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戰爭的黎明 · 第三篇　常備軍時代

1　總論 理論家和政治家從一開始就並非不知道臨時徵募傭兵作戰的巨大劣勢。我們已經看到馬基雅維利這樣的思想家和弗朗索瓦國王這樣的政治家是如何著力於創造更優越的軍事組織，又是如何失敗的。這一領域實現進步的方式是理論家沒有提出過，哲學家沒有設想過，任何人不曾預料到的。傭兵團沒有被另一種來源的武士取代，而是通過長期服役轉化為常備軍。這個過程最早發生在西班牙，然後在尼德蘭，繼而隨著三十年戰爭而遍布於德意志全境，最終於17世紀和18世紀之交傳入英格蘭。 查理五世退位時[46]留下了6萬名野戰軍和8萬名衛戍部隊，這種狀況最後普及開來。戰後解散軍隊的弊病早就是顯而易見的了。人們現在還意識到常備軍不僅有政治上的好處，更有提升部隊基礎戰鬥力的軍事優勢。 軍事組織總是國家存續的最基本因素。歐洲整體的社會政治格局都隨著新的軍事組織而轉變。常備軍成為君主和議會的鬥爭焦點，由此在整個歐洲大陸將國王提升為絕對統治者，在英格蘭則先後讓斯特拉福德（Strafford）大臣和查理一世國王上了絞刑架。古代的附庸制度以貴族軍官團的形式重新出現。但常備軍脫去了國土傭僕兇悍野蠻的外衣，遵守更嚴格的紀律，募兵以外有徵兵為補充，而且隨著基本結構的變化，戰術陣形也有了更新。 西歐各民族為強大軍隊建立嚴整管理制度的過程極為艱難。集武士和企業家於一身的傭兵隊長的地位從中世紀一直延續到三十年戰爭，而且在三十年戰爭中達到了頂峰，因為國家當時還沒有能動的力量來替代這些企業家的能力和活動。 與企業家軍人相比，國家制度是軟弱無力的。儘管斐迪南二世皇帝治下疆域遼闊，有諸多王國、公國和伯國，但他仍然不能從國土徵集一支能與四海為家的冒險家、一再被他任命為統帥的恩斯特·馮·曼斯費爾德伯爵（Count Ernst von Mansfeld）的部下相提並論的軍事力量。瓦倫斯坦花費的巨資只有極小部分來自遺產或嫁妝，主要來自貿易和開礦——也就是說，來自合理合宜的國家機關本來可以自行利用的資源。哈布斯堡家族做不到。但巴伐利亞公爵馬克斯一流的人物能夠自領軍隊，無須傭兵隊長為中介。其他大領主漸漸也做到了這一點。 軍隊重大變化的一個先決條件，或者說一個副作用，是新型國家治理機關的出現，即官僚機構。官僚的任務是徵收稅款以充軍費，以及憑藉對經濟狀況（最終拓展到全民福祉和農業）的細緻掌控而儘可能提高國家的生產力。 國家如今以一種特殊的能動力量的面貌登場了，它不同於管理家族產業的地方領主，也不同於僅僅是國家管理對象的人民。上述區別對戰爭觀念和戰爭行為也產生了反作用。胡戈·格勞修斯（Hugo Grotius）闡發了戰爭是軍人的事務，與平民無關的原則。 我前面說過，第一個長期維持大規模傭兵的國家是西班牙，因為尼德蘭戰事必須要有一支常備兵力，甚至在西班牙與法國開戰期間也要如此。不過，這支西班牙軍隊內部長期延續了傭兵團的性質。如前所見，常備軍連帶的軍隊新風氣是在西班牙的對手奧蘭治領主莫里斯統率的尼德蘭軍隊中才發展起來的。古斯塔夫·阿道夫麾下的瑞典軍隊進一步發展了新軍制，但沒有完全消除舊傭兵團的品格。隨著三十年戰爭的結束，新軍發展的過程基本也完成了。現在各國都有了平時常備、定期發餉、遵守紀律的軍隊。 接下來我們要考察兩個最突出的例子——法國和普魯士。1 2　法國 學界曾長期認為敕令軍團（Compagnies d』ordonance）標誌著法國常備軍的誕生。但他們只不過是中世紀部隊的高度發展和組織化形式，其實中世紀也可以說是有常備部隊的，即領主親兵和城堡守衛。真正意義上的常備軍並非起源於騎士及其附屬部隊，而是15世紀末16世紀初出現的一種新式步兵。但在一段長時期內，法國本土步兵都很少。查理八世、路易十二、弗朗索瓦一世、亨利二世打仗用的都是瑞士步兵、國土傭僕加上法國騎士。就連16世紀下半葉摧殘法國三十年的內戰主要也是憑藉瑞士和德意志僱傭兵。在法國土地上實現騎士向現代騎兵演化的不是法國人自己，而是德意志騎兵。胡格諾戰爭沒有推動法國國民軍的進步，反而可以說使其退步了。各方打內戰依靠的是基本上隨意來去的支持者。引發胡格諾戰爭的是勢不兩立的、在宗教戰爭中尤為強勁的激情，由此帶來了獨一無二的騎士復興現象。貴族憑自己的意願，親自無償上陣參戰。他們確實作戰勇敢，但騎士軍制的反面也顯明了出來，1590年，帕爾馬公爵亞歷山大援救巴黎時機動避戰。以自願從軍的貴族為主體的亨利四世軍隊無計可施，終於瓦解。亨利說，他與帕爾馬公爵的區別歸根到底就是個錢字，如果他的財源多一些，他肯定能讓部隊保住。蘭克觀察到，來自波托西的白銀在歐洲常備軍精神的發展中起到了作用。1美洲金銀無疑幫了西班牙很大的忙。但後續事態表明，有序的國家管理和稅收制度不僅同樣能供應常備軍費，效果甚至還要好得多。兩者當然也是有聯繫的。我們必須重申一個前提條件，即發現美洲以來貴金屬的增多大大推動了以物易物經濟向貨幣經濟的轉化，因為在沒有高度發達的貨幣經濟的情況下，徵稅是極其困難的。本作第2卷中已經講述了古典時代貨幣經濟的崩潰，以及歐洲退回以物易物經濟對羅馬軍團瓦解所起到的作用。現在，我們看到了這一過程的反面：隨著貨幣經濟的重現，紀律嚴明的常備軍也再次發展起來。 胡格諾戰爭一直與對外戰爭相糾纏。直到1598年《韋爾萬和約》（Peace of Vervins）正式結束法國與西班牙的戰爭之前，內外戰勾連的複雜局面才告一段落，而且亨利四世在和約締結後只維持了少量軍隊。大部分騎兵團被解散，保留的團隊也大幅縮減，據說一團只有1500個騎兵。2根據一份文獻記載，3全軍有6757人，大多騎馬。另一份文獻稱，除了國王衛隊還有4個人數眾多的步兵團。4第三份文獻說全軍有100個連（company），當然加起來未必能上萬。 法國步兵的基礎是由皮卡第和皮埃蒙特地區的「隊」（band）逐漸形成的，他們現在被稱作「舊軍」（les vieilles bandes）。他們與瑞士步兵、國土傭僕不可相提並論，但還是被保留著，並在宗教戰爭初期改編為團（regiment）。這項舉措是由一個偶然因素推動的，即兩位步兵副將昂德洛（Andelot）和孔代（Condé）都是胡格諾教徒，一部分「舊軍」仍然忠於他們。貿然宣布將兩人解職的做法風險太大，於是弗朗索瓦·吉斯（François Guise）改組了忠於國王的部隊（開始於1561年，1569年明確完成）。5這就是法國步兵團的起源，團的數目逐漸增加，一直延續到大革命時期。 敘利（Sully）[47]這樣描繪內戰末期法軍的狀況：步兵只能靠抓壯丁而來，完全是靠棍棒、監獄和絞刑架維繫的。他們領不到軍餉，有機會就逃跑，憲兵看管他們就像圍攻敵營一樣。另一位法國人寫道：「軍隊就像一條排水溝，社會機體中的所有雜質都匯入其中。」6 1610年，亨利四世準備對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再次開戰（他因此被拉瓦亞克，Ravaillac刺殺）時據說手中有13個步兵團。敘利制訂了建軍5萬的計劃，「當年即可成軍，需時10個月」，需耗費1500萬法郎。 亨利遇刺後，法國再次陷入了衰弱和內亂，直到黎塞留（Richelieu）時期才逐漸好轉。在黎塞留主導下，法國參加了三十年戰爭，與哈布斯堡家族對抗。但由於法國已經近40年（1598年至1635年）沒有正經打仗了，所以軍隊依然很弱。到了1631年，黎塞留還宣稱法國合用的戰士太少，因此希望主要靠政治經濟手段，而非軍事手段參戰。71636年，新教一方在德意志的訥德林根吃了敗仗，皇帝方將領加拉斯有可能深入法國本土，約翰·馮·韋特（Johann von Werth）也可能從比利時進軍巴黎近郊。黎塞留號召法國人民奮起愛國，終於逐漸形成了一支真正的法國人軍隊。法國新軍編成，採用尼德蘭操術。與奧蘭治家族有親屬關係的蒂雷納（Turenne）也在其中接受了訓練。但法國國王的軍隊中仍然長期以外國人為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法國國王將魏瑪公爵伯恩哈德招致麾下，並在公爵去世後留下了他的軍隊。1638年，法國有36個本土團和25個外族團。 1640年，黎塞留號稱法國有15萬步兵和3萬多騎兵。但近年來的法國研究表明這兩個數字是相當誇大的，步騎加起來實際連10萬都不到。8一些連據說常常只有15人到20人，因為連長要吃空餉，部隊集合後就被解散了。 4年後（1644年），馬扎然（Mazarin）致信蒂雷納稱他希望儘可能招募德意志人，因為法國人部隊開小差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二。9法國要到愛爾蘭、蘇格蘭、瑞典和普魯士招兵。 1670年，法軍兵力總計13.8萬，其中4.5萬是外國人，占比超過三分之一。 1789年大革命爆發時，法軍共有69個法國步兵團和23個外國步兵團，總計17.3萬人。但我們無法確定其中實際服役的人數有多少。10 我們知道，團最初只是行政單位，是數目不等、人數不等的單元（Fähnlein）的集合體。戰術單元是方隊或營，它們的兵力和構成也會因地制宜。1635年，法軍的營成為團的下屬單位。每個營的兵力相等，但一個團包含的營數有多有少。 舊式敕令兵團向新式騎兵團的轉化特別困難。原來的團長不願意接受改編；舊軍中嘲笑輕馬載不動重裝騎士。第一次嘗試（1635年）在7個月後不得不被廢止，舊軍團恢復了獨立地位。晚至1638年和1639年還要頒布條令規定騎兵行軍時必須全程佩帶武器，必須布置崗哨等，違者處死。 儘管有重重困難，新制度還是逐漸站住了，法國貴族也貢獻了蒂雷納和孔代這樣懂得利用新軍事體系的統帥。 騎兵完全放棄了騎士作戰的傳統，以至於路易十四要在1676年下令軍官必須穿胸甲，違者開除，士兵可以不穿。進攻時，軍官要組成方隊的第一排。1715年之後，除將軍以外的軍官也不穿胸甲了，與士兵一樣只穿皮外套。11 新軍制的真正組織者是米歇爾·勒泰利耶（Michel Le Tellier）。他於1643年就任戰爭國務秘書，1668年將職位傳給了兒子盧瓦（Louvois）。12就連黎塞留當年也沒能真正整頓軍事組織。 年幼登基的路易十四上台初期，威尼斯大使南尼（Nanni）在報告裡說法國士兵襤褸赤足，騎兵馬匹低劣，但打起仗來還是跟瘋子一樣。 關鍵因素是軍餉。威尼斯大使安傑洛·科雷爾（Angelo Correr）的報告裡寫道，國王出了100枚杜卡特金幣，只有40枚用到實處，其餘60枚都被浪費或貪污。微薄又不定期發放的軍餉不可能控御軍隊。 勒泰利耶設立了文官「監軍」（intendants）。監軍被派給軍事主官，地位僅次於統帥，其餘軍官都必須服從監軍。監軍出席每一場將軍召開的作戰會議，參與每一項軍事、外交和行政事務的決策。他們要向統帥提出建議。財務、工事、軍糧、彈藥、醫院和軍事法庭，這些事項都要聽監軍的。 為確保軍餉到位，勒泰利耶首先規定軍餉發放必須有監軍或監軍下屬在場，如軍務專員、軍務長、軍隊駐地的市長或士紳。他後來又剝奪了團長發放軍餉的權力，改由監軍或軍務專員執行，而且軍餉與閱兵脫鉤，改成定期發放，通常是按月發放。 1650年，投石黨騷亂期間，勒泰利耶再次授予總督在本省徵稅的權力和職責，以供要塞駐軍所需。但他1652年就撤銷了授權，明確規定徵稅完全由國王負責。 同時，他還規定監軍及其手下專員要經常視察，甚至要突擊檢查，行軍期間也要檢查，確保全員到位。專員可逮捕違令軍官並沒收其財產。 到了緊要關頭，孔代、杜普萊西-普拉蘭（Du Plessis-Praslain）和蒂雷納有時還把自己的錢乃至銀器發給士兵，免得他們挨餓，哪怕不足以安撫士心。就連勒泰利耶本人有時也會募集資金，更不用提貪婪的馬扎然了。 每當稅收體系出問題的時候，勒泰利耶就會向士兵發放代金券，等稅收上來了再兌換成現金。不僅黎塞留時期的財務狀況不佳，馬扎然時期無疑也一樣，後者為自己蓄積了大筆錢財，卻毫不關心國家財政。路易十四時期，定期發放現金軍餉逐漸成為常態。 三十年戰爭時期，各支部隊還像是一個個小小的半獨立共和國。副將們自以為擁有同等的權力，互不統屬。勒泰利耶建立了軍階概念。他不得不對魏瑪軍特殊對待，因為這支部隊的組織形式不同於法國部隊，有自己的氣質。 軍官任命權逐漸從高官手中收回，所有軍官能否留任完全仰賴國王一人的意志。大貴族的首領和子弟仍然以團長（colonel）的身份世代擔任團長，而且常常很年輕時就上任。但他們只在作戰時履職，平時主要在宮廷中生活。團的實際負責人是中校（lieutenant colonel），由國王按照自己的意願從隊長（captain）中選任，他們是有經驗的、逐級晉升上來的軍官。 勒泰利耶革除了高級軍官身兼數職，領好幾份工資的弊政。他還試圖制定相關規定，要求軍官必須和部隊在一起，不得到巴黎尋歡作樂，就算任職宮廷的團長不行，其他軍官也要遵行。 他約束了高級軍官的奢侈之風，明確了現役軍官最多占有的馬匹數量：步兵上尉為4匹，中尉為3匹，憲兵為兩匹。 法國組建「舊軍」時只有少數貴族參加，13因此與德意志的情況一樣，背景各異的表現優異者都能升到領導崗位。但當局早在16世紀就採取措施以儘可能從傳統的、地位高的武士階層中選取軍官，也就是貴族階層，例如，就連胡格諾派首領德拉努都是這樣要求的。14從黎塞留時期開始，路易十四逐漸組建了龐大的常備軍，由此產生了明顯的衝突。政府和國家精神整體都要求軍官團完全由貴族組成。但可用的貴族不夠多。大批舊貴族陷入貧困，無力承擔軍官生活標準所需的額外花費。另外，上層資產階級和實任官員家庭的大批青年有意從軍。但貴族試圖通過排除其他人擔任軍官，主張軍官由貴族世代相承的手段來維持自身地位。於是，政府也儘可能偏向、維繫和培養貴族。如果放任各階層進入軍官團，貴族的特權地位很快就會消失了。由於貴族充任軍官，軍官團以貴族自居，所以法國人口中存在一個特殊傳統階層，他們有自己的風俗習慣、自己的榮譽觀念、自己的權利主張，在國王身邊的廷臣配合下，他們牢固地主宰著社會。此外，從特殊世襲階層招募軍官的做法造成並強化了官兵懸隔的現象，將軍隊割裂為兩個根本上不同的部分。歐洲羅曼與德意志各國的軍隊全都存在這種分隔現象，後來也被俄國的彼得大帝學了去。官兵分離是這一時期真正的特徵，並賦予當時的軍隊以截然不同於古羅馬軍團，以及16世紀的瑞士軍隊和國土傭僕的印記。15 一個特殊狀況強化了法國維護貴族軍官地位的傾向。儘管軍官是由國王任命的，但軍官將自己的官職賣給他人的情況常有發生，尤其是想要多賺一筆養老錢的中老年軍官。這種繼承協議被稱作「協約」（concordat），價錢非常高。但由此升上來的軍官並不總是乾材，而且沒有什麼比庸才居高位更能打擊軍紀的士氣基礎了。16路易十五時期的貝利昂元帥（Marshal Belle-Isle）大力打壓這股歪風卻徒勞無功，而且由於子弟有意參軍的資產階級家庭要比貴族家庭更有錢，所以打壓買賣軍職就成了打壓平民。如果不許資產階級參軍，他們就不能憑藉財富與貴族爭奪好差事。於是，縱觀法國大革命之前的整個時期，我們會發現國王頒布了一道又一道相關敕令，有時允許，有時限制，有時又禁止資產階級擔任軍官。黎塞留時期（1629年）有敕令宣稱，證明自身能力的士兵可以升到隊長，確有才幹者還可以再升。儘管看似開放，但敕令的基本態度仍然是軍官團以貴族為本。與16世紀的蒙呂克一樣，17世紀也有資產階級出身的卡蒂納（Catinat）升至最高軍職。但從整體來看，儘管身為平民的資產階級軍官人數很多，但只有極少數能爬到高層，而且有時軍官團准入條件苛刻到了與禁止無異的地步。平民進入軍官團的主要途徑是冒充貴族：找到3名或4名貴族簽字證明某人出身貴族，有任官資格就可以了，這種證明不難獲得。於是，大革命之前幾年（1781年）頒布了一道敕令，規定證明必須追溯到四代父系先祖。這意味著新貴子弟也被排除在外，要當軍官只能特蒙拔擢。17 因此，17世紀形成的軍官階層是中世紀世襲武士階層也就是騎士的進一步發展。他們的變化不僅包括外在的戰法，也有內在的變化，因為他們要遵循更嚴格的軍紀，而且軍階晉升全憑長官判斷。1685年《軍人操行》（La conduit de Mars）一書面世，旨在向軍官傳授與軍官地位相應的職責和行為規範。用雅恩（2：1255）的話說，它是貴族榮譽守則向軍人服役條令轉變的標誌。書中說軍官應當服從條令，但不能忘記自己的地位，而且應該抓住一切發財的機會。書中還說虔誠是有益的。 法國軍隊的軍官比例出奇得高。根據一份關於腓特烈大帝作戰經歷的總參謀部著作（1：114），法軍在1740年前後的官兵比例是1：11，因此中尉也全都要裝備火繩槍。普魯士當時的官兵比例是1：29左右，腓特烈大帝去世時大約是1：37，現在是1:50上下。就算1：11這個數字的依據是錯誤的，但當時法軍的軍官數量比現在還是高得多。18 如果資產階級被納入軍官團的過程從未完全停止的話，軍隊內部至少也有一道從士兵通往軍官的獨木橋。士官以上，軍官以下是「高級士官」（officiers de fortune），類似於海軍中的值班軍官（deck officier）或近年來的一級軍士長（first sergeant-lieutenant）。他們僅被視為士官，但通常出身書香門第。如果表現優異，高級士官可以在中年晉升為軍官。他們的專業知識和強烈的責任感對部隊凝聚力至關重要，尤其是騎兵，騎兵中有很多大老爺對服役不是很上心。後來出任瑞典國王的貝納多特元帥（Marshal Bernadotte）就是從高級士官升上來的。他的父親是一名受人尊重，後來更是引人注目的大律師，這決定了他從年輕時便引來了他人的關注。不過，大革命爆發時26歲的他已經參軍10年，連中尉都沒當上。19儘管他後來總算掛上了軍官肩章，但基本沒有升到上尉以上的指望。 團的兵員是通過徵兵充實的，勒泰利耶為此於1645年劃定了專門的徵兵區。1666年，士兵的服役年限規定為4年，隊長不得逾期強留，違者降職。 國王有時—1674年、1675年、1689年、1703年——仍然會頒布強徵令（arrière ban）來徵召騎士，甚至七年戰爭期間的1758年也徵召過。但他們基本上剛到軍營報到就會被送回去，說是不堪作戰，國王由此有了向貴族徵稅的一項手段，貴族可以不作為騎兵服役，只要交一筆代役金就算是履行義務了。1639年，應徵貴族必須提供兩名步兵代替自己服役。 晚至1661年路易十四登基時，法國還沒有統一軍裝。儘管勒泰利耶早在17世紀40年代就下令製造了制式武器和軍裝，但是只有部分團的團長為各連配備了制服。宗教戰爭期間，雙方會通過不同顏色的頭巾（casque）和外套（hoqueton）區分敵我，經常因長官和其他狀況而變。 1666年，勒泰利耶為火繩槍規定了統一規格，彈丸一磅為20枚。 當時只有幾座兵營；士兵寄宿於民家，士兵與房東的關係有細緻的條令規範，包括常駐和行軍借宿的情況。路易十四時期，越來越多的兵營建了起來。 從1666年開始，訓練場中經常會集合大批部隊進行操練，不僅有戰術科目，也有拉練比賽。 在後勤方面，勒泰利耶建立了常設倉庫，此舉對戰略行動至為重要。勒泰利耶本人不時會到前線視察監督軍需發放。我們之後會談到這套軍需倉庫制度的實效。 黎塞留之前已經設立了野戰醫院。勒泰利耶為其提供了資金，兼用於照料士兵和人道救濟。在18世紀，法國在這方面被視為典範。監軍總管杜韋爾內（du Verney）在七年戰爭致信克萊蒙（Clermont）司令時稱，法國或許是唯一設立野戰醫院的國家，這既是出於人道，也是因為法國人口太少，必須節約利用。他接下來又說，野戰醫院當然與駐地醫院不同。20 舊式傭兵的一大缺陷是隨軍者太多。士兵慣於帶妻子上戰場，以便做飯和照料傷病。由於有了規範的軍需倉庫和野戰醫院，軍隊就用不著女人給士兵幫忙了，於是禁止女性隨軍就成為可能。勒泰利耶甚至禁止士兵娶妻。 不過，常備軍中殘留著大量傭兵遺風，從抓俘虜索要贖金做法的延續就可見一斑。1674年，法國與西班牙籤訂了贖金定額協議：團長400法郎，列兵7.5法郎。21 勒泰利耶也關心退伍老兵的問題。一批老兵被送到修道院，由修道院負責供養，還有一批集中在連隊里做事換取報酬。但老兵寧願開小差去巴黎乞討為生。平民施捨老兵要受懲罰，乞討者本人甚至要處以死刑。1674年，路易十四建立了榮軍院（Hôtel des Invalides）。22 如前所述，米歇爾·勒泰利耶之子弗朗索瓦·米歇爾繼承並完善了父親的事業，後者的爵位是盧瓦侯爵。1662年，21歲的他成為父親的助手；6年後（1668年），28歲的他繼承了父親的職位，獨立擔任戰爭大臣。 1668年，《亞琛和約》結束了遺產繼承戰爭（War of Devo-lution），理應裁軍。盧瓦沒有照例裁撤單位，而是縮減了每個團的人數，將軍官和軍士全部留任，方便日後擴軍，那時只要把新兵分配到各個團就可以了。這項措施才真正實現了常備軍的概念，不僅節約了戰時組建全新單位所需的時間，而且與新建單位相比，這些老部隊還有很大的質量優勢。 為了讓全部兵力都能積極投入作戰，盧瓦於1688年設立了民兵團來承擔衛戍任務。野戰軍是志願入伍，民兵團則由地方提供，所以會有來自這樣或那樣的徵召辦法。但民兵團很快也零散承擔了一些野戰任務，而且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War of the Spainish Succession）[48]中被直接併入了野戰兵團。 隨著上述過程的推進，野戰軍也開始轉向徵兵制，儘管是間接的、溫和的和小規模的。但盧瓦在很久之前（1677年）就曾寫到，強征不構成開小差的藉口，如果這個理由成立的話，軍隊中就剩不下人了，因為按照盧瓦的說法，幾乎每個人都能提出關於入伍方式的異議。 亨利三世時期[49]曾有一道命令，說用來吃空餉的冒牌士兵都要砍掉鼻子，德意志地區也有同樣的規定。他們不敢懲罰真正的罪犯，也就是團長。現在情況有所變化。但這種詐騙行為直到很久以後才根除。到了1676年，盧瓦重申了砍掉鼻子的懲罰。 盧瓦對法國軍隊的最大貢獻或許是在軍政領域。他勤勉積極，一以貫之地執行完善父親創造的制度，執法常有殘忍之舉。他挫敗了一切反抗，根除違法之舉，警惕地掌控著一切。每當懷疑有錯繆失當之處，他都會親自到場並採取必要的措施。在這個方面，他在一定程度上堪與腓特烈·威廉一世相提並論。 規制完善的法國軍隊甚至歷經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的一次次失敗而不倒，並在後來的七年戰爭中證明了自己。1760年，斐迪南·馮·不倫瑞克（Ferdinand von Braunschweig）與一支法軍交戰，後者在組織度和裝備水平方面不亞於當年東渡萊茵河的路易十四大軍，而且兵力則更勝一籌，不少於14萬人。23 3　布蘭登堡-普魯士[50] 根本上講，德意志諸侯對高效軍事體系的需求甚至比法國國王還要迫切，因為法國國王至少在戰時可以招募大批傭兵團，德意志諸侯的資源卻不足以如此。德意志各地不乏建立新軍的廣泛積極嘗試，其兩大基礎是貴族的傳統封建義務和從未被完全忘卻的全民守土義務。諸侯任命有經驗的軍士將領，為其提供固定工資「待金」（Wartegeld），以便有需要時隨時率領徵召的附庸或市民農夫「代表」出征。巴伐利亞、符騰堡、普法爾茨、薩克森、普魯士等較大的邦國甚至建立了為數不少的民兵單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拿騷伯爵約翰（Count Johann of Nassau），他是協助奧蘭治領主莫里斯成功建軍的威廉·路易的弟弟。他的親屬在荷蘭實施的新軍思維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於是他想要將其引入德意志。眼見宗教戰爭正在醞釀，他建議國會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裝，用國民徵召兵取代僱傭兵。但他走得還要更遠。 奧蘭治領主莫里斯的成績為他贏得了巨大的聲譽，全歐洲的新教軍人都聚集到他的營中，目的是學習新的軍事體系。 但尼德蘭戰爭藝術依賴的不再是單純的經驗，而是學習與知識。於是，1617年，約翰在自己的首府錫根（Siegen）建立了一所面向年輕貴族和上層市民子弟的騎士軍校，教授工程、工事、炮術、戰術、數學、拉丁語、法語和義大利語，並延攬約翰·雅各布·馮·瓦爾豪森（John Jacob von Wallhausen）為校長。可惜我們對校長的出身和生平了解不多，只知道他當時在尼德蘭，自稱「在光榮的但澤城任團長、衛隊長」，並於1614年至1621年間發表了一系列長篇軍事理論著作。這些文字含有真知灼見，同時常有不加批判的虛構。1他竟然建議騎兵防禦時組成圓陣或方陣，2還讓步兵組成十字陣和八角陣。儘管如此，他的著作還是相當成功，曾被翻譯成法文。但我們看他的文字就會懷疑作者是不是缺乏定性，他剛乾了幾個月校長就被解職了。錫根軍校旋即廢止。1623年，約翰伯爵去世，沒有造成任何持久的影響。3 民兵也沒有取得任何成果。這些徵召兵在職業軍人傭兵面前穩不住陣腳。4西班牙人一來，普法爾茨人就潰退了。在布賴滕費爾德，薩克森人腳底抹了油。巴伐利亞選侯馬克西米利安寫道，1632年，他手下的巴伐利亞人在瑞典人逼近時「絲毫派不上用場，花在他們身上的錢全白費了」5。符騰堡人參加了訥德林根會戰，似乎在那裡被殲滅了，可惜除此之外就沒有他們戰鬥情況的明確記載了。 儘管布蘭登堡剛剛通過聯姻手段統治了普魯士、波美拉尼亞以及威斯特伐利亞和萊茵河下游的若干地域，政治前景應當更為廣闊，但它參加三十年戰爭時的戰備狀況還不如前面提到的邦國。布蘭登堡可徵召的附庸共有1073個騎兵而且編成了連隊，但這只是紙面上的數字。1610年，柏林市民拒絕進行打靶操練，理由是開槍太危險了，會嚇到孕婦。6但用1610年布蘭登堡首相的話說，憑藉傭兵打仗意味著「一半敵人在家裡，全部敵人在門口」7。 1622年，普魯士最高委員會向喬治·威廉公爵提交了一份「國防方案」，但被駁回了（1623年2月19日），「因為經驗再清楚不過地表明，與所有人的期望相反，在普法爾茨組織的國民自衛隊在大小戰爭中毫無實效」8。 我們可以這樣說，從胡斯戰爭到三十年戰爭的200多年時間裡，德意志軍事組織的理論與實踐是彼此矛盾的。理論上，人們還在談論附庸服役、徵召市民和民兵團，但在實踐中，打仗靠的是僱傭兵。 1557年，薩克森選侯向代利奇鎮（Delitzsch）發布了一道命令：「我鄭重命令該鎮及該鎮居民做好準備，有後續命令則可立即啟程。」1583年，他命令「我忠誠的伯爵附庸、騎士領主、市民和其他屬民及其親屬應隨時整裝待發」。一個人只有在「重病症狀明顯」的情況下才可以找同等級人員代役。9 要是我們從查理曼時起就有這種命令該多好！法律史和憲制史學者會從中得出怎樣的結論，在其基礎上又能建立起怎樣的制度啊！但它們只不過是空洞的虛言罷了。 16世紀諸侯掌握的少量衛隊被叫作「宮仆」。布蘭登堡選侯的衛隊有200人或略多。 隨著危險的逼近，議會批准建立一支臨時的小規模軍隊。1626年，瓦倫斯坦和曼斯費爾德進逼布蘭登堡時宣稱，如果選侯確實能封鎖國境，他們就願意遵守布蘭登堡的中立地位。但選侯沒有兵力去封鎖國境，而且儘管議會已經批准建立3000人的軍隊，那還是太遲了，再說議會也只批准了3個月時間。議會聲稱沒有必要維持軍隊，因為議會100年來已經為此徵收了沉重的賦稅，但依然沒有得到保護。 於是，兩支敵對的軍隊在布蘭登堡暢通無阻。1628年，瓦倫斯坦據估計在布蘭登堡搜刮到了200噸黃金。布蘭登堡只用2噸黃金就能組建起一支相當可觀的軍隊了。10 通過與古斯塔夫·阿道夫結盟，幾個布蘭登堡團成立了，但選侯首先要掏錢。 6年後，選侯跳到了皇帝一方，他計劃利用皇帝的援助資金組建一支強大的布蘭登堡軍隊，「效忠於神聖羅馬皇帝及其代理人布蘭登堡選侯殿下」。大軍的任務是將瑞典人趕出波美拉尼亞，但到了第二年，布蘭登堡大臣施瓦岑貝格就向選侯報告：「選侯殿下您要求用這片貧瘠的土地供養2.5萬人，那會讓國家徹底毀滅。不到5周前，在選侯殿下和加拉斯伯爵副將的大點兵中約有5000人報到。而根據選侯殿下的官員報告，現在只剩下不到2000名步騎了。」這種狀況的根源自然是籌款不足。如前所見，就連歐洲最龐大、最富庶的法蘭西王國當時也是如此。高效的稅制不是那麼容易建立的，如果議會極力反對就更是難上加難。議會不只是不想出錢，但財政問題的背後是憲制問題。當普魯士議會駁回了選侯率軍保衛議會的提議時，施瓦岑貝格寫道：「議會如果容忍了就是大傻瓜。事實上，如果選侯如此強勢地降臨普魯士，議會必將擔憂他會為議會立法，為所欲為。」11這樣的狀況在選侯的兒子統治期間實際發生了，選侯的曾孫更是變本加厲，建立了像「銅石一般」的王權。 據文獻記載，大選侯（Great Elector）[51]即位後馬上取消了布蘭登堡軍隊對皇帝和選侯的雙重效忠，從而建立了獨立的布蘭登堡軍隊。於是有人說，三十年戰爭慘痛經歷的真正果實就是布蘭登堡-普魯士軍隊的誕生。 這種看法必須予以重大修正。決定高舉權杖、讓君主權力擺脫並行的議會權力束縛、憑藉一支只效忠於選侯的常備軍讓君主獨掌大權的人並非腓特烈·威廉。恰恰相反，鼓吹乾綱獨斷的人是他父的顧問施瓦岑貝格。時人對喬治·威廉的批評不是他想要的太少，而是他想要的太多了。議會早在1640年就要求施瓦岑貝格「不要將議會當作反賊或奴僕對待」。這位大臣主要被批判的點是在國事上不用心。