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的歷程 · 關於蔣介石日記之二三事
一九四六年春天國軍擊敗林彪占領長春後，蔣介石於五月三十日蒞臨大房身機場召集國軍團長以上軍官訓話，並與各人單獨攝影。那天我也在飛機場參與擔任警戒，不知如何他專機上的人員和地面上缺乏聯絡，他也沒有經過侍從開道引導，徑自單獨一個人在我眼前走過。他這時候距我不過三四尺，一面掃視著迎接的人員，一面喃喃自語：「好、好、好。」這數秒鐘之內我有了一個不為統帥注視而單獨在旁靜眼觀察他的機會。他面貌清癯，步伐並不十分穩重，顯然是一個極端敏感的人，卻絕對的受自己意志力支配。是以內情緊張，外作鎮靜。這兩種力量之平衡，影響到中國多少億人幾十年的命運，那也怪不得有些人要把他形容成為一個天人和神人了。只側眼旁觀，我已無從否認一種無可形容的神秘力量之存在。
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不能把他視作天人神人（這也是我直稱他為蔣介石而不用尊稱的原因）。可是我極想知道這神秘性格之來源。過去我曾有機會與跟他人身接近的如董顯光、朱世明、曹聖芬、陶希聖和鄭洞國諸人對談，略識蔣之性格；可是側面之觀察，言人人殊。而且也只及於一時之表現，而不及於特性之由來。
我深覺得如果有機會參閱他的日記，必可解決中國現代史上不少的問題，可是至今無緣見及原件。現經傳閱之件不僅經過選擇，而且有了修改。刻下三種不同的資料有兩種原供國民政府內部人員參考，一種為對外宣傳之用，初看起來至難引為客觀而可靠的歷史資料。
可是要將現已公布日記中各段落仔細比較，前後對照，並且參引業已證明之事實，並和旁人所留下之紀錄綜合分析，卻仍可得到不少的啟示。
中山艦事件
比如說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至二十日廣州發生「中山艦事件」。事後蔣堅持是汪精衛與俄顧問協同，預備將他劫持，綁赴中山艦送往海參崴。結果蔣先動手，奪取中山艦，反將汪放逐，於是蔣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完成北伐前的準備。近人研究，汪精衛無意誘蔣，只是與蔣不相得，乃以軍事委員會主席資格表示蔣在廣州不受歡迎，希望他自去，恰巧此時中山艦來往廣州黃埔間形跡可疑，引起蔣之猜忌，於是他採取行動；事後案情大白，他卻無法認錯，只得堅持計誘綁架之說。
現已公布之蔣日記亦未認錯，卻有好幾處側面與後說符合，例如當年三月二十日有「下午五時往晤汪兆銘」的記載，三月二十一日又有如下一段：
上午擬致汪緘，未成稿。自謂：「既不願以偽侍友，又不能以誠罄我，故苦思難以執筆。」傍晚訪汪病，見其怒氣猶未息也。
他在前一日已見汪，當日傍晚又再見汪。為什麼還要寫信給汪，並且「苦思難以執筆」？「既不願以偽侍友，又不能以誠罄我」，亦即是如不說謊，則只有自己吃虧。如果汪精衛真有綁架的企圖，那他又何必兩次去訪問？那汪精衛還憑什麼可「怒氣猶未息」？而且蔣尚在低聲下氣的遷就他？
一個月之後蔣發表談話，提及「中山艦事件」則說：「但這要等我死之後才可以完全發表，因為這種內容太離奇太複雜了。萬萬想不到的事情，都在這革命史上表現出來。如果我不是當著這件事的人，我亦不信這件事情。」同時他也說及：「你們只看法國大革命史，就可以曉得這回事情。」
蔣介石的作風及性格
數年前我在電視上看到黃埔第一期學生黃維（淮海之役被共軍俘虜）發表談話，稱蔣為「一代偉人」，可是他對人的辦法出於一種陳舊的方式，然則黃沒有見及廖仲愷被刺前的蔣介石與他的通信說及奪取政權與實行主義系兩回事，而且當時需要作主者為「中國式的政治家」。怎樣成為中國式的政治家，平日不以權利與義務的區畫造成體系，而以人本主義（humanism）的條件構成羅網。私人恩怨成為組織中之要素，作為一個領袖卻又要有「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膽識去保全革命的實力。其實這一切雖未經蔣介石公開提倡，卻已見諸其筆墨，有如「權力可以糞土，責任可以放棄乎？生命可以犧牲，主義豈可以敝屣乎？」（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日記，甚可能事後修訂。）「今而知革命心理皆由神秘勢力與感情作用以成者，而理智實極微弱條件。」（一九二六年三月三日日記）「政治生活全系權謀，至於道義則不可復問矣。」（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日記）。
