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學術論衡 · 略論中國科學

（一） 中西科學有不同。中國科學乃人文的，生命的，有機的，活而軟。西方科學乃物質的，機械的，無機的，死而硬。有巢氏構木為巢，燧人氏鑽木取火，建築烹飪長期發展，亦人文，亦藝術，但不得謂之非科學。自房屋建築，進而有園亭，有山林名勝，有河渠橋樑，深發自然風情之結構，遍中國精美絕倫者到處有之，謂非有一種科學精神貫徹其中，又烏克臻此。但在中國學術界，無獨立科學一名稱，亦曰"人文化成"而已。故在中國，乃由人文發展出科學。在西方，則由科學演出為人文。本末源流，先後輕重之間，有其大不同。 烹飪為中國極高一藝術，舉世莫匹。但烹飪中亦自有科學。即論茶之一項，自唐以來千數百年，其種植、其剪采、其製造、其烹煮，又如茶壚、茶壺、茶杯種種之配備，以及各地泉水之審別，茶品之演進，與夫飲茶方法之改變，飲茶場所之日擴日新，苟寫一部中國飲茶史，亦即中國社會史人文史中重要一項目。其處處寓有科學方法貫徹其內，則亦可謂與中國科學史有關。 神農嘗百草，為中國醫學之開始。中國醫學之對象，為人之整體一全生命。西方近代醫學則必自屍體解剖入門，其視人身亦如一機械。各器官則如機器中各零件，醫學即修理此各零件，而似乎忽視了整體生命一認識。西方醫學亦知有血脈，但無氣之一觀念。人之一切知覺記憶，則在人身之腦部，而無中國心之一觀念。中國人所謂心，非指胸口之心房，亦非指頭上之腦部，而所指乃人之整體全生命之活動。此觀念亦為西方人所無。 依中國人觀念言，一身之內，氣屬形而下，心屬形而上，此則仍是一種人文觀。若就自然方面觀，以宇宙整體言之，則氣屬形而上，心應屬形而下。此則中國醫學可通於西方之哲學神學，而與西方醫學轉有不同。司馬遷言明天人之際。人身為一整體全生命，此屬小生命。宇宙亦為一整體全生命，則屬大生命。故中國醫學屬生命的，即猶謂中國科學乃生命的。而西方科學則顯屬非生命的，此則中西科學之大異處。 中國醫學主要在切脈，方寸之脈之跳動，即可測知其全身，而病況由以見。西方人診病則必分別人身各部位各器官而加以判定。故中國醫學乃生命的、有機的，而西方醫學則屬機械的、無機的。 中國醫學之用藥亦主有機的。神農嘗白草，百草亦各有其生命，生命可與生命相通，故用草為藥可以治人病。西方人視人身如一機器，屬無機的，故其用藥亦用無機的，由化學製成。此有機無機一分別，依中國人觀念言，可謂科學亦當本源於哲學，但西方則分別為兩種學問。中國乃無獨立之科學，亦無獨立之哲學，一切知識貴能會通和合，乃始成其為學問。 中國人又有靜坐養氣養神，以延年益壽之術。養神即養其心，心亦即是神。西方人則惟知運動健身，不知靜坐養神，此又觀念不同而方法亦隨之不同之一例。中國人又能在靜坐中預知外面事，如賓客遠道來訪，未到門，而坐者早知之。此事古今皆有，但既非科學，亦非哲學，今人則稱之謂神秘。惟生命既可與生命相通，則預知賓客來訪，亦非神秘。但中國人則認為非人文要道所寄，故雖有其事，惟任其偶而有此發現，置不深究。 人之心神既可與遠道賓客相交接，乃亦可與死者心神相交接。死生界限，迄今仍難定。又如客死他鄉，其生命機能或未驟絕。中國有辰州符，念咒焚符，使死者隨其步行，歷數日數百里之遙，抵達死者家門，乃始倒地不起。此事極神秘，但非人文要道，中國人乃亦置不深究。但論其始，必有人先通此術，乃以傳人。其如何得通此術，倘詳述經過，亦一絕大科學問題，不得謂之乃神怪。 今姑稱之為通神之術，此種通神之術，中國到處皆有。即如堪輿風水，選擇墓地，皆用之。余有一友，學西方交通測量之術。有一儀器，持在手中，可測地下水道水量。對日抗戰時，奉命測量雲南道路，逢古墳墓，樹木旺盛者，試測之，乃知其地下必有大量水流。詢其子孫，必尚旺盛。逢古墳墓，樹木凋枯者，試測之，其地下水流必已枯竭。詢其子孫，亦必凋零，或無後繼。然則墳墓風水豈不顯與後代子孫有關，但堪輿家又何從得知，豈不近似西方近代之科學。但中國無科學之名，故亦可稱之為一種通神術。而今人則一依西方科學觀念，稱中國堪輿風水為迷信，為不科學。今稱通神二字亦不科學。實則中國即人文大道，亦主通神。宋儒張橫渠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是也。此乃往聖之絕學，所以開萬世之太平者。是則中國之人文大道，聖學精華，亦可謂乃是一種通神之高層科學矣。 大禹治水，又是中國科學史上一絕大工程。