只要國庫里有了錢，他都會先滿足自己的欲求，軍人卻拿不到軍餉，破衣爛衫地四處走。議會對施瓦岑貝格暴政的控訴淹沒了新君。他沒有馬上認清病灶，只想結束父親過於宏大的計劃，並出於「國中慘澹，血流遍地」而與瑞典休戰。儘管他並不打算完全解散軍隊，但他還是希望裁軍。最後，布蘭登堡保留了125名騎兵和2150名步兵，他們的用途不是野戰，而是守衛要塞，因此全部裝備火槍。裁軍的主要困難是需要發放拖欠的軍餉，選侯為了獲取所需資源而大幅削減團長工資，從而引發了與團長的衝突。最後，選侯的堂兄恩斯特侯爵（Margrave Ernst）好不容易籌到1380塔勒，滿足了騎兵的要求。施瓦岑貝格創設的軍事樞密院和軍用金庫——其中的官員當然都是極其可疑的人12——被解散了，團長重新被賦予任命屬官的權利。過了一代人的時間（1667年），選侯給兒子們寫下了一條建議，「我一直後悔登基之初被人引入歧途，違心地順從了別人的建議，對我自己造成了極大的害處」，那條建議就是倚重盟友多於自身實力。13 選侯最後留下的軍隊儘管仍然多於議會所願，但已經不再是一支野戰軍了，而且在議會的堅持下，除了新奪取的科爾貝格（Kolberg）、哈爾伯施塔特（Halberstadt）和明登三處，其餘要塞的守軍兵力都削弱到了1631年古斯塔夫·阿道夫現身時的水平以下。 直到登基15年後，腓特烈·威廉選侯才組建了一支真正的軍隊。那是1655年，瑞典與波蘭再次爆發戰爭，可以說是三十年戰爭的餘波，選侯不得不選邊站隊。在與議會的持續鬥爭中，他取得了徵收長期稅項的權利（1653年徵收了為期6年的軍費），無須次次報批，他也曾在議會沒有批准的情況下強行徵稅。14一項規定臣民應「為必要的堡壘、要塞、戍所之守軍與維持費提供贊助」的帝國法令（1654年）幫了選侯一把。同樣重要的是選侯花大力氣整頓和理順了行政制度，用度不再盲目，而是有的放矢。於是，選侯於1656年在普魯士組建了一支1.4萬人至1.8萬人的統一軍隊，兵員來自他治下的每一片土地。他率領這支軍隊加入了查理十世的瑞典軍——當然是半脅迫的——並參加了華沙會戰。 1660年《奧利瓦和約》（Peace of Oliva）締結後，不包括衛戍部隊在內的野戰軍再次削減到4000人，但平時也要維持常備軍的觀念成為基本原則。直到此時為止，選侯的所有舉措都只能理解為建軍的前提是發生戰爭或出現戰爭威脅。但時至今日，儘管議會反對，但選侯明言效仿瑞典的「常備軍」（miles perpetuus）還是建立了。15腓特烈·威廉去世時留下了組織嚴密的2.9萬人大軍。 布蘭登堡-普魯士軍隊的發展史就是普魯士國家的歷史。 普魯士行政制度的基礎是將領土劃分為以區長（Landrat）為首的區（Kreise）。區長由本區貴族擔任，由本區大地主推薦，由選侯任命。區長的職責是監督居民與駐紮或過境部隊的關係、分配供應軍需的任務、分配寄宿兵舍、制定運輸規範、徵稅充軍餉或賠償軍隊造成的破壞。 區長的上級是前身為高級軍事委員會（Superior War Commiss-ariat）的軍務局（War Chamber），負責稅務和轉運的日常規範管理，監督樓房、倉庫、要塞等軍用設施的建造，發放軍餉，維護道路橋樑。1723年，腓特烈·威廉一世將軍務局與王室領地管理局合併為至今尚存的區政府（Bezirks-Regierungen）（1723年）。 起初，元帥是整個軍事系統的首長，軍令軍政一手抓。後來軍政事務被剝離出來，先由一人掌管，後由一個委員會負責（1712年），即全國軍政委員會（General Commissariat）。仿照之前對地方政府的做法，腓特烈·威廉一世將全國軍政委員會與全國王室領地委員會合併為國家政府（General Directorate）（1723年）。不僅是戰爭部，還包括大部分現有的部，特別是財政部和內政部。因此，從歷史來看，普魯士中央政府脫胎於軍事管理機關。16 瓦倫斯坦之前不僅要求占領區提供住宿和軍糧，還要出包括軍官在內的軍餉，最高級的軍官薪資可是一筆巨款。如有缺額，士兵就去自己搶。民政機關與軍事長官在協作中形成了一套行政制度，既能供給軍需，也不至於讓土地荒廢，經濟生活仍然可以繼續。平時政務（徵兵除外）保留在民政機關手中，有序收稅，改良稅制。17對布蘭登堡尤其重要和有效的一項是普遍消費行為稅（general excise tax），也就是1667年仿照尼德蘭模式引入的國稅。 常備軍一經建立便開始迅速膨脹。最初是因為與路易十四作戰的需要，繼而是因為波詭雲譎的大北方戰爭，等大北方戰爭結束後是腓特烈·威廉一世為爭取大國地位的初步努力，最後是因為腓特烈大帝的開疆政策。因此，找到兵源和財源同樣重要。 金錢來自於日益完善、愈發苛刻的稅收系統、對領地更加深入和系統的盤剝，以及強大的國家控制力，最後還有外援的助力。自1688年起，海權諸國願意為德意志諸侯提供資金，使其出兵對抗路易十四。1688年至1697年間，布蘭登堡獲得的外援不少於654.5萬塔勒，相當於軍費總額的三分之一。18有一夥廷臣痛斥優秀卓越的大臣丹克爾曼（Dankelmann）並促成其倒台，他們提出的一個問題是：外援肯定讓選侯富得流油，可他們的經濟狀況為何還是那麼窘迫？ 兵源比財源更麻煩一些。志願兵是不夠用的。三十年戰爭期間就偶有強征入伍的記載。蒙泰庫科利（《作品集》2:469）提議仿照耶尼切里的模式，將收容所中的「孤兒、私生子、乞丐、貧民」送去軍訓場，訓練成士兵。這一提議從未實行，找教官訓練老百姓耗費太大，成效太小。只有將強征入伍制度化這一條，沒有別的辦法。 軍官看到合適的人就會抓過來，用虐待手段迫使其入伍。另一種做法是攤派，規定文官必須為本區的團提供一定數目的新兵。這些措施的隨意性打破了一切法律觀念，對國家危害甚大，而苛政與腐敗是其必然的結果。文武官員都利用徵兵權抓壯丁，然後收錢放回。1710年2月10日的一份命令中寫道：「軍官大膽妄為，頻繁拿士卒做『正常買賣』，或者收錢放回，或者將其賣到其他連團。」19農民再也不願意運貨進城，因為害怕自己被抓住送給募兵官。為了逃避兵役，小伙子成群結隊地出境。1706年，波美拉尼亞總督報告道，徵兵手段和其他負擔會將臣民「徹底毀掉」。1707年，明登上報稱當地找不到年輕的農場工人了，因為徵兵把年輕人都趕到鄰省去了。1708年的一份條例規定，適役男丁「凡無助於公益者均應秘密徵召並送往要塞」，再由總督送交募兵官。到了腓特烈·威廉一世[52]國王時期更是變本加厲。儘管他上台時正好是對法戰爭結束前後，而且除了短暫參加北方戰爭，他並未發動耗費巨大的戰爭，但他還是需要更多人力，因為他將軍隊規模增加了一倍。徵兵徵得人都跑了，經濟也要毀了，各省當局紛紛以此訴苦。人民暴力抗征，總審計官抱怨說抗征造成了大規模的流血事件。儘管國王給別人下令防止暴力發生，但他本人主張強征那些不順從的市民、農民以及「行跡不端」的僕人，還針對徵兵自願原則做出警示，說應該「革除徵兵過程中的過分極端之舉，以平民怨」，所以「不過分的暴力行為」似乎是可以的。在現實中，一切照舊。 但在時人和這套制度的創造者都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一個關於軍隊與國家統帥的關係，以及以國家統帥為中介的軍隊-國家關係的重大理論變革發生了。 除了依靠徵兵的正規軍，腓特烈一世國王於1701年組建了地方民兵，承擔傳統的本土守備任務，兵員來自被「入伍」的市民和農民。腓特烈·威廉一世登基後馬上解散了這支軍事價值極低的民兵，但他堅持從軍是義務的原則並將其實施到了常備軍上。在必要性的強迫下，志願募兵變成了強制徵兵，完全沒有道德或法律的依據。腓特烈·威廉一世宣布（1714年5月9日敕令），青年男子「因其自然的出身、特定的秩序、至高上帝的命令，有責任和義務奉獻自己的財產和鮮血」；「永贖決於上帝，其餘萬事決於我」。有人認為這是宣告了普遍兵役制的偉大原則。但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它只是宣告以國王為具象的國家擁有對臣民的無限權力，可以隨需任意驅使。敕令中完全沒有號召全體國民為國戰鬥的觀念，而且最反對這種觀念的不是別人，正是腓特烈·威廉一世本人。在他眼中，當兵和其他職業一樣，只有受過必要專業訓練的人才能幹。兵就是兵，而且要儘可能當一輩子兵。要是志願兵足夠用的話，腓特烈·威廉一世是完全滿意的。他強征臣民入伍並宣稱臣民有從軍義務的做法只是同樣觀念的延伸，路易十四在法國做的也是同樣的事。20但正是通過邁出的這一步，軍隊與人民建立了一種前所未有的連結。而且從實際角度看，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徵兵行為是100年後頒布的普遍兵役制的前身。 當時經常有規定某團從某區募集兵員的協議，於是國王后來頒布了一份將這種做法普遍化的命令（1733年），史稱「軍區條例」（canton regulation），頗有傳奇聲譽。21 想法看起來很簡單，以至於我們不禁會想它為什麼這麼晚，直到國王上台的第十二年才有人想到。22當時的基本觀念仍然是志願募兵（recruitment），甚至到了後來已經完全是徵兵的時代，「募兵」的說法依然沿用。但是，給團乃至連一級規定募兵區的做法賦予了隊長一種截然不同的性質。許多隊長就是地主或者地主的親戚，之前更願意從自家地里「招募」農家子弟。這種主從關係並非毫無價值，但現在已經破敗了，募兵個人的熱情非常有限。大舉推行劃區改革的動因是隊長們公然搶奪兵員，偷募成風，由此產生糾紛。 新制度最大的好處是限制了隊長隨意抓壯丁的行為。此外，當局頒布了法令保護上層階級和某些對國家經濟有特殊貢獻的人群。貴族、文官的兒子、家產達到1萬塔勒的市民工商業者的兒子、經濟領域的官員、自有田宅的農民及其獨子、父親是神職人員且正就讀神學院者、從事有益於國王信奉的重商主義思想的各業工人，這些人都享有「軍區條例」的豁免權。豁免範圍後來大大拓寬了。但界限常常模糊不清，或者比人們認為的更加寬泛。例如，神職人員的兒子只在就讀神學院期間有豁免權——換言之，並非所有神學生或神職人員的兒子都有豁免權。柏林市不是「募兵區」，但軍官依然可以「隨處徵募出身低下的無業者，例如鞋匠、裁縫和類似平民的兒子」。因此，任意性還是相當大。要不是有一個外部因素施加了明確的標準，那簡直是完全不可忍受的。這個因素就是對「高個子」的偏好，尤其是腓特烈·威廉一世時期。士兵身高不得低於5英尺6英寸（約1.68米）。由於這項限制，絕大部分小伙子從一開始就不屬於適役人群。反過來看，5英尺10英寸（約1.78米）、5英尺11英寸（1.8米）乃至更高的人很難免於徵募，哪怕符合豁免資格。據說，母親會對正在竄個子的兒子這樣說：「別長個子了，免得被募兵官捉去。」 個子高的人未必就特別勇敢、堅韌和健康，甚至未必體魄強壯，所以這似乎只是君王的脾氣罷了。根本原因無非是壯實威武，樣子好看。羅馬軍團也有同樣的現象（第2卷）。但這樣做的好處是徵兵有了一個客觀準繩，也可以緩和引發民怨的任意性。在涉及生死的問題上，人還是希望由命運裁決，而非由人拍板。19世紀實行抽籤法也是同樣的原因。 隊長最早會把10歲的男孩編入兵冊，只要他覺得其「發育前景良好」。這些男孩可以佩戴一種特殊的帽飾（Puschel），還會領到一張證明，免得被其他隊長搶走。 七年戰爭後，腓特烈國王頒布了新的入伍條例，擴大了豁免範圍，取消了隊長的徵兵權，將徵兵工作交給一個團部與民政當局組成的聯合委員會負責。只徵收高個子的條款保留了下來，甚至由此引出了農家有數子則由個子最矮的一人繼承田地的奇特規定。23 過去的傭兵軍隊只要有機會就會抓丁補充兵力，不管領主是誰。現在徵兵讓部隊有可能達到滿員，但完全沒有杜絕徵募外國人的現象。恰恰相反，軍區劃分其實只是權宜之計，因為如果沒有徵兵作為補充，那麼境外招兵的數量和質量都滿足不了要求。當時的看法是境外招兵多多益善，因為那樣就保存了本國的勞動力。臣民賺錢交稅的用處比從軍打仗來得大。1742年，腓特烈大帝設定了一個目標：外國人組成的連要占到三分之二，本國連為三分之一。24募兵工作在蓄養軍隊很少，甚至根本沒有軍隊的德意志地區進行，尤其是在自由市招募。在波蘭和瑞士也招來了很多兵。為了替國王招募到合用的高個子士兵，普魯士募兵官只要有可能就耍花招騙人，甚至會動用暴力，而且不以為恥。就連德意志小諸侯的保鏢都免不了被普魯士國王「征去」。另一個大宗來源是由於種種原因逃亡的士兵，主要是逃兵懼怕懲罰，脫離了部隊又不願做或找不到平民的活計。從一份偶然傳下來的1744年花名冊可得：雷特貝格團（Rettberg Regiment）某連共有111名外國人，其中65人「曾效力於其他勢力」，也就是逃兵。另一個連有119名外國人，92人是逃兵。 歷次戰爭中，腓特烈大帝一直在鄰國募兵，甚至在梅克倫堡、薩克森、安哈特、圖林根和波希米亞這些敵境徵兵，乃至於強迫戰俘為自己效力。皮爾納（Pirna）投降後，他甚至企圖將薩克森軍官撤職，然後將薩克森全軍納為己用。結果當然很糟糕，一批薩克森營爆發兵變，射殺長官，逃向奧地利。 1780年，國王下令犯了偽造文書罪和煽動群眾罪的犯人服刑完畢後應充軍。 這樣招來的兵自然會大批逃亡。國王幾乎每一份軍事文書都會涉及防止逃亡的問題。用伏爾泰的話說，普魯士是一個「有許多條邊境線的王國」，大部分城市距離邊境只有不到兩天路程，這一狀況在平時為逃兵行了方便。士兵必須隨時彼此監視，甚至農民也有堵截、抓捕和送還逃兵的義務，違者處以重罰。 腓特烈國王在1763年5月11日的一封訓示信中寫道，軍官應該研究地勢。我們可能會設想這是為了作戰，但比對一下我們的設想與這封信的實際內容，18世紀和19世紀軍隊在訓練狀況乃至精神氣質方面的區別就會整個顯現出來。信中說： 國王陛下還發現大部分軍官在駐地行為懶散，甚至不了解所有軍官搜尋逃兵時都必須掌握的知識，也就是駐地周邊的地勢。因此，國王陛下命令團長給下屬軍官放一天假，任務是了解周邊山地、山谷、狹徑等處，各團換防時均應照此辦理。 到了戰時，行軍紮營都必須時刻想著防止逃亡。夜間不得行軍，林畔不得紮營，步兵穿越森林時應有驃騎兵從旁隨行。曾於1745年陪同腓特烈上陣的法國大使瓦洛里（Valory）在報告中寫道，由於害怕士兵逃亡，指揮官甚至不敢冒險將巡邏兵派到幾百步以外。25這種狀況甚至影響到了戰略行動，1735年，腓特烈·威廉一世聽從德紹領主利奧波德（Leopold of Dessau）的建議，拒絕率軍穿過摩澤爾沿岸荒地，因為逃亡的風險非常大。26 士兵的背景和品性如此，果真能作戰，果真能取勝嗎？早在三十年戰爭中已經有大量戰俘加入勝利者的軍隊。這些傭兵完全不在意為誰而戰，戰爭是他們的天職和生計，能做到轉換陣營毫無內心波動。被抓來的18世紀壯丁一定程度上依然如此。但現在有很大一部分士兵的心裡有很大意見，而且隨著軍隊的擴大，這些人的比例也越來越高，他們不可能成為舊式傭兵那樣的合用軍人。用強征來的、不情願的人組建有戰鬥力的部隊只有一種可能性，也只有一種可以理解的方式，那就是現在守紀律的常備軍是從以前的傭兵團轉換來的。 國土傭僕的桀驁之氣是不可能徹底消除的，因為總會有部隊解散、長官喪權的那一刻。服從只是暫時的約束，而非終生的習慣。隨著團的常備化，軍紀也有了一個全新的基礎。就算是三十年戰爭時期的傭兵團對待外面的百姓無法無天，但由於作戰需要的律令，軍隊內部還是有一套完善的上下級服從關係的，是有真正的軍紀的。到了現在，軍紀不僅平時也要遵守，而且越來越強化。前面已經講過奧蘭治領主莫里斯重新發現了操練的藝術，也可以說他將操練發展成了一門真正的技術，後來瑞典人借鑑了他的做法。如今這門技術不斷完善，被用來保證軍官控制部下、士兵服從長官意志。齊步走、持槍姿勢、踢正步、精準規定的站崗任務、齊射、敬禮規範都是向士兵灌輸服從長官意志的手段。但將一支部隊練出戰鬥力需要花費很多工夫、採用有力的方法。蒂利希（Dilich）[53]早在1607年就區分了單兵與單位，他說必須先練單兵，再練單位——從排、連、營再往上。德意志地區最早的操典是由黑森領主莫里斯（Landgrave Maurice of Hesse）創製的。瓦爾豪森的《步戰的藝術》（Kriegskunst zu Fuss）第70頁中就寫道，如果已經告訴一個人一次或兩次入列的方法，但他還是做不到的話，「那就應該好好揍他一頓，不打就學不會，那就用打而讓他學會」。這種情況在當時肯定已經相當嚴重了，因為拿騷伯爵約翰認為有必要指出，長官在操練中通過任意踢打或鞭打來懲罰士兵是一種惡習。27他認為懲罰士兵只應該用「管教」或「杖責」，因為會少一些令人畏懼的虐待。 腓特烈·威廉一世在1726年條令的第4章第11款第222頁中規定： 新兵入伍14天內不得承擔站崗或其他任務。在此期間，新兵至少要自己形成操練的意識，以便正常執勤，而且應當有人向新兵和善地說明各項規定，不得呵斥和辱罵，以免新兵初到軍中便消沉畏懼，而使其樂意從軍、喜愛從軍。操練過程中不得突然重擊新兵，更不能毆打或實施其他虐待，尤其是對待愚笨者和非德意志人。 腓特烈大帝曾明確規定：28「操練期間不得毆打、推搡或斥責任何人。操術是憑藉耐心和方法學會的，而不是靠毆打。」但他又說：「當一名新兵抗議或拒絕執行指令，或者態度惡劣時……則必須加以控制，但仍然要用合理的手段。」在現實中，所有報告都表明操練過程中的毆打現象太多了。但操練絕不是沒用的把戲。一名連長能在操練中讓部下聽到口令就立即做出相應的動作，到了戰場上就能指望通過下口令讓士兵頂著敵軍火力前進，而且為腓特烈的軍隊贏得勝利的戰術進步正是以精確的連隊動作為基礎的。 哪怕士兵心不甘情不願，他們也能通過紀律和操練結合成堅強的戰術單元。他們必須服從長官的命令，與其他人共進退。紀律越好越可靠，士兵的意願和其他品格就越不重要。於是，常備軍的各個特徵稱得上是相輔相成：人數多，軍中就有不情願、不好戰的成員；通過紀律將這些成員鍛煉成可用之兵，也讓更多這種人融入軍隊成為可能。底子越差，陣形就必須越緊密。軍紀讓個人幾乎完全消融在了戰術單元中。另一方面，操練帶來了紀律，紀律又讓操練得以精確化和細密化，如此不斷推進，個人幾乎成為機器上可以替換的齒輪。哪怕是最初赤裸裸地騙來或者野蠻地拉來，入伍時完全違背自身意願的人也會習慣這種生活，或多或少具有所屬單位的精神和自豪感。 在普魯士軍隊中，不僅普通士兵要遵守嚴格的紀律，軍官也一樣。莫爾維茨會戰（battle of Mollwitz）之後，年輕的國王進行了多項軍事改革，尤其是針對騎兵。他的手段極其嚴厲，以至於據說有400多名軍官請辭。29 腓特烈本人說過，儘管他的軍中有不可靠的惡劣分子，但就連普通士兵身上也具有強烈的軍人榮譽感。事實發展也證實了他的說法。他在《戰爭原理》（General-Prinzipien von Kriege）一書中這樣描述自己的軍隊： 我軍素質卓越，敏捷非凡，瞬間即可結成戰鬥陣形，而且行動迅速靈活，幾乎不可能遭到突襲。論起火槍手，哪一支部隊的火力能有我軍強大？我的對手們說，站在我軍步兵面前就像面對來自地獄的怒火。如果只用刺刀作戰，哪一支步兵能如我軍這樣穩健向前，毫不動搖？你到哪裡能找到更臨危不亂的隊伍？若要轉向衝擊敵軍側翼，我軍則立時可成，運轉自如。 在一個軍人地位最高、貴族中最優秀的人效力於軍隊、軍官都是有出身的人、就連平民百姓和市民農夫的兒子都來當兵的國家，軍人必然會有榮譽感。我軍的榮譽感確實很強，因為我親眼見到軍官寧願死守崗位，也不逃跑活命，更不用說就連普通士兵都容不下身邊有表現怯懦之人了，而放在其他軍隊里，這種人肯定不會被開除。我見過身受重傷卻不離開崗位，甚至不願意下去包紮傷口的軍官和士兵。 今天的我們很難放下當兵是年輕人的事的觀念。而舊普魯士軍隊約有半數在30歲以上，50歲以上者不在少數，個別人甚至年逾花甲。據估計，士官的平均年齡約為44歲。30 隨著平時常備軍擴大而來的一種看法是通過給部分士兵放假來減少開支。這種做法早在腓特烈·威廉一世時期就得到了系統的發展，後來更是逐步加強。軍隊不僅會放本國人回家，甚至會給外國士兵以「暫離人員」的名義放假。被放假的士兵會找平民的行當，於是腓特烈·威廉一世在條令中表示希望他們「不要遺忘本職，保持軍人本色，而不會變回農夫或市民」。軍隊只在4月至6月的訓練期才會集合。一直服役的人主要負責站崗放哨。31 與之前的法國軍隊一樣，普魯士軍隊在17世紀下半葉也產生了官兵懸殊的現象，這是常備軍的自然之理。普魯士的官兵差距比法國還要大，因為市民出身的軍官更少，而且沒有介於官兵之間的「高級士官」一級。普魯士軍中逐漸形成巨大官兵差異的具體過程有待進一步研究。32「軍官」一詞最初的意義比較寬泛，包括士官乃至軍樂隊成員。後來士官和軍官有了區分，依據是士官與士兵來自同樣的社會階層。於是，現代意義上的軍官團獨立出來，幾乎清一色是貴族。《痴兒故事集》（Simplizissimus）[54]中有一段抱怨，鮮明地體現了上述演變過程。文中將軍階描繪成一棵樹，士兵坐在最下面的樹枝上，上面是「砸背人」（Wamsklopfer），接著寫道： 他們頂上有一段光溜溜的、沒有枝丫的樹幹，樹幹表面有一層神奇的塗料，還有用妒忌心做成的特殊肥皂，無論上帝賦予他多麼強的爬樹能耐，一個人只要不是貴族就爬不上去，再有男子漢氣魄，再有本領，再有知識都不行。那段樹幹上面坐著連隊里的官（Fähnlein），有的年紀尚輕，有的老大不小。年紀輕的是被表親推上去的，不過歲數大的有一些是自己爬上去的，有的是踩著名為「賄賂」（Schmieralia）的銀梯子上去的，有的是運氣好，恰好沒有其他人選，於是一步登天。 再說一遍：上述過程在所有歐洲國家都發生了，但沒有一個國家像普魯士這麼極端。腓特烈·威廉一世即位後馬上下令，「非貴族者不得任命為槍隊兵長（准尉）」。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結束後，他將市民出身的軍官一概解職。33腓特烈大帝考察槍隊兵長時只要發現裡面有平民，就會親自用手杖把他趕出隊列。只有才幹非凡的平民才能得到他的青睞，例如，他器重的沃伊什將軍（General Wunsch）就是一名符騰堡牧師的兒子。 炮兵和驃騎兵不如步兵和重騎兵嚴格。炮兵其實仍然被視為介於技師和軍人之間，而驃騎兵作為輕騎兵是一群無畏的冒險者，基本不被允許結婚。腓特烈說，驃騎兵應該用馬刀尋求幸福，而不是用刀鞘（指陰道）。對於其他軍官，除非新娘家裡很有錢而且也是貴族出身，否則他也不會被准許結婚。 年輕貴族（容克）通常十二三歲就參軍了。 1806年，普魯士線列步兵中共有131名平民軍官，其中83人任職於衛戍營，只有48人在野戰團。但與法國一樣，普魯士也有偽造貴族頭銜參軍的人。有記載表明，樞密院官員會想辦法將三封關鍵的證明書加到朋友的人事檔案里。 起初，軍官與全國總司令的關係與國土傭僕中一樣是雙邊契約——當時叫作「協議書」（capitulation）。德夫林格（Derfflinger）[55]甚至曾以協議書被破壞為由拒絕隨大選侯參戰。下級軍官由上校任命，但後來逐漸改由總司令本人任命。 從少尉（ensign，本意為掌旗官）和中尉（lieutenant）直到元帥，或者說從列兵直到元帥的整套軍階制度幾乎在所有歐洲國家都是一樣的。這套制度中能看到西班牙、義大利、法國和德意志的影響，諸國又有彼此借鑑。34「司馬」（marshal）一詞經歷的變遷最令人注目。它的本意只是管馬廄的人，但後來有了許多文官的執掌。在法國，它一直有鐵匠和騎兵軍士的含義，但也有躍升為最高統帥的頭銜。「軍司馬」（field marshal）的頭銜出現於16世紀，意思是騎兵團長，與「步兵團長」對應（在錫沃斯豪森會戰中，阿爾布雷希特·阿爾喀比亞德手下有3名軍司馬）。但因為一開始戰鬥人員都是騎兵，所以軍司馬也會擔任軍政主管或軍營主管。蒙泰庫科利（2：210）給出的軍階排序是：主帥、副帥、軍司馬、騎兵司令、炮兵司令、副司馬。 普魯士是一個通過聯姻繼承而偶然形成的國家，領土東至波蘭（後來的俄國[56]），西臨尼德蘭，將各處領地統合起來的不是內部利益，而完全是王室。普魯士王室創造了軍隊和官僚系統，兩者又造就了國家的統一。軍官團對最高統帥的效忠就像騎士附庸效忠於領主一樣。因此，軍官團的形成是舊武士貴族傳統的延續，這種傳統在布蘭登堡、普魯士、波美拉尼亞、西里西亞這些邊境和殖民地區當然要比易北河以西的德意志故地強大得多。腓特烈的著作中一再表示平民不適合當軍官，因為他們天性慕利益而輕榮譽。但他並沒有簡單地說貴族適合當兵，他要求貴族必須服役，而且腓特烈·威廉一世曾派騎馬欽差從貴族莊園裡把男孩抓走，然後帶到軍官預備學校，令父母神傷。為了留住孩子，一批父母徒勞地出示證據表明自己不屬於普魯士貴族。但國王堅決執行命令，還告訴家長自己會好好照看他們的孩子。35腓特烈用同樣的方式強征西里西亞的年輕貴族。 但軍官預備學校基本不超過國民學校（Volksschule）[57]的水平，普魯士軍官團中真正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鳳毛麟角。貴族中間仍然流傳著古代哥特人酋長的觀念，即害怕校長教鞭的人不會成為勇猛的戰士。據說德紹領主利奧波德（Leopold von Dessau）不給兒子莫里斯提供任何教育，就是要看看孩子靠純粹的天性能達到什麼程度。腓特烈本人喜歡與法國人做伴。難怪貝倫霍斯特（Berenhorst）[58]在1741年就能寫下按列（column）排序，當時的貴族老爺們會問另一個人：「到底什麼是列啊？列的意思不是我跟著前面的人走，他走我也走的意思嗎？」36甚至到了19世紀下半葉，我國軍中以低地德語（Plattdeutsch）為母語的參謀和將軍中還有分不清與格和賓格。我對這一點有親身體會。1879年，我打算送我的學生，一名年輕的王子去軍官預備學校，於是找軍事訓練和教育系統的首長，一名騎兵將軍談這件事，他向我保證：「我特別重視語法。」[59] 在國土傭僕時期，軍官和士兵要遵守同樣的軍事條書。貴族軍官團的形成帶來了特殊的規定。腓特烈·威廉一世登基後不久便為士兵和士官制定了新條令（1713年7月12日），1726年又專門為軍官頒布了服役要求，規定軍官在服役期間要毫無疑問地服從，「除非榮譽受到侵犯」。腓特烈大帝後來明確了這條規定，說受辱的軍官在服役期間不得鬧事，「但服役期滿後可尋求適當的補救」。 國王憑藉貴族軍官團確保了軍隊的忠誠和戰鬥力。由於軍紀的作用，軍官團牢牢地掌控著部下，士兵面臨險境也會服從命令，因為他們懼怕長官甚於敵軍。國王對幾個單位在曹恩道夫會戰（battle of Zorndorf）中的表現不滿意，於是建議軍官實行杖責。羅馬百夫長當然也是用葡萄藤製成的手杖控制部下，羅馬軍團就是被這件器具練出了軍紀，擊敗了希臘人和蠻族，打垮了漢尼拔和高盧人，征服了全世界。 我在這裡要重申，國土傭僕當年有權選擇一位「兵頭」或者「使節」，作為士兵的「喉舌、父親和受託人」，代表他們與軍官交涉。他上任時會向眾人承諾：「永遠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兒子，為他們說話，讓統帥注意到每名士兵的需求和病痛。」他在軍餉問題上也會代表士兵的利益，哪怕他「一意為士兵講話」，讓統帥不悅。士兵們則承諾會一體支持他：「兵頭代表士兵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士兵的事。」瓦爾豪森早在三十年戰爭之前就反對過兵頭，要求廢除這個職位：「『兵頭』在部隊中弊大於利，不過是煽動士兵，鼓動譁變。」37這種狀況與18世紀的差別是多麼大啊！人們越是意識到紀律好的軍隊優於紀律差的軍隊，愉悅感和個人權利便越是被迫讓位於這條戰爭的法則。要求服從長官意志不僅擊敗了舊式國土傭僕的反對，更創造出一套與同一個世紀產生的人性觀念背道而馳的嚴厲機制。普魯士軍官對下屬有無限的權力，甚至不受投訴權利的約束。只有一種考量會讓哪怕性情粗暴的長官也會關懷下屬，跟下屬講道理，那就是士兵可能會不堪虐待而失去服役能力或逃亡，因為如果出了這種事，長官就必須自己出錢招人頂替。這個因素在禁衛軍中不存在，因為徵兵費用由國王而非長官承擔。但正因如此，腓特烈認為在禁衛軍條令中應該加入前文引述過的那一條，即軍官實施的懲罰必須合理，而且教訓士兵時不能說：「他就讓魔鬼帶走吧，反正國王會再派一個過來。」如果軍官「把手下打壞了」，他不僅要賠償手下，還要在斯潘道（Spandau）軍人監獄服刑6個月。長官應該善待手下，但「他們又不花長官的錢，所以長官也對他們不聞不問」。 薩克森元帥的著作中也表達了長官的利益必須與部下的利益相關，如此他們才能愛兵。他在《遐思錄》（Mes Rêveries）一書中反對由議會募兵，因為長官會任由士兵荒廢。 但夾道鞭笞把人打死的情況並不罕見。 讀者們肯定已經注意到，布蘭登堡-普魯士軍隊的編制在很大程度上基於法國模式。事實上，法國文化在當時就是世界文化，德意志地區的教育更是完全處於法國人的影響之下。被逐出法國，來到德國定居的胡格諾教徒為布蘭登堡軍隊提供了一批特殊的補充力量。1688年，布蘭登堡的1030名軍官中至少有300名是法國人，比例遠大於四分之一。1689年，腓特烈三世選侯親自率軍在萊茵河畔征戰時手下有12名將軍，其中4人是胡格諾教徒。軍事用語中也有許多來自法語。 我們通過比較18世紀的法國和普魯士軍隊會發現，儘管兩者在基本要素方面有相似之處，但也有相當的差別。 法軍操練只要掌握必要的步法就可以了。普軍則是每天都要操練，而且軍官和士兵在服役期間會不斷接到任務。軍官必須住在部下附近，以便收到通知後立即整隊。