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文學史 · 編首

一、總論 昔清儒焦循以為一代文學有一代之所勝，欲自楚騷以下，撰為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而胡適亦謂：「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周秦有周秦之文學，漢魏有漢魏之文學，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學。」披二十四朝之史，每一鼎革，政治、學術、文藝，亦若同時告一起訖，而自為段落。然事以久而後變，道以窮而始通。殷因夏禮，周因殷禮，其所損益者微也。秦燔詩書，漢汲汲修補，惟恐不逮，其所創穫者淺也。六代駢儷，沿東京之流。北朝渾樸，啟古文之漸。唐之律詩，遠因陳隋。宋之詩餘，又溯唐季。唐之韓柳，宋之歐蘇，欲私淑孟、莊、荀、韓以復先秦之舊也。元之姚虞，明之歸柳，清之方姚，又祖述韓、柳、歐、蘇以追唐宋之遺也。是則代變之中，亦有其不變者存。然事異世變，文學隨之，積久而著，跡以不掩，而衡其大較，可得而論，茲以便宜分為四期：第一期自唐虞以迄於戰國，名曰上古，駢散未分，而文章孕育以漸成長之時期也。第二期自兩京以迄於南北朝，名曰中古，衡較上古，文質殊尚。上古之文，理勝於詞，中古之文，漸趨詞勝而詞賦昌，以次變排偶，馴至儷體獨盛之一時期也。第三期自唐以迄元，謂之近古。中古之世，文傷於華，而近古矯枉，則過其正，又失之野，律絕之盛而詞曲興，駢文之敝而古文興，於是儷體衰而詩文日趨於疏縱之又一時期也。第四期明清兩朝以迄現代。唐之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宋之言文章者宗之，於是唐宋八大家之名以起。而始以唐宋為不足學者，則明之何景明、李夢陽也。爾後譚文章者，或宗秦漢，或持唐宋，門戶各張。迄於清季，詞融今古，理通歐亞，集舊文學之大成而要其歸，蛻新文學之化機而開其先。雖然，中國文學史之時代觀，有不可與學術史相提並論者。試以學術言：唐之經學，承漢魏之訓詁而為正義，佛學襲魏晉之翻譯而加華妙，似不宜與宋之理學比，而附於陳隋之後為宜。而自文學史論：沈宋出而創律詩，韓柳出而振古文，溫韋出而有倚聲，則開宋元文學之先河，而以居宋元之首為宜。故謂學術史之第二期，始兩漢而終五代，與文學史同其始而不同其終。而第三期則始於宋而終明，與文學史殊其終，並不同其始。蓋明之學術，實襲宋朱陸之成規而闡明之，不如文學之有何、李、王、李復古運動，軒波大起也。試得而備論焉。 二、上古 嗚呼！文章之作也，其於韻文乎？韻文之作也，其於聲詩乎？聲詩之作也，其於歌謠乎？蓋生民之初，必先有聲音而後有話言，有話言而後有文字，故在六書未興之前，人稟七情以生，應物斯感，感物吟志，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譬之林籟結響，調如竽笙，泉石激韻，和若球鍠，夫豈外飾，蓋自然耳。朱襄《來陰》之樂，包犧《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闋》，媧皇之《充樂》，其聲詩之鼻祖也。惟上古之時，文字未著，徒有謳歌吟詠，縱令和以土鼓葦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如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譬之則傜僮之跳苗歌耳。是以縉紳士夫，莫得而載其辭焉，厥為有音無辭之世。是後鳥跡代繩，文字初炳，作始於羲皇之八卦，大備於黃帝之六書，而年世渺邈，則聲采莫追。唐虞文章，則煥乎始盛。堯時有《康衢歌》、《擊壤歌》，虞舜有《卿雲》、《南風》、「明良喜起」等歌，始有依聲按韻，誦其言，詠其聲，播之篇什而為詩歌者。 虞舜詩之可信者，獨見《尚書》之「明良喜起」歌，《尚書大傳》之《卿雲歌》。《南風歌》見稱《禮·樂記》，而不著其詞，見《尸子》，而辭氣諧暢，疑若不類。然當日詩歌之屬，必已多有。孔子於《帝典》錄舜命夔之言曰：「詩言志，歌永言。」是詩教之始也。「明良喜起」歌者，《虞書》帝庸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百工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凡三章，章三句，每句一音，雖以四言成句，而句有哉字語助，其實三言也。《卿雲歌》曰：「卿雲爛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凡三句，每句一韻，雖以四言八言成句，而句有兮字語助，其實三言七言也。惟二典三謨記言之文，四言成句而寡將以助語，用也、矣、與、耶字者絕無，而哉字之語助亦止一二見。蓋詩歌主音節，故成句之字數奇，而綴以語助，用以葉響。而言論則非同於歌詠，故典謨記載，多四言句而不用語助。此可以證韻文、散文之殊，在音節而不以句之奇與偶也。 後世有作，韻文多為偶，而散文多用奇。然三代以上，韻文不盡偶，而散文不必奇。凝重多出於偶，流美多出於奇。體雖駢，必有奇以振其氣；勢雖散，必有偶以植其骨。儀厥錯綜，致為微妙。試以《堯典》為例：「欽明文思」一字為偶。「安安」疊字為偶。「允恭」、「克讓」二字為偶。偶勢變而生三，奇意行而若一。「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語奇也而意偶。「克明峻德」四字一句奇。「以親九族」十六字四句偶。「協和萬邦」十字二句奇，而「萬邦」與「九族百姓」語偶，「時雍」與「黎民於變」意偶，是奇也而偶寓焉。「乃命羲和」一段奇，而「昊天」、「授時」隔句為偶，中六字綱目為偶。「分命」、「申命」四段，章法偶而辭悉奇。自「帝曰咨」至「庶績咸熙」一段奇，「期三百」十七字參差為偶，「允厘」八字顛倒為偶，而意皆奇。故雙必意偶；「欽明」、「允恭」等句是也。單意可奇可偶，「光被」、「允厘」等句是也。其中「以親九族」四句，「慎徽五典」四句，凡數目之字，已無不對待整齊矣。「流共工於幽州」四句，竟居然以人名對人名，地名對地名焉，但不調平仄而已。然《關雎》「關關雎鳩」四句，以雎鳩雌雄相應和，興君子之必得淑女為好逑，意似偶而句法不偶。「參差荇菜」四句偶，而承之曰「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則又奇矣。首尾奇而中間以偶，駢文絡乎散文之間，猶之偶數絡乎奇數之間也。文之初創，駢散間用。數之初創，奇偶間用。厥後數理日精，奇數與偶數遂各立界說。文法日備，駢文與散文乃自為家數。喜駢，則成詩賦一流。嗜奇，則為散韻一派。又或合樂則以文語，記事則以散行，而純主偶者為駢體，純主奇者稱散文。然則駢散古合今分者，亦文字進化之一端歟。 惟聲律之用，本於性初，發之天籟。故古人之文，化工也，多自然而合於音，則雖無韻之文，而往往有韻，苟其不然，則雖有韻之文而時亦不用韻，終不以韻而害意也。