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學術論衡 · 略論中國史學

（一） 1 中國思想之偉大處，在其能抱有正反合一觀。如言死生、存亡、成敗、得失、利害、禍福、是非、曲直，莫不兼舉正反兩端，合為一體。其大者則如言天地、動靜、陰陽、終始皆是。 今言前後。空間有前後，時間亦有前後。依空間言，眼前面前謂之前，一切行動必向前。倘須向後，則須轉身，仍向前。但時間則過去謂之前，未來謂之後。人之一生，自幼到老，乃從未來向過去，始謂之向前。今謂人自幼童向青年，向中年老年，則成為從過去向未來，乃退後，非前進。成為由生到死，過一日則少一日，漸近死，漸離生，豈不成為人生之倒轉。 人生貴有積有成。生日積，則幼童成為青年，又由青年積成為中年老年，此之謂壽謂福。人生須多壽多福，待其死則此生已畢，非為由生進到死，乃為其生已盡，變而為死。但生死正反可合，實為一體。在我之前，早已有生。父母即我之前生。由父母生我，我乃父母之新生，父母乃我之舊生。亦可謂父母乃我之前生，我乃父母之後生。使無父母之前之舊，又何來有我之後之新。新舊有如前後，亦正反相合。中國人好言水源木本，木屬有生，末不得離其本。水若無生，逝者如斯，一若其流日離其源以去，實則流即其源，無源則無流。故自然日新，而實永恆是一舊。人文亦豈得違於自然，則何可舍其舊，而新是謀。 中國乃一宗法社會，一身小生命之上，尚有一家之大生命。我生以前，有父母祖宗。我生以後，有子孫傳世。而舊尤重於新。家則必稱舊家，人則必尊老人。人老家舊，中國人則謂之福。 由人生之積而舊，乃有成，乃有史。一人有一人之史，一家有一家之史，一國乃有一國之史。以孔子為例，孔子一人有其史，其家亦有史。自孔子迄今，已傳七十餘世。自孔子以前，尚可推溯以至於商祖契，當亦有數十世。則孔子一家已歷四千年以上。其實中國每一人每一家皆然，惟孔子可供作標準之一例。而中國亦已歷五千年而長存。 然則人生向前，乃向古老往舊之前，而日積日成。此後未來，胥當向此過去而前進。近人言歷史不可變，人生則胥向此不可變而前進，即向此已成之局而前進。在其過程中，則不斷有新的發現。祖宗乃一家之舊，子孫則此一家之新。一切新則胥向此舊而前進。故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倘無新，則其舊將失去，不得仍為舊。惟中國乃為舉世其他民族中之最舊者，歷世已五千年以上。即讀一部中國史，例證顯然矣。 今人乃謂歷史乃由舊向新，實則新在後，舊在前，歷史與人生皆當向前，不當向後。若向後，則成倒退，烏得謂之前進。今惟當由未來前向過去，不當由過去倒向未來。因過去在前，已顯已知，已有定有成，乃有意義與價值。未來則尚隱不知，無定無成，乃無意義價值可言。今一世人則群求鄙棄此已見已知有定有成之有意義與價值者，轉身倒向於尚隱不知無定無成無意義與價值之一途而邁進，遂使此世界落實到今日不知明日之悲局，是誠大可浩嘆矣。 人之求知，亦惟知其過去之舊，不能知其未來之新。中國史學言鑑古知今，凡其所知於今後者，亦本於其知於前古者，而推以為知。故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苟於其前古一切不信不好，則自我創造亦惟無把握冒昧危險之一途，他又何言。 故求深切體會中國民族精神與其文化傳統，非治中國史學無以悟入。若如宗教、哲學、文學、科學其他諸端，皆無堪相伯仲，相比擬。 今再以當前淺近處具體言之。今日人生已成為一機械之人生，如電燈自來水種種日常生活，皆賴機械。電腦尤然。非賴機械，人生將無以度日。現在世如此，未來世益然。百年前馬克思已倡為唯物史觀，此下唯物當轉為唯機械。如太空飛行，近人乃謂當以征服太空。其實所能征服者，僅地球附近四圍之太空，實亦未能真征服。外此尚有太陽系之太空，尚有不知幾千萬倍以上之整個自然體之太空，豈當前機械所能征服。當前機械之真所征服者，實乃當前之人生，亦即當前之人心。而人心終有所不甘。人心倘肯甘受機械征服，則核武器之發展當使人類不再有戰爭。今則一反其道，戰爭危機更逼前來。今人乃謂未來世向現在世挑戰，實則仍是現在世在領導未來世。而舉世人心於此終不悟，此因人心已受機械之奴役，人心亦已機械化，而不能再自主。則世界末日，乃機械征服人類。人類消滅，機械亦即告終。莊周言："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但薪之為火，亦一自然。而人心之創為機械，迄至於今，實已違背了自然。故中國道家乃並求廢桔槔，謂其啟機心。機心起，則機械自亦隨而起。 馬克思分當前人類為有產無產兩階級。實則人生不能無產。惟當前人類則憑機械為產，故人類當同分得此機械。馬克思之意，亦僅至此而止。但如當前之蘇維埃，擁有更多核子武器，則轉成為人類之災禍。此則馬克思所不知。就當前論，主殺伐者，如核武器之類當廢。主生產者，如電腦、電燈、自來水之類，則可不廢，但當有所限制，不當求其無限之發展。當追隨於人類之自然生活求發展，不當違反於人類之自然生活求發展。人類生產當求以農工為本，不當以商為本。農工乃係生產，而商業則非生產。故商業乃朝向於農工而前進，非農工朝向於商業而前進。此亦中西雙方歷史演進一分歧處。 孔子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人類從自然來，仍當重其自然，乃可望舊人類進為新人類。求能立，即立在此自然，即立在此過去與現在中，而始能領導主宰其未來，勿使未來之新來干擾損害毀滅此過去現在之舊。故必先能立，始能不惑。立此舊，始能不惑於一切未來之新。則人類之新，亦以完成此大自然之舊。此之謂一天人，合內外。則有因有革，雖百世而可知矣。 孔子又曰："富貴不可求，從吾所好。"富貴須求之於外與未來，所好則在己之一心之當前與過去。求之外與未來，中國人謂之欲。吾之所好，在己心，在當前，在過去，不求自得，中國人謂之性。機械則從欲來，不從好來。人生能從過去世、現在世以直達未來世者，此惟性，性則己之所好。因其性而有革，乃能趨向於更可好者，中國人謂之化。一切變，當在化之中。以所欲，變所好，則變而非化，中國人乃以此為戒。欲而違其性，自毀其舊以求變，變而日新，乃終不見所好，此則人生之悲劇矣。此理甚易見，善讀人類已往歷史，自能知之。西方人不重歷史，此則其大失。近代科學日新，電腦核武器一切機械皆起於欲，非所好。中國人言立言達，立於所好，始能達其更所好，亦惟從其所好而已。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求仁而得仁是也。電腦核武器既非人性所好，非可於此立。非所立，又何所達。核子戰爭又豈人之所欲達。故現世所將達，乃無人能預言，亦且為人心之所懼。 2 中國人言，人惟求舊，物惟求新，人與物，大體乃有生無生人文與自然之分別所在。生命時間延續，新生命皆從舊生命中開發成長。物無生命，僅占空間，舊物已成，新物則待另制再造。故生命富共通性，而無生物則富分別性。中國人重農，日與生命接觸，故中國人觀念亦富共通性，生髮性。西方人重商，售貨牟利，貨品多屬無生物，故其觀念乃多傾向分別性與創造性。 抑且物供人用，如電燈助人視，電話助人聽，電腦助人記憶，機器人助人操作，其用處各別，故貴專。生命則一體之內各部相通，又貴與體外相通。中國人言，人為萬物之靈，靈即其通之尤者。故其於行為思想知識皆貴通。 語言通達人心，但各地方言可各不同，又難長時間綿延不變。西方有希臘語拉丁語，以及現代諸國語，既無共通性，亦無綿亘性，亦如一物，日創日異，分別日增。其文字即代表其語言，西方文化正可據此推論。中國人則於語言之上更創文字，求其更相通，而更可久。而中國文字乃亦如有生命性。一部《康熙字典》所收字不到五萬，而日常通用字亦不到四千，或可更減至一千字，而通用全國已達三四千年之久。新增事物，皆可用舊字配合應用，不煩再造新字。如電燈、電話、電腦、機器人等，一切新器物豈不只用幾個舊字即夠。現世然，後世亦將仍然。中國之得為一廣土眾民大一統之民族國家，文字之用亦有其大貢獻。《中庸》所謂"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西方直到現代，僅於物上達到車同軌之一階程。書同文，行同倫，皆非其所有。 中國文字應用，尤貴其在人心觀念之相通上。如身家國天下四觀念，中國人沿襲承用已達三千年之久。中國古人已知於國之上當有更高一層之摶合，即為天下。當時中國人知識尚不知一亞洲，更何論於五大洲。但此天下一觀念，至今仍可承用。西方人則於國之上並無一天下觀，至今仍僅有國際觀。國與國之間有問題，何從得解決，當前舉世大亂即由此。 國與國之間，有共通事，有相互事，非列國分別所能解決。如唐虞時代之洪水為災，此乃列國共通事，乃共同朝向中央政府，積堯舜禹三帝之力而得解決。又如虞芮相互有爭，乃朝向於西伯昌即後世所稱之周文王以求解決，所謂虞芮質厥成是也。中國古代於列國諸侯之上有天子，其實天子亦如一諸侯，僅治其王畿之內之本國事。惟為其他諸侯所朝向，乃兼管天下事。惟此一共同所朝向者，亦必歷時而變，故言朝代。