38 普魯士軍官團是一體的，法國則有貴族軍官和市民軍官的區別，貴族中又分為宮廷貴族和地方貴族。法國有一些未經嚴格軍官訓練的優秀青年團長和將軍。這可能是一項優勢，因為真正的帥才有可能年紀輕輕便被提拔上來。但歸根結底，這正是鳶尾花旗幟下的法國王軍的一大病灶。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和七年戰爭中的廷臣將軍們與曼特農夫人（Madame de Maintenon）和蓬帕杜爾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通信交流作戰計劃，彼此內鬥不休，欠缺殺伐決斷的氣質，而從長遠來看，行事果決正是領兵打仗的最關鍵因素。他們欠缺的不是個人的勇氣與鬥志，而是一個人整體上的真正的軍人氣魄。若要問法軍為什麼在七年戰爭中雖然占據極大的數量優勢，但與漢諾威、不倫瑞克、黑森這三個只得到普魯士和英格蘭些許援助的德意志小邦交戰時卻一無所得，答案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這一點。39 普魯士和法國軍隊的士兵都有很大比例是外國人。但法國是將外國士兵單獨編成團；普魯士當然也會臨時組建小規模的外國人——胡格諾教徒、波士尼亞人、匈牙利驃騎兵和波蘭槍騎兵——單位，但大多數情況下，外國人會與軍區徵召的士兵編到同樣的團里。1768年，普魯士軍隊據說有9萬名外國人，本國人則只有7萬名左右。40法軍以本國人為主，這似乎是一項巨大的優勢，但放在18世紀並無軍事意義，因為恰恰是本國的渣滓才參軍。儘管如此，這一區別對世界史的意義很大。法軍的國民軍性質雖然對戰鬥力沒有特殊的好處，卻足以避免實行普魯士那樣近於野蠻的嚴厲軍紀。法軍的懲罰手段里沒有打人這一條，軍官和士官的無限制毆打權利就更不用說了。41而在各種壞分子聚集的普魯士軍隊中，打人是不可避免的。 法軍在七年戰爭中屢戰屢敗、軍紀動搖，於是戰爭大臣聖熱爾曼（Saint Germain）試圖採用普魯士的治軍手段，將打人加入懲處措施，以此改善軍紀。法國人的自尊心接受不了，此議遂寢，但軍紀就此徹底敗壞。在法國整體君權衰落、人民主權觀念得到接受的時代，軍紀更是一敗到底。開闢世界史新紀元的法國大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正在於軍隊拋棄了國王，加入了群眾運動。由外國人組成的瑞士團依然忠於國王，法國團卻背棄了他。甚至在全面戰爭爆發後，先後由拉斐特和杜穆里埃推動的遏制軍紀敗壞、恢復軍隊秩序的嘗試全都因為軍隊的抵制而失敗。在軍隊中，國民自豪感比忠於國民軍總司令更重要，國民軍總司令這個職位與國民概念是對立的。普魯士不是一個民族國家，普魯士軍隊也不是國民軍隊，從而避免了這種內部衝突的出現。普魯士軍隊的弊病在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方面，並在1806年以駭人的方式呈獻了出來。 我們還必須認識到普軍和法軍的最後一個區別：與其人口和經濟實力相比，普魯士徵召軍人的強度要比法國大得多。 法蘭西王國兵力最多的時候似乎是1761年，也就是七年戰爭的最後一年，當時有14萬人在德意志，15萬人在本土和殖民地，總計29萬人，42占總人口的1.2%左右。大革命爆發前夕，法軍只有17.3萬人（79個法國人步兵團加23個外國人步兵團，僅約相當於總人口的0.7%。 1740年12月，普魯士有近10萬兵力，占224萬人口的4.4%。43腓特烈大帝去世時為20萬人，占人口的3.3%左右，不過當年服役時間超過10個月的士兵連一半都不到（82700人），但即便按後一個數字算，普魯士軍隊占人口的比例依然是法國的兩倍。44 4　操練與18世紀的戰術變化 三十年戰爭中的步兵是長矛手與火槍手混編。火繩槍射速太慢，精度太差，火槍手在開闊地帶無法抵禦騎兵進攻，而要靠長矛手保護。但即便是認為長矛相對於其他所有武器都有一定優勢的門多薩也曾說過，長矛兵很少在野戰中交手，發揮主要作用的是火器。那是16世紀末的情況。到了三十年戰爭期間的1630年，兵學家鈕邁爾·馮·拉姆斯拉寫道：「長矛更像是削弱敵人的工具，而不是戰爭的脊樑。火器賦予長矛以力量。」 步兵用長矛和刀劍作戰會被當作稀罕事記錄下來，1例如文獻中寫道，在1642年的萊比錫會戰中，「帝國步兵直接向瑞典長矛兵沖了上去」。格里美爾斯豪森（Grimmelshausen）在《斯普林菲爾德異聞錄》（Der seltsame Springinsfeld）（1670年）打趣道：「不必要地殺死一名長矛手就是謀害一名無辜者。長矛手只會傷害往矛上撞的人。」儘管如此，長矛手還是保留了下來。到了1653年，大選侯還下令衛戍部隊中必須有三分之一裝備長矛（從野戰部隊轉過來的）且要勤加操練。2 在昂澤姆會戰（battle of Enzheim）（1674年）中，長矛仍然發揮了一定作用，因為蒂雷納為了抵擋德意志軍的一次大規模騎兵進攻而結成了一個長矛兵大方陣，將火槍手圍在中間。敵軍騎兵不敢上前硬沖。3 但到了17世紀、18世紀之交，長矛逐漸退出了歐洲軍隊。在這段過渡期用來幫助步兵抵禦騎兵的獵野豬矛或拒馬並無多大實效。4 火繩槍與長矛混編被單一的帶刺刀燧發槍取代。這也賦予了常備軍與舊式傭兵團完全不同的面貌。通過將「錐子」插入槍管將火槍轉換成矛的想法由來已久。5但決定性的發明在17世紀中期之後才出現，也就是套在槍管外面的筒狀插槽，如此便可同時充當火器和近戰武器。但這種刺刀上起來還是很麻煩，直到允許士兵在刺刀裝牢的同時便捷裝填的刀格（cross arm）發明，這種新技術才完全實用化。 燧石大約在同期取代了火繩。6燧石具有明顯的優勢，尤其在雨天。但因為燧石發火不是次次都能成功，所以勒泰利耶在1665年的法國軍事條令中嚴厲禁止使用這種新武器。檢查中發現的燧發槍要立即銷毀，然後由該單位的長官自費更換。因此，當時出現了一種既有火繩又有燧石的火槍，但燧發槍很快就勝出了。一系列小改進——藥鍋、火門、藥鍋蓋、鐵通條取代木通條、方便插入通條的環7、槍托，尤其是彈藥紙包——不斷提升著火槍的效能，到18世紀初就形成了沿用一個多世紀的形制，期間只有少許變化。德意志解放戰爭中使用的火槍幾乎與七年戰爭一模一樣。[60] 從三十年戰爭後期開始，火器的持續使用和改進就讓步兵逐漸拋棄了盔甲，行軍能力的提高也反映了這一點。 由於常備軍中的士兵訓練水平更好，他們能夠越來越有效地運用越來越進步的火器。擺成6排的火槍手要通過迴旋戰法才能用上所有火槍，過程中很容易陷入混亂。現在6排陣被減到了4排，普魯士軍隊最後減到了3排，這樣只要讓第一排士兵跪下，所有火槍就能同時開火了。8腓特烈大帝甚至試圖讓陣形更加密集，將4個人占據的寬度從4步壓縮到3步。9通過持之以恆的訓練，這種陣形能夠將火力的迅猛度提升到最高。考慮單發射擊的精度極低，普魯士軍隊從一開始就不指望瞄準，甚至根本不訓練瞄準，而要儘可能快速地集體開火，也就是聽令齊射。腓特烈依然規定開火不應該太急，「因為開火前一定要看到目標」，但瞄準後來甚至直接遭禁。另一方面，眾人同射如同一人是重中之重，許多人同時開火被認為具有令敵人喪膽的效力。 在豐特努瓦（Fontenoy）（1745年），法國和英格蘭漢諾威聯軍的禁衛軍靠近到50步遠時都沒有開槍。雙方軍官都將第一槍大度地讓給對方。英軍發出的第一輪齊射造成了極大殺傷，法國禁衛軍幾乎全被消滅，余者逃之夭夭。 沙恩霍斯特在《戰術學》（第178段）說零星開火必須小心避免。開火必齊射。因為與不同位置的50人依次被擊倒相比，同時擊倒10個人更能讓一個營迅速撤退。另外，開火是要消耗彈藥的，彈藥打光了，火槍也就沒用了。燧石會變鈍，槍管會塞住，只能用蠻力才能將彈藥捅進去。最後，軍官會失去對部下的控制。 齊射最好由整營（battalion）或分排（platoon）進行。一個營站成3列橫隊，分為8個排。各排以極快的間隔按第一排、第三排、第五排、第七排、第二排、第四排、第六排、第八排的順序開火，火力接連不斷，騎兵找不到突入的空檔。但這種理想狀況只能才操練場上達到。根據勞埃德（Lloyd）的說法10，腓特烈本人說逐排開火是最好的，如果確實能做到的話。貝倫霍斯特回憶道，只有第一次齊射或許能按規定進行，或者有兩三個排能按次序開火。11他寫道： 接下來就是隨意射擊，槍聲此起彼伏，人人都是裝好彈藥就扣扳機，排和列都亂套了，前排士兵就算想跪下也做不到，從最底層直到將軍的所有軍官都不再能駕馭人群，只能等著看部隊到底是往前進還是往後退了。 這段描述帶有貝倫霍斯特一貫的諷刺誇張風格，但有一點說得沒錯，那就是操場上精準無誤，實戰中或多或少會出偏差。12 進攻的規範方法是步兵全線推進，逐排連續開火，最後上刺刀衝鋒。但現實中幾乎從來沒有到拼刺刀這一步；對面真的攻到近前時，守軍早就放棄陣地了。腓特烈說過，應該向士兵灌輸逼近敵人對自己有利的觀點，他保證敵軍那時不會繼續作戰。13我們會發現這些戰術完全符合軍隊的構成：普通士卒別無選擇，只能服從。士卒左邊有一名軍官，右邊有一名軍官，後面還有一名軍官，就這樣被帶著往前走。聽到命令時齊射，最後打散隊形沖向敵軍，基本不會真正交手。這種戰術不太依賴於士兵的意願，只要軍官管得住士兵，而且連危險人物也敢招進來。 關於齊射速度有一些不經之論。例如，馮·伯恩哈迪將軍（General von Bernhardi）在《當代戰爭》（Vom heutigen Kriege）（1：22），1912中寫道，18世紀的普魯士步兵一分鐘能開火10次。但這顯然是不可能的，於是有人懷疑這裡指的不是單兵單發，而是排的齊射；也就是說，不是同一個單位每分鐘開火10次，而是一個營每分鐘有10次整排齊射。但原文的意思確實是單兵一分鐘就算不能開火10次，至少也能開火8次。事實上，七年戰爭時期聽令齊射的射速上限是每分鐘兩到3次，之後也不超過4次。 步槍射程很近，最遠300步。400步外的敵人基本不可能被擊中。14 最大的難題是行進間射擊，甚至一直延續到今天。理想狀況是各排推進過程中且停且開火。但這在實戰中是做不到的，因為經驗表明一個單位只要停下開火，再想動起來就難了，而且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西里西亞戰爭[61]之間形成了一種觀念，即步兵進攻時最好不開火，只在防禦和追擊時開火。這樣一來，進攻前的火力準備完全由輕便的營炮完成，營炮由炮組拖曳伴隨步兵前進。由於火槍的有效射程只有300步，通常的開火距離是200步——事實上，與奧地利軍作戰時只有100步15——那麼問題就來了：當進攻方來到這麼近的敵方時，最好的辦法難道不是立即發起衝鋒嗎？站著不動開火只會讓敵軍的火力更有效。《遐思錄》一書曾激發腓特烈作詩探討戰爭藝術，作者薩克森元帥在書中建議不開火，直接進攻。德紹的莫里斯公子（Prince Maurice of Dessau）曾表示（1748年），他這輩子的願望就是國王陛下能命令他「不上彈向敵人前進」。事實上，腓特烈在七年戰爭初期曾下過不開火進攻的命令。戰史部（Military History Section）的研究中稱，不開火進攻是德國步兵戰法經歷的最激進的變化，且不利於自身，《軍事周刊》（Militär-Wochenblatt）[40（1900）：1004]中以更強硬的口吻表達了這一觀點。不開火進攻被說成是國王犯下的致命錯誤，布拉格和科林的慘敗就是有力的證明。但《軍事周刊》（94：2131）的另一位論者表示反對，他說國王之所以禁止開火，說到底只是為了限定開火次數，此說是正確的。16他主張國王希望儘可能限制開火次數，但也假定部隊如果無法推進，他們還是可以開火的。在洛伊滕會戰中，普軍再次進攻就是用的火槍。1758年12月，國王甚至直接駁回了不開火進攻的看法。因此，禁止開火併不構成戰術的根本性變革，而只是在嘗試如何完成一個沒有明確合理解決方案的任務。 根據一份高質量文獻17，我們還要補充一點：儘管普軍發射了大量彈藥，但他們對敵人造成的殺傷並不比敵人對他們造成的殺傷更大。因此，與嚴謹操練和踢正步相比，射擊練習為普魯士軍隊帶來的主要是間接收益，也就是強化紀律、訓練士兵保持秩序、維持戰術單元的穩固。 既然步兵已經從方陣變成了線型陣，經驗又表明單線太容易被擊破或穿透，於是步兵組成了前後兩線，也就是雙梯隊。我們從第二次布匿戰爭中了解到了梯隊布置。但古代與現代梯隊戰術的起源和發展過程有所不同。儘管武器不一樣，但是採用梯隊的原因和目的卻是相同。第二梯隊固然用不上自己的武器，卻可以堵住第一梯隊的突破口，18支援薄弱點，實施側翼包抄，必要時還可以擊退來自後方的進攻。第一梯隊越是單薄（只有3排），就越是需要第二梯隊的支援，某些情況下甚至會有第三梯隊、第四梯隊。與第一梯隊不同，第二梯隊不必組成連續的戰線，營之間可以留出間隔，因此單位數較少。梯隊的間距在150步至500步不等。19 為了給這種陣形下極為脆弱的側翼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撐，兩個梯隊之間會布置一個朝向側面的營，於是陣形整體類似於長矩形。 縱深越小，正面就越寬大，這對發揮武器威力極為有利，尤其是進攻方成功包抄對方的情況下，但實施難度很大。然而，讓一大群人排成整齊的一字長蛇，然後邁步前進，保持隊形不散在平整的操場上都不是易事，那麼到了不平整的地形上，更是只有訓練有素的長官和久經操練的士兵才能做到。勞埃德有言，一支部隊以緊密戰鬥陣形往往要用幾個小時才能前進1千米多一點。博延（Boyen）（1:169）在回憶錄中寫道，親身經歷讓他明白一個在會戰當日展開為線列的營很少能有序行動，甚至根本無法有序行動。指揮官的聲音在亂糟糟的環境中傳不遠。在1797年面世的《戰爭藝術史》（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一書中，作者霍耶（Hoyer）寫道： 因為組成規整的一字長蛇並非易事，從縱隊部署為線陣更是近乎不可能，所以最精明的戰術家對兩者都進行了實驗。經過努力，他們展示了行軍進退時排成各類縱隊、要衝鋒時再展開為一排或兩排線陣的做法。這對部隊提出了前所未知的靈活性要求。 普魯士軍隊不僅將不知疲倦的熱情投入到常規訓練中，更努力追求完滿、速度和敏捷，尋找更完善的新陣法。國王本人、將軍們、為普魯士效力的不倫瑞克和安哈特公子們乃至軍官團整體都充盈著同樣的激情。這種創造性活動最了不起的產物就是斜線陣。20 隨著步兵為了加強火力而不斷縮減陣形縱深，不僅有序行動的難度太幅度提升，側面和側翼的概念也愈發重要。方陣的正面和側面有著同樣的強度。而線陣越薄，側面就越脆弱；線陣越長，側翼便越是尤為關鍵。於是出現了不以正面硬攻決勝，而是攻擊側面或側翼的思想。 早在三十年戰爭中，防守方列陣時會利用地形屏障來掩護側面（1620年的白山會戰），原因正在於此。還有人試圖攻擊敵軍側面（1636年的維特施托克會戰）。21 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出現了側翼交戰。進攻方不是同時攻擊對方的整個正面，而是減少一翼的兵力來強化另一翼，企圖憑藉後者打垮對面的敵軍，儘可能實現包抄。赫希施泰特（Höchstädt）會戰似乎是按照這樣計劃的，但沒有實施出來。拉米伊（Ramillies）和都靈（Turin）兩場會戰都是側翼交戰，但更多是因為特殊地形條件而非戰法本身。但馬爾普拉凱（Malplaquet）會戰的計劃完全是側翼交戰，但由於若干失誤，實際仗並沒有那樣打。 軍事理論也開始探討這個新問題了。之前就有從古典學問出發研究側翼交戰的，人們也不斷從古典時代吸取養分。現在伊巴密濃達的斜形陣被想了起來，還有韋格蒂烏斯的一段話： 兩軍碰撞時，我軍左翼後撤，脫離敵軍右翼，退到所有遠程武器的射程以外。這時，由精銳步兵和騎兵組成的我軍右翼壓向敵軍左翼，通過肉搏戰將其打穿或包抄，以便從後方攻擊敵軍。左翼和右翼反過來也一樣。 如果不算普魯士公爵阿爾布雷希特的教條著作，22那麼第一位現代軍事理論家似乎是蒙泰庫科利。他在1653年面世的《論戰爭藝術》（Von der Kriegskunst）（德文本於1736年出版，《蒙泰庫科利作品集》2：68）中給出了一條規則：「精銳要布置在兩翼，強勢一翼發起進攻，弱勢一翼拖住敵軍。」他在其他地方也表達了類似的思想（2：352）。 克芬許勒（Kheverhüller）在1738年出版的《兵事要略》（Kur-tzer Begriff aller militärischer Operationen）中有一段顯然基於蒙泰庫科利觀點的話：「最優秀的人要放在側翼，先讓最強的一翼出擊接敵，兵力較弱的部分則要晚一些進攻，用散兵或地利拖住敵人。」 法國人福拉爾（Folard）寫過一部波利比烏斯專著，腓特烈大帝下令並親自參與製作了該書的摘要版。摘要版在腓特烈大帝最重要的大作出版之前面世，題為《戰爭中的新發現》（Nouvelles découvertes sur la guerre），書中詳盡探討了留克特拉會戰和曼提尼亞會戰（第2部第7章），指出了斜線陣的優勢，讚揚了伊巴密濃達的天才。 腓特烈從另一位法國人弗基埃（Feuquières）身上學到的東西甚至比福拉爾還要多，他將前者的不少文字直接搬到了自己的訓令中。但就我所知，弗基埃沒有提到斜線陣。因此，斜線陣思想在腓特烈上台時已經存在了，而且有過實踐。但相關理論要麼不完善，要麼傳播不廣。至於實踐，儘管有過幾次嘗試，但尚未取得重要成果。儘管如此，我們必須假定斜線陣在有文化的軍人圈子中肯定是老生常談了。這是一個流傳中的概念。恰在此時，老元帥皮伊塞居（Puységur）（1743年去世）為完成自己的大作《戰爭藝術》（Art de la Guerre）做了最後一次嘗試。他早在近半個世紀前就動筆了，直到1748年才被他的兒子出版。這部著作中清晰而詳盡地討論了斜線陣（ordre oblique）（1748年版，1:161及之後；2:45及之後；索引，2:234）。腓特烈曾寫自己基本上讀過每一本軍事史著作，他首次上陣時頭腦中無疑是有斜線陣觀念的。國王在莫爾維茨會戰中的布置是右翼強於左翼，特別是重炮放在了右翼，而且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削弱」了左翼。23但這並不是一場真正的側翼交戰，因為決定勝負的不是強大的右翼，而是損失輕微的左翼的前進。因此，通常的看法是普魯士軍在莫爾維茨的斜線攻勢根本就不是斜線陣的實例，而只是巧合。我也曾長期認可這一理解，但根據赫爾曼（Herrmann）和凱貝爾（Keibel）的研究，我得出了此說不正確的結論。無論如何，從莫爾維茨會戰起，斜線陣就成為主導觀念，腓特烈奮戰決勝的會戰中主要也是採用斜線陣。 斜線陣思想的應用表現出了國王實戰戰術的鮮明個人特色與創造性。這種觀念的理論與實踐早在他之前就有了，但並未結出任何果實。想法本身很簡單也很古老，但用起來很難。 強化一翼，弱化另一翼當然簡單。但如果敵人料到了，他們要麼會如法炮製，要麼會衝擊我軍較弱的一翼。直到採取攻勢的一翼順利包抄敵軍，斜線陣才算大功告成。但敵軍不會輕易暴露側面，而會儘可能在對方可能來攻的方向擺出一個直角。於是，進攻方不得不繞一個大圈子，或者在敵人眼皮底下調轉方向。再加上線列戰術的基本要求是正面儘可能連續完整，難度就更上了一層。24皮伊塞居說過，過去各營是棋盤式排列，留有間隙，但許多大戰正是輸在這一點上，因為敵軍可以順著間隙包抄各營。25 他接下來說，於是人們把間隙縮小了，但步兵營和騎兵隊完全不留間隙的那一種陣形無疑是最強的。腓特烈時代普遍採用的正是這一種陣形。所以，他要做的是在連續正面推進的同時，由傾斜布置的騎兵和炮兵找機會包抄敵軍。26 當然，斜線陣本身不會帶來任何優勢。只有當進攻的一翼實力強於對面，而削弱的一翼能夠牽制住數量更多的敵軍時，優勢才會顯現。因此，優勢兵力下的斜線陣不僅必須全線推進，而且行動必須要快到對方來不及反制，進攻的威力源於突然性。斜線陣的最高境界是包抄敵軍正面。 在德軍總參謀部資料中，斜線陣概念僅限於步兵和完整連續的步兵正面。據說，腓特烈國王是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西里西亞戰爭之間才產生了這個想法。按照這種理論，斜線陣就是側翼戰法（wing battle）的一個特殊亞種，兩者要做嚴格的區分。原則上講，明確細化術語含義不能算錯。但區分嚴格到這種程度是沒有文獻依據和可行性的，因為歷史和實踐中的界線是流動的，騎兵和炮兵都沒有被排除在外。27因此，我傾向這樣來界定：斜線陣是側翼戰法的一種特殊形式，其中戰線整體形成了一條間隙儘可能小乃至於連續的正面。側翼戰法的一大要義是一翼在前，一翼在後，實施進攻的一翼加強兵力並伺機打擊敵軍側面乃至後方。因此，上述特徵也適用於側面戰法（flank battle）的亞種——斜線陣。斜線陣作為側翼戰法的亞種是符合當時的基本戰術的，而且從斜線陣的內在邏輯來看，它也是從當時的基本戰術衍生髮展而來的。加強進攻的一翼可以在步兵第一梯隊前面添加一個梯隊（當時叫作「攻兵」），也可以在後面配置一支預備隊，也可以加強騎兵或炮兵。 前面已經講過，我們絕不能認為部隊展開成簡單的線列是隨便就能做到的事，而是戰術的一大成就，那麼展開成斜線就更是如此了。起初，腓特烈只是命令一翼走得比另一翼快。但這自然不會奏效。正面必然會產生斷裂，而當營長試圖填補空隙時，陣形就亂套了。在1746年到1756年的10年間，腓特烈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入手，孜孜不倦地尋找斜線陣最恰當的實現形式。28為了做好斜線陣，他接連構思和檢驗了不少於8種不同的方法。終於，他找到了他眼中最好的一種方法：梯次進攻。 之後一直到1806年，普軍都以極大的熱情來發展運用梯次進攻戰法，即各營不是排成一線，而是排成類似階梯的樣子。但這種戰法的重要性被大大高估了。分析到最後，其結果不過是各營在極短的時間間隔內依次投入進攻，相鄰兩營之間不會超過幾分鐘，最後每個營都與率先發起進攻的營齊平。唯一一場大體按照這種斜線梯次進攻概念來操作的戰鬥是洛伊滕會戰。即便在洛伊滕，發揮決定性作用的也不是梯次進攻，而是國王將普軍出其不意地轉向奧地利軍左翼，且沒有引起對方的注意。他實施的是縱隊變梯隊，普軍原本分四路縱隊前進，每個縱隊各包含第一梯隊和第二梯隊一部，另有前出的第五路縱隊，接著國王命令各路縱隊以排為單位調轉特定角度，沿著敵軍正面走了2英里（約3.2千米）多，直到抵達奧地利軍左翼邊緣的對面。這時，之前留有相當大間隙的各排組成線列。29如此一來就形成了3個梯隊（包括前出梯隊在內），後面還有驃騎兵為第四梯隊。普軍以此陣衝擊奧軍，雖然沒有達成迂迴或包圍，但仍然憑藉4個梯隊的縱深占據了數量優勢。各營以梯次進攻，而非同時進攻這一事實並無特殊意義，國王在自述中甚至只是順便提了一嘴。30可以說，各營依次出擊增強了普軍正面在奧軍正面前方組成的斜線陣進攻時的力度。但普魯士軍之所以形成了泰山壓頂之勢，是因為全軍結成密集的窄小正面攻向奧軍左翼，而完全不碰奧軍右翼（奧軍正面全長達4英里，約6.4千米）。於是，奧軍右翼還沒來得及援救，左翼就敗了。儘管普軍只有4萬人，奧軍則有6萬以上，但普軍在會戰的每一關鍵處都具有數量優勢。 因此，關鍵因素不是梯次進攻，甚至不是斜線陣，而是讓普軍指揮官帶領部隊秩序井然地沿著敵軍正面逼近敵軍一翼的戰術機動能力，以至於敵軍竟來不及出擊擾亂。 敵軍並非對類似觀念一無所知。羅斯巴赫會戰（battle of Rossbach）的情況與洛伊滕會戰恰好相反。希爾德堡豪森（Hildburghausen）和蘇比斯（Soubise）試圖迂迴普魯士軍，但行軍途中遭到部署完畢的普軍進攻，普軍殺入奧軍縱隊，徹底將敵軍衝垮，自己幾乎沒有損失。假如奧軍在洛伊滕會戰中沒有坐守，而是找準時機出手，那便必然會取勝。 從三十年戰爭到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之間的步兵戰常會演變成一系列纏鬥，諸軍各自為戰，彼此關係不大。操練的精確化和戰術單元意識的不斷強化也改變了戰鬥的性質。作戰中要儘可能避免糾纏於一地，因為那樣會破壞戰術單元。腓特烈明令禁止將士兵部署在房屋中。赫普芬納將軍（General von Höpfner）在《1806年戰爭史》（Geschichte des Krieges von 1806）第480頁中準確地描述了腓特烈的戰術： 這些戰術完全依賴於首次衝擊。全軍以線列推進，各營進行幾輪齊射後直接上刺刀。一擊不成便大事去矣。大王將全部兵力投入到一次進攻時，無疑是知曉這種戰法的弊端的。但他知道的破解之法只有預備隊和梯次進攻而已，這樣手裡最起碼還有一支可用之兵。但這不是為了猛攻，而是為了對付沒有一觸即潰的敵人，接下來馬上就是雙方投入全部兵力的平行交鋒。 明確的界線當然是不可能畫出來的。哪怕是在腓特烈的時代，首次進攻也未必能決定勝負；戰鬥有時會拉得很長，但總體而言歐根（Eugene）和馬爾伯勒（Marlborough）[62]的部隊打起仗來更接近拿破崙，而非腓特烈，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這兩位統帥和他們的部隊行動更靈活。恰恰是因為普魯士軍隊的操練制度太完善，對步法和動作做了嚴格的規定，所以他們才墨守成規，作戰時難以放開手腳。 普魯士軍隊將線列戰術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但不僅沒有消除，反而加劇了這種戰術的內在缺陷。地形稍有不平，隊形整齊、一齊開火的步兵營就會陷入混亂，而且他們也不能在村莊或森林裡作戰，要遇到奧地利軍中出身山野、深知如何在破碎地形作戰的精銳克羅埃西亞輕步兵更是雪上加霜。這些非正規軍從隱蔽地點開火，普軍的齊射無可奈何。在羅布西茨（Lowositz）和科林會戰中，他們在正面戰鬥中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另外，普軍在洛伊滕取勝的部分原因或許正是克羅埃西亞部隊顯然不在場。 七年戰爭開始時，國王組建了4個散兵營作為輕步兵，戰爭結束時有26個營。但普魯士散兵比不上奧地利的潘都爾兵（pandours）和克羅埃西亞兵。這些邊民仍然過著半蠻族的生活，與土耳其人衝突不斷，為奧地利女大公瑪麗亞·特雷莎提供了獨特的戰士資源，而普魯士國王是沒有這個好處的。他一再抱怨這些毫無紀律的部隊觀察普軍路線，採用旁敲側擊的游擊戰法，對普軍造成了嚴重殺傷。文獻中對普魯士散兵實際成效的描述不完整且不確切。儘管他們取得了個別戰果，但國王本人對其評價不高。1779年5月24日，他給陶恩欽將軍（General Tauentzien）寫信說，散兵營的軍官「總體上行事拖沓、資質低劣」。對他來說，這些單位只是無法避免的惡，而且由於腓特烈本人沒有正確理解散兵的性質，也沒有給予其適宜的訓練，所以他們更不能做出了不起的成績了。若想打好散兵戰，士兵要麼有強烈的好戰傾向，比如克羅埃西亞兵、潘都爾兵和哥薩克，要麼有強烈的作戰意願，以便通過系統訓練習得軍事素養。但普魯士軍官團的思想里不存在此種訓練的空間。在不倫瑞克的斐迪南這樣的大人物筆下，奧地利潘都爾兵和克羅埃西亞兵「總是像盜賊一樣躲在樹後面，從不像真正的勇士那樣在開闊地露面」。31國王本人的看法也差不多。他怎麼能在自己的軍中系統地培育如此可鄙的精神呢？但散兵畢竟是不可缺少的，於是就出現了這麼一個醜惡的怪胎。 普魯士散兵營的兵員素質不比線列步兵營更好，反而更差。散兵營里沒有本國人，只有冒險者、逃兵和無賴，他們與正規步兵的唯一區別是缺少賦予後者力量的要素——軍紀。你可以教被拉來的壯丁按要求走整齊的隊列，但不能這樣要求獨立射手，他們要憑藉自己的眼力和心意尋找掩護，要一心一意地前出作戰。邁爾（Mayer）、吉夏爾（Guichard）和哈爾特伯爵（Count Hardt）等個別將領竟然能帶著這些近乎匪幫的部隊取得戰果，這真是怪事。32除了散兵營，普魯士出於類似目的還組建了獵兵（Jäger）連，但獵兵連的成員是可靠幹練的本國林務官子弟，參軍後有希望進入林務局工作。 我們前面追溯了直到古斯塔夫·阿道夫為止的騎兵發展歷程。他摒棄了迴旋戰法，將手槍降低為輔助武器，命令騎兵以闊劍為主要武器，結成密集陣形發起衝擊。後來的發展也是沿著這個方向。成敗全在於排成密集隊形要儘可能長，衝擊要儘可能迅猛。但這是非常困難的，需要極大量的操練，而且馬上操練的難度非常大。因此，希望節約馬的氣力的上校們命令士兵只在短距離進攻時用快步，或者只在最後關頭才用低速襲步。儘管歐根親王下令以全速襲步進攻，但他無力貫徹。腓特烈·威廉一世不理解騎兵。他練出來的卓越步兵在莫爾維茨會戰中證明了自身實力，但普魯士騎兵在此戰中毫無戰績，被奧地利騎兵徹底擊敗並驅離戰場，當然，奧地利騎兵確實多一些。腓特烈國王為騎兵注入了新的精神，在下一年的霍圖西采會戰（battle of Chotusitz）中，普魯士騎兵的表現煥然一新。在七年戰爭之前的10年間，普魯士騎兵的戰果越來越大。1748年，腓特烈還覺得騎兵從700步外開始進攻就可以了；到了1755年，他就要求1800步了，而且最後一段必須用全速襲步。