不得解決；而上下果一接氣，中國問題馬上有解決之望。
最要緊的一點，是中國問題自外引發，而非內部自發的。如果沒有外力進門，只順著它自己歷史向下演，它只能為一治一亂的循環，而不會有近代式的革命。清廷固然有一天要倒，但不過再出一個明太祖，而不會出孫中山。因為問題不在內，所以不是階級性的 ；因為問題自外來，所以是民族性的 。因此，就不要以階級眼光尋求動力。再則，中國 問題是整個文化問題，而包有政治問題、經濟問題。要談政治問題，要談經濟問題，須不要忘記它原是一個文化問題 。因此，知識分子、教育工夫，遂為解決中國問題的要件。留洋學生在動力上，幾乎要占第一位。中國的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必生於澳門，長於香港，而不出於陝甘等內地；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東京開成立會，獨缺甘肅人；也就是為此。
從中國社會的成份上看，除知識分子外，還有三項重要的人。一是軍人；二是工商業者；三是農民。表面上看，軍人最有力量；其次工商業者有錢，也有力量，農民雖多，而太散漫固陋，不見力量。知識分子雖在解決中國問題動力上極重要，卻不能單獨解決中國問題。過去總是結合軍人，以為這個最有效力。然中國軍人在經濟上，無其地位根據，他非間接取之於旁人沒飯吃，就非得旁人擁護不能穩固其勢力。你靠他，他還不知道靠誰！在社會上真正有根的勢力，還是在經濟結構上不可少的人（地主、資本家、農、工、商）。軍人絕不能代表社會；與軍人結合，則自己也同變成一種無根的勢力。所以知識分子不聯合工商業者，就要聯合農民才行。工商業者的力量雖可見，而在中國大社會裡還是太小。農民的力量雖不見，而在中國大社會裡還是大的。工商業者似乎好聯合，而其實怕聯合不上。農民看著不好聯合，而其實必然還是他。並且聯合工商業者，不免遺漏農民；聯合農民，卻包涵得工商業者（後面自詳）。知識分子今後要想在解決中國問題上表見力量，非與農民聯起來，為農民而說話，以農民作後盾不可。
上說聯結農民，就是要去組織鄉村。所以要組織鄉村的，上面所引文中亦說及。就是三點：（一）地方鄉土關係，重於職業的聯繫；（二）鄉村有其整個性，更且我們此時要以鄉村作整個看；（三）一鄉一村團結較易。再從工商業者要依於鄉村而存在那點上看，則工商業者也未嘗不可一同聯包在內；那末，不僅代表農民，也就可以代表大社會了。
第六節 解決眼前政治問題的途徑
我嘗想寫一本書名為《中國政治問題之社會形勢論》，現在未暇去寫。大意是：要解決政治問題須理會其社會形勢 。凡事都有個竅要，解決政治問題的竅要，須在這裡求。那末，中國社會形勢是如何呢？且不忙一口道破，先從事實上來指點看。那就請看，中國的內戰、中國的分裂，是和外國不同的，例如美國從前也有南北戰爭；例如英國也有愛爾蘭要求自治獨立的事。但其性質、其事實內容，與我們顯然兩回事。他們是社會與社會衝突，而我們則只是政府與政府的衝突。他們是這一方社會與那一方社會不合，而反映到政治上有分裂有戰爭出現。我們則盡你政府與政府開戰，於社會並不相干。我嘗說，如果許我們說一句不通的話，我們可以說：若將政府除外，中國國家原來是統一的 。不過，可惜當說國家時，沒有把政府除外的道理罷了。因為我們親眼看見，當南北戰爭時，全國各省教育會，還照常舉行全國聯合會；乃至全國司法會議，那還可以開。這在外國人無論如何弄不明白的了。像從前齊（燮元）盧（永祥）之戰，並非江浙兩省地方上人有什麼問題，而且兩省人士還聯合起來呼籲息兵呢！又如劉湘與劉文輝打仗，絕不是川東人與川西人有仇。二三十年來的內戰，哪一件是問題發生在社會的呢？可知中國之分，分於上；外國之分，分於下 。
我們早說過了，中國人向來過的是散漫和平的生活；西洋人過的是集團鬥爭的生活。他們的國家雖是統一的，而其社會則有許多不同的分野，此疆彼界，隱然敵國。這許多分別或從宗教來，或從種族來，或為地域關係，或為階級分化，或因職業聯繫，或因身份不同，種種問題多的很。大約最早的關鍵在宗教 ，後來的問題在階級 。所以背景來歷，都不是很淺；利害衝突，每每躲避不開。生在散漫和平社會中的我們，簡直意識不到其意味之深刻、情勢之嚴重。中國人恰好與他們相反。誰和 誰也不是仇敵；誰和誰也不是一家。也沒有不容躲閃的衝突，也沒有利害一致的相聯。說分不分，說合不合，此其所以為散漫。從整個大社會說，倒是雍雍熙熙大家怪和氣的。尤其浸濡在中國文化的中國本部地方，人口儘管數萬萬之多，南北東西千萬里之遙，大山大川的阻隔，舊日交通之不便，曾沒有什麼分裂離異問題發生。反觀西洋，英倫三島已經很小，而愛爾蘭與英格蘭還要分；愛爾蘭已經很小，而南愛爾蘭與北愛爾蘭還要分；簡直讓我們不可解，以中國之地面，以中國之人口，若擱在歐洲，不知分成若干國家，演成多少國際競爭。然在中國，竟是情感相通的一個社會而不分。此中消息正應該仔細參詳。
我們再來看二三十年來的內戰，其間軍事首領彼此為友為敵，忽離忽合，前後變幻同於兒戲，恐怕他自己本人事後想起來都會失笑。同時在政爭上的政治人物各大黨派，思想之左傾右傾，主張之忽彼忽此，轉變離奇前後矛盾，也有同樣情形。追源其故；恐怕就是因為各人均沒有一定背景，所以就沒有一定立場。若在西洋社會的政黨、革命黨，各從其社會上一定基礎背景而來，哪能沒有其一貫的立場。所以我嘗說，中國社會天然不能產生黨團。強要模仿外國組黨，組出來也是假的。外國是從其社會分野，已先分為幾方不同的勢力，相抗衡，相競爭，從而有黨的組織。其黨也真，其爭也公。中國人則先無所依據，只為有所爭奪而結黨，其爭也私，其黨也假。否則，如國民黨、如國家主義派，超然不著邊際，想要代表全體，代表一切，結果是一切代表不了；空蕩飄浮，不成其為黨。在外國一黨的政綱政策一切主張，多半是從他自身發出來的親切要求。而我們的三民主義，則只是三句好話，人人得而贊成之：卻是毫不親切。我為此言，不是指摘國民黨，我是點明這正是中國社會的產物，全不合西洋格律。
我們反覆申明的，不外要大家深刻地認識中國舊日社會之散，深刻地認識今日社會之亂（這均在前講認識問題之部講了很多）。散漫而又 亂了向的中國人，表見在政治上，自有如上所說那可笑的情形。而因其夾著武力一個因素在內，就變成了人間的慘禍。武力是一工具，待人來用。人是散的，武力何能不分？人是亂的，武力何能不為禍？武力這工具，至少在今日還不能廢，不但用以衛國，並且國內秩序的維持仍少不了它。普通都是法律擺在前面，而武力為後盾。法律顯，而武力隱。在極有秩序的國家，連警察都少用，更用不著軍隊；但始終有武力在。這就是統治被統治未能泯然化合一體的原故。當前的問題，只是「如何善於控制武力而用之 」的一個問題。武力問題安排妥當，政治問題就得一相當解決。