中國以農立國，農田灌溉，水利工程，最所重視。洪水泛濫則為害。在大禹前，當早知有水利，而洚水乃益見其為害。此下水利水害問題，乃中國人文學中一大條目，亦即中國科學史上一大要項。戰國秦李冰父子，為四川岷江鑿離堆，除水害，興水利。兩千年來，承續修理，史跡昭然。胡渭之一部《禹貢錐指》，中國四千年來，黃河之水利水害，亦昭揭可知。又如自元以下之運河，北起通州，南迄杭州，運河之水或自高向低，或自低向高，五六百年來之國計民生，所賴實大。此非中國科學史上之一絕大成就乎。惟中國學者則一以此等盡納入治平大道中，而不成為一項獨立之科學工程，如是而已。 大禹治水以下，周公制禮作樂，又為中國人文史上一絕大創造。禮樂中皆涵有科學。有禮器，有樂器。禮器有鼎彝，永傳為中國之最佳藝術品。樂器有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項，逐項製成樂器，皆賴科學。但何以必金聲而玉振之，則乃藝術，非科學。但中國僅稱一樂字，無藝術科學之名。後人又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因絲屬器聲，竹則人與氣經竹管以成聲，肉則純是人聲。貴能從人心中直接露出，乃始為音樂之上乘。中國音樂，人聲為主，器聲為副。西方音樂，則似以器聲為主，人聲為副。本末源流，先後輕重，又各不同。 中國音樂又以辭為主，聲為副。古詩三百首，皆求語語直接出自人心肺腑中，又能語語深入人心肺腑中。傳至今三千年，讀其辭，仍能感人心，不啻若自其口出，亦不啻若自其心出。《離騷》楚辭繼之，亦然。漢樂府及五言古詩、唐詩、宋詞、元曲亦莫不皆然。皆配以聲，附以氣，但必以辭為主。辭則必以心為主。如漢賦之務為堆砌炫耀，所爭在字句上，則雕蟲小技，壯夫不為。此則中國一套大哲學，科學藝術文學一以貫之，而科學轉見為末矣。自明代崑曲以至近代之平劇，亦一貫相承，樂聲僅為副，人聲心聲歌聲始為主。一歌一唱，皆能深入人心。劇中人事，亦皆由此選定，皆重在劇中當事人之心，而遂以感通聽眾之心，此乃成為中國之藝術。劇場中一切表現，皆配有科學，隱於一旁，似可無見。 抑且古代少事物侵擾，其心純深，故易感。後世事物侵擾多，其心雜而浮，則不易感。今則為科學世界，惟見物，不見心。而又提倡通俗白話新文學，皆由當前事物充塞，不見作者心，又何以感讀者心，今人乃竟有稱之為短命文學者。非求通神，僅求過目。能傳數十年，斯可名震一世矣。文學如此，其他亦然。 禮又有衣裳冠履之制。衣裳冠履皆成自科學。中國之絲織品亦科學，而成為一種高尚之藝術。西方人亦有衣裳冠履，但多成為商品。中國人衣裳冠履從人文大道中來，亦修齊治平一要項，非為經商。如觀平劇，衣裳冠履皆以見人品，非可隨便使用。又如女性美，在其一顰一笑，一顧一盼上，不在其塗唇畫眉上，服裝則尤其次。故平劇化裝，乃可一成不變，蓋亦有禮意存焉。故周公之制禮作樂，其深意所存，乃在後代中國人之永久追尋中。 先秦諸子早期有墨翟，公輸般為攻城之器九，而墨翟九破之。墨翟又能為木鳶飛空，三日不歸，則墨翟乃中國當時一大科學家。墨經中所傳有關科學之義理，頗有與近代西方科學相似處。然攻城滅國，非中國人文大道之所重，後世遂少公輸般、墨翟其人。三國時諸葛亮鑿修劍門棧道，又為木牛流馬，以利運輸。道路交通，古今所重，劍門棧道今猶存在，木牛流馬則終廢棄。可見中國科學上之發明，有遞相傳襲，續有進步者。有棄置不理，終成絕響者。此見科學亦必融入人文大道中，不能獨立見重。 先秦諸子中期有鄒衍，會通儒家人文，道家自然，創為陰陽家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其言實求本於天道以言人道，主要在言金木水火土五行，實皆科學。惜其書已失傳。今姑據《呂氏春秋·十二紀》，《小戴禮記·月令》，及《淮南子·時則訓》言之，此亦五行家言之主要一端。匯合天文、地理、有生、無生，而一以人事為主，又一以農業為主，本於曆法，分一歲十二月為二十四節氣，使務農者知所從事，而其他生產工業亦旁及焉。又推而上之於國家之政令。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社會教育、日常人生一體兼顧，亦可謂中國學術思想共同理想所在之一例。宜其言為此下儒道雜諸家均所採用，而有迄今兩千年仍奉行不輟者。 又如曆法，西方用陽曆，中國用陰曆，但亦不得謂陰曆不科學。抑且陰曆中亦兼用陽曆。