唐虞夏商周，或禪讓，或征誅，有朝即有代。秦以下，中國全國僅一中央政府，但如漢代唐代，皆有代，故中國人言自古無不亡之國。惟尚有天下在其上，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顧亭林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也。實則中國人之天下觀，亦如西方人之社會觀。惟西方則社會在一國一政府之下，而中國之所謂天下，則猶在國與政府之上。國有別，而天下可無別。故中國人在野尤尊於在朝，而道統則尤尊於政統，此則非西方人所知。 以現代國際形勢論，如舉世一百五六十國，果使共同朝向於美國，蘇維埃亦仍是一國，仍可處理其國內事。惟遇國際共通事，或相互有爭，則由美國為之平定。倘美國不勝任，舉世改朝向蘇俄，此則另是一代。但美國則仍是一國，仍得處理其國內事。中國古代之封建政治乃如此。苟能為現世慕效，豈不舉世可得和平。中國古人則稱之為大同太平世。列國分治，則僅得有小康，不得有大同。故中國於治國之上又有平天下一大道。中國之行同倫，必達之於天下，即《大學》所謂明明德於天下是矣。 春秋末，孔子墨子以下，中國士人盡不守國別觀，而均趨於天下觀。百家群興，歷兩三百年而乃有秦代之統一。西方中古封建時期，有神聖羅馬帝國之理想，庶或相近。但耶穌言凱撒事凱撒管，主政教分。中國先秦諸子，則主政教合。故中國開創有秦漢以後之統一，而西方之神聖羅馬帝國則終成一空想。至如現代各國知識界，則各抱國別觀，均無天下觀。苟使無如中國歷史上戰國一段之演進，則何能由中國唐虞三代之封建政治，走向秦漢以下郡縣之大一統制，乃可舉世有一最高中央來領導，此即中國人所謂平天下之大道，非今人之所能想望矣。 主要病症，在舉世西化，重物而輕人，喜新而厭舊，不知以現在世來宰制未來世，而都求以未來世來改變現在世，本末顛倒，虛實混淆，人盡待之未來之虛，又於何處用力。抑且中國政治必尚禮，禮則本於人之性情，亦富生命性。西方政治重法，法則必仗權力行使，本於外，非可歸之內，無生命性。故禮亦心，法亦物。故中國文化可謂之乃一種人本位之人文化，亦可稱人倫化，乃一種富於生命性之文化。西方則為一種重物輕人之器物化、唯物化，進而為機械化，無生命性。此則其大異處。詳研雙方史學而可知。 中國史學有所謂鑑古知今，亦即一般學問之所謂溫故而知新。朱子詩："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涵養轉深沉。"新知即從舊學來，此舊學新知之一貫相承，即自然科學亦不能例外。亦可謂學惟求舊，知惟求新。豈有廢棄舊學，乃能開創新知之理。故學必貴有舊傳統，而知乃始有新啟發，新舊自有其一貫融通處。惟自然科學重在物，史學、人文學重在心。物則重在能分別，心則重在能會通。非通古人之心，焉能知古代之史。故稱萬物，亦稱一心。物稱萬，故曰物惟求新。心貴一，故曰人惟求舊。萬物各別，其會通處則在數學上。人事亦多變，其會通處則在人心之德性上。中國史學重人品觀，即人之德性觀，此乃其最精邃處。德性則只分高下，並不能分新舊，此一層亦當明辨。 （二） 1 歷史記載人事，人不同，斯事不同。人為主，事為副，未有不得其人而能得於其事者。事之不完善，胥由人之不完善來，惟事之不完善，須歷久始見。中國史學重人不重事，可貴乃在此。 事有外形同，而內情必不同。一人不能獨成為一事，必集眾多人之情志以成，而其事乃更複雜。亦有單獨由一人興起主持其事，其他人乃無情無志而追隨，則其事之意義價值亦只在一二人。要之，事之重要性，常在少數人，不在多數人。中國歷史重人，尤重少數人。此乃中國史學一特色。 管仲相齊桓公，霸諸侯。桓公為君，管仲為之臣。然孔子則僅稱管仲，曰："微管仲，我其披髮左衽矣。"此為中國史學精神，最值深研。如孔子開門授徒，弟子賢者三十許人，《論語》載其事。孔子之教各不同，諸弟子之學亦各不同，細讀《論語》而可知。孔子為中國一大教育家，亦中國歷史上一最大人物，而《論語》亦不啻為中國一最有價值之史書。孔子之教，與西方古希臘蘇格拉底不同，知此，斯知中西人事不同，而主要則在人不同。今人稱孔子與蘇格拉底同為一哲學家，斯失之矣。 中國正式第一大史學家，當首推漢代之司馬遷。其為《史記》，乃自稱上學孔子之《春秋》。其中有深義，當加闡申。最重要者，乃為其重人更重於事。其書自五帝三代起，春秋戰國，其往事僅撮其大要，不詳記載。如《管晏列傳》，有關齊國大事均略，而獨敘管晏二人遺聞軼事三數節，非以詳其事，乃以見其人。凡其人之事業，則胥從此等小節瑣事上樹立基礎。此正中國文化傳統大道精義之所在。孔子曰："我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諸葛武侯言："先帝知臣謹慎，故臨終寄臣以大任。"中國人認為，細行能慎，始能負天下之大任。馬遷此一篇《管晏列傳》，近似文學小品，實涵哲學大義。為中國一史學家，又豈止於記載往事而已。 又如戰國時，遷書記孟嘗、信陵、平原、春申四公子故事，均不見於《戰國策》。而如孟嘗君門下之馮煖，信陵君門下之侯嬴，平原君門下之毛遂，此皆三公子三千食客中所希遘難得之傑出人才，然世人亦僅知有孟嘗、信陵、平原而已。自經遷書之詳載，乃知孟嘗、信陵、平原之得為孟嘗、信陵、平原，其背後乃大有人在。此乃一番絕大提示，絕大指點。使處親貴之位，而欲有所作為，當先知其所用心，而豈廣攬賓客，饜其飲食群居之所欲，而即能有所成就。 遷書所詳，乃在漢初開國以後。其先劉項相爭數年，軍事勝敗，寥寥幾行字即盡。然於項王沛公之為人，性情隱微，則鉤劃如見其肺腑。而於兩人之部下，則敘述尤備。項王部下，僅范增一人而不能用。沛公部下，則有如張良、蕭何、韓信，又其次如陳平、曹參、樊噲，更其次以至黥布、彭越、陸賈、叔孫通等，開國功臣，遷書詳者，不下二十人。其各人之性情才智行為功業，可謂備矣。當知漢祖開國，非漢祖一人之事，乃其一集團二三十人之事。至於開國之大業已成，分封功臣，不再詳載。西方晚近始有史書，僅只記事。中國史起源甚早，又必詳其事之成敗所由。其所由則盡在人。一事之成乃有不盡於一人者。並有無其事，而許其人，則猶見中國史學之深義。 即如秦始皇帝，其削平六國，統一天下，其事亦不在秦始皇帝一人，抑且亦不始於秦始皇帝之時，而尚遠在其前。細讀馬遷書亦可知。今人則誤謂秦祚始於秦皇一人，漢祚始於漢祖一人，則秦皇漢祖，宜可專制全國而有餘。此亦不細讀史書之誤。漢祖之得天下，一曰不嗜殺人，又一曰善用人。而遷書之傳項王，則有三大事，一曰邯鄲之戰，一曰鴻門之宴，又一曰垓下之圍，以及烏江之自刎。項王為人可愛處，實多於沛公。此又見中國史取人之宏，與其教人之深。而遷書此等處，遂成為千古妙文。中國文學善於寫人，故一部良史，同時必是一部好文學。不通人生，則無以讀中國之文史。能通文史，始乃得為中國之通人。秦漢以下中國之學，即謂之乃文史之學，亦無不可。而司馬遷之大功不可沒矣。 又秦末群雄競起，論其事，則陳勝、吳廣最先發難。然遷書未加重視，亦非以成敗論人。田橫身敗流亡海上，應漢祖召，驟站自刎，在漢初開國史上可謂無影響。其隨亡者五百人，則更無姓名可考。秦末漢初之際，死者千千萬萬，遷書乃獨詳田橫及其賓客五百人，成為千古文學佳話。此下一部中國二十五史，類此者不絕。若果以今人之史學眼光加以衡量，則此等無關歷史大局之記載，豈不認為繁文瑣節，濫充篇幅乎。 繼馬遷，有班固作《漢書》。斷代為史，又中國史學一大進步。自古無不亡之王朝。後一代起，為前一代作史，蓋棺論定，語無忌諱。而歷代新王，亦許其如此，是亦心知其子孫之不得永有其國矣。此亦中國史學一特有精神所在。班書有李廣、蘇建傳，實為李陵、蘇武合傳，上承馬遷魏其、武安等諸合傳來。同一時同一事，而參加之人不同，人與人之相比，是非高下，最易從此等處顯。李陵以八千步卒當匈奴五萬騎，可謂不世出之將才矣。蘇武北海牧羊，事若平易。孔門以回賜相比，又以賜商相比。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是，我何為不能是。以事論，則海上牧羊與兩軍抗衡難易不能相比。以人論，則李陵之與蘇武，一相比而確見其為兩人。中國史學偉大，亦正在此等處。 自唐杜佑作《通典》，於斷代史之外，又有通史。此又為中國史學一大進步。《通典》為書，即從馬班之書志來，取材相同，用意大別。朝代易，而制度相承，此亦馬遷所謂通古今之變也。孔子言："如有用我者，我其為東周乎。"又言三代因革，而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孔子此意，為後代史學家所承襲。故治儒家言，必讀《論語》，又必讀馬班杜氏書。否則無以為通儒，亦無以治史學。 南宋鄭樵繼杜佑作《通志》，擴大為二十略。又為中國史學一大進步。馬班之書重人，杜氏之書則重事，然亦非一般人之所謂事。至鄭樵，則不啻欲為一部文化史，盡包一切人文而通之。然傳統重人不重事之見解，固猶保守無失，亦可謂大而化之矣。清初顧炎武有《日知錄》，其書包容廣大，亦即史學。非寫史，乃論史，而亦寓有鄭樵意。"