我們來看人家外國武力問題是怎樣安排的呢？表面上他們武力是屬國家所有。但國家一半為實體；一半是假名。所謂假名，是指其社會裡面分成幾方不同的勢力，矛盾衝突並非一體。但此矛盾衝突之幾方面，實又互相依存而不可離，對外尤見其統一性，所以一半還是實體。其武力所以很少對內用而多為對外用，就是其一半實體的表見。其武力總不免有對內維持秩序意味，就是由於內部矛盾而有的必要。從對內說，武力屬國有的話，就非真。此時武力實屬於一方面或一階級，雖然也許不很直接不很明顯。於是其社會就隱然成為兩面：在武力之上者為統治一面；在武力之下者為被統治一面。兩面是粗分著說；若細加體察，實像一複雜的機械，在巧妙地結構著 。因為是其社會內大小強弱幾方不同勢力都在參加，而且若分若合，一起一伏，關係位置各有不同。在統治一面，大約是一種勢力，或以一種勢力為主。也許他原來就占優勢，也許憑藉政權就更以強越。遇事當然要聽他的。他對外就代表國家；對內雖不免有其自己立場，但總是以公家名義維持大社會。所以內里非一事，而外則處處表見為統一國家者，就賴此。質言之，在一國裡面必須有此一較強勢力隱然為中心支柱才行。
前說：中國之分，分於上；外國之分，分於下。所謂分於下，就是 下面儘管有相抗衡相競爭的諸不同勢力，而無礙上面政權的統一。所謂分於上，就是下面儘管不見有此疆彼界隱然敵國的各方勢力，而上面政權卻不免分裂。不留心的人一定以為外國內部沒有什麼分裂問題，只有中國才四分五裂。其實顛倒了。中國這種分裂淺淺地在表面；哪有外國內部矛盾的尖銳、衝突的嚴重呢？不留心的人一定以為中國社會既然沒有什麼此疆彼界的分野，那國家還不應當統一嗎？其實顛倒了。正唯其為有此疆彼界，融渾難分，所以沒有成片段成形體的一種勢力，可以為中心支柱，可以越居統治一面 。而在經濟組織實際關係未達於社會一體的時候，統治被統治就非分不可；你融渾難分，也得分！有本有源已成片段的勢力既不可得，臨時湊合又湊合不像（國民黨等黨派），於是只落在姓張的姓李的這一位那一位的個人頭上。然而若大一個大社會，那一位也包辦不來，則「分裂單弱而不固定」就為不可逃的局面了。
或者有人要問，歷史上的中國不亦是一人為萬姓之主嗎？這個我們早講過了，歷史上的中國是沒有政治的；武力是收起來的；以教化代政令，以禮俗代法律，是消極相安之局，非積極統治之局，在今日消極既非環境所許，強調的統治就得武力才行。武力必須操於階級，不能掌於個人之手（此層前已講過）。且在反對「家天下」之後，軍隊地盤屬個人私有，眾情不容；在推翻專制皇帝之後，大權獨攬也為群情所不平。往日的一切迷信和禮教已經破除；新興的「革命」與「打倒」正好借詞；實在誰也維持不了這個局面。然而核心問題還在武力無處交代。我嘗在鄉間看見大批軍隊走過，我就納悶：這是誰的武力呢？這是中國的嗎？在邏輯上當然可以這樣講。但中國又在那裡呢？實在太空泛，不親切。他們名為西北軍，那末，算是西北地方所有的嗎？按之事實，亦不是。那末，他是馮玉祥個人所有嗎？這倒親切一些了。然而他實在也沒有這麼大家業本錢來養這麼些人，來置備這一切；他也沒有這麼大 家業需要這麼大武力來保護。究竟誰要養這武力？養來幹什麼用？真成疑問。馮先生也不過其一時的指揮者，一個帶兵官，似不能算一主體而據有之。那末，這竟成了天地間無主之物！你說玄不玄呢？無主之物當然容易被人利用，二三十年來合縱連橫忽彼忽此，無目的，無主宰，完全失去其工具性（川局即為中國之縮影，研究中國問題者最好看四川）。散漫無力的鄉村社會，就整個在這下面犧牲（參看前講鄉村自救運動一段）。而不曉事的人，還在做武力統一的迷夢。其實武力統一中國不難，倒難在誰來統一武力呢！
談至此，好像我們要想為武力造成一階級勢力為其主體了。不是這樣；若這樣，那便是不從中國的社會形勢里去發見中國問題的解決途徑；而硬要比照外國社會形勢一步一趨地效顰了。況此主體也萬萬造不成的（社會無秩序則階級培養不成，階級不立而秩序更沒有，二者如連環相扣，可參看前講中國社會崩潰一段）。問題解決的竅要就藏在問題裡面，近在眼前，何必遠求。這邊走不通，就走那邊 將外國統一的法子，倒轉過來就是中國統一的法子。那就是不求統一於上，而求統一於下 ，天下事情，短處翻過來就是長處，原來都是如此的。所謂求統一於下怎麼講呢？那就是求統一於社會。人家都說：國家統一則社會粗安；我們卻應該說：社會統一則國家粗安 。在外國是把上面的統一掩蓋下面的不統一。中國走那條道，既不可能，就把下面的統一來統攝上面的不統一，好了。中國社會不見此疆彼界，並不是聯繫融合了，而是散漫不成片段，反映在政權上，自然是分散的，現在就是要從社會方面做到下列三點：
1. 要從散漫進於聯繫 ；
2. 要見出一共同要求趨向來 ；
3. 要比以前有力量 。
這三點是相聯的一回事。沒有共同要求趨向，便聯繫不成；而聯繫 成了便有力量，無待更求力量。我們須知在外國社會裡，所謂一方面的勢力，即是一方面的要求。強越的勢力，即是強越的要求。其國家的統一實在就統一於此強越要求之上 。全國一致的要求，偶然可以有，不是常有的。散而且亂的中國社會，就是苦於尋不出一強越有力的要求，掩蓋其它；同時又說不上全國一致，而只見其散漫迷糊，離奇複雜，今日惟一要緊的事，必須調理出一個大方向（大要求）來，則大局夫何難定！ 明眼人一定可以看到此點的。
中國社會，果然從一個大致地共同趨向要求而相當地聯繫起來，則無主的武力此時便隱然有了主 ；沒遮攔的武力此時也不致沒遮攔。二三十年來，內戰說發就發，武力橫行，人民的生命財產自由不當一回事，實為社會太無力量，一味消極忍讓放縱所致。一種力量要它不濫用，自己約束沒有外力牽阻的容易有效。社會的聯繫體也不能直接地自操武力；而只能是間接地控制了它 。此控制不外兩面：一面可說是約束；一面可說是遮攔。中國武力問題的妥當安排，只有此道。——這是從中國社會形勢所看出來的惟一的一條道，再沒有別的道。
第七節 一個具體的設計
上面將如何解決眼前政治問題的途徑說了一個大意。底下我們再將具體的設計說出來。