《詩三百》，有韻之文也，乃一章之中，有二三句不用韻者，如「瞻彼洛矣，維水泱泱」之類是矣。一篇之中，有全章不用韻者，如《思齊》之四章、五章，《召旻》之四章是矣。又有全篇無韻者，《周頌·清廟》、《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武》諸篇是矣。說者以為當有餘聲，然以餘聲相協，而不入正文，是詩亦有不用韻者也。伏羲畫卦，文王系之辭也，凡卦辭之系者時用韻，《蒙》之「瀆」、「告」，《解》之「復」、「夙」，《震》之「」、「啞」，《艮》之「身」、「人」，皆叶韻也。孔子贊《易》十篇，其《彖》《象》傳、《雜卦》五篇用韻，然其中無韻者亦十之一。《文言》、《繫辭》、《說卦》、《序卦》五篇不用韻，然亦間有一二，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所謂化工之文，自然而合者，固未嘗有心於用韻也。《尚書》之體，本不用韻，而《大禹謨》「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伊訓》「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太誓》「我武惟揚，侵予之疆，取彼兇殘，殺伐用張，於湯有光」，《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皆用韻。禮之為體，據事制范，章條纖曲，好禮君子，隨所聞見，得即錄之，名曰《禮記》，方放廢是懼，遺文掇拾，奚遑協音成韻，金聲而玉振之乎？然《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禮運》「元酒在室，醴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樂記》「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此其宮商大和，翻回取均，聲不失序，音以律文，如劉彥和所謂「標情務遠，比音則近，吹律胸臆，調鍾唇吻」者，庶幾得之。左氏傳經，亦多叶韻，見於近人著述中所舉者更難以悉數。即如四子書中，子思、孟軻之書皆散文，而《中庸》曰：「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又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七篇曰：「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勿食，勞者勿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至如諸子之書，亦多有韻者，今試舉老、莊而言：《老子》：「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莊子》：「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泛若不系之舟。」子思、孟軻、老子、莊子，斷非有意於用韻者也，而讀其所作，謂非用韻而不可也。蓋衝口而出，自為宮商，此即《樂記》所謂聲者由人心生者也。故曰：「有歌謠而後有聲詩，有聲詩而後有韻文，有韻文而後有其他諸體文。」 《詩三百》之用韻，於不規律中，漸有規律，而為後世一切詩體之宗，其用韻之法有三：首句、次句連用韻，隔第三句，而於第四句用韻者，《關雎》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不用韻者源於此。一起即隔句用韻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不用韻者源於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韻者，若《考槃》、《清人》、《還》、《著》、《十畝之間》、《月出》、《素冠》諸篇，又如《卷耳》之二章、三章、四章，《車攻》之一章、二章、三章、七章，《車發》[1]之二章、三章、四章、五章是也，凡漢以下詩，若魏文帝《燕歌行》之類源於此。自此而變，則轉韻矣。轉韻之始，亦有連用隔用之別，而錯綜變化，不可以一體拘，於是有上下各自為韻，若《兔罝》及《採薇》之首章，《魚麗》之前三章，《卷阿》之首章者。有首末自為一韻，中間自為一韻，若《車攻》之五章者。有隔半章自為韻，若《生民》之卒章者。有首提二韻而下分二節承之，若《有瞽》之篇者。此皆詩之變格，然亦莫非出於自然，非有意為之也。 孔子博學於文，好古敏以求之。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蓋繼往開來，而集二帝三王文學之大成者也。稽之載籍，可考見者五事。（甲）正文字　孔子在衛，曰「必也正名」，鄭玄以正名謂正書字也。蓋孔子將從事於刪述，則先考正文字。春秋之時，文字雖秉倉史之遺，而古之作字者多家，其文往往猶在，或相詭異，至於別國，殊音尤眾。孔子之至是邦也，必聞其政，又觀於舊史氏之藏、百二十國之事，佚文秘記，遠俗方言，盡知之矣。於是修定六經，將擇其文之近雅馴者用之以傳於學者，故以周公《爾雅》教人，其餘亦頗有所定。六經文字極博，指義萬端，間有倉史文字所未贍者，則博稽於古，不主一代，刑名從商，爵名從周之例也。春秋異國眾名，則隨其成俗曲期，物從中國，名從主人之例也。太史公往往稱孔氏古文，以雖同是倉史文字，而經孔子考定以書六經，則謂孔子古文焉。意孔子當日必別有專論文字之書，其見引於許慎《說文》者不一。孔子曰：「一貫三為王。」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孔子曰：「黍可為酒，禾入水也。」「兒，仁人也，孔子曰：『在人下故詰屈。'」孔子曰：「烏，眄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為烏呼。」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孔子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孔子曰：「貉之為言惡也。」孔子曰：「粟之為言續也。」許慎謂孔子書六經皆以古文。《論語》「《詩》、《書》、執禮」謂之雅言，文字自孔子考定，始臻雅馴也。此孔子定文字之證。（乙）訂詩韻　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蓋古詩皆被弦歌，詩即樂也。近世言古音者，如顧炎武、江永以來，並以《詩》為古之韻譜。夫《詩三百》刪自孔子，是即孔子之韻譜也，以殊時異俗之詩，其韻安能盡合，意孔子就原采之詩，不惟刪去重複，次序其義，而於韻之未安者，亦時有所正，故曰「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史記·孔子世家》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則孔子未正以前，或不協於弦歌，既正以後，學者即據之為韻譜，故易象、楚辭、秦碑、漢賦用韻與《詩三百》合，皆本孔子矣。