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日知錄》一書，亦足為天下興亡負責。亦可謂馬班杜鄭之書，亦莫不為天下興亡負責。能知此意，乃能知中國之史學。 施耐庵《水滸傳》，亦可謂師法馬遷。忠義堂一百零八位好漢，尤其是三十六天罡，性情各別，才智互異，而宋江獨不見有奇才異能之表現。其高踞忠義堂之首席，乃為沛公型，非項王型。一百八人外，先之以王進一人，神龍見首不見尾，亦遷書七十列傳以伯夷為首之遺意。但就中國人傳統心情言，讀其書，雖亦情節動人，終嫌其事出虛構，不真實。中國人喜腳踏實地，在實情實節上下工夫，此即《中庸》之所謂誠，孟子之所謂有諸己之謂信。空議論，假故事，中國人向不重視。金聖歎力贊此書，與莊周、屈原、司馬遷、杜甫之著作同稱為才子書。然莊屈馬杜終不得僅目其人為才子。《水滸傳》亦終不列入為中國文學之正統。《西廂記》則僅兒女私情，更不能與水滸忠義堂相比，不待論。而聖嘆之言，亦終不為此下學人所共認。此乃有關民族性情大綱，自誠明，自明誠，主要先在一誠字。而誠又須合內外。耐庵此書，縱謂其亦誠於心，但不能誠於事，所以亦終成為小說家言。 抑且耐庵此書，縱謂其能教亂世，但終亦不能教治世。傳之江湖山林，不能傳之廊廟官署。感於草莽，不能同感之於衣冠。其書成於元明之際，而明祚一統，其書終見不適。於是羅貫中即繼之有《三國演義》之問世。全本三國實事，然為通俗，求取大眾愛好，則情節不得不有委曲。如曹操，兼擅政治、軍事、文學，為一時代傑出人物。而廣攬人才，尤為難能。其善待關羽，更可見。荀彧至晚年始離異。操之立意欲為周文王，必待其子始受漢禪。但終諡為武帝，其子丕乃諡文帝。即此小節，可見中國亂世亦與其他民族之亂世有不同，故廣土眾民，得綿延五千年不絕。試讀曹操之《述志令》，此亦見吾民族之傳統性情，惟誠偽有辨而已。杜甫詩"將軍魏武之子孫"，則操之為人，唐代猶見尊。司馬光《資治通鑑》，亦仍以正統歸之魏。朱子《通鑑綱目》，始有魏蜀正統之爭。然朱子書法，自謂乃慕效曹操，則操之為人，即就理學大儒言，亦尚不深嫉。《三國演義》出，曹操乃成一不足掛齒之亂世奸雄，一無是處，則又何以處曹操手下之群才。諸葛亮一生謹慎，而演義中之諸葛，則綸巾羽扇，儼是神仙人物。其於魯肅、周瑜，又盡失其真。當時三國之所以得成為三國者，演義書中皆失之。而關羽則以演義一書出，社會群尊為武聖，其地位尚在岳武穆之上。然論三國真史跡，關羽不能遵諸葛東和吳、北拒魏之外交大政方針，三國形勢起了大變動，此皆演義一書無當史實之大者。其實《演義》一書，亦承朱子爭魏蜀正統一意見來，與《水滸傳》同為效忠教義之書，無失儒家大傳統。然中國人為學，最貴在通。《演義》違背史實，亦終為小說家言，宜亦不得列入文學之正統。 史學明與文學有別。然如司馬遷、班固、陳壽、范曄之書，中國治文學者必所誦習。曾國藩繼姚鼐《古文辭類纂》後，編為《經史百家雜鈔》，則中國之經史百家，盡皆文學也。其為《聖哲畫像記》，雖寥寥一短篇，然所列聖哲，則已盡包容了經史百家之學。而更要者，為學必志於聖哲。曾國藩乃一文學家，其人則亦如曹操之政治、軍事、文學皆所兼擅。與諸葛亮、王守仁亦相類似。而曹操為人與此三人比，則判若天壤，絕不可以相提而並論。則中國史學之重人不重事，即此亦見其大義之所在。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此非為紂申冤，乃重其上下流之辨。流言其品德，但亦可言其趨向。曹操為人，亦終易教人趨於下流，是以亦眾惡皆歸之。故中國人之為人為學，主要在辨其高下，辨其誠偽，辨其流，亦必明其統。如讀《水滸傳》《三國演義》，讀者之心亦每易趨於下流，不易登入上流，故亦終不得為文學之正統。 今人則據西方人意見，史學重事，文學則重在其能通俗大眾化，故小說戲劇乃成文學正統，而不知其弊。欲專意為一文學家，則可盡摒經史百家於不顧，鄙聖哲而不為。人之為學，雖固為己，亦當為人，為後世，而豈僅逞其一人情趣之所好，而又爭惟此乃始為正統。不以事論，而以心論，心即其為人之主。中國人之為人為學，自亦有未可厚非之處矣。國人其以忠恕之道平心而思之。 然而中國史學，此下終當有所變。惟求變而當不失其大統。人才眾起，列傳一體勢難網羅，此一也。事態複雜，端緒繁，曲折多，馬班之書與志，杜佑之通典，鄭樵之二十略，皆難詳盡，此二也。已無朝代之更迭，寫史何始何終，此三矣。是則中國舊史體例已不能守，如何成新史，此須有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者，創為新例，有如司馬遷其人者出。或有三數人出，分工合作，以共創此新體，而已非一人之力之所能為。此皆非當前之所能預知。然當會通群學以創成為新史學，仍當重人，又當重其人之性情，則舊史學之大統所在，宜當善守之而弗失。此則仍當揭舉以為新史學之綱領與宗主，可無疑義。姑懸余言，企以望之。 2 余曾謂歷史記載人事，而事必出於人，故中國史重人尤重於其事。一美國史學家當面質詢，果使其人為歷史人物，則其事又豈得見於史。余答，此乃中西雙方歷史一大不同處。中國史籍中，更多非歷史人物，有超出於歷史人物之上者。此非細讀中國史，無以知之。 今姑舉一例，如近代平劇中有韓玉娘其人，乃載入《明史》及《新元史》，然實為一不知姓名之女性。近人造為平劇，乃姑以稱之為韓玉娘而已。此人之不得為歷史人物即可見。中國史學此一端，當值深論。 即如中國古史中之有巢氏燧人氏，其人姓名，乃從無知者。西方史學稱石器時代鐵器時代，誰始用石用鐵，則可不論，惟知其時代之為石器時代鐵器時代則已。中國人則不稱巢居時代火食時代，而必特舉一人以為此時代之創始，此即中國史學重人尤更重於事之一證。 中國人論人，則必分好壞善惡，即君子小人賢奸之辨。善人君子賢人固得見於史，而小人奸惡亦得入史。如夏商兩代，禹湯固必詳，而桀紂亦必及。其他帝王，或僅存其名，或並其名而不載。近代人重多數，其實一部美國史，開國以來兩百年，總統五十人皆有其名，其他姓字不詳者何啻億萬倍。是西方史學亦重少數，惟賢奸之辨，西方人似不以為意。 人分賢奸，斯事有褒貶。褒貶乃成中國史學之要綱。未有不分賢奸，不加褒貶之史學。史之褒貶，亦不始於孔子之作《春秋》。齊崔杼弒其君，齊史臣執筆直書，而見誅。其弟承襲史官位，又續書，又見誅。第三弟再續書，乃免。有史臣在野者，聞其事而來，則史筆已定矣。當時列國史官，由西周中央政府派任，其職世襲。周之東遷，天子聲威掃地以盡，而史官守職，執筆直書，置身家死生於度外，有如齊史之所為者。其實齊君亦非崔杼親殺，而終必正其名曰崔杼弒其君。此乃中國傳統史學精神，亦可名之曰中國傳統民族精神。然當時史臣之具此精神者，已不多見，故孔子作《春秋》而曰，此天子之事也。孔子非任史職，乃因魯舊史作為《春秋》，褒則褒，貶則貶，游夏不能贊一辭。此可謂由孔子之《春秋》而見中國之史學精神民族精神矣。但此亦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一端，而豈孔子之自我創造乎。 今試舍《春秋》而讀《左傳》，此乃集合當時兩百四十年列國中不知姓名之作者所記載，而匯以成書。而其人物之賢奸，人事之褒貶，亦已至詳具備矣。孔子當亦對此等材料，信而好之，承而述之而已。繼《左傳》又有《國語》，有《戰國策》，此等書皆不知出於何人之手，惟知其決不出於一人之手而已。然而所載人物多無職無位，而賢奸褒貶，則既詳且備。其事則亦多無關於君國之大，此皆中國史學精神民族精神之隨時隨人而流露，為並世其他民族所無有。近代國人讀之，則曰此乃封建社會事。如讀崔杼弒其君，則謂此乃專制政治下尊君觀念之表現。則試問何以在封建社會之上猶得有專制政治。近人必以西方史學來治中國史，則恐終難理解矣。 西漢司馬遷作為《史記》，乃取法於孔子之《春秋》，其記事多采之《左傳》《國語》《國策》諸書，而有取捨，又有增益，茲不論。姑論其載楚漢之際，乃及西漢開國後事，則所略而不備者多矣，而乃特載田橫其人與其事，此亦特見中國之史學精神民族精神處。至於漢之立國，是否為一帝國，漢之為政，是否為帝王專制，此皆可據遷書而論定。今人則必依據西方史學觀念與成語來加之中國史，則遷書亦可束高閣矣。 余於中國史學重人物，既多論列，然猶有不盡於是者，試再加申論。 中國人死，骨肉埋於土，立一木為神主，期死者魂氣之常駐。祭之拜之，孔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木偶陪葬，孔子則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惡其薄生人以為死人也。古埃及為木乃伊，藏金字塔中，重得復生與否可不論，其屍其塔則歷千古而常在。希臘人雕石為女形，藏之大建築中。建築雕刻長存，斯止矣。人生之安與其美則似轉不深求。中國之詩則曰："窈窕淑女。"窈窕安於幽居，斯美矣，不在其體貌與宅第。此即中國重人西方重事之又一證。 《戰國策》蘇代告孟嘗君，有土偶人木偶人之喻。《史記》《說苑》皆載之。堆土為人，無傷土質，雨淋仍為土，亦仍得堆為人。雕木梗為人，已傷木質，或遭打擊焚燒流蕩，此木梗將失所歸，亦將失其為木梗。