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學術論衡 · 略論中國考古學

（一） 近代國人率以好古守舊自譴，認為乃吾民族一大病痛。然知古始能好，保舊始能守，不知不保，又何好何守。乃自來中國學問中，獨無考古學一門。《論語》人人必讀，孔林則可到可不到。西化東漸，始知西方有考古學，有考古專家。一時驚動欣羨，於是近代中國乃有考古學之崛起。 中國人觀念，古今一體。苟無古，何有今。今已來，而古未去，仍在今中。好古實即一為好今。新舊亦然。如人之暮年，幼齡之生仍未去，幼齡仍在暮年中。人之老，懷念其幼生而好之，此亦人生之好古守舊，又何責備之有。愛其暮年遂亦愛其幼齡，愛其幼齡亦將愛其暮年。果謂幼齡已失，暮年已到，此語膚淺，未切實情。中國人重生命，重時間，古今新舊一體視之，不嚴加分別。西方人則重空間，重外物，生命無常，轉不如外物之可久。如古埃及之金字塔，迄今歷三千年無變。而埃及人之生命，則可謂已經百變而非舊。故在埃及，實非埃及人之可貴，乃此金字塔之可貴。其他各地亦然。故西方人重物不重人，考古之學亦僅考其物，非考其人。人則求新求變，無古之足貴。即如埃及之木乃伊，亦謂人死，其靈魂他年當重歸此身復活，故設法保留此身，使能不腐。則無怪西方人重其身，乃更過於其人之生命矣。 中國人則不然。堯讓天下於舜而死，舜未嘗為堯築大墓傳萬世，蓋堯之生命猶有不死者在，即其生前之讓德是矣。舜心不能忘堯，亦讓天下於禹，斯亦舜之好古守舊。禹得舜禪，亦不欲傳位其子，而讓之益。然天下民眾則記念禹之治水大德不能忘。乃擁戴其子啟居天子位。依中國人觀念，其父死其生命則仍傳之子，愛戴其子，即猶愛戴其父，然則堯之死，天下民眾何以不愛戴堯之子，而愛戴舜。蓋其時洪水未平，堯之用舜，即用以治水，舜又能用禹以治水，則愛舜即猶愛堯，亦即以愛天下民眾之生命。堯舜之為大聖，有此讓德，亦惟其愛天下民眾之生命，乃遠勝於其子之獲為天子，乃以成其讓。故明其心，斯可明其人與事之內情矣。 埃及金字塔耗費多少人力，經歷多少歲月。塔之成，而埃及則隨之以衰亡。堯舜禹三代，耗費人力亦甚鉅，經歷歲月則有限。而中國人從此遂得安其居，樂其生，逾四千年以迄於今。堯舜禹功德之大，而其墳墓則不傳。然則中國人所好之古，所守之舊，則在其人之大德。自《尚書》迄於司馬遷之《史記》，以及先秦諸子百家之言及其事者，亦可謂既詳且備，此即中國之考古學。惟所考，重人不重物，則與西方有不同，如是而已。 堯舜禹三人所重，只一事，曰治水。治水非禹一人之事，非堯舜，禹又焉得成其事。而其事則永傳千古。後世不斷有治水，試讀清儒胡渭所著《禹貢錐指》一書，可知其略矣。乃晚清之季，康有為始創托古改制之論，謂堯舜禹古代之事，皆孔子儒家托古偽造，以便於求改當時之政制。於是顧頡剛繼之有《古史辨》，謂禹乃一大蟲，其事盡屬神話。一時轟傳，是為中國新起之考古學。然而治水一事，則後世有之，不得謂古人無有。今人力主求變求新，惟治水乃古人已有之事，後世皆有水患，不得謂堯舜禹之時獨不能有水患。治水有方，亦不得謂當盡變其舊以求新。試觀四川成都灌縣之二王廟，兩千年來之治水一事，眼前昭彰。豈李冰父子之治水，乃變乃新，無古可考？則中國古人實另有一套考古學，亦即此可見矣。 中國近代考古學之盛起，則莫過於安陽殷契龜甲文之發掘。一時群認非治龜甲，即無以治古史。然經王國維考訂，則湯以前商代歷世君主其名字已具詳於司馬遷之《史記》。以殷契發掘所得校之，遷史缺一兩代。