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建設理論 · 四 崩潰中的中國社會

——極嚴重的文化失調 甲　倫理本位的社會之被破壞 我們舊的社會組織，是倫理本位，互以對方為重的；但自西洋風氣輸入，逐代以個人本位、權利觀念，倫理本位社會乃被破壞。本來西洋近代一切全是從個人主義開發出來（蔣百里先生譯的《近世我之自覺史》可參看）。我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也曾說過：西洋人在近代才有了「我」的自覺；從「我」的自覺，開出一切皆以個人為本位，對外抗爭，向外用力的風氣。此風氣傳入中國，恰好使固有的掉轉過來；以自己為重，以倫理關係為輕；權利心重，義務念輕。從讓變為爭，從情誼的連鎖變為各自離立，謙敬變為打倒，對於親族不再講什麼和厚，敬長尊師的意味完全變了，父子、兄弟、朋友之間，都處不合適；——舊日風氣，破壞得厲害。而尤要者，因政治上的變動，使社會風氣的變化更大且速；如辛亥革命與十五年至十七年的北伐，都使社會風氣有更大更快的變化。 再則由於政治的變動，而有法律的改定，——把西洋權利本位的 法律搬入中國，此影響於社會者更大。如民法中規定女子有承繼權之後，兄妹打官司的很多；再如都市中保護私人法益為職業的律師，專代私人爭取法律範圍內的利益，完全露出爭取的意味，實為從前社會所絕不曾有。 又，社會風氣影響於政治，將忠君之義打消。中國人原來團體關係不發達，團體意識不明顯，只承認團體的代表（領袖），認不清楚團體，所以只有領袖與眾人之間的相互義務，而無團體與份子之間的相互義務。現在對團體代表的義務觀念取消，團體更不易維持。此種影響，讓許多人藉著對領袖沒有服從盡忠的義務之意，而發生政治上許多變動（例如軍隊許多倒戈的事）。二三十年來，政局變幻無常，信義絲毫不存，到處都充滿了機詐與粗暴。所以一般老先生常引用中國的兩句老話來形容現在的政治狀況說，「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實在很對。此種粗暴、抗爭、尚機詐，講策略的風氣，讓政治上常常不安穩，釀成連年的紛亂。 此種社會風氣的變化，在我看，固受種種影響，例如因經濟的進步，社會實質起了變化，因而引起風俗習慣的變化等等；但其主要的直接有力的，還是因西洋潮流輸入而引起來的中國人思想的變化，少數人思想的變化在先，而引起了社會一般風氣的變化。此思想的變化又從中國士人講理的風氣而來。我最感覺到中國讀書人的胸中頂沒有成見，頂能奔赴理想。我常說：中國人的長處，是勇於服善，對外來風氣的接受，比任何民族都快。換言之：中國人並不守舊，在維新上最肯出力；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奔赴理想最力。中國革命完全出於知識分子奔赴理想，愛好真理的心。 在我所說的許多話里，好像對於中國社會之崩潰很表示可惜，對於模仿西洋人的向外用力不贊成；此外我補充一句，即：我承認新風氣的輸入，是由於中國士人勇於服善之心理所引進；他所以很快的接受新的道理者，是對固有文化缺乏自覺。換言之，他在開始不知道中國社會的 組織構造為倫理本位、義務關係，與西洋根本不同；只為奔赴理想而引進了西洋風氣，後此的影響，為他們所不及料。當初他們的心，是很純潔的，只因缺乏考慮，很快的就接受了西洋的文化，此即中國社會破壞的開端。以開端如此，從可知其對於新的組織構造，也將不達成功不止；對於日後社會改造，將不達理想不止。這是一層。 再一層：前面曾說，自西洋近代風氣輸入，讓中國社會有兩個方向矛盾衝突而破壞益烈。但尚不止此。更有亂上加亂的是：現在又進來一個反近代的潮流——因西洋此刻已走入一個反近代的潮流。前天（二十三年一月九日）《大公報》載有英國政治家路易·喬治的話，他很嘆息今人已一反古人之所為：古人愛自由，喜放任；今人則處處持干涉主義，講統制，以團體為重，個人為輕，將古人所要求的一概摒棄。