他要求手下的指揮官永遠不要被動挨打，永遠要主動出擊。「當這樣一面密不透風的巨牆猛烈地發起突襲，敵軍不可能做任何抵抗。」賽德利茨（Von Seydlitz）據說有一句異曲同工的話，他說騎兵打勝仗，不靠馬刀靠馬鞭。他還有一句話：「6人一隊進攻，誰被擠到後面，誰就是混蛋。」密集戰術單元能將單個騎兵團圍住，以至於腓特烈國王希望儘量不打肉搏戰，因為「那樣就要靠普通士兵決勝負了」，而那是靠不住的。因此，不僅騎兵方隊內部要儘可能緊密，馬刺靠著馬刺，甚至膝蓋靠著膝蓋，而且第一梯隊的方隊之間幾無空隙。攻勢要打穿敵軍的第一梯隊，趕跑敵軍，接著再擊破敵軍的第二梯隊，再之後腓特烈才允許士兵展開肉搏戰。33 在七年戰爭中，奧地利騎兵據說還是先開槍，再拔刀。34 法國騎兵發展受阻的原因是，直到舒瓦瑟爾公爵（Duke of Choiseul）整編（1761年至1770年）之前，馬匹和裝備都屬於隊長，而隊長是希望儘可能避免磨損和消耗的。法軍只允許採用慢步和快步，全速襲步進攻的戰法是1776年由聖熱爾曼伯爵首次引入的。35 馮·德馬維茨將軍（General von der Marwitz）對襲步進攻有這樣一番論述：36 隊伍只能一往無前。有一半人或許被射死，或者掉進路上的坑裡，幾百人摔斷脖子。但隊伍絕不能止步或掉頭，因為那樣會造成混亂喧鬧，成百上千匹馬緊靠在一起往前沖，騎術再好的人也控制不住坐騎，大家會一鬨而散。但就算有某個人控制住了坐騎，他也絕不能停下，一旦停下就會被後面的人踩在蹄下。因此，進攻切不可猶豫，一旦發起進攻，要麼打開缺口，要麼全團潰散。 兩支騎兵對沖會是什麼樣呢？ 如前所述，拼刺刀幾乎從來不會發生。同樣地，根據文寧格將軍（General Wenninger）的研究，37兩個騎兵方隊以密集陣形全力對沖的情況從未發生過。在對沖的情況下，雙方都會崩潰。 普茲列夫斯基將軍（General Pusyrewski）在《戰鬥研究》（Un-tersuchung über den Kampf）（1893年出版於華沙）中表達了同樣的意思： 從來沒有真正的對沖，一方造成的士氣衝擊遲早會讓對方垮掉，哪怕直到近在咫尺時才發生。在馬刀第一次砍下之前，一方已經敗逃了。如果是真正的對沖，雙方都會被摧毀。在現實中，勝方幾乎會完好無損。 馮·德馬維茨將軍聲稱，騎兵進攻與步兵進攻的情形完全不同。他在《文集》（Schriften）（2:147）中寫道： 凡是參加過騎兵進攻、真正向敵人衝鋒過的人都明白，沒有一匹馬願意沖入從對面衝過來的隊伍，反而每次都會掉轉馬頭。如果不想進攻徹底失敗的話，每一名騎手都必須阻止坐騎這樣做。 換句話說，他必須迫使坐騎向前。 為了做到這一點，法軍騎兵採用密集陣形，但行進緩慢。 這種會戰用的騎兵很不適合執行重要的偵察任務，甚至追擊都不行。一直有人說當時的軍官不理解如何將騎兵用於偵察。1744年，腓特烈進入南波希米亞時覺得自己與外界失去了聯繫。儘管他有近2萬騎兵，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無法確定奧地利軍的位置。1759年，同樣的事情發生了多納伯爵（Count Dohna）身上，他當時的任務是進波森（Posen）去對付俄國人。（總參謀部著作，10:175）中寫道，當時的人似乎認為騎兵昂貴又難以替代，不應該脫離直接控制，而且就算偶爾真的派出巡邏兵獨自去遠處，也沒有辦法保證他們能及時回報。然而，這種窘境或許還有另一個更基本的原因，那就是騎兵里有許多不可靠的人，當然遠遠不像步兵那樣多，但還是讓人不能放心地派出去四處巡邏。與步兵一樣，訓練的宗旨不是發揚個人武藝，而是組成緊密的戰術單元。但偵察任務需要訓練單兵的獨立自主和個體主動性。因此，騎兵能力強悍卻片面主要不是因為將帥無能，而是整體軍制的自然結果。 腓特烈很早就認識到了這一短板，於是與步兵的情況一樣，他組織了一支特種騎兵來填補。這就是驃騎兵，他們不算作正式的騎兵。腓特烈的父親只留給他9隊驃騎兵，腓特烈將其擴編至80隊。他要找的是好打仗、好冒險和好戰利品的人，而且如果賦予其一定自由度的話，他們不會逃跑，反而恰恰因此可以用來防止其他單位士兵逃亡。但出於同樣的原因，驃騎兵過於鬆散，達不到他對會戰騎兵的要求。在洛伊滕會戰中，他們在步兵後面組成了第四梯隊。他們在追擊戰中特別受倚重。 但甚至在七年戰爭之前，驃騎兵的訓練就已經類似於其他騎兵團。 1755年12月，腓特烈的野戰部隊里有超過四分之一是騎兵（騎兵3.1萬人，步兵8.4萬人）。在16世紀上半葉，步兵的比例曾經要高得多；到了下半葉，隨著騎士完成了向騎兵的轉換，騎兵數量再次攀升，到了三十年戰爭時期已經占到了全軍的一半乃至更多。在常備軍中，廉價的步兵再次增多。大選侯時期的布蘭登堡-普魯士軍隊只有七分之一是騎兵。之後騎兵再次增多，至腓特烈時期達到頂峰。 與其他兩大兵種一樣，炮兵也在不斷進步和強化。腓特烈的一項創舉是組建了騎炮兵。騎炮一會傾向輕型機動化，一會傾向加大口徑，結成炮組來加大威力，具體細節這裡就不深究了。最大的變化，即重炮大幅增多的源頭不是普魯士人，而是試圖通過重炮來抵禦兇猛的普魯士人的奧地利人。情非得已之下，腓特烈不情願地效仿了奧地利的做法。在莫爾維茨會戰中，奧軍有19門火炮，相當於每千人1門；普軍則有53門，相當於每千人2.5門。在托爾高會戰中，奧軍有360門炮，相當於每千人7門；普軍有276門，相當於每千人6門。 5　戰略 馬基雅維利探討了中世紀戰略向現代軍事思想與實踐的過渡。我們已經發現，這一新發展的起點是近戰步兵戰術單元的重現，從此之後才又有了完整意義上的真正的戰略。1有一種經常被重複的說法是，戰爭在中世紀純粹是運用蠻力，但從文藝復興開始就變成了一門科學，此說引發了一些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都必須斥為虛假的想法。中世紀戰爭絕非只有純粹的蠻力，之後也沒有變成科學。戰爭從來都是一門藝術，永遠不會成為科學。藝術與科學的關聯僅在於理論思考——也就是科學思維——有助於藝術理解自身，進而更好地訓練出藝術大師。如前所見，戰術發展確實受到了科學研究的影響，而戰術本身並沒有變成一門「科學」。至於這一點在戰略問題上是否同樣適用，或者在多大程度上適用，我們會在之後的論述中逐漸知道。 《馬基雅維利》一章中已經寫到，從戰略的本質中引出了一個中心問題，那就是戰略的兩種形態——殲滅戰略與消耗戰略。這個問題必然主宰著一切戰略思想與戰略行動。 凡是戰略，第一條自然原則就是要集結兵力，尋找並擊敗敵軍主力，接著乘勝追擊，直到失敗者屈服於勝利者的意志，接受勝利者的條件，最極端的情況就是占領敵國全境。這種戰爭行為的前提是優勢足夠大。所謂足夠，可能只是足以贏得第一場大捷，但還不足以占領敵國全境，甚至只能圍攻敵國首都而已。另一種可能的情況是雙方旗鼓相當，從一開始就預期只能取得有限的戰果。一方可能覺得徹底擊敗敵方的希望不大，不如用盡各種手段疲敝敵方，令敵方最後寧願接受勝利者的條件。在這種情況下，投降條件會比較寬大。這就是消耗戰略的本質，它的首要問題永遠是要不要尋求有風險和有代價的決戰，戰勝的預期收益是否超過代價。在殲滅戰略下，統帥的主要任務是殫精竭慮地為自己的部隊創造最好的決戰條件，儘可能取得大勝；而在消耗戰略下，統帥要考慮的是在何處、以何種方式能抓住敵軍的破綻，同時確保本軍、本土、本國國民不受傷害。他要考慮應不應該圍攻某座要塞、占領某個省份、切斷敵軍補給線、突襲敵方孤軍、離間敵方盟友、為自己爭取盟友，但最重要的是擊敗敵軍主力的條件和時機是否出現。因此，會戰在殲滅戰略和消耗戰略中都有作用，但區別在於，會戰在殲滅戰略中高於其他手段，其他手段都服務於會戰，而在消耗戰略中會戰只是多種可選手段之一。大力壓迫敵軍，使其甚至不經一戰便接受我方條件的可能性發展到極致就是純粹的機動戰略，不流血的戰爭。但如此純粹之又純粹的機動戰略不過是語言遊戲，在世界軍事史上從未真實發生過。就算一方真想這麼打，他也不知道對方會不會也這樣想，會不會一直這樣想。因此，即便統帥想避免流血，決戰的可能性也始終存在，所以消耗戰略完全不等於純粹的機動戰略，而應視為一種具有內在矛盾性的戰爭樣式。消耗戰略的原則是兩極化的，或者說是雙極的。 我們探討古代戰爭時已經了解了殲滅戰略與消耗戰略的對立，現在新生的戰爭形式一下子把這個問題帶回了前台。瑞士人走出大山，進入周邊地區時當然只有一條原則，那就是儘快找到敵人，進攻敵人，擊敗敵人。但這條原則也可能對其不利。我們知道，瑞士人總是希望趕快回國，列國君長也總是難以籌措到長期聘用瑞士人的資金。因此，如果一方堅守不出，躲避瑞士人的進攻，那就有希望在沒有風險、不打會戰的情況下贏得戰役。1513年，正在圍攻諾瓦拉的特雷穆耶接到瑞士援軍逼近的消息時就是這樣想的。他本來可以趕在援軍和諾瓦拉守軍合流之前迎擊援軍，但他沒有這樣做，而是率軍離開，四處遊走，企圖避免與瑞士軍接觸，但最後還是被趕上打敗。然而，經驗很快就表明這種戰場上的勝利永遠不能帶來戰爭的勝利。那麼，打會戰真的符合邏輯嗎？如前所見，以馬基雅維利的智慧，他也卡在了這個難題上，找不到破解之法。他本人的邏輯傾向殲滅戰略，但以韋格蒂烏斯的著作為代表的古代文獻推崇消耗戰略。在現實和理論層面上，消耗戰略一直占上風。皇帝軍取得的帕維亞大捷具有極大的直接影響；被俘的弗朗索瓦國王被迫接受了《馬德里和約》中極為苛刻的條件。但不過幾年光景，此戰的成果固然沒有全部喪失，但主要成果確實是都沒了，於是我們不禁要懷疑這筆投資到底值不值。 1525年的帕維亞會戰是那個軍事史時期的最後一場完整意義上的大決戰。戰爭並未消失，但有的戰役從頭打到尾都沒有一場真正的會戰，即便會戰真發生了也打不出個結果，比如1544年的切雷索萊會戰。 迴避會戰的統帥不難找到敵軍難以接近的陣地，就連兵力優勢相當大的敵軍也不願冒險強攻。天然屏障之外還有工事加固。因此，一場戰略攻勢未必總會達到會戰的高潮，而常常將銳氣消磨在單純的搶占空間上，也就是占領某處要地。最受青睞的目標是攻取要塞，占據要塞能讓勝利者主宰整片周邊地區，如果簽訂和約時還想拿回它的話，還會給敵軍出一道收復要塞的難題。依賴戰場上的運氣是兵家大忌，這種思想越是在將領頭腦中根深蒂固，敵軍連勉強湊合的陣地都不會強攻的心理預期越是盛行，上述做法便越是可行。但運氣好的話，靠機動遊走也能達到占地拔點的目標，而只要戰敗沒有同時導致丟失大量領土或要塞，敵方在會戰中遭受的直接損失很快就能恢復。一方甚至可以靠單純維持現狀來接近戰爭目的，因為這樣雙方都不得不投入大量資源，如果對方錢包更快見底，便有可能因此屈服。一位瑞士軍事史家在1664年寫道：「戰爭口闊鼻寬，錢花完了，仗就沒得打了。」2每一場戰爭都會受到經濟因素的強烈影響，因為打仗不能沒有糧草和軍械。但依靠傭兵的戰爭是最極端意義上的經濟戰，因為傭兵組成的軍隊只有經濟這一根支柱。因此，從馬基雅維利到腓特烈，誰兜里有最後一塊錢，誰就是勝利者的說法屢見不鮮。3但馬基雅維利當年已經把這句話顛倒了過來，說有兵就會有錢。這兩種說法同樣正確，也同樣錯誤。如果錢占上風，戰略就會傾向機動；如果兵更重要，戰略則會傾向會戰。同理，作為達成政治目標的工具，軍隊本身總要面臨風險，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有或多或少的損傷。殲滅戰略下不需要擔心損傷，因為我們指望的是一戰定乾坤，儘早結束戰爭，而且不必懼怕反作用。但消耗戰略下必須小心地衡量自身損傷。因為如果一場勝利乃至接連勝利都不能結束戰爭，那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勝利本身的意義是否抵得過彌補得勝之師損失的花費。因此，君主在戰爭中經常告誡前線統帥不要過分冒險，且不以打勝仗為主要目標，而是「保全軍隊」，這是巴伐利亞選侯馬克斯寫給梅西元帥（Field Marshal Mercy）信里的說法。當巴登藩侯路德維希（Margrave Ludwig of Baden）魯莽地攻擊土耳其人時，皇帝的大臣們就譴責他浪費兵力，每次戰役都需要配備一支新軍。尼德蘭的商人政府用兵尤其吝嗇，但就連腓特烈大帝也在《戰爭原理》第1篇描述完普魯士軍隊的卓越素質技能後寫道：「如果他們為取勝付出的代價不是與敵軍相去不遠的話，這樣一支軍隊足以統治全世界。」 這一因素在聯軍作戰中最為緊要。如果打勝仗的一方已經做出了犧牲，之後或許不得不承認勝利的果實會落到盟友而非自己手中，尤其是在勝利者不再有實力來完整保護自身利益的情況下。 在兩端搖擺的戰略下，野戰工事是一項重要的臨時工具。當然，早在穆爾滕和南錫會戰中，大膽查理就已經用野戰工事來抵禦瑞士軍了。第一場真正的現代會戰，法國與西班牙在南義大利打響的切利尼奧拉會戰（1503年）是圍繞著西班牙軍在正面匆忙建起的一堵牆和挖好的一道溝展開的。從那時直到舊制度落幕，野戰工事都發揮著作用，而且常常是決定性作用。在騎兵再度占據重要地位的胡格諾戰爭中，德拉努告訴我們，士兵每天晚上都要挖溝，以免敵軍從遠處發起突襲。古斯塔夫·阿道夫也一樣，他認為凡是駐紮超過一夜的營地必定要修建工事。勝負常常就在於一方能不能早幾個小時抵達戰場，然後建起讓敵軍不敢強攻的野戰工事。皇帝軍之所以在1620年輸掉白山會戰，就是因為布拉格沒有趕快把必要的鐵鍬送上來。道恩（Daun）[63]對抗腓特烈大帝時手不離鍬。腓特烈起初反對野戰工事，因為他的部隊是靠速度對付突襲的，而且他總是喜歡發起進攻，工事只會是累贅。他有時甚至會激烈抨擊野戰工事4，他與時人在實踐和理論兩方面都不同的地方不多，這是其中一條。儘管如此，他還是在《戰爭原理》第8篇中說：「我軍會在營地外挖一圈壕溝，就像羅馬人當年那樣。」他的用意不過是防止敵軍優良的輕步兵發起夜襲，以及防止己方士兵逃亡。在圍城戰中，國王願意用塹壕來保護後方，但即便如此，他依然認為主動出擊，迎戰敵方援軍是更好的辦法。在最危急的時刻，比如輸掉會戰之後或者敵方有3倍兵力優勢，工事便不得不修。於是，1761年俄軍與奧軍終於在西里西亞會師來攻時，腓特烈依靠在本澤爾韋茨（Bunzelwitz）挖壕保全了自己。七年戰爭後，他在著作中一改故態，大力推崇野戰工事，這無疑是根據本澤爾韋茨的經驗。5 有時，依據戰術工事的堅固程度或戰或不戰的決定不是在前線做出，而是由後方政府裁決，儘管請示上報、信件往來可能會耗費數日數周的時間。1544年，昂吉安公爵從上義大利派掌營官蒙呂克回巴黎請求國王允許開戰。蒙呂克頂著大臣的反對拿到了許可。昂吉安打贏了切雷索萊會戰，卻是有勝無果。 七年戰爭中道恩與維也納、俄軍指揮官與聖彼得堡之間也是如此。 1546年的施馬爾卡爾登戰役是機動戰的反面典型，新教諸侯聯盟行動過於怯懦，尤其是皇帝手中無兵的開戰初期。6但蘭克講過，我們不能指望每次都有沙特林怒斥腓力領主不願做出艱難的最終決定，說在他眼裡，每一處渡口和水溝都太深，每一處沼澤都太寬。一旦形成了這種戰略態度——我們知道當時就是如此——那麼率領一支各懷鬼胎、號令不一的軍隊採取重大行動就是很難的了。而皇帝即便在占據數量優勢的時候也僅僅滿足於遊走機動，最後取勝靠的也不是戰鬥，而是政略，即通過說服莫里斯公爵入侵薩克森選侯的領地。這樣一來，鬆散的施馬爾卡爾登同盟便失去了集結軍隊包圍南德意志的能力。針對這一點，記述此戰始末的阿維拉寫道：7 皇帝從來沒有機會在平等條件下交戰，遑論優勢。但即便有平等條件，他也不能開戰，因為這樣一場勝利會帶來重大損失，而受損的軍隊是不能讓他控制德意志的，尤其是德意志城市的，哪怕他打了勝仗。8 胡格諾戰爭中有極其血腥的會戰，但戰略意義仍然僅相當於小規模戰鬥，因為就算天主教一方兵力強盛得多，戰場上旗開得勝，但還是不足以奪取敵方的全部要塞，從而使其屈服。 正是因為這一點，西班牙才用盡辦法也沒能收復反叛的尼德蘭。 三十年戰爭戰略的決定因素是錯綜複雜又頻繁變動的政治局勢、為數眾多的要塞城市、與受到影響的廣大地域相比總是居於數量弱勢的軍隊。古斯塔夫·阿道夫膽略非凡，敢從偏遠小國瑞典出兵攻打皇帝，籠括德意志全境，但就是這樣一位大權在握、積極主動的英雄人物也只能步步為營，穩紮穩打。克勞塞維茨稱他為「慮事周全，明智博學的統帥」，又在另一段寫道：「古斯塔夫·阿道夫絕非侵略攻殺的莽夫，他偏愛嚴謹有道的機動戰。」直到登陸德意志15個月後，他才發動了布賴滕費爾德會戰。克勞塞維茨認為瓦倫斯坦「能量充沛，幾乎不知畏懼為何物」，「深得全軍敬畏」，但他從來沒打過一場攻勢會戰。托爾斯滕松倒是不斷求戰，但基本戰略上並沒有越出消耗戰的框架，也不可能越出。三十年戰爭有太多的矛盾悖論，從戰略角度看非常有趣，而且還帶來了一些至今沒有得到充分研究的變化。此戰中有時會集結起極為龐大的軍隊，例如在1627年，皇帝麾下至少有10萬之眾，1630年的兵力也差不多。1631年底瓦倫斯坦回歸時，他手中有3萬至4萬人，而到了1633年春，他的總兵力是10.2萬人，其中在明斯特貝格（Mün-sterberg）的主力是4.3萬。戰役結束時，他總共還有7.4萬人。9 儘管如此，真正上陣的兵力很少。白山會戰中，皇帝與天主教同盟聯軍約有2.8萬人；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布賴滕費爾德有3.9萬人（包括薩克森軍），在呂岑有1.63萬人。瓦倫斯坦紐倫堡大營並沒有人們常說的5萬至6萬人，只有2.2萬而已。10托爾斯滕松的兵力不超過1.5萬至1.6萬人。大量可用戰鬥員都用來把守眾多要塞城市。野戰軍中騎兵的比例提升到了一半，甚至會達到三分之二。1645年的揚考會戰（Jankau）中，皇帝軍有1萬名騎兵和5000名步兵。 戰區反覆變動，從波羅的海、北海到多瑙河、康斯坦茨湖，從維也納乃至錫本布爾根（Siebenbürgen）[64]到巴黎近郊。由於軍隊人少，可以沿途就地補給，而且天主教一方和新教一方在南面北邊都有擁護者提供後勤基地，所以有長途行軍的能力。因此，戰略態勢總是在很大程度上由政治觀點決定，以至於戰爭藝術史著作大可略過具體細節，除非是分析具體會戰，尤其是著名會戰時必須涉及的內容。 路易十四的歷次戰爭開啟了一個戰略的新時代，特徵是軍隊規模擴大，軍需補給的問題隨之而來。中世紀軍隊人少，自帶糧草不算困難，也可以沿途徵收。反過來看，從行軍距離和相對薄弱的補給手段中也能得出軍隊規模很小的結論。隨著軍隊的擴大，糧草問題越來越多地被談起。11編寫於16世紀30年代並廣泛流傳運用的《軍官手冊》（Aemterbuch）或《戰爭條令》（Kriegsordnung）12中寫道，「後勤是打仗的第一要務」，接著就是詳細的糧草計算過程。普魯士公爵阿爾布雷希特的《兵書》（Kriegsbuch）中也能找到類似的計算。根據書中的估算，90801名戰鬥員5天需要麵包共490車，燻肉、黃油、鹽、豆、燕麥、大麥共383車，100桶葡萄酒和1000桶啤酒共433車。另有45664匹馬所需的燕麥。131543年，紐倫堡軍人約阿希姆·伊姆霍夫（Joachim Imhof）從查理五世的軍營中寫信抱怨說諸物皆貴，因為有些士兵攔路搶劫了運輸補給的市民和農夫；只有肉價便宜，因為牛是強征來的。14法軍早在1515年就有野戰烤爐了。15巴伐利亞公爵馬克西米利安為1620年的波希米亞戰役設立了多處倉庫。他在林茨（Linz）徵收了300桶麵粉，總計7萬配克（約636立方米或63.6萬升），奧地利要出220輛四馬大車負責運輸。開姆尼茨的《三十年戰爭史》（Geschichte des 30jährigen Krieges）一書中充斥著對行動後勤的擔憂。阿爾布雷希特公爵指出了水道對後勤的重要性。16 到了路易十四時期，軍隊兵力達到了三十年戰爭時期的三四倍。我們一開始可能會覺得，既然兵多了，統帥應該能取得更大的功績，征服更大的土地了。但如果雙方的兵力同等增加，那麼情況會恰恰相反。大軍是笨重的，不僅是行動遲緩，更因為無法就地取食——沒有補給就無法生存，除非行動神速——這就需要一套嚴密的後勤供應體系。再加上我們前面說過的一點，兵力的擴大導致進來了許多靠不住的人，這些人只是因為軍紀和嚴密監視才留在軍中，於是後勤需求的壓力就更大了。要是讓這些人就地取食，一大半都會逃跑。因此，從倉庫有序支取糧草就變得必不可少，但倉庫往往會束縛軍隊的行動。這一結果又反作用於問題的源頭：依賴倉庫拖累了行軍，於是軍隊更加無法就地取食，更加依賴倉庫。 據理論家估計，軍隊最多離開倉庫5天路程；路線中間距離部隊兩天路程、距離倉庫3天路程的地方要布置野戰烤爐。野戰烤爐生產的麵包只夠吃9天。如果有大車往來輸送，裝卸休整需要一天的話，那麼部隊每隔5天就能吃上一次新麵包，同時還有一點應對不測的富餘量。富餘量是必須要有的，因為連日降雨會讓車輛無法上路。 威斯伐倫（Westphalen）描述了1758年雨季的情形：「部隊在看得見倉庫和烤爐的地方開始缺糧。運麵包的車不到5千米的路就要走幾天幾夜的時間，即便是這樣，途中還不得不丟掉一半的貨物。」17 在1692年的比利時，盧森堡（Luxemburg）[65]想趕上昂吉安卻做不到，不得不在蘇瓦尼（Soignies）停留了3周時間，因為他的車隊不足以將糧草從蒙斯（Mons）的倉庫運上來。蒙斯離昂吉安不到18英里（約29千米），離蘇瓦尼只有9英里（約14.5千米）。 1745年，腓特烈大帝說指揮軍隊的不是他，而是麵粉和草料。他還有一次（1757年8月8日）對基斯元帥（Field Marshal Keith）說：「荷馬說士兵是麵包造就的。我贊同。」 在軍隊規模擴大、內部改制的同時，戰爭的舞台也發生了變化。因為大部分城市拆除了工事，只有少數城市修得固若金湯，要經過漫長而艱難的圍攻才能奪取，於是，省出來的守軍就被充實到了野戰軍中。18 查理五世當年從義大利、德意志、尼德蘭出兵，無數次深入法國腹地，三十年戰爭依然如此。但在路易十四任用沃邦（Vauban）重新為一連串邊境城市修建了工事之後，這樣的入侵便不再可能了。腓特烈後來以類似的方式修建了西里西亞要塞群，目的是保住這片新得的領土。 三十年戰爭期間無數次出現類似於腓特烈作戰時的戰略局勢，尤其是當托爾斯滕松擔任瑞典軍統帥的時候。但托爾斯滕松和他的1.5萬名士兵取得了遠勝於腓特烈的成就。霍博姆在柏林大學的就職典禮演講中提出並比較了兩人，大有教益，我之後探討腓特烈的戰略時會加以介紹。19我們馬上能注意到，區別不在於古斯塔夫·阿道夫和他的後繼者們，不管是魏瑪的伯恩哈德、巴納、托爾斯滕松、弗蘭格爾還是卡爾·古斯塔夫，對戰略的本質，尤其是野戰的價值和重要性有著不同於腓特烈的理解。相反，區別完全源於軍事和政治條件，源於軍隊規模、性質和戰法的不同。 因此，打個比方，發展過程不是從一個機動戰為主的時代逐漸轉向基於決戰的戰略，而是理論與實踐在一個時期偏向一端，在另一個時期偏向另一端。 三十年戰爭一直到最後都有激烈的會戰，但路易十四的前兩場戰爭都是純粹的機動戰。唯一真正的會戰，即1674年的塞內夫會戰（Seneffe）是意外發生的，而且一直沒有決出勝負，因為孔代不願意用軍隊去冒險，於是沒有繼續戰鬥。要不是有這場會戰，1672年至1679年的戰爭就只有圍城、行軍和幾場小型遭遇戰了。 路易十四的第三場戰爭（1688年至1697年）再次表現出了緊張和激情，但唯一有重要影響的會戰是1690年的愛爾蘭博因河（Boyne）會戰。詹姆斯二世在此戰中被威廉三世擊敗，斯圖亞特家族永遠失去了王位。1690年的弗勒呂斯（Fleurus）會戰、1692年的斯滕凱爾克（Steenkerken）會戰和1693年的內爾溫登（Neerwinden）會戰雖有大量傷亡，卻沒有任何實際戰果。 1689年出現了一種可怕的新戰法，即整體有序地摧毀了位於邊境的普法爾茨，目的是阻礙敵軍從這個方向發起進攻，幫助法軍保衛其有意守住的美因茨和菲利普斯堡兩處要塞。這項措施儘管殘酷，卻仍然沒有達到目的，因為德意志軍圍攻並奪回了美因茨。1704年，聯軍企圖在巴伐利亞採取同樣的辦法，甚至已經開始實施了。歐根親王（Prince Eugene）寫道： 因此，分析到最後，我認為唯一的辦法就是徹底夷平巴伐利亞及周邊所有區域，讓敵軍再也沒有從巴伐利亞或周邊區域繼續作戰的機會。 接下來是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儘管有1704年的赫希施泰特會戰、1706年的都靈會戰和拉米伊會戰、1708年的奧德納爾德（Oudenarde）會戰和1709年的馬爾普拉凱會戰這幾場大仗，但戰爭的結果不過是讓法國退回原有疆界。與此同時，瑞典國王查理十二試圖通過連續痛擊敵人來擊敗他們。 波蘭王位繼承戰爭（1733—1735）則並不激烈，全程沒有大決戰。 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有規模極大的決戰，但只是偶爾發生，而且在馬爾普拉凱會戰後就絕跡了。與此相比，腓特烈大帝登場後發生了眾多會戰，於是有人認為腓特烈一掃首鼠兩端的戰略，應視為後來被拿破崙發揮到極致的殲滅戰略的發現者和創造者。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我們之後會具體講。歸根結底，腓特烈之所以頻頻決戰，並不是因為某項特殊的新原則，而只是大王本人雄才偉略，崇尚大決戰罷了。但他自認為能夠藉以贏得他欲求的會戰，並為了打贏會戰而開發的戰法是斜線陣。他寫道，若攻敵側面，3萬可破10萬。普魯士軍隊擁有冠絕全歐的靈活迅捷，於是國王自以為能夠在敵軍來不及防禦的情況下攻其側面，他對前代戰爭藝術的改良正在於此。這不僅將他推向追求會戰的一端，也將七年戰爭與之前的有徵無戰，乃至於古斯塔夫·阿道夫、馬爾伯勒、歐根的戰爭截然分開。但是，腓特烈的戰爭行為依然在消耗戰略的範圍之內，而且在敵軍通過選擇陣地、修建野戰工事、增加炮兵來應對斜線陣帶來的側面遇襲風險時，他甚至比以往更加偏向機動戰一端。 即便在他具有質量優勢和局部數量優勢時，腓特烈國王依然受到一些因素的掣肘，使他無法乘勝追擊，逼迫敵方簽訂和約，也就是無法採取殲滅戰略。這些因素在後文中會出現並探討，此處只是略談幾點。 首先，他的軍隊中有大量不可靠分子，因此他不得不時刻注意士兵逃亡的危險。他最偉大的著作是1748年面世的《戰爭原理》，開篇就是14條防止士兵逃亡的規則：不得在森林旁邊紮營；在森林中行軍時，步兵身旁必須要有驃騎兵巡視；儘可能避免夜間行軍；必須以排為單位行軍；在峽谷中行軍時，入口和出口都要布置軍官，軍官要立即整隊。 他專門強調不得夜襲。 將單位打散，派到鄉間徵收物資是想都不要想了。腓特烈極少在急行軍期間向沿途居民索要軍資。另外，行軍不應過遠過難，否則個別人會掉隊，掉隊又會傳染給其他人。 這種軍隊是不可能進行戰略追擊的。就連直接追趕眼前的敵人都會受到極大限制，因為維持秩序被視為重中之重。曹恩道夫會戰的作戰指令20中明確要求第一梯隊從速「消滅敵軍，繼續有序前進，由第二梯隊負責打掃戰場」，可還是明令禁止跑步追擊被擊退的敵人，而要「以有序的步伐跟進」。距離更遠的追擊任務基本上只由小分隊執行，目的是尾隨撤退的敵軍，貼近敵方行軍縱隊和攔截敵軍輜重。但部隊取勝後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收攏和集結。毫無疑問，腓特烈這樣的統帥明白乘勝追擊極為重要，在霍亨弗里德堡（Hohenfriedberg）和洛伊滕會戰後尤為重視追擊，但霍亨弗里德堡會戰後的追擊毫無戰果，洛伊滕會戰後也是效果平庸，儘管負責指揮的是齊滕（Zieten）。薩克森元帥在《遐思錄》中竟然說：「除了謹慎行動，取勝之後的其他行動都是好的。」但腓特烈更加現實，建議追擊要謹慎，因為反擊太容易出現了。21他寫道：「一支軍隊最不適合作戰的時刻莫過於剛剛打了勝仗之後。人人得意忘形，眾人欣欣然於逃脫了之前面臨的危險境地，沒有人熱衷於馬上再次面對危險。」 不可能追擊殲敵這一點反過來又作用於會戰決策本身。風險無論如何是很大的，損失是慘重的，預期收益卻或多或少因無法追擊而受限。如果說有人特別擔心反擊，以至於主張給敵人留一條逃跑的金橋的話，那就更加證明考慮當時的狀況，統帥不會輕言會戰有益。1536年，弗朗索瓦一世只是靜觀其變，便迫使已經來到馬賽近郊的查理五世離開法國，翻越阿爾卑斯山撤軍，結果遭到法國人民的譴責，說他沒有趁皇帝撤退時加以殺傷。後來，伊奧韋斯問起國王這件事，國王答道他不完全信任手下的國土傭僕，而且他是遵行古人的原則：不僅要給逃跑的敵軍修橋，還要在橋面鋪上金子。 腓特烈不理會這些問題，但即便在他的條件下，戰略攻勢也是短暫的。他最多只在一次演習中要進攻敵國首都維也納，但他從沒有把維也納視為作戰目標。布拉格（距離厄爾士山口55英里，約88.5千米）和奧爾米茨（距離上西里西亞邊境37英里，約60千米）才是他真正的目標。甚至去奧爾米茨以南47英里（約76千米）的布呂恩（Brünn）似乎都是一項極為重大的行動。1744年，他從布拉格出發去了70英里（約113千米）外的布德韋斯（Budweis），他後來親口承認那是一次錯誤。 當然，法軍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中遠達林茨和布拉格。但他們的基地不是法國，而是盟國巴伐利亞。 如果戰略攻勢時間短、推進慢的話，那就很容易主動或被迫轉入守勢。攻勢與守勢快速交替、彼此交融。戰略進攻未能一舉強力奪取並保持主動態勢。22 這一基本狀況最重要的實際影響就是冬季休戰的慣例。