我們的主張用一句話說，就是啟發社會力量來穩定大局。這也不是新發明，許多人都曾看到此。記得曾有人（胡適之先生等）主張全國各職業團體聯合起來過問政治；又有人（吳鼎昌、張伯苓諸先生等）提倡過廢止內戰大同盟，用意大都相近。可惜方法浮淺，缺點甚多，當然不會成功。職業團體聯合之議，缺點在現來製造力量現用。要知新力量是 要一邊養一邊用的；未及培養鍛煉就用，必不成功。而且所謂職業團體多半是空的，只想利用現成的東西，不想從社會深處來啟發力量，也是不行的。所以有兩個原則要記住：一是植根不深，便沒有力量；一是新力量要在養中用，用中養，不得其養則力量不成 。廢止內戰大同盟缺點在專從內戰損失之大，為禍之慘說話；徒以感情動人，而缺乏理智的分析判斷。好像一個病人要不要開刀施手術，應當有很科學的診斷；不能說我怕痛，我怕流血。這樣說話是太沒力量的。我們對於中國問題，也須有一科學的診斷才能說話；說出話來才有力量。而且它只有消極的要求（廢止內戰），並無積極目標，可以往前進行。好比走路，只說不往西走；「不往西走」這句話，只能包涵在往東走那句話裡邊。若單說不往西走，誰知道你往那裡去呢！這個斷不會發生力量出來的。於此我們又有兩個原則要記住：一是人類的力量在理智，缺乏理智便沒有力量；一是力量生於積極活動，若只消極的要求不成其為力量 。於此我們又有兩個原則要記住。
我們具體地設計，就是將我們分析認定的解決中國問題的動力，給他組織起來。照我們的分析是：中國問題之解決，其發動主動以至於完成，全在其社會中知識分子與鄉村居民，打並一起所構合成的一種力量。解決中國問題的動力，要在知識分子和鄉下人身上求；已是無疑，不必再說：要研究的是他們以何種方式構成一力量。那自然就是我們鄉村運動這一條道了。且不忙談鄉村運動，先來看看知識分子這一項人。
知識分子這一項人，無疑地是在完成中國社會改造文化改造上頂重要的人；他們的力量是大的，幾十年來興風作浪，好事歹事都是他們幹的。但力量雖大，多半枉用了。要想他們一改其在過去政治上、社會上有害無益的作為，而發生其正當作用，那必須先治兩個病：一個是「散」；一個是「亂」。「散」、「亂」本來是中國社會的病，卻特別表著在他們身上。散莫散過他們；亂莫亂過他們。他們領著頭散；他們領著頭亂。要想中國社會不散不亂；必自他們不散不亂始。他們的散，根 於中國無宗教而理性開發最早來的（參看前講《認識問題之部》及《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九五——二○○頁）；他們的亂，就因為他們容易超然無一定立場，遇著這歷史大轉變、社會大改造時代，自然就思想紛歧，趨向靡定了。上天下地，由他去想；左傾右傾，一時而變。再加文人相輕，誰也不服誰。你有你的主義，我還有一套呢！心服口不服；口服心不服。在今日一個人若能說降十個知識分子，這本領就很大。怕聖人復生，也難將中國知識分子思想統一。廢止內戰大同盟，只說消極的要求，不標積極的主張，何嘗只是有一個消極的要求而止。他實在曉得一提出正面主張，肯於簽名隨著走的，就沒有幾個人了。只說到廢止內戰而止，或者能廣結同情（民國六、七年間，我有《吾曹不出如蒼生何》一小冊子發表，就是一種反對內戰運動，當時也從消極立言，正同一心理）。此中苦心，足可證明在今日要想標出一主張倡導一運動之難了。然沒有一共同趨向目標，又怎能組織起來；不依舊是亂的散的！此一問題，誰能答覆？
其次再來看鄉下人如何呢？鄉下人頭腦沒那末複雜，散雖散，大致還不很亂；心地實在，也不至於不肯服人；這是比較知識分子好的地方。然而他們有一大缺欠，就是十個有九個不識字，缺乏人與人之間交流溝通的工具。現在要為廣大的聯絡，不是很小的組織，豈是口頭約會就行的？非用文字不能談組織，而他們就是不通文字，這一問題又如何辦呢？
說到此處，幾乎智窮路絕。然而天下事，許多辦法憑你想是想不出的，事實卻會來湊泊你，殆有所謂天不絕人者。於是就有近十年來的鄉村運動發生。從鄉村運動不費力的就解答了上面兩個難題。鄉村運動由何發生，我們從一開頭就講過了（見前《講鄉村建設運動由何而起》）。現在敘一敘鄉村運動發生的事實經過。鄉村運動如不追溯很遠，大概是發動於民國十四五年間。例如平教會成立的雖早，但其定縣實驗區則開 始於此時；陶知行 * 先生的曉莊師範，也創辦於此時；今在無錫的教育學院，當時則經趙叔愚先生等各位以民眾教育的名義，倡辦於蘇州；中華職業教育社在江南一帶的農村改進工作，也於此時創始；還有華洋義賑會在河北各縣鄉間的合作運動，稍前於此時也有限。河南村治學院成立於民國八年，然豫魯地方鄉村自救鄉村自衛卻也萌芽於十五年間。就是王鴻一先生規定了農村立國制的《中華民國治平大綱草案》，也出版於此際。我個人所謂「鄉治」那個意思，則決定於友人王平叔等自武漢北歸之後，那恰是十五年尾。略就所知，屈指數之如此。時期雖如此湊巧相近，但實在各有各的來歷不同。平教會是從識字運動，進而為鄉村運動的。華洋義賑會是從救災工作，不期而轉到鄉村運動的。曉莊為近年鄉村教育的開山，那是從教育改造的動機而出現的。無錫的工作，則本於民眾教育民眾運動而來。中華職教社之農村改進，則為其職業教育運動之一新轉向。河南山東的鄉村自衛，是受刺激於兵匪之禍。若鴻一先生同我，則從中國問題多年煩悶後之一種開悟而來。至於各方面從救濟農村而有的那許多鄉村工作或事業，似乎是較後的事。
在這面，有很可注意的一點，就是鄉村運動很像是中國的一種新教育運動。這不但如平教會、如曉莊、如無錫、如職教社都本來是在辦教育，研究教育，其為新教育運動固不待言。就如我們本非從教育轉過來的鄒平工作，自己也無意談教育，而總是被人看做一種新教育運動。美國霍金（Hoking）教授以及教育家羅格（Rugg）等，全是這樣看法；莊澤宣先生出席世界新教育會議，也以鄒平當中國的新教育工作而報告。可巧我們的工作，也是藉著「鄉農學校」「村學鄉學」這些形式而進行，自己回省起來也確乎就是一種教育工作。又中國社會教育社，屢次開年會皆以「鄉村建設復興民族」為其討論的中心問題。社會教育運動與鄉 村建設運動，殆已合為一流（參看《漱溟教育文錄》，二六九 —二七六頁。最近四川鄉村建設學院改稱教育學院，也可為證）。國內各地鄉村工作，統算起來，形式上當做一種教育而進行的居多數。我們雖原初沒想談教育，而至此也不得不談了，故有《社會本位的教育系統草案》一文，提出我根本改造中國教育制度的具體意見（見《漱溟教育文錄》，一八○—一九八頁）。其中指點出社會改造期間的教育，必須不同於常時；為完成中國革命，格外須有其教育設施。所談的固然是教育，也就是鄉村建設。
