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的歷程 · 我們的問題，我們的思考
中國與日本現代化的分野
中國歷代都在追求全國的對稱與均衡，在社會上構成了不少阻礙經濟發展的因素。
我們所謂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無非是從過去農業社會的管制方式，進入以新型商業條理為依歸的管制方式所產生之後果。這不僅是一種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且要透過社會的各階層。當中各種經濟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這個國家才能進入「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境界。
大凡管理人類的方法，基本上只有三個：一是精神上的激動，以神父牧師和政治指導員為主。二是以武力和警察權強之就範，以軍隊、法庭為執行的工具。三是策動個人的私利觀。當個人都趨利務實時，就不期而然的產生了一種新的社會秩序。雖說沒有一個國家只執著以上的一種方案而置其他兩種不顧，但是很顯然的，以第三種方案為主，即促進各種經濟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換，最有實效。這種體制既能越做越大，而且經濟效率提高之後，生產與分配癒合理化，人民的生活程度也隨著增高。
又因社會上分工合作的條件愈繁複，個人也有選擇的機會，人與人間的關係成為多元。施政時又以數目字作根本，則免除了以私人人身關係作主的曖昧游離。凡此種種後果都使這個國家與社會產生一種流線型的觀感。
可是一個國家和社會能否進入此種體制，並不全由意志作主。它與地理條件和歷史背景有不可分的關係。從世界史上看來，現代化之程序先由人口少面積小的國家開始，如在歐洲由義大利的自由城市發動，又由海岸線長的國家漸及於大陸性格的國家，荷蘭與英國就較法國占先。日本較中國占優勢，大體上已由這地理的環境決定。
日本的現代化以明治維新為最重要的里程碑。然則維新之前的一百年，社會體制已向商業化的路途上演進。德川幕府管制之下，全國承平，武士階級已失去他們原來的用途。各藩「大名」則在各地成為帶著競爭性的農業生產者。他們多在大阪設有指派的商業經理，稱為「藏元」，其堆棧則稱「藏房敷」。同時由於幕府的各項規定，江戶（即日後之東京）、京都和大阪已成了全國性的消費市場。批發商則稱「問屋」，同業公會則有「株仲間」。銀行業也由幕府督導下的「十人兩替」和「三人組」承當。海上交通又有了「回船」的出現，不僅有定期航線和固定的腳價，而且將船貨漂失的損失，分攤給組員之間，等於兼辦海上保險。
及至十九世紀初期，幕府和各藩之間展開了所謂「天保改革」。各處減輕賦稅，擴充公賣，以特產作為擔保，發行票據，整理公債，使商業化的趨向愈為明顯。因之明治維新之後順著這歷史上的潮流，新建設和新措施持續展開，已成為一種有組織有體系之運動，所以事半功倍。
中國不僅沒有如此歷史上有利的背景，而且歷代都在追求全國的對稱與均衡，在社會上構成了不少阻礙經濟發展的因素。譬如說宋儒朱熹執行「人子不蓄私財」的原則，幾百年後還在社會上構成「清官不問家務事」的風尚，使私人財產權無從確定，阻礙了現代法律的發展。民國成立之後，既無適當稅收之來源，足以產生一個有效率的政府，況且又受外強不平等條約的壓迫，政權的獨立自主尚成問題，更不容易談到突破環境創造新體制了。
台灣的機會與困境
台灣現行很多工商業的規定，不由法律作主，而仍是沿襲行政機構所頒的章程。
台灣在十九世紀後期，農業已有片面商業化的趨向。日據時代，這種趨勢仍在繼續，如糖、米、樟腦和茶業已向日本輸出。顯然的，光復之後因內戰的發展使全島處於戰時體制，很多特殊的措施才能超速的付諸實施。譬如一九五三年的「耕者有其田法案」，不僅使貧農的生活獲有保障，而且強迫將農業里剩餘的財富投資於工商業。一九八八年我到基隆附近的鄉下巡視，就知道了電氣已在一九六〇年間就進入農村。當地的田地仍由家中中年以上的人手耕種，年輕人則在台北市里另有工作，只到星期天才回家休歇。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中國歷來的問題，不盡在人民失業，而是就業的程度不夠。