（丙）用虛字　上古文字初開，實字多，虛字少。周誥、殷盤，佶屈聱牙，虛字不多，然木強寡神。至孔子之文，虛字漸備，贊《易》用者、也二字特多。而《論語》、《左傳》，其中之、乎、者、也、矣、焉、哉無不具備，作者神態畢出，尤覺脫口如生，此實中國文學一大進步，蓋文學之大用在表情，而虛字者，則情之所由表也，文必虛字備而後神態出焉。（丁）作文言　文言者，孔子之所作也。孔子以前，有話言而無文言。近人蔡元培稱：「文言用古人的話傳達今人的意思。」雖然，古人之話，果足當今之所謂文言乎？余不能無疑也。不知古人自有古人之話，古人自有用話所作一種通俗之白話文學書，即《尚書》、《詩經》是也。夷考《尚書》之《堯典》、《皋陶謨》、《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洪範》、《康誥》、《無逸》、《君奭》、《立政》、《顧命》、《文侯之命》諸篇，當日對話之文也。《甘誓》、《湯誓》、《盤庚》、《牧誓》、《多士》、《費誓》、《秦誓》諸篇，當眾演說之辭也。《大誥》、《多方》、《呂刑》諸篇，當日演說之文也。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而十五國風，則采自民間歌謠，斯二者，在當日義取通俗，文不雅馴。「格」之訓至也，來也。「殷」之訓中間之中也。「采」之訓事也。「肆」之言於是也。「劉」之言殺也。「誕」與「純」之言大也。「台」與「邛」之言我也。「莫莫」之言茂密也。「揖揖」之言會聚也。「蔑蔑」之言群飛也。「惄」之言飢也。「旁旁」之言馳驅也。「邁」之言去也，行也。「監」之言終了也。「伾伾」之言有力也。如此之類，古人用語，隨在可以考見。然則《尚書》者，古人之白話文也。《詩經》者，古人之白話詩也。惟話言不能無隨時變遷，後人讀而不易曉，遂覺為佶屈聱牙焉。《爾雅》一書，有《釋詁》、《釋言》、《釋訓》三篇，是即以中古以來通用之文言，而注釋《詩》、《書》之古語也。蔡元培云：「司馬遷《史記》……記唐虞的事，把『欽』字都改作『敬』字，『克』字都改作『能』字，記古人的事，還要改用今字。」若自余觀之：司馬遷以「敬」改「欽」，以「克」改「能」，乃是依孔子以來通用之文言，改訂唐虞之古語，而非如蔡氏所云「記古人的事，改用今字」也。此為中國最古之白話文學。此外十三經之中，如《春秋左氏傳》、《孝經》、《論語》、《孟子》、《禮記》之類，作於孔子之後者，之文言而非白話，與《尚書》、《詩經》不同。所以字句之間，後人讀之易曉，便不似《尚書》、《詩經》之聱牙澀舌，此可以見今所謂文言，是從孔子以來到今通用，而不似古人之話之受時間制限。《書·盤庚》：「乃話民之弗率。」東坡《書傳》曰：「民之弗率……以話言曉之。」是《盤庚》之為古人之話，明也，而《盤庚》之佶屈聱牙特甚。孔子作《易》乾坤兩卦文言，明明題曰文言而不稱做話，然而句法、字法，與今之所謂文言無大殊。更可見古人之話，自別有一種，而非即今之所謂文言也。自孔子作文言以昭模式，於是孔門著書皆用文言。左丘明受經仲尼，著《春秋傳》，文言也。有子、曾子之門人，記夫子語，成《論語》一書，亦文言也。曾子問孝於仲尼，而與門人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記而成《孝經》，亦文言也。《檀弓》、《禮運》，皆子游之門人所記，亦文言也。可見仲尼之徒，著書立說，無不用夫子之文言者，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雖然，夫子之文章，不曰誦而曰聞者，蓋古用簡策，文字之傳寫不便，往往口耳相授。阮元曰：「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為一言，轉相告語，必有衍誤，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然則文言非古人之話，明也。大抵孔子以前，為白話文學時期，而孔子以後，則為文言文學時期。孔子曰：「辭達而已。」「達」即《論語》「己欲達而達人」之「達」。達之雲者，時不限古今，地不限南北，盡人能通解之謂也。如之何而能盡人通解也？自孔子言之，只有用文言之一法。孔子曰：「書同文。」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之所謂「遠」，指空間言，非指時間言，是「縱橫九萬里」廣遠之「遠」，而非「上下五千年」久遠之「遠」。推孔子之意，若曰：「當今天下各國，國語雖不同，然書還是同文。倘使吾人言之無文，只可限於方隅之流傳，而傳之遠處，則不行矣。」所謂「言之有文」者，即阮元所謂「寡其詞，協其音……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之言也。時春秋百二十國，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賢，所占國籍不少，當日國語既未統一，如使人人各操國語著書，則魯人著書，齊人讀之不解。觀於《公羊》、《穀梁》，已多齊語、魯語之分。更何論南蠻舌如所稱吳楚諸國。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而昭弟子之法式者歟？蓋自孔子作文言，而後中國文學之規模具也。（戊）編總集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厥為詩之第一部總集。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厥為文之第一部總集。則是總集之編，導源《詩》、《書》，而出於孔子者也。惟《詩》者風、雅、頌以類分，而《書》則虞、夏、商、周以代次。則是《詩》者，開後世總集類編之先河，而《書》則為後世總集代次之權輿也。子以四教，而文居首。及游夏並稱文學之彥，而子夏發明章句。懿歟休哉，此所以為六藝之宗，稱百世之師歟。 三、中古 凡經之《易》、《詩》、《禮》、《春秋》，傳之《左》、《公》、《谷》，子之《墨》、《老》、《孫》、《吳》、《孟》、《荀》以及《公孫龍》、《韓非》之屬，集之楚詞，莫匪戛戛獨造，自出機杼。是上古之世，文學主創作，而中古以後，則摹仿者為多。《史記·律書》仿《周易·序卦》，司馬相如《大人賦》仿屈原《遠遊》，揚雄為漢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法言》摹《論語》，《方言》摹《爾雅》，《十二箴》摹《虞箴》，《諫不許單于朝》摹《國策·信陵君諫伐韓》，《甘泉賦》摹司馬相如《大人賦》，幾於無篇不摹，而班固《漢書·地理志》仿《禹貢》，陸機《辨亡論》、干寶《晉紀·總論》仿賈生《過秦論》，如此之類，不可悉數。 