他所稱古人，蓋即指近代西洋人而言。中國先輸入西洋近代的風氣，已是鬧不清而亂了；再來一個反近代的風氣，更是亂上加亂！中國人今日已陷於完全沒路走；這樣，那樣，怎樣也不對，左右不合適。此刻中國社會，有兩大自己矛盾之點，我們可以分兩段去說： 第一，中國社會病在散漫，救之之道，在於團結組織。然而近幾十年來，自外輸入者，恰與其所需要者相矛盾——根據個人主義而來的分離自由的風氣固無論；即後此而來共產主義，也是專講鬥爭，分離反抗，適與要求團結的趨向相反。譬如，結合團體是分子對團體的一種「向心力」，中國社會所需要的正在此；而西洋潮流過來，反增加了我們的「離心力」，這豈非矛盾！本來中國人此刻不能不想法往團體裡去，以應付我們生活上的問題；可是事實上輸入的都是反團體的風氣，因而使中國人一時傾向要團體，一時又傾向反團體，矛盾衝突，方向乃無由定。 第二，大家都說中國以前是專制，直到現在，專制的余習尚深，那末我們就要矯正專制了。要想矯正專制，便要政權公開。其相聯的一面，就是對個人的尊重——西洋近代社會，個人自由的建立，生命財產 的有保障，都是很可愛的。不似中國對個人可以任意拘禁，對財產可以隨便捐派，槍斃人也不算事。至於言論與出版的自由，更說不到。這種專制余習的矯正，生命財產的安全保障，都是我們所急於要求的。可是在這個時候，又輸入一種（反近代的）理論，就是：不講專制，卻大講專政，不說專制而說統制。在自由尚未建立，尊重個人的習慣尚未養成的中國，又大講無限制的干涉主義，尊重個人的話又不時興了；這實是一大矛盾！ 由於上述的兩種矛盾，使中國陷於左右來回的雙重矛盾中。左一條理，右一條理，不但理與理矛盾，還有理與事的矛盾。理與事之不合，其例甚多，說起來也饒有趣味。我現在舉兩個例子：一是我們常常看見的子弟與家庭的衝突。原來倫理本位的組織，尚未崩潰乾淨，財產仍屬於家庭，子弟仍須受家庭保護。而子弟之在家庭，一方面根據新道理，不讓家庭干涉他的思想、行動；一方面又根據舊道理，要求家庭供給；這種理與事的矛盾，他自己也不能自圓其說。再如一般官僚，輒自謂為公僕，話講的很好聽，事實上不然。以多數的老百姓那樣子窮苦，如果讓南京的院長、部長、主席，站在鄉下人中間，說這是大家的公僕，主僕之間，未免有些不像；實實在在的說，仍然他是老爺。所以與其在理論上說他是公僕，倒不如從前的倫理社會稱為父母官者尚比較切近。這都是理與事的衝突。現在的中國人，各人有各人的理，譬如，我站在倫理本位上講理，你站在西洋近代思想上講理，他又站在反西洋近代的潮流上講理，左也有理，右也有理，甚至於一個人可以講三種道理，其實左右都沒理。中國在這種矛盾中，倫理本位的社會便崩潰了，而如西洋一樣的個人本位或社會本位的社會也未建立。在這東不成、西不就的狀態中，處處是矛盾，找不到准轍，沒有法子相安——為父者不知應如何為父，為子者不知應如何為子，為婆為媳者，不知應如何為婆為媳，在學校里先生也不好當，學生也不好當（學校常鬧風潮即以此）；因而家 庭父子之間、學校師生之間、朋友同儕之間，乃至政府與人民、上級官與下級官，統統不能相安，彼此相與找不出一個妥帖點來。 在此刻的中國社會，就是東不成、西不就，一面往那裡變，一面又往這裡變，老沒個一定方向。社會如此，個人也是如此；每一個人都在來回矛盾中，有時講這個理，有時講那個理。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大家彼此之間，頂容易互相怪責。因為如果大家都講一個理，就不易起衝突；理太多了，則難免爭論不合而相怪。在這樣一個局勢之下，變亂相尋，訖不得安定。以中國此刻的亂，與歷史上的一治一亂之亂不同也。歷史上的亂，社會雖亂，各人之是非心則一，講不出多少道理來，因為講不出多少道理，只有一條理可講，所以卒能規復舊轍。而現在想規復以前的治道，則絕不可得。