對士兵來說，冬季作戰的條件非常嚴酷。除了條件艱苦和患病造成的傷亡，還有逃兵增多——因為傭兵們覺得長官要得太多了。如果統帥相信將軍事行動堅持到底能迫使敵方議和，那就會願意承受這些損失。但如果指望不上，他就要考慮損失是不是大於預期收益了，而且雙方的想法都一樣，軍事行動就逐漸平息下來，各自撤回冬季營地。雙方會將主力撤回，然後布置崗哨以防備可能的突襲。事實上，雙方有時會達成在特定時間內停止進攻的協議。呂岑會戰和洛伊滕會戰的主導因素都是撤回冬季營地。與洛林公爵查理一樣，瓦倫斯坦以為當年的戰事已經結束，當聽到敵軍逼近的報告時他根本沒有發動會戰的想法，於是命令部隊在防禦陣地展開（11月6日和12月5日）。為了爭取一定的優勢，戰役有時會延續到12月乃至1月。新一輪戰役往往到6月才開始，以便在原野里找到馬吃的青飼料。實際發生的冬季戰役應視為例外。23冬季休戰期是部隊全方位休整的時間，尤其是徵募兵員，拉壯丁（如果身在敵境，甚至會就地招兵）並進行操練，以便新兵在戰端重開時能補充到各單位。軍隊里沒有專門訓練新兵的團；冬季休戰期可以說替代了新兵團的功能，還有能夠將全部合適兵員送上戰場的好處。 意外和偶然在所有戰爭行為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統帥最重要的素質之一就是果斷，以此駕馭晦暗不明的不確定性。這一因素在腓特烈的時代變得尤為重要，因為又長又細的步兵線列太脆弱了。在極短時間內，在一瞬間，會戰勝負便決出了。戰場容不得拖延，為援軍趕來爭取時間，改正錯誤，或者在不蒙受慘重損失的情況下脫離接觸。24統帥從遠處就能盡收眼底的地形很少見。戰場上可能藏著會打亂陣形的障礙物——池塘、沼澤、懸崖——如此一來，部隊必然會失去秩序，進而敗北。統帥應該允許會戰展開嗎？決斷是很難的。我之後會舉例說明。 在腓特烈的時代，即便敵軍露了破綻或提供了有利戰機，利用機會還是有難度，因為線列戰術要求將全體兵員展開為密集隊形，不方便隨機應變。索爾會戰和羅斯巴赫會戰倒是有臨場變陣，但它們恰恰是腓特烈國王之統帥天才與普魯士軍隊之戰術素養的特殊證據。 接下來對16世紀至18世紀的軍事理論做一概覽。 G.杜貝萊在1535年提出，為將者如果不是完全確信自己占據優勢，那便不應冒險開戰，而應拖延時間。 拉扎勒斯·施文迪（Lazarus Schwendi）（1522—1584）主張主戰務求穩妥，不可過分冒險，哪怕手握勝算。「明明可以拖垮敵軍或待其斷糧卻非要打會戰，這是愚蠢的行為。但若是以寡擊眾且不可持久，那倒是有理由鋌而走險，試試戰場上的運氣。」「一味防守，敗則損失慘重，勝亦無所得。」 西班牙人門多薩於1595年寫道[《戰爭藝術》德文版（Krie-gskunst），第146頁]： 此外，哪怕被逼到萬不得已的地步，也要盡力避免開戰。不要帶領全軍投入戰鬥。哪怕打了勝仗，那也沒什麼好高興的，因為取勝的代價很大，傷亡者眾。朝著戰場要謹慎地、緩緩地爬過去，腳里要像灌了鉛一樣。 1607年，奧蘭治家族的威廉·路易向堂弟莫里斯建議：「我們行事不應受制於戰場上的意外……除非極為必要，否則不應進行會戰。」25他舉出了坎尼會戰前法比烏斯·馬克西穆斯的做法為依據。 蒂利希《兵書》（Kriegsbuch）（1607年）第2部第一篇中告誡道：「若無萬分必要與十成把握，不應接受會戰，因為會戰勝負難料卻必有損傷，不戰亦無得遠勝於戰而敗損。」但他說這句話的意思不是應該徹底避戰，那就太蠢了。他說仗在有利的條件下可以打，要先禱告上帝；節氣要合適；天不能太潮，以免打濕火藥；要在敵軍疲敝而我軍尚有銳氣時，或者趁著其他有利的機會。 1612年，J.德比永（J.de Billon）在《兵道要綱》（Die fürn-embsten Hauptstücke der Kriegskunst）（1613年德文版，第160頁）中向統帥提出了這樣的建議： 統帥在訓導好士兵之前不應率領他們上陣打仗，更好的辦法是疲敵，通過機動和繞圈子壓倒擊敗敵人，而非寄託於戰場上的難測運勢。會戰兇險，如無絕對必要則不應開戰，等士兵習慣了拼殺和危險，鍛煉成了堅兵，之後方可開戰，因為新兵剛上陣會怕得要死。 1620年的一份小冊子寫道；「布闊伊伯爵以不願帶著士兵去送死而為人稱道。」26 鈕邁爾·馮·拉姆斯拉是三十年戰爭時期的一位高產的軍事學兵學家，他提出了會戰適宜時機的問題。他列出了55條理由，其中一條是「別無他法之時」。 蒙泰庫科利（1609—1681）寫道： 凡是相信不打會戰就能推動戰局、奪取重要目標的人都是自相矛盾，至少是異想天開、引人發笑的。當然，我知道名將拉扎勒斯·施文迪主張不應該冒會戰的風險，企圖純取守勢，從敵人手中偷來一定的優勢（施文迪其實沒有說得這麼極端！——德爾布呂克按）。但如果部下意識到了這一點，那是何其滅自己威風、長他人志氣啊！為上陣搏殺做好準備是絕對必要的。當然，永遠不要在莽撞無慮的情況下被誘入會戰，更不要被逼入會戰，但應該認清合適的戰機。人稱拖延者的法比烏斯絕非避戰如虎，而只是在有勝算時才出戰。 蒙泰庫科利在另一段中寫道（1：328）： 打贏會戰贏得的不只是一次戰役，更是一大片疆土。因此，一個人只要懂得嚴陣出戰，那麼他之前在行軍途中犯的錯誤都可以被容忍；但如果他會戰無方，那麼即便他在其他方面證明了自己，依然不能體面地結束戰爭。 蒂雷納曾向孔代建議，與其圍攻和奪取城市，不如多在野戰中傷敵。 丹尼爾·笛福在《計劃論》（Essay on Projects，1697年，原書引自費舍爾譯德文版，第118頁）中聲稱：「發現敵人，就地消滅。」這在英國內戰時期還被奉為圭臬，現在崇尚的卻是「如無明顯優勢，絕不要交戰」。他說，戰爭因此變得曠日持久，結果是最能打仗的不是劍最長的人，而是錢包最厚的人。 巴登藩侯路德維希在1694年戰記中講述了這樣以此行動：「殿下下定了決心，只要敵軍求戰，他便奉陪到底。於是，這份意願讓敵人們明白了他奮戰的決心，絕不讓祖宗之地變成一片廢墟。」實際結果是幾次偵察行動。27 腓特烈大帝極為讚賞弗基埃（1648—1711）的回憶錄，以至於把書發給軍官並命令他們用餐時朗讀給部下聽。他本人的軍事著作常有與弗基埃類似的內容。後者寫道： 因為會戰是軍隊的首要任務，往往能決定整場戰爭的勝負，至少幾乎總能決定戰役的成敗，所以除非形勢嚴峻到了非戰不可的地步，且有重大的開戰理由，否則不應進行會戰。尋敵求戰的理由包括：己方具有數量和質量的雙重優勢；敵將存在利益和觀點分歧，或者能力平庸、麻痹大意；解圍；己方不取得一場勝利就有軍隊瓦解之虞，或者敵方援軍將至；我方作戰已經得利；最後一個理由，我方相信會戰能立即結束整場戰爭。反之，若有下列情況則應避免交戰：取勝得到的益處恐怕不及失敗帶來的害處； 數量或質量方面不是敵軍的對手；己方正在等待援軍；發現敵軍部署於有利位置，或者拖延迴避交戰有可能讓敵軍自行瓦解。 西班牙的聖克魯斯伯爵（marquis of Santa Cruz）（1687—1732）的兵學巨著《反思錄》（Reflections）中寫到了「必須尋求會戰的條件」。他認為，戰場上能導致戰敗的偶然因素五花八門，人數優勢和素質優勢都不能確保勝利。「沒有任何事物比會戰結果更加不確定……如果陣地不是十分有利，或者不確切知曉敵我兵力，那就不應該冒險開戰。」 歐根親王讚揚了這位理論家，腓特烈也將其奉為「經典」兵學家。 皮伊塞居元帥（1654—1743）的《戰爭藝術》（1748年由其子出版）一書因編排嚴謹而享有盛名，然而並沒有從根本上探討會戰的必要時機。不過，他的論述的一大特點是將蒂雷納和愷撒歸為一類統帥，而沒有注意到兩人戰略的內在差異。 福拉爾（生於1669年）有一段被腓特烈大帝收入文摘的話：「古今最偉大的將領從來不算敵人有多少，只問敵人在何處，直奔而去開戰。」28 奧地利元帥克芬許勒伯爵（1683—1744）寫過一本《兵事要略》，書中闡發了「或戰或否」的理由。開戰的理由：（1）有勝算；（2）解救被圍的城市；（3）支援遭到攻擊的友軍；（4）要緩解糧草軍需匱乏的問題；（5）不給敵方待援的時間；（6）利用敵人露出的破綻，例如行軍時側面暴露、身處狹谷、分散兵力或其他類似原因。避戰的理由：（1）戰敗的損失大於戰勝的收穫；（2）敵軍有兵力優勢；（3）己方兵力未聚齊；（4）敵軍占據地利。註：敵軍常因無人統領或將領失和而自行敗亡。另一段寫道： 一名統帥若能使敵軍四處移動、折返往復、疲於奔命，然後抓住有利時機，一舉破敵，那便是懂得了戰爭藝術的真義。 腓特烈大帝的不同言論異常清晰地展現了消耗戰略在兩極間搖擺的性質。在他的一生中，他的話有時偏向一端，有時偏向另一端。 1745年霍亨弗里德堡會戰之前，他自稱別無他法才被迫開戰。在一封寫給薩克森元帥的信（1746年10月3日）中，他承認1744年之役的失敗是因為自己操之過急，但他說自己已經吸取了教訓，不會再犯了。「法比烏斯總能變成漢尼拔，但我不相信漢尼拔能效仿法比烏斯。」 他在《戰爭原理》（1748年）的《發動會戰的適當時機與方式》（Wann und wie man Bataillen liefern soll）一章中寫道： 會戰決定國運；戰爭當然總會迎來決定性的時刻，要麼從戰爭的窘境中退出，要麼讓敵人處於類似的窘境，要麼解決不打一仗就永遠不會結束的爭吵。 理性的人行事必有好的理由。一軍之將更不能輕易發動會戰，而沒有要通過會戰達成的重要目標。 因此，會戰的理由可以是迫使敵軍從你的城池下撤圍，或者將敵軍趕出占領的省份；也可以是進入敵境，或圍攻敵城，最終目的是粉碎不願求和敵人的頑強抵抗，或者懲罰敵人犯下的一個過錯。 當你強行軍至敵軍身後，切斷其與後方兵力的聯繫時，或者威脅一座敵方極為看重的城市時，這便會迫使敵軍會戰。但進行此類機動時務必要特別小心，還要小心不要陷入類似的不利境地，也不要占據可以被敵方切斷與倉庫聯繫的陣地。 在上述準則以外，我還要加上一條：我國不適合打持久戰，戰爭一定要短促主動，因為長期戰爭會不經意間損害我軍引以為傲的紀律，會減少我國的人口，消耗我國的資源……一句話，兵事上一定要遵循猶太公會的原則，一人身死好過全員覆滅。 寫於1750年前後的《戰爭藝術》（Art de guerre）有言（10：268）：「若無強有力的理由，絕不要參加死者數量駭人的會戰。」 腓特烈於1755年寫《兵論總綱》（Pensées et règles générales pour la guerre）時無疑意識到了醞釀中的風暴，書中沒有直接建議尋求決戰，反而在關於戰役方案的一篇中說，好的戰役方案能夠憑藉「軍隊戰鬥力、時機或最初占據的位置所確保的」優勢而決定戰爭的結果。文章接下來說：「戰爭計劃的價值在於讓自己承擔很少的風險，卻將敵人置於失去一切的危險之下。」 1753年，腓特烈為帳下軍官製作了福拉爾長篇著作的節錄本並親自撰寫導言。他在導言中說，當時可資戰爭藝術研究的古典著作只有寥寥幾本。「《愷撒戰記》給出的教導與我們從當代潘都爾戰爭中看到的差不多；愷撒出征大不列顛的行動無甚新鮮；只有愷撒在法薩盧斯會戰中對騎兵的運用是當今將領用得上的內容。」這句話似為無稽之談，乍看不知所云。但我們試著去理解它就會發現，它是一個清醒務實、不囿於舊說的人做出的反應，是對一種錯誤教條的反對。如前所見，那個時代的理論家想要將愷撒塞進消耗戰略的套子裡。腓特烈發現這是不正確的，他通過比較愷撒的教導與潘都爾戰爭意識到了問題，但他當然不能發現問題的根源，於是便做出了這樣的反應。 寫於1759年秋的《論查理十二的軍事才能》（Betrachtungen über das militärische Talent und den Charakter Karls XII）中說道，國王有很多次本來是可以少流血的： 非戰不可的情況當然是有的，但只有當我方戰勝得益大，戰敗代價小，當營中或行軍中的敵軍疏忽大意，或者當一場決定性勝利便可迫使敵方求和時，我方才應該做出開戰的決定。此外，大部分輕易被引入會戰的將軍肯定是因為不知道還有別的辦法。這是才能平庸的跡象，而絕不值得褒獎。 國王在《七年戰爭史》（Geschichte des Siebenjährigen Krieges）導言中說道恩的戰法「無疑是好的」，接著又說： ……為將者堅持攻打山中或不規則地形中的敵人是錯誤的。在情勢的逼迫下，我有時不得不採取這樣極端的行動，但在敵我兵力相當的情況下，為將者可憑藉機詐智謀為自己創造一定的優勢，而不必以身犯險。優勢可以積少成多。再說了，攻打守備嚴密的陣地是一項困難的任務，很容易被打退擊敗。如果取勝付出的代價是1.5萬人到2萬人，軍隊就危急了。就算你有充足的新兵，但新兵能彌補損失的兵力數目，卻替代不了老兵的素質。補充兵員會減少國內人口。軍隊素質會變差，而且如果戰事連綿不絕，你遲早會發現手下是一幫訓練差、紀律差的農民，你甚至不敢領著他們與敵人照面。逆境中或可打破規矩，放手一搏，萬不得已才能鋌而走險，正如醫生無藥可用時才會給病人催吐藥。但除了這種情況，我認為將領都應該注意保存實力，行動必有合理依據，因為少依賴偶然才是戰爭中的智者。 5年後（1768年），國王在一篇軍事論文中闡發了同樣的觀點，而且更加強調機動戰略的優勢。他寫道： 認為野戰與陣地戰同樣危險的看法大錯特錯。火炮在開闊的平原威力駭人。如果你進攻時敵人就把炮位都布置好了，你剛開始布置炮位，敵人的炮彈已經打過來了，這可就糟了，此間的差別大極了。 他說，在下一場與奧地利的戰爭中，他準備這樣打： 我會首先奪取一大片足供軍需的土地，既養活了自己，又損害了敵人，接下來選擇對我最有利的作戰區域；我會趕在敵軍來到附近之前儘快修築防線。我會將哨騎派到儘可能遠的地方，偵察四周地形；我會儘快製作所有適合敵軍紮營的區域，以及所有通往這些區域的路線地圖。這樣一來，我便了解了當地的地理，地圖能讓我明白奧地利人可能紮營的地點中哪些打得下來，哪些打不下來。我不會挑起大戰，因為奪取一處陣地必定要付出相當代價，也因為當地多山，追擊不可能取得決定性戰果，但我會重點加固自己的營地；我會精心修建工事，我的所有作戰計劃都要以全殲敵方偏師為目標，因為消滅一路偏師可擾亂敵方全軍。殲滅1.5萬人遠比擊敗8萬人容易，而且儘管風險小了，成果卻幾乎一樣大。 他說，攻打完備陣地中的敵人就像領著一幫手持木棍的農民去打全副武裝的軍人。 國王在1775年戰役方案（Projets de campagne）中寫道：「永遠不要只為了擊敗敵人而發動會戰，而應該執行不發動會戰就會受阻的作戰方案。」 國王的言論不曾脫離兩端搖擺的消耗戰略框架。法國大臣舒瓦瑟爾、法國駐奧地利大本營全權代表蒙特澤（Montazet）、奧地利大臣考尼茨（Kaunitz）、弗朗茨一世皇帝以不同的方式表達了同一條原則，即主要問題是消滅腓特烈的軍隊。我們可以將其解讀為殲滅戰略的體現。1757年7月31日，弗朗茨皇帝在寫給弟弟洛林公子查爾斯（Charles of Lorraine）的信中說：「我們絕不能想著征服土地，要一心一意消滅他的軍隊，因為如果消滅了他的軍隊，各地自然會變成我們的。」腓特烈從沒有說過這種話。恰恰相反，勞埃德將軍和其他人當時確立了一種觀點，認為軍事行動可以像幾何學一樣嚴格，發動戰爭可以從頭到尾不打一場會戰。腓特烈的著作中也找不到這種觀念。他有時偏向會戰一端，提出普魯士的戰爭一定要短促主動，戰爭成敗由會戰勝負決定；有時又偏向機動戰一端，將自己打的會戰描述為孤注一擲，說發起會戰是欠缺才智的表現，還建議截擊敵方偏師，不建議打會戰。但如果有人認為這是自相矛盾，那就完全搞錯了。馬基雅維利同時點出了殲滅戰略和消耗戰略的原則，這裡確實有無法解決的矛盾。腓特烈則是消耗戰略心態的明白無疑的代表。消耗戰略的本質里包含著這樣一種可能性：依據具體形勢，甚至單純因為心情，一個人這時強調或運用一種方法，那時又強調另一種方法。腓特烈本人常說，他遵循與蒂雷納、孔代、卡蒂納、盧森堡、歐根親王、德紹公子利奧波德這些法國偉大統帥一樣的原則。29後面還可以加上韋格蒂烏斯以來的所有將軍和軍事理論家，只有觀點自相矛盾的馬基雅維利除外。 腓特烈與同時期人的理論差異在於，腓特烈在個人軍事生涯的頂峰（1757—1759）比當時的大多數人都更靠近會戰一端。我們不能說「所有人」，因為前面已經看到，有的言論甚至比他還極端。 但從純理論上看，還是更傾向於機動戰略。薩克森選侯於1752年頒布的條令中寫道：「會戰是戰爭中最重大也最危險的活動。在沒有堡壘的曠野中輸掉一場會戰可能就會決定戰爭的結局，所以少有人冒此風險，更沒有人推崇會戰。良將的本領是通過機警、穩妥的機動達到戰役的最終目的，同時不涉險境。」 1759年5月，亨利王子（Prince Henry）在國王的催促下侵入法蘭克尼亞，摧毀了皇帝軍的倉庫。雷措（Retzow）評論道，此次得手「對國王的價值肯定比打贏一場會戰還要大。因為如果將軍精幹的話，即使會戰失敗，他依然能在戰後短時間內集結兵力一雪前恥了；而如果糧草盡喪，那便不可能發起重大行動了」。 從文藝復興到腓特烈大帝的這段時間裡，所有兵種的戰術都在變化，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全新面貌。大縱深密集方陣變成了窄長線列；像比武賽場上一樣騎著高頭大馬交戰的重裝騎士變成了以襲步進攻的密集騎兵方隊；炮兵的數目和威力提高了上百倍。但在這三個世紀裡，戰略基本原則一直沒變。圭恰迪尼講了1512年拉文納會戰之前，西班牙總督為了掩護羅馬涅諸城免受法軍圍攻、堵截法軍去往羅馬的道路是如何機動的，講了後勤供給在機動過程中的作用，講了會戰是如何引發的，還講了法軍的大捷沒有留下任何長期影響。這些內容都完全可以放到17世紀或18世紀的某次戰役中。 世界政治格局必須經歷一次深刻而徹底的變化，另一種戰略才會出現。 6　戰略概述及戰例介紹 赫希施泰特會戰1 （1704年8月13日） 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爆發時，路易十四具有極大的數量優勢，由此萌生了類似於拿破崙的徹底降服對手的念頭也無可厚非。他與巴伐利亞選侯馬克斯·埃馬努埃爾（Elector Max Emanuel of Bavaria）結為盟友，計劃從義大利和德意志集結兵力攻打維也納。 然而，當馬爾伯勒違逆本國政府意願，率領英國與尼德蘭聯軍向多瑙河邁進時，路易十四的對手們最終占據了兵力優勢。 雙方周旋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儘管聯軍強攻拿下施倫貝格（Schellenberg），藉此重創巴伐利亞，得以在多瑙沃特渡過多瑙河，但發動大決戰就要難得多了，因為雙方的統帥權都是割裂的。一方由馬爾伯勒和巴登藩侯路易（Louis of Baden）共掌帥印，之後歐根親王又帶來了第三支軍隊。另一方的兩名統帥是埃馬努埃爾選侯和法國元帥馬爾桑（Marshal Marsin），後來塔拉爾（Tallart）又帶來了一支部隊。 法軍與巴伐利亞軍紮營於奧格斯堡城下，陣地固若金湯。英國與尼德蘭聯軍雖有極大兵力優勢卻無計可施，只能對巴伐利亞國土進行有組織地蹂躪，逼迫選侯因子民苦難而求和。 選侯不為所動，馬爾伯勒的軍隊最後似乎只能打道回府了。為了多取得一些戰果，他決定派出偏師圍攻英戈爾施塔特。但當法軍與巴伐利亞軍出動反制時，歐根和馬爾伯勒決定抓住眼前的機會，趁敵軍在新陣地建好工事之前予以打擊。「我軍身處險境，」馬爾伯勒寫道，「只得採取這樣的強力手段，如果不說是孤注一擲的話。」 這句話再明白不過地展示了消耗戰略的本質，因為聯軍只需要調回圍攻英戈爾施塔特的1.4萬人就能獲得相當大的數量優勢（6.2萬人對4.7萬人）。有人說他們沒有動用那1.4萬人只是為了擺脫這支部隊的統帥，與其他兩人關係糟糕的巴登藩侯路易。這個理由本身就十分可疑，而且與圍城部隊初定由路易指揮的事實相矛盾。在這一時期，我們還會看到更多大股兵力被派去執行次要任務，結果沒趕上決戰的實例。 聯軍只有微弱的數量優勢，取勝的主要原因是統帥指揮水平高。法軍和巴伐利亞軍遭到攻擊時大吃一驚，野戰工事尚未完成。他們的位置並不差，歐根本來想包抄北邊的敵軍左翼，結果過不去，而且他的第一波攻勢被擊退了，假如守軍這時強力轉入反擊，勝算是很大的。我們從馬拉松會戰時起就知道，沒有哪一種手段能強過時機恰當的防守反攻。但這對指揮官的要求很高。至關重要的中軍指揮官是法國元帥塔拉爾，他不僅水平有限，而且掌握不了兩位同僚的部隊，而反攻必須要三人齊出才可以。他們只打算打一場防禦戰，無意進攻。於是，布林德海姆（Blindheim，英語中通稱「Blenheim」）和上格勞海姆（Ober-Glauheim）兩個村子有大批兵力把守，沒有預備隊來發動進攻了。2 在這種情況下，冷靜機敏的馬爾伯勒在第一波進攻被擊退後將部隊換了下來，以極大優勢兵力從兩個村子中間穿過，擊潰敵方中軍，從後方威脅和進攻兩村。布林德海姆守軍最後被迫投降。 應當注意的是，在施倫貝格與赫希施泰特兩場會戰中，守軍都是在忙著修建野戰工事時遭到進攻的。 都靈會戰3 （1706年9月7日） 法軍圍攻都靈，並派遣一軍前出至阿迪傑河（Etsch）和加爾達湖（Lake Garda）以為屏護。歐根親王集結了一支兵力略多的軍隊，繞過法軍，迫使其後退，然後帶著3.4萬人以非比尋常的速度（16天走了260千米且途中頻繁與敵軍接戰）撲向波河南岸的都靈城區。摩德納公爵為他提供了一些補給。與此同時，由奧爾良公爵統率、本來要在阿迪傑河擊退歐根的法軍也到了，現在雙方兵力大致相當，都是4萬人左右。因此，法國人覺得一邊打擊援軍，一邊繼續圍攻都靈力不從心。於是他們試圖用野戰工事來抵禦援軍，挖了一圈外壕。 援軍從南面來，繞著圍城軍走了一圈，終於在臨陣抱佛腳修建的外壕西北側發現了一處尚未完工的位置。這裡夾在波河的兩條支流多拉河（Dora）與斯圖拉河（Stura）之間，進攻方投入了3萬人，而該地段的守軍只有1.2萬人至1.3萬人。聯軍推進時的縱深不少於5個梯隊，甚至可能有6個梯隊，4步騎各三。最後，聯軍發現可以包抄法軍陣地右翼，於是走過淺淺的斯圖拉河河床，從後方發起進攻，一舉擊破，令法軍全線崩潰。都靈守軍此時也殺了出來，消滅了逃跑的敵軍。 被擊敗的是奧爾良公爵部，但拉費伊拉德（La Feuillade）指揮的圍城軍與眼前的潰兵一樣陷入恐慌，紛紛往法國方向跑，根本無力戰鬥，大部分火炮都丟掉了。 如果拉費伊拉德能從圍城軍中抽出哪怕6000人去支援奧爾良公爵，讓公爵能組織起一支預備隊，那麼奧地利軍大概就達不成進攻目標了。但拉費伊拉德不相信敵軍真的決定攻打工事防線，反而以為敵軍只是在機動，目的是切斷圍城軍的補給。另外，他相信要塞即將陷落，那可是他個人的功勞，於是不願意削弱任何一處的圍城兵力。然而，年輕的奧爾良公爵的顧問馬爾桑元帥也不敢激烈反對拉費伊拉德。拉費伊拉德的岳父是戰爭兼財政大臣沙米亞爾（Chamillart），能在宮裡給馬爾桑造成很大麻煩。法軍就這樣輸了，原因是號令不一，將帥失察，問題甚至比兩年前赫希施泰特會戰時還要嚴重。反觀對面的兩位統帥，歐根親王與堂弟薩克森公爵配合無間。歐根親王全無私心，甚至不許在捷報中提到自己的名字。 理論家們從法軍此次戰敗得出的結論是，圍城軍靠外壕抵禦援軍的做法在原則上就是錯的。通過對戰鬥經過的細緻研究，我們知道這個結論站不住腳，因為外壕並未受到直接攻擊，而是被包抄了。面對這種情勢，估計換成德紹公子利奧波德指揮的勇猛普魯士軍隊也無濟於事。如果外壕守備嚴密，指揮得當，法軍完全有可能取得當年阿萊西亞城下那樣的成功。薩伏伊兩兄弟背對敵境攻打堅固陣地的決定算得上戰略上的彌天大勇，真正是天命使然。 1708年 1706年，馬爾伯勒打贏了拉米伊（Ramillies）會戰並進行了出色的追擊作戰，從此比利時落入了英國手中。但1707年戰局沒有大的變化。1708年，在怨恨尼德蘭政府的當地居民幫助下，法國奪回了布魯日和根特。1708年7月11日，馬爾伯勒主動出擊，贏得了奧德納爾德會戰，但局勢依然沒有向好的方向發展。5儘管英軍統帥提議進入法國內地，甚至有人將其解讀為馬爾伯勒意圖進攻巴黎，但歐根立即表示反對，尼德蘭的支持也爭取不來。馬爾伯勒在7月26日寄給朋友戈多爾芬勳爵（Lord Godolphin）的信中將情況和盤托出，6信中指出了向巴黎進軍的希望何其渺茫：農村居民會帶著家當躲進要塞，入侵者會進入一片荒無人煙的土地，上面如棋盤般分步著一系列堡壘。「要是我能將敵人從要塞里引出來打一仗該多好！」據他說，打贏奧德納爾德會戰的最大好處是動搖了敵軍的士氣。 因此，儘管法軍吃了敗仗，但還是保住了在弗蘭德斯的地位，還占領了布魯日和根特。聯軍既然無法進攻法國手中的要塞，便決定圍攻里爾，可以說將法軍主力甩在了身後。圍城行動一直拖到了深冬，外城陷落後又要攻打內城要塞。法國大軍趕來後繞著圍城軍走了一圈，尋找適合進攻的部位，但最後發現圍城軍為了掩護自身修築的外壕無懈可擊。法軍多次企圖通過攔截輜重隊來迫使聯軍撤圍，但都失敗了。里爾陷落後，聯軍連同根特與布魯日奪回了弗蘭德斯。 戰役基調完全是由成功的圍城戰而非圍城戰之前的野戰奠定的。如果有人認為聯軍在野戰中背對敵境，也就是非要分出勝負的話，那就完全搞錯了。儘管馬爾伯勒無疑打贏了，儘管歐根親王的軍隊正在趕來，已經到了附近，儘管馬爾伯勒願意再戰，但他覺得不管是現在或是以後，他無論如何是沒有能力逼迫對方決戰，也無力利用殲滅敵軍的戰術成果。這是一場實施宏大消耗戰略的戰役，雙方都調集了無比龐大的軍隊。聯軍打贏這場戰役還是靠指揮得當，馬爾伯勒和歐根團結一致，對面的法軍則將帥不能齊心。法軍統帥是年輕的王太子勃艮第公爵，旺多姆元帥（Marshal Vendôme）擔任他的顧問，後來又加上了貝里克公爵（duke of Berwick）的第三支部隊，還是自行其是。於是，前線不得不一再請國王裁決，因為他明確要求若無國王下令，「不得做出任何重大決定」。這樣做的前提是戰事進展緩慢，反過來又拖慢了進展，因為前線幾乎不可能違抗國王的重大決定，於是聯軍得以在身後近旁就是敵軍主力的情況下推進圍城戰。決定結果的不是會戰，而是陣地和野戰工事，會戰根本沒有發生。 馬爾普拉凱會戰7 （1709年9月11日） 里爾是一座邊境城市，歸屬法國不過40年。但法國人在丟掉里爾後已經精疲力竭，以至於路易不僅願意放棄戰爭的真正目標，為孫兒爭取西班牙帝國的寶座，甚至連阿爾薩斯也可以不要。但聯軍提出的割地要求太過折辱，於是他決定打下去，而且投入了一支甚至比前一年更強大的野戰軍。這支軍隊的戰略任務只能是繼續打防禦戰，而聯軍制訂的目標也不過是再奪取幾座邊境要塞，就像前一年奪取里爾那樣。聯軍首先拿下了圖爾奈（Tournai），繼而攻打蒙斯，這兩座比利時境內的城市當時還在路易手裡。統領全國兵馬的維拉爾元帥（Marshal Villars）沒能阻止圖爾奈陷落。當聯軍轉向蒙斯時，他趕快追了上去，本來有可能趁著歐根遠在蒙斯另一側、無法直接援救的機會攻擊馬爾伯勒，但維拉爾當然不知道歐根到底在另一側的哪個位置。馬爾伯勒甚至大膽到率軍朝他走了一段距離。難道要拿法國的最後一支軍隊冒險嗎？那樣就徹底違背了國王的想法和意圖。於是，維拉爾僅僅占據了要塞近處的馬爾普拉凱村，聯軍必須先把他趕走才能實施圍攻。村子本身的位置不是非常有利，於是法軍儘快修建了工事。為了集結全部可用兵力進行決戰，聯軍給了法軍整整兩天時間。最後，聯軍擁有了11萬人對9.5萬人的優勢兵力。 聯軍本來想打一場側翼戰。聯軍將以極大優勢兵力攻擊並包抄法軍左翼，同時以較弱兵力拖住中部和右翼。根據一些報告，包括普魯士王太子腓特烈·威廉一世在內的幾名將軍於會戰前日下午與法軍將領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會談，並趁此機會查探了敵軍工事。他們大概沒有看到什麼重要軍情，但他們在會戰部署過程中的兩軍眼皮底下會談一事體現了那個時代的軍人氣質：對他們來說，戰爭和會戰是更激烈的賽場比武。 作戰計劃無法執行。法軍列陣於兩座森林之間的空地上，寬達3千米。戰線正面或側面的森林雖然會妨礙進攻方行動，但也會隱蔽其行蹤。聯軍派了一支強大的迂迴縱隊穿過西北側的森林，但沒有成功。他們似乎在森林裡迷路了，最後只發揮了加強側翼兵力的作用。於是，聯軍沒能突破工事極為牢固的法軍左翼。聯軍左翼指揮官奧蘭治少主本來就兵少，任務是拖住敵人，結果卻發起猛攻並被擊退，法軍只要發起反擊就能徹底將他消滅。但工事有利於防守，也會妨礙出兵進攻。此處的法軍指揮官，勇猛的布夫萊爾元帥（Marshal Boufflers）沒有下定轉守為攻的決心。於是，法軍還是被聯軍步步逼退，最後撤離戰場。 但聯軍接下來為攻打工事付出了不少於3萬傷亡，法軍則損失不到1.2萬人，只從戰場退後了5英里（約8千米）且占據了一處新陣地。法軍不再有能力阻止圍城了，蒙斯最終告破。法國丟了一座城，卻藉此繼續打了一整年，而且年底的局勢好於年初。戰術上看，聯軍無疑打贏了馬爾普拉凱會戰；然而之前就有人確切地指出，如果從整體上考察1709年戰役，那麼法國仍然贏在了戰略上，我也是這樣認為的。這是一個內在的矛盾，但人生本就充滿著矛盾，消耗戰略更是如此。 1710—1713年 馬爾普拉凱會戰是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的最後一場大型會戰。戰爭之後又打了4年，雙方只是圍攻和奪取小邊塞。聯軍起初占據了上風，但英國和尼德蘭後來拋棄了皇帝，與法國單獨議和，於是主導權到了法國手裡。法軍最後甚至再次渡過萊茵河，圍攻並奪取了弗賴堡，歐根無力阻攔。 