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戰爭的黎明 · 第四篇 國民軍時代
1 革命與入侵
七年戰爭結束後，歐洲政治格局陷入了僵化。打了7年大戰，歐洲沒有發生國界變化，列強關係也沒有變化。列強已經意識到一國不可能擊垮另一國。於是，各國努力以不訴諸武力的方式達成協議。第一次瓜分波蘭是通過外交談判進行的，剝奪了屬於波蘭的西普魯士、加利西亞和東部邊境的大片土地。政局如此，戰略和整體交戰狀況也是如此。如前所見，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戰爭期間就愈發偏向機動戰一端。他在七年戰爭的最後兩場戰役（1761年戰役和1762年戰役）和1778年的巴伐利亞繼承戰爭中沒有再打會戰——儘管他在1762年占據數量優勢，1778年兵力與敵方相當。軍事理論也是一樣，認為完全迴避決戰是可能的，而且之前就在各處發展的純機動戰法如今又得以完善。
1771年，法施（Fäsch）所著的《戰爭藝術的法則與原理》（Regeln und Grundsätze der Kriegskunst）（1：213）中引用了蒂爾潘·德克里塞（Turpin de Crissé）的一句話：「為將者絕不可讓自己陷入不得不戰的境地，也不應該打會戰，除非在必要的情況下。但如果決心打會戰，那就必須懷著少流血，而不是多流血的意圖。」
薩克森上尉蒂爾克（Saxon Captain Tielcke）在1776年講道，學問不僅改良了風俗，而且「戰術越是臻於極致和完善，軍官的見識和力量越強，會戰乃至戰爭本身就越少發生」1。
曾在法軍、普軍、奧軍、俄軍供職的英國將軍勞埃德編寫了首部全面分析七年戰爭的著作。1780年，他寫道：
明智的將軍總是傾向於根據這些知識（對地勢、工事修建方法、紮營方法、行軍方法的了解）來運籌帷幄，而非任由事態發展到要靠難測的會戰結果來決勝負的地步。懂得這些知識的人採取軍事行動就像幾何學一樣精確，而且發動戰爭時總能避免陷入不得不會戰的境地。2
勞埃德絕非庸碌無為之人。例如，他精彩地闡明了一個事實（1：320），即一切機動只有一個合理目的，那就是在一點集中多於敵人的火力。
吉貝爾伯爵是一位聰慧的法國兵學家，寫過多部廣為閱讀的戰術學著作。腓特烈國王對他真心傾慕，1773年時允許他觀摩普軍演習。據說他曾在1789年寫過，大規模戰爭已經終結，今後再也不會有會戰了。（不過，我沒能找到出處。）
既然人們認為戰爭要依靠機動，於是就找起了機動戰的原理、法則和方法。為了確定哪些位置易守難攻又方便運送補給，地理學研究展開了。特別有利的位置或要塞被稱為國之鎖鑰。國家按照山川形勢劃分為若干「區域」，野戰軍在跨越山川前必須先在附近某處集結。戰術與工事的樣式法則也進入了戰略領域。戰鬥中必須防備敵軍從後方進攻的觀念也被用到了戰略中，而某些戰略形勢下恰恰是相反的觀念才適用——也就是我軍有可能在其他敵軍還沒來得及靠近並干預之前就擊敗一路敵軍的形勢下——而在戰術層面，只要槍炮可以開火，從後方進攻總是有效的手段。既然居高臨下在戰鬥中有利，3於是就得出了占據分水嶺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戰略原則。一支軍隊在作戰期間的補給來源地叫作基地，人們努力確定基地與作戰行動應該是怎樣的關係。離基地越近，補給越容易這條簡單的真理被披上了學究氣的數學公式的外衣。我方基地用一條線代表，從基地線上某點出發經過我軍至敵軍的線叫作「作戰線」；如果將我軍與基地線的兩端連起來，我們就得到了一個三角形。這是一條隨意的規定，但當有人說一支軍隊與基地的距離不得超過一支（與基地構成的）三角形頂角不小於60度的軍隊與基地的距離時，這聽起來好像就是一條很重要的道理了。
約翰·戈特弗里德·霍耶（Johann Gottfried Hoyer）的《戰爭藝術史》（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1797年）——順便說一句，它是一部價值很高的歷史著作——屬於「科學與藝術史叢書」（Geschichte der Künste und Wissenschaften），被劃分在「數學」條目下，這一事實反映了當時的心態。戰爭藝術被視為數學理論定律的實際應用。
上述思路的最後一支是迪特里希·海因里希·馮·比洛（Dietrich Heinrich von Bülow），他是後來獲封登訥維茨伯爵的比洛將軍（General Bülow von Dennewitz）的弟弟。他認為軍事行動的目標不是敵軍，而是敵軍的倉庫，由此得出了機動戰略本質的終極結論。「因為倉庫是軍隊的心臟，所以破壞倉庫就能消滅集結起來的人群——軍隊。」他相信，在敵軍側後方進行戰略機動能夠抵消對方用武器能取得的一切勝利。由於步兵的作用只是開火，火力線決定了一切，因此用不著再考慮身體和心理素質了，「因為娃娃也能射死巨人」。
儘管上述思想看似荒謬，但我們還是必須考慮其中的基本觀念，純粹的機動戰略是前一個軍事史時期的現實結果。另外，這些傾向於將萬事萬物體系化的作者們還是創造了幾個非常實用、被軍事理論家沿用至今的概念，比如「作戰線」和「基地」。4這套軍事體系連同其提倡者已經失去了靈氣，還產生出了薩爾登（Saldern）和陶恩齊恩（Tauentzien）這樣的將軍，前者在思考步兵一分鐘應該走75步還是76步，後者在法國大革命戰爭期間（1793年）下令：「梳辮子的人必須跟在穿燕尾服的人後面。佩劍必須高過臀部。戴假髮時必須露出兩綹真發。」
據霍耶稱，5普軍在大革命戰爭中實現了從3排步兵線列到兩排的進步，但在三年戰爭期間——儘管當時發生了大量戰鬥——普軍連一場真正的會戰都沒打過。那時的人們很少會想到新時代的浪潮即將來臨，這從前面引述的一批著作面世時新時代已經到來中就可見一斑，如霍耶的《戰爭藝術史》是1797年，比洛的《新軍制神髓》（Geist des neueren Kriegssystems）是1799年。
普魯士大王去世僅僅3年後，法國國內就爆發了大型運動，這場運動將逐漸席捲整個歐洲。革命勝利的決定性因素是軍隊從王室一邊倒向了共和派。革命勝利進而不僅改變了法國軍隊的品格，戰術和戰略也依次有了變化，從而將戰爭藝術史帶入了一個新時代。
法軍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的一再失敗並未徹底動搖軍隊架構，而且在路易十五時期還取得了吞併洛林的重大對外成就。法國同時採取了兩大舉措：一方面要躍升為歐陸霸主；另一方面要與英國爭奪美洲和印度的主導權。前者是通過與普魯士結盟，後者即七年戰爭，與奧地利結盟。兩次行動都失敗了。法軍規模龐大，裝備精良，統兵者也不缺少個人層面的勇氣和技藝。但七年戰爭中指揮法軍的廷臣將軍們沒有能力發動戰略所需的大決戰。我認為可以這樣說，研究七年戰爭西線的歷次戰役對研究法國大革命的起因是非常好的鋪墊。6這裡講得並非戰役暴露了統治階級和高層人物的暴虐或瀆職。儘管他們滿腦子貴族思想，但朝廷和將領還是有足夠的雅量將監軍總管的重任交給了一位資產階級文官、旅店老闆的兒子杜韋爾內。儘管有人控訴他，他還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最高層到處都是才智平庸之人，軍隊指揮也受到權謀私鬥的影響。
法軍統帥經歷的連番失敗侵蝕了士氣的脊樑——軍紀。事實上，法軍從來沒有達到普軍意義和方法上的軍紀。普軍那種嚴苛精準，日復一日，奉行不斷的操練在法國是聞所未聞。法軍軍紀向來只能維持表面秩序，帶領部隊投入戰鬥而已。現在軍隊打完七年戰爭回國了，光榮沒有多少，只有大量尖刻的嘲笑和自嘲，軍隊中已經剩不下多少權威了。戰爭大臣聖熱爾曼大力重建軍紀，仿效普魯士，用沒開刃的刀抽打的懲罰方式代替關禁閉。但軍官和士兵都表示反對。儘管士兵主要招募自社會中的壞分子，但他們也不願意遭受鞭打；軍官則不願意使用自己不贊同的手段。因為當時法國文學中散發出的人文精神也影響到了法國貴族，不僅士兵軍紀廢弛，軍官中也是如此。重建嚴格軍紀必須要自上而下地貫徹，必須像普魯士那樣對士兵和軍官一視同仁。這靠戰爭大臣下令和援引普魯士軍隊的光輝範例可是做不到的。
1758年，聖熱爾曼寫信給監軍總管杜韋爾內：「服從是團結人民、建立社會和諧的紐帶；沒有服從，則萬事失序，混亂與災難接踵而至。」但正如紀律會產生威勢，威勢也是建立紀律的一個因素。波旁王室已經失去了威勢，而隨著聖熱爾曼強化紀律的努力歸於失敗，弊病反而更強，激發和強化了反抗的精神。儘管路易十四的絕對專制確實約束了封建貴族固有的桀驁不馴，卻並未完全消除之。隨著王權衰弱並遭到質疑，反抗精神煥發新生，與民主精神攜手共進，甚至將軍官都拉到了反抗運動一邊。於是，王室在1789年沒有可用於鎮壓群眾運動的兵力，公權力隨之落入國民會議（National Assembly）之手，後者為國家制定了一部新的憲法。