章學誠曰：「西漢文章漸富，為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入《新書》，相如詞賦但記篇目，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匯次諸體，裒焉而為文集者也，諸子衰而文集之體盛。」吾則謂文集興而「文」、「學」之途分。何也？韓非子《五蠹篇》力攻文學，而指斥及藏管、商、孫、吳之書者。秦丞相李斯請悉燒所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而以「文學」二字，冠詩書、百家語之上。太史公自序其書，舉凡一切律令、軍法、章程、禮儀，皆稱之為文學。蓋兩漢以前，文與學不分。至兩漢之後，文與學始分。六藝各有專師而別為經學。諸子流派益歧，而蔚為子部。史有馬、班，而史學立。文章流別分於諸子，而集部興。經、史、子、集，四部別居，而文之一名，遂與集部連稱而為所專有。 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曰：「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於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勝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則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蓋北人擅言事之散文，而南人工抒情之韻語也。然戰國以前，如經之《易》、《書》、《禮》、《春秋》，傳之《左》、《公》、《谷》，子之《老》、《莊》、老子，楚苦縣人，苦縣即令河南鹿邑縣。莊子，蒙人，蒙縣在今河南商丘縣之東北。本柳詒徵說。《孟》、《荀》等，其體則散文也，其用則敘述也，議論也，皆北方文學也。獨《詩》三百篇，楚辭三十餘篇，為言情之韻文耳。楚辭之為南方文學，固也。考《詩》之所自作，《呂氏春秋》載：「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子乃作歌曰：『侯人子猗。』實始作為南風。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而鄭樵為之說曰：「周為河洛，召為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於此。屈宋以來，詩人墨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為作《詩》之始。」然則《詩三百》之始自南音，有明證矣。戰國以前，所謂言情之韻文，可考見者，惟此與楚騷耳。未能與散文中分天下也。是為北方文學全盛時代。漢興，而南人如枚叔、劉安、司馬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寖與賈誼、晁錯、董仲舒、劉向輩抗顏行。而司馬遷撰《史記》，以史筆抒騷情，班固作《兩都賦》，以賦體羅史實，且融裁南方文學以為北方文學矣。此實南方文學消長之一大樞機也。爰逮晉之東也，篇制溺乎玄風，嗤笑殉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孫綽、許詢、桓、庾諸公，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為俊矣。宋初文詠，體有因革。黃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顏謝騰聲，驂以鮑照，尤足啟後代之津途。自漢以來，模山范水之文，篇不數語，而謝靈運興會標舉，重章累什，陶寫流峙之形，後之言山水也，此其祖矣。晉之陸雲，對偶已繁，而用事之密，雕鏤之巧，始顏延之，齊梁聲病之體，後此對偶之習，是其源矣。然較其工拙，延之雕鏤，不及靈運之清新，亦遜鮑照之廉俊。延之嘗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延之終身病之。照以俊逸之筆，寫豪壯之情，發唱驚挺，操調險急，史稱其文甚遒麗，信然。然其所短，頗喜巧琢，與延之同病，至其筆力矯健，則遠過之，與謝並稱，允符二妙。然國風好色不淫，楚詞美人以喻君子，五言既興，義同《詩》、《騷》，雖男女歡娛幽怨之作，未極淫放，至鮑照雕藻淫艷，傾側宮體，作俑於前。永明、天監之際，顏謝寖微而鮑體盛行，事極徐庾，紅紫之文，遂以不反。既而徐陵通聘，庾信北陷，北人承其流化，「矜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玄之狀。世俗以此相尚，朝廷據此擢士」。李諤上隋高祖《革文華書》嘗慨乎言之。厥為南方文學全盛時代。物極則反。《唐書·韓愈傳》載：「愈常以為魏晉以還，為文者多相偶對，而經誥之旨，不復振起。故所為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後學之士，取為師法。」論者謂「文起八代之衰」，實則唾棄南方文學，中興北方文學耳。 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江左擅綺麗纖靡之文，自古然矣。顧有不可論於三國者，魏武帝崛起稱伯，開基青豫，以文武姿，掞藻揚葩，把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子桓、子建，兄弟競爽，亦擅詞采，然華而不實，上有好者，下必殆甚。陳琳、阮瑀以符檄擅聲，王粲、徐幹以詞賦標美，劉楨情高以全采，應瑒學優以得文，皆一時之秀。已萌晉世清談之習，開江左六朝綺麗之風矣。夫江左六朝，建國金陵，阻長江為天塹，與北方抗衡，其端實自孫氏啟之。孫權稱制江東，號吳大帝，然文筆雅健，不為綺麗，《與諸將令》、《責諸葛瑾詔》，卓犖有西京之風焉。虞翻諫獵之書，簡而能要。駱統《理張溫表》，語亦詳暢。而諸葛恪救國之論，慨當以慷，尤吳人文之可誦者。吳之末造，韋曜《博弈論》、華覈《請救蜀表》漸近偶儷，然質而不俚，以視魏武父子之風情雋上，詞采秀拔，固有間矣。誰則謂南朝文士盡華靡者乎？至蜀為司馬相如、揚雄詞賦家產地，而陳壽稱「諸葛亮文采不艷」，范謂「陳壽文艷不及相如，而質直過之」，是南人之文質直，轉不如北人之藻逸工言情矣，可謂變例也。 自魏文帝始集陳、徐、應、劉之文，自是以後，漸有總集，傳於今者，《文選》最古矣。昭明太子序《文選》也，其於史籍，則雲「不同篇翰」，其於諸子，則雲「不以能文為貴」。蓋必文而後選，非文則不選也。六朝之人，多以「文」、「筆」對舉。《南史·顏延之傳》：「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劉勰《文心雕龍》云：「無韻者筆，有韻者文。」或疑「文筆區分，《文選》所集，無韻者猥眾。夫有韻為文，無韻為筆，是則駢散諸體，一切是筆非文」，近儒章炳麟氏之所為致誚於昭明者也。不知六朝人之所謂「有韻者文」之「韻」，乃以語章句中之韻，非如後世之指句末之韻腳也。