若依陽曆，日南至日長至當為一年之首。故中國俗言冬至夜大過大年夜。但中國重農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年必以春為開始，而冬至則冬未盡，春未到。故孔子言行夏之時。漢以後，歷代正朔皆奉夏曆。觀於《呂覽十二紀》、《小戴禮記·月令》、《淮南子·時則訓》，則中國之曆法不僅與人生習慣息息相通，亦與政府法令處處相關。中國之陰曆，其意義價值，已融入中國之全人生。惟陰曆亦有其缺點，如一歲十二月，又補以閏月是已。今改用陽曆，亦非不科學，而於中國之傳統人生則終有失其調和處。故政府雖行陽曆，而民間則仍多沿用陰曆。毛澤東一尊馬恩列斯，而民間亦仍過陰曆年，不過陽曆年。則人文傳統之難合處，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西方陽曆應以冬至為易歲大節。而耶教盛行，乃改尊耶穌誕辰，其距冬至不過數日之遙。則西方之尊耶誕，其為科學，抑為人文。尊科學，又豈得拒外人文於不顧，此又深值討論一問題矣。 鄒衍又言五德終始，其指導上層政治者，謂自古無不亡之國，其言深有理，乃在勸帝王之禪讓。而權臣乃利用之以篡弒，先之有王莽，繼之有曹操、司馬懿，為世大詬病。其學因此不行，其書亦失傳。然其流傳社會下層者，則如上述醫學、堪輿之類，及其他諸端，仍傳習不衰。今日國人之所譏為迷信不科學者，則幾乎胥與舊傳陰陽家言有關。 孔孟儒家主言人道，莊老道家主言天道。《中庸》《易傳》則主以人道上通於天道，兼采道家言，猶不失儒家之正統。故兩書皆主提掣向上，發揮一共通道理。陰陽家言則主以天道下通人道，然舍人道則天道又何由定。故其言多放散向下，流於逐事逐物之博雜上去，而不免於人類內心之深處有疏忽，此則其缺失所在。西方自然科學，無以定人道，僅求供人用。西方宗教家言，亦無以定人道，僅求減人之罪惡。而政教分離，終成一大病。中國陰陽家言，其大路向已不如儒道兩家之精深而宏大。然人文終不能脫離自然而獨立。生由自然，死歸自然，人生終在大自然中，同是一自然。陰陽家本自然講求人生，其說而中者仍不少。即上論中國通神之學，亦多本於陰陽家言。雖宗主有失，但亦不得謂其全無得。今求研討中國科學史，則中國陰陽家言亦仍值再作研討。 秦代有蒙恬，傳為筆之發明人。筆之發明當在前，而在不斷發明過程中，蒙恬或為其一人。中國有文房四寶，曰筆曰墨曰紙曰硯，此亦皆一種科學發明。如筆有羊毫、有狼毫、有兔毫、有兼毫，於多獸中獨取此羊、狼、兔三獸之毫。《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諸毫皆有性，擇其性相宜者以制為筆，以通於操筆作書者之性，則此造筆者亦可謂其有通神之技矣。 又紙與墨與硯，皆必與筆之物性相通，乃得成其妙用。而造紙之術則尤多變。觀於中國之文房四寶，乃知中國人之善於會通配合，乃有不知其然而然者。造墨、造紙、造硯者，皆未必通書法，亦未必能互相通。而書法家則兼用此四寶，以成其書法之妙，此非一種神通妙用而何。書法為中國人一種特有藝術，內可以代表書家一己之德性，外可以傳百千年而仍得後世人之愛好模仿，此亦一種神通妙術矣。中國人之所謂神通，當於此等日常具體事上求之，斯不失其妙。 群言中國在科學上有三大發明，一指南針，一印刷術，一火藥。此三者，惟印刷術為用最大。余嘗謂宋代乃中國歷史上之文藝復興時代。論其都市工商業，則遠遜於唐。但印刷術發明，書籍傳播易，理學家乃能會通群說以定一是。其言愈簡，其所包涵之意義則愈見有神通之妙。此誠學者所宜細心潛玩。 北宋又有邵雍康節，與二程同時。遠得華山道士陳摶之傳，乃欲以數理闡釋歷代之治亂興亡。其學頗似陰陽家，亦欲本天道以貫通之於人道。後起理學家擯不列之於理學之正統。然其言易，頗多妙理。其數學之流行，如民間算命之術，亦多上推之康節，乃亦頗有奇驗者。上之有鄒衍，後之有邵雍，實皆可謂是中國之大科學家，同時亦可稱為中國之大哲學家。而邵雍猶然。此兩人皆曾於中國學術史上有大影響，尤多流布於下層社會。近人皆譏之為迷信不科學。而要之，如鄒衍，遠在古代，已難詳論。而康節，亦終可謂是一神通之妙人。其遺文軼事，實大可珍玩，而可從一新途徑新觀點以重為闡發者。明初有劉伯溫，讀其詩文集，當為一文學家。乃民間相傳，則儼以繼邵康節，此仍待詳考。但其在學術史上，則斷不能如鄒邵兩人之所影響。 中國方士神仙長生之術，發明有鉛汞配合之方，流入西方，遂有今日之化學。