在這左右來回的矛盾中，非有真正高明的眼光，深徹的認識，對中國倫理本位的道理有了解，能承認；對西洋近代的思想有了解，能承認；對反西洋近代的潮流有了解，能承認；把事情全看得通，找出一條坦蕩的大道來，讓這許多矛盾都不成矛盾，讓這三方面的不可否認點，能夠統統容納而從事實上表現出來，則不得解決。換句話說：在這一個矛盾的時候，需要一個真正的通人，才能把這個事情通得過，才能開出我們現在應當走的道路，解決許多矛盾，建立新的社會。 乙　職業分立的社會之被破壞 我們再講職業分立的社會之被破壞：中國舊日職業分立的社會之好處，是沒有壟斷。土地的壟斷不成功，資本的壟斷也不成功，而成功了一個職業分立，各奔前程的社會。有本事的人自然上來，有品性、有信用的人自然上來，沒本事、沒品性、不勤儉的人自然下去。政治也比較的公開，沒有壟斷。但這麼一個一切都沒有壟斷的社會，現在已被破壞，漸要往壟斷里去；但雖往壟斷里去，而壟斷終不可能，——職業分 立的社會破壞了，而階級對立的社會也不成功。 中國舊日社會，分得很勻，構造非常巧妙！如，士人是最尊貴的，讀書明理，有所自效，他所貢獻給社會的甚大，而所取則甚薄，所以在社會上名譽面子很到家。名譽面子之外，有時也給他「權」；可是「權」不得久掌，與西洋貴族之子子孫孫世襲者不同。名譽面子歸士人，財利則與之相去最遠；念書的人講財利，要為大家所不齒。士人照例要清貧，要為寒士。昨天有一位小學教員告訴我說：「十年教書不富，一年不教則生活不能維持」；可見教書的人很難發財。即為官也不能致富；因居官要以廉潔為尚，仕而置產，是社會所反對的，法律所嚴禁的。好一點的士人，如胡文忠公，他將要做官了，先跑到祠堂中發誓說：「將來弄一個錢回來，便對不起祖宗。」名譽面子既讓給士人，財利便讓給最無面子的工商。為農的面子又好一點（所謂半耕半讀，士人罷官則歸田，士、農原來相連），所以雖也有相當的進項，但不如工商業者之可以發財。在舊日的中國社會中，農、工、商等也可以入仕途，士也可以為農、工、商，一家之中，甚且有幾種職業，絕無限制；所以說在舊的社會組織中，「受教育的機會」、「名譽面子」、「權」、「財利」，四者都分配得很均勻。但自西洋文化侵入後，遂發生兩個主要的變化：一是西洋功利思想進來，士不惟不以言利為恥，反以言利為尚；士與商從前很不接近，現在則異常接近，也惟有頭腦，有知識、能運用觀念的人，其謀利也最巧。此變化很大！另一變化是：現在言利（要發財），必須具有較複雜的知識方法，無論為農、為工、為商，都要有知識方法才能發財。從前農、工、商不上書本，高文典冊盡載治道；現在的高文典冊則亦講作買賣，故想發財就要弄高文典冊（專門學術）。這一個事實，更讓士與商接近。據現在的情形看：我們如果把社會上的人分開，則運用頭腦以巧思謀利的士商是一項人；沒有知識，沒有頭腦，出賣苦力的勞工是一項人。知識的關係實在很大，所以受教育的機會非常要緊。誰有 機會受高等教育，就有機會謀利，就有機會掌權，也就可以跑到上層社會去，免得出賣苦力；反過來說，沒有機會受高等教育，取得較複雜的知識，則「權」「利」自亦無從而得。 在中國舊日的社會中，分配得很均勻；現在已漸走往壟斷里去。茲先言受教育的機會之被壟斷：從前念書的機會很容易得到，破廟裡面，一樣苦讀；尋常書房中，貧寒子弟，束修可拿可不拿，或者少拿。現在念書，必進學校，學校是大規模的團體，章程律則，限制極嚴（學費須照章繳納），不得有情面的通融，漸走入機關固定里去，非復從前之零散活便矣，從前念的書，不外四書、五經，得來甚易；現在愈是高等學校，愈要念外國書，或到外國念書，上學費用，較前甚相懸殊。供給一個中等學生，須是有很多田產的人家；間有窮苦學生，也是很少的例外。大學留洋，更非一般窮苦的人所敢妄想。而在教育上機會優越的人（就是壟斷學術的人），同時其在政治上的機會亦優越——易於得「權」，經濟上的機會亦優越——易於得「財」，有權有財的人，其子弟愈得受高等教育，愈得營利，愈得掌權；如此輾轉相連，逐漸走往壟斷里去。從前士非世襲，現在則比較固定；從前士無壟斷，現在則漸有壟斷：此是教育機會的被壟斷。 再就經濟方面說：現在要想發財，必靠新的生產技術、新的經營方法；換言之，即必走工商業的路。