隨著這新教育潮流而來的，還有兩點可注意的事。一是現在流行的所謂 「政教合一」（用此名詞殊不的當）。其內容就是：辦社會教育的機關，藉政府力量施行他的社會教育，而政府則藉社會教育工夫，推行他的政令。或將下級行政機關，合併於社會教育機關（江蘇崑山等處以區公所合併於民眾教育館）；或就下級地方組織，而設教育機關（江西等處就保甲組織設保學）；或以教育機關，而兼負下級行政的任務。種種不一。很多人說此風氣以鄒平開其先。不管是誰開的風氣；也不管這裡面用意安排淺深粗細各有不同；總之大家都要走這條道，似不難普及全國。還有一點，也同在流行著的是 「建教合作」。其內容是建設和教育合起來進行。因為各省都有建設廳和教育廳，各縣都有建設局（或科）和教育局（或科）；經濟一方面的如農業、如造林、如合作等等向屬建設範圍，實有放在民眾教育裡面來推行的必要；而同時辦民眾教育，單在文字上不在經濟上做工夫也不行。彼此互相需要，此即 「建教合作」口號的由來。這些風氣都與鄉村運動聯混地在開展中。同時還有 「縣政改革」一件事，從實驗區實驗縣而亦聯在一起了；地方自治遂也包涵在內。留心時事的人，更可以看見最近學術機關和行政機關，彼此漸相聯絡，作著一些研究改革的事，亦正為進行上幾項工作，彼此有相需之處。種種名色、種種工作，牽聯混合，讓人看見很欠整齊條理，簡直莫 明其妙。然而這是事實的演變要到這一步，你能怪得誰呢！
我們談這些話，是為什麼呢？我們是想從近年社會上一些事實的發展，來證明我們對中國問題的分析，從而也就可以指點出知識分子和鄉下人構合的方式來。我們以前分析中國政治上沒辦法的來由，曾指出「社會事實與意識要求不合」一層，非常重要。照通常的例子，舊社會秩序被推翻時，必其新社會之機構已孕育相當成熟；類似蟬之蛻殼；新舊之間自有一種交替。但今日中國問題不自內發，舊秩序以遭外來理想之否認，與激於民族自救之急切心理，驟被推翻；而新社會之機構初未有若何歷史的孕育，遂致青黃不接，要想完成新社會的建設，自必先求社會的進步；而社會進步，則有賴經濟建設。所以我們常說，中國要「以建設完成革命，從進步得到平等」，就是此意。然此推進整個社會向前進步的工作，表面上是經濟建設為主，骨子裡無在不是社會教育工夫。建設、教育二者，不能分開。新社會之所以為新社會，要緊的還是在人上，在社會關係上；不過人的提高、關係的合理，離不開經濟條件就是了。從人一面說，就是教育；從物一面說，就是建設。物待人興；建設必寓於教育。鄉村建設本沒旁的意思，就是要求中國社會的平均發展真實進步，其不能不歸於教育一途，勢所當然。
所以有「建教合作」的話，從上也可明白。「政教合一」，則因為此新教育運動與政府的興革設施，只能相順不許相逆，亦不致相逆而必能相順。其必互相藉助，亦勢所當然。但此新教育若逕納入行政系統，變成下級行政，則大不可。此層前講「鄉村組織」已經談過從社會改進而聯及行政改革，亦當有之事。無論社會改進或行政改革，大事小事，任何問題，都需要學術研究來指導。學術研究機關與實際工作機關，漸漸取得聯絡，亦是時勢需要使然。所以從學術研究以至學校教育社會教育，應當融合貫通成為一個系統，與各級行政機關大小地方組織，相配合相溝通，來擔負推動社會謀一切改革進步之責。此一大機構實為建設 新中國所必要。此新機構成功，自無名色雜多，條理不清，如今日之弊。所有知識分子，無論為專門為普通，均可於此系統中，有其地位。或居實驗室，或入鄉村，各盡力於建設新社會之大業。並不要知識分子全都下鄉；不過比例上，下鄉者當居最大多數。其與鄉下人相結合的方式，當參考我所講之「村學鄉學」。在原則上，那是最能適應中國問題的。其詳，還請看《社會本位的教育系統草案》。
似上不覺說向將來去了。就眼前說，一時還不能那樣合理化系統化。鄉村運動此刻正從不同的來歷，在不同的地方，各自活動開展而互相影響著。大約將先為橫的聯絡，縱的系統才得跟著而有；縱橫輾轉擴大去，逐漸走入系統化合理化。因事實在先，理論在後，結果自當如此。能於推進社會有最大效率的，要在縱的系統機構建立之後；而能於穩定政局開出社會進步機會的，則在橫的廣大聯合之時 。前說中國問題苦於上層動力與下層動力總不接氣，上下果一接氣，就是轉機到來。其頭一步全在知識分子下鄉。我推想是如下的：
一、知識分子於回到鄉間去之前或後，必須有相當聯絡組織。
二、即從回鄉的知識分子間之廣大聯絡，逐漸有於散漫無統紀的中國社會，形成一中心勢力之望。今日社會太沒力量（尚不如清末），而只見濫充執行國權的軍閥有無限威力；由此形勢可望轉移。
三、知識分子下鄉後，其眼光見解乃剴切問題而不騖虛蹈空，其心志乃一定於革命而不移；——知識分子若徜徉於空氣松和的都市或租界，無望其革命；只有下鄉而且要到問題最多痛苦最烈的鄉間，一定革命。在鄉間人一面，則漸得開化，不再盲動於反對的方向去；不為土豪劣紳所操弄，樂近知識分子而不疑，雙方各受變於對方，相接近而構生一個新動力；於是仿佛下層動力得了頭腦眼目，又像上層動力得了基礎根干。
四、此廣大聯合而植基某鄉村的勢力一形成，則形勢頓即轉移過 來，彼破壞鄉村的勢力乃不得不軟化威脅克服於我。這好比病人身體元氣復，生機開，則一切客邪不成問題一樣。所謂社會中潛伏的大力量之開發而現其功用，即指此。
此鄉村運動之廣大聯合，我推想將始終為一聯合體，為二重組織；而非單一團體。那就是說：各地的鄉村運動，各為一組織，再聯合起來；亦許聯合之上又聯合，總非單一團體就是了。