六朝不押韻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頓挫抑揚，皆有合乎宮羽。故沈約作《宋書·謝靈運傳》論曰：「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合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以中，轉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其指實發於子夏《詩大序》，謂「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又曰：「主文而譎諫。」鄭玄曰：「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宮商上下相應。「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此子夏直指詩之聲音而謂之文也，不指翰藻也。然則《詩·關雎》「鳩」、「洲」、「逑」押腳有韻，而「女」字不韻，「得」、「服」、「側」押腳有韻，而「哉」字不韻，此正子夏所謂「聲成文之宮羽也」。此豈詩人暗與韻合，匪由思至哉。子夏此序，《文選》選之，亦以抑揚詠嘆，其中有成文之音也。六朝人益衍暢其指而為韻之說。《南史·陸厥傳》云：「王融、謝朓、沈約等文，將平、上、去、入四聲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世呼為永明體。」所謂「平頭」者，前句上二字與後句上二字同聲，如古詩「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今」、「歡」同平聲，「日」、「樂」同仄聲，是「平頭」也。又如古詩「朝雲晦初景，丹池晚飛雪」，「朝雲」、「丹池」同平聲，是「平頭」也。所謂「上尾」者，上句尾字與下句尾字俱用平聲，雖韻異而聲同，如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樓」、「齊」平聲，是「上尾」也。所謂「蜂腰」者，每句第二字與第五字同聲，如古詩「聞君愛我甘，竊欲自修飾」，「君」、「甘」皆平聲，「欲」、「飾」皆入聲，是「蜂腰」也。所謂「鶴膝」者，一句尾字與三句尾字同聲，如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詩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思」皆平聲，是「鶴膝」也。然則後世之所謂韻者，以句末之同為適而求其大齊，而六朝人之所謂韻者，則以句中之同為犯而求其不齊。是以聲韻流變而成四六之駢文，亦只論句中之平仄，不謂韻腳也。而章氏乃謂「《文選》所集，無韻猥眾」，特以其無句末之韻腳耳。安知六朝以前之所謂韻者，非此之謂哉。 四、近古 唐之興也，文章承江左遺風，陷於雕章繪句之敝。貞元、元和之際，韓愈、柳宗元出，倡為先秦之古文，一時才傑如李觀、李翱、皇甫湜等應之，遂能破駢儷而為散體，洗塗澤而崇質素，上踵孟、荀、馬、班，下啟歐、蘇、曾、王，蓋古文之名始此。古文者，韓愈氏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六經、兩漢，從而名焉者也。其文章之變，即字句駢散不同，而駢散之不同，則詩文體制之各異也。文勢貴奇，而詩體近偶。重駢之代，則散文亦寫以詩體。重散之世，則詩歌亦同於散文。即如范曄生劉宋之時，增損東漢一代，成《後漢書》，自謂無慚良直，而編字不只，捶句必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瀰漫冗沓，不知所裁。初唐襲南朝之餘，《晉書》作者，並擅雕飾，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琢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著譏《史通》，非虐謔也。近世趙翼則謂：「以文為詩，自韓愈始。至蘇軾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天生健筆一枝，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故曰：重駢之世，則散文亦寫以詩體；重散之世，則詩歌亦同於散文也。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體物寫志，鋪采摛文，濫觴於詩人，而拓宇於文境者也。是以重駢之代，賦中詩體多於文體。重散之世，賦中文體多於詩體。試觀徐庾諸賦，多類詩句，而王勃《春思賦》則直七字之長歌耳。此重駢之代，詩體多於文體也。若歐陽修之《秋聲賦》，蘇軾之前後《赤壁賦》，則又體勢同於散文。蓋宋襲韓柳之古文，而歸於質，重散之世也。論古文之流別：韓愈以揚子云化《史記》，柳宗元以《老》、《莊》、《國語》化六朝，王安石以周秦諸子化韓愈，曾鞏以《三禮》化西漢，蘇洵以賈誼、晁錯化《孟子》、《國策》，蘇軾以《莊子》、《孟子》化《國策》。於此可悟文學脫胎之法，而唐以後之言古文者，莫不推韓、柳為大宗。然唐宋八家，韓、柳並稱，而繼往開來，厥推韓愈。獨愈之文安雅而奇崛。李翱其安雅，皇甫湜得其奇崛。其衍李翱之安雅一派者，至則為歐陽修之神逸，不至則為曾鞏、蘇轍之清謹。其衍皇甫湜之奇崛一派者，至則為王安石之峻峭，不至則為蘇洵、蘇軾之奔放。其大較然也。 惟駢儷之文，雖摧廓於中唐之韓柳，而駢儷之詩，則大成於初唐之沈宋。夷考其始，漢魏六朝詩，祖述《風》、《騷》，陶寫情性，篇無定句，句無定聲，長短曲折，惟意所從，世號曰古體。唐調以聲律，加以排整，句有繩尺，篇有矩矱，謂之近體，以別於古體也。古體、近體，唐代始劃立鴻溝。近體詩者，合五七言律、五七言絕而稱也。然詩之化散為駢，至唐而要其成耳。蓋自沈約創聲病之說，爾後諸家遵軌，競為新麗，益與律體相近。陳隋之間，江總、庾信、虞茂、陸敬、薛道衡、盧思道等所作，往往見五律七律排律之體，此可以證六朝之散體趨駢，詩亦不在例外。然其初非出有意，不過偶合新調，故未能別成一格。凡其集中用律詩格調者，或僅六句，或至十句。至沈佺期、宋之問出，揣其聲韻，順其體勢，始與六朝以前之古詩，判然分途而為律詩。蓋前者之作，不期而成八句。後者之律，則立意而為四韻。詩之有沈宋，猶文之有徐庾也。絕之聲調，與律同，或不與律同亦可，章四句，有全體屬對者，有前二句或後二句屬對者，蓋由律詩中截來，故又號曰「截句」。然李白、杜甫，唐推詩聖，運古與律，縱橫揮斥。李白五言律，穠麗之中，運以奇逸之思，而杜甫更能於四十字中，包涵萬象。七言律，李白所短，而工於絕，純以神行，獨多化工之筆。杜不工絕，而善七言律，八音和鳴，濟以沉雄。後世之言律絕者莫尚焉。是律絕之極工者，不拘於聲律對偶，而鏗鏘鼓舞，自然合節，所以為貴也。然唐詩之有李杜，猶唐文之有韓柳。韓柳並稱，而繼往開來，韓愈之力為大。李杜競爽，而入雅出風，杜甫之傳稱盛。