以歷史言，中國史如一土偶人，西洋史則如一木偶人。唐虞夏商周下及宋元明清，朝代興亡，中國則仍為一中國，中國人亦仍為一中國人，故中國歷史乃有其共同性。西洋史則惟見分別性，希臘各城邦，即各自分別。雅典人、斯巴達人即互不同。羅馬繼起，更有別於希臘人。現代國家興起，又更有異於羅馬人。尤如英法德意，大小各國，亦各相異。中國史同為一塊泥土，西洋史則各別各成一條木梗。 中國人重在人群中做人，再由人來做事。西洋人則在做事上來做人，在人群中乃看重個人主義。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若聖與仁則我豈敢。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學則學於人，教亦教於人。而所學所教，則即此人群中相互共同所應有之忠信之德。老子亦曰："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在人群中做人，為人與人，而仍能己愈有己愈多，亦即見群己之一體。西洋人重事，而他人則為之工具，為之奴役，或為之犧牲。工商業之發展，寧非如此。 即如宗教，教徒與教外人別，新舊教牧師與神父亦有別。政治嚴權位之別，社會嚴貧富之別。故西方有宗教戰爭，有民主革命，有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分裂鬥爭。即如學術，科學哲學文學美學，事業分，人亦別。牛頓與康德遠相異，莎士比亞與貝多芬大不同，人為事縛，乃不見有人類德性之大同。 至晚近世，學術益分益細，而史學與政治學兩項乃終不占西方學術中之重要地位。政治家多從人事出，絕少從其專治政治學來。而史學則僅記往事，又若與當前實際人事無關。在中國學術界，則政治學史學正為一切學問中心主要兩項目。孔子即為其代表。中國人言學以成家，乃指其上有師承，下有傳人，如一家之相承，仍指其共通性，與西方之個人各業相別各成一專家大不同。故中國經史子集四部之學，乃可由一人兼而通之。如此宋歐陽修，即其例。經史則其學，子集則以教，而治平大道則為其總目標。故中國學與西方異，人則亦異，而史亦異。欲治中國史，不通其人其學，則一堆往事尚何意義價值之有。 人從天來，今從古來，故司馬遷作為《史記》乃曰："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西方宗教科學哲學亦若為求通天人，西方社會學法律學經濟學軍事學則亦若求通古今之變，但豈能囊括而無遺。故中國之史學乃為集大成之學，而人為之本。聖賢豪傑，亦即集為人之大成。 中國人重為人。惟有人，始有事。不成人，何成事。故中國人於事，每主退不主進。如孔子，甚為魯哀公季孫氏所重視，苟能相與，和衷共濟，於魯國當時之政，必當有所成。但孔子之為人則必將由此而有損，則其所成亦不能大。孔子退而去魯，遂完成孔子之為人，而其影響及於後世，則有勝於堯舜文王周公之上者。亦可謂非知孔子，則無以知中國史。非知中國史，亦無以知孔子。其他歷史人物皆然，惟有其正反損益廣狹久暫之不同而已。讀西洋史，則當從其一事一事論，不得從一人一人論。希臘羅馬迭興迭亡，此為事。周公起，孔子繼生繼起，此為人。人存政舉，人亡政熄。亦可謂其人存其史舉，其人亡其史熄。惟治中國史，乃能明其義。近代國人群慕西方事，盡鄙中國人。不幸而世界第三次大戰續發，核子武器逞威，一部中國史庶可獲我國人之重加反省，此誠無可奈何之事矣。 （三） 1 《易·繫辭》言："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是而已者也。"朱子注《大學》："物，猶事也。"中國人每事物連言，物上必有事，事中必有物。如人生食衣住行，食則五穀百蔬，雞魚豬羊。衣則蠶桑絲織，麻布棉裘。住則洞幕巢宅。行則車馬桴筏。豈不皆因物見事。即至近代，電燈電話電腦，凡屬科學發明皆然。此即《易》之所謂開物成務也。近代國人群尊《易》為一部哲學書，但《易》書中亦多言及科學。中國學術傳統，本無哲學科學之分，即《易》之一書而可見。 《易·繫辭》又言："是興神物，以前民用。"神物連言，天地亦神亦物，亦以供民用。是西方宗教，以《易》書言，亦與哲學科學融成一體。《繫辭》又言："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神屬宗教信仰，然如《易》言，則電燈電話電腦皆可謂之神，則科學豈不與宗教相通。《繫辭》又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器並言，亦屬一體。形上形下為兩端，而形為之中心，所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舍其形，又何以見形而上之道。故言事則必言物，言器則必言道。猶之言天則必言地，言德則必言業。形上形下，則必通而言之，以見其為一體，則哲學科學豈不亦相通。近代國人乃以形而上三字譯西方之哲學。但如牛頓之萬有引力，此乃西方科學上一大發明，亦即形而上者。萬有乃其形而下。萬有引力即由形而下見形而上。無此萬有，即不見此引力。故引力即屬天、屬神。自中國人觀念言，亦科學哲學宗教同可會通合一之一例。故在中國學術傳統中，無此三者之分門而別類。 近人又分自然與人文。子貢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孔子只言人文，不及自然。《論語》又言："子不語怪力亂神。"神亦為孔子所不言，是孔子亦不言及宗教信仰。莊周道家喜言自然。《易》之為書，則兼儒道以為言。莊周言："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薪乃一物，屬形而下。火猶道，屬形而上。天地萬物，變化無窮，即在此無窮變化中見道。火只是一燃燒，一作用，一業。薪能為火，乃薪之性。則莊周此番話，可演繹成宗教哲學科學三方面，而莊周則會通言之。 《繫辭》又言："神以知來，知之藏往。"又以神知連言。但此神字，已非孔子所不語之神。今人慕效西方，競言知識，實則知識僅以藏往。往乃已然之物。即如電燈電話電腦，皆就已然物中發現其性能，而加以利用，則科學知識亦僅藏往而已。人類使用電燈電話電腦後，其後影響於人生者，則科學家亦不詳加計及。如核武器可以大量殺人，當前是否將有美蘇核武器大戰，則其事豈不亦為美蘇人所不知。果使有核武器大戰，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究竟孰存孰毀，抑兩者俱滅，豈不仍為全世界人類所不知。孔子曰："如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是孔子乃《易·繫辭》所謂知來之神矣。 《易·繫辭》又言："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方靜而圓動。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有形象。蓍則運用數字之變以為占。數無定形，又易變，故蓍屬圓，卦屬方。中國人言天圓地方，然天地和合成為一體。蓍動卦靜，非有卦，則蓍亦無所用，故蓍與卦亦和合成一體，則神與知亦當和合成一體。非藏往之知，亦無以見知來之神。今亦可謂西方科學亦方以知，宗教則圓而神。苟以易道言，則宗教科學豈不仍可和合成為一體。而西方則此二者顯相分別，形成對立。 西方人重具體現實，故重於知，而忽於神。科學勿論，即其哲學亦重知，不言神。所謂經驗主義，固重藏往。即所謂理想主義，亦只在具體現實上提出一理想來求改造，而於其將來之演變，則仍所忽。故西方人重空間向外之擴大，不重時間向後之綿延。中國人言世界，世乃時間，界則空間，時空和合為一體。近代西方始有四度空間之說。即言宗教，上帝、天堂、靈魂，實皆言空間，並不涵時間義，亦即無變動義，只此一靜定之具體存在而已。故其宗教信仰，亦只是一種方以知，而非中國人所謂之圓而神。 西方哲學，古代柏拉圖言理想國，乃就當時現實情況加進其一番理想之改革。但此理想國實現，則當永遠是此一理想國，再不有變。近世如馬克思之共產主義，亦就當前提出一理想。但此下亦永遠是一共產世界，再不有變。可見西方人之哲學思想，實一靜定性，不涵時間性。一如宗教上之上帝天堂，永只如此。 中國孔孟莊老言道則必有變，但變中又必有常，有時間性之綿延乃可聯貫會通而成為一傳統。《中庸》《易傳》則又會通儒道而更有變，但仍不失其傳統。《易·繫辭》所謂"化而裁之謂之變"，天地萬物只是一化，於此一化中加以裁割，乃見為變。如人之自幼而老，同是一生命之化，加以裁割，乃見為幼年中年老年。而西方人則謂幼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過分重視其分別性，不再注意其聯貫性、融通性、共同性，則有變而無化。故西方之宗教科學哲學，雖分別為三大項，但有一共同精神，即各顧當前，不計將來。凡其觀念苟有成立，皆求不變。如上帝天堂，永是此上帝天堂。