中國人發明火藥，已知用炮，流入西方，遂有近代西方槍炮火器之開始。明初三保太監鄭和下西洋，先西方人直達非洲。西方之有遠洋航行，亦自中國指南針之傳入。可謂近代西方之殖民政策帝國主義，則胥得中國科學之翼助。然在中國則止而不前。可以富、可以強，而中國人乃終認其為於人生大道利少而害多，乃不更進一步加以運用，以成如近代西方富強所賴之科學。此豈誠是中國人之愚而無知，抑故步自封，守舊好古，而不求進步之謂乎？此非會通全部中國史，深知其文化傳統之神通妙用所在，則無以釋之矣。 近代國人極慕西方科學，然中國亦自有之。英人李約瑟撰為《中國科學史》一書，乃國人亦末能深玩。還就本國史本國文化傳統，則李書之未加詳發者亦多矣。其終將有人焉，重為撰述一書，以發明中國科學之真意義、真價值所在，而使國人繼前軌而續有開新。余日望之，但恐終不能當余之生而見之矣。天乎，人又何尤。 （二） 1 近代國人有自然與人文學之分，此亦承西方來。然此自然與人文兩名詞，則遠在兩千年前，為中國所固有。但用以譯述西方學術，實大有問題。自然乃莊老道家語，義謂自己如此。西方科學則主反抗自然，戰勝自然，其最要發明則為各種機械。機械非自然，則烏得稱西方科學為自然科學。 人文二字，則源於儒家經典《周易》，所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猶稱人生的花樣。如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皆是。自有巢氏、隧燧人氏以前當已有父子一倫，迄今不能免。亦可謂自石器時代至今電子時代，同有此父子一倫。此為人文即自然，而與自然終有別。中國極看重此一別，西方則不然。如電燈、自來水，依西方觀念言，同屬人文。而中國觀念，則所謂人文，當有更高駕出於使用電燈、自來水一類之上者。故雖同樣使用電燈、自來水，而人文仍可大不同。 大抵從中國言，道家重自然，儒家重人文，而兩者仍有其相通處。如儒家言性命，亦即自然。人生天地間，生命所賴在一身，此身之食衣住行，則種種有賴於身外之物，故人生亦只是天地萬物中一自然。但由自然展演出人文，而人文亦終不能脫離自然，而仍必以自然為依據為歸宿。姑以食衣住行言，中國在此四方面種種講究，種種成就，其極多處可謂已冠絕人寰。但只可說是人文進步，不能說是自然進步。 先言飲食。中國烹調飲膳之美，舉世稱羨。但中國人最稱羨者，孔子之飯疏食飲水，顏子之一簞食一瓢飲，兩千五百年來傳在人口。蓋中國人生重禮，禮屬人文，非屬自然。飲食亦必有禮。孔顏之飯疏瓢飲，有大禮存焉。姑言飲。李白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酒貴酬酢，李白則莊老道家中人，但其隨時隨地隨口流露，一人獨飲，何等閒暢，乃必謂月下影前，儼成三人。中國人文精神之陶冶，真可謂無微不至矣。唐詩又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故人對飲，此又一種人文精神。又曰："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慾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思鄉則思飲，而此酒家則在杏花村里，飲酒而對杏花，猶如飲酒而對明月，此是何等情調。明月杏花皆屬自然，而飲者之情調則屬人文。其實則自然亦融入人文精神中，不能脫離自然以獨成其為人文。又云："欲飲琵琶馬上催。"此又是何等情味。非有此一種人文精神，則一切自然無意義、無價值，皆為之變色矣。 又如衣。中國錦繡之美，亦豈不為舉世稱羨。然而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更稱美一世，傳誦千古，故衣錦則尚絧。而晏子一羊裘三十年，亦受人崇敬。此則人文價值之遠勝於自然價值可知。《呂氏春秋》載一故事，一師、一徒，夜行遇大雪，不克進城，當露宿路上。師告其徒，今夜非一人穿兩人衣，俱將凍斃。我以傳道救世，君衣當授我，庶我得活。其徒謂，師以傳道救世，此正其時。我得師衣而活，即師道。其師無奈，乃脫衣授其徒。此亦衣非重，死生非重，而惟道為重之一例。中國人文所重即在道。後世科舉，未中第，未登仕途，皆布衣。此亦一禮，亦一道。然布衣重於君相，代有其人，正為其能傳道，此猶中國人文精神之一種表現。女性亦稱荊釵布裙，荊布與糟糠並稱，亦見人文遠超衣食之上。 