我們再來說明這裡面含有的意義。第一，知識分子下鄉工作，可漸漸免除鄉下人缺乏交通工具的困難；同時並促進其彼此間的聯合活動。更且從鄉村工作的聯合，以知識分子為媒介，而農民亦不難廣大聯合起來。或有人問：這樣不會知識分子冒充農民代表嗎？我們可以回答：鄉村運動除非將來不開展，如其一天一天能開展擴大的時候，其結果一定是將鄉下人攪動起來，而不會只是知識分子唱獨腳戲。開頭固然知識分子地位重、力量大，不敢說沒有以知識分子的意思為農民意思的事情。可是鄉下人跟隨著亦就起來了；他們的知識頭腦漸漸開發，活動力量一天一天增長。終歸有一天，這個勢力的輕重大小慢慢地倒轉過來。知識分子不能左右鄉下人，而鄉下人能左右知識分子。表面上也許鄉下人聽知識分子的話；實際上知識分子要為鄉下人盡力，真能代表他的要求，他才聽你的，不然，他是不聽的。這個轉變趨勢完全涵在鄉村運動之中，愈久愈見。所以從大勢上看，前途是很穩的；知識分子沒法子背叛民眾，出賣民眾的。更且要知道，我們的鄉村運動與過去的農民運動在啟發農民力量上是兩條不同的路，過去的農民運動其所以領導農民者，每每目標太遠太大，如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等等在農民都看得不切己，他沒法子跟著你走。他要跟著你走，只有拋下了他的鋤頭拾起了槍桿。這在多數中國農民是不能幹的，不肯乾的。又如打倒土豪劣紳、廢除苛捐雜稅，雖然切近他的問題了；但純屬破壞行動，沒土地沒生路的少數農民也許跟著你走，大體上還是不行的。即令一時引動起來，也 許走到半路仍廢然思返。在此破壞性的運動中，於農民自身的培養進步往往無暇做功夫（從某一面上也許有些進步）。終不如鄉村建設運動在農民切身的問題上指點他向上求進步的路，從比較容易進行而於他有好處的事情做起，一定可以引動他起來，而養成他的力量。——這是說，鄉下人只有借著鄉村運動才可組織起來。
更巧妙的，是解決了知識分子散亂紛歧的問題。試分幾點說明：
一、鄉村運動只拈出問題，要大家注意，共謀解決；他和歷來所有的運動徑直標舉主張者不同。歷來各項運動莫不提出一個主張來，如主張廢科舉興學校，如主張開國會行共和等；而鄉村運動則只點醒人注意鄉村，要向鄉村下工夫而已。他於鄉村的許多的問題，並未有一定之主張，很可以從容商討。以主張示人，便有正反兩面，或贊或否；誰能輕易相從？以問題示人，問題本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誰能否認？大家正無妨一同注意；注意之後，還無妨各本所見去下工夫，彼此不必強同？這是能容納不同意見的人之一點。
二、鄉村運動如其說他有主張，那只是主張建設，主張進步，主張要合理化，像這樣主張，又有誰能反對呢？我們常說鄉村建設是求中國社會的平均發展，真實進步。進步是大家所共求，平均更易得人同情。所以提起鄉村工作，人家總贊為好事。這是能廣結同情之一點。
三、鄉村運動均不高談主義，而切近事實去工作；這是人所共見的。談主義則生爭論，並且是永不得完的爭論。著重事實找辦法，事實只有一個，辦得通，就是辦法；辦不通，不能算數。所以，不談主義是關了分爭之門；著重事實是開了彼此接近歸一之門。此兩門一關一開，大不相同。知識分子間所鬧的許多不同，常常是名詞之爭、意氣之爭。愈爭則愈爭。什麼事情本是相對的，而說起話來容易趨於一端。譬如傾向社會主義者，臨到事實，社會抹殺個人太過，他怕也覺得不合適；傾向自由主義者，臨到事實，個人妨礙社會太過，他也未必贊成。所謂人 情大抵不相遠，事實未到跟前，彼此總是爭執的，要想以意見消滅意見 ，是做不到的 ；只有以事實消滅之 ，鄉村運動者很少發生口舌之爭，而彼此在工作上倒頗能互相觀摩，取益於人，就是為此。這是借著事實使大家自能歸於一途之一點。
四、鄉村運動既各有不同來歷，而中國地方太大，風土各異，也正須分頭工作，沒有一家包辦的必要與可能。所以我們可以推斷全國將永為一聯合體，而非單一團體。這樣，意氣相投的人可以組織在一起；然後再與其它團體聯合。聯合的關係先來是寬泛的；順著事實需要而加緊切。聯合的中樞亦慢慢隨著關係之增進而權力加強。這樣就不是從一個中心向外擴大，而是從四下里集攏來，樹立一個中心，這樣就不是誰來包辦，不是強人從我，而是各自都要捨己從人。此為最能將不同的許多方面收合在一起之一點。
五、鄉村運動並不像組黨一樣要擁戴一個黨魁，號召一切。其將來最高領袖人物正可從小範圍內陶煉而慢慢拔露，得到較高地位，以至最高。在團體組織中萬不能無領袖；而領袖問題常有很多困難，凡以領袖問題而致組織上之困難者，這樣可以減少許多。因人的不和而不能合作者，卻可以增加大家彼此合作的機會。此第五點。
總之，散而且亂的中國社會，天然不能產生西洋式的黨團；而只能這樣地湊攏聯繫起來，從分散而集中，從疏遠而密近，從雜亂而到有條理。這是崩潰後的大社會向前去的一種轉變。——惟一可能的轉變；也就是促成知識分子可以合作的惟一機會；就社會說，是惟一的轉機，舍此更無旁的轉機可求。就知識分子說，只有這樣才得有其供獻於社會；不然，只有為害或不得其盡力之方。
我們前說要啟發社會力量，應注意之四原則：第一，植根要深。我們植根於鄉村農民身上，就合了這條件。第二，新力量要一邊用一邊養，不可用之太驟。如我們這條道，農民在鄉村中，鄉村運動在大社會 中，正都是這樣慢慢以成其力量。第三，缺乏理智便沒有力量。我們這條道，全從對於中國問題的深刻分析而來。真金不怕火煉；盡你批評，更增認識。第四，要有積極目標做積極活動。鄉村建設正是積極的，而且目標遠大，又能從眼前從腳下做起。他的活動由粗淺到精微，由一方面聯到各方面，正不難從活動而養成力量，所有原則都是相合的。
第八節 幾點的解說
關於從鄉村運動解決眼前政治問題，我們還有幾點的解說。有人對於鄉村運動能以解決大局問題，相信不及。其實二三十年來的大局問題，據我們看見不都是決於人心之向背嗎？清廷為什麼必得退位？孫總理革命為什麼能成功？決不是實力的較量，袁世凱於統一中國之後，為什麼幾十天工夫便傾覆下來？蔡松坡雲南孤軍起義，又靠什麼成功？十五年北伐，為用兵最多之一次，而其成功還亦不在實力。若以實力相較，則廣東出來的三萬多枝槍，如何抵得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張作霖，這些大軍閥多少萬的軍隊呢？總之，大局問題並不決於實力。一勝一負、一成一敗，更非偶然。凡躬預其事，或留心時事者，都親眼看見人心向背的力量有多麼大了！本來散漫的中國社會，其人多半沒有一定不移的立場。「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的老話，就從這裡產生。不過，總是要在大問題上才有較明白的反應；又只見其為消極的反應，不容易見其積極的表示罷了（消極否認，不積極擁護進取）。這其故亦是由於散漫。散漫了，有誰敢來積極呢？因此，「人心」這一大力量不易見得出，也就不好利用。雖不好利用，卻不是沒有。要對外復興民族，非啟發這力量不可。要對內解決社會問題，都非啟發這力量不可。如何得從痛癢親切處 ，條達出來多數人內心的要求 ，而貫串統一 之，是中國的生死問題 。得著這個法，便起死回生；得不著這個法，便只有等死！然而這個法是有的，明眼人自能看到。中國大多數人不是在鄉村嗎？經濟上不是至今還靠農民支撐嗎？他們的痛癢要求，抑閉而莫能伸；而他們的生死利害，又適為整個社會榮枯之所寄。那末，除了抓住這一點而導達之、啟發之、貫串之、統一之，還有什麼話說呢？人心在大問題上有反應，隨那個問題都可有反應；消極上有力量，積極上更可有力量。只是沒有人肯發深心大願來做此巨大迂緩工夫而已；果然做去，解決大局問題何難之有。