然則殷墟新發掘，可以補遷書之缺，但亦可以證遷書之有據而可信。今欲考殷商一代治亂興亡之大業，則惟有見於遷書，而無以考於龜甲。故中國古人讀史即以考古，而中國史學之可貴，亦由此而益見矣。 王國維又為《殷周制度論》一篇，備論王位傳弟傳子之先後演變。然其論乃根據《史記》，非根據龜甲。又國維告其來學，欲治龜甲，當先通《說文》。文字然，歷史事跡更然。亦可謂非通戰國，即無以通春秋。非通春秋，即無以通西周。非通西周，亦無以通商代。古今一體，非通其人之成年以後，又何以考論其幼童期之所為。亦如不知後代之埃及，又何憑以論其金字塔與木乃伊之意義與價值。 抑且許氏《說文解字》一書，其所收字體本屬大篆小篆，後又變而為隸書楷書。龜甲文則為古舊字體，已遭廢棄，不再使用。正足見中國民族亦一求變求新，日趨進步之民族。否則中國當永留有巢氏燧人氏之時代，何得有此下之庖犧氏神農氏，以及黃帝堯舜之出現。近人則益求變，益求新，欲改造為簡體字，又欲廢止漢字創為羅馬字拼音。幸而國人相戒而不為，否則又誰來倡導保存漢字之理論。 又有進者，中央研究院為近代中國一最高學術研究機構，有關中國舊學方面者，則為中國歷史語言研究所。其中最主要者，一為考古與龜甲文研究，一為語言學。語言學一門，亦來自西方。在西方則語言重於文字，在中國則文字當重於語言。欲通中國史學，非先通文字不可。欲治龜甲文，亦非先通後代之文字不可。《中庸》言："書同文"，此為中國歷史一大進步。試問研究龜甲文，以及研究各地白話方言，又與治中國史具何關係。治龜甲文過於舊，治語言學又過於新，新舊相衝突，惟具是模仿西方，則不知覺。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外，同時代表一代之新風氣者，則為白話新文學。古詩三百首，傳誦百世。果使近人所為白話詩，亦得傳遞久長，則一如許氏《說文》，代龜甲文而興。龜甲文不受國人反對，古詩三百首，宜亦不必反對，亦何必嚴加新舊之分，又必謂舊文學乃死文學。無奈今之白話詩人自創造，自名家，無宗師，無後學。過一世三十年，則其人姓名已不在後人記憶中，則惟求變求新，可謂無生命，又無成。其成則只在一二十年內，已為有其知名度，此非斯文之掃地而何。白話文亦然。有風氣，無學問，能識字，能操筆，即得為之。舊不變，新不起，而不再有一時間觀。果謂有時間，又暫而非久。乃又提倡考古之學，此誠中國近世一可悲事矣。 抑更有進者。龜甲文本殷代卜筮之辭，而卜筮之術，至周已變。不再燒炙龜甲牛骨，以蓍草數字占八卦，其辭則載在《周易》。下至秦末漢初，《周易》乃列為五經，後世傳誦不衰。然《周易》本為卜筮書，則上自孔子，下迄朱子，皆言之。今人又尊《周易》為中國一部至高無上之哲學書。若謂中國在卜筮中亦能涵有哲學深義，豈不為中國學問增高其地位與價值。但近人必一依西方觀念，謂《周易》乃一部哲學書，則其地位自高。謂《周易》乃一部卜筮書，則其地位自低。故必主其為一部哲學書，而不再肯認其為一部卜筮書。則何不再下一番考古工夫，以資認定。乃竟有人主張治孔子哲學則當治《周易》，不當讀《論語》。其人亦本治西方哲學，國人遂不復反對，並群加尊重。如此風氣，又何以言學問。學必學於舊，問必問之舊。今人之盡務新學，其實亦乃西方之舊。故今日之言求變求新，則亦惟一務西化而已。以彼之舊，易我之舊，變則然矣，新恐未必。 中國堯舜禹三帝，後世皆無明確墳墓可尋。下至商湯周文王武王，其死後，其子其臣，皆不為大興墳墓。然中國人事乃有大堪驚詫者。若謂好古守舊，乃孔子首倡其說。