根據新憲法，軍隊維持原有的募兵制。國民議會幾乎一致認為義務兵役制是暴政並加以否決。由於憲法基於分權原則，所以軍隊依然由行政機關掌握，也就是由國王掌握。此舉是理論的要求，但理論往往不符合實際。有人說國王擔任軍隊首長對新生的自由極其危險，因此他的行政權被多方限制。他只能任命一部分軍官，其餘軍官由一套複雜的年資加選舉的制度產生。除了不得超過1800人的禁衛軍以外，國王不得在國民議會會場方圓37英里（約60千米）以內駐軍。外國人團要解散。常備軍以外要設立另一支武裝力量，即名為「國民衛隊」的民兵組織。國民衛隊不受國王調遣，而由人民選舉產生的市長控制。國民衛隊的兵力極為龐大，因為所有成年選民名義上都屬於這支部隊。
但由於輿論反彈，國王無疑會再次掌權，假如沒有外戰摻和國內運動的話。
儘管有種種政治與民族分野，但針對法國大革命這樣的運動，歐洲依然算得上一個團結的整體，甚至在法國國境之外也必然會產生強烈的反響。說各國國王聯合起來扼殺新生的自由法國當然是不正確的，但他們確實企圖通過威脅施加壓力，保護群聚於邊境的流亡者，而且對阿爾薩斯境內德意志領主尚存的封建權利沒有報以同情。這一切都被法國民主派拿來作為向弗朗茨皇帝宣戰的理由，他們指望著宣戰不僅能振奮國民精神，還能實現法國吞併比利時的長久野心。但奧地利得到了普魯士的幫助，後者放棄了腓特烈的政策，與奧地利聯手對抗法國的社會動亂，以為這樣能開闢通往權力與征服的新路。
革命讓法國軍隊陷入了無力行動的渙散狀態。隨著革命的發展，運動初期支持反抗的軍官團完全失去了立足之地。大部分軍官無法適應新觀念和新狀況，也拋下部隊出國了。
法軍入侵了幾乎不設防的比利時，但剛看到敵人就潰散了，他們以為遭到背叛，還殺死了軍官。在奧軍和普軍抵達前，法國有3個多月未採取任何軍事行動。與此同時，徵召的國民衛隊一定程度上充實了正規軍，但這些民兵營大多毫無用處。儘管如此，法軍還是頂住了。不倫瑞克公爵統領的普軍加上輔助部隊有8.2萬人；奧地利剛剛結束了一場與土耳其的戰爭，在比利時的兵力還很薄弱，只有4萬人左右。但普奧兩國入侵的預期是大批法國民眾忠於王室，會將德意志部隊當作解放者歡迎。事實證明，這完全是幻想。普軍奪取隆維（Longwy）和凡爾登（Verdun）後，法軍統帥迪穆里埃在阿爾貢地區（Argonne）後面布置防禦陣地，甚至被普軍團團包圍也堅守不退。迪穆里埃有6萬人，普軍第一天有3萬人，第二天有4.6萬人，餘部用來防備身後尚未奪取的法軍要塞[色當（Sedan）、蒂永維爾（Diedenhofen）和梅斯（Metz）]。普軍的問題是要不要在背對敵境的情況下冒險打會戰，一旦戰敗就會被殲滅。而且即便打贏了，考慮民眾的敵對心理，普軍也不可能向巴黎推進。當然，法軍沒有進攻的能力，但他們人數更多，還有大批火炮。迪穆里埃明察局勢，表現出了值得高度讚揚的果斷，決定嚴守不動。雙方進行了一輪死傷合計不超過200人的火炮對射後（1792年9月20日），普軍決定放棄進攻，終於決定班師。
換作腓特烈，他會在瓦爾米（Valmy）發動進攻嗎？如果我們想到他在科林、洛伊滕、曹恩道夫、庫諾斯道夫和托爾高的大膽進攻，那麼或許會給出肯定的答案。但如果想到他總是告誡不要深入敵境太遠——他稱之為「尖端」——而從波希米亞推進到布德韋斯對他來說已經算是「尖端」，再加上他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過威脅維也納，那麼回答時可能就會有所猶疑，不會將普軍退兵的決策歸因於並無事實依據可言的主觀將道。
我們或許可以反過來問：這一決策，或者說猶豫不決的基礎真的是扭曲的理論，也就是不流血戰爭的觀念嗎？這種觀念可能有一定的心理影響，但不能視為決定性因素。關鍵點是普軍意識到反抗的強度遠遠超出了預期；本來指望法國人民支持，結果泡了湯，而且入侵軍隊的兵力不足以實施進軍巴黎這樣的宏大行動，就連腓特烈也會是同樣的看法。
入侵失敗了。法國打退入侵靠的不是革命的資源，不是徵召民兵，而主要是舊王軍的殘餘，特別是他們的物質資源——要塞和火炮。儘管舊王軍因為革命而陷入混亂，實力削弱，而少數志願兵和輔助兵編成的營只是杯水車薪，但普奧聯軍的攻勢也遠遠弱於當年歐根與馬爾伯勒合起來的力量。因此，1792年戰役的戰略結局是雙方實力的自然結果，不應批判苛責或發個人感慨。
2 革命軍
直到入侵已經被擊退，法國才逐漸形成基於新政治理念和新狀況的新軍事體系。
首先，之前已經有志願兵營加強傳統的傭兵軍隊。他們在擊退侵略軍的戰鬥中表現不佳。但普軍撤退後，杜穆里埃在比利時轉向奧軍時已經接收了大批志願兵援軍，以至於他在蒙斯附近的熱馬普（Jemappes）能夠以3倍優勢兵力和大量火炮攻打不到1.4萬名的奧軍士兵（1792年11月6日）。但法軍頂著火力推進時非常凌亂，一開始還被奧軍擊退，但他們的兵力優勢太大，奧軍無力利用戰果。奧軍最後撤出戰場，不得不將整個比利時都丟給了法國。1
反擊在4個月後到來了。1793年3月18日，法軍在內爾溫登被奧軍擊敗，退回了邊界。但與此同時，國民公會（National Convention）早於2月24日決定將志願招兵改為強制徵兵，首批徵召30萬人。兵員由各地自選或抽籤決定。因此，這部法律很接近義務兵役制，但遭到大部分法國人民的反對並遭到否決。國王被處死時，旺代（Vendée）風平浪靜。但現在農家子弟要為反宗教的共和國打仗，於是整個鄉村都起來舉事了，外省大城裡昂、馬賽、波爾多聞風而動，83省中有60個隨之而起。只有巴黎所在的塞訥河盆地和戰區對國民公會保持忠誠。奧地利、英國、普魯士、皮埃蒙特、西班牙軍隊自外犯境的同時，一場殘酷到駭人聽聞的內戰席捲了法國腹地。儘管如此，因為對手內部不和，共和國頂住了外敵；由於1791年和1792年由志願兵組成的民主化軍隊依然效忠，共和國打贏了內戰。春季四處招兵之後，法國在夏季順利推行了理論上的普遍兵役制（levée en masse）（1793年8月23日）。全體18歲至25歲的未婚適役男子均應徵入伍，不得找人代替。於是，據歐馬勒公爵估計，法軍戰鬥員數目在1794年1月1日增長到了——當然，肯定沒有傳聞中說的百萬大軍——77萬人，其中約有50萬部隊對付外敵。2
這讓法軍具有了遠超舊列強傭兵軍隊的兵力優勢。法軍在1793年9月8日的翁斯科特會戰（Handschoten）和1793年10月16日的瓦蒂尼會戰（Wattignies）都占據數量優勢，分別是5萬對1.5萬和4.5萬對1.8萬。但他們沒能贏得真正的優勢，因為實施恐怖政策的政府無力維持人群秩序。9000名舊軍官中有三分之二（約6000人）離開了軍隊；只有3名將軍——屈斯蒂納（Custine）、博阿爾內（Beauharnais）和比龍（Biron）——留了下來，而且都上了斷頭台。因此，法軍必須自下而上地形成一支新軍官隊伍。國民公會長期對舊王軍滿懷疑竇，所以不願意放棄獨立的志願兵營，為建立新軍官團平添了困難。曾拿下美因茨的屈斯蒂納將軍按照當時的慣例威脅要槍斃逃兵、譁變者和煽動者時遭到了戰爭部長布紹特（Bouchotte）的批評，因為自由人下令的效果不能用恐懼來保障，而要通過同胞兄弟之間的信任來達成。屈斯蒂納答道，自己是一名優秀的共和主義者，不會把一個傻瓜奉為神靈，哪怕那個人是部長。於是，屈斯蒂納就上了斷頭台。不過，曾任上尉並於1793年8月被公共安全委員會徵辟為戰爭部長的卡諾（Carnot）議員整合了舊式線列步兵團與志願兵營，重建了一支堪用的軍官團，而且成功對無序、浪費、貪污行為進行了一定的約束。完全無用的兵員再次被遣散。在開戰後的第三年（1794年），戰爭本身讓法國形成了一套新的軍事體系。在其過渡時期種種對立的特徵和現象同時存在。埃利將軍（General Elie）曾說，新編營上戰場時高喊著「共和國萬歲」「山嶽派萬歲」「必勝」，但子彈剛飛過來，口號就成了「我們輸啦」，敵軍進攻時又成了「自己逃命吧」。掌管戰爭部後，卡諾不得不將2.3萬名軍官解職，因為留在軍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奔著當官去的，不想當兵。但另一方面，革命軍在少數指揮得力的情況下打得很好，甚至在1793年也一樣，土倫圍城戰就是一個例子，圍城軍司令是良將迪戈米耶將軍（General Dugommier），國民公會派來的政委是憤世嫉俗但勇猛積極的巴拉斯（Barras），炮兵主官是波拿巴少尉。3旺代內戰的情況非常類似，舉事的農民軍和共和國的國民衛隊都一樣。馮·博古斯拉夫斯基將軍（General von Boguslawski）寫過一本很好的相關著作（柏林，1894年），書中全面可靠地介紹了徵召民兵取得了哪些成就，又有哪些事是做不到的。
隨著戰爭的拉長，法軍的弱點逐漸被克服，穩定的編制重新出現，但這些單位還是反映了革命的精神。