一傳而為元和，得韓愈、白居易焉，皆學杜甫者也。特韓更欲高，白更欲卑，韓得其峻，白得其平。自白衍而益為綺，則為溫李溫庭筠、李商隱，為宋之西崑。自韓流而入於奧，則為郊島孟郊、賈島，為宋之西江。杜詩之有韓愈、白居易兩派，猶韓文之有李翱、皇甫湜兩家矣。請得而備論之。 唐以詩名一代，有初、盛、中、晚之分。大抵高祖武德元年以後百年間，謂之初唐。唐玄宗開元元年以後五十年間，謂之盛唐。代宗大曆元年以後八十年間，謂之中唐。宣宗大中元年以後至於唐亡，謂之晚唐。初唐詩人，王勃、楊炯、沈佺期、宋之問承陳隋之後，風氣漸轉而骨格未完，齊梁濃艷，尚有沾濡，排比之跡，蓋益精整。而陳子昂特起於王、楊、沈、宋之間，始以高雅沖澹之音，奪魏晉之風骨，變齊梁之俳優，力追古意。後代因之，古體之名以立。杜審言、劉希夷、張說、張九齡，亦各全渾厚之氣於音節疏暢之中。盛唐稍著宏亮，儲光羲、王維、孟浩然之清逸，王昌齡、高適之閒遠，常建、岑參、李頎之秀拔，李白之朗卓，杜甫之渾成，元結之奧曲，咸殊絕寡倫。而李白、杜甫獨以雄渾高古，稱盛唐之宗。其次當推王、孟、高、岑。王維詩豐縟而不華靡，秀麗疏朗，往往意興發端，神情傳合，由工入微，不犯痕跡，所以為佳，七言律尤臻妙境。孟浩然專心古澹，句法、章法，雖僅止於五言四十字，而悠遠深厚，超以象外，不犯寒儉枯瘠之病。高岑不相上下，高適軼宕，一起一伏。岑參遒勁少遜高，而婉縟過之。選體，岑差健也。儲光羲有孟浩然之古而無其深遠。岑參有王維之縟而掩以華靡。李頎工七言律，稱與王岑並駕。然李有風調而不甚麗。岑參才甚麗而情不足。惟王差備美爾。中唐彌矜卓練，劉長卿以古樸開宗，韋應物、錢起以雋邁擅勝。而韋應物尤工五言，閒澹簡遠，境界絕高。大抵應物詩韻高而氣清，王維詩格老，而辭麗，並稱五言之宗匠，然互有得失，不無優劣。以體韻觀之，王維詩格老，而味遠不逮應物。至於詞不迫切而耐人咀味，應物自不可及也。下暨元和，則有柳宗元之超然復古，韓愈之雄深博大，元稹、白居易之清新，張籍、賈島、孟郊之峻刻，李賀之奇詭，尤稱一時之傑也。張籍工樂府，與元稹、白居易並稱，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為工。但白才多而意切，張思深而語精，元體輕而詞躁爾。晚唐體愈雕鏤。杜牧高爽欲追老杜，而溫庭筠李商隱婉麗自喜，開宋初西崑之體。皮日休陸龜蒙鹿門唱和，亦為西江拗體之先河。斯皆晚唐之勝矣。晚唐人單辭片語，一聯數句之間，實有精到之處，然格局未完，雕鑱愈工，真氣彌傷，此其短也。 律絕莫盛於唐，然律絕盛而詞興，而詞者，則又律、絕之破整為散者也。考詞之濫觴，厥推李白之《憶秦娥》、《菩薩蠻》，及張志和之《漁歌子》，實破五七言之絕句為之。如《菩薩蠻》云：「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合五言、七言而成。而張志和之《漁歌子》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則裁七言絕一字者也。至《憶秦娥》云：「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長短錯落，亦裁之於七言或有餘，或不足，皆以協和其調也。明楊慎云：「唐人之七言律，即填詞之《瑞鷓鴣》也。七言之仄韻，即填詞之《玉樓春》也。」然則詞不惟破絕，並破律為之矣。 詞上承詩，下啟曲，亦唐代一大創製也。蜀趙崇祚編有《花間集》十卷，其詞自溫庭筠而下十八人，凡五百首，為後世倚聲填詞之祖。陸務觀曰：「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曉者。」至於宋以詞為樂章，熙寧中，立大晟府，為雅樂寮，選用詞人及音律家，日制新曲，謂之「大晟詞」。於是小令、中調之外，又出長調，而其體大備。故詞之有宋，猶詩之有唐。宋初沿《花間》舊腔，以清切婉麗為宗，至蘇軾出，始脫音律之拘束，創為激越之聲調，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婉轉之度，使人高瞻遠矚，舉首高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表，或以其音律小不諧，自是橫放傑出，曲子內縛不住者，比之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等一派。辛棄疾才氣俊邁，好為豪壯語，即法蘇軾，為南宋詞家大宗。然姜夔、張炎仍以清切婉麗為主。故宋詞分二派：一派詞意蘊藉，沿《花間》之遺響，稱曰南派，是為正宗。一派筆致奔放，脫音律之拘束，稱曰北派，號為變格。遺集尤著者：南派有晏殊《珠玉詞》一卷，晏幾道《小山詞》一卷，柳永《樂章集》一卷，張先《安陸集》一卷，歐陽修《六一詞》一卷，秦觀《淮海集》一卷，李清照《漱玉詞》一卷（以上北宋），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四卷、《別集》一卷，張炎《山中白雲詞》八卷，吳文英《夢窗稿》四卷、《補遺》一卷，高觀國《竹屋痴語》一卷，史達祖《梅溪詞》一卷，王沂孫《碧山樂府》三卷，周密《草窗詞》二卷。北派有蘇軾《東坡詞》一卷，黃庭堅《山谷詞》一卷，辛棄疾《稼軒詞》四卷，劉過《龍洲詞》一卷，皆傳誦人口者也。獨周邦彥於南北宋為詞家大宗，有《片玉詞》二卷、《補遺》一卷，所作皆精深華艷，而長調尤善鋪敘，用唐人詩語括入律，渾如己出，實兼綜南北之長焉。 宋詞至蘇軾而變《花間》之舊腔，宋詩至蘇軾而胚江西之詩派。宋初詩人如潘閬、魏野規規晚唐格調，寸步不敢走作。楊億、劉筠則又專宗李商隱，詞取妍華，而倡所謂西崑體者。歐陽修、梅堯臣始變以平淡豪俊，而規模未大。及蘇軾出，乃以曠世之逸氣高情，出入韓白，驅駕萬象，雄偉軼盪，故是宋詩人之魁也。其門下客有江西黃庭堅者，得其疏宕豪俊之致，而益出之以奇崛，語必驚人，字忌習見，搜羅奇書，穿穴異聞，得法杜甫而不為蹈襲，自成一家，鍛煉勤苦，雖隻字半句不輕出，世以其詩與蘇軾相配，稱曰蘇黃，所謂江西詩派者宗之，是為宋詩一大變。而黃之所為不同於蘇者，蘇詩曲折汪洋，如長江千里。而山谷險峻奇崛，如太華三危。一深一闊，一難一易，故不同也。彭城陳師道者，亦游蘇軾之門，喜為詩，自雲學黃庭堅。然庭堅學杜，脫穎而出。師道學杜，沉思而入。寧拙勿巧，寧朴勿華，雖非正聲，亦云高格。後來呂本中作《江西宗派圖》，遂以師道次庭堅之後，而並稱開宗之祖焉。 夷考六朝之駢文，一變而為唐宋之散體古文，又一轉而為宋元之語錄及章回小說，文之破整為散則然也。唐之律絕，一變而為宋之詞，又一轉而為元之劇曲，詩之破整為散則然也。然則中古文學之由散而整者，近古文學則破整為散，其大較然矣。雖然，近古文學之破整為散，特為社會士夫言之耳，要非所論於朝廷功令。唐以詩賦取士，宋以經義取士，皆儷體也，遂為近代取士模楷。然則近古而後，社會士夫既厭儷體之極敝而救之以散行，而朝廷功令，方挽儷體之末運而欣之以祿利，而朝廷之祿利，不足以易士夫之好尚，此則不可不特筆也。 五、近代 夷考明自洪武而還，運當開國，其文章多昌明博大之音。永、宣以後，安享太平，多台閣雍容之作。