蔣介石至為景仰的一位人物為明代萬曆年間首輔張居正。張之所以能作非常之事乃是自視「己身不復為己有」。換言之，既以天下為己任，則不再拘泥於名節，這已不是投機取巧，而是以天下為己任的一種至大的犧牲。
蔣介石富於幽默感，年輕時放浪不羈，有做遊俠浪人的傾向，一九二三年他自記「某日晨醒，自省過去之愆尤」，當中一項為「為人鄙薄者乃在戲語太多」。於是才立志重新做人。又直到一九二四年他奉令創辦黃埔軍校後他寫信給胡漢民與汪精衛，尚自稱「五六年前懵懵懂懂，不知如何做人」。以後批評他的極端攻擊其偽善，恭維他的則極端的讚揚其虔誠。其實兩者都未全錯，可是彼此都只說及蔣之一面。
蔣一生行止之最大出處為代表改造過程中之中國。其所牽涉既已如是龐博，又值新舊交替之際，則不可能以「善惡」兩字形容。我今日披閱他的文書，尚有情形特殊、時間緊迫和可能採取行動範圍窄狹之感。所以我主張評論他之前先將他的行動與當時社會環境權衡，再用當中矛盾複雜的情形，推測他下決心時之心境。
我的經驗，蔣之行事常缺乏前後連貫之邏輯，很多情形之下亦非其本願。一九四六年國民黨特務人員殺害西南聯大教授李公朴與聞一多，引起中外輿論攻擊，杜魯門去緘向蔣質問。很少人提及的是蔣因此下令槍斃雲南警備總部特務營第三連連長湯時亮及同連排長李文山。當然兩件壞事不能成為一件好事，這處置卻暴露著蔣的矛盾與彷徨，蔣日記里也間常暴露他自己缺乏行動自由之痛苦。
我現今過目之蔣日記只有三個部下，受到他的讚許，此為湯恩伯、薛岳及戴笠。湯能揣測蔣之心理，為國軍其他將領不齒。戴笠擔當秘密任務，蔣稱之「熱心可嘉，實不愧為革命之信徒也」，寫在戴飛機失事之後，此已不足為奇。但是薛岳具獨立性，不受駕馭，西方之觀察家常把他寫成一個與蔣分庭抗禮之人物。蔣在一九四三年冬常德戰役時記下：「此伯陵（薛岳字）之所以能為健將也，殊足慰焉。」可算是出人意外。
沒有全盤計劃的抗戰策略
從蔣日記看來，他的決心全系自己所下，他不受任何人支配，可是我們亦不能因此稱之為獨裁者。他在戰時自兼四川省政府主席、中央大學校長、農民銀行理事長，尚且又系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銀行聯合辦事處之主席。從這些職銜看來並不是蔣愛親理庶政，而是中國社會尚未進化到現代的階段，尤以大陸之內地缺乏工商業組織，無完善之稅收制度。新式之銀行機關學校，擺在千萬個舊式農村之上，統成為社會之外界體。舉凡內政金融教育亦不知如何互相協定。換言之，蔣介石所指揮的三百萬至五百萬軍隊（實際人數尚在估計中）為中國社會歷來所無。亦即是蔣缺乏適當之社會架構在後支持他的軍事，因之他只能自己挺身而出代替組織制度之不足。
戰時外交也系蔣親自主持。他之信任宋美齡及宋子文，亦只倚之為舌人及傳話人。他的立場乃是「軍事外交，在在堪虞，稍一失著，則崩潰可立至」。（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日記）因為他不倚靠職業性之外交家（這並不是對他們無禮貌，他親筆信給郭泰祺與顧維鈞，稱之為兄，自署為弟），有時失算。
一九四三年開羅會議期間蔣令宋美齡拜訪羅斯福，蔣夫人即提出借款十億元，蔣夫婦均未悉羅斯福不說不字輕易應允之習慣，以為借款到手，當日下午蔣又偕夫人親自再往羅處致謝。回國後更以政府名義頒發宋美齡青天白日勳章。但羅斯福見蔣後即告其子伊利奧調蔣為機會主義者，只是無其他人可以代表中國可與之合作，及羅往德黑蘭見史達林後再蒞開羅，更與史迪威談及如蔣不可靠則當物色可以替代之人。而蔣夫婦猶以為借款有望乃將正式要求提出。適值此時，由英國策動取消原向蔣提出以兩棲部隊反攻仰光之計畫。蔣因此計畫取消亦不願反攻緬甸。此兩事同時發生，經過史迪威等渲染，即在華盛頓產生傳聞，謂蔣借辭要挾，如取消兩棲部隊攻緬則須貸款。如既不攻仰光，又不供給款項，則中國亦不出兵。此傳聞給蔣造成極不良印象，不僅借款不得，反使蔣失去不少美國親華人士之支持。