如柏拉圖思想，則永是一套柏拉圖思想。倘有變，則如亞里斯多德所謂"我愛吾師我尤愛真理"。故亞里斯多德則另有一套思想，而不再是柏拉圖思想。當前科學發明如電腦機器人核子武器，各是一套。倘別有發明，則又是另一套。故西方科學哲學雖多變，實亦一如宗教，皆求其不變。換言之，即不存有時間觀。即如文學中之小說戲劇，藝術中之雕刻繪畫，亦莫不然。每一成立，即是一永恆，即是一無變，埃及金字塔可作為代表。故西方人好言變，即因其不知變。西方人言變，則必是另一套，無中國人之所謂化。化則同一存在，而有時間性。變則在同一存在中各自相異，其相互間無和合無聯貫、無時間性。故西方獨無史學。西方史學之起，乃近代事。因史學最富時間性，雖歷變而仍有其聯貧勝，依然是一體。而西方人則缺此觀念。中國史學之興起乃甚早，並最盛行。 《易·繫辭》又言："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草木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磕。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繫辭》此章，在論史學，而有甚深妙意，有待闡申。《易·繫辭》言中國史始於庖犧氏。而庖犧氏之所得，即一套哲學，即今人之所謂宇宙論，而極近於宗教，又兼包科學。融通此哲學宗教科學三者，而開始有人類史。人類即處天地萬物中，不通於天地萬物，又何得有人類及其歷史。而自庖犧氏以下，述中國歷史演進，又更偏重於科學一面，即上引所謂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也。舍卻物與器，舍卻人生各事務，又何有所謂道。舍卻道，又何有歷史之演進。而述及黃帝堯舜，中國史已形成，有其不敗之基礎。而《易·繫辭》所述，則依然仍在一套哲學觀念上。而此一套哲學觀念，又依然上通宗教，下通科學。此下述及其他之變，又依然詳於開物成務之科學方面。 2 其實先於《易·繫辭》，已有戰國時之陰陽家言。陰家亦會通儒道兩家以為言。主五德終始，以堯舜三代歷史演進配合金木水火土五德之運行。此又中國古人會通宗教哲學科學三項以成其歷史觀念之一證。 下及西漢，司馬遷遂為中國此下史學所宗。其著史之意，自稱乃求"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此兩語，亦可謂囊括中國史學大義而得其要矣。有人道，有天道。但人道不能違逆於天道，否則無以長存於天地間。人道乃自天道演出，明天人之際，即求明自然與人文天道與人道之異同分際也。明天人之分際，乃可以通古今之變。縱有變，而仍有其不變者存，故曰"鑑古知今"。此為中國史學之大綱領所在。 司馬遷《史記》，除本紀世家列傳及諸表外，尚有禮樂、律歷、天官、封禪、河渠、平準等八書。首為禮書，禮即中國人會通天地萬物與人類和合為一之一種具體表現，亦即宗教科學哲學之會通，而見之人生，融為一體。《大學》一篇言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項目，其書亦收入《小戴禮記》中。此下凡史書無不言及禮。直至清代，有秦蕙田之《五禮通考》。此下治禮有得者，直至清末，不絕其人。故不通禮，無以明中國之文化，亦無以治中國史。但今國人慕效西化，言及中國古禮，不斥為迷信，則歸之專制政治與封建社會之兩項。而傳統之禮，在今全國上下亦將掃地以盡。今日國人好言大同，此兩字見《小戴禮記》之《禮運篇》。非禮之運行，又何道得臻於大同。今日國人之所謂大同，乃指中國之全盤西化，盡廢中國人，以追隨西洋史，乃所謂以進大同也。然即觀當前世界形勢，其離大同之境，豈不過為遼絕乎。 次為《樂書》。中國禮樂合言。今日國人則謂禮以拘束人，樂則供人娛樂。則中國傳統乃以供人娛樂者來拘束人，其中涵義亦值深究。 次曰《律書》。樂必有律，五聲十二律是也。法律之律，即從此引申而來。若禮即為法，則中國法律即從禮樂引申而來。此一涵義，亦值深究。 次曰《曆書》。四時運行有其律，即歷也。政府注意明歷，本為民間農事，故曰"授民以時"。中國人之重時觀念，即為農業民族一特徵。而中國歷史上之一統，即表現在曆法之所謂奉正朔。有夏曆、殷歷、周曆，孔子曰："行夏之時。"而孟子則尊孔子為聖之時者。孔子既言行夏之時，又言"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是孔子雖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古亦有變，所信所好亦有選擇。《易·繫辭》言"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輅與冕皆形而下之器。曆法既定，與人共知，此亦形而下。孔子又言，夏禮殷禮周禮各有損益可知，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禮既定，使人共遵，此亦形而下，亦即器矣。惟器必在道之中，道亦必在器之中。《易·系》所謂"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也"。故中國史學有其形而下，器物禮法皆是。同時即有其形而上，司馬遷所謂"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則是矣。而孔子實已先之。司馬作《史記》，即承孔子作《春秋》來。而孔子作《春秋》，亦即承周公之制禮作樂來。治史即所以治道，明史亦即以明道，豈徒誦往事之謂史乎。 時之一字，極融通，極規律。治歷學必先通數學。《易》書有兩要項，一曰象，一曰數。《繫辭》所謂"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即象數之別也。西方科學以數學為本。幾何學則為象。宋儒周濂溪《易通書》《太極圖說》，偏重象。邵康節治《易》偏重數，乃以其數學來考定古史年代。其流如推背圖等，不得謂非夾雜以許多迷信，但數學與時間觀，其在中國文化傳統及史學中，極占重要地位，此亦一證。 又次為《天官書》。掌歷亦天官。政府中設天官，則宗教科學豈不盡納入行政範圍內。史官亦屬天官下。以中國古代行政機構，較之同時其他民族，誠可謂大巫之與小巫矣。 次則《封禪》。如登泰山、祭天地，則由天以及地，為一國之大禮，即政治大統所在。此等制度，亦有其用意。 又次為《河渠書》。中國以農立國，故治水為民族一大業。自大禹以來，歷代奉為一大政。清初胡渭之《禹貢錐指》，特舉其要略而已。此可見科學在中國行政系統中之地位。 最後曰《平準書》，則專關經濟。中國人非不知經濟之重要，而司馬遷列之八書之末，而以禮為之始，其義深長矣。 班固《漢書》易《史記》八書為十志，曰曆法，曰禮樂，曰刑法，曰食貨，曰郊祀，曰天文，曰五行，曰地理，曰溝洫，曰藝文。大意一本之史遷，而以曆法為先，禮樂為次。又改律書為刑法，又以食貨為第四位，其皆不如遷書之寓義深遠。惟增地理藝文兩志，則極為重要，後世莫能廢。 此下二十五史有志與書，不詳論。而南宋鄭樵《通志》有二十略，則更為詳備，尤見傑出。首為《氏族略》。中國乃一氏族社會，氏族觀念為中國人生之大系統，文化之大本源，亦並世諸民族中最特異最傑出之一端。近代國人惟慕西化，氏族觀念淪胥已盡，而五千年社會習俗，則仍有留存。求變求新，其難如是，亦足深慨矣。 次曰《六書略》。中國文字與語言分歧。中國民族之可大可久，其文字亦有功。漢初以《論語》《孝經》《爾雅》三書為小學必讀書。孝為氏族之本，爾雅為識字之要。東漢許慎為《說文》一書，其學術地位乃與鄭玄之括囊群經相抗衡。鄭樵二十略，首舉《氏族》《六書》兩略，可見其史識之深遠。今人又以西化為尚，重語言，輕文字，提倡白話，甚至倡廢止漢字，改為羅馬拼音，並以中國文字為不科學。然中國文字終亦仍存。鑑古可以知今，此乃中國史學中一絕大意義，五千年傳統，又豈能一旦廢絕。則誠中國一甚大悲劇矣。 第三略曰《七音》。余嘗謂中國科學藝術化，又謂道德亦藝術化。而音之一門，尤為中國藝術中之最上乘。鄭樵以《七音》繼《氏族》《六書》為二十略中之最先三略，其史識深遠，更難闡尋。 其次為《天文》、《地理》、《都邑》，又次為《禮》為《諡》為《器服》，又次為《樂》。鄭樵以禮樂次天文地理之後，與史遷用意又別。而禮之中有器服，則科學製造亦為禮，亦為道。又添諡之一目，更見中國禮之深意。孝乃私德，死而有諡，則為公道。諡成康，或諡幽厲，非繼統承嗣之君所能主。禮之有諡，即孔子《春秋》之有褒貶。韓愈言"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史豈僅記載人事，亦即此可知。 其次為《職官》、《選舉》、《刑法》、《食貨》，皆政事之大者。更次則為《藝文》、《校讎》、《圖譜》、《金石》，皆為班氏《藝文》一志之展擴。北宋歐陽修為一史學大家，早於此三略特加注意。清儒之學，尤於此三略有發明。而《圖譜》一略，更屬重要。即如家譜一項，亦為中國史學一大流。次為《災祥》，承班氏《五行志》而來。