作者遞興，皆沖融演迤，不事鉤棘，而楊士奇文章特優，一時制誥、碑版，出其手者為多。仁宗雅好歐陽修文，而士奇文得其仿佛，典則穩稱，後來館閣著作，沿為流派，所謂台閣體是也。廟堂之上，鬱郁乎文。弘、正之間，茶陵李東陽出入元宋，溯流唐代，擅聲館閣，推一代文宗，而門下士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乃起而與之抗曰：「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曰：「古文之法亡於韓。」為文故作艱深，鉤章棘句，至不可句讀，持是以號於天下，而茶陵之光焰幾燼。洎北地、信陽之派，轉相摹擬，流弊漸深，論者乃稍稍復理東陽之傳以相撐住。蓋宋元以來，文以平正典雅為宗，其究漸流於庸膚，庸膚之極，不得不變而求奧衍。王、李之起，文以沉博偉麗為宗，其極漸流於虛㤭，虛㤭之極，不得不返而求平實。一張一弛，兩派迭為勝負，蓋皆理勢之必然。然漢魏之聲，由此高論於後世，而與韓歐爭長。唐宋之文運，至此乃生一大變化矣。然較其得失：秦漢之文，玉璞金渾，風氣未開。後世文明日進，理欲日顯，故格變而平，事繁於昔，故語演而長，此亦天演自然之理。而何李以其偏戾之才，矯為聱牙詰屈，無其質而貌其形，為文彌古，於時彌戾。故何李之徒，卒為委罪之壑。至嘉靖之際，歷城李攀龍、太倉王世貞踵興，更衍何李之緒論，謂「文自西京，詩至天寶而下，俱無足觀」。而世貞才最高，地望最顯，聲華意氣，籠蓋四海。獨崑山歸有光紹述歐曾，毅不為下，至詆世貞為妄庸巨子。自明之季，學者知由韓、柳、歐、蘇沿洄以溯秦漢者，有光之力也。雖然，有光之文，亦自有其別成一家而不與前人同者。蓋有光以前，上而名公巨卿，下而美人名士之奇聞雋語，劌心怵目，斯以廁文人學士之筆。至有光出而專致力於家常瑣屑之描寫。桐城方苞，謂「震川之文，發於親舊及人微而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至事關天屬，其尤善者，不事修飾，而情辭並得，使覽者惻然有隱，其氣韻蓋得之子長。」而姚鼐亦以為「歸震川之文，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卻自風神疏淡，是於太史公深有會處」。其尤惻惻動人者，如《先妣事略》、《歸府君墓志銘》、《寒花葬志》、《項脊軒記》諸文，悼亡念存，極摯之情而寫以極淡之筆，睹物懷人，戶庭細碎，此意境人人所有，此筆妙人人所無。而所以成其為震川之文，開韓、柳、歐、蘇未辟之境者也。 讓清中葉，桐城姚鼐稱私淑於其鄉先輩方苞之門人劉大櫆，又以方氏續明之歸氏而為《古文辭類篹》一書，直以歸方續唐宋八家，劉氏嗣之，推究閫奧，開設戶牖，天下翕然號為正宗，此所謂桐城派者也。方是之時，吾家魯思先生實親受業於桐城劉氏之門，時時誦師說於陽湖惲敬、武進張惠言。二人者，遂盡棄其考據駢儷之學而學焉，於是陽湖古文之學特盛，謂之陽湖派。而陽湖之所以不同於桐城者，蓋桐城之文從唐宋八家入，陽湖之文，從漢魏六朝入。迨李兆洛起，放言高論，盛倡秦漢之偶儷，實唐宋散行之祖，乃輯《駢體文鈔》以當桐城姚氏之《古文辭類篹》，而陽湖之文，乃別出於桐城以自張一軍。顧其流所衍，比之桐城為狹。然桐城之說既盛，而學者漸流為庸膚，但習為控抑縱送之貌而亡其實，又或弱而不能振，於是儀征阮元倡為文言說，欲以儷體嬗斯文之統。江都汪中質有其文，熔裁六朝，導源班蔡，祛其縟藻，出以安雅，而儀征一派，又復異軍突起以樹一幟。道窮斯變，物極則反，理固然也。厥後湘鄉曾國藩以雄直之氣，宏通之識，發為文章，而又據高位，自稱私淑於桐城，而欲少矯其懦緩之失。故其持論以光氣為主，以音響為輔，探源揚、馬，宗退之，奇偶錯綜，而偶多於奇，復字單詞，雜廁相間，厚集其氣，使聲彩炳煥而戛焉有聲。此又異軍突起而自為一派，可名為湘鄉派。一時流風所被，桐城而後，罕有抗顏行者。門弟子著籍甚眾，獨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號稱能傳其學。吳之才雄，而張則以意度勝，故所為文章，宏中肆外，無有桐城家言寒澀枯窘之病。夫桐城諸老，氣清體潔，海內所宗。徒以一宗歐、歸，而雄奇瑰瑋之境尚少。蓋韓愈得揚、馬之長，字字造出奇崛。至歐陽修變為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桐城諸老汲其流，乃能平易而不能奇崛，則才氣薄弱，勢不能復自振起，此其失也。曾國藩出而矯之，以漢賦之氣運之，故能卓然為一大家，由桐城而恢廣之，以自為開宗之一祖，殆桐城劉氏所謂「有所變而後大」者耶？ 自明以來，言文學者，漢魏、唐宋，門戶各張，一闔一辟，極縱橫軼宕之觀，而要其歸，未能別出於漢魏、唐宋而成明之文學，清之文學也，徒為沿襲而已。清初詩家有聲者，如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為江左三大家，皆承明季之舊，而曹溶詩名，亦與鼎孳相驂靳。大抵皆步武王、李也。明末公安袁宏道矯王、李之弊，倡以清真。竟陵鍾惺復矯其弊，變為幽深孤峭，與譚元春評選唐人詩為《唐詩歸》，又評隋以前為《古詩歸》。鍾、譚之名滿天下，謂之竟陵體，亦一時之盛也。新城王士禎肇開有清一代之詩學，枕葄唐音，獨嗜神韻，含蓄不盡，意有餘於詩，海內推為正宗。與秀水朱彝尊、宣城施閏章、海寧查慎行、萊陽宋琬所匯刻者，曰六家詩。彝尊學富才高，始則描摩初唐，繼則濫泛北宋，與士禎齊名，時人稱為「朱貪多，王愛好」。又有南施北宋之目，蓋閏章以溫柔敦厚勝，琬以雄健磊落勝也。當是時，商丘宋犖亦稱詩宗，與士禎頡頏，而詩主條暢，又刻意生新，其源出於蘇軾。游其門者，如邵山人長蘅等靡然從風，亦於士禎之外自樹一宗，獨王士禎名最高，然清詩之有王士禎，如文之有方苞也。清初詩人皆厭王李之膚廓，鍾惺譚之纖仄，談詩者頗尚宋、元，而宋詩之質直流，而為有韻之語錄，元詩之縟艷化，而為對句之小詞。王士禎崛起其間，獨標神韻，所選古詩及《唐賢三昧集》，具見其詩眼所在。如《三昧集》不取李、杜一首，而錄王維獨多，可以知其微旨，蔚然為一代風氣所歸。但士禎之詩，富神韻而餒氣勢，好修飾而略性情。汪琬戒人勿效其喜用僻事新字，而益都趙執信本娶士禎女甥，習聞士禎論詩，謂「當如雲中之龍，時露一鱗一爪」，而執信作《談龍錄》糾之，謂「詩當指事切情，不宜作虛無縹緲語，使處處可移，人人可用」，論者以為足救新城末派之弊。大抵士禎以神韻縹緲為宗，而風華富有，執信以思路巉深為主，而刻畫入微。王之規模闊於趙，而流弊仍傷膚廓，趙之才力銳於王，而末派再病纖仄。兩家並存，其得失適足相救也。執信既著《談龍錄》發難士禎，而山左之詩一變。錢唐厲鶚《樊榭山房詩》，精深峭潔，參會唐宋，於王士禎、朱彝尊外，又別樹一幟，而兩浙之詩一變。錢唐袁枚、鉛山蔣士銓、陽湖趙翼並起，號江左三大家，而大江南北之詩無不一變矣。然乾、嘉之際，海內詩人相望，其標宗旨，樹壇坫，爭雄於一時者，要推沈德潛、袁枚、翁方綱。王士禎之詩，既為人所不饜，於是袁枚倡性情以矯士禎之好修飾而涉於泛。翁方綱拈肌理以救士禎之言神韻而落於空。沈德潛論格調以藥士禎之工詠嘆而枵於響。