1796年，時任中尉，後升任將軍的薩克森軍人蒂爾曼（Thie-lmann）就從大革命戰爭前線寫信給國內說道：「正在與我們交戰的大國很快就會為我們規定戰爭的法則，掌握和平的進程了。我們對這個國家唯有欽佩而已。我昨天俘虜了一名驃騎兵軍官，他舉止高貴，我們中間恐怕沒有一個人像他一樣。」41808年，他在一份備忘錄中記載道：「德意志士兵比法國士兵更信宗教，但法國人更守道德，因為榮譽原則對法國人的影響要比對德意志人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
新軍的民主化還帶來了一項特殊的優勢，那就是軍官的要求降低了。輜重隊的規模得以大幅縮減，因為軍官現在只允許攜帶必要的行李。毫無疑問，文獻中對下至中尉的舊軍官帶上戰場的細軟有所誇大，但當官兵差距縮小時，軍官在明面上的奢侈品自然不能比士兵高出太多。一名普魯士中尉配一匹坐騎和一匹馱馬，5上尉有3匹到5匹馱馬，而且部隊後面跟著一大堆超編車輛是常有的事。當然，普魯士有人說法國軍官用不著那麼多器物，因為法國軍官的社會階層其實與士官無異，而普魯士軍官可是貴族，如果與普通士兵等量齊觀，他們會覺得受到了侮辱和折殺，跌份。6
不僅是軍官，法國士兵在保衛祖國時也必須忍受傳統傭兵不可能忍受的匱乏之苦。軍隊取消了帳篷，士兵露宿野外，而每個普魯士步兵團後面都會跟著至少60匹運帳篷的馱馬。7
新軍制也帶來了新戰術。
儘管有些許差別，但18世紀軍隊基本都是由職業軍人構成的——一面是遵循傳統騎士榮譽和忠誠觀念的軍官，一面是大體上麻木不仁的士卒。軍紀將他們鑄造成緊密的戰術單元，組織越緊密，聲望就越高。最理想的類型是3排齊射線列。共和國新軍不再是為主子效力的傭兵，而是充盈著一種特殊的觀念，一種崇尚自由、平等、保衛祖國的新世界觀。這些思想絲毫沒有因起初的志願從軍被法定兵役取代一事而失去力量，反而產生了一種根本上不同於舊式僱傭兵，並能練成卓越精兵的可造之材。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應該記住甚至大革命前的法國人團就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民族精神。當然，這種精神還沒有軍事上的威力，事實上在大革命期間甚至導致了軍紀糜爛和舊軍隊瓦解，但它接下來導向了新的共和精神，推動了轉折的進程。新戰術也是如此。8
一開始，共和國新軍自然試圖採用傳統的陣形，但達不到要求。他們缺少線列推進和齊射開火所需的紀律和操練。既然士兵不可能排成線列行動，於是就編成了大縱深的縱隊，縱隊前方和兩側有挑選出來的槍法好的人提供火力，甚至會有整個的散兵單位。
這不是一種全新的戰法。不僅克羅埃西亞兵和潘都爾兵在與腓特烈大帝交戰時慣用散兵戰法且取得了巨大成功，普魯士也出於同樣目的組建了獨立營。法軍早在奧地利繼承戰爭中就已經將獨立的輕步兵連加入了線列步兵團。但這些單位的主要用途不是在戰鬥中支援線列步兵，而是執行不太適合正規步兵的次要作戰任務——偵察、巡邏、劫掠。在美國獨立戰爭中，民兵擊敗了英國正規軍，這方面他們的經驗要更進一步。美軍在火繩槍兵以外組建了專門的輕步兵營，燧發槍營，而且每個連都有一定士兵裝備來復槍。發明於15世紀的有膛線的槍（Büchse）優點是精度高，滑膛槍的好處則是裝填快；兩者的區別類似於弓和弩的區別（第3卷）。但許多理論家認為裝填速度更重要，因為認真瞄準在激烈的戰鬥中本來就不是常事，而且隨便打出的幾發滑膛槍彈的威力也要比用心瞄準的一發來復槍彈更大，尤其是前者採用密集陣形的情況下。
法國革命軍的散兵後面是作為後備力量和決勝衝鋒力量的縱隊。散兵戰法有先驅者，大革命戰爭中的縱隊戰術也一樣。但前者誕生於實踐，後者則起源於理論。為了增強火力，步兵戰術的發展歷程導致陣形不斷變淺。但淺線列不僅是為了射擊，也是為了最後的衝鋒。由於行進間開火難度大，所以普軍有時甚至有不開火直接衝鋒的計劃。這種做法很快就被放棄了。但有理論家指出深縱隊的衝鋒威力不可與淺線列同日而語，尤其是法國人福拉爾。縱隊必然會突入線列並將其擊潰。甚至有人主張重新為縱隊配備長矛，取代裝有刺刀的槍。沙恩霍斯特的長官兼導師利珀伯爵（Count Lippe）是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沙恩霍斯特年輕時也表示贊同（1784年）。91778年的一次由當時最有才幹的法軍將領之一，布羅伊公爵指揮的法軍演習也是先火力準備、後縱隊衝鋒的做法，預示了新的戰法。10事實上，早在七年戰爭中的貝爾根會戰（battle of Bergen）（1759年4月13日）中，布羅伊手下的步兵就已經這樣做過了。在七年戰爭到法國大革命戰爭之間的一整代人的時間裡發生了一場圍繞線列與縱隊優劣的論戰。儘管線列一方總體上占據上風，但1791年的法軍操練條令——當時已經是大革命期間了，但革命精神尚未觸及條令——除線列以外還給出了幾種縱隊陣法，包括在中軍後面布置一個營的縱隊。條令本身沒有從中得出任何進一步的結論；條令完全是按照線列戰術的精神起草的。縱隊似乎只是流於表面，並未有機地融入步兵戰法。11但革命軍在實踐中拋棄了自己不贊同的長線列。革命軍採用了雖不嚴整卻仍然實用的縱隊陣形，手段是加入了早已存在、但如今得到大力加強的散兵。縱隊不僅有衝鋒威力大的優勢，而且行動靈活性遠勝於長線列，能夠輕鬆找到敵人看不見、敵炮打不到的掩護物。
我們可能會說，新戰法的特點是融合了原有的線列步兵戰術和輕步兵戰術，並從理論中吸納了縱隊。但這就引出了一種錯誤的看法，即新戰法是有意識的創新。與國家制度不同，戰法在文獻中全無有意識創新的跡象，而只有對傳統作戰樣式的去粗取精。於是，一種全新的戰法形成了，而其中每一個元素都能找到相關聯的既有傳統。12
甚至在軍紀恢復，緊密陣形重新出現時，法軍也沒有出現新的編制體系。拿破崙沒有發布新的操練條令；法軍才真正按照1791年條令那樣來訓練，這些條令一直延續到1831年。因此，大革命在戰術領域不僅與傳統直接相關，甚至在發展過程中尋回了某些失落的傳統。軍紀尤其是如此。大革命時期幾乎所有升到頂層的法國將軍（莫羅是一個顯著的例外）在革命前就已經參軍了，大部分與拿破崙一樣是青年中尉。即使在革命的迷亂漩渦中，操練源於軍紀、軍紀決定戰鬥力的觀念也保留了下來。新晉將軍們剛剛重新控制住軍隊，便大力嚴格執行了這一思路。1797年和約締結後，波拿巴馬上下令研究條令，並規定早晨進行單兵操練，傍晚營操，每周例行團操。他在視察過程中不僅熱情極高，而且「像營務長一樣一絲不苟」。13當上軍長後，他不許新兵直接入團，必須要身心兩方面都適於軍隊之後才可以。14
拿破崙有一道關於黑人士兵入伍的命令，以一種奇特的方式證明了法國新軍中新與舊、軍國主義與民族精神之間的融合。他當時身處埃及，與本國斷了聯繫，兵士日漸稀少，於是他給德塞將軍（General Desaix）寫了一封信（1799年6月22日）：「將軍公民，我希望購買2000名或3000名16歲以上的黑人，每營插入約100人。」
只要散兵還僅僅是輔助，那麼散兵跑得太遠、導致統帥手中沒有足夠兵力發起突擊的危險就永遠存在。因此，軍隊重建秩序後就著手限制散兵作戰。散兵、線列、縱隊並行不悖，根據需要交替運用。因此，與某些人的設想不同，新舊戰術的根本差異在外人眼中並非顯而易見，當時的人也幾乎沒有意識到眼前發生的變化，尤其是法國人自己。我們從一批文獻中都會發現，人們很少投入腦力去系統性地發展新陣法。散兵戰法當然要求訓練槍法，但槍法訓練在現實中的比例很小，以至於到了1800年翻越大聖伯納山口（Great St.Bernhard Pass）前幾日，波拿巴的總參謀長貝爾蒂埃（Berthier）還不得不下令：「自明日起，全體士兵都要進行幾輪實彈射擊，要學習掌握正確的持槍瞄準方法，還要掌握裝填方法。」同年（1800年），前面提到過的霍耶的絕妙著作《戰爭藝術史》在德意志問世。作者問道：「（1792年以來的）這場戰爭果真對戰爭藝術有所促進嗎？」回答是：「我們不可能給出不加限定的肯定答覆。」（2：891）作者接著列舉了幾條：用炮增多；山地戰中適當的散兵運用；偵察氣球的使用。「因此可以說，與任何一場戰爭一樣，這場戰爭發展了戰爭藝術，但絕沒有讓戰術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他有一段話談到了旺代戰爭中的散兵。他認為縱隊只是烏合之眾，這一觀點表面上看確實是正確的。他認為（第1017頁）：「這場戰爭中的野戰工事比過去任何一場戰爭出現得都要頻繁。」他在另一段（第1卷前言）中提到了火槍的進步、火藥的強化、之前就有的早期光學信號機。最後（第886頁），他還認為革命軍中打勝仗的將軍是那些知道（舊法軍將領早已發現並錄入戰爭部檔案中的）邊境要地、會看地圖、會利用地圖的人。