1741年8 腓特烈出其不意地入侵併占領了西里西亞，率軍駐紮於上西里西亞邊境。這時，奈佩格（Neipperg）統領奧地利軍以驚人的膽色插入普魯士諸軍之間一條無人守備的道路，以尚在手中的尼斯（Neisse）和布里格（Brieg）兩座要塞為行動基地，阻斷了國王親自指揮的普軍主力的退路。腓特烈後來在寫給德紹公子利奧波德的信中寫道，他當時「別無可能」，只有進攻敵軍。普軍步兵有近兩倍的優勢（1.8萬人對9800人），炮兵近3倍（53門對19門），但騎兵少得多（4600人對6800人）。9由於奧軍有騎兵優勢，莫爾維茨會戰（4月10日）一度勝負難料。奧軍騎兵將普軍騎兵逐離戰場。腓特烈在回憶錄中寫道：「資深軍官們以為末日已經到了，部隊彈藥已經打光，不得不投降了。」為了最起碼保住國王本人的性命，什未林元帥（Field Marshal Schwerin）說服國王離開戰場，繞圈躲過奧軍，投奔西里西亞境內北邊的普軍陣地。但是，據說當驚魂未定的國王離開後，什未林成功指揮步兵和炮兵再次開始推進，奧軍在連綿不斷的優勢火力面前只得退卻。即便奧軍騎兵之前打敗了普軍騎兵，但在火力下陣形已經潰散，不能再以密集單位攻擊敵軍步兵了。 普軍右翼比左翼靠前這一事實對會戰結果顯然沒有任何影響。儘管會戰失敗，但奈佩格還是從普魯士手中解放了西里西亞，而且以尼斯為基地在西里西亞支持了一整個夏天。腓特烈儘管將兵力優勢擴大到了不少於6萬人對2.5萬人，卻依然不敢再次出擊。10他也不能通過機動戰將奈佩格逼出要塞。於是，國王只得試圖利用政治手段繼續戰爭，將法國卷進來對付瑪麗亞·特蕾莎。法軍剛剛抵達，他就與奈佩格秘密口頭達成了克萊因施倫多夫停戰協定，規定奈佩格在國王佯裝圍攻14天後交出尼斯要塞，國王承諾撤出下西里西亞和中西里西亞。 總參謀部著作中嚴厲批評奈佩格並褒揚腓特烈，因為腓特烈曾一天之內行軍近19英里（約31千米），並且自始至終以決戰為行動的基礎。奈佩格則受到了一味囿於成規的譴責（第82頁）。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批判受到了普魯士愛國主義的強烈影響。兵力較弱的奈佩格已經盡到了人事。 奈佩格成功率軍插入普軍退路的手段令人驚嘆。腓特烈當時已經出了包圍圈。9日，在保加雷爾（Pogarell）修整一天，而奈佩格正是利用這一天進至莫爾維茨，再次列陣於普軍正面。關於停留的原因，國王在寫給德紹的信和回憶錄中都說是他認為當時下雪天潮，步兵——也就是火槍——派不上用場。第二天時來運轉，天氣暖和了一些，陰雲散去，於是我們看到步兵確實是決定性因素。總參謀部著作中對上述狀況的描述有誤，尤其是行軍過程。 1742年 假如普魯士憑藉巨大的數量優勢在西里西亞擊敗奈佩格部，繼而向維也納進軍，那麼法軍肯定會一同前往，維也納也會陷落。可惜普魯士按兵不動，法軍實力不足以進攻維也納。不過，法軍還是去往布拉格並將其攻陷。這時，腓特烈再次展開行動，撕毀了《克萊因-施倫多夫休戰協定》。 奧地利似乎要被瓜分了。波希米亞歸巴伐利亞，摩拉維亞歸薩克森。法國元帥布羅伊（Marshal Broglie）制訂了雄心勃勃的計劃，準備在塔博爾-布德韋斯（Tabor-Budweis）四面合擊奧軍。但腓特烈不同意。他只想去沒有敵軍的摩拉維亞，而且已經開始與奧地利秘密談判了，因為他根本不急於拆分奧地利，給薩克森擴大疆土，讓法國洋洋自得。11從戰略角度看，冬季戰役有意思的地方是它讓我們看到在恰當條件下，一名腓特烈同時代的人構思並提出了秉承殲滅戰略精神的方案，反而是腓特烈出於政治原因否決了該方案。 奧軍企圖突襲正在來回機動的普軍，於是霍圖西采會戰（1742年5月17日）展開了。奧軍被擊敗。12 於是，瑪麗亞·特雷莎為了拆散普魯士與法國，決定將上西里西亞連同克萊因施倫多夫協定中交出去的地區割讓給腓特烈。 1744年 普軍再次離開，英軍趕來支援奧軍後，法軍被逼回萊茵河以西，似乎不得不再次放棄阿爾薩斯了。這是普魯士國王第三次舉兵，奪取布拉格並進入波希米亞南部。奧軍被迫撤出阿爾薩斯，但並未直取普軍，反而現身於普軍北側，切斷了他們的交通線。腓特烈無力通過會戰手段解決問題。儘管他有近2萬名騎兵，但這批騎兵不適合大面積搜索和偵察敵軍動向。腓特烈有很長一段時間完全沒有敵軍的消息，而當他終於與敵手面對面相遇時又發現對方地形十分有利，他不能出擊。於是，他丟棄輜重返回西里西亞，還撤出了布拉格城，連重炮都不要了，這次撤軍幾乎讓普軍土崩瓦解。士兵成群逃亡。一場會戰都沒打，比較大的遭遇戰幾乎也沒打，特勞恩（Traun）就取得了輝煌的勝利。腓特烈決心再也不這樣深入敵境了。 總參謀部著作，尤其是馮·勒斯勒爾少校（Major von Rös-sler）的一篇演講（《軍事周刊》1891年第3期副刊）高度評價了1741年至1744年間腓特烈國王的進攻計劃，認為其充分體現了殲滅戰略的精髓。在理論方面，這幾年確實是國王最接近會戰一端——如果你願意的話，也可以說是殲滅戰略——的時期，但其實差得還很遠。他從來沒有專門將敵方軍隊設定為攻擊目標。只有1744年攻打維也納的計劃（未實際執行）中隱約包含著這樣的意思，計劃中設想集合全部友軍並于波希米亞南部擊敗奧軍，但並不要求立即向僅略超過90英里（約145千米）以外的敵國首都進發。計劃中寫道大軍接下來要「將腳踩在敵人的咽喉上」，但《書信集》（Korrespondenz）（3：135）中已經明白地點出了具體實施辦法：「進抵多瑙河，如有必要甚至可推進至維也納周邊。」除此之外，腓特烈很可能壓根沒把這個宏大計劃當回事，因為他無意消滅奧地利，事實上是避免打大決戰，哪怕法國人建議他這樣做。 總參謀部著作對腓特烈戰略的根本誤解自然會一再產生個別的錯誤。事實只能不斷被歪曲或掩蓋，但我們用邏輯終究會推導出作者意在頌揚，實則是批判，因為再多花招也不能將腓特烈的作戰方式強行塞進假定的框框裡。對1744年的評述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點。1898年馬克斯·萊茨克（Max Leitzke）在海德堡大學通過的博士論文《普魯士政治史與1744年戰役新論》（「Neue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preussischen Politik und Kriegführung im Jahre 1744」）對國王提出了批評，於是總參謀部著作就出來維護國王。 1745年 假如奧地利在1744年乘勝追擊，入冬後堅持作戰，我們實在看不出普魯士能如何自救。但奧軍的士氣和物質條件都不足以實施冬季戰役，於是腓特烈贏得了時間，不知疲倦地重建軍隊。現在，他將戰略主動權交給了對手，決心用一場會戰來洗雪前一年機動戰的敗績。忠誠的大臣波德維爾斯（Podewils）力勸國王不要將國運託付給難測的戰果。但國王解釋道，他已經別無選擇；會戰就好比重病患者的催吐劑。他假定奧軍開春後會企圖從波希米亞突入西里西亞，然後他就可以利用兩地交界處的山巒帶來的優勢。他沒有試圖把守各處隘口（我要提醒讀者回想一下本作第1卷中關於溫泉關會戰和扼守關隘的論述），而決定放敵軍入關，然後在西里西亞與奧軍對陣。但他預先詳盡觀察了山勢，為奧軍可能走的每一條路線都做了預備。他勘察了道路和橋樑，而且做了分兵部署，一旦發現薩克森與奧地利聯軍走出一處隘口，諸軍便能以最快的速度集結對敵。奧軍試圖通過夜間行軍來突襲普軍，結果沒有成功，因為他們低估了夜間展開部隊的難度，直到上午8時才開始進攻，普軍那時早就知道敵兵來襲，遂嚴陣以待。普軍必須先把國王親率離營的部隊叫回來，但這支部隊沒走多遠，於是及時返回參戰，決定了戰鬥有利於普魯士。而在6月4日的霍亨弗里德堡會戰中，腓特烈的預備工作做得非常好，凌晨4時就可以攻擊敵軍左翼了。戰鬥進行到9時基本就結束了，敵軍全線退回山中。這場大捷完全要歸功於國王指揮得當。戰略頭腦、用心預備、執行果斷這些方面都做得非常好。腓特烈的統帥聲名是從這場勝利才起步的。莫爾維茨會戰還是靠什未林才打贏的；國王在霍圖西采會戰中指揮出色，但表現得不是很明顯，奧地利人甚至辯稱自己沒有被打敗。而1744年以滿盤皆輸告終。但現在霍亨弗里德堡會戰為國王帶來了永不磨滅的盛名。而且我們不能說——打個比方——國王的勝利是沾了敵軍犯蠢的光。當然，為了避免遭到奇襲，奧軍肯定要在抵達當晚占領某些高地，扼守斯特里高河（Strigau）的各處渡口。但他們入夜後才下山紮營，而且幾乎不可能摸清四周的方向。山中行軍的速度或許可以快一點。但說到底，奧軍必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普軍有沒有在關隘出口守株待兔，如果在的話，奧軍就是一個接一個地把自己送進敵人嘴裡。但如果他們打算第一晚在山上休息，以便次日下山時少走些路，這樣就更危險了，因為他們的行蹤瞞不過普魯士人，一出山口就會馬上遭到攻擊。奧軍統帥洛林公子查爾斯絕不會想到，普魯士全軍竟會在次日日出前就嚴陣以待。正是這一完全出乎意料的狀況展現了普魯士國王的才能與想像力。人們常常對戰略主動權是多麼推崇備至啊！霍亨弗里德堡會戰則告訴我們，原理的意義都是相對的。腓特烈之所以取得了戰略勝利，恰恰是因為他迫使對手主動採取戰略攻勢。行動的實施過程表明，此舉的原因不是欠缺進攻精神，而是出於明智的算計。 腓特烈追了逃跑的敵軍3天。接下來，軍事行動陷入僵局。奧軍占據了易北河與阿德勒河後面的一處堅固陣地，普軍與其對峙了一整個夏天，將近4個月，期間一直沒有引發大規模軍事行動。於是我們看到，在當時的條件下，霍亨弗里德堡這樣的重大戰術勝利也只能帶來很少的長遠實質性益處。腓特烈在霍亨弗里德堡會戰中的兵力已經不弱於奧地利與薩克森聯軍（約6萬人），會戰造成對方損失1.4萬至1.6萬人，己方損失4800人，所以他現在的兵力遠多於對手。如果他秉承的是殲滅戰略原則，那早就會對喪膽的敵軍窮追不捨，儘快再次發起進攻。由於奧軍丟掉了三分之二的火炮，只剩下41門對付普軍的192門，所以從現代評論者的角度來看，普軍甚至攻打阿德勒河-易北河陣地也不是不可能，即便不能正面強攻，迂迴總是可以的。但國王絕不會有這樣的想法，因為他前一年才經歷了深入敵境、與補給基地失去聯繫的處境，即便是他這樣的軍隊也是危險萬分。軍需總管馮·德戈爾茨（von der Goltz）之前就極力告誡國王不少出山進入波希米亞，因為農用大車沒法將物資運過去。13 沒過多久，戰略主動權再次落入奧地利人手中。上西里西亞和馬爾克（the March）受到薩克森威脅，腓特烈不得不派兵前往，於是削弱了手中的兵力。奧地利則補充了兵力。奧軍輕步兵讓普軍無法就地搶糧。9月，腓特烈退回蘇台德山口，但在他撤軍之前，查爾斯公子再一次嘗試擊敗他。普軍現在只有2.2萬人，駐紮在納霍德山口（Nachod）和特魯特諾夫山口（Trautenau）之間的索爾（Soor）；奧地利與薩克森聯軍有3.9萬人，遠勝於普軍。 查爾斯公子計劃像霍圖西采和霍亨弗里德堡中那樣突襲普軍。他的部隊向普軍謹慎推進，企圖在夜間展開於敵軍營地的正前方。9月30日凌晨5時，國王接到了第一份報告。但他與往常一樣已經起床並召集將軍討論次日要下達的命令。他立即意識到撤退已經是不可能了，尤其是普軍現在只有森林和懸崖之間的狹徑可以走，通往特魯特諾夫山口的路已經被奧地利掌握。若要自救，唯有出擊。國王當場下令部隊展開向右翼靠攏，意圖在右翼形成兩線梯隊發起進攻，只有一個梯隊的左翼起初要保持不動。普魯士的軍紀讓國王的命令迅速得到貫徹。 假如奧軍此時憑藉兵力優勢全力開戰，那麼普軍實難自守。貝倫霍斯特後來寫道：「普軍取勝是對戰爭藝術的蔑視。」沙恩霍斯特答道：「他們是通過尊重戰爭藝術取勝的。」儘管查爾斯公子想要突襲營中的普軍，但他並不打算直接攻打，而是等著敵方倉皇逃跑，從而帶來殲滅敵軍的機會。奧軍輕步兵已經到了普軍營地的另一側，衝進去大肆劫掠，甚至在國王率軍出戰時奪走了國王本人的全部行李。決絕果斷讓普軍贏得了勝利，統帥的謹小慎微讓奧軍輸掉了會戰。14由於奧軍本身還在展開過程中，而且原本打算靜觀其變，於是就等著普軍來攻，甚至擠在一條山脊上的奧軍騎兵都沒有主動出擊，而是留在原地挨打。奧軍騎兵被打退了，普軍從這一側繼續出擊，支援正面進攻，遂擊破奧軍中央，奧軍右翼隨之退走。 與霍亨弗里德堡會戰一樣，索爾會戰是指揮才能、果斷決策、優秀軍紀的傑作。但索爾會戰的戰略影響甚至還不如霍亨弗里德堡會戰。兩場勝利都讓普軍脫離了十萬火急的險境，但也僅此而已。一個從殲滅戰略角度看完全無法理解又令人驚訝的事實是，勝利者留在戰場上耀武揚威了幾日，之後竟然退兵了。腓特烈去了西里西亞，被擊敗的奧軍返回了之前被占領的營地。 奧軍也沒有被嚇倒，幾周後便再次大舉邁進。薩克森軍號召奧軍一起翻越勞西茨山（Lausitz），進攻布蘭登堡。出了薩克森邊境，3天便可來到柏林城下。11月21日，腓特烈從側面的西里西亞插入勞西茨山，從而阻斷了敵軍的行動，又命令帶著一支掩護部隊在哈雷的老將德紹出兵攻打薩克森軍。 上述行動引發了一種令人驚奇萬分的戰略局面。查爾斯公子率領奧軍從波希米亞最北邊馳援薩克森。普魯士國王在易北河北岸，德勒斯登近在眼前，但他沒有與經萊比錫趕來的德紹軍會合，而只派萊瓦爾德將軍（General Lehwaldt）帶著8500人經邁森前去。國王本人與主力在一起，他認為有必要與西里西亞保持聯繫，還要保護倉庫和通往柏林的道路。12月15日，德紹在德勒斯登正面不遠處的凱塞爾斯多夫（Kesselsdorf）進攻薩克森軍，當時奧軍已經到了他身後。薩克森軍與奧地利軍再要幾個小時就能會師，那樣德紹便輸了。腓特烈極其嚴厲地批評了他，近年來的作品中依然有人鸚鵡學舌，說這是因為他沒能加快腳步轉向托爾高。但具體研究已經表明，老元帥在每個時刻的做法都是完全符合情勢和命令的，而他與國王的看法差別只是因為兩人相距遙遠、通信速度慢和局勢複雜。15多地協作不可避免地會有摩擦。腓特烈顯然是想打贏一場會戰的，假如他為此而犧牲幾天的自身安全和聯絡渠道，不是只派出萊瓦爾德的部隊去，而是率領全軍渡過易北河去邁森與德紹會合的話，那麼德紹面臨的險境本來是可以避免的。腓特烈後來在回憶錄中說，如果德紹被打敗了，那麼他會立即提兵再戰，將敗兵放到第二梯隊。就此而言，我們必須說國王不僅是消耗戰略的追隨者，更是一名完全信奉消耗戰略原則的統帥。如果戰敗後兩軍還有可能會合，那就表明讓兩軍不能在會戰前會合，以利於會戰的各個次要原因的重要性被高估了。這是一場危如累卵的會戰。如果打輸了，那麼批評者不會放過腓特烈國王，事實上也不能放過他。他本人經常講集結全部兵力打會戰的原則。儘管如此，他本人不僅在此處違背了這條原則，後來也違背過；而且不光是他違背，歐根和馬爾伯勒在赫希施泰特會戰中也違背了，這在前面已經講過。問題恰恰在於：指揮官為了發動一場會戰，能從另外的地方抽出多少兵力？在評估這些理由時，信奉兩極戰略的指揮官與信奉單極戰略的指揮官是完全不同的。如此便可以解釋腓特烈在凱塞爾斯多夫會戰中的行為了。16至於他是否高估了在當時的特殊情境下應該按兵不動的理由，這個問題的意義就不大了。 腓特烈與托爾斯滕松 現在對前文概述的腓特烈諸戰役與托爾斯滕松的幾次戰役作一比較。17 托爾斯滕松在阿爾特馬克（Altmark）接手瑞典軍指揮權後突然出兵（1642年），穿過西里西亞進入摩拉維亞，奪取格洛高（Glogau）和奧爾米茨（Olmütz）兩座要塞並留兵駐守後再次啟程，於1642年11月2日在萊比錫擊敗了一支皇帝軍。次年，他二入摩拉維亞，沒能發動會戰便撤回，接著遵照本國政府命令擊敗了丹麥。加拉斯統率的皇帝軍一直尾隨他到霍爾斯坦（Holstein）。這時，托爾斯滕松再次返身侵入波希米亞，意圖「奪取多瑙河畔的據點」，接著「奮力返回」基地（「交通線」）。幾路皇帝軍集合了起來，薩克森軍和約翰·馮·沃特統率的巴伐利亞軍也加入了進來。於是，揚考會戰於1645年3月6日爆發了。雙方兵力大致相當；哈茨費爾德（Hatzfeld）指揮的皇帝軍有5000名步兵、1萬名騎兵和26門火炮；瑞典軍有6000名步兵，9000名騎兵和60門火炮。雙方打得都很英勇。瑞典軍憑藉將領素質和服從號令取得了勝利，因為皇帝軍在不利於發揮己方騎兵優勢的地形上接受了會戰，而且諸將各行其是，不聽統帥調遣。18 托爾斯滕松進抵維也納門戶，奪取了橋頭堡狼穴（Wolfss-chanze）以及多瑙河畔的兩座要塞——科爾新堡（Korn-neuburg）和克雷姆斯（Krems）。但他手裡只有不到1.5萬人，無力奪取維也納，甚至圍攻布呂恩4個月後也失敗了。克雷姆斯和科爾新堡之後分別留在瑞典人手中數月和一年半時間，奧爾米茨直到戰爭結束都屬於瑞典。因此，托爾斯滕松達到了「插入皇帝心臟」的目的，但這不足以直接迫使皇帝議和。與腓特烈一樣，托爾斯滕松明白自己比敵人善戰，也追求決戰，但他並不比腓特烈更能利用決戰的成果贏得戰爭。兩人都只能依循消耗戰略的原則行事；托爾斯滕松取得的成績比腓特烈大，但腓特烈還是更快地達到了目標。這要如何解釋呢？ 如前所見，托爾斯滕松的軍隊比腓特烈的軍隊靈活得多，既有兵少的原因，也有兵種構成——以騎兵為主——的原因。但托爾斯滕松之所以進退舉止比腓特烈大膽得多，還有一個特殊的原因。腓特烈明白軍滅即國破。因此，他的行動更為謹慎。1741年的時候，他沒有強攻固守堅壘的敵軍。1742年，他只打防禦戰。1744年，他最遠只敢走到布德韋斯，而且之後不經一戰便撤出波希米亞。1745年，儘管打贏了霍亨弗里德堡會戰，但他只走了3天就又停下了。托爾斯滕松敢在波希米亞腹地作戰，敢一路推到多瑙河，是因為在最極端的情況下，他或許確實冒著喪軍的風險，卻沒有亡國之憂。當年古斯塔夫·阿道夫渡海時，瑞典國會就得出了喪師於德意志無損國防的結論，因為本國手裡還有30艘大船和民兵。19開姆尼茨在布賴滕費爾德會戰前的作戰會議上表達了同樣的想法。20「瑞典與這裡相距遙遠，還隔著大海，本土危險不大，也沒有險要的障礙要越過。」因此，腓特烈的速勝不能只用戰績來解釋，還要看政治局勢。經過一年半的戰爭，瑪麗亞·特雷莎願意將一個廣大富庶的省份割讓給他，好騰出手來抵禦其他更強大的對手。腓特烈的前兩場西里西亞戰爭都必須綜合戰略和政治兩方面來解釋。如果說一貫有人認為，腓特烈時代的政治軍事行動以傾向於不打持久戰、短促痛擊對手、儘快達成有利和議為特徵的話，那麼這種看法更多反映了普魯士國王的真誠願望，而非實際行動。人們以為他追求的短促痛擊在哪裡呢？在莫爾維茨，他是因為斷了退路而不得不戰；在霍圖西采，他是被攻擊的一方；在1744年，他根本沒打會戰；在索爾，他也是被攻擊的一方。短促痛擊只有兩次，霍亨弗里德堡會戰和凱塞爾斯多夫會戰。但1745年簽訂的和平協議完全稱不上有利，而只是承認了占領狀態。要想正確評價腓特烈作為戰略家的水平，我們還必須牢記一點：他的宏圖偉業以政治為決定性因素，大膽卻謹慎的戰略只是權宜之計。 蒂雷納 三十年戰爭期間，與托爾斯滕松同時期的法軍統帥是蒂雷納。講述戰爭藝術史必然要提到他，因為傳統上認為他是第一個將後勤擺到決定性地位上強調的統帥，他寧願放棄一次有利的行動，也不願危及軍需供給。因此，他大體上被視為機動戰略的創始人，精明主動但避免交戰。克勞塞維茨對他有一句經常被引用的評語（9：193），說他的戰爭藝術恰好只適合他那個時代，而放到當代戰爭中就像廷臣的閱兵用劍擺在騎士用劍裡面一樣扎眼。儘管這段描述和比喻既生動又恰當，但還是會給人留下錯誤的印象。蒂雷納的母親是奧蘭治家族的公主，他本人信奉尼德蘭的軍事思想，將按時發放糧餉視為最神聖的戰爭準則之一。因此，他只是因循而已。但在三十年戰爭的統帥中，他或許確實比同時代的人更多考慮後勤體系。1644年，當他已經迫使梅西將軍退出弗賴堡，積極追擊大有可能成功的時候，他決定放棄。他在回憶錄中解釋道：「與常年在德意志服役的老兵們一樣，我們的全體步兵都習慣直接領到烤好的麵包，不習慣自己烤麵包，所以我們不可能跟著敵人去符騰堡，因為我們在那裡沒有準備好軍需站。因此，我們沒有渡過萊茵河。」 在回憶錄的其他地方，他也一再強調後勤，1654年阿拉斯解圍戰就是一個例子。 蒂雷納的統帥生涯可分為兩個時期：前期是從三十年戰爭末期和投石黨戰爭至1659年《庇里牛斯和約》簽訂；後期一直到他1675年去世為止，包括路易十四親征之初的前幾場戰爭。如前所見，後期的軍隊規模達到了前期的兩三倍大，於是後勤體系逐漸成為重中之重，腓特烈大帝時期也是如此。因此，沿用克勞塞維茨的修辭，當時所有統帥手中的實戰用劍都變成了閱兵用劍，但閱兵用劍也是鋒利尖銳的，放到勇猛精幹的擊劍士手中也是兇器。蒂雷納也懂得如何運用這把劍，發揮殺敵的威力。他沒有巴納的維特施托克會戰那樣的大戰，也沒有托爾斯滕松那樣的長途遠征，但他在1674年通過機動戰將大選侯逼出了阿爾薩斯，正如1744年特勞恩以同樣的方式將腓特烈大帝趕出了波希米亞。如果遭受失敗，他會立即占據一處易守難攻的陣地，讓敵軍不敢再靠近（例如，1652年投石黨戰爭期間進駐奧爾良），在這一點上消似腓特烈大帝。他偶然談過一次會戰的重要性（針對1646年的戰事），說會戰勝利的主要成果是掌控了一片地區，從而增強了自己，削弱了敵人。因此，蒂雷納雖在戰略發展史和偉大統帥的行列中占據一席之地，卻不能被視為某種特殊戰法的模範。我們更不能認為他代表著一種與腓特烈對立的理論，畢竟後者從未自稱與法國元帥們有原則上的分歧。 查理十二 關於查理十二，我計劃另寫專著，這裡只給出幾條思路提示。就戰略而言，查理十二仍然屬於三十年戰爭的時代，因為他統率的軍隊人數少而多騎兵，能夠馳騁於廣大地域，且動機中的政治因素大於軍事因素。1707年，查理離開薩克森，此時的他站在權力的巔峰，手下有16200名步兵和20700名騎兵（包括龍騎兵）。他在波爾塔瓦（Poltawa）會戰中共有16500名戰鬥員，上陣者12500人。與三十年戰爭的情況相反，瑞典國王面對的不是旗鼓相當的對手，敵軍雖素質低劣，但人數卻大得多。俄軍尚在組建過程中，且苦於本國士兵與大多來自外國的軍官之間的對立。波蘭國王的軍隊是一支缺乏紀律的中世紀徵召軍。指揮薩克森軍的舒倫貝格（Schulenberg）將軍向國王匯報說，他的部下一看到瑞典人就潰散了。21考慮部隊素質的差異，再加上作戰地域的廣大以及當地的農業、道路、氣候狀況，那麼對查理十二的征戰史就必須要用完全不同於路易十四或腓特烈的標準來看待。出身維特爾斯巴赫家族旁支，頭戴瑞典王冠的他不僅是世界史上當之無愧的最偉大的英雄之一，也是一位會戰指揮得當、以個人的風姿與絕對的信心激勵部下的偉大將軍。不過，若說他是一位與古斯塔夫·阿道夫、腓特烈、拿破崙並列的戰略家，則還是有所欠缺，光靠「不屈不撓」或「冒險家」這樣的詞是不能奠定戰略家地位的。問題在於尋找並確定客觀形勢與主觀品性之間的相互作用。前面講過的雙方軍隊差異和瑞典政治狀況都必須納入考量。強大的瑞典領土遍及波羅的海沿岸，甚至在北海邊也有大片疆土，卻仍然沒有明確的政治方略，以至於老首相奧克森謝爾納（Oxenstierna）竟然於1702年建議國王與波蘭國王兼薩克森公爵奧古斯特（August of Poland-Saxony）議和，然後把軍隊租給外國君主，以為這樣會增添國王的聲譽。 事實上，當年強悍的瑞士兵卒也是在這種狀況下沒落的。 1756年 腓特烈的權勢與功業在七年戰爭達到了頂峰。他的戰略原則一如過往。 他參戰時知道自己占據無可置疑的優勢。在10年的和平期，他大大提高了軍隊的規模和素質，遠遠超過了對手。他加固了西里西亞的要塞。他的國庫里有1600萬塔勒現金，而且他預計可以立即征服富庶的薩克森選侯國，合普魯士與薩克森兩國之力每年有750萬塔勒的盈餘，而腓特烈估算一場戰役的開銷不會超過500萬塔勒。政治上，他明白哈布斯堡王朝與波旁王朝向來彼此嫉妒，於是估計法國只會給予奧地利微薄的援助，沒有能力輸送大量資金。他相信自己有英國相助，足以拖住俄國，即便拖不住，俄國也取得不了多大的戰果；俄國與奧地利加起來都不能與他爭鋒，因為兩國的經濟太弱了。即便考慮弗朗茨皇帝擁有耶路撒冷皇帝的頭銜，於是以個人名義給妻子預支一筆錢，那也用不了太久。 按照國王的估計，他的形勢簡直太有利了，以至於我們會有一個疑問：這難道不正是轉向殲滅戰略的恰當時機嗎？普魯士各團6天內即可完成動員；薩克森還沒等集結軍隊就會遭到突襲；奧地利當時可以說毫無預備，而且先要填補平時空架子單位的缺額。1756年7月底，政治條件已經成熟，腓特烈本來有能力以壓倒性的優勢沖入波希米亞。在他兵臨維也納城下之前，我們看不出奧地利要如何做出普軍無法克服的抵抗。 但國王甚至連考慮過這些想法的跡象都沒有。起初，當法軍威脅要立即出兵時，他將進攻推遲了4周。這便給了奧地利備戰的時間，也讓薩克森得以將軍隊集中於堅固的皮爾納大營。但腓特烈的算計是，如果他直到8月底才開戰，那麼法軍當年便不能出動了。他之所以願意接受以上劣勢，是因為他本無意打一場殲滅戰，只打算占領薩克森和北波希米亞一部。若非如此，法國的威脅自然會迫使他不要推遲進攻，反而要儘快動手，趕在法軍長途跋涉到薩勒河之前解決奧地利。在這種情況下，「短促痛擊，儘快以有利條件議和」（10年後便發生了這樣的事）的原則是恰當的。但腓特烈的想法完全不同。他要求普魯士參戰應短促主動的要求不能按照現代意義去理解，而必須聯繫前一個時代那種延綿10年、20年乃至30年的戰爭。 因此，腓特烈在這一年只是在皮爾納俘虜了薩克森軍隊（1.8萬人）並控制了薩克森就滿意了，不僅拒絕與奧軍決戰，甚至再次撤出了波希米亞。他通過這第一次戰役發現，戰爭要比他設想中更艱難。由於普魯士騎兵違反國王命令，擅自出擊導致失敗，10月1日的羅布西茨會戰實際上一開始是敗了。國王本來已經離開戰場，後來又被叫了回來，因為普軍經過苦戰從奧軍輕步兵手中奪取了一處前哨陣地，普魯士將軍們以為那是奧軍的主陣地。他們當時就以為會戰打贏了。事實並非如此；奧軍主陣地毫髮無損，奧軍與普軍打得旗鼓相當。但普軍最後還是成功了，因為布朗（Browne）沒有意識到己方占優，於是就不接著打了。他的計劃不是與普軍交戰，而是突然進至易北河對岸，也就是通過機動給薩克森軍創造突圍的機會，突圍後來沒有達成。22 10月16日薩克森軍投降後，腓特烈當年對奧地利發起一場殲滅戰役不能說是一丁點可能都沒有。他仍然具有相當大的優勢，10萬以上對8萬。但這純粹是教條的看法。腓特烈根本沒考慮過，普軍的內部結構也不允許採取這樣的戰略。 1757年 1756年冬至1757年春，奧地利、俄國、法國三大國針對盛氣凌人的普魯士結成了令人畏懼的同盟。反普同盟醞釀很久了，但腓特烈不曾料到會以這種形式達成，而且直到腓特烈本人出兵時同盟才完全形成。 起初，腓特烈打算保持守勢，放棄沒有堅固要塞掩護的西里西亞，將主力有序地調入薩克森，視具體情況待奧軍或法軍於某地逼近時再撲上去。因此，與之前在霍亨弗里德堡一樣，他將主動權讓給了敵軍。這時，溫特費爾德（Winterfeld）建議國王自己抓住主動權，4月就入侵波希米亞，在法軍現身前擊敗奧軍。國王反駁了他。奧軍兵力可能不亞於普軍，且與普軍一樣分為四路駐守於西里西亞和薩克森邊境。這個季節的野外找不到人馬所需的糧草，所有物資都要隨軍攜帶，普軍的處境很艱難。若是一路奧軍，尤其是位於埃格河下游、正對厄爾士山脈的布朗一路在堅固的要塞里，要是國王率軍從德勒斯登前來，頓兵堅城，最後因糧草不繼而被迫折返，那麼其他幾路普軍就都危險了，整場行動也就失敗了。於是，腓特烈完善了溫特費爾德的計劃，命令什未林迫使敵人向他靠攏，從永本茨勞（Jung-Bunzlau）出西里西亞，威脅布朗部身後，從而使其撤出堅城並為國王打開道路。這樣一來，腓特烈便有望奪取奧軍倉庫，深入敵境，估計還能找到機會擊敗某路奧軍。 計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與料想的方式不同。什未林抵達永本茨勞時運氣不錯，剛好保住了城中的奧軍倉庫。若非交了這次好運，他必將陷入絕境。儘管如此，他現在依然無法按預定方向前往利托梅日采（Leitmeritz）或梅爾尼克（Melnik），因為奧軍在另一側威脅著他，他也不能丟掉奪過來的永本茨勞倉庫。23因此，國王的計劃證明是不可行的，但其實也不必實施，因為布朗被突如其來的敵軍嚇壞了，已經放棄了帕什科波爾河（Paschkopol）畔埃格河後側的堅固陣地，向布拉格撤軍了。 於是，四路普軍得以在布拉格城下順利會師，奧軍沒能合兵一處趁著普軍尚未會合發起進攻。恰恰相反，布拉格城中只有四路奧軍中的三路，普軍卻集合了全部兵力。 奧軍現在決定寸步不退，在布拉格城東列陣會戰，結果被擊敗並困守於布拉格城內（5月6日）。但在他們即將被迫投降之際，援軍到了。這支援軍切斷了普軍與西里西亞的交通線，從而迫使普軍在極為不利的條件下進行會戰。6月18日，普軍在科林戰敗。 考慮腓特烈在這場戰役中明確有尋求會戰之意，而且最終意圖是包圍敵軍主力並一舉將其全部消滅，於是我們可能會以為國王在這場戰役中轉向了殲滅戰略。那看起來可能很了不起，但細究下來，上述看法不會抬高反而會貶低國王的聲望，既沒有正確看待國王作為統帥的偉大之處，也不尊重事實。 假如腓特烈意在殲滅，那就不免會受到轉變思想太遲的批評。在戰爭的第一年，奧地利人還沒有做好準備，他或許有能力通過殲滅戰達成自己的目標；但到了1757年，普軍的數量優勢已經不夠大了，實際結果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另外，我們還不得不假定國王沒有充分意識到自身計劃的性質和規模。