中國人之宮室亭園、家屋居住，莫不有人文精神寓其內，精心獨運，舉世莫匹。而如諸葛孔明之草廬，邵康節之安樂窩，更下如李二曲之土室，一廬、一窩、一室之陋，乃備受後人之想慕與崇仰。陶詩："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狗吠雞鳴，乃屬自然景象。而狗吠深巷之中，雞鳴桑樹之巔，則自然全化為人文，而雞狗亦成人文中一角色矣。古詩："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一風雨如晦之雞鳴，更屬中國人文精神至偉大至崇高一象徵。祖逖之聞雞起舞，則不過師承風詩所詠之一微小表現而已。又如唐詩："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此村邊之綠樹，郭外之青山，非一極清雅之人文境界乎。又如陶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此一番真意，則不在東籬之菊，亦不在遠望之南山，而在詩人日常生活之心情中。籬菊之與南山，則亦全化入人文，與為一體，而不復有別矣。 中國之名山大川，古蹟勝地，亦皆人文化。如西湖孤山林和靖之梅妻鶴子，豈亦林和靖之化為禽獸草木，與梅鶴為一體，抑其梅其鶴之亦皆化入人文境界中，乃得與和靖之生活融為一體乎。不深入中國之人文傳統，而漫遊中國之山川勝地，斯亦交臂失之，如肝膽而楚越。則惟有效西方一觀光客，以遊歷為人生一樂事，則於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之游又不同。人生境界各異，此則為中國人文精神最要研討之所在。 次言行。中國古代貴族出，必駟馬高車。孔子則一車兩馬，老聃乃騎驢出函谷關，墨翟裂裳裹足，履破而無換。此三人之行，後世均傳為佳話。中國人極講究食衣住行，但又於食衣住行上講求禮。乃於食衣住行不夠條件，極簡陋極缺乏中，反備受推崇，即此亦見中國人文精神之一端。尤其如唐玄奘攀登喜馬拉雅山，達印度，此故事之受人推敬，經人傳述，可謂古今獨步矣。近代西方人競登喜馬拉雅山，亦為要反抗自然，戰勝自然，一顯腰腳。玄奘則不然。然而玄奘在中國人文精神上之偉大崇高處，則近代之攀登此峰者斷不能相比。一則為反自然之自然生活，一則為超越自然之人文生活。即如哥倫布之駕舟橫渡大西洋，其意在尋覓印度經商佳地，論其人文精神，亦不得與玄奘相比。此正中西雙方人生之不同。 或疑中國人能注意食衣住三項，而安土重遷，憚於遠行，是又不然。孔子周遊列國，自此以往，中國士人多為天下士，行蹤遍全國者占大多數，老死不歸故土者亦多有，足跡未出鄉里者則絕少。東坡詩："人生到處如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此非東坡一人之自詠，乃詠中國古今相承之士人。史跡昭然，茲不??縷。 中國人觀念，食衣住行，僅為維持生命。而生命則別有其更高境界，仍需充實光大。故中國人文乃有遠超食衣住行之外之上者。如言孝，舜父頑母嚚，而舜之為孝益顯。然孝頑嚚固不易，孝聖賢亦維艱，如武王周公之孝其父文王，亦豈易事。人之父母各不同，則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將萬變而無息，日新而不已。中國有百孝圖，孝行豈百可盡。《周易》易字，有易簡、不易、變易三解。各反諸己，其道則易而簡，雖百世而不易，亦因人而必變。中國人文盡此三義。西方人生不內求諸己，而外務於物，則不簡。因物而變，則無不易。自石器而鐵器、而銅器、而電器，器物變，斯人生亦隨而變，則人文隨自然化。而凡諸器物，又務求其反自然，機械化。則器物日變日新，自然已不自然，則又烏得有人文。凡其為人文者，盡屬不自然，則日變日新，又烏見其所底止。 中國人文言孝，則天之命，父頑母嚚則亦天之命。孔子曰："天生德於予。"但天未嘗同生此德於孔子之父與母。故天命不易知。舜之孝，亦天生此性此德於舜而已。舜之因於父頑母嚚而益見舜之孝，則其父之頑母之嚚或亦因其所遭遇而益見其頑嚚。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習則多因遭遇來。如孔子生亂世，亦因世亂而益見其聖德。今人則謂此為環境，人則隨環境而變。此猶謂人文隨自然變。