有人以為：鄉下人數量誠然極大，但窮苦蔽塞，論其力量比都市人差的很遠；啟發社會力量不求於都市而求於鄉村，似乎不行。不知在資本主義國家，其鄉村與都市誠然非一事，而且其間顯有矛盾；但中國不然。中國未走上工商業的路，大小都市皆不過軍事、政治、文化的中心，以及土貨洋貨進出的商業中心，而不是生產的；其生活全靠農村維持。本末相聯，說鄉村未嘗遺棄都市。這就從救濟鄉村的呼聲，不發於鄉村而發於都市，可以證明。自民國十九年後，全國農業生產力大被破壞，鄉村購買力隨以降低，國際貿易出口進口相牽的急劇減退，影響百業，牽動全國。（今年二十五年，全國農產豐收，工商百業立見起色，如響斯應）。此時最先感覺到問題而著急說話的，實是上海金融界。蓋上海為全國經濟總樞，而金融機關又像分布在全國的神經網系。它對於全國經濟從農業這一根本點而動搖崩潰的線索關係，知之最清；其本身的利害甚切，所以前途的可怕看得最明。其次教育界雖眼光敏銳不如金融家，而熱心注意則甚早，所以都從鄉村立場而要求教育改造。其次政府，也很注意而圖挽救，不過其自身陷於矛盾形勢中，建設不及破壞多，可說有心無力（參看前講《鄉村自救運動》一段）。倒是身在局中的鄉下人，苦痛也苦痛慣了；有苦痛也不會說；更不知其關係牽涉之大，尚認為一己的命運不濟，所以正有待於啟發。了解這形勢，抓住農 村不就是抓住全社會嗎？還有一個很好的證明。在歷屆的全國鄉村工作討論會上，到會的各方面的人都有。有的是中央機關，有的是地方行政官吏，有的是大學教授，有農業家，有工業家，有醫學家，有銀行家，有教育家，自高等教育以至初等教育，自學校教育以至社會教育，有學術團體，有宗教團體，還有社會服務團體，如是種種。其包羅之廣，為任何集會所不能比。假使我們掩起鄉村工作討論會這題目，而要想從到會人身上發現這是一種什麼會議，簡直不可能。而且這是自動集會，並非命令召集；每個人都要自出旅費，並無那個任招待。這就是告訴我們 ，鄉村問題是全國各行各業各階層各部分－共同的問題 ；除此而外，更難找到第二個這樣的題目。自此會場上看，我們覺得散的中國社會連為一體的機會到了。鄉村運動的廣大聯合，實不難將全社會聯繫為一體，那裡止於是鄉下人呢？
有人以為：要知識分子下鄉，怕不容易；鄉村運動既然是知識分子的下鄉運動，其前途是很可懷疑的。誠然，今日知識分子與鄉村間，有很多杆格不通的地方。一邊騖新，一邊守舊，一邊生活欲望提高，一邊生活最苦不過。所以無人肯去；去了，也不免做不通而跑回來。但如果明白幾十年的社會變遷，和此時的社會大勢，就知道知識分子雖然下鄉不易，而終歸脫不了下鄉。所謂幾十年來的社會變遷，就是中國自受西洋文化影響以後，不得不學西洋，而教育上的改變、學術上的改變居先。這種改變的結果，便是將鄉村間的許多青年子弟引出鄉村之外，不復能回去。因為西洋都市與中國鄉村兩邊距離最大；而所謂新教育便是西洋化的教育，並且是都市文明體系中的一種制度。無論從知識思想、生活習慣，那一點上說，合於此者便不合於彼。所以鄉村子弟受教育的那天，便是脫離鄉村的那一天。恰好那時中國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乃至一切事均在模仿西洋。雖脫離鄉村，仍不患無去處，至少還可以教書、辦教育（此所以有輪迴教育之譏）。但最初很希罕的洋學生，到 後愈來愈多了；而真正西洋都市文明的路又走不上去（工商不發達，都市無生產），就無出路可尋。於是自都擁擠在所謂軍政學界。其飯碗競爭之激烈，未嘗不是二三十年來政潮疊起一有力因素。鄉村的負擔入民國後便重於前清，幾乎與年俱增，愈到後來愈重；亦無非為新知識分子愈充塞於都市，所謂軍政學界不能不借種種名色強取之於鄉村。初時鄉村未甚破壞，尚可擔負。入後鄉村破壞愈甚，知識分子不獨不能耐受其苦，兵匪騷亂亦受不了，走入都市者愈多；鄉村竟成人財兩空之勢。而捐稅敲剝仍有加無已，更遇大水大旱；「九一八」之變（北方各省受影響最大），「一 ·二八」之役（南方各省受影響最大），於是就陷於大崩潰（從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全國經濟景象最慘）。到此時減輕農民負擔，救濟鄉村的呼聲，乃遍於上下。中央為此特召集全國財政會議，督飭各省厲行廢除苛捐雜稅。據財政部報告，各省自二十三年七月至二十四年八月，已實行裁減者共計五千餘種，為數四千九百餘萬元。實際上其裁減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但往前去，恐怕有加無可加之勢；知識分子再不為社會求出路，其自身也唯有陷於絕境而已。須知大家都要吃現成便宜飯是不行的；終有吃塌了的一天。如今已到此時際。只有轉過來，合力為社會求出路，就在社會出路中有自己的出路。果為社會盡一分力，社會哪裡能負你。所謂為社會求出路，頭一步只有盡力於復興農業生產，求全國經濟的復甦；跟著從農業引發工業，完成經濟建設。這是中國社會惟一的一條生路，也就是知識分子的生路所在。質言之，社會的生路要在鄉村求，知識分子的生路也要在鄉村求。這條路，初去是難，但愈走愈寬。都市裡過剩的知識分子，盡你不願回鄉，而形勢所逼恐怕非回來不可。自從鄉村運動提倡以來，知識分子回鄉已見其端。但難關尚未打開，只待運動再開展，而後鄉村愈安定，生活愈好轉，到那時一切轉過來，自然沒有什麼難了。末後，鄉村建設完成，則鄉村都市不分；知識分子與鄉下人也不分。統觀社會前後變遷，好像當初有意地將 鄉村子弟引出來；現在又送回去。當初若不出來，不行；現在不回去，亦不行。當初不出來，如何能洋化？不洋化，如何能與西洋文明接氣，而引科學技術團體組織於中國？不洋化，如何能脫離鄉村而逼成鄉村崩潰？鄉村不崩潰，如何能引起人注意鄉村，而發動鄉村運動？沒有鄉村運動，知識分子如何能回去，而建設新社會？一步一步相引而至，相逼而來，而結果是繞一個大圈，完成東西文明的溝通工作。