縱觀這一段發展歷程，我們會發現大革命時代的軍事史意義根本不在於火槍和火藥的改進；這些進步微不足道，甚至可以說腓特烈與拿破崙打仗用的是同一種槍。此外，氣球觀測在當時取得的成就最多可以用「有點意思」來形容。沒有人認為大革命戰爭的重要特點是野戰工事，或者將革命軍將領的勝利歸功於他們懂得如何從地圖中發現以前的將軍們找到的要地。在我們看來，唯一的決定性因素就是新的軍隊組織形式，它首先帶來了一套新戰術，進而誕生了新戰略。受過專業訓練的明智之士霍耶只在山地戰和旺代戰爭中發現了新戰術，對新戰略則是一無所知。
隨著全面戰爭的臨近，法國想請不倫瑞克公爵斐迪南擔任全國總司令，此人後來領導過反法同盟軍並於1806年在奧爾施塔特（Auerstädt）被擊敗。腓特烈曾極為看重這位勇猛的公爵，以至於他被譽為當世第一名將。正如哥特人將王冠獻給敵軍統帥貝利撒留的幼稚計劃證明哥特武士毫無政治觀念，15法國人的想法也證明他們絲毫不知本國的革命即將帶來一個全新的軍事紀元。
新戰法的傷亡比線列戰術小得多，後者的密集陣形或會招來葡萄彈，後者在齊射中兩敗俱傷。當時已經有人注意到了這一點。1802年，沙恩霍斯特在給一本法國書的書評里提出，16大革命戰爭中少有高級將領陣亡。七年戰爭中的普軍完全是另一番光景。在戰爭的前幾年，這支規模非常小的軍隊就失去了全部兩名元帥——什未林和基斯——以及溫特費爾德等幾位名氣最大、資歷最老的將軍。另外，七年戰爭中一場會戰（例如布拉格會戰、曹恩道夫會戰、庫諾斯道夫會戰、托爾高會戰）的陣亡人數就比大革命戰爭中的一場戰役（包括4到10場會戰）還要多，甚至包括波拿巴的義大利戰役。
據我回憶，甚至在1813年，普軍也只有沙恩霍斯特一名將軍陣亡。但拿破崙戰爭中總體的傷亡數量是再次大大提升了。17
舊列強只把法國的新戰法當作退化，而且是有意識地排斥。1796年10月——當時波拿巴已經打贏了義大利戰役，但茹爾當（Jourdan）和莫羅被迫撤出德意志——奧軍次帥兼軍需總監馬克（Mack）起草了一份歷數舊戰法優點的備忘錄。他說奧軍在地勢不平、無法以密集正面進攻的弗蘭德斯同樣慣於「散兵進攻」。另外，只要步兵在前進過程中因戰況激烈而保持不住原本的陣形，他們用不著下令就會自動變成散兵。作者反對這種錯誤的做法，因為它會削弱進攻造成的壓力，會抵消出其不意的初始優勢，而且一旦敵軍騎兵現身，沉醉在勝利中的散亂隊伍必敗無疑。馬克接著又說：
一支訓練有素且堅定的正規步兵，如果以密集的正面、精準的步伐勇敢地前進，再加上火炮掩護，那麼散兵是擋不住它的。因此，步兵絕不能因為零散或分段射擊而拖慢腳步，一定要儘可能快地直接向敵人發起衝鋒，而且要一直儘可能保持隊形。這種戰法是避免流血的正道；開槍也好，散兵也好，都只會徒增傷亡而不能決定勝負。
普魯士自然也是類似的想法。有一份大概寫於1800年的備忘錄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1856年發表於馮·弗蘭澤基將軍（General von Fransecky）寫的一本關於格奈森瑙的著作中（《軍事周刊》附錄第63頁），內容如下：
散兵是一切戰法中最自然的一種。換句話說，它最貼近人活下去的本能。不能像某些人試圖證明的那樣推出，散兵是目標最明確的一種戰法。戰爭本身當然不是人的本性；貼近本性就是遠離戰爭，戰爭藝術的目標絕不是貼近本性。有一句話講得再貼切不過：「坦誠地說，散兵身上有我們所有人體內潛藏的天生痞子氣，必須努力壓抑住。」我們身邊有很多嘈雜的反對聲。有人向我們高喊，法國軍隊的巨大成就！法國散兵作風大膽；義大利戰鬥中的密集縱隊進攻！這一切難道不是證明了相反的結論嗎？我們要冷靜地回答：我們不會這樣做。不管我們多麼尊重經驗，但類似的一般性實例還是太少，不足以動搖我們健康的判斷力。但這給了我們一個教訓：一個習慣了總被保護的人，當他失去保護，直面危險時會害怕。不過，為了回應這些聲浪，我們還是應該試著澄清其中的混淆。對於那些向我們高呼法軍戰功的人，我們要提醒他們的是：法國散兵在1793年打了進去，又在1794年退了出來，1799年打進去，1800年退出來，他們當初怎麼打進施瓦本的，後來就是怎麼撤出施瓦本的。這些事本來不值一提，但看見那些不再考慮或者不願意考慮這些事實的人，我還是要提一提。我們對法國散兵的勇猛有如下評論，如果那是真勇猛的話。每一種危險都對應著一種勇敢。令荷蘭人無法理解的是，怎麼會有人把性命託付給未馴的野馬，卻能在風暴肆虐的大洋上鎮定自若。習慣了站在隊列中的人當然不會像法國散兵那樣在要塞炮火下匍匐前進；他會特別害怕被俘，害怕被騎兵擊殺踩踏。反過來看，一名失去了慣常的柵欄、戰壕、單兵掩體等屏護的散兵腦子裡也只會想到逃跑和尋找掩體。
這兩種不勇敢源於各自對某種危險的陌生，本身還不足以證明前述觀點，即散兵作戰會從整體上削弱勇氣，或者削弱無畏的精神。為了證明這個觀點，我們要給出下列內容。如果說散兵變得越來越勇敢了，那是因為他意識到危險沒有以前自己認為的那樣大，而且他每天都會變得更機詐，更有手段。因此，他並不是更無畏了，而只是學會了如何嫻熟地對抗危險。而在散兵不能對抗危險，只能無畏地直面危險時，我們就會看到他們天生的痞子氣滋長得是多麼大。
最後，對於法軍在義大利以大無畏的精神面對險境，在無掩護的情況下以密集隊形進攻，所以完全不符合上述結論的看法，我的回覆如下：首先，我們對當時的危險程度所知甚少，無法知曉法國人當時表現出了多大的無畏勇氣，又要擊敗怎樣的敵人。對這些戰鬥的描述都是誇大多而細節少。一般來說，一支部隊在戰鬥中的勇敢程度要用傷亡數目來評價，而根據眾所周知的數據，法國大革命戰爭在這方面與七年戰爭不可同日而語。其次，這裡講的不是衝鋒過程中激發出來的那種蠻勇，那是法國人的天性，因為他們比其他民族更容易激動；相反，這裡講的是冷靜地蔑視致命危險，能在連續戰鬥的過程中陣形不亂，巋然不動，就像羅克魯瓦會戰中的西班牙舊軍和莫爾維茨會戰中秉承利奧波德精神的普魯士軍隊一樣。因此，我們的結論依然成立。
散兵習慣了自己的戰法，於是失去了肉搏戰所需的勇氣。由此可見，線列步兵如果不想失去自身用處的話，那就絕不能以散兵形式作戰。
主張引入散兵的人宣稱，破碎地形上只能採用散兵作戰。此說的依據大錯特錯。
當營長領著一個沒有散兵經驗的營穿過樹林，哪怕樹林極其濃密也要保持隊形，向敵人進軍時，士兵不可能整排整列地走，而一定要散開隊形，每個人自己往前走，這是完全清楚的。那麼，這就是散兵嗎？絕對不是！營長這時是要展開散兵進攻嗎？更不是了！密集陣形進攻的本質在這裡喪失了嗎？恰恰相反！營長的打算是接近並擊潰敵軍，與所有進攻一樣。在一馬平川的地形上進攻炮兵的步兵營不會真的一直保持隊形，但此舉仍然符合密集進攻的精神。
如果線列步兵絕不能以散兵形式作戰的話，那麼平時就無須教授散兵戰法；實話說是絕不能教授，因為到了戰時，在那些臨時用一下似乎無傷大雅的情況下也絕不能用散兵戰術。
當幾十萬名法國散兵從本國腹地湧出時，他們會掃蕩我們的傳統原則，這也沒什麼奇怪的。有人或許會被這種情況嚇倒，頭腦有一點糊塗，但真正的男人必須回歸理智。
屢次失敗後，舊列強也更明白了，接納了法國的新戰法。當然，甚至這些國家在此之前就已經有了新方向的萌芽，那就是為連配屬輕步兵和裝備來復槍的精確射手。這一過程隨著條令的革新而自然推進，奧地利率先於1806年修改條令，之後是普魯士（1809年和1812年）。假如碰巧只有法國和普魯士操典保存了下來，有人就會以為有文獻證明散兵戰術是普魯士人在1812年發明的。如果又有人發現腓特烈大帝早在1770年的《營戰要術》（Eléments de castramétrie et de tactique）中就規定第一排線列步兵前面要布置一個獨立散兵營，而且他在死前不久下令組建輕步兵營，那我們就更容易信服了。事實上，這些獨立營的用意不是殺傷敵人，而只是吸引火力。我們也已經知道，輕步兵並非新式正規步兵，只是輔助兵種罷了。革新戰術必先革新國家，偶然流傳下來的個別記載只有在客觀上符合整體發展進程時才能被證實和確認，這種分析方法在戰爭藝術史領域尤為重要。學者們從李維的記載（8：8）中得出羅馬人很早就懂得如何以小型戰術單元進退交戰的結論，看到偶然保存至今的查理曼晚年敕令就以為不得不得出那時就有封建制度的結論，這豈不是誤入歧途！相反的類似情況也有。古代戰術最深遠的變革是第二次布匿戰爭期間從人多勢大的方陣轉向梯隊陣形。但是，與西庇阿同時代的波利比烏斯卻很少談到，正如與波拿巴同時代的霍耶不講線列戰術轉向散兵戰術一樣，儘管我們不得不承認兩位作者都身居高位且受過專業訓練。關於封建制度的起源，我們甚至沒有一份基於一手史料的記述。3世紀羅馬帝國時期軍團的衰落也是類似情況。這些變化儘管驚天動地，但仍然有一個過渡的過程，躲過了時人的眼睛。非專業作者（比如李維）隻言片語中留下來的錯誤認識偶爾會讓學者曲解實情，這種遺毒只有經歷幾代人的努力才能消除。