中國人之人文理想，則謂任何環境中，各可保有其理想之一己，故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以舜之父母而成舜之孝，以孔子之亂世而成孔子之聖，環境各不同，此即天命，即自然。而各可保有其理想之一己，此亦天命，亦自然。而人文精神乃寓其內，遂使人文理想日新月異，悠久而不息，廣大而無疆。 今人則務求改造環境。較易改者，惟身外之物。乃有電燈、有自來水、有輪船、有火車。而不易改者，則惟各有其己之人。父母不易改，則可不孝。夫婦不易改，則可離婚。人與人之相處不易改，則曰自由平等獨立。國與國之交際不易改，則飛機、大炮、坦克、潛艇之外，又繼之以核子武器。劉向《說苑·指武篇》謂："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此則今日西方之尚武力以征服他人，乃為人文之化其力不足之故，此亦若為可諒矣。然而中國人謂天之大德曰生，今則變成天之大德曰殺，此則異於中國人文之所理想遠矣。西方之自然科學亦異於中國之所謂自然。中國人主從自然中演化出人文，又求人文回歸於自然。而西方科學，則實為利用自然而反自然。但西方近代人文則主要從科學來。故中國科學乃受限於人文，而人文為主。西方人文則受限於科學，而科學為主。此則雙方文化之大相異處。 今人又好用文化二字，乃從中國古語人文化成來。如電燈、自來水、火車、輪船，乃物變，非人文之化，則就中國觀念言，不得謂之是文化。如舜之大孝，而此下遂有百孝圖。如孔子之至聖，而此下遂有儒林傳道學傳。此始是中國人所謂之文化。自修身齊家而治國平天下，此亦中國人所謂之文化。即是人生的花樣多了，而化成那局面。器物的花樣多了，亦能化出新局面，但於人文理想，則或反有害而無利。孔子之稱為怪力亂神者，大體怪力亂三字，西方科學多有近之。神之一字，則西方宗教近之，但皆非中國所謂之人文。 司馬遷言："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神屬天，文屬人。但人文通於自然，則人文中亦可有神，甚至禽獸草木無生物中亦皆可有神。此諸神則皆由人文化成，此乃人文中之神。故中國神字亦必明其天人之際。孔子敬鬼神而遠之，此神乃屬人文之神，非怪力亂神之神。敬而遠之，則亦所以教人明天人之際也。而古今之變，則主要仍屬人文之變。非如西方之變，多屬科學之徵服自然來。西方科學之變，至於近代，亦可謂已出神而入化。但此一種神，乃子所不語怪力亂神之神，與中國人文化成之神又不同，此亦當辨。 竊謂中國學問尚通。今日而言通學，則莫如文化學。當通各國之人文，會通和合，以求歸一，斯為文化學。今人率好言文化，但未有一門文化學。惟中國人為學，雖無此名，而已有其實。如入國問俗，即問其文化也。一國有一國之俗，斯即一國有一國之文化。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此即孔子當時之比較文化學。今試問，當今之世，孰為齊？孰為魯？又如何而始為道？此非當前一最大見識最大學問乎？最近一百年來之一部中國近代史，先主學德國與日本，次主學英法，最後則或主學美，或主學蘇，成為一大爭論。實則仍然是孔子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之意見與路向。不知孔子生今日，究當作如何主張。孔子不復生，則國人當自勉其學矣。 中國言雅俗，此亦人文一大問題，亦即文化一大問題。俗則僅限於一地，雅則可通之四方。今日國人分主美蘇之爭，實仍是雅俗之爭。究是民主政治可以通行於全世界，抑共產主義可以通行於全世界？孰為道，孰為非道？此即中國古人雅俗之爭，亦即孔子當時齊魯道三階層之辨。今日國人依西方言文學，則尚俗不尚雅。但言政治，則又要雅不要俗。其實西方政治無論言民主，或言共產，皆主多數，實亦皆主俗不主雅。此見今日國人古今中外之爭，實亦並無一共同之尺度。 如言民主政治，必重選舉，義近通俗。而中山先生則主張考試，求能創立一高雅標準來衡量一切。今日國人則尊中山先生，終不如其尊西方，故言民主，仍必言選舉，而稱神聖之一票。雖出自僅識之無之俗手，亦仍認之為神聖。而共產黨徒則必以無產階級為神聖。要之，今日國人慕效西方，尚俗不尚雅，似已成一時之風氣。孔子言齊不如魯，則非當時之俗見，乃孔子一人之獨見。此乃孔子之文化意見。故果欲成立一文化學，則恐非大雅君子，無以任之，豈通俗之見之所能定。 西方人既不重人文，自亦不能重文化。如爭民主與共產，一主自由生產，一主平均分配。