中國原來是一大鄉村社會。中西相遇，引發中國社會的變化，此變化的結果就是鄉村破壞。所以我們常說一部中國近百年史，從頭至尾就是一部鄉村破壞史。然在此大鄉村社會中，知識分子超居經濟機構之外，其負擔生產之勞者則無知識；即商人亦無甚知識中國文化是經濟與知識學術分離很遠的一種文化）。鄉村一天一天破壞，在農工生產者雖感痛苦，因無知識，不能說話。知識分子雖有說話資格，而未易感覺若何切膚痛苦。同時復以沒有在鄉村以外的一種勢力，與鄉村相對待，鄉村意識不分明，自沒有人專為鄉村說話。所以鄉村儘管破壞，卻從來不聞人呼痛，也沒有發生激烈的爭執。然而到最近這些年農村經濟大崩潰，實達於此破壞史的最後階段；好比利刃直刺到命根上，到底不能不痛，這才呼聲四起。雖說為時甚晚，然而天下事大都不到最後不見轉機 。到此才見轉機，固甚慘痛；然而轉機就是要從慘痛中才得有 。散漫麻痹的神經頓得凝聚甦醒。痛極而呼的還是知識分子；因為在此社會中知覺最敏的還是他。
今所謂知識分子，便是從前所謂念書人。如我們所講，他是代表理性，維持社會的。其在社會中的地位是眾人之師，負著領導教化之責，很能超然照顧大局，不落一邊。在闢建理想新社會的工作上說，他是最合條件不過的。因新社會的闢建，一定要能先知先覺，一定要用教育工夫（不過教育的內容，從前偏於人生行誼，此則知識技術的成分要重）。尢其要緊的在沒有階級立場，才能調整社會關係使進於理想社會。 三條具備，所以他天然適當來做這工作。如果不能盡其天職，只顧自己貪吃便宜飯，而且要吃好飯，那便是社會之賊。今之知識分子其將為師乎？其將為賊乎？於此二途，必當有所抉擇。這好像是一個道德上的問題，不能保其必為師而不為賊。在分析社會問題的時候，就不能作何論斷。然而不然。中國問題不自內發，革命的不在多數被壓迫剝削的勞力生產者，顧在少數可以壓迫剝削他人以自了之知識分子；恰不能為機械力的解決，而必靠理性解決。其最高動力就在人類的向上心，可說原是一個道德問題。如果過去的知識分子沒有向上心，早不會有過去的維新革命。過去既可有維新革命，今日就可有鄉村運動。幾十年來民族自救運動，再起再仆，再仆再起，雖或一時尋不出方向而沉悶，但並沒有衰歇。那次運動無不以知識分子為前鋒，決未看見其沒出息。或為師，或為賊，兩途果然分明，就可推斷其走向鄉村而無所難。以知識分子下鄉不易，而慮及鄉村運動前途者，似未能看到這裡。
有人以為：軍閥是中國實際上的支配者，不能除此禍根，則中國政治問題不算解決；而鄉村運動似未能提出消滅軍閥的辦法。說軍閥是中國的禍根，自然沒有錯。人人想消滅他，而總像是消滅不了；其實亦何難。凡事來有來蹤去有去路；若問他怎樣消滅，還須知道他怎樣長起來。歷史是最能啟發我們眼光的。若從頭至尾，將三四十年來大局變化統看一遍，則對此問題便可瞭然於胸。他並非傳統存在著的東西；俗語稱「封建軍閥」，實有未當。在前清時，軍權政權都是統一的。袁世凱練新軍，所謂北洋軍隊經其一手造成。然而清廷說將兵權收回就收回（收歸陸軍部）；再則讓他退休，就得退休。一九一一年那次革命，何曾聞有軍閥這句話來。軍閥之有，實在從有民國那一天才有的。因民國的成立，是成立於各省都督聯合之上。都督便是軍閥的開頭。我們說軍閥就是指自己握有武力者而說。在此以前，武力屬於清廷；在此以後，武力論理應屬於革命團體應屬於民國。然而革命則有之，團體則難言；民 國則更難言。誰是民國呢？民國是誰呢？事實上還不落在某個人某個人之手嗎？一大批隊伍為自存計，亦須好歹擁一個領袖，據一個地盤；軍閥割據之局由此而成。然割據之勢雖成，軍閥勢力還不大。軍閥勢力是慢慢長起來的。就為政治上相競爭的各方面都要利用他；利用一度，勢力增高一度。政客群來奔走其門，氣焰自為之大張。初時發電報說話，總先說：「我本武人，不諳政治」，「軍人本不當干政」幾句話，後來也不說了。都被知識分子恭維的糊塗了。傲然以政府後台自居，而高於一切。這些事實都是我們親眼見的。那末，軍閥之為物；與其說為傳統勢力 ，毋寧說為新興勢力 這句話，不單在一九一一年那次革命後是正確的；即在十五年北伐後的今日局面，不還是正確的嗎？因為無論新軍閥舊軍閥，都是借著革命潮流才起來的。說軍閥是中國的實際支配者，就近處看，自是如此。遠里看，則知軍閥也是被支配的，尚有一大勢力高越其上。此絕大勢力維何？那就是三十年來國內一時一時的思想潮流。武力雖強，獨不能抗潮流。試看三十年前武力全屬清廷，清廷有那樣大武力，可曾抗得革命潮流來？袁世凱也唯能順應潮流，才得據有中國；一旦背逆潮流，隨即倒敗。十五年北伐，北洋軍閥如摧枯拉朽而盡。唯早迎合潮流者，能苟存。不是武力的制勝，全是革命空氣吹倒的。武力本身實無威靈 ，武力和潮流接合起來方有威靈 ；武力離去潮流 ，威靈便失 ，其一起一落，皆隨潮流為變化，無能久者。久而不敗，莫如山西閻公。然他是一機會主義者，一識時務的俊傑，善於應付環境而已。所以軍閥非脆即弱，何足言強？總結起來，支配三十年來大局的是潮流而非武力。
思想激流其力強於武力，此理也不難明白。人類本是用頭腦的動物，武力不過等於拳腳之用，如何做得主宰支配一切呢？武力還是工具；腦筋中一轉，武力隨之轉向。制勝於武力是末；制勝於腦是本。若得其本，何患於末。思想潮流在中國這幾十年來，三年五年一變，不但 古所未有，即外國也沒有。蓋此所謂潮流者，就是中國人對中國問題一時一時反應不同。中國人為中國問題所刺激，急切求一解決。初時望著前面像一條道，馬上趕去，趕過去又不對。折而望著那面，又像一條道；趕過去又不對。屢試而不得其門，再仆再起，在前領導者都是知識分子。因為他有眼，他有腦。然而，本身社會構造微妙，外面環境瞬變不息，誰也看不准。所以一時有一時的朝向。其間一往一復，自有許多關係在。事後未嘗不可發見其謬誤；在當時卻都能主宰一時的人心，從而左右武力，變更政局。自閩變失敗，我們嘗推斷南京政府大約不容易倒了。這不是說南京政府武力更強固；乃是說閩變似在國民黨共產黨之間開一條路，代表一小小潮流；現在既不中用，再沒有可以起而號召的主義旗幟。南京雖不是代表什麼潮流，但在沒有新的有力潮流起來之前，他沒有法子倒；雖欲倒，也無人接替。單純的武力是不配出頭的。及今國際壓迫嚴重，國人向心力強，也算一種潮流；南京之穩固可無待卜。但這決不足以解決軍閥問題（可參看前講《解決眼前政治問題的途徑》一節）。若想解決軍閥問題 ，必須抓住潮流而善用之 。試言之如下。