袁枚論詩，以為「詩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無詩。王士禎主修飾而略性情，觀其到一處必有詩，詩中必用典，此可想見其喜怒哀樂之不真」，此袁枚論詩之旨也。翁方綱以學為詩者也。其論詩，謂：「士禎拈神韻二字，固為超妙，但其弊恐流為空調。」故特拈肌理二字，蓋欲以實救虛也。所以詩，自諸經註疏以及史傳之考證，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澈洋溢於其中。王士禎之後，詩有翁方綱，猶桐城之後，文有曾湘鄉乎？然言言徵實，亦非詩家正軌，故其時大宗，不得不推沈德潛。德潛少從吳縣葉燮受詩法，其論詩最崇格律。嘗曰：「詩以聲為用者，其微在抑揚抗墜之間。」此說本發之趙執信，謂「漢魏六朝至唐初諸大家，各成韻調，談藝者多忽不講，與古法戾」，乃為《聲韻譜》以發其秘，亦猶曾湘鄉論文從聲音證入，以救桐城懦緩之失也。德潛又曰：「詩貴性情，亦須論法。所謂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應，承接轉換，自神明變化，貴能以意運法，而不能以意從法。」及自為詩，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尤所服膺者為杜，選《古詩源》及《三朝詩別裁》以標示宗旨。天下之譚詩者宗焉。踵其後而以詩名者：大興有舒位，秀水有王曇，昭文有孫原湘，世稱三君。四川有張問陶，常州有黃景仁、洪亮吉，江西有曾燠、樂鈞，浙中有王又曾、吳錫祺、許宗彥、郭麐，嶺南則有馮敏昌、胡亦常、張錦芳三子，而錦芳又與黃丹書、黎簡、呂堅為嶺南四家。大率皆唐人之是學，未嘗及德潛門，而實受其影響者。其中以舒位、孫原湘、黎簡三家，尤為特出。位與原湘皆自昌黎、山谷入杜，而簡則學杜而得其神髓者也，於是宋詩之徑途漸辟。道光而後，何紹基、祁寯藻、魏源、曾國藩之徒出，益盛倡宋詩，而國藩地望最顯，其詩文皆私淑江西。洞庭以南，言聲韻之學者，稍改故步，而湘潭王闓運則為騷選盛唐如故，比之古調獨彈矣。王闓運始與武岡鄧輔綸、鄧繹，長沙李壽蓉，攸縣龍汝霖四人者相善也，喜吟詠，日夕賡和，而輔綸尤工五言，每有作，皆五言，不取宋唐歌行近體，故號為學古，標曰湘中五子。而五子之中，闓運獨推服鄧輔綸雲。 清詩有唐宋之殊，而詞則宗宋。詞學至南宋之季，幾成絕響，知比興者，金之白樸、元之張翥而已。朴詞曰《天籟集》，清雋婉逸，意愜韻諧，可與張炎《玉田詞》相匹，而翥《蛻岩詞》，婉麗風流，亦有南宋舊格。惟璞所宗者，多東坡、稼軒之變調，而翥所宗者，猶白石、夢窗之餘音，門徑微有不同。明初作者，猶沾溉張翥之舊，不乖於風雅。永樂以後，南宋諸名家詞，皆不顯於世，盛行者，為《花間集》、《草堂詩餘》二選。楊慎、王世貞輩之小令、中調猶有可取，長調皆失之俚。惟陳子龍之《湘真閣》、《江蘺檻》詞，直接唐人，可謂特出。明社既屋，京兆士大夫雖依新朝，猶慨滄桑，特假長短之句，藉抒抑鬱之氣，始而微有寄託，久則務為諧暢，而吳越操觚家聞風興起，作者、選者，妍媸雜陳，遂不免有怪詞、鄙詞、游詞之三大蔽。王士禎之數載廣陵，實為斯道總持。蓋皆祖述南宋，唯《草堂詩餘》是規，罕及北宋以上，殆若文之禰唐宋八家而祧東、西京，詩之學蘇、黃而不知有蘇、李十九首，未可謂善學也。洎士禎在朝，位高望重，絕口不談倚聲，獨朱彝尊、陳維崧兩人並世齊名，妙擅倚聲，合刻《朱陳村詞》，而清朝詞派始成。惟朱才多，不免於碎；陳氣盛，不免於率。朱之情深，所作詞高秀超詣，綿密精美，其蔽為餖飣。陳之筆重，所作詞天才艷發，辭鋒橫溢，其蔽為粗率。繼之而起，名重一時者，實惟納蘭成德，門地才華，直越北宋之晏小山而上之。其詞纏綿婉約，能極其致，南唐墜緒，絕而復續。故論清初詞家，當推成德為一把手，朱陳猶不得為上。所惜享年不永，門戶未張耳。然乾隆以前，言詞者莫不以朱、陳為範圍。錢塘厲鶚，吳縣過春山，近朱者也；興化鄭燮，鉛山蔣士銓，近陳者也。其後作詞者遂分浙西、常州兩派。浙西派始於厲鶚，鶚詞宗彝尊，而數用新事，世多未見，故重其富。後生效之，每以捃摭為工，後遂浸淫而及於大江南北。然抄撮堆砌，音節頓挫之妙，未免蕩然。特是綺藻韻致，詞家之有厲鶚，如詩之有王士禎，有《樊榭山房詞》一卷，《續集》一卷，生香異色，超然神解，如入空山，如聞流泉，節奏精微，輒多弦外之音。然標格僅在南宋，以姜夔、張炎為登峰造極之境，流極所至，為餖飣，為寒乞。亦與詩之漁洋末派同。武進張惠言乃起而振之，與其弟琦選唐宋詞四十四家、百六十首，為《詞選》一書，闡意內言外之旨，推文微事著之原，比傅景物，張皇幽渺，雖町畸未辟，而奧窔已開。蓋以深美閎約為主，其意在尊清真而薄姜、張，視蘇、辛尤為小家，貴能以氣承接，通首如歌行然，又須有轉無竭。嘉慶以來名家，大抵自張惠言而出。其學於惠言而有得者，歙縣金應城、金式玉也。其以惠言之甥而傳其學者，則武進之董士錫也。此常州派之所由起也。荊溪周濟稍後出，嘗謂：「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其所立論，實足推明惠言之說而廣大之，蓋自濟而後，常州派之壁壘益固矣。詞之有常州，以救浙派俳巧之弊，猶之文之有湘鄉，以矯桐城懦緩之失也。桐城之文，富神韻而餒氣勢，略如詩之有漁洋，詞之有浙派。然而有不同者，蓋崇雅澹而排塗飾，不如漁洋詩、浙派詞之好修飾而略性情。此以流派論。若就詞論詞：南宋而還，極盛於清，然惟納蘭成德、項鴻祚、蔣春霖三人為當家耳。成德《飲水詞》，哀感頑艷，得南唐後主之遺，雖長調多不協律，而小令則格高韻遠，極纏綿婉約之致。鴻祚《憶雲詞》甲、乙、丙、丁稿，古艷哀怨，如不勝情，盪氣迴腸，一波三折，有白石之幽澀而去其俗，有玉田之秀折而無其率，有夢窗之深細而化其滯，殆欲前無古人。其《乙稿》自序云：「近日江南諸子競尚填詞，辨韻辨律，翕然同聲，幾使姜、張首，及觀其著述，往往不逮所言」云云，婉而可思。又《丁稿》自序云：「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亦可以哀其志矣。以成德之貴，項氏之富，而填詞皆幽艷哀斷，異曲同工，所謂別有懷抱者也。浙中填詞為姜、張所縛，百年來屈指惟項鴻祚有真氣耳。蔣春霖為詩，恢雄骯髒，若《東淘雜詩》二十首，不減少陵《秦州》之作，乃易其工力為長短句，鏤情劌恨，轉毫於銖黍之間，直而致，沈而姚，曼而不靡。文字無大小，必有正變，有家數。春霖《水雲詞》，固清商變徵之聲，而流別甚正，家數甚大，與納蘭成德、項鴻祚二百年中，分鼎三足。咸豐兵事，天挺此才，為倚聲家杜老，而晚唐、兩宋一唱三嘆之意則已微矣。或曰：「何以與成、項並論？」應之曰：「清初王士禎、錢芳標錢方標，字葆馚，華亭人，所著《湘瑟詞》有「驚才絕艷」之譽一流，為才人之詞，張惠言、張琦、周濟一派，為學人之詞。惟三家是詞人之詞，固不以流派限矣。」 此近代文學之大略也。現代文學者，近代文學之所發酵也。近代文學者，又歷古文學之所積漸也。明歷古文學，始可與語近代；知近代文學，乃可與語現代。既窮其源，將竟其流，爰述歷古文家為編首。 * * * [1]原書作「車發」，似有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