一則在商業上爭，再則在武裝上爭。一切所爭，盡在器物上。而一切是非則若盡在富強二字上，豈非一切定於身外之器物乎？若言民主，不富不強，亦何得行？若言共產，不富不強，又何得行？今謂西方文化只如此，又誰得而非之。既主富強，則非憑科學不可。然言人文，又不得謂富人、強人即是高人、大人。今日吾國人處此世界，羨慕西化，當以科學為重？抑當以人文為重？而中國舊傳統種種觀念、種種名詞、習俗慣例，皆從其人文理想來，終亦未能盡加洗滌清淨，此誠吾國人當前難解脫之一大困惑。故就中國傳統文化言，則近代西方科學究當處何等地位，此實今日我國人所當慎重思辨者。而中西科學之相異，亦當為一重要題目矣。 今姑依當前國人大體意見，一以模效西化為主，依照孔子語，則當曰："蘇一變至於美，美一變至於道。"馬克思主張共產主義，而提出唯物史觀。雖此唯物一觀念，亦承襲西方傳統，而說得太偏了，不如美國人言民主自由，尚多少留有人文地位，此其一。蘇維埃之推行共產主義，雖說是世界性，而實際則自帝俄時代起，以及列寧史達林，未免專以斯拉夫人為主，專為一國打算。美國則獨立兩百年來，早期則主門羅主義，只求自保，不干涉他國事。自八國聯軍以來，美國始追隨歐洲，過問國外事。但其對中國，卻始終未抱領土野心。其對菲律賓等亦然。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皆不由美國發動。究竟美國幫助其他盟國之意多，而自求擴張之意少。最近世界事變中，如其對英阿之福克蘭群島之戰，及以色列與巴游之戰，多抱斡旋和平之努力，此其二。又美國立國，除英國及其他西歐人外，尚有猶太人、黑人，乃至如日本人、中國人等，凡列美國之國籍，則諸民族間各自平等。此尤開西方立國未有之先例，與蘇俄之顯以斯拉夫一民族立國者又不同，此其三。抑且美國之強，以保其富。蘇維埃則務強以求富。兩國立國精神又不同，此其四。故當謂蘇一變至於美，美一變至於道。是則當前國人一意傾慕美國，亦可謂大義至當矣。 惟尚有小節所當顧及者。美國乃當前世界最富最強之大國，吾國人自承乃一未開發落後國家，乃一貧弱之小國，則慕效美國，亦當較量彼我，善自為學，不當好高鶩遠，以求同為一富強大國為目標，此其一。又美國為舉世多數國家共同慕效，自有其共通大雅之處，吾國只能慕效其一部分。故中國之與美，乃正有雅俗之分。中國當不忘中國之俗。以中國之通俗化來學美國，如舉一例，中國人仍當讀中國書，貴能以中國書中所講道理來闡揚宏伸美國之大道，不當只求美國之大道，而先自把中國方面一切全放棄，此亦即當前國人所主張之通俗化。如《詩經》有頌，有大小雅，亦有十五國風。今日國人志切美化，亦不當僅對美有頌、有雅，而自己乃不復有風，恐亦終有未是，此其二。 慕效西化，謙卑自居，則決不當對國人對古人轉持一種崇高驕傲之態度，漫肆批評。今國人中，賢者富者，亦多轉隸美籍。據美國法律，則當與美國人同屬平等。而美國究亦非已達盡善盡美之境，尚待其能一變而至於道，則吾國人之得入美籍者，正亦同負此責任，庶亦於舉世人類有其貢獻，而吾國家民族之前途，亦與有賴矣。倘以改隸美籍者為天下之士，則仍留本國者，宜可為一國之士。孔子祖先，亦自宋遷魯，而如顏子、有子、曾子皆以魯人為孔門之高第弟子，則果仍為中國人，亦未嘗於天下無貢獻。此則仍待國人之自勉。 2 《中庸》言誠，猶莊老言自然，非有所為而為，乃無所為而為。言其德性，斯謂之誠矣。故曰："誠者，自成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則萬物皆成於自然，而其間有一重大意義，即為終始，即時間之過程。故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征，征則悠遠。"若是有為而為，則得其所為，其為自息。惟其無為而為，斯其為乃出於至誠，乃可以無息。故言自然，則必寓有一時間觀。西方人對自然僅注意其空間，僅注意於物與物之分別相異，而不知其和合會通處，於是乃就其分別而各自探求其真理所在，乃有天文學、地質學、生物學等各專門之學。故其所探求之真理，則盡在外。其所成之各專門之學，則為西方之科學。亦或會通以求，而仍向外求之，則為西方之哲學。柏拉圖榜其門，非通幾何學勿入吾室，則哲學仍必本於科學。在自然之上，建立一上帝，信之為一切萬物之主宰，亦即真理之所在，此則為西方之宗教。故西方之科學、哲學、宗教，同屬向外求，同不存在於一時間觀念中。