——此則為中國大多數農民力量所不能。那麼，一面是專從事於舊式的零碎的農業生產者，永遠不會發財；一面是得有機會營工商業者，採用新生產技術，經營大企業，很容易發財。資本漸趨集中，由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經濟上的機會亦漸被壟斷。 再就政治方面說：現在沒有普遍選舉，政權是不公開的，雖有考試制度，幾同虛設。而且教育機會不均等，考試制度亦沒用，一般人並不能藉此得到政權。政權完全操在少數人之手，只要你接近他們，或者也可做官；否則便無得到政治上的機會的可能。故政治上的機會，亦被壟斷。 教育、政治、經濟，三種機會，都漸漸走往壟斷里去；而三者又是有連環性的，得其一亦得其餘，一項不得則全沒有分，與從前之不得此則得彼者大異。中國若照這種情形下去，可使一部分人常在上，一部分人常在下，成為世襲壟斷階級對立。可是天不讓他往壟斷里去，不讓他往階級對立里去。我們也正可這樣說：中國現在所苦，不在壟斷，而在壟斷之不成功；不在有階級，而在階級之終不能有！大家或者不能明白此意，我再說一句：中國現在所苦，是什麼也不成——東不成，西不就。如果東不成，而西能就，不管西是什麼，我們也要就；就，總比不就強些。無奈西也不得就。底下我們解釋此意。 壟斷的成功，需要一個條件，即社會有秩序。有秩序才可讓壟斷者的機會確定，慢慢的往壟斷里走。（因為有秩序才可以保障其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所得的機會。）但現在中國無秩序可言，無秩序便無保障，無保障則說不定那時機會便被打破，所以壟斷終不成功，階級便不能養成。也正因中國沒有階級，統治力無所寄放，故政治上無辦法；政治上無辦法，社會更無秩序，更不能有壟斷，更不能有階級。此與日本國情不同。日本政治上有辦法，社會有秩序，便保障了壟斷，培養成階級。照現在的情形看：中國是一面往壟斷的方向去，而一面又有一個岔道，破壞了壟斷。如，由於近幾十年的社會不安定，許多人走僥倖的路，竟也得上去，並不如剛才所講一樣，沒有受教育的機會，便政治上、經濟上也都沒有機會。就是一個最苦的人，一字不識，也可以由土匪做到督軍、省長，一個人上去，親戚、鄰里也都跟著上去。中國現在的情形，類此者正多。——這就是前邊所說的岔道，也好像一個泄水的口子，破壞了壟斷。 現在許多人咒罵剝削，其實中國離剝削尚遠，沒有秩序那能談到剝削！中國現在只是一種爭奪之局，而說不上剝削之局；不是有一個不平等的秩序，而是沒有秩序。有些人誤會了中國有一個不平等的秩序；實 是大謬！沒有秩序與有一個不平等的秩序大不相同。讓中國最痛苦的，不是不平等的秩序，而是沒有秩序；不在剝削，而在爭奪。中國不同於日本者正在此。日本社會受西洋功利風氣的影響，又吸收了新的知識技術進去，遂成功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局面。——日本之所以能走上工業社會的路，即因其政治有辦法。其模仿西洋時，是從舊社會慢慢過渡到新社會，政治秩序並未破壞，社會有秩序，故能養成其壟斷的局面、剝削的局面。 現在我們結束以上的話，以前講的是倫理本位的社會破壞後，個人本位、社會本位皆不成功，遂陷於東不成、西不就的狀態中。現在講職業分立的社會破壞後，階級對立的社會也不成功，也陷於東不成、西不就的狀態中。此時兩句要緊的話，即：「原來的循分自進之路既絕，而階級革命之局也未成。」現在中國所苦的即在此革命必須有階級，必從階級問題，推翻某一種不平的秩序，才叫革命。而中國所苦的是革命都無法去革；因為舊的秩序破壞之後尚沒有一個不平的秩序建立，若強為革命，則只有增加其武力爭奪，增加其秩序紛亂而已。中國此刻最苦的，即東不成、西不就；成功一邊也好辦，兩邊不成，故為最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