從蔣之日記看來，他主持抗日戰爭始終無全盤計畫。最初向上海日本據點進攻，希望給對方至大之損害，亦未注意防範日軍在金山衛登陸，及至敵登陸成功，則蘇州附近沿太湖區域所築國防工事均棄而未用（李宗仁之《回憶錄》謂撤退部隊找不到鎖工事之鑰匙，但看來此系搪塞解說），直至對方即將兵臨城下，猶謂「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對國對民殊難為懷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日記）可見得此問題未有既往之籌謀。
他在南京失守之前曾寫出：「抗戰最後地區與基本戰線，將在粵漢平漢兩鐵路以西。」（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日記）此種想法言之成理，可是至此並未有在該地區作長期戰之配備的計畫，而且不止此也，翌年九江未失守前，國軍在彭澤附近反攻局部勝利，又燃起他的樂觀情緒，他已希望在江西阻截日軍攻勢。日記云：「鄱陽湖與廬山自宋明以來皆為我民族復興最後勝利之地。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與孫傳芳逆軍決戰亦在於此，遂以奠全國統一之基。今次與日寇在鄱陽湖決戰，若果得勝利，則為基督在冥冥之中保佑中華復興之效也。」（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八日日記）
至此他又望在江西決戰，而推翻以前在南北鐵道幹線之西決戰的想法。
有了類似之矛盾以及上述曖昧的地方，蔣介石經常為盟邦人士輕視；不少崇外之華人亦不以他為然。
中國長期革命的一個階段
我自己只為內戰後國軍潰敗流落海外重新上學，從此對世界史有了最基本的認識，又回味到年輕時，當下級軍官時的耳聞目見，更加以以後將近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之縱深，才領悟到蔣介石一生作為只代表中國長期革命的一個階段。中國並非先組成一個現代國家才對日作戰，而是借著對外戰爭開始組織一個現代國家。
蔣介石做事不能有條理，他的處置無從以數目字做主，因為他尚未掌握到一個現代國家之資源。抗戰不及一年國軍被驅入內地，所在工廠數只有全國原來稀少的工廠數百分之六，發電量只有全國百分之四。迄至一九三九年只能年生產鋼鐵一千二百噸，以後迭經資源委員會的經營增進，至一九四四年仍只年產萬噸（現今大陸每年用鋼材九千萬噸）。國軍情形，簡單說來，較外國新聞記者之揭露尤壞。
所以胡適說：「中國是一個中世紀的國家。」汪精衛說：「此仗如何能打下去。」都有實際之背景。而蔣廷黻謂中國人洞悉外洋情事而不明了本國內地實況，尤為一針見血之談。
當日國軍之大部尚系軍閥部隊拼湊而成。蔣只能以人本主義之辦法應付部下，此因新社會尚未產生，只能沿用舊社會習慣。李宗仁之《回憶錄》里提及他見龐炳勛時即稱「你是老大哥，我是小弟，本不應該指揮你」。如此以私人關係駕凌軍紀及權利義務之上，實為一般現象。據實寫來即有如《三國演義》。我當少尉排長時即須與部下班長勾心鬥角，稍不留意，我的指導權即會落在他們手中去。我曾在台北及哈爾濱兩次學術討論曾提及當日實情：「半似丐，半像土匪。」
我曾在書刊寫出：抗戰期間我帶著三十六個兵已經提心弔膽、夜不成寐。想著我們的師長領著四五千這樣的兵，擔任橫寬五十里、縱深百餘里的國防，依然安枕而臥，談笑風生，已經令人佩服。而最高統帥倚賴著三百多個這樣的師，竟與日軍百萬作戰八年之久，實在是不堪想像。當中必苦肉計有之，空城計有之。這樣看來，蔣介石實在是一個傳奇性的人物。是他後面有盧梭與黑格爾所謂「公眾之志願」（general will）的支持？還是他之成為最高統帥、中國的領導人，全是命運的錯安排？
過去兩年來我翻閱蔣文件之副本發覺，這些資料雖然經過裁剪與修改，在以上情形看來仍能對我們的問題作初步的解答。所以我甚想稱我書為《蔣介石粗傳》或《蔣介石初傳》，亦即初步作傳，將已知事實粗率寫出，只及於歷史為何如是展開，不及於歷史應當如何展開。
我希望讀者對他下道德之評議前先注意他親身之所經歷。
原載《歷史月刊》78期（1994.7），頁117—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