然孔子之死，其門人弟子乃為特建一孔林，其規模殆已為前世帝皇之所無。而當時如魯哀公及季孫氏，亦一任其門人所為，不加禁止。孔子歿後，百家競興，未聞其有如孔林同樣之興造。此姑不論。孔子門人及其儒林後起，卒亦未有身後墳墓有如孔林之規模者。然則所謂中國人好古守舊，可知當別作解說，不得謂凡古皆好，凡舊皆守矣。 抑且後代帝皇墳墓，其規模，其形勢，豈遂不如孔林。然而自秦以下，迄於明代，帝皇陵寢，皆隨其朝代而荒破。僅明清兩代，年曆尚短，諸帝陵寢，尚得保留。然亦卒未有如孔林之獲有全國之崇仰與瞻拜，歷兩千五百年而不變。此可見中國人之好古守舊，乃中國歷代後人之事，非古人所能安排其如此。埃及人亦幸而及早衰亡，否則金字塔連續興建，迨今將無埃及人生存之餘地。雅典人亦幸而及早衰亡，否則雅典一小城，又何得常有新建築興起。西方人既不計後起之必有繼，乃求變求新。中國人必主後起有繼，故曰創業垂統。有統可傳，則其新其變自有限。既尊孔子為至聖先師，後起者遂皆不敢自居為聖。其為師，亦惟傳孔子之道而已，此謂之好古守舊。亦豈《論語》以後，遂無百代儒林之不斷著作之繼續興起乎。孔子歿後，而中國儒林日臻繁盛，但亦終不有如孔林之再度出現，則古舊之可好可守，亦宜知其所在矣。 一九四九年後，大陸考古一業，則特見發皇。而尤著者，則為秦始皇帝墓之發掘。秦始皇帝開始以郡縣政治統一中國，創自古未有之宏業，然而二世即亡。鑑古知今，乃中國史學一大理想，大貢獻。而司馬遷《史記》則已盡其職責，勝任而愉快。後世歷代帝王再不敢復效秦始皇帝之所為，豈非考古之功乎。近人則謂中國自秦以下兩千年帝皇專制，此可謂不考古之尤矣。輕蔑古人，自受其禍，吾國人宜亦知所自警矣。 秦始皇帝集當時六國宮殿建築之大成，造為阿房宮，雄偉壯麗，卓絕前古。項王入關，付之一炬。乃後代中國人，未聞有加以惋惜者。直至唐代文學家作為《阿房宮賦》，亦以重申警惕，非以追溯懷想，則古有絕不可好，舊有絕不可守者，中國人反覆之詳矣。至於秦始皇帝墓，或在秦始皇帝生前已有計劃，或全出秦始皇帝死後營造，此皆不足深論。要之，秦祚之不得其久，則司馬遷書已詳列之，而阿房宮非其要端，更何論其身後之墳墓。今之發掘，亦僅供觀光遊覽，亦為政府添一筆收入，而舉國喧傳，若可為舉世人增一番知識，為吾民族增一番光榮，是誠淺見薄識之尤矣。 余在五十多年前，即寫有《先秦諸子系年》一書，根據《竹書紀年》遺文，考訂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之誤。亦根據地下發掘，自謂較之近人根據殷墟龜甲所貢獻於中國史學者更大。地下發掘，亦有其意義價值之所在，而豈地下發掘之盡為無上寶藏乎。諸子系年已成書，又續為《周初地理考》一文，距今亦五十年。考定當年姬周氏族，乃自晉遷陝，非自陝東來。此一論，乃發前人所未發。然所考各地，皆余當年足跡未親履，僅據古籍文字記載，錯綜配搭，會通成之。最近旅美學人許悼雲告余，彼最近根據近年大陸考古發掘所得各種古代銘文二百餘件，逐一研討，乃知余往年《周初地理考》所辨，皆獲證明，可資論定。然則地下發掘，仍必會通於地上之所流傳，乃始知其意義價值之所在。故好古守舊，亦仍必會通於今之新，乃始知其可好可守之真實所在，而豈惟古之是好舊之是守乎？而亦豈凡屬古舊則必盡不可好盡不可守乎？若惟以專門家言為貴，則中國傳統素尚通學，宜可一概加以鄙棄矣。其然，豈其然乎？ 今再言觀光。此又近代一新名詞，為中國古代所無。中國山川勝地，多資學人以考古之需。