天之變有其義，應其變亦有道。變屬天，應變屬人。即如當前有空氣污染水污染，乃人文社會事，豈專屬科學家事。而中國五行家言之屬於史學，則遠始戰國以來。若譏之為迷信，則近代科學之發明核子武器，豈不更屬迷信之大乎。 最後為《昆蟲》《草木》兩略，《詩》三百為三千年前中國文學鼻祖。孔子亦言，讀《詩》可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三千年來之中國文學，無不涉及鳥獸草木。鄭樵以此略為二十略之殿，則中國史學之兼含並包天地萬物為一禮之義，亦於此見矣。西方則一蟲一草，皆由生物學家專精研究。晚清人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此亦有一番用意。果能以中學為體，則如核子武器之類，當必歸入災祥一略。而科學亦當歸屬於中國之史學，亦即可知。 中國人言《明體達用》，又曰"全體大用"。凡學皆以明其體而達之用。西方則凡學皆各自分裂以求用，故用與用必相爭，而還以傷其體。如史學則僅記往事，不見有大用，故不得與宗教科學哲學文學諸項並列，最屬後起，又居次要。中西學術相異，史學則益顯。 自太史公河渠書之後，遂有如酈道元《水經注》之類。自班孟堅地理志之後，遂有郡縣誌寰宇記各省各縣誌，乃至如無錫之《梅里志》之類。於是名山有志，如《廬山志》。古剎有志，如《洛陽伽藍記》及《西林寺志》之類。又名園有志，古墓有志，要塞軍沖有志，書院學校有志。以朝代分，則自然附見於人文。以方輿分，則人文附見於自然。至如《史記·世家》之後有家譜族譜。《列傳》之後有年譜。於時令則有荊楚歲時記之類。要之，中國歷史記載，於時間空間社會人物四要項，分別以述，而無不可會通以求。操筆者非能人人抱有一套歷史哲學，而實有一套共同的歷史哲學，於不知不覺中流露。何以得此，誠中國傳統文化之精妙所在，所當心領而神會者。 孟子言知人論世，中國人又常言世道人心。當知世道即本於人心，而人心亦必通於世道。今人每以孔子與古希臘之蘇格拉底相比。希臘本未成一國，蘇格拉底僅居雅典一城市中，其心恐亦僅存一雅典。孔子生魯之曲阜，其時魯之立國則已歷五六百年之久。曲阜外，至少尚有費、郈、郕三都。魯之外，尚有列國。孔子曾至齊，其後又去衛，又週遊陳楚諸國。是則孔子心中，實有當時一天下，又存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唐虞三代文化相承歷時兩千年一傳統。此兩人又烏得相比。或又以孔子與耶穌相比。然耶穌為猶太人，猶太人之流離播遷則有年矣，其時則受羅馬之統治。耶穌生海濱一村落中，相與往來，漁夫牧人為多，又豈得與孔子相擬。宋代理學家言道體。孔子當時，唐虞以來之中國，是即一道體。孔子則生此道體中。若謂蘇格拉底與耶穌亦各自生於一道體中，又豈得與孔子所生之道體相比。所謂歷史哲學，即在認識此道體，與此道體中所有之種種變。孔子之學，與此下中國之史學皆是。若依西方之所謂歷史哲學來尋究討論中國史，則宜其失之遠矣。 （四） 1 歷史傳統中必有不斷之現代化，每一現代化亦必有其歷史傳統之存在。惟當前之現代化，則由西方傳統來。若依中國傳統，則不致有今日之現代化。今日國人乃謂中國傳統為舊，當前之現代化為新，群相喜新而厭舊。不知中國歷史中已早多現代之新。如國民兵役制，西方起於近代之普魯士，而中國則自古已然。秦漢統一，依然不變。唐代之府兵制，明代之衛所制，皆由此來。故國民兵役，西方乃一新，而在中國則一舊。 又如自由工商業演成資本主義，在西方現代是一新。而西漢時代之鹽鐵政策，則為抑制此一發展而起。或以比之西方近代普魯士之國家經濟政策，則豈不又是西方一新，乃為中國之一舊。 又如共產主義，亦西方現代之一新，但在中國古代有井田制，農民由公家授田，老而還之公家。百工皆由公家授廩，商人亦然。則中國古代早以無產階級奉行公產制度。較之西方，乃若新而又新。 又如民主選舉，乃西方現代之一新。但中國西漢已有賢良方正孝廉之選，東漢加以考試，魏晉以下仍有九品中正司其選，隋唐以下乃定為科舉考試。孫中山先生欲用傳統之考試權代替西方之選舉。是選舉在西方為一新，在中國又為一舊。 又如科學。戰國初，墨翟為木鳶飛空，三日不返。三國時，諸葛亮創為木牛流馬。豈不又是西方之新，乃為中國之舊。又如屍體解剖，新莽時代已有之。道家有鉛汞之術，流為西方之化學。亦皆西方之新，乃中國之舊之一例。又若火藥炮彈。在中國宋代已先有之。其他之例，見於現代英國李約瑟所著《中國科學史》一書中者，不勝舉。 又如遠洋交通。現代中國人到非洲，尚在西方人之前。或傳中國僧人到美洲新大陸。則更在前。 又如中國有修齊治平之舊，而西方之新，則僅知有治國，無平天下之想。希臘之與中古時期，則並不知有國。故中國之舊，有禮有法。西方之新，則僅有法而無禮。中國之舊，有仁義禮智信五常。西方之新，則僅有宗教之信。亦有禮，僅對上帝。中國人之信與禮，則對全社會，全人類。西方人對國際，無信而有禮，但其禮則為軍禮。中國對國際交往，則仍為衣冠拜跪日常人生之禮。 又西方人言自由，國人群認為乃一大可喜之新。然中國之舊，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豈非一大自由。麥克阿瑟統軍在韓。奉總統命不得派飛機炸鴨綠江大橋，卒以總統命以一老兵退回美國，而板門店和約遂定。又中國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豈可謂中國軍人一人不自由。西方軍隊可以數十萬人集體投降。拿破崙一世之雄，乃亦兩次投降。又豈得謂西方軍人一大自由。孰榮孰辱，孰高孰下，則必有明辨之者。 以上聊舉數例，以見中國舊歷史，乃有更新於當前之現代化者，可見新舊觀念之不可拘泥。昨日之新，乃成今日之舊。嬰孩之新，乃成耄老之舊。則是先有新，乃有舊。中國人言"原始反終"。始是過去，是一舊。終是後來，是一新。但終必隨其始，乃成其為終。新必依於舊，乃成其為新。苟無始，何有終。苟非舊，何來新。惟始終一貫，新舊一體，故曰：原始反終。往前則必原其始，後顧則必反其終，此之謂相反而相成。抑又有終在先而始在後者，故原秦漢之始，必反之戰國之終。原當前美蘇對立之始，必反於往年英法鼎盛之終。豈不新必由舊來，而仍必成為舊。此之謂循環往復。死生存亡，亦即其例。今國人一意喜新厭舊，則是厭其生而喜其死，厭其存而喜其亡矣。此豈人情之常乎？有明日之未來，始見今日之可喜。有耄老之未來，乃見嬰孩之可喜。惟能立有舊，始有新可達。當前之現代化，則僅知求變求新，究不知明日之將為何日，則又何今日之可喜。 中國人言史，鑑古而知今。能掌握有傳統，始能有現代化。綿亘五千年，其為一廣土眾民大一統之民族國家，乃由其有不斷之現代化而來。如唐虞三代之化為秦漢隋唐以迄今是已。西方史，希臘變而為羅馬，又變而為中古時期，又變而為現代國家，而有英法之鼎盛，又變而成當前美蘇之對立。以無傳統為傳統，有新而無舊，則明日又烏得有此美蘇之常相對立。鑒於西方之古，可知今日西方之新之不可常。可喜抑可厭？惟其可厭，乃不可常。 今人又言，歷史不可變。則西方此下當常為一部可厭之歷史，中國此下當仍為一部可喜的歷史。余之對中國前途抱樂觀，對當前世局抱悲觀者，亦在此。中國史可喜何在？西方史可厭何在？則在讀其史而知。再言之，就中國人立場，當由中國之舊傳統而現代化，不應廢棄舊傳統，而慕效為西方之現代化。不當喜新厭舊，而當由己之舊而達於新，乃始得之。司馬遷言："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此當會通政治制度社會經濟文教武備科學藝術一切以明變，又當會通宗教哲學天文地理史學生物諸端以求通。此非專家一人之為家，乃有古今承襲得其傳統以生以長之為家。中國之史學正在此。而豈僅載既往，得即成為史學乎。 當前而求現代化，則當安於弱小，不爭強大。德國第一次大戰失敗，舉國好讀老子書。使真能遵老子，不出有希特勒，歐洲其他各國相互間仍當有爭，仍可有第二次大戰，而德國或可避其沖，不作禍害之首，轉臻強大之運。當前強大者，倘盡能以七十年來之德國為戒，則世界亦宜可漸趨於和平。 國如此，人亦然。莊周為宋漆園吏，其友惠施為梁相。楚亦聘莊周為相。莊周言，龜骨藏於宗廟為國寶，不如生而曳尾於塗中。遂拒不赴。但既得為龜，生雖曳尾塗中，歷千年而死，其骨仍必藏宗廟為國寶。莊周至今豈不仍為中國一國寶乎。老子更沉淪，並其身世而不詳，但至今亦為一國寶。故莊老之道，中國人雖未認為乃人生之至道。僅為人生處亂世之道，而其道則常存。故中國人尊孔孟，亦尊莊老。西方無孔孟，亦無莊老，故治必終於亂，亂則不能復返於治。比讀中西史自知。故欲保全中國舊傳統，而求其現代化，不能遵孔孟，亦當遵莊老。則國必求弱小，人必求隱退，以暫避現代之亂，期待再一現代之來臨。此即中國人所謂之樂天而知命。命可轉，天不可轉。天有常，而命則無常。故惟中國史，乃能昭示天命天運，而與人以共知。西方史則凱撒事凱撒管，非上帝所得問。故一部中國史，乃由人代天。而一部西洋史，乃以人爭天。此其異。 茲舉一小節言之，西方人愛狗，中國人則重羊。馬牛羊雞犬豕稱六畜，羊在上列之三，而中國人尤重馬。