本書一開頭就講過，一切軍事藝術都在兩端，或者說兩種基本力之間遊走：一是個體的勇氣和武藝；二是戰術單元的堅定團結。全靠個人武功的騎士代表一個極端，腓特烈大帝手下的齊射步兵營代表另一個極端，後者中個體成了被塞進機器的齒輪，就連狂躁之人也能融入進去，發揮作用。就此而論，有章法的散兵可以說兼具戰術單元與個人鬥志的兩方面優勢。因此，這一變革的前提是有願意參戰的當兵材料。自願應募的舊式傭兵有參戰意願，但這種軍隊必然規模小。規模一大，素質就差。保衛祖國的新觀念不僅進一步擴大了兵力，而且大大提升了群眾的參戰意願，以至於可以從中發展出新的戰術。
在炮兵領域，格里博瓦爾（Gribeauval）早在法國舊王政時期就顯著改進了造炮工藝。人們已經越來越了解哪些部位可以少用銅鐵，減重而不損害強度。直到那時，重炮還會在戰鬥開始前移入預定位置，通常不會轉移陣地。因此，讓民夫運輸重炮還是可行的。但先鋒部隊帶的是專人拉動的輕型營炮。現在，格里博瓦爾大幅減輕了野戰炮的重量，士兵自己就能用為此配發的皮帶拉炮。大革命為法軍帶來了普軍樣式的騎乘炮兵。拿破崙剛剛掌握指揮權就把炮兵輜重人員納入軍事化管理。之前的農家子弟在進入敵軍火力範圍時太容易自己騎馬跑掉了。現在，運炮的人員和馬匹都經過了系統訓練，火炮可以按需跟隨步兵上戰場，於是由專人拉動的野戰輕炮就被廢棄了。如果說機動性的大幅強化確實大大提升了炮兵重要性的話，可與騎兵一樣，炮兵的重要性還是相對下降了，因為只有步兵能沾到軍隊規模擴大的光。腓特烈大帝晚年的千人火炮占有量達到了7門，到大革命戰爭時期落到了兩門乃至一門，德意志帝國時期逐漸回升。拿破崙在瓦格拉姆會戰（Wagram）中的步炮比例是千人兩門炮多一點（395門比18萬人），1812年約為千人3門炮。18但是，機動性的提升讓一種新的火炮部署原則成為可能。炮兵火力被集中於一點，為步兵突破做準備。奇襲時的成功率還要更高。這一觀念同樣甚至早在大革命前的法軍中就有教授。19
舊軍最大的常備編制是團，每場會戰都要專門下令規定哪位將軍負責哪個梯隊或梯隊一部。散兵作戰的預計作戰時間更長，而且常常需要多兵種協同配合，因此設立常備編制是有益的。於是，法軍先後設立了師和軍。這看起來是純粹的外部安排，其實卻反映了一種全然不同的會戰指揮精神。腓特烈打的會戰是最高統帥親自下令，全力發起衝擊，務求速戰速決，也必然會速戰速決。現在，一場會戰分成了多個甚或許多個獨立的行動，分別由師長乃至軍長負責，按照個人判斷運用不同的兵種——散兵、密集步兵、輕便炮兵。只有最高統帥隨著會戰發展，根據具體情況做出的總攻決定才能決出勝負。
梯隊陣形儘管沒有被放棄，但重要性還是降低了。保留和運用預備隊對會戰進程的重要性則與日俱增。交戰勝負不再是一錘子買賣，而是前線打響後從後方增強火力、投入或保留兵力。聖西爾元帥寫道：「打贏會戰只在於關鍵時刻強化前線兵力。」
如果不過分細究個別表達的意思的話，腓特烈的會戰與拿破崙的會戰的區別可概述如下：20
統帥將會戰分成多個獨立的行動，分別交給部將負責，這樣就將自己從具體布置行軍中解放了出來。約米尼（Jomini）說，拿破崙會在地圖用圓規規定各軍的行軍目標，張開的半徑是7個至8個小時的直線行軍距離。1805年，法軍從布倫走到多瑙河畔的直線距離是465英里（約748千米），平均每天12英里（約19千米）。
與散兵一樣，這種新的作戰類型也為法軍帶來了另一個極為重要的特徵。舊軍依賴倉庫提供的補給是有定數的。大軍永遠要攜帶18日份的口糧；士兵本人要攜帶3日份的麵包，每個連配備的麵包車裝有6日份的麵包，軍需長掌管的輜重運輸系統下的麵粉車裝有9日份的麵粉。21不這樣安排的話，嚴格的軍紀便無以為繼。在18世紀，這種軍隊的個人主義色彩愈發濃厚，也愈發強調軍務管理機關要確保將士兵照顧好。維持軍紀的直接需求與國家的整體組織形式在這一點上達成了一致。戰爭是官府的事，與臣民無關；如果本地沒有戰事的話，臣民用不著關注戰爭。士兵有嚴令在行軍和駐紮期間都不得騷擾鄉間百姓。法軍不太在乎安民。在法軍看來，戰爭是全民的事，全民都在流血，因此戰爭期間可以從民間索取一切所需。只要倉庫供給不上，士兵就會從當地居民強奪物資，不管在什麼地方。這種徵收很容易變成搶劫，會打散編制，而且會在軍中蔓延，鼓勵聚眾剽掠。假如腓特烈大帝允許這樣做，他肯定會擔心士兵紛紛逃亡，大軍作鳥獸散。他只有幾次特別緊急的情況下才允許士兵就食於寄宿的人家。法國革命軍初期也深受逃兵之苦，但那與口糧無關，而且當時也完全沒有遏制逃亡的紀律監察手段。靠不住的人漸漸離開，軍隊還留下了相當一部分人，他們繼續服役是出於個人意願；當然了，他們的不守軍紀也讓人想起了三十年戰爭中的傭兵團。
1796年，拉阿爾普將軍（General Laharpe）向上級波拿巴報告說，他的部下比當年的汪達爾人還要惡劣；一天之內有兩名旅長辭職；波拿巴親自致書督政府，稱恥於統領這樣一群形同竊賊的暴民。當然，人們以為法軍會給各民族帶去自由，法軍是在民眾的歡呼雀躍中開進米蘭的，但米蘭人對法軍暴行失望至極，8天後便揭竿而起；但起義被燧發槍壓制下去了。莫羅於1796年7月17日從德意志發回的報告與波拿巴從義大利發回的報告別無二致：「我在盡最大努力遏制劫掠，但部隊已經兩個月沒拿到軍餉了，而且我們走得太快，輜重隊跟不上；農民跑了，士兵就把空房子掃蕩一空。」7月23日，茹爾當也發出了類似的報告：「士兵蹂躪鄉間，無以復加；我領導這樣一支行跡敗壞的軍隊都要臉紅。軍官表示反對就會受到威脅，而且真有開槍打軍官的事。」儘管如此，將軍們還是逐漸整頓了軍紀。此舉不僅是出於人道，也對軍事行動有利。茹爾當在上述報告中已經指出，走投無路的當地人正在拿起武器，用不了多久，交通線就非得有兵力保護才能通行了。打了勝仗以後就四處徵收搶劫的士兵現在遭到了攻擊。隨著秩序的恢復，法軍撿起了舊戰術和後勤體系中合理的成分，只有在緊急情況下才會縱容士兵搶掠。然而，儘管法軍規模遠勝以往，但輜重隊卻一直小得多。考慮軍官行李少了，帳篷也取消了，那麼呂斯托估算1806年法軍步兵的輜重隊只有普軍的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或許是正確的。22
腓特烈曾給基斯元帥寫過一封信（1757年8月11日），內容是他正等著一批輜重到位：「它寄託著國家最後的希望。」拿破崙絕不可能說出這種話。
就我所知，當時的文獻中不曾提到由於18世紀下半葉馬鈴薯種植面積和產量的擴大，所以為大軍提供口糧的任務比以前容易了。馬鈴薯在七年戰爭中還沒有發揮任何作用。20年後的巴伐利亞繼承戰爭被戲稱為「馬鈴薯戰爭」。在1813年秋季戰役中，馬鈴薯無疑極為重要。23
不管拿破崙整頓軍隊秩序取得了多麼大的成就，後勤制度的舊傷疤還是時不時被揭開，只要有一點問題出現，兵士四散和缺乏紀律的弊病就會馬上重現。24
拿破崙既完善了革命，同時也終結了革命。他行使大權不是因為與生俱來的權利，而是人民的選擇。在一次大選中，法國人民幾乎全票選舉他為執政，後來又將他推上皇位。儘管君主制復辟，但軍隊保留了共和國時期新養成的重要品格。官兵分野不再具有階層性質，而在於教育程度與能力資質的高低。而且哪怕是完全沒受過教育的人，確有能力者也能做到上尉，優異者甚至可以升到最高級軍銜，這進一步在官兵之間建立了橋樑。有一句話說得好，每名士兵的背包里都有一根元帥節杖。當然，我們不能由此認為拿破崙手下偉大的元帥們都是從底層人民拔擢上來的；事實上，大多數元帥與波拿巴本人一樣在革命前就是職業軍人了。他們的出色戰績有不小的一部分原因是大革命掃清了一切傳統束縛，讓他們在兼具年輕人的強健體魄和雄心壯志的年紀走上了領導崗位，從而立下不世之功。拿破崙本人接過義大利遠征軍統帥權時年僅27歲，他手下的元帥當上元帥時大多只比27歲大一點，甚至還不到27歲。
全體20歲至25歲（分為5個年齡段）青年男子均應服兵役的義務在1798年得到了重申，但1800年又開放代役，對普遍兵役加以限定。甚至早在1800年之前，普遍兵役制也不曾實際貫徹，因為有大批青年男子逃避兵役，或者即便入了伍也會跑回家。對此，管理制度的力度和完善程度還不足以遏制，而且之前有一段時間允許過代役，但後來又廢止了。1798年和1800年的法律建立的允許代役的徵兵制本質上是一套彈性很大的制度，實際管得很鬆。儘管每年每個年齡段的適役男子至少有19萬人，但拿破崙在1801年至1804年間每年實際只徵召3萬人服現役，外加3萬名每年集訓15日，每月擇一周日操練的預備役人員。士兵年滿25歲退伍。
自1806年起，兵員需求越來越大。由於戰事連綿不斷，25歲退伍的規定無疑已經不再遵行。1812年至1814年間的實際（而非額定）徵兵力度沒有留下相關的正面史料和確切數字。只有一點可以肯定：甚至早在1805年之前，當時非常溫和的徵兵措施就遭到了強力抵制，必須要強制執行。不應徵報到者被叫作「頑民」，地方上有專門的憲兵隊負責追捕扭送到團里，不然會把士兵安排到頑民父母親屬家裡住宿，要麼由社區整體擔責任。25