照我們的認識，鄉村運動是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說潮流，他便是最後的潮流。近四十年間，民族自救運動總算起來可大別為一個前期、一個後期。此前期後期者，倒不是我們自成分段如此。特以西洋有近世的個人主義，又有最近的反個人主義；前後轉變不同，其給我們的刺激也就不同，於是我們也就被動的截然有二期了。無論前期運動、後期運動，總都仿佛機械的反射運動一樣，未有自覺的意識。方其造端經始，亦非沒人看到其錯誤，預斷其失敗。然個人的先見可以有，社會則是沒有先見的。當一世之人，心思耳目方有所蔽之時，要扭轉得這社會的傾向，實有絕對地不可能。遠從世界來的劇變，將這數千年歷史長久不變的龐大社會捲入旋渦，而擾動發生的大轉變，其波折往復有非偶然。我們已往的錯誤，或者一一皆是鐵的。然而民族覺悟的時機，今天 是已到了。自近年從經濟上將資本帝國主義揭穿，一切歐化的國家——或雲近代國家——是一個什麼東西亦既明白矣。「歐化不必良，歐人不足法」，是後期運動在中國人意識上開出的一大進步。此時還要復返於前期運動，真是所謂思想落伍，誰則能從公等之後者？自前兩年革命熱潮過後，沉下來討論中國革命問題，乃知補作中國社會史的分析研究工夫；今後之革命運動將非復感情衝動的產物，而不能不取決於理性。要知今日已是被動於西洋的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終局 。前期運動過去了；後期運動過去了；再不能有第三期。就中國一面言之，一向懵懂糊塗，既沒認清他人，又不了解自己者，由事實之推演，而逐步進於認識與自覺。就西洋一面言之，西洋戲法到得這一步，亦就窮了，更沒什麼新鮮的了！中國人學西洋，學到這一步，亦就完了，更沒有什麼可學的了；不覺悟，也會要覺悟了！今後除非中華民族更無前途 ，即也沒什麼自救運動再發動起來 ；如其有之，新運動之趨向，將不能不從「民族自覺」出發 。
民族自覺的頭一步，便是覺悟到鄉村；從這一步就可以覺悟到一切 。覺悟到我們原來社會構造的特殊，覺悟到我們不能不自有我們的前途；——雖然西洋的長處必要儘量地採用。十年來的鄉村運動正是民族自覺的開端。無疑地，向前就是要從這裡發展去，為一大潮流。過去潮流最強大者，當數一九一一及一九二六年兩度革命；那是破壞運動，當然急驟熱烈。這是建設運動，便天然是慢工夫而要沉著用力，其潮流的起來不能很快，表面上也難見熱烈情緒。進展雖慢，但是很穩；他是長久下去的（不似其它潮流三年五年便成過去），其力彌大而不形。你不要因為看不出什麼來而輕量了他。所謂抓住而善用之，就是鄉村運動團體要守定在野的營壘 ，自己不操政權 。這樣，軍閥自然可以消滅 。何以言之：
一、軍閥自其產生以至勢力長大，都是藉著時代潮流和政治上的種 種風氣。一句話說，全是知識分子捧起來的。好像俗說水母借魚蝦為眼睛，知識分子若不幫忙他，他自己有什麼好辦法？從前長起來的，此時就可消下去。尤其有資望的知識分子，若真有心救國，最好不上台。因現在所苦就是上重下輕，社會太沒力量。大家都上台，則社會愈空。坐在社會一面，隱持清議，比較自己任一部長親理行政所貢獻者要大的多。並且照我們所計劃的，在野不徒主持清議而已。樹立起來鄉村運動的聯合中樞，就隱然為此一大社會的總腦筋。果有抱負，非不能施展。即此是消滅軍閥之道。
二、中國社會本來缺乏對立的兩面；然而政府與社會、社會與政府，卻隱然有相對之意。站在政府，便像脫離社會，所以代表潮流的必不可以上台。潮流上台，則失去社會基礎，也就是失去其所以為潮流，反而無力量。此其中有一個要點，就是武力的關係。政府擁有武力，社會則講理性。理性就是彼此能說話，所以同處於社會立場，情意很容易相通。武力則擋住人說話，所以政府與社會兩個情意很難相通。試問與社會情意隔閡的時候，還算什麼潮流呢？武力不但於社會是分著的，是對立的；更且武力與武力是分著的，是對立的（因為中國的武力天然不會成一個）。所以鄉村運動團體，若守定在野地位則與社會為一家，而且其自身團體也可穩固。一旦上台，恐怕自己也要分家。就是自己不分家，也難免與其它政權鼎立。誰若與武力結合起來 ，誰便陷身問題之中 ，不復能為解決問題的力量了 ！反之，抓住潮流；守定社會；潮流本是一大力量，超居武力之外，不用來解決武力，武力就可馴服。軍閥就於此消滅。
三、大家說到要除軍閥這一禍根，就仿佛他真是一個有根的東西，要斬除才行。其實他是無形之物，國家秩序建立，武力就範，軍閥自無。軍閥就是要用空氣包圍他，加以軟性的壓迫（最忌與之鬥力）而化之使無；這是惟一的消除軍閥之策。我擔保中國軍閥必可消滅；其消滅 就是這樣消滅，更無他途。
綜而言之，中國現在是要從調整社會關係以達於新社會關係的建立；卻不是要造成一不平等社會關係（階級統治），將來再求平等。調整之道，先要穩住它，再徐徐調理它；只在順乎自然大勢的轉變推移，而無須多少人為的造作。我們一面建立否認一切內戰的理論，讓國人在這一點上有個明確的認識（這是我們目前應做的重要工作之一）；一面很斬決的不要政權，並讓大家都曉得自操政權之無味。我們分析的很清楚，軍閥不是革命對象，現在是沒有秩序，而不是有一不平等秩序。我們絕對不承認有任何理由任何名義可以對內作戰。中國此刻正在一過渡時代，只有大家各自小心謹慎，委曲求全，才可以渡過。中國社會問題不能為機械的解決，因為他原是從意識覺醒而來的文化改造，不是機械性的衝突。只有發揮理性去求解決，我們拒絕所有暴亂的行動。同時從鄉村建設這個方向條理出大眾的要求，而使散漫社會得一聯繫。上面不必要的分裂衝突消除，下面各方的了解與關係增進。一消一長之間，社會關係得到調整，便若有其意志可見，便自然有力量。唯社會有權，而後國權乃立。——這是和其它國家不同的地方。鄉村建設運動就眼前說，其使命實在於形成一個社會意志，以立國權。在此以後，一切建設才可如飛地前進。我們也可以說，鄉村建設需要一個機會才得進行；誰能開出這機會來呢？就是要它自己開出這機會來，更無其它力量可以替它開出機會來。鄉村運動的最大意義正在此處；後來的建設尚在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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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陶行知（1891—1946），教育家，名文漕，字知行，後改行知。——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