乾象龍，坤象馬，中國以龍馬並稱。治禮軍禮祭禮皆重馬。驥稱其德，不稱其力。中國人歷代養馬，可寫一長篇考證文。牛更耕稼所需，而羊則一無用之畜。然中國文字，美字善字義字祥字皆從羊。犬則在下列之二，猶次於雞。如言雞鳴犬吠，雞犬不寧，雞必在前。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祖逖有聞雞起舞之故事。雞司晨，從睡夢中喚醒人，不啻師教之木鐸。犬雖多能，能守門戶，能助狩獵，但供使用，故中國人重雞尤更重於犬。俗則豬狗連稱，如豬狗眾生，豬狗不如，狗更在豬後。中國群字從羊，獨字從犬。羊能群，犬則否。即此一別，更見中國國民性愛好之所注。 至於飛禽走獸，中國人好鳳凰麒麟。至如山中獅虎，天上鷹隼，則非愛好所及。中國人主言性，性乃天地萬物之一種自然動向，觀其所愛，亦可見其性之所向矣。 尤如草木植物，中國人愛梅蘭竹菊，又好松柏梧桐，皆可見性。更如院庭布置，林園部署，一水一石，一樹一草，薈異為同，集眾成一，更見中國人之政治長才與處群特優之天性。凡此諸小節，皆有傳統。今日國人則一變故常，小之如家家知養狗，大之如經營觀光區與開闢公園動物園，皆追步西化模式，不知傳統情義所在。然積數千年之習性，豈能一旦驟變。其心不見內在所愛好，則亦無安樂可言矣。 又如賭博。中國流行麻雀牌，西方則有撲克牌。玩麻雀牌只求手中持牌得和即勝。撲克牌則不問手中所持，專尚出奇制勝。此尤中西雙方人性不同一顯例。豈得謂麻雀乃落後，撲克始前進，必使國人盡廢麻雀改玩撲克，始為中國之現代化。此屬小節，宜可置之不論。即如今日國人各種運動，已盡趨西化，然猶尚有舞龍舞獅走高蹺與踢毽子放風箏等流行。惟以此較之西方，一則可資比賽，一則僅供娛樂，此亦雙為心性傳統之異。乃吾國人心胸寬大，不再一一加以苛責。嚴其大，恕其小，斯又吾國人美好心習之一傳統也。又豈必盡求其現代化。往古舊習，能保則保，國人賢達，固早知之矣。孟子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今亦當謂好古念舊之心，亦人皆有之。無他，達之而已矣。前途希望其亦在此乎，其不在此乎。余日望之矣。 2 近代國人好言現代化，卻似不好言傳統。因現代化實指西化，而傳統則仍陷在守舊中。惟西方人亦未嘗不尊傳統。 姑以民族情感言，民族即一大傳統。美國人多自英倫三島移來，積兩百年之久，激於賦稅問題，奮起獨立，不復認英倫為祖國。然美國門羅主義，僅求南北美和平相安，不願問外面世界事，避不與英帝國有衝突，此即其深存有民族情感之一種表現。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本屬西歐德意與英法相抗，美國僅可處身事外，但法國巴黎淪沒，國將不國，而英國亦岌岌可危，美國拔刀相助，雖其與德國亦有幾許爭端可言，其實是沉深之民族情感，乃為其投入戰場之主因。 及戰事勝利，凡爾賽和談，英法仍以主人自居。美總統威爾遜離席歸來，西歐事一任英法主張，置而不問。不久第二次大戰繼起。美國在太平洋已因珍珠港偷襲與日本興起大戰，歐西戰役大可不再插手。然而巴黎陷落，英倫告急，美國終於派兵前去。艾森豪所負責任，若更重於麥克阿瑟。此非美英間一分深厚之民族情感，不致有此。 及戰事平息，美國人對西歐繼續經濟援助，亦巨大驚人。可知美國人在其內心深處，實永不忘其祖先之來自英倫。親英，遂亦連帶親及西歐。西歐之在美國人心中，世界其他各地乃遠不能相比。此無他，惟民族情感一念可作解釋。即英國人之對美國，亦何獨不然。最近十幾年來蘇俄海空軍及核子力量急起直追，已將凌駕美國之上，而國際間美蘇爭端，英國必站在美之一邊，亦惟民族情感一辭可作最恰當最深入之解釋。 此所謂民族情感，不僅英美，不僅西歐有之。即如猶太人，分散各地，從未建立一國家，直至第二次大戰後，西歐人始為建立一以色列。此幾十年來，全世界猶太人乃無不奉之為祖國，愛護無微不至。美國有猶太人三百六十萬，其來美國，多在以色列建國前，有三四百年之久。有足跡未履以色列國土一步者。乃其身在美國，心向以色列。憑其財力可以影響總統選舉，美國人不得不重視。於是美國遂為以色列一不叛不變之盟友。除英國外，以色列常在美國人心中，不易捨棄。此亦惟猶太人之民族情感一語可解釋之。 阿拉伯人亦何嘗不有其傳統民族心情，惟局勢不利，乃若隱若現，不甚顯著。今突以石油力量，而其民族情感乃趨發揚。即如兩伊戰爭，伊朗乃波斯後裔，伊拉克乃突厥後裔，亦有民族間之潛在界線。然則全世界一切紛爭，一切事變，民族情感為之作主要原動力，逐時逐地，可資舉例，不煩詳及。而民族情感則顯為各民族一大傳統，則更無疑義。故傳統可以現代化，而現代化則終不能脫離傳統，此乃事實，可資深論，卻無可否認。 民族傳統之外，又有語言傳統，可以連帶述及。歐洲文化，最先必溯源於希臘。羅馬人起，希臘人轉為奴，但羅馬人仍多奉之為師。惟拉丁語代希臘語而起。語言傳統同時即代表民族傳統，此亦極自然而又無可奈何之事。北方蠻族入侵，羅馬帝國覆亡，語言乃亦隨而變。雖同奉耶教，各地群以自己方言翻譯其經典，於是德意法英各國語，遂代替了拉丁語。今日歐洲之不能融和凝成為一國，則語言分歧為其一主因。語言又非歷史一大傳統而何。 但民族傳統，終偏在自然方面。語言傳統亦然。不出數百里之遠，數百年之久，而語言必變。但語言乃由人文化成，故語言屬自然，亦屬人文。西方文字追隨語言，未能超然而獨立，故其人文化之里程亦短而暫。獨中國文字其人文化之里程乃特遠，故中國民族乃能廣大悠久，日進無疆。論其傳統，乃與西方特異。近人謂中國人重傳統，不知西方亦重傳統，惟其為自然所限，乃若與中國有異耳。 中國人於語言文字，特重雅俗之分。俗即限於地，限於時。而雅則不為其所限。西方人好言變，時地異則必變。而中國人則好言常，必超於時地而有常。非不有變，而其常尤超於變之上。故知常可知變，但僅知變則不定能知常。有變而無常，今日不知明日，此地不知彼地，則人道大同又何由而立。中國人好言通常，通於地，通於時，斯知常矣。故通常乃人生之大道，中國人好言通常日用，斯見中國人生觀之特為廣大而悠久矣。 中國古人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斯又見中國文化傳統之特深特異處。西方人則適相反，似乎必求書盡言，言盡意，姑不論其可盡與否。而連帶以起之其他變化，則有需深加討論者。 中國人主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其著之文字，出之語言，僅略道己意而止。其未盡者，則待讀吾書聽吾言者之自加體會。其贊成與反對，亦待其自加判定。即師弟子之間亦然。故言教每言化，此待聞我教者之自化。如陽光甘露，萬物化生。教者則如春風，學者乃如桃李。桃李在春風中自化，非春風能化出桃李來。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此待學者聽我言而自修自習，自問己心悅乎不悅，非孔子所能強。至於何以學而時習能悅，而孔子言所不盡。不如西方人必言盡己意，以強人之信。於是乃若言者為至上，聽者為至下。聞師言而不盡信，則惟有曰："我愛吾師，我尤愛真理"矣。在言者，一若真理已盡，無可疑，無可辯。在聽者，惟有自求一新。哲學思想乃亦務於變，務於創，而無傳統可言。在中國則言不盡意，書不盡言，尚待他人以及後生之續加思討，續加論辯，而遂成一傳統。此在西方為個人主義，而在中國則為大群主義，即此一端已可見。 然如柏拉圖《理想國》一書所主張，後代歐洲人雖絕未接受，但亦有其傳統可尋。一曰重職業。二曰重商重軍，富強二字，為立國之大本。此兩者，豈不為西方之思想傳統。 中國文化傳統中有士，而西方無之。中國之士曰志於道，不志於業。而西方哲學家如柏拉圖乃可謂其志於政，乃有哲人王之想。但非凡哲學家皆盡然。哲學亦成一職業。耶教後起，乃始離於政而傳道。然教士亦仍是一職業。西方有大學，肇於教會。大學初興分四科，一曰神學，二曰辯證學，不信者則仗辯證說服之。三曰法律，四曰醫學，律師醫生亦各自一職業，惟為己亦以為人。此下大學變而有文學院理學院等。大學教授盡成一職業。西方政教分，大學教授亦鮮有志於政治，理亂不問，黜陟不知，職業在此，生活亦在此，而文化大傳統則亦只在此各人之職業與生活上。政治宗教科學，各成職業。惟謀生要途則在商，立國大本則賴軍。西方文化傳統，大體言之，乃如是。 中國士人志於道，故曰："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故雖亦志於政，而有進有退，有出有處，有仕有隱。不為君而為師，而師道猶在君道之上，道統則猶在政統之上。此為西方觀念之所無。老子曰："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老子言政治乃如此。豈如柏拉圖《理想國》，縷舉詳陳，連篇累牘之所指。老子又曰："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貴言。"為政者高高在上，而在下又有不信，豈言辭之所能為功乎。