開戰前不久，他將計劃透露給了盟友英國國王和在普魯士統軍的萊瓦爾德元帥（4月10日和16日），但隻字不提決戰，只講了自己準備奪取奧地利的軍需倉庫。他希望藉此將奧地利人完全趕出波希米亞全境，或者按照他在另一封信中的說話，他希望將奧地利人趕到布拉格城南的伯勞恩河（Beraun）對面。對他來說，整場戰役就是一場「奇襲」，打算在5月10日之前就解決戰鬥，以便調頭對付法國或俄國。 再次，假如他心口不一，其實是打算一擊打垮奧地利，那麼腓特烈在估算雙方兵力上就犯了大錯。因為即便他打贏了科林會戰，也俘虜了被困在布拉格的軍隊，他能不能迫使無所畏懼的瑪麗亞·特雷莎議和也是極大的未知之數。24 因此，1757年戰役應當與腓特烈的所有其他戰役一樣，也就是從消耗戰略的視角去理解，再加上一個補充條件，即腓特烈在此役中最接近會戰一端，因而最接近殲滅戰略。他的基本觀點沒有變化，他也沒有突然從一個極端轉向另一個極端。有人批評他最初的戰役方案「怯懦」到不可理喻，他的弟弟亨利則在科林會戰後譏諷他「法厄同[66]隕落了」，兩種批評意思相反，同樣無理。如前所見，腓特烈最初的計劃是讓敵人先出手，然後他再各個擊破。普軍自己直撲向最近的敵人，也就是奧地利軍，於是越出了計劃的限度。最後又發生了完全意料之外的事情，奧軍主力在布拉格會戰後被困城內，讓普軍有可能將這支部隊全部俘虜。腓特烈甚至在會戰當日早晨都想不到這種可能性，因為奧軍面北列陣，左依布拉格，因此正常情況下戰敗後應該穿過布拉格往南跑。憑藉巨大的數量優勢，腓特烈讓基斯帶著三分之一軍隊去布拉格城西，這支部隊堵住了奧軍從這個方向穿城撤退的路線。腓特烈還命莫里斯公子帶著3營步兵和3隊騎兵從布拉格上遊方向渡過莫爾道河（Moldau），以便繼續攻擊撤退中的奧軍。25這項行動由於浮筒不足失敗了，但腓特烈本人也沒抱多大希望，在回憶錄中根本沒有提及這道命令。由於奧軍預計的撤退路線距離莫爾道河近4.5英里（約7千米），莫里斯手下的4000人大概發揮不了決定性作用。不過，腓特烈的這道命令證明他想要儘可能發揚戰果，這一意圖也近於殲滅戰略。但當奧軍的正面顯然不可能從北面擊破，普軍只能繞彎從東邊進攻時，戰局整個就變了。奧軍的應對手段是背靠布拉格城組成新的正面，最後被趕回了城內。普軍直到次日才意識到這一點，自己都覺得驚訝，那時才意識到前日的勝利竟然取得了這麼大的成功。於是，迫使奧軍因飢餓而屈服，進而俘虜奧地利全軍的想法萌生了。但國王仍然在消耗戰略的框架下行動，因為他考慮的不是得手後進軍維也納，逼迫奧地利求和，然後全力對付法國。相反，他的假定是自己要繼續與奧地利交戰，只計劃派3萬人去對付法國。 但正如克勞塞維茨所說，困住敵方全軍的大好運氣到頭來是命運的惡作劇。腓特烈後來在文中將戰役計劃的失敗歸咎於「布拉格會戰完全是靠軍隊贏得的，將查爾斯公子全軍趕進布拉格，而圍城也化為泡影」。因此，認為腓特烈從一開始就準備圍殲敵軍，並為此提前派出基斯到布拉格城西的看法完全是誤解。按照國王的作戰原則，基斯部最初的真實目的與他在凱塞爾斯多夫會戰中留在易北河北面的目的是一樣的。他那時是為了保護去往柏林和西里西亞的道路交通，現在則是為了掩護與薩克森的交通線。由於他沒有過河，所以他還有阻止奧軍從這一方向撤退的任務，而且如果奧軍沿著設想中的路線從莫爾道河對面撤退，他還要派兵去支援那邊的莫里斯公子。26 因此，戰役並不是按照預定方案實施的。方案的基本思想竟然證明是不可行的，即什未林從西里西亞趕來，威脅布朗側翼，從而迫使其撤出埃格河畔的陣地。儘管如此，軍隊素質和戰略最後還是帶來了勝利，不單純是交了好運。普軍大膽的行動達到了突然性，成效驚人，一舉令敵軍喪膽，將帥不敢直纓其鋒，放普軍進入國境，絲毫沒有抵抗。弔詭的是，敵軍後來又在布拉格寸步不讓，讓入侵者如願有了打一場會戰的機會。 這位御駕親征的國王有他一貫的邏輯，計劃中容不得任何幻想，而現在正有人批評他怎麼不去幻想。如果他最後去追求不可能達到的目標，然後失敗了，後人就不會去苛責他，而會說：「我就是喜歡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人。」如果他竟想用小心謹慎澆滅命運賦予他的天才之火，他怎麼可能還是那個不斷挑戰命運，不在任何厄運面前低頭的英雄呢？ 另外，他打科林會戰的原因不是「讓困守布拉格的敵軍膽寒」，也不是他以追求會戰為原則，而是因為道恩已經逼近到眼前，腓特烈再也不能一邊圍城，一邊保護通往西里西亞的道路沿線的倉庫[位於布蘭迪斯（Brandeis）和尼姆堡（Nimburg）]了。一個事實展現了腓特烈戰略與殲滅戰略的整體根本區別：甚至是離開布拉格去迎戰道恩時，他也沒有主動出擊的願望或計劃，而只打算通過機動逼退奧軍。奧托·赫爾曼有一個說法特別貼切，他說腓特烈認為自己有必要為在科林出擊道歉。換作另一位統帥，他或許就要為沒有出擊而道歉了。因為腓特烈沒有倉庫就堅持不下去，也不能像拿破崙和克勞塞維茨所說的那樣必須讓道恩繼續靠近，以便抽調圍城部隊來加強兵力。他沒有別的選擇，要麼攻打道恩已經設好的營地，要麼從布拉格撤圍而去。萬分緊急之下，腓特烈決定冒極大的風險攻打道恩。 但科林會戰不是因為某個個別失誤才失敗的，而是從一開始就不可能打贏，我們今天已經能看明白了。道恩是5.4萬人對3.3萬人而且占盡地利，不僅難以接近，而且從遠處就能發現進攻方的一舉一動。腓特烈曾先後在索爾會戰（2.2萬人對3.9萬人）和洛伊滕會戰（4萬人對6萬人）以少勝多，但索爾會戰是一場奇襲，敵方或者在整條戰線上，或者在成功突破的位置上完全沒有料到普軍會進攻，且奧軍將領沒有及時應對。而到了科林會戰，奧軍將領有能力也確實採取了及時應對，儘管是最後一刻才反應過來。腓特烈自以為再多4個營的步兵就能取勝，這是不可採信的欺人之語。27 普軍撤出波希米亞後，腓特烈又想起了最初的戰役構想，即不在冬季主動出擊，等敵軍靠近再動手。假如他自始至終貫徹這一構想的話，他在艱苦的戰爭中無疑會過得好一些，因為攻勢戰略已經不可能成功了。但是，他在布拉格和科林損失的數目可以用新兵替換，老兵的素質卻補不回來。因此，現代評論者批評腓特烈的首次行動，執著於貫徹戰役計劃的看法似乎是完全錯誤的。但情況並非如此簡單。將首次行動稱作「怯懦」當然是大錯特錯。戰役方案甚至上升到了戰術攻勢的程度，而且如前所見，採取戰略攻勢不過是腓特烈一直都有的想法更進了一步。即便實質成果得而復失，但士氣上的收穫仍然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敵軍將領對普魯士國王做出的決策懷著非同尋常的尊重和真誠的敬畏。科林的失敗並未損害腓特烈的聲望，就連勝利者道恩元帥都沒有看輕對手。事實上，腓特烈的聲望反而更高了。他沒有一蹶不振，而是愈發確信機動不足以取勝，必須努力逼迫敵軍打會戰。 於是，他向法軍挺進並在薩勒河不遠處的羅斯巴赫擊敗了他們，然後轉向奧軍並在下西里西亞的洛伊滕敗之。在羅斯巴赫會戰中，他打敗了具有兩倍兵力優勢的敵軍。他本人找了很長時間戰機而不得，這時希爾德堡豪森（Hildburghausen）和蘇比斯決定先出手。正當兩人包抄對手的途中，普軍突然從營中衝出，殺入敵方行軍縱隊側面。法軍和皇帝軍還沒列好陣就輸了。 在洛伊滕會戰中，面對6萬到6.6萬名奧軍，4萬名普軍悄無聲息地來到部署完畢的奧軍左側面前，儘管沒能直接衝進去。腓特烈將軍隊排成4個梯隊，因此正面很窄，而奧軍為了利用兩側的地勢屏障而連綿5英里（約8千米）。因此，普軍在進攻地段具有數量優勢，還沒等奧軍右翼來援，左翼已經被擊敗。守勢思想為奧軍招來了災禍。當普魯士國王忙著對付法國時，奧軍在布雷斯勞（Breslau）城下擊敗貝沃恩公爵（duke of Bevern）並奪取了這座城市，還拿下了施韋德尼茨（Schweidnitz）要塞。但他們沒有憑藉數量優勢在冬季再接再厲，逼迫敵軍決戰，反而計劃進入冬季營地，當普魯士國王逼近時，他們覺得只要在合適的防禦陣地對峙即可。他們沒料到國王竟敢攻打陣地（12月5日）；他們本來以為普軍會撤退，而且會滿意於這個結果。28於是，諸般情勢有點像索爾會戰；那時奧軍也相信只要擺開陣勢就能達到主要目標，根本不用實際交戰，或者之後才需要交手。這就給了更堅決的對手以可乘之機，抓住側面進攻的戰術優勢，化人數較少的劣勢為局部的兵力優勢。堅決戰勝了麻木。假如奧軍在洛伊滕會戰中攻擊正在向側面移動的普軍，就像腓特烈在羅斯巴赫會戰中對法軍做的那樣，人數占優的奧軍肯定會取得勝利。他們在理論上並非沒意識到這一點。1757年春，弗朗茨皇帝就是這樣建議即將赴任的皇帝軍總司令，他的弟弟查爾斯的。29但他沒有果斷實行。在布拉格，奧軍再次放任普軍向側面行動而沒有干預。在科林，奧軍也沒有干預，但普軍的機動還是失敗了，因為奧軍及時注意到了普軍朝向側翼的動向，於是憑藉巨大的兵力優勢延伸了正面寬度。 在洛伊滕會戰中，決定性因素還是指揮，但普軍軍紀為指揮提供了合適的工具。秩序好、速度快、戰術機動性強的部隊確保了每一條命令的執行。腓特烈國王能夠先以四列平行縱隊向奧軍中部行進，等到逼近時再決定攻打敵方左軍還是右軍。接下來的轉向和展開進行得非常迅速，奧軍還沒明白是怎麼回事就遭到了攻擊。除了普軍，當時沒有一支軍隊能做到這樣。 腓特烈與對手們的區別不在於理論，而在於執行，這一點無論如何強調都不為過。俄軍在這一年的指揮表明，腓特烈的對手們絕非缺乏理論洞見。 聖彼得堡「大會」向奧普勞克辛（Apraxin）下令：「我們認為，如果萊瓦爾德順利離開該國（東普魯士）並與國王會師，那麼占領普魯士乃至更遠的區域都毫無價值。」因此，奧普勞克辛的目標是擊敗萊瓦爾德。據此，斯比爾斯基將軍（General Sibilski）指揮的俄軍游擊隊接到了包抄並拖住普軍、直到大軍趕到將其擊敗的任務。30 1758年與奧爾米茨會戰 腓特烈發動1758年戰役時的基本構想與前一年如出一轍。他之前入侵波希米亞是為了在法軍現身之前儘可能沉重地打擊奧軍，現在，法軍的直接威脅已經沒有了。英國在羅斯巴赫會戰的鼓舞下在德意志組建了一支軍隊，足以拖住法軍。但俄軍不久前逼了上來，情勢危急。正當普軍轉身對付瑞典時，俄軍於冬季在無人抵抗的情況下占領了東普魯士，預計仲夏前後便可飲馬奧得河。因此，腓特烈的想法是通過某種方式讓奧軍留在遠處，以免其與俄軍會合，那樣他就能放開手腳，等俄軍來到近處的平原地帶時儘快將其擊敗，而奧軍卻幫不上忙。 腓特烈不可能像前一年那樣入侵波希米亞。普軍主力在西里西亞，要做的頭一件事是奪回施韋德尼茨要塞，那是敵軍手中僅存的前一年戰果。奧軍駐紮於工事守備完善的斯卡利采（Skalitz）陣地，與緊靠山口的普軍主力正面對峙。假如腓特烈計劃進入勞西茨山區乃至薩克森，再從那裡發起入侵的話，奧軍肯定會有所察覺並再次選擇適當地點，擋在他的面前。於是，腓特烈不打算去波希米亞，而是經上西里西亞去摩拉維亞，圍攻奧爾米茨。國王曾多次想到，在與奧地利的戰爭中，入侵摩拉維亞比入侵波希米亞對自己更有利。31但這些考量與1758年戰役無關；我們尤其不能以為腓特烈計劃以劣勢兵力進軍維也納。與手握15萬大軍的前一年不同，他現在只有12萬野戰部隊。32另外，如果他像前一年那樣奪取了布拉格，他就不得不想辦法將摩拉維亞北部也收入囊中。他現在的想法是，如果他拿下奧爾米茨並將奧軍主力引出波希米亞，那麼他的弟弟亨利——亨利在薩克森統率著2.2萬部隊——或許就能奪取布拉格。因此，這一年的戰略構想和前一年一樣並非攻打敵方首都，而是占據靠近普魯士邊境的區域和要塞。如今波希米亞守備森嚴，於是普軍侵入了另一個幾乎邊界洞開的奧地利省份，一開始幾乎沒有遇到敵人，讓對方決定是要立即上前迎戰，還是嚴守陣地，來日再戰。波希米亞也好，摩拉維亞也好，地理並非決定性因素，突然性才是。腓特烈通過入侵摩拉維亞調動了敵軍，使其離開守備完善的斯卡利采陣地。現在，他相信在有利態勢下引發會戰的機會已經到來，或者甚至都不用打會戰，單憑奪取奧爾米茨就能長時間拖住奧軍，而他則趁此時機轉向俄軍，憑藉主力將其擊敗。 1757年，他對布拉格只能圍而不攻，因為城中的大軍讓他不可能挖壕逼近城牆。如今，腓特烈有望用正規攻城手段拿下奧爾米茨。 該計劃相當類似於前一年的計劃，只是做了因地制宜的妥善調整，而且與前一年一樣，終究在敵方因地制宜的應對之策下失敗了。 與前一年一樣，最初的奇襲取得了成功。為了彌補洛伊滕會戰中的損失，奧軍與普軍同樣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當腓特烈奪取施韋德尼茨後於4月19日突然離開要塞，5月4日在未遇抵抗的情況下現身奧爾米茨城下時，普奧兩軍都沒有做好準備。但為了達成奇襲，普軍不僅沒能帶上，甚至都沒有準備好重型攻城器械。直到過去了兩周多（5月22日），富凱（Fouqué）將重炮和彈藥帶上來時，攻城才正式開始。普軍在此期間無所作為，因為道恩沒有為了解救奧爾米茨而匆忙進入會戰，只是從斯卡利采大營轉移到摩拉維亞邊界，於5月5日占據了利托米什爾（Leitomischl）的一處堅固陣地。儘管那裡距離奧爾米茨只有50英里左右（約80千米），腓特烈從原地只要兩三天就能趕過去，但他並沒有像現代軍隊自然會做的那樣直撲利托米什爾的奧軍，事實上他也做不到。道恩的陣地用普魯士戰術攻打似乎難度很大，而且即便道恩覺得陣地不夠牢固，他也可以再退一步，將不得不等待攻城器械到來的普軍引離真正的目標奧爾米茨。 因此，儘管近處就有一支未被擊敗的敵軍，腓特烈還是得嘗試攻城。 他的嘗試失敗了。有人認為是攻城器械部署過程中出了幾項失誤。這或許是實情，但不應該過分強調。大規模軍事行動總會有類似的困難發生，奧軍才是決定性因素。腓特烈早先攜帶的軍需彈藥不足以展開攻城。據滕佩爾霍夫（Tempelhof）估計，僅運輸攻城器械30天之用的彈藥車就需要26580匹馬，其餘物資另算。腓特烈不可能湊齊這麼多馬，因此只能分批往前線運送補給，同時奧軍主力就在附近，四處派出小股部隊騷擾普軍。 腓特烈本人認為，他之所以被迫於7月1日撤圍，是因為奧軍在奧爾米茨以北14英里（約22.5千米）的多馬施塔爾（Domstadtl）抓住了普軍的一支大型輜重隊。事實上，道恩元帥當時已經成功實施了另一次國王尚不知曉的機動，此舉會讓普軍無法奪取奧爾米茨，哪怕他們龐大的運輸隊順利抵達了前線。攻城戰剛剛打響，已在利托米什爾停留17日的道恩元帥便向前移動到了距離奧爾米茨只有一天路程的幾處精心選擇的地點，先向東去耶維奇科（Gewitsch），再往南去多布拉米利采（Dobramilitsch）和切利霍維采（Weischowitz）。國王兵少，無力攻打這些地方。但就在普軍輜重隊於多馬施塔爾被消滅當天，道恩夜行軍加強行軍在24小時內走了28英里以上（約45千米），占領了流過奧爾米茨城的莫拉瓦河（March）左岸（即東岸），國王完全沒料到敵軍會有這麼一手。普軍在這一側的圍城部隊一直很薄弱。奧軍出現時，普軍不得不完全撤出左岸，過河後甚至把橋都毀了。33道恩現在就在奧爾米茨邊上，隨時可以增援城內，因此普軍不可能發動強攻了。但腓特烈得知此事前就因為多馬施塔爾的慘重損失而下令並實施撤軍了。 按照現代戰略觀，腓特烈沒有理由不在某處渡過莫拉瓦河，集結兵力攻打道恩。畢竟，他遲早會找到某個步兵和騎兵單位可以發起進攻的位置。但我們發現腓特烈甚至不曾考慮過這個想法。從當時的情況看，會戰勝利帶來的收益與失敗的風險，與預期損失的規模無法相比。因為他已經損失了龐大的輜重隊，就算打贏了也不能接著攻城或繼續進行摩拉維亞戰役了。 道恩不流一滴血，只靠精明的行軍機動和陣地選址便挫敗了腓特烈，此舉必得稱讚。他既沒有讓國王得償所願打會戰，又使其不能繼續攻城。 但正是這種作風，這種讓奧軍統帥通過巧妙機動挫敗普魯士國王的本領，讓他無法利用命運伸長手臂去拿送到他眼前的勝利果實。 腓特烈經波希米亞退往柯尼希格拉茨（Königgrätz）。他不知道道恩已經到了莫拉瓦河對岸，與他近在咫尺，還分兵兩路，自領一路在前掃除可能出現的攔路奧軍分遣隊，另一路在後保護龐大的輜重隊，由之前負責攻城的基斯元帥統率。我們今天看當時的總體局勢，會覺得道恩沒有抓住機會全力出擊簡直不可理喻；普軍花了7天時間才走到直線距離37英里（約60千米）外的斯維塔維（Zwittau），而且已經受到了奧軍分遣隊的嚴重威脅。我們看不出普軍如何才能逃脫慘敗。國王與後面的基斯部有整整一天的路程，無力救援。普軍怕極了奧軍追上來，這從軍中流傳的奧爾米茨守軍指揮官馬沙爾將軍（General Marschall）說的一句話就能看出來，將軍接到追擊撤退普軍的任務時說：「這些人已經夠不幸了，讓他們平靜地離開吧。」34 但戰爭講的是風險，道恩打算發揮無險而勝的本領。這項本領剛剛為他帶來了一次漂亮的勝利。前一年，兵力占優的他不敢為了解救布拉格而攻擊普軍，而是逼近敵軍，斷其糧道，引誘敵軍出擊，然後在科林大敗之。這一次連會戰都沒打一場，他應該孤注一擲，冒著普軍及時反應過來、集結兵力迎擊的風險，或者那位能立下不世之功的國王剛注意到奧軍前進便突然轉身，在奧軍再次找到良好防禦陣地前就發起進攻的風險出手嗎？道恩對普魯士國王分兵的做法——這該說是大膽還是愚蠢呢？——沒有確切的了解。對信奉現代戰略的人來說，道恩似乎行為遲鈍，而且如果他有大將之風的話，那麼即便從當時的戰略原則來看，他必然會意識到決定性地擊敗普軍的時機已經到來，須甘冒大險乃至投入全部籌碼出擊。當然，我們要不厭其煩地說，兩極戰略的本質就是根據具體情況選擇謹慎機動或大膽會戰，但只有非常了不起的人才能突然從一端轉向另一端；道恩並非兼通兩道之人，如果他一味進攻的話，那就自求多福吧！這一次在普軍從奧爾米茨撤退時，進攻會讓他大獲全勝——但4周或6周前，要不是他老成持重，他就會為了解救奧爾米茨而攻擊普軍了。換句話說，他會正中腓特烈下懷，很可能遭到失敗。為了正確評價一位統帥，我們不能只看一次孤立的行動，而必須從整體上考察他的品性，必須合理看待他的那些在一種情況下不利，在另一種情況下又為他帶來成功的品性。 由於奧軍沒有追擊，所以普軍毫髮無損地抵達了柯尼希格拉茨，而且令人吃驚的是，他們現在占據的陣地大體上就是3個月前奧軍大營的位置。即便是現在，腓特烈已經把全部輜重翻山送回了西里西亞，他也願意邀戰道恩，但奧軍總是將陣地設在腓特烈不願冒險攻打的位置。瑪麗亞·特雷莎寫信給前線統帥說，他現在可以冒險開戰了，有失敗的風險也沒關係，因為普軍正要轉身對付俄軍，奧軍一定要提前削弱普軍。這句話是多麼震撼，又是多麼獨具雄風啊！為了殺傷敵軍，協助友軍，瑪麗亞·特雷莎願意自己承擔損失，而且可能損失比敵人還要大！有人可能會覺得雙方必然會交手了，因為腓特烈當然同樣渴望會戰，付出巨大代價也在所不惜，以便抽出更多部隊對付俄軍。但在維也納寫下豪言壯語容易，在敵軍面前做出英勇決斷就難了，而且女皇將道恩譽為通過拖延行動挽救了祖國的當代法比烏斯，還為紀念他而鑄造了印有「Cunctando vincere perge」字樣（意為「他發揚了拖延制勝之道」）的硬幣不是沒有道理的。道恩收到女皇的信後無疑加快了腳步，還研究了普軍的陣地位置，結果卻發現普軍陣地過於堅固。他也認為其他的一些做法不可取，比如率軍來到野外向普軍挑戰。對腓特烈來說，時機似乎也不是非常有利。於是，雙方在柯尼希格拉茨和納霍德之間又兜了將近4周的圈子之後，腓特烈離開了波希米亞，轉身對付俄軍。 柯尼希格拉茨物資吃緊時（普軍逼近時，奧軍將利托米什爾倉庫中剩下的物資付之一炬），國王命令士兵自己收割莊稼，自己給穀物脫粒，自己撿麥穗，然後送去烤爐。每個團每天都具體規定了上交穀物的數目。35 對腓特烈來說，波希米亞-摩拉維亞戰役無疑是以戰略失敗告終，而且阿興霍爾茨（Archenholtz）寫道，國王自己的軍官們都認為整場奧爾米茨行動是一個錯誤。要是他像1757年春天制定的原始方案中那樣按兵不動，帶領主力在勞西茨山區或下西里西亞等待奧軍或俄軍來到近前的平原地帶，然後再出擊，那豈非再妥當不過？ 既然戰役最終失敗了，那麼說乾脆不打這場仗最好的事後諸葛之論在當時或現在都很容易說出口。哪怕浪費的資源和直接的傷亡不算太大，36哪怕班師過程的順利彌補了撤圍奧爾米茨對士氣的損害，但要是採取守勢的話，普軍根本不會有傷亡，而且腓特烈在曹恩道夫會戰中的兵力也會更強。因此，腓特烈不實施摩拉維亞行動確實會更好。 客觀因素就談這些。但戰略問題從來不是只靠客觀因素就能解決的。統帥的主觀認識也必須考慮。當道恩沒能抓住普軍撤退的機會時，我們的解釋是道恩就是道恩；現在腓特烈也是同理，只不過方向反了過來。假如腓特烈在洛伊滕會戰勝利後按兵不動，等待次年7月再看敵軍來不來，那他就不是腓特烈了。他看到入侵摩拉維亞有機會取得正面戰果，所以他不可能不去試試運氣。維也納最高戰爭委員會的一份證詞寫道，普魯士國王「終究會通過機動迫使道恩接受會戰，不管道恩布陣於何處，而我們知道普魯士國王的機動水平一貫高於我軍」37。腓特烈難道應該因此從一開始就告訴自己道恩不會被拖入會戰，而且由於奧爾米茨距離普魯士邊境只有37英里（約60千米），所以道恩肯定會切斷圍城部隊的補給嗎？畢竟，事情有可能不是這樣發展的，而且普魯士國王有不會放過一個機會的觀念——事實上，歸根到底正是這個觀念讓哪怕數量優勢巨大的敵人也對他敬而遠之。正是在這個時候，勞登（Loudon）給朋友寫信說世界上幾乎沒有普魯士國王辦不到的事。38前面講道恩的時候說過，成功將腓特烈從奧爾米茨調動出來的是道恩，後來不懂得抓住腓特烈退兵時幾乎窮途末路的機會的還是那個道恩；同理，就算勝率渺茫也要發動摩拉維亞戰役的是腓特烈，憑藉積極作風給敵人留下深刻印象，以至於他在戰役失敗時幾乎毫髮無損的也是那個腓特烈。 1758年8月25日的曹恩道夫會戰也沒有如腓特烈所願一錘定音。俄軍穩住了陣腳，沿著普軍正面退走，腓特烈卻不敢再次發起進攻。另外，俄軍儘管放棄了諾伊馬克（Neumark），卻又去圍攻科爾貝格（Kolberg）了。假如國王沒有發起進攻，而是聽從魯蒂斯將軍（General Ruits）的建議，抓住與大軍分開的俄軍輜重隊，那麼國王是有可能成功的。他在會戰後確實嘗試這樣做了，還說了一句與他的其他言論矛盾的話，「那比會戰要好」，但他的嘗試失敗了。曹恩道夫又打了一場雖無實質成果，卻有士氣方面的好處的會戰：敵軍一直處於害怕遭到攻擊的恐懼中，於是意志陷入了癱瘓。 但當腓特烈過分依賴士氣因素時，道恩卻成功鼓起了勇氣。1758年10月14日，他在霍基爾希（Hochkirch）向營地選址不慎的腓特烈發起進攻並大敗之。腓特烈這一次亡羊補牢的辦法也不是打贏另一場會戰，而是精心規劃，快速行軍，令奧地利人無法利用和保住占領西里西亞、薩克森境內多處要塞的優勢。 1759年 腓特烈在戰爭的第四年轉變了戰略，決定採取戰略防禦的方針；他其實在1757年就有過這樣的考慮。他現在打算留在包括薩克森在內的國境之內，讓敵軍自己過來。我們知道1757年和1758年的兩場宏大攻勢分別在布拉格和奧爾米茨失敗了，但之後的防守行動都成功了。腓特烈在1758年底寫了一份備忘錄，說失敗的原因是奧軍防守能力提高了。據說奧軍已經憑藉築營術、行軍戰術和炮火成為防禦大師。奧軍布陣通常是兩側皆有依憑，周圍由無數火炮支撐，部隊排成三線：一線正面有緩坡，以便最大限度地發揚火力；二線在高處的戰壕中，是戰鬥最激烈的位置，騎兵夾雜其中，只要來攻的敵人有動搖跡象便立即上前出擊；三線的任務是增援敵軍重點進攻的地段。火炮放在兩側，就像要塞的布置一樣。騎兵在開戰前夕發起進攻的做法仍然常見，但在這樣的陣地和炮火面前似乎已經完全失去了可行性。現在，騎兵一開始會留在手裡，等到最後的緊要關頭和追擊時再投入戰鬥。 腓特烈現在寄希望於奧軍因為要奪取西里西亞，遲早會被引到平原地帶，從而帶給他翹首企盼的進攻機會。謹慎的道恩沒有這樣做，於是腓特烈最後不再管他，試圖去攻打諾伊馬克城下的俄軍。他嘗試了3次：1758年8月25日在曹恩道夫，1759年7月23日在卡伊（Kay），1759年8月12日在庫諾斯道夫（Kunersdorf）。1758年曹恩道夫會戰的結果已經是不如人意；普軍在之後的卡伊會戰和庫諾斯道夫會戰更是徹底被擊敗。 庫諾斯道夫會戰39 （1759年8月12日） 俄軍和勞頓部布陣於奧得河右岸的法蘭克福城下。腓特烈自南邊來，從俄軍身邊走過，然後在俄軍陣地以北渡過奧得河。由於俄軍北邊有低洼地掩護，他又繞了俄軍一圈，以便從東南邊包抄進攻。 普軍計劃純粹從側面進攻，起初取得了很大成效，俄軍戰線似乎註定要被席捲了。但攻勢最終還是失敗了，因為俄軍正面的南側也有多處池塘和溪流掩護，普軍的進攻正面非常狹窄，尤其是1.3萬名騎兵完全無法發揮作用。為免陣形分散，國王不願意讓左翼繞過正面障礙物進攻。於是，俄軍一次又一次從沒有受到攻擊的半邊戰線投入有生力量，終於憑藉數量優勢打垮了普軍。克勞塞維茨（10：99）有言「或許可以說，國王在這裡掉進了他自己挖的斜線陣的陷阱里」，總參謀部著作證實了這一點。 庫諾斯道夫會戰中的側面進攻比洛伊滕會戰時還要明確，因為普軍將全部兵力展開於俄軍東翼。兩場會戰中的兵力對比情況大致相同。令普軍在洛伊滕取勝，而在庫諾斯道夫落敗的區別有四點：第一，洛伊滕會戰中的奧軍正面非常長，受到攻擊的一翼無法得到未受攻擊的一翼的支援；第二，庫諾斯道夫會戰中的俄軍陣地要有利於防守得多，正面本身和正面前方都是如此；第三，俄軍已經占據陣地8天，修建了工事和鹿角；第四，由於正面有屏障，俄方中軍沒有受到攻擊，因此很容易增援受到攻擊的一翼。 國王因此經常被人批評，尤其是拿破崙，批評他沒有在庫諾斯道夫動用更多兵力，畢全功於一役。總參謀部著作（10：84）羅列了他沒有那樣做的理由，卻反而模糊了最重要的一點，即這些理由只有在腓特烈確實且必須依照消耗戰略原則行動的假設下才適用成立。假如腓特烈願意讓事態發展到暫時放棄薩克森的地步，他本可以在卡伊會戰中派亨利王子率軍支援韋德爾（Wedel）。假如他願意冒失去一部分西里西亞的風險，他本可以將富凱調至施冒特采芬（Schmottseifen），這樣在庫諾斯道夫決戰時就能兵力大增。但總參謀部著作中最不能接受的一點（第85頁）是，它說腓特烈不可能任由局勢發展到讓道恩有可能「帶著大部隊跟在自己後面」。事實上，這句話或許應該整個倒過來。如果道恩直接尾隨腓特烈，他就會離開自己的堅固陣地，最終給普魯士國王送上期盼已久的機會，也就是在野戰中攻擊奧軍。俄軍無法干預，因為他們還在奧得河對岸。這樣一來，局勢便類似於1815年的拿破崙，他當時希望在兩天之內用同一支軍隊先後擊敗普軍和英軍。但腓特烈不能指望部隊達成這樣的功績。曹恩道夫會戰前的事件也應當這樣來評判。 普魯士挺過了庫諾斯道夫會戰的失敗 我國考察七年戰爭時往往幾乎只從腓特烈國王的功績和戰略角度出發。但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七年戰爭真正的根本問題在於，腓特烈何以能在庫諾斯道夫戰敗後存活下來？這個問題不能用敵人的無能、不團結、「愚蠢透頂」挽救了他來解答。薩爾特科夫（Soltikoff）和道恩絕非行事沒有理由的無能之輩，這些理由值得我們去理解。 腓特烈國王預計敵軍打贏會戰並會師後會發起追擊，攻打並消滅他的軍隊，占領柏林，從而結束戰爭。按照現代人的看法，這大概是理所當然的。維也納最高戰爭委員會也是這樣要求的。委員會致信道恩，要他切勿再讓敵軍脫離雙眼與雙手所及的範圍，應奮力追擊並徹底消滅敵軍。但儘管普軍遭遇慘敗，達成這一任務也絕非易事，更非理所當然。腓特烈本人的證詞不夠可信。哪怕他確實相信萬事皆休，希望退位並將最高統帥權交給芬克將軍（General Finck），但那只是因為他碰巧是一個比諸如拿破崙這類人敏感得多的人，慘敗給他留下的震恐印象不能作為評判局勢和對手行動的客觀準繩。 庫諾斯道夫戰場上的普軍有近5萬人。儘管會戰當晚國王身邊只剩下1萬人，但大半部隊其實保全了下來，而損失固然足夠慘重，但也僅限於1.9萬人和火炮。除了這些人外，國王還有亨利王子和富凱手下的兩支部隊，外面還有幾股小部隊，加起來約有7萬人。因此，儘管普軍遭受了駭人的失敗和重大的損失，但可用之兵依然有很多，可戰可走。會戰後敵軍沒有直接發起追擊，於是失散人員在之後幾日裡重新集結於戰場28英里（約45千米）外的菲爾斯滕瓦爾德（Fürstenwalde）。這並非稀罕之事，因為我們知道追擊在任何時代都是很難的，在當時的重要性很低，甚至普軍也是如此，而且俄軍和奧軍在庫諾斯道夫會戰中也蒙受極大損失（1.7萬人）。40 如果他們過一段時間再恢復行動，那就必須攻打國王在施普雷河（Spree）後面的陣地，而且國王后面還有勞西茨山中亨利王子的部隊。鑒於俄奧聯軍有極大的數量優勢，因此攻打無疑是可行的，但前提是兩軍統帥同心同德，堅決果斷。經驗表明，盟友之間極難實施這種合作；不僅是將軍們有不同意見，不同意見的背後更有巨大的利益分歧。對俄國人來說，針對普魯士國王的戰爭只是一場外交戰，他們沒有任何承受無止境的風險和損失的內在驅動力。他們不願意為了奧地利人犧牲自己。而向腓特烈國王發起進攻總是有風險的。 薩爾特科夫有過他再也不願意承擔任何風險（總參謀部著作，11：82）、甚至不願意與敵人再有半分瓜葛（總參謀部著作，10：305）的驚人之語。卡伊和庫諾斯道夫兩場會戰的勝利已經讓俄軍精疲力竭，不再有大舉行動的充沛士氣，而如果俄軍不配合，奧軍本身儘管仍然具有數量優勢，卻還沒有強大到能讓奧軍覺得繼續進攻風險不大的地步。因此，道恩只是秉承了個人品性和從一開始拒絕重拳出擊、速戰速決時就設定的原則。雖然攻打腓特烈國王、攻打亨利王子或進軍柏林的想法得到了反覆考慮，但這些冒險行動最終還是被否決了。奧軍統帥宣稱，就是攻占柏林也不算真正的收穫，因為奧軍在物力耗竭的馬爾克地區沒有冬季營地可駐紮。