因此，現實情況與大革命理想化的普遍兵役原則有很大差別。我們可能會說這種徵兵只不過是恢復了舊制度：反覆連續應徵的專業代役人組成了一支職業傭兵隊伍，當然還要加上歷代路易國王拉來的壯丁。要是與普魯士軍隊比較的話還要更貼切，各區征上來的兵員占到全軍半數，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儘管是以碎片化的形式，但法蘭西共和國軍隊的很多精神還是延續到了拿破崙的軍隊中，不僅是軍官團精神風貌和官兵關係為之一新，軍隊主體本身的性質和精神也起了變化。他們根子上就不是僱傭兵，而是法蘭西祖國的兒子和衛士，甚至在他們不情願地履行職責時也是一樣。矛盾只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民族精神甚至在舊法國軍隊中就存在了。但徵兵人數增加得太多了，我們可以乃至必須將新舊對照視為一項根本區別。
根據軍區徵兵條例，我們大可以說普魯士徵兵與法國同樣嚴格，甚至更加嚴格，但法國征上來的兵與普魯士完全不同，原因在於法國人口是普魯士的五倍，而且普魯士軍區下的國民儘管對國王和國家忠心耿耿，卻必然缺少祖國觀念的獨特加持，因為普魯士只是一個偶然形成的王朝國家，並非民族國家。最後應當注意的一點是，儘管本國人占到了普魯士軍隊的半數乃至更多，但他們仍然只是短期服役，招募來的外國人才會長期服役並因此為全軍打上了自身的烙印，也就是一個具有或多或少榮譽感的武士階層，而非保家衛國的戰士。
最能體現上述區別的莫過於比較前文引述過的腓特烈最重要的一部訓令中關於防止逃亡的條款，以及拿破崙在奧斯特里茨會戰（battle of Austerlitz）前向部隊發布的命令。腓特烈的訓示如下：
防止逃亡是每一名將軍的重要職責，為此必須採取以下措施：不得在森林旁邊紮營；時常到帳中視察；在森林中行軍時，步兵身旁必須要有驃騎兵巡視；儲藏糧草的地方要有輕步兵站崗，天快黑時要加上相同數量的騎兵；外出找秸稈和水源時，士兵不得出列，而要由軍官整齊帶隊；聚眾劫掠必須嚴懲；開拔時不得在部隊拿好武器、列好隊伍之前撤去村莊裡的哨兵；不得夜間行軍；行軍期間不得允許士兵脫離本排；穿越森林時，步兵要有驃騎兵隨行巡邏；隨時警惕任何軍需品的匱乏，包括麵包、肉、白蘭地、秸稈等。
拿破崙在1805年11月24日的命令則是這樣：
目前不要聲張。各軍長應盡力列出無故掉隊，聚眾劫掠者的名單。長官應向士兵宣揚這些人是可恥的傢伙，因為法國軍隊中對不身犯險境、不分享勝利榮耀的人的最重懲罰就是同袍的譴責。如果有這種人，皇帝確信他們會願意集體回到軍隊中來。
國民會議早在1792年9月19日和1793年5月25日就下令廢除了釋放戰俘換錢也就是「贖金」這種舊式傭兵軍隊特有的做法。
到了拿破崙統治末期的1812年和1813年，他不得不採取愈發嚴厲的徵兵手段，同樣深受逃兵之苦。事實上，我們可以說1812年和1813年戰役輸就輸在逃兵上。由於逃回後方的士兵不絕如縷，他來到莫斯科時的兵力已經衰弱到無力再戰了。如果說他發動1813年秋季戰役時的兵力僅僅略少於反法同盟軍，可兩個月後的萊比錫會戰時就只比敵軍的一半多一點了，箇中緣由當然有很多，但尤其重要的一條就是法軍方面聞所未聞的大批逃亡。
腓特烈的軍隊在七年戰爭中也是逐漸衰弱，我們也看到了他是如何試圖用增加炮兵來彌補步兵的不足。如前所見，拿破崙身上也發生了相同的事情，儘管程度上有差別。腓特烈軍中的內部變化帶動了戰略的調整，而我們之後看到，拿破崙的戰略沒有變化。
用最簡單的話說，建立於革命期間、由革命締造的新軍制與舊制度的區別有三：兵力大幅擴張、採用散兵戰術、從民間徵收物資。最後，我們還應該注意到，這三個讓新軍制超越舊制度的特徵不是同時，也不是從一開始就發揮作用的。尤其是隨著初期的普遍兵役制產生的龐大兵力後來一度回落，以至於拿破崙在早期幾場戰役中僅僅與敵軍兵力相當。
共和國時期將軍與拿破崙時期元帥
杜穆里埃（Dumouriez）：生於1739年，七年戰爭時已為軍官。
克勒曼（Kellermann）：生於1735年，七年戰爭時已為軍官。
塞爾旺（Servan）：生於1741年，大革命爆發時任參謀官。
卡諾（Carnot）：生於1753年，大革命爆發時任工程兵上尉。
烏沙爾（Houchard）：生於1740年，大革命爆發時任龍騎兵上尉。
奧什（Hoche）：生於1768年，1784年進入禁衛軍，1792年授中尉。
馬爾梭（Marceau）：生於1769年，1785年入伍，1789年升中士，1792年任志願兵營長。
皮舍格呂（Pichegru）：生於1761年，本為數學教師；1783年入伍，大革命爆發時為高級士官。
莫羅（Moreau）：生於1763年，本為律師，1791年任志願兵營長。
茹爾當（Jourdan）：生於1762年，1778年入伍，1784年隨團赴美參戰；一度沿街乞討；1791年任志願兵營長。
謝雷（Scherer）：生於1747年，曾在奧地利和尼德蘭軍中任軍官；1791年任法軍上尉。
克萊貝爾（Kléber）：生於1753年，本為建築師；曾任奧軍中尉；1792年任志願兵營軍官。
塞呂里耶（Sérurier）：生於1742年，曾任高級士官，大革命爆發時任上尉。
貝爾蒂埃（Berthier）：生於1753年，大革命爆發時任職於總參謀部。
蒙塞（Moncey）：生於1754年，1779年授少尉，1782年升中尉。
佩里尼翁（Perignon）：生於1754年，1784年授少尉。
勒費弗（Lefebvre）：生於1755年，1770年入伍，1782年升中士，1789年任國民衛隊中尉。
馬塞納（Masséna）：生於1756年，1775年入伍，大革命爆發時任高級士官。
奧熱羅（Augereau）：生於1757年，1774年入伍，1776年逃亡，在普魯士擔任擊劍教練；大革命爆發時返回法國，進入德意志軍團任高級軍士。
貝納多特（Bernadotte）：生於1763年，1779年入伍，大革命爆發時任高級士官。
布呂內（Brune）：生於1763年，本為律師，1791年志願參軍。
古維翁-聖西爾（Gouvion St.Cyr）：生於1764年，本為畫家，1792年志願參軍。
維克多（Victor）：生於1764年，1781年入伍。
麥克唐納（Macdonald）：生於1765年，1784年授中尉。
格魯希（Grouchy）：生於1766年，1781年授中尉。
烏迪諾（Oudinot）：生於1767年，1784年入伍。
繆拉（Murat）：生於1767年，1787年入伍。
貝西埃（Bessières）：生於1768年，出身律師世家，1792年入伍，1793年升少尉。
莫爾捷（Mortier）：生於1768年，國民會議議員之子，1791年志願參軍，隨即被推選為上尉。
德塞（Desaix）：生於1768年，1783年授少尉。
內伊（Ney）：生於1769年，1788年入伍。
蘇爾特（Soult）：生於1769年，1785年入伍，大革命爆發時任士官。
拉納（Lannes）：生於1769年，馬夫之子，本為染工，1792年志願參軍。
波拿巴（Bonaparte）：生於1769年，1785年授中尉。
敘謝（Suchet）：生於1770年，1792年入伍。
達武（Davout）：生於1770年，曾就讀於巴黎軍官學校，1788年授中尉。
馬爾蒙（Marmont）：生於1774年，聖路易騎士團成員之子，1790年授少尉。
舊軍軍官（拉法葉特、屈斯蒂納、比龍、博阿爾內除外）：
杜穆里埃、克勒曼、塞爾旺、卡諾、烏沙爾、貝爾蒂埃、蒙塞、格魯希、德塞、麥克唐納、波拿巴、佩里尼翁、達武、馬爾蒙。
舊軍高級士官：
皮舍格呂、貝納多特、馬塞納、塞呂里耶。
在舊軍中有機會成為高級士官者：
奧熱羅、蘇爾特、內伊、繆拉、維克多、烏迪諾。
外軍軍官：
謝雷、克萊貝爾。
在舊軍中最多升到士官者：茹爾當、奧什、馬爾梭、勒費弗、拉納。
本為受過高等教育的平民，革命開始後參軍者：莫羅、布呂內、貝西埃、莫爾捷、敘謝、聖西爾。
3 拿破崙的戰略1
我們應該再說一遍：戰略的天然原則是集結兵力，尋找並擊敗敵軍主力，接著乘勝追擊，直到失敗者屈服於勝利者的意志，接受勝利者的條件，最極端的情況就是占領敵國全境。「在戰爭的一切目的當中，殲滅敵方武裝力量永遠是至高無上的一項」（克勞塞維茨）。那麼，攻勢行動的目標就不是某個地方、某片區域、某座城市、某處要地或某座倉庫。如果一方憑藉巨大戰術勝利從肉體和精神兩方面摧垮了敵方武裝力量，使其無力再戰，那麼勝利者就盡可以按照自己的政治目標來開拓戰果。
舊制度下的軍隊規模太小，戰術太呆板，成分太不可靠，無法在戰爭中踐行上述基本原則。他們只能呆立在憑藉自身戰術無法攻克的陣地前，也不能繞過去，因為他們必須隨身攜帶糧草。他們只敢淺淺地進入敵境，因為他們不能保衛大片區域，而且要確保交通線萬全無虞。