縱謂有時間，亦必隨屬於空間，如近代愛因斯坦之四度空間論是矣。《中庸》則謂："悠久所以成物。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則悠久之時間，其位置尚在天地之上，而科學、哲學、宗教皆一以貫之矣。而此時間則在物之內，不在物之外。中國人一切學問皆主向內求，故乃深深獲得此時間觀。而萬物乃同歸於一，而其分別則僅一徵象之見於外，經時間而始有。 故《中庸》言："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系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萬物載焉。"此則天文地質，莫非經歷時間之悠久，而遂有當前之現象。若言生物，自微生物以至於人類，亦同此一生命，而此生命則仍自無生物來，仍是一自然，仍是一無為，仍是一至誠無息。故《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丕顯文王，之德之純。"此純亦不已。則科學、哲學、宗教，豈不同歸於一。一於此心之德之純一而不已，故曰："苟無至德，至道不凝焉。"道必凝於德，德則即此心之純一而不已，斯即天之命。一天人，合內外，如是而止。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故至誠如神。"又曰："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文王之德，即天地萬物大全體中之一曲，而所化及於天地萬物之大全體。中國古人科學、哲學、宗教三位一體之學之最高理想、最高境界，已盡在此。 西方人主言變，乃不知言化。變亦屬於外，化則屬於內。變則此物變成他物，而空間亦覺其有異。如石器時代變為鐵器時代，又變為電器時代，此各時代之空間，皆絕不同。若知注意其時間，則一本相貫，一體相承，乃見其為化，而變則只是化中之一征。 中國人言生命，其實亦是一時間之化。自幼稚迄於耄老，仍是此一生命。自原始人迄於現代人，亦仍是此一生命。此一生命經歷長時間之化，必當有變。今日已為電器時代，較之原始人之石器時代，一切物皆已變，而此生命之化則依然無大變。生命即是一大自然，科學違反了自然。往日以石器殺人，今日以電器殺人。科學日益發明，天下其烏能不亂？人種其烏能不絕？中國古人言："正德利用厚生。"在內正德，始能在外有利用，而仍必以厚生為歸。西方科學則僅求利用，不求正德，斯其生乃轉見其薄不見其厚矣。故科學利用非要不得，但當以正德為大前提，厚生為大歸宿，始有利用可言。以此意來尋求中國科學史，而能加之以發明，則庶見其於西方科學史有大異其趣者。此亦可謂中國科學乃會通和合於中國文化大傳統之全體而始見其意義與價值，此亦中國科學精神之一端。 又近代西方科學發明，亦非限於核武器殺人之一途。即如近三十年來之太空飛行，登陸月球，豈不開人類邃古未有之新局。中國易象最重龍，飛龍在天，亦僅中國古人一想像。近代西方太空人豈不遠駕飛龍而上之。前之如西方人發明紡織機，發明蒸汽機、輪船、火車之為利於人類者又何限。則西方近代之為禍，乃在其人文學，不在其自然科學。務求利用自然科學之種種發明於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而後其自然科學乃為禍不為利。中國古人言："正德利用厚生。"果在人文學上能先正其德，則一切自然科學自不失其為利用而厚生。若必如中國道家，並桔槔而並加摒戒勿加利用，則烏得有如近代之自來水。孔子言："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亦可謂中國人多樂山之仁，西方人多樂水之智。一動一靜，一通一別。故倘一切學問，亦如西方能分別求之，又能會通用之，先正其德，而又能利用厚生，則正如晚清儒之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先知以會通為體，又豈害於分別之為用。此則誠會通中西，又更有一新學術、新境界之向前發展，仍貴會通以求，不貴分別以觀者。余之一一比較中西學術異同，則仍貴於異中得同，乃能於同中存異。有自然，乃始有人文。有人文，而自然亦隨以前進，又豈嚴加分別之所能盡其能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