台灣接受美援之後，先不注重有名望的超級工業，而以「加工」的方式，將勞動力當成資源向外輸出，以存積資本，這樣使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交流，先構成了低層鞏固的基礎。以後的發展，就有了根據。
這當然不是抹殺最初大陸來的移民胼手胝足墾地開荒的功績。只是若問到「特別有利的機會點」，我不能不尊重這些特殊環境下所遺留下來的積極性格。
此外要講到一九四九年後，由大陸遷移過來的人才與師資的重要。今日台灣有十九所大學，留美的學生，至今與中國大陸的全部留美人數相當，每年又出版書籍兩萬多冊，這些因素對現代化的貢獻，都不可忽視。再有水運之便利也不能不提及。如果花蓮的大理石擺在大陸之腹地，就難能對外推銷了。
我把現代化與資本主義之展開視作兩位一體，是從技術角度看資本主義，不是從意識形態的立場看資本主義。所以我會注重資金廣泛的流通，經理人才不分畛域的雇用，和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信、法庭與保險事業等的全盤活用。這也就是上面所說的，各種經濟因素要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要是一個國家進入這境界，也就稱得上是在數目字上可管理。
在這種大前提之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沒有質上的區別，只有程度上的不同。如果其組織以私人財產為主，以致私人財產在公眾生活之中，占有特殊之比重，則可以視作資本主義。如果注入公眾之資本，又使私人資本之使用受社會福利的限制，則為社會主義。
現在我們還停留在一種名目混淆之際，如果要和很多國家所標榜的社會主義對照，則台灣現行的體制下，個人有投資與就業之自由，應為資本主義之社會，可是政府開設銀行，主持國營事業，掌握著交通、通信的設備，現在更展開「六年國建計劃」，就免不了沾染著社會主義的性格，至少也可與斯堪地那維亞的國家，如瑞典之體制相比擬。
我所學的是歷史，雖來台灣數次，卻來去匆匆，不能對此間的問題有深切認識。只知道現行很多工商業的規定，不由法律作主，而仍是沿襲行政機構所頒的章程，亦即是尚未構成一種社會習慣，使行政長官亦當向法律低頭。這樣很容易重新再造中國傳統上官僚主義的作風，也就是官僚機構，以保持本身之邏輯的完備為依歸，而忽視問題之本質，逐漸使本身的機構僵化。
此外政黨政治剛展開，個人尚未思考對人民有何貢獻，即先利用機會作爭奪權力的憑藉，已受到中外新聞界的指摘。既然提到檢討，則光是批評仍不夠，應當從這些問題的根源，找到改正的方針。
中國歷史的規律、節奏
現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交換與經營之中創立法制，使一切能用數目字管理。
中國這個概念究竟應該是個什麼樣的東西？這個問題，我想可以分幾個層次來說。
過去的中國因為防洪救災以及抵禦北方遊牧民族之需要，就在技術尚未發展之際，先造成一種中央集權的體制，以致用儀禮代替行政，以紀律代替法律，政府離不開特殊的宗教性格，是一種政教合一的統治形態。當中教條主義濃厚，國家與社會凝合為一而不可區分。這樣的體制在舊時代里不是沒有它的積極性格。
但在承繼這文化傳統的過程里，台灣本省人之祖先與大陸同胞之間並無軒輊，因為這種體制只注意以家族為單位構成政治上的向心力，不鼓動各地域各就其特點及經濟上的長處發展，即使如是的發展，也不足以讓它作為造成分裂局面之根據。哈佛大學講授東亞史的專家賴世和及費正清，在他們合著的教科書里即強調這種注重倫理和教育之長處。他們也提出羅馬帝國崩潰之後，無從再造；中國自唐朝以來，卻成了「一個幾乎無可毀滅的政治單位」。