拿破崙擺脫了這些枷鎖。他從一開始就將全部勝算押在取得戰術勝利、讓敵軍失去行動能力上，然後乘勝追擊，直到敵人接受他的條件。這條最高原則的推論影響到了上至戰役方案、下至每一場交戰的一切。由於萬事自始至終都以壓倒性的戰術勝利為基礎，於是所有其他目的和考量都要從屬於這一個終極目的，戰役方案自然就簡單了。消耗戰略的基礎是每一項行動都既可以這樣做，也可以那樣做。七年戰爭開場時，腓特烈在紛繁多樣乃至截然相反的方案之間搖擺不定。統帥越是精明幹練，他能想到的可能性就越多，決策的主觀性也就越強。拿破崙的戰役方案則具有一種內在的客觀必然性。剛開始認清和理解了這些方案時，我們會感覺它們不可能是別的樣子，戰略天才的創造性只在於確認事理本身的必然結果。藝術史中秉承古典主義、多用樸素直線的帝國風格與同時期的戰爭藝術有一些可比之處。
現在我們要對直接從上述基本原則的對立推導出來的正面結果做一宏觀概述。我們不需要做辯證推演，只要考察拿破崙和腓特烈兩位宗師的事跡就夠了。
按照拿破崙的戰役觀，他聚焦於敵方軍隊，而且自始至終以攻擊敵軍乃至儘可能殲滅敵軍為基點。腓特烈也提出過這樣的原則：「什麼都想保住的人什麼都保不住。因此，我們必須緊緊抓住的最重要的關鍵就是敵軍本身。」但如前所見，這條原則對腓特烈的意義只是相對的，他一次又一次極大地偏離了該原則。對拿破崙來說，它具有絕對的重要性。當拿破崙多面受敵時，他能將其各個擊破。1805年，在俄軍尚未趕到時，他就在烏爾姆擊敗了奧軍；接著在普軍出手前，在奧斯特里茨擊敗了俄軍和奧軍殘部。1806年，他再次搶在俄軍抵達前擊敗了普軍（耶拿會戰），1807年又在奧軍緩過來之前打敗了俄軍。
七年戰爭爆發時，腓特烈的行事方式全然不同。1756年7月，形勢已經完全成熟，奧軍還沒有動員，俄軍和法軍還在遠方。但腓特烈沒有儘快出擊，反而特意拖到8月底才開戰。假如他信奉殲滅戰略的話——也就是說，如果他掌握的資源足以遵行殲滅戰略的話——我們必然會將此舉判定為腓特烈一生戎馬中犯過的最嚴重的戰略錯誤。但由於他哪怕在最有利的條件下都完全不考慮以徹底征服奧地利為目標，因此他將當年目標局限於占領薩克森就是正確的做法，推遲開戰可以避免法國干預。
有些人為了進一步推崇腓特烈，試圖證明他在次年（1757年）有征服奧地利的計劃（布拉格會戰、布拉格圍城戰）。他們的心態是何其自相矛盾啊。假如這一計劃在1757年是可行的話，那麼放到1756年豈不是容易得多！唯有站在消耗戰略的基礎上，腓特烈的行為才是清晰連貫的。如果這是正確的話，我們就會發現七年戰爭初期與拿破崙在1805年、1806年的行動之間的根本性對立，恰恰以最精妙、最切實的方式證明了歷史上的兩類戰略的本質與原則。
接下來是展開論述。
消耗戰略的前台上是圍攻要塞、阻止圍攻和解圍。這些事件在腓特烈那裡發生的頻率要低於前人，但仍然非常重要。而拿破崙在所有戰役中（次要行動除外）只打過兩次圍城戰，1796年圍攻曼圖亞，1807年圍攻但澤。
甚至他決定打這兩場圍城戰，也只是因為他當時不能用手中的兵力繼續與敵軍打野戰。奉行殲滅戰略的人只會圍攻非圍攻不可的要塞，除非是敵國首都，比如1870年的巴黎；或者是敵方全軍被包圍在一座要塞內，比如1870年的梅斯，或者奪取某座要塞是小規模次要行動的目標。對腓特烈來說，奪取要塞——比如1741年的尼斯，1762年的布拉格、奧爾米茨、施韋德尼茨——往往就是一場戰役的實際目標。
腓特烈公然宣稱：「如果敵國要塞林立，一定要全部攻下來，不能放過任何一座。這是穩健的打法，可以免去後顧之憂。」2
假如反法同盟在1814年入侵法國時遵循腓特烈的原則，那就永遠打不敗拿破崙了。
腓特烈開鑿運河，不僅是為了商貿，也會用於運送軍需。拿破崙則是修路，他打仗主要靠兩條腿走路。
腓特烈常說，會戰對他來說是開給重病患者的「催吐藥」。當他想要證明會戰決策的合理性時，他往往會說自己別無可能的選擇。3在他看來，會戰就是聽天由命，是撞大運，勝負無可逆料。拿破崙說自己的原則是無七成勝算不開戰。4如果腓特烈也奉行這條原則的話，那麼他連一場會戰都不會打。這並不表明——比如——兩位統帥的膽量不一樣，他們無疑都是很大膽的，而在於兩套體系的差異。如果一個踐行殲滅戰略的人認為會戰就是勝負由天，那麼整場戰爭就都是拼運氣了，因為決定戰爭結果的正是會戰。而在消耗戰略下，會戰只是多個因素中的一個，會戰成敗可能會被抵消掉。腓特烈在思考一場會戰時曾寫道，哪怕會戰輸了，他的處境也不會比原有的處境更糟。5這種話不可能從拿破崙嘴裡說出來，說出來也是無法理解。對他來說，在他眼中，一場會戰的勝敗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改變整個局勢。普魯士輸了庫諾斯道夫會戰可以緩過來，法國輸了耶拿會戰就不行了。如前所見，腓特烈嘴上常說打會戰一定要集中全部可用兵力，其實做得很有限。拿破崙確實貫徹了這條原則，儘管在他身上也並非絕對。61805年11月15日，他致書馬爾蒙：「世人以為我的天分比別人高，但與屢次敗於我手的敵人對戰時，我從來不覺得兵力夠用；我會儘可能集結所有兵力。」
腓特烈的原則是戰役方案要儘可能往大了做，他從一開始就說方案在執行中會縮水的。他一次又一次證明自己確實遵循該原則。「宏大的戰役方案，」他在1768年的《政治遺囑》中說道，「無疑是最好的，因為執行過程中馬上就會注意到哪些內容不切實際，然後聚焦於可行的部分，這樣取得的成績要比小家子氣的方案來得大，小氣成不了大功。」「大計劃未必成功，而一旦成功就會決定戰爭成敗。」「要制定四份這樣的方案，只要有一個方案成功，一切的辛苦就都值回來了。」7因此，我們如果比較他最初的方案和後來的執行，那就不免會產生他的精力與戰略構想不對等的印象，這就錯得不能再錯了。他一開始制定方案時完全明白方案超出了可能的界限，這樣一來，他無論怎樣做都在可能性的範疇之內。方案能達到的極限會由客觀事實確定；他知道是這樣，他的本意也是這樣。因此，評價和估量他的戰略構想永遠要考慮上述條件。拿破崙則恰恰相反。他的方案不會在執行中縮水，反而會擴大。他這樣評論自己：
當我制定戰役方案時，沒有人比我更膽小；我會誇張地設想所有風險，儘可能悲觀地看待所有情形；我處在痛苦而焦慮的狀態中。當然，我在參謀面前還是會表現出昂揚向上的姿態。然而，一旦做出了決定，我就會把一切都忘掉，只考慮如何達成目標。
在腓特烈的會戰中，一切都基於密集整體的威力；勝負也被認為決於首輪衝擊。而拿破崙開戰時往往沒有明確的方案，甚至不太清楚敵軍陣地的情況。他說過，先接敵再看怎麼打。因此，一大部分兵力要留作預備隊，勝利靠的是將預備隊投入到統帥規定的位點。腓特烈會戰與拿破崙會戰的這一區別首先要追溯到戰術層面，也就是線列戰術與散兵戰術的區別。不過，這與戰略也有關係。在拿破崙那裡，會戰是從先前的行動有機發展而來的，往往是有預見的。腓特烈的會戰則或多或少源於有預謀的主觀決斷，因此不能有長期醞釀的過程，越快決戰越好。
腓特烈終其一生都在種種戰略原則、權變和方案之間權衡不休。拿破崙則說：「我打仗只知道三件事，每天走10里格、交戰、休整。」
拿破崙允許一場會戰沒有預先構想就展開，他對戰略也是如此。他自稱從未有過戰役方案。這與前面的內容不矛盾，就是他制定作戰方案時非常焦慮。毛奇有一句常常被引用的話：
沒有作戰方案能算準到與敵軍主力初次接觸之後。只有門外漢才會相信一場戰役是按照提前定好的、巨細靡遺的構想不折不扣地貫徹到底的。
拿破崙正是在這層意義上說自己沒有戰役方案的。然而，他對於部隊要如何展開、部隊展開過程中的情況當然有著非常明確的想法，他也會認真權衡由此可能產生的種種後果，但他不能預先判定到底會發生哪一種。在消耗戰略下，我們一再看到戰役方案早就規定好了仗要怎麼打——腓特烈在這一點上無疑沒有同時代的人那麼嚴重，但他還是認為這是常理。