如登泰山，歷代政事學業，有關國家民族治亂興亡之大，皆足參考。豈一登日觀峰，一睹海上日出，即為泰山之觀光乎。果為無知識無學問之多數群眾言，斯則是矣。然又何必登泰山，乃始有日出可觀。又如盧溝橋，此亦中國近代一名勝。唐代都長安，則有灞橋。非通中國之科舉制，驛站制，則不知其為名勝之由來。唐代則稱灞橋，清代則稱盧溝橋，同一好古守舊，其間亦有變有新。而會通和合，則仍有其一貫相承處。不論名山，即論橋樑，名傳千古，常見之詩文稱道者，全中國亦當得三四十處。日本東侵，盧溝橋事變乃膾炙人口，於是盧溝橋亦遂成近代國人一觀光勝地，群眾慕向。而其他歷代有名諸橋樑則盡置遺忘。此亦日變日新之一例。但豈吾民族之文化大傳統，亦隨以隱淪消滅於無形中。此見有變有不變，有新有仍舊，未可盡變盡新，一如今日吾國人之所求矣。是必知好古守舊者，始能善保其舊，而使來游者發思古之幽情於不知不覺中。然則縱是發展觀光事業一小節，亦待通人之籌劃，而豈考古專家之所能勝任而愉快。即小斯可以喻大，願吾國人其亦深思之。 （二） 中國人重經驗，西方人重成績。中國人之經驗，一言一行，詳細記下，成為歷史。西方則並不重歷史，其成績全在物質製造與其建築上。如古希臘，除其古代建築與其他器物製造外，若論人生經驗，則永是一城邦分裂，無足詳者，故無歷史記載。即其後代有歷史，亦如此。法國革命，亦西方歷史中一大變，可謂乃西方人文一大變，而西方人則重其在自然方面之變，於人文之變則似所忽視。即如拿破崙，有此一人，亦如自然中一物。有巴黎凱旋門，則拿破崙其人其事已成器物化，更可與人共賞。而拿破崙其人其事之影響及於後世之法國，乃及全歐洲者，其是非得失又如何，則可不深究。大英帝國之創建亦然，亦如一大建築。有西敏寺，有白金漢宮，有唐寧街十號，豈不迄今仍為英國人共同所瞻仰。然埃及金字塔至今猶存，大英帝國則迄今已煙消雲散。則人事創新，其重要性尚不如物質建造。要之，西方人僅重物質事務，而不重人類內在之心性，故其經驗所重，常在外，不在內，讀史遠不如觀光，治史書遠不如考古。亦可謂物惟求舊人惟求新，與中國人言物惟求新人惟求舊正相反。故史學乃西方晚起之學，不如考古早先於其史學，而更得西方人之性好。 中國人所謂之經驗，國家民族大群之盛衰治亂興亡，人之賢奸邪正，禍福憂喜苦樂，鑑古知今，為法為戒，所謂通天人之際，明古今之變者是矣。今乃謂英國人重經驗主義，此指哲學思想言，不指人文史學言。若英國人亦重人文史學之經驗，則最近福克蘭群島之戰事當不再起。福克蘭群島，在英國人心中，亦屬外面一物，必爭為我有。人類歷史，古今惟一爭。惟今人有大艦隊大機群，古人無之，有此成績，此之謂進步。經驗已屬過去，今人當爭有新經驗，如是而已。亦如牛津劍橋古舊建築，五六百年，慎守不變。至其教授講學，則日新月異，而歲不同。惟當開新，不當守舊，豈得與校舍建築有同等不變之價值。 如言商業。所謂成績，在其積有之資本。所謂經驗，如不斷之商情。商情隨時有變，資本則必固守其舊，再求增加。經驗則在內心，而資本則為外物。西方人之輕於心重於物，有如此。換言之，即重於人對物，不重於人對人。故其史學亦重考古，仍重其對物，不重其對人。今人一意慕西化，乃亦以發掘考古為治史要端，斯則失之遠矣。若以中國固有觀念言，史學貴於能上通古人之心，不在能上通古人之物。治西方歷史，亦可仗我心之經驗，以通之西方之人心，而豈徒求之於西方之物質。此庶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