可是自鴉片戰爭以來，這種體制的弱點逐漸暴露，因為它注重形式而不注重實質。在「尊卑、男女、長幼」的社會秩序之下，人與人之關係為單元。又因為這種體制忽視個人之經濟性格，對於私人財產權沒有保障，民法不能展開，以致整個組織缺乏結構上之堅實性，也因此無從發揮功能上的機動能力。迄至世紀之末，滿清君臣還企圖局部的修正。實際上的問題之大，牽涉之多，有如讓一隻走獸化為飛禽，非脫胎換骨不可。
民國肇造以來仍然萬事紛紜、了無是處，乃因為當日憲法、約法都是紙上文章，所謂內閣議會也是社會上之外界體。實際上舊體制業已崩潰，新體制尚未登場，軍閥割據無可避免，因為過渡期間只有私人軍事力量可以彌補組織上的真空，而這種私人的軍事力量以個人間之私交（或是裝飾門面的忠信）作聯繫，也很難在三兩個省區之外生效。
在這種情形下，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因借著北伐與八年抗戰，替新中國創造了一個高層機構，包括新型的軍隊在統一的軍令下作戰，因為一切都是無中生有，所以缺陷重重。他的門面既是千扯百拉勉強拼成，尚無適當的財政作支援，而下面的農村組織也仍是和明朝接近，和外界的二十世紀距離遠。也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毛澤東與中共，因借著內戰與外界隔絕的機會，以土地革命的手段翻轉了中國的低層機構。
在這改革的過程中，他們也不另設高層機構，整個的城市文化，儘量的擠斥避免，大部隊只用無線電聯繫，幹部的組成以會議的方式，代替永久性和職業性的組合（一九四七年華北四省在太行山的會議即有一千七百個幹部參加，討論了八十五天）。這樣尚且犧牲了三百萬到五百萬的人命，才在中國農村中造成一個龐大的扁平體，初看起來好像隋唐之均田。
從以後的發展看來，則其在歷史上的真意義在便於初期存積國家的資本，使農業上之剩餘能轉用到工商業上去。一九八六年北京國務院的一份非正規性的刊物即指出，中共執權的初三十年內，「隱蔽著農民的總貢賦」達六千億元以上。
在上述程序之內，台灣與大陸的關係雖然經過各種「正反離合」的階段，最後的結局，仍有殊途同歸的趨向。尤其在中共開放門戶，接受外界投資，創設個體戶之後，私人資本之門一開，不可能再整個退縮，恢復到毛澤東時代，以意識形態左右一切的狀態中去。最近紐約「時報周刊」的一篇報導，即指出過去兩年來北京高倡增強中央管制，執行經濟緊縮，而實質上則仍是市場經濟的繼續擴大，證券市場開放，和金融機構的多元化。可見一種經濟組織既已逐漸成形，當中的因素有公平而自由交換的可能，則個人依自己的私利觀去做，是一股蓬勃的力量，不再容易被任何意識形態阻擋。現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交換與經營之中創立法制，使一切能用數目字管理。
再回頭針對這個問題：中國到底是怎麼一個東西？
我可以概括的說，中國過去是一個大帝國。但是中樞不賴武力及經濟力量操縱全國，大部分時間靠文教的力量統御。最近一個多世紀，中國有一個空前未有的群眾運動，也可以說是一段長期革命，一切都在流動狀態之下。因為革命的過程業已超過一般人生命之長度，通常不容易看出當中的端倪。我們要把遠古史里和西洋史里類似的例子拿出來比較，才可以看清表面上的漫無頭緒。宏觀看來，中國歷史仍有它的規律與節奏，其目的是脫胎換骨，使中國能在數目字上管理，融合於世界的潮流，即完成所謂現代化。
放眼未來，我覺得我們應當承認中共之成就，但是不接受共產主義。我認為他們的共產實為「戰時共產主義」（Wartime Communism），不能在平時存在。在這種大前提之下可以儘量的交往，先有文化上的接觸，經濟上的往來。並且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因非正式的接觸造成例規，成為一種法制性的聯繫，只要雙方果真為國為民，則名分問題不應存在，統一的工作也沒有時間表。
原載《聯合報》1991.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