因此，兩位統帥同意先等待皇帝軍占領普軍撤出後的薩克森，奪取德勒斯登（事實上也做到了），繼而占領西里西亞的冬季營地，攫取大捷的果實。 趁庫諾斯道夫大捷之威徹底降服普魯士的想法必須被視為另一種看法的對應物，即腓特烈國王應該將亨利王子的部隊也調來攻打俄軍。這兩種行動都不符合那個時代的整體狀況與思維框架。如果我們不要求腓特烈做其中的一件事，那也不能要求道恩做到另一件事。兩人都沒有做出不可理喻之事；相反，他們是按照自己的原則行事的，這些原則是我們已經知道的。在庫諾斯道夫會戰中被擊敗的不是普魯士全軍，而只是普魯士的一半軍隊。聯軍現在利用大捷保住了薩克森和西里西亞，這已經是相當大的成就了，聯軍可以假定下一場戰役就能迫使普魯士屈服。 計劃無法付諸行動，因為聯軍意見不統一，腓特烈國王則積極大膽地運用僅存的兵力，於是敵軍最後退回了前一年占領的冬季營地，只保留了德勒斯登一城。不理解兩極戰略性質的現代理論家通常對機動評價不高。讓他們研究一下普魯士在霍基爾希會戰失敗後是如何通過機動保全下來的吧，庫諾斯道夫會戰後也一樣。戰後3周後，局勢發展到了俄奧兩軍真的計劃攻打國王軍殘部和柏林的地步，這時亨利王子沒有從南方背刺聯軍，反而向南而去，遠離聯軍，其目的是攻擊聯軍交通線並奪取聯軍倉庫。道恩立即折返，放棄了進軍柏林的計劃，俄奧兩軍再次遠遠隔開了。 現在奪取西里西亞的計劃實施了，奧軍主力正在薩克森。要想能留在西里西亞，俄軍至少必須占領格洛高。但在俄軍抵達這座要塞之前，腓特烈國王已經強行軍趕到了一處讓俄軍必須先攻擊他，然後才能展開圍城的陣地。儘管俄軍有很大數量優勢（勞頓部還在），但他們無意挑起攻勢，更不用說他們本來在同意征服西里西亞的整個計劃時就不太情願。對他們來說，西里西亞距離他們在維斯圖拉河下游和東普魯士的基地太遠了。奧地利人把他們拉到這麼遠的地方主要不是為了議和時獲得西里西亞，而是因為它對奧軍行動來說距離最近、最方便，後勤也有保障。但俄國人覺得不僅讓他們長途跋涉，還要讓他們暴露於來自馬爾克和波美拉尼亞的側面攻擊之下，這個要求實在是過分無理。他們認為前進這麼遠甚至可能丟掉東普魯士。41因此，薩爾特科夫從來沒有認真對待奧地利提出的圍攻格洛高的建議。要不是腓特烈國王最後魯莽地派芬克插入奧軍後方，導致芬克在馬克森（Maxen）投降的話，那麼庫諾斯道夫戰敗的影響肯定就完全消除了。42 1759年秋，國王懷著最大的真誠反躬自省，他在想自己愛打決戰的傾向是不是正道。他反思了瑞典國王查理十二的命運，寫下了前文引述過的觀察成果。他說，查理十二有很多次本來是可以少流血的： 非戰不可的情況當然是有的，但只有當我方戰勝得益大，戰敗代價小，當營中或行軍中的敵軍疏忽大意，或者當一場決定性勝利便可迫使敵方求和，我方才應該做出開戰的決定。此外，大部分輕易被引入會戰的將軍肯定是因為不知道還有別的辦法。這是才能平庸的跡象，而絕不值得褒獎。 他接著說沒有智慧的勇氣一無是處，而且從長遠來看，思慮周全的頭腦勝過不假思索的大膽。 因此，他從那時起不再想著與俄軍交手，哪怕是在非常有利的條件下。他執拗地將注意力集中於尋找奧軍破綻，但我們通過細緻考察會發現在戰爭的前五年里，他在洛伊滕會戰後其實只與奧軍有過一場激戰，那就是托爾高會戰。之前在列格尼茨（Liegnitz）採取主動的不是他，而是敵軍。 列格尼茨會戰與托爾高會戰 （1760年） 在維也納政府的催促和女皇的命令下，道恩終於決心攻擊普軍了。奧軍和俄軍分別從兩側進入下西里西亞，中間現在只隔著一條奧得河。 腓特烈只有3萬人，奧軍有9萬人。7.4萬名俄軍被亨利王子的3.7萬人拖住了。腓特烈自覺兵少不足以一戰，只打算繼續機動，保護布雷斯勞和施韋德尼茨兩城不被圍攻，就這樣熬過夏天。就在這時，奧軍的進攻計劃挽救了他。在維也納的催促下，道恩構思的方案不只是進攻戰，更是一場殲滅戰。奧軍要趁夜三面合圍，一舉打垮國王的軍隊。普軍自己也在夜裡撲向勞頓指揮的2.4萬人，在清晨時分奧軍主力抵達前將其擊退，於是這一路軍再也不敢繼續按計劃完成行動了。因此，我們看到認為道恩完全不懂殲滅戰思想的看法是絕對錯誤的。想打殲滅戰容易，但道恩比譴責他的人更明白，對普魯士國王實施這個方案是非常困難的。 列格尼茨會戰的勝利讓國王擺脫了眼前萬分危急的形勢。隨著這一年走向終點，他再次試圖通過一記重拳扭轉命運，遂於1760年11月3日進攻托爾高陣地中的道恩。他無論如何都不得不試著從敵人手中奪回薩克森，而且好像是要為自己開脫似的。他在回憶錄中告訴我們，他必須用這一戰賭普魯士的國運，因為他之前沒能將道恩從托爾高陣地中調動出來。勝利付出的代價極大，成果卻依然有限，因為奧軍只後退了3天路程且繼續控制著德勒斯登。 斜線陣的進一步發展 斜線陣可以理解為側翼戰法的一個子類，也就是按照當時的基本戰術，以密集單一戰線實施的側翼戰法。它只成功過一次，或者更合理地說，它只有一次是勝利的充分條件，那就是洛伊滕會戰。腓特烈在洛伊滕會戰之後只打過三場大規模陣地戰，兩場是對付俄軍——1758年的曹恩道夫會戰、1759年的庫諾斯道夫會戰——還有一場是對付奧軍，即1760年的托爾高會戰。國王在洛伊滕會戰後發展了自己的戰法，不只是沿著敵軍正面行進至敵軍一翼發起側面進攻，甚至會整個繞過敵軍側翼從後方進攻，如果敵軍沒有同樣轉向的話。但由於敵軍轉過來了，所以機動的目的就沒有達到，事實上打成了正面戰。在曹恩道夫會戰中，雙方甚至這樣來迴轉了兩次。 在庫諾斯道夫，俄軍側翼——我們簡直不知道該叫它左翼或是右翼——被完全圍住，但由於國王謹守正面必須嚴密的原則，所以一大部分俄軍並未遭到攻擊。這部分俄軍不斷向遭到攻擊的友軍派出增援，最終磨盡了普軍進攻的銳氣。 在托爾高，腓特烈採用了一種全新的戰法，我們仍可稱之為側翼戰法的發展產物。他放棄了嚴密的正面，將大軍分為兩路，親率一路沿著半圓形路線包抄位於北側的奧軍右翼，前後夾擊奧軍。這樣做的難點在於，他不能確保前後兩路同時發起進攻。他們既不能約定具體時刻，因為包抄行動的用時沒有辦法準確估計，又不能依賴會受到風力和天氣影響的信號。國王率領的外側縱隊要走的路程不小於18英里（約29千米），還要途經森林。不管是國王進攻早了，還是齊滕進攻遲了，兩路沒有在同一時間出擊。43但仗還是打贏了，因為拉齊（Lascy）指揮的一大批奧軍由於不確定齊滕會從何處進攻，於是一直留在左翼，令右翼孤軍奮戰。與國王一路交戰已經深深震撼了奧軍，現在齊滕又從另一面攻來，奧軍再也頂不住了。 兩年前（1758年6月23日），不倫瑞克公爵斐迪南（Ferdinand of Braunschweig）曾在克雷菲爾德（Crefeld）用完全相同的辦法攻擊法軍，他將部隊分為間隔很大的三路，其中一路是抄敵人的後路。儘管法軍統帥克萊蒙王子兵力優勢極大，處事卻不夠果斷，沒能親率部隊去迎擊孤立的某一路敵軍。他甚至在主力沒有真正交手之前就下令撤退了。44 拿破崙嚴厲批評了克雷菲爾德和托爾高兩場會戰中的分進合擊，說這種做法違背了戰爭藝術的所有法則。孤軍是有可能被打敗的。他還說托爾高會戰是腓特烈唯一一場沒有顯示出天才的戰鬥。 而我們會發現拿破崙的判斷完全可以反過來看，認為分進合擊恰恰是創造精神，它讓一種已經失去活力的傳統作戰樣式得以迴光返照，拿破崙的批評忽略了不同時代戰術的區別。道恩在托爾高會戰中趁著國王繞路包抄時攻擊齊滕，這確實並非不可能做到，但道恩做出這一決策並迅速實施的機率不如腓特烈放手一搏的機率大。 1761—1762年 儘管在列格尼茨和托爾高打了勝仗，但腓特烈在1761年的處境比庫諾斯道夫會戰和馬克森會戰後還要惡劣。 他無力再戰；他讓部隊躲在野戰工事後面[博萊斯瓦維茨（Bunzelwitz）]，逐漸丟掉了格拉茨（Glatz）、施韋德尼茨和科爾貝格要塞。誠然，奧軍也到了強弩之末的地步，於是瑪麗亞·特雷莎決定裁軍（1761年12月），她供養不起錢糧了。每個團裁掉兩個連；軍官半薪解職，在其他連找到空缺職位者除外。45儘管如此，奧地利依然有信心贏得戰爭，而1762年1月5日女沙皇葉卡捷琳娜（Czarina Elizabeth）的駕崩徹底改變了局勢。俄國不僅退出了與奧地利的同盟，還站到了普魯士一邊。 由於俄國轉換陣營，腓特烈現在具有了數量優勢。但他不再尋求決戰，而是從一開始就以成功的機動為戰役的基礎。1761年底，奧軍奪取了施韋德尼茨要塞，並以其為基礎設立了西里西亞冬季營地。普軍被推回了布雷斯勞。國王沒有動用就是山這一側集結的部隊向奧軍發起孤注一擲的進攻，而是派出一大批部隊（1.6萬人）去上西里西亞，通過包抄行動迫使道恩撤回施韋德尼茨後面。46 腓特烈試圖將敵軍引出陣地，一開始是通過攻打左翼的一處哨所，但被打退了。接著他又北出特魯特諾夫山口，入侵併蹂躪了波希米亞。但道恩沒有被沖昏頭腦；他及時保住了位於布勞瑙（Braunau）的倉庫，同時留守施韋德尼茨。入侵波希米亞本來很容易招來馬克森會戰那樣的失敗。 於是，腓特烈退出了波希米亞。這表明他絕不單純是因為實力虛弱和不夠果斷才採取機動戰的。 他將部隊交給維德（Wied）指揮。維德之前一直在與奧軍左翼周旋。經過連續3天的夜間行軍，普軍繞過施韋德尼茨後撲向奧軍右翼，出其不意地襲擊了位於比克斯多夫（Burkersdorf）和洛伊特曼斯多夫（Leutmansdorf）兩地的哨所，它們與奧軍主力距離約為2.5英里（約4千米），負責掩護主力側面。奇襲取得了成功，儘管路途極為崎嶇。道恩此時不得不遠遁山中，普軍終於能對施韋德尼茨展開圍攻了。由於圍城戰一直延續到10月9日，所以它標誌著戰役的結束。腓特烈此舉絕沒有背叛自己的原則，而是他認為當時的形勢可以讓他免於風險和成本巨大的會戰，於是便順勢而為。6年前，他為了奪取薩克森而開戰，如今看來這個目標無論如何是達不成了。現在的問題只是維持現狀罷了，不打會戰似乎就有可能做到這一點。當然，會戰勝利能加快最終的決斷，但經歷了那麼多的腓特烈現在已經很靠近他的戰略中的機動一端了，於是他放棄了在有利條件下打會戰的機會。他早已放棄了普魯士打仗必須「短促主動」的觀念。 1778年 普魯士入侵波希米亞的路線幾乎與88年後（1866年）完全一樣。腓特烈從西里西亞出納霍德山口，亨利王子從北面的勞西茨山出發。1866年，這次向心攻勢引發了柯尼希格拉茨決戰；1778年，列陣於易北河上游和伊薩爾河（Isar）之後的奧軍讓普軍陷入了僵持。1866年的奧軍也一度占據了同樣的陣地。時代已經完全不同，戰略也隨之變化，這從事件的反差中就能看出來。1866年，普軍能夠發動一場決戰，結束了戰爭；戰鬥總共打了7天。1778年，雙方只是對峙觀察和小規模推進，普軍3個月後越過波希米亞邊境的山地回去了，還將這場戰役稱作「馬鈴薯之戰」，因為它依靠的是採收當時才大規模種植的馬鈴薯。與1866年一樣，雙方兵力大致相當。 國王統帥腓特烈留給後人的印象自然主要是，他不得不與兵力優勢巨大的敵人交手，不僅穩住陣腳，還擊敗了對手。而為了理解他的戰略，我們當然也必須考察那些他與敵軍兵力相當或多於對方的戰役，這些戰役其實是占多數的。在他的12次戰役中，他有4次（1741年、1742年、1756年、1762年）顯著兵力占優，有三次半（1744年、1745年、1778年和1757年前半段）大致與敵軍兵力相等，剩下的四次半（1757年後半段、1758年、1759年、1760年、1761年）中敵軍兵力占優。 7　戰略家腓特烈 儘管戰術從文藝復興至腓特烈大帝之間發生了深入乃至地動山搖般的變化，但戰略原則還是原樣。大縱深的密集步兵方陣變成了窄長的線陣；長矛兵和斧槍兵變成了火槍手；單打獨鬥的騎士變成了緊密團結的騎兵方隊；稀少笨重的大炮變成了數不清的炮組。但將道在幾百年間保持了同樣的樣貌。我們一次又一次見到同樣的情形，見到在同樣的動機下、以同樣的方式做出的決策。雙方很少直接向敵人撲過去決一勝負；雙方或者自覺較弱的一方常常要尋找難攻不落的陣地；會戰打響或者是因為一方認為時機有利——比如在敵方修好野戰工事前發起進攻（1620年白山會戰；1704年赫希施泰特會戰），或者是圍攻要塞時。1512年拉文納會戰、1634年訥德林根會戰、1709年馬爾普拉凱會戰都是由此而起：較強的一方計劃圍攻要塞，對方為了阻撓圍城而在附近占據有利位置，結果遭到攻擊。科林會戰與上述會戰的區別只在於圍城軍往外走了一段距離去打援。反過來的情況也有，援軍攻打兵力更強但忙著圍城的敵軍：1525年帕維亞會戰、1706年都靈會戰。七年戰爭多是圍繞攻城守城展開的，如布拉格、奧爾米茨、德勒斯登、施韋德尼茨、布雷斯勞、屈斯特林（Küstrin）、尼斯、格拉茨、科瑟爾（Kosel）、科爾貝格、格洛高。查理五世與弗朗索瓦一世之間的爭鬥、三十年戰爭、路易十四的歷次戰爭都是如此。在做出決策的方式上，古斯塔夫·阿道夫打布賴滕費爾德、呂岑會戰的決定與腓特烈大帝打洛伊滕、托爾高會戰的決定如出一轍。每一個時期、每一場戰役、每一位統帥的決策都表現出了同樣的個人素質，這是值得深思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呂岑攻擊瓦倫斯坦是不想讓他在薩克森過冬，腓特烈在洛伊滕和托爾高攻擊奧地利人分別是不能允許他們在西里西亞和薩克森過冬。儘管形勢有類似之處，但也有相當的差別，因為腓特烈兩次面臨的危險都比瑞典國王大得多。另一方面，遠征與靈活性為托爾斯滕松的戰略賦予了別具一格的風味，但基本原則與古斯塔夫·阿道夫並無差別。甚至統帥個人的征戰經歷中都能找到令人印象深刻的相似點：歐根和腓特烈的最後一場大戰都是損失慘重而戰略價值有限，前者是馬爾普拉凱會戰，後者是托爾高會戰，於是兩人在之後的戰役中再也不主動尋求決戰了。用一個古已有之的典故來形容，馬爾普拉凱會戰是一場「皮洛士式的勝利」，托爾高會戰也好不到哪裡去。因此，從世界軍事史的角度來看，我們應該提的問題不是腓特烈為什麼在1760年以後如此靠近機動戰一端，而是為什麼明明有偉大統帥的成例在前，他仍然禁不住會戰的激情。我們已經看到，是普魯士軍隊素質的提升及其戰術機動性最終引發了看似可行的斜線陣思想，同時讓一位天才而大膽的統帥看到了發動決戰的希望。 如果說會戰本身最大的戰術成果也是有限的，不能指望就此達成和議，但會戰的附帶好處卻非常重要，令統帥無法忽視它們，甚至可以為了這些好處而保存兵力，迴避大會戰。在三十年戰爭中，絕大部分可用兵力都被用來把守無數座設防的城池，參加會戰的兵力都很小。在歐根和馬爾伯勒身上——腓特烈也一樣——我們一次又一次見到決戰有兵力缺席的現象，而從理想角度看，這些兵員本來是可以參加決戰的。腓特烈在1748年的《戰爭原理》中闡述了一條原則，說同時受到多面進攻時，「必須將一個省份犧牲給一方敵人，同時集中全部力量猛攻其他敵人，迫使其參加決戰，用盡全力擊敗之，然後再派兵去打別的敵人。」當他預料到的形勢在1756年真正出現時，他卻不願犧牲一個省份，因此也沒能集中全部「力量」。他在《戰爭原理》中還說：「這種戰爭必然要求士兵大量行軍，令士卒疲憊，由此會將軍隊毀掉。而且這種戰爭曠日持久，結局不會好看。」因此，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應用了後世理論中所說的「內線作戰」原則。儘管他特別看重以會戰決勝負，但他知道自己做不到真正的殲敵，因此保護本國省份和具體行動中的倉庫對長期戰爭的意義並不小於會戰。因此，當他又一次提到集結全部兵力於一處的理論觀點時，那對他來說只是絕望中的最後手段，目的是光榮地死去。1761—1762年冬是形勢危險到極點、外部支援完全斷絕的關頭。1762年1月9日，在收到女沙皇去世的消息前幾天，他集中兵力的方案說給了弟弟亨利王子聽，亨利答道，集中全部兵力於一處就是將別處的所有省份和倉庫都犧牲給敵人。國王本人也是同樣的想法，儘管他的基本原則是會戰兵力要儘可能大，但他總是只用部分兵力打會戰，因為還要有掩護部隊。假如他不考慮防禦因素的話，那麼他原本可以將更多兵力投入到凱塞爾斯多夫、布拉格、曹恩道夫、庫諾斯道夫的戰場上。在他圍攻奧爾米茨時，俄軍進抵奧得河畔，威脅到了柏林。亨利王子想率領薩克森的部隊與多納伯爵部會合，與俄軍作戰，奪回莫拉瓦河流域。但保護薩克森對國王來說太重要了，於是該計劃沒有執行。同樣的事情一再發生，表明這不是偶然失誤，而是原則問題。集中全部兵力的做法容易被視為畏途，因為兵力越大，駕馭越困難。二三十個營一字排開，整齊前進的難度高到無可衡量。1人們考慮的不是集中儘可能多的兵力，而是應不應該給軍隊規模定一個上限，加大兵力會不會成為最好不要的累贅。人們會思考最優兵力的大小，也就是一支軍隊正常應該有多少人。馬基雅維利當年認為是2.5萬人至3萬人。他說，這麼大的軍隊能夠安居陣地而不至於被迫出戰，因此能夠拖垮兵力更大的軍隊，大軍畢竟不能持久集結。2蒂雷納只想指揮兵力不太大（最多兩三萬人），但騎兵占到一半的軍隊。3類似地，蒙泰庫科利不想指揮3萬人以上的部隊。「會戰鬥智多於鬥力，」他寫道，「所以人多未必就是好。」過分龐大的軍隊是無用的。4兵力上限後來有所增加。薩克森元帥說是4萬。弗萊明（Fleming）寫於1726年的《德意志軍人全說》（Der volkommene Deutsche Soldat）第260頁寫道：「一支堅定守紀的四五萬人的軍隊無不可為；說實話，它是有希望征服全世界的。兵力再多就是贅余，徒增麻煩和混亂。」半個世紀後，吉貝爾（Guibert）將上限加到了7萬。5甚至到了拿破崙時期，莫羅（Moreau）據說還講過正常兵力是4萬的話，聖西爾元帥（Marshal St.Cyr）則宣稱統領10萬以上的大軍非人力可為。6 正常兵力的觀念與集中全部兵力打會戰的原則是南轅北轍的。 不靠兵多的話，會戰怎麼打贏呢？假設雙方的能力和勇氣相當的話？ 克勞塞維茨後來強調的主旨是：最好的戰略是兵力務多，首先是總體兵力，其次是投入決戰的兵力。傳統兵家絕沒有將其視為理所當然的真理，以至於迪特里希·馮·比洛（Dietrich von Bülow）認為有必要專門論證數量優勢的好處：這從避免被包抄的重要性就能自然得出來。「如果一方兵多且懂得如何妥善運用這一優勢，那麼敵軍就算更精銳、更勇敢也是無濟於事。」7 由於訓練更精良，作戰更積極，軍國一體的普魯士在每一個環節上都優於奧地利；同理，腓特烈的戰略歸根結底也優於道恩。普魯士軍隊的機動素質更高，步兵開火更快，騎兵衝鋒更猛，炮兵更靈活，行政制度也更可靠——從5個邊境軍區先後拓展到7個和9個。這一切都統合於一位身兼統帥之職的國王身上，他既不對更高的權力者負責，也不對高於自己的最高軍事委員會負責，總能憑藉大膽靈活奪取戰略優勢。 我們知道領袖能造成怎樣的奇蹟。但歷史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們，偶然這個完全盲目的、無法算計的因素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偶然因素在本卷考察的時代中愈發重要，到腓特烈時代達到了頂點。特奧多爾·馮·伯恩哈迪（Theodor von Bernhardi）在《腓特烈大帥》（Friedrich der Grosse als Feldherr）取笑了腓特烈同時期那些視決戰為偶然的人。他認為腓特烈國王與對手，以及他與亨利王子和不倫瑞克公爵斐迪南這些部下的標誌性區別正在於此。但他忽略了一個事實：腓特烈本人參加會戰時經常稱之為碰運氣，與同時期的所有其他將軍別無二致。8這位作者還忽視了偶然因素在18世紀條件下對決策的影響程度比任何時代都大，不管是之前或之後。 為了發揮火器的威力，指揮官們將步兵線列拉得極窄極長。但窄長的線列非常脆弱，任何地形起伏障礙——山坡、沼澤、水溝、池塘、樹林——都能輕易打散擾亂。此外，它們的側面也是敏感部位。陣形的縱深越大，士兵轉向側面禦敵就越容易。陣形越淺，則火力越強，但前進轉向都越難。 因此，會戰勝負主要取決於進攻方能否順利實施包抄，並在良好秩序下將線列推到敵軍陣前。此外，進攻方必須儘可能做到奇襲，否則敵軍可能會組成新的正面。 這一切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由地形決定，指揮官無法預先準確掌握，通常也不能徹底偵察清楚這個要素。若要借夜行之便，部隊在黑暗中也難以找到正確方向。 普軍對敵素質優勢的一大基礎就是憑藉更大強度的訓練、更優良的紀律，從而更容易克服上述困難。因此，腓特烈才敢說一旦側面機動成功，3萬人便可擊敗10萬人。他在索爾和洛伊滕確實以這種方式擊敗了兵力優勢極大的敵軍。 然而，預測前提條件有利或不利到什麼程度是不可能的。 奧軍打輸了霍圖西采會戰只是因為夜間行軍耽擱了太長時間。成功的夜間行軍則為普軍帶來了霍亨弗里德堡的勝利。 在凱塞爾斯多夫會戰中，我們必須承認普軍趕在奧軍抵達前向薩克森軍發起進攻是純粹的運氣好。 在羅布西茨會戰中，奧軍本來其實已經打贏了，只是布朗沒有乘勝追擊，反而趁夜撤軍，普軍這才免於覆滅。 布拉格會戰時，道恩正在率軍與主力會合的途中。戰鬥過程中，普埃夫拉（Puebla）率領的先頭部隊已經抵達戰場，這支部隊就在普軍後方7英里（約11千米）的地方。部隊有9000人，在這場拉鋸戰中本來可能對普軍發起決定性的一擊。 在洛伊滕會戰中，由於一連串山丘的存在，普魯士軍得以隱蔽迂迴至奧地利軍左翼，而之前的科林會戰就沒有這樣的條件。 在曹恩道夫會戰中，一支1.3萬人的俄軍已經到了戰場以北兩天路程的地方，本來有機會與俄軍大部隊會合。 假如應該從南側大迂迴俄軍的馮·卡尼茨將軍（General von Kanitz）縱隊成功渡過愛希穆勒河（Eichemühlen-Fliess）的話，普魯士原本有可能打贏卡伊會戰。 在庫諾斯道夫會戰中，腓特烈順利率全軍殺入俄軍側面，但由於地勢易守難攻，他只得將優勢拱手放棄。地形問題是他沒有預料到，也不可能預料到的。 在托爾高會戰中，一切都取決於彼此完全隔離的國王部和齊滕部之間的配合；兩軍直到最後關頭才配合上。 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著手理解普魯士國王特殊的了不起之處。讀了蘭克的《普魯士史》（Preussische Geschichte），利奧波德·馮·格拉赫將軍（General Leopold von Gerlach）在1852年的日記（1：791）中寫道腓特烈的「戰功常常小得不可思議，但也有光輝時刻」。格拉赫眼中小得不可思議的戰功正是消耗戰略的本質，而19世紀的軍人已經不能理解消耗戰略了。凡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看待腓特烈的人都不免下批判的斷語。如果一個人認為腓特烈根本上是信奉殲滅戰略，那便踏上了完全錯誤的軌道；這樣一來，除了極少數例外，腓特烈的形象必然是一個走一步看一步、不敢將自己的原則貫徹、得出結論並付諸實踐的軟弱者。只有將他視為消耗戰略的信徒，我們才能充分認清腓特烈的偉大之處。如前所見，腓特烈對決戰作用的評價與前人和時人並無不同。他完全是消耗戰略的心態，但他在軍事生涯的頂點非常靠近決戰一端，因此有人會認為他是殲滅戰略的代表人物和拿破崙的前身。他們以為這是給腓特烈套上了光環，其實對他大為不利。腓特烈的國家和軍隊中缺少遵行殲滅戰略原則的若干必要條件，他在每一步都必然達不到殲滅戰略的要求。如果我們認為他信奉殲滅戰略，那就沒有用適合他的標準去衡量他，於是即使最輝煌時刻的他也會顯得渺小而局限。他的晚年生涯確實是走下坡路了。但放在正確的框架下，以消耗戰略為基礎來看待的話，我們會看到勃勃生氣與神妙鬼才。如前所見，消耗戰略的本質里有一種不可去除的主觀成分；要我說，腓特烈的軍事行動比世界軍事史上的任何一位統帥都更具主觀性，我相信這樣說是合理的。他一再禁止手下將領召開軍事會議，甚至在讓多納伯爵總領對俄作戰時以死相威脅（1758年8月2日信）。他相信懦弱的一派總會在軍事會議中占據上風。但他要求即使在局勢不明時也要勇於冒險。軍事會議懦弱正是因為太客觀。如果可以用藝術來比擬的話，我們會想到十七八世紀是幻想如天馬行空、任由主觀心理馳騁的巴洛克和洛可可藝術的時代，古典藝術則局限於客觀的格式。就此而論，我們不能說腓特烈是一位洛可可式的英雄，因為「洛可可」一詞必然會帶有雅致媚俗的味道，那與腓特烈是格格不入的。這個說法更適用於七年戰爭期間的法軍統帥們。對腓特烈來說，上述比擬只適用於反對一種觀點，即他的將道處處盡顯嚴謹章法。這麼說吧，他的決策完全出於個人意志，從來不受自然必然性的規定。他本來可以不在1757年大舉入侵波希米亞，而是取守勢，將主動權讓給對手。他經常有本可以進攻，結果卻沒有進攻的情況，9而在羅布西茨、曹恩道夫、卡伊和庫諾斯道夫，他本來也可以不主動出擊的。理論上看，拿破崙的決策當然也可以說是這樣；但從現實角度出發，拿破崙的決策是被一種內在法則決定的，決策的目標是法則的必然邏輯推論。算計過程中的主觀性越強，決斷的責任就越重，難度就越大。英雄本人並不認為自己的決斷是理性算計的結果，而視為對命運的、對機會的挑戰，我們前面已經看到了。他的決斷往往會對自己不利。但如果他真的要通過危險的決斷來彰顯自己的偉岸，那麼他就必須用失敗不移志來證明自己。我們比較腓特烈和早他一代的歐根親王就會發現，普魯士國王的統帥生涯要跌宕起伏得多。歐根親王的經歷有一定的「黏性」，往往要經過多年才能達到巔峰；腓特烈則在一年內打了四場勝負交替的大戰——布拉格、科林、羅斯巴赫、洛伊滕——而且走出敗仗帶給他的聲譽比打勝仗還要大。毫無疑問，他在布拉格俘虜奧地利全軍的企圖是用力過猛，在科林向兩倍於己的奧軍發起進攻的做法也是極為魯莽。但這種雖敗猶勝的仗有著超出軍事領域且幾乎獨立於軍事領域的意義，那就是敵方統帥對他的深深敬畏。他明明經常露出破綻，可敵人為什麼很少抓住有利機會呢？他們是不敢。他們以為他無所不能。如果說決勝須謹慎確實是兩極戰略的題中之意的話，這種謹慎在腓特烈的主要對手道恩身上已經達到了懦弱的地步，每當他知道自己在與腓特烈本人交手時都是如此。戰爭不是下棋，而是一場體力、智力、精神力的較量。即便是考察不倫瑞克公爵斐迪南與法軍交戰的經歷，我們也會注意到，這位腓特烈思想的門徒比敵人優越的地方只是在戰略上更加大膽，願意承受敵軍迴避的風險。1759年，斐迪南以6.7萬人對10萬人；1760年以8.2萬人對14萬人。決戰的規模與血腥程度不及腓特烈對抗俄奧兩國的主戰場，但對戰雙方的區別是一樣的。 以親弟弟亨利王子為首，當時有一批人對國王大加批判，因為他造成了不必要的流血；他們說他的戰爭藝術總是以搏殺為要。吉貝爾認為（1772年）他取勝靠的不是會戰，而是行軍。10後人則宣稱他的天才之處正在於他是同時代唯一一個認清了會戰的本質並藉此為自己贏得優勢的人。其實，國王后來承認同時代批評他的人是對的。他宣稱自己的弟弟亨利王子是唯一一名不曾犯錯的指揮官；他在最後幾場戰役中放棄了會戰原則；他在記述七年戰爭時說道恩的戰法是正確的。我們也已經看到，七年戰爭的勝負不是由會戰結果決定的。假如腓特烈沒有先後打布拉格、科林、曹恩道夫、庫諾斯道夫這四場會戰，他本來更容易在戰爭中挺下來。但這是一種非常膚淺的見解。這幾場仗確實可以不打，它們的緣起確實不是內在的客觀必然性，而是個人判斷，是統帥的主觀心理。但羅斯巴赫會戰和洛伊滕會戰是絕對必要的，而且對決定打這兩場仗的統帥看來，布拉格、科林、曹恩道夫、庫諾斯道夫會戰也是必須要打的——這是主觀的必然性沒錯，但也是內在的必然性。科林戰敗後，亨利王子用「法厄同隕落了」這句話來譏諷他。假如普魯士真的一蹶不振，假如國王沒有找到振作的力量，那麼亨利的比擬就是正確的。但因為他自身是有力量的，所以他不僅可以冒險駕車環繞太陽，他也必須這樣做。假如他不與命運交手，他就不是他了。儘管從客觀角度看，他在1759年之後採取的穩健防禦戰略更有利，但從內在來看，他不可能在發動七年戰爭時就採取這種戰略。其實他在1757年本來考慮過採取守勢，但當溫特費爾德讓他看到攻勢有可能取得輝煌勝利時，這般燦爛前景便讓他按捺不住了——事實上，他不可能按捺得住。我們必須從這個視角去理解他，也必須從這個視角去解讀對他的種種矛盾評價。同時代的流俗之見只看到他英雄的一面，於是將他封神；同時代的專業人士對他大加鞭撻；後世軍事史家無疑感覺時人的鞭撻是荒謬的，卻被自己的認知引進錯誤的範疇，於是得出了無法可解的內在矛盾。 腓特烈在七年戰爭史著的導言中寫道，他有時是在必然性的逼迫下尋求決戰的。特奧多爾·馮·伯恩哈迪的觀點恰恰相反，說必然性迫使國王迴避會戰。腓特烈百年之後，普魯士總參謀部推出了一套全面詳盡的腓特烈戰史，可他們不再能理解他的戰略，等到出版工作已經進行了很久，已經有多卷付梓時才發現整套書的根本出發點是錯誤的，難道還有比這更驚人的事嗎？驚人固然是驚人，這卻是事實，甚至並不違反常理。一門藝術的歷史觀察與實踐狀況常常會有這樣的歧異。 對實踐者來說，歷史研究儘管有價值，但也是危險的，因為歷史研究會讓許多實踐者眼中的絕對律令看起來只有相對的合理性，而為了在行動中有完全篤定的信念，實踐者必須有這些絕對律令。只有精神極為強健之人才能綜合兩者。因此，我想要用布盧門塔爾元帥（Field Marshal Blumenthal）的觀點來結束本章。他當然是殲滅戰略最堅定的擁躉（1870年時，他從一開始就要求在圍攻巴黎的同時大舉進攻法國內地），而他有一次表示贊同我對腓特烈戰略的看法，還說腓特烈的戰略有復興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