中國人看重對方地位，不以言辭強人必信，不僅政治如此，即教育亦如此。故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自述己意止此，其另一半則待他人自加體驗，自加判定。故次之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我心所存，獲得他人同驗同認，此誠一大樂事。然曰諸朋，則師弟子乃屬平等。自遠方來，非強之來，故曰："有來學，無往教。"然來者亦未必盡體認如我，則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老子則曰："知我者稀，斯在我者貴。"豈強人以必知。 中國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要旨乃在此。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上一句自古皆有死五字已足，不煩如西方人之三段論法，必曰人必有死，蘇格拉底是人，蘇格拉底亦當死。下兩語之意，其實已在上一語中。人有不信，則亦任之，以徐待其信，何必要增此下兩語，以強人之必信。至於孔子民無信不立五字，此中盡有深義，盡待發揮，然孔子亦僅五字自述己意即已。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亦當知對方可畏，焉知聽吾言者之決不如我，而必喋喋以盡言，視對方如一至愚乎。如是則轉不易使聽者親之譽之，轉而畏之侮之，則奈何。為教然，為政尤然。中國政治上，言者在下，讀歷朝名臣奏議可見。在上則少言，讀歷朝帝皇詔令可見。為政治最高領袖最戒多言。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總統竟選，奔走道路，有如是之多言，豈不轉使人侮之。 中國人言商，則曰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又曰信義通四海。信不信在購者。在己則當在貨上價上，求真求實，求信求義，何待廣告，何待宣傳，跡似欺人。今之為政亦務廣告宣傳，所謂民主，亦商業化，則又何信之立。 政治如此，學術亦然，宗教信仰亦然。若果此宇宙間真有一上帝，老子言"太上不知有之"，中國人若不知有上帝，斯為最高最善矣。耶教之上帝，使人親之譽之。回教亦有上帝，乃使人畏之。穆罕默德一手持可蘭經，一手持刀，不信者死，豈不使人畏之。回教流傳，終不如耶教之廣。耶穌上十字架，而轉增耶教之流傳，但豈如中國之不知有之乎。 以中華民族較之西方，顯見為中華民族乃一和平柔順之民族。蘇格拉底在雅典下獄死，耶穌在羅馬十字架上釘死，此兩人講學傳道，亦惟少數人相從，未見有犯法違紀之事，然皆陷於死。故爭取思想自由，乃成西方一傳統。在中國則絕無此等事。周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周武王謂其乃義士而釋之。周有天下，而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餓死首陽之山。此乃伯夷叔齊之自由，非周王室逼之如此。而孔子尊之為仁，孟子尊之為聖。孔孟亦尚在周代，不聞其反周武王，而尊伯夷叔齊有如此。後世亦永尊之，亦可謂乃尊二人思想行為之獲得其高度之自由而已。 孔子在魯以一平民擢用為大司寇，在政府中踞高位，僅次於三家。然孔子棄官而去之他國，週遊天下，備受崇敬。其欲殺之者，惟宋司馬桓魋一人。實則如衛如陳如楚，皆非能用孔子，而敬禮之不衰。孔子週遊不得志，而魯之君臣終敬禮迎歸，老死於魯。果使孔子而生於雅典羅馬，其得罪獲辜，恐當不亞於蘇格拉底與耶穌。一尚禮，一尚法，此又中西政治傳統相異之一征。 秦始皇焚書，如伏生之徒，皆得歸隱。坑士乃坑方士，然後世永詈秦始皇為暴君。漢廷儒臣勸漢帝當讓位被殺，然繼起言者不已，漢終讓位於王莽。此可證思想自由之在中國，早有傳統，但不盡如西方之言自由而己。 西方人好爭成功，但成功之後，即繼之以失敗。全部西洋史盡如此。中國人不爭成功，但求不失敗。爭成功必裹聚群力，而被裹聚者喪其自由，故爭自由乃為西方一大傳統。即如商業，勞工裹聚始成資本主義。勞工被裹聚則起而爭集體罷工，成為近代西方一大潮流。中國人求不失敗，但家國天下不能無盛衰興亡，乃先求個人之不失敗。伯夷叔齊之餓死首陽山，此非失敗，乃成功。孔子稱之曰"求仁而得仁"，求之而得，非成功乎。孔子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不仕無義。"孔子週遊求仕，乃孔子之自由，亦即孔子之成功。道不行，則非孔子之失敗，故曰"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殺身捨生非失敗，成仁取義則其成功。全部中國史，乃一部成功史，在個人則成聖成賢，為孝子，為忠臣。在大群則五千年來成為一廣土眾民大一統之民族國家，至今而仍屹立在天壤間，舉世無與匹。此即其成功矣。 楚漢相爭，項王兵敗於垓下，單騎突圍至烏江亭下。亭長艤船待，促速渡。項王曰我率江東八千子弟渡江而西，今一人回，何以見江東父老。聞漢軍懸賞得我頭，今以贈君，可持往取賞，遂自刎。項王年尚壯，渡江東回，焉知不能負隅再起。然項王求成功之心，終不勝其愧慚失敗之心為大。持我頭往領獎，臨終慷慨，此情此義，亦可長在天地間，獲後世之同情矣。此亦一成功，非失敗。 田橫亡齊，流落海島，從者五百人。漢祖召之，曰，橫來非王即侯，不來當派兵圍剿。橫應召至洛陽漢王所在前一驛。告其隨客兩人，曰：我與漢祖同起兵為王，何面目以一荒島亡人往見。遂自刎，命兩人持頭往。兩人往見漢祖，亦自刎。島上五百人聞之，皆自刎。田橫英名乃垂百世，長為吾中華民族一人物。此亦一成功，非失敗。 諸葛亮高臥隆中，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劉先主草廬三顧，遂許以馳驅。及輔後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視曹操司馬懿魏晉開國，其榮何啻百倍。此亦一成功，非失敗。故知中華民族不爭成功，而常能於失敗中得大成功。史籍昭彰，難以縷舉。即如關岳，尊為武聖，豈不俱在失敗中得大成功。失敗在一時一事，成功則在此心此道，可以歷萬劫而長存，經百世而益彰。故似西方歷史多成功人物，中國歷史多失敗人物。然成功則終歸於失敗，失敗乃常保其成功。此又雙方歷史傳統一大不同之點。 惟其求成功，故常務進取。惟其慎失敗，故常務退守。務進取者必犧牲當前，以企圖將來。將來復將來，犧牲又犧牲，乃永不見有成功，此乃一種功利觀使然。能勿失敗，保之益謹，守之益堅，只辨是非，不論得失，則為一種道義觀。故尚進取則每蔑古，尚退守則每尊古。蔑古則使後亦蔑今，尊古則使後亦尊今。蔑其前，斯求變。尊其舊，斯求守。即如政治，開創乃一時事，守成則有綿延。西方歷史開創復開創，乃無成可守。即如今美國，建國僅兩百年，其先十三州，今至五十一州。其先尚以門羅主義自守，今則一躍而為世界之元首，舉世事無不聞問。富益求富，強益求強。進取愈進取，如駿馬千里，乃不知稅駕之所在。中國則如一匹駑馬，五千年治亂相乘，乃已不啻十駕，而尚得緩步向前。各有其傳統，亦各有其得失，而豈有是非之可定。 今日國人好言現代化，憎言傳統。所謂現代化，乃指西化言。其實西方亦自有其傳統，而中國歷史亦各有其現代化。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其言因言繼，即言其傳統。其言損益，即其當時之現代化。夏商周三代，何嘗非當時之現代化。孔子已早知必有繼周而起者，但又知其仍必因於周，而亦不能無損益，秦漢以下是已。所因少，則傳統弱，而不能常。如秦，如新，如三國魏晉，以下如隋，如五代，皆是也。所因多，則傳統強，而能常。如兩漢，如唐，如宋，如明是也。其間如五胡，如北魏，如遼，如金，如元，如清，因於中國者多，則能有常。因於中國者少，則無常。至其所損益，亦一依其所因之當否而定其得失高下。善治史者，自能知之。 至言學術思想，孔子亦有所因，有損益。故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乃上承周公而現代化。孟子曰："乃吾所願，則學孔子。"孟子亦上承孔子而現代化。荀子亦然。而孟子與荀子之所損益於孔子者則各不同，而孟荀之高下得失亦於是判。兩漢以下，中國全部儒學史，無不如此。同因於孔子，同有其損益而現代化。故吾中華民族綿延五千年來之歷史，乃所謂人文化成。或可謂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創之，而吾五千年之國人則因而損益之。今則欲盡棄故常，一掃而空以為損，一因西方以為益。則西方傳統縱其盡善盡美，亦恐無以益於此一空之我矣。其然，豈不然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