拿破崙的實力甚至也達不到——比如——奪取整個波斯的亞歷山大大帝的程度。甚至普魯士在1807年也願意把仗打下去，假如俄國也願意的話。拿破崙結束戰爭靠的不只是戰場勝利，最終也要通過政治手段。因此，我們可以說他與前人的差別畢竟只是相對的。但我們已經看到兩者的現實差別是根本性的，因為拿破崙確實踐行了從殲滅戰略的本質合邏輯地推論出來的原則，與亞歷山大大帝別無二致。他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他確信或者說自以為確信，如果自己還不能徹底征服對手，也就是所謂的「耗盡了氣力」，他仍然能夠用政治手段補救。事實上，我們可以說他在歷史上偉大就偉大在這裡。拿破崙骨子裡的政治家成分遠遠多於軍人。年輕時也好，後來也好，他都不曾研究軍事史或軍事理論。每一位有反思精神的軍人都會考慮是否應該從淺線列回歸深縱隊的問題；沒有跡象表明波拿巴中尉這樣做過。腓特烈讀遍了古往今來探討戰爭本質的著作和軍事史書。當然，拿破崙也經常指出軍人必須研究偉大統帥的事跡，吸取前人精華。他列出了亞歷山大、漢尼拔、愷撒、古斯塔夫·阿道夫、蒂雷納、歐根和腓特烈。但除了愷撒以外，他本人基本上只熟悉軍事色彩很弱的普魯塔克名人傳，他更喜歡讀談論政治和道德哲學的書。他在大革命戰爭爆發後的作為淋漓盡致地體現了他的特點。他當時是一名法軍中尉；假如他最熱衷的事情是打仗的話，他必然會帶著自己的團奔赴前線——尤其是他是新政治理念的熱切支持者。但這位年輕軍官在開戰後的整整一年時間裡都沒有參戰，而是忙著為科西嘉制定頗為冒險的政治方案，失敗後才投身軍界。然而，他在1796年出任駐義大利法軍總司令後制定的第一份宏大戰役方案是以政治為基點的，目標是讓撒丁島脫離奧地利；1797年，他最後也是通過政治手段結束了對奧作戰，當時他已經打到了維也納附近，而他不僅提議要割地（比利時和米蘭）給被擊敗的敵人，還讓奧地利看到了拿到一塊肥肉（威尼斯）的可能性。他後來的歷次戰爭也是類似的情況；儘管有宏大的暢想，但他也知道自身力量的限度。至於1812年他有沒有失去節制心，有沒有做出越界之舉，或者是否有一種無盡的內在必然性讓他越出了界限，暫且按下不表。我們只要說明一點：拿破崙所處的境況讓他能夠制定以徹底擊敗敵人，而非單純消耗的戰役方案，然後通過政治手段克成全功——這是古斯塔夫·阿道夫、路易十四手下的統帥們、歐根親王、腓特烈大帝都不可能做到的。
有人可能會認為新戰略是從新狀況的土壤中自己生長出來的，這是錯誤的。利用手頭的素材創造新現象需要有一位了不起的創造性天才。我們在這裡特別清晰地明白世界史絕不是像唯物主義者認為的那樣，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將首次應用新戰略的戰役，也就是波拿巴將軍的歷次戰役與他最重要的同僚之一莫羅將軍的戰役比較一下，我們就會認識到這一點。
1795年沒有發生決戰就過去了，但普魯士由於《巴塞爾和約》已經退兵。1796年春，法國建立了三支軍隊：一支由茹爾當率領，在最遠到杜塞道夫的萊茵河中游活動；一支由莫羅率領，在萊茵河上游活動；一支由波拿巴率領，在義大利活動。在英國金援的幫助下，奧地利與一眾小盟國已經建立了與法軍兵力相當甚至更強的反法軍隊。雙方都遵循保衛領土的原則，將軍隊分散到了漫長的前線上。波拿巴有一部分軍隊駐紮在阿爾卑斯山區，一部分駐紮在里維埃拉海岸，幾乎要到熱那亞了。他現在將主力集結到最右側的里維埃拉，只留了少量兵力掩護與法國的交通線。兩邊通過亞平寧山口對進，但法軍儘管總兵力少幾千人，但由於布置得當，每次戰鬥都有兵力優勢。法軍擊敗了敵軍中路，插入奧軍和撒丁軍之間，然後波拿巴向撒丁國王開出有利的停火條件，從而完全占據了上風。8於是，波拿巴將奧軍趕回了曼圖亞，將敵軍殘部圍在城中並展開攻城。奧軍4次出阿爾卑斯山援救曼圖亞，每次都被法軍擊敗——有一次，波拿巴為了在決定性的野戰中取得人數優勢而放棄圍攻要塞，丟掉了重炮。
取勝後在萊奧本（Leoben）進行停火談判時，他對奧地利將軍們說：「歐洲有許多良將；但他們同時看的東西太多了。至於我，我眼裡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軍隊本身。我要努力消滅軍隊，因為我確信其他的一切自然會隨之落入我手。」
他後來在米蘭說：「戰略的宗旨在於，哪怕兵力較少，但在發起進攻或受到攻擊的地點一定要比敵人兵多。」最後，他在聖赫勒拿島上說：
大革命戰爭中有人採用了錯誤的分兵之策，這幾路兵馬去左邊，那幾路兵馬去右邊，大錯特錯。真正為我帶來那麼多次勝利的是相反的策略。會戰前一天，我不會讓各師離得遠遠的，我會把他們全都集中到我要突破的那一點上。我的大軍聚集在那一點上，對面的敵軍必然總是少於我軍，很容易就會被擊退。9
從客觀角度看，莫羅和茹爾當完全可以在德意志同樣採用波拿巴在義大利的戰法。卡爾大公統帥的奧軍沿著從巴塞爾到錫格河（Sieg）的前線攤開。由於波拿巴取得的戰績，一支由武姆澤（Wurmser）指揮的部隊被派去義大利，於是雙方兵力就大致相等了。法軍本可以集中兵力出擊，將奧軍各個擊破。法軍確實考慮過發起猛攻；但真正的目標不是殲滅敵方武裝力量，而是贏得地盤。兩位法國將軍沒有採取重大行動，只是通過機動戰將大公逼退向巴伐利亞。莫羅向伊薩爾河進軍。但與此同時，大公率領主力撲向茹爾當，在維爾茨堡重創法軍，將其打回了萊茵河。伊薩爾河畔的莫羅兵力是對面的兩倍多，但他也班師了，不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優勢兵力。4個月後，雙方基本上回到了剛開戰時的起點。但輿論認為莫羅毫髮無損地率部通過霍勒塔爾峽谷（Höllental）撤回是一項重大的戰略成就。
法軍分兵三路，分別由波拿巴、莫羅、茹爾當指揮的戰役方案是由戰爭部長卡諾制定的。有學者宣稱這是戰略大手筆，以為卡諾的意圖是三路大軍會師維也納附近。卡諾確實考慮過義大利與德意志戰場間的配合，但並不打算讓三支從不同基地出發的大軍最後在戰場上會師，將敵軍一舉殲滅。相反，他的目標是三路大軍互為支援，有序推進，在機動戰略中威脅敵軍側面，不斷壓迫敵軍後退，從而奪取土地。一定程度上，這個方案可以與1757年腓特烈進軍波希米亞相比較。腓特烈認為戰役方案的本質在於「基本將敵軍趕出波希米亞」10，同時也想儘可能痛擊敵軍；卡諾也在寫給三位將軍的信中指出，他們要從側面包抄敵軍，奪取敵軍倉庫，同時要堅持猛烈進攻，一定要追擊到徹底打敗和擊潰敵軍為止。這些指令是兩極戰略的絕佳例證。但1757年和1796年的不同點是，當機會出現時，腓特烈更加傾向於打會戰，願意在布拉格發動大戰，最終打算在布拉格俘獲敵方全軍，莫羅卻謹小慎微，陷在機動戰略思想里走不出來，甚至在多位德意志諸侯背離奧地利，大大削弱其兵力，令法軍無可置疑地占據了巨大兵力優勢時也是如此。
與1800年的兩線戰役作比較也是一樣。1799年，趁拿破崙身在埃及，奧軍在俄軍協助下將法軍逐出了義大利。就任第一執政的波拿巴起初計劃在德意志發動戰役。他意圖將第戎組建的預備隊與莫羅部聯合，從瑞士出發包抄奧軍，消滅儘可能多的敵軍，然後轉進維也納。該方案不具備可行性，因為莫羅不願聽從第一執政，拿破崙也不得不體諒這位年紀比自己大，受尊敬程度僅次於自己的將軍。如果莫羅憤而請辭，那對他可是一樁棘手的政治風波。
於是，波拿巴決定不帶預備隊去德意志了，而是經瑞士去義大利。他從日內瓦湖東側出阿爾卑斯山，命令莫羅手下的一支偏師越過聖哥達山口（St.Gotthard Pass）與自己會合，出其不意地現身於奧軍後方。他對帳下各師的布置極為大膽，不管敵軍走哪一條退路都要與法軍面對面，同時又精心讓各部彼此靠近，以便相互支援。1800年6月14日，雙方在馬倫戈（Marengo）村意外相遇，奧軍已經集結了約3萬人，比2萬人的法軍有優勢。此戰險些以法軍完敗告終。但德塞師（6000人）應波拿巴之命趕到，克勒曼將軍又自發率騎兵出擊，從而扭轉了局勢。年事已高的奧軍統帥梅拉斯（Melas）已先行離開戰場，法軍突然發起反攻時，奧軍正在凌亂地挺進。於是，法軍人數雖少，卻取得了勝利，主要原因是部隊素質高且將軍們年輕，精力充沛。由於奧軍在此戰中背靠敵境，自認無路可退。波拿巴奪取了直到明喬河（Mincio）為止的上義大利，以奧地利撤出該地區為條件換取梅拉斯自由退走的許可。
莫羅在德意志也取得了成功，將奧軍趕到了因河對面，當然進度推進得很慢。區別在於德意志是主戰場，義大利是次要戰場；波拿巴率領少量兵力，以前所未有的大膽指揮制勝，莫羅則是穩紮穩打，不犯殊險。儘管停火期滿後，莫羅最終於1800年12月3日取得了霍恩林登（Hohenlinden）會戰的勝利，但上述對比依然成立。因為這場勝利不是戰略計劃的成果，拿破崙對其有一個貼切的說法，「走運的遭遇戰」，儘管仍然是一場宏大的戰鬥。11法軍取勝靠的還是部隊素質優勢和里什龐斯將軍（General Richepanse）的年少氣盛。
1813年，莫羅應召出任反法同盟戰略顧問時與貝納多特探討過北方軍團的處境，又強烈建議貝納多特不要按照特拉赫滕貝格（Trachenberg）的方案主動出擊，因為他的作戰線太脆弱了。12
我們將莫羅與腓特烈、道恩做比較就會發現，基本觀念相同的人之間會有多麼大的區別。莫羅永遠取得不了腓特烈那樣的大捷。但莫羅也從來沒有像腓特烈晚年那樣遠離會戰一端。但我們也不能將莫羅與道恩視作同類，因為這位法國將軍的精力和靈活性遠勝於道恩。法軍的朝氣為他帶來了激情與力量，那是老氣的奧地利軍製做不到的。
因為莫羅奉行消耗戰略就看低他是極其不正確的。要想脫離消耗戰略一脈，他必須要成為拿破崙那樣的人。他不僅要有明確無誤的認識，還要兼具大膽與小心，如烈焰一般的想像力和最冷靜的分析力，英雄主義和拿破崙戰略標誌性的政略。對於他，不是拿破崙算不上批評。我們比較兩人不是為了評判高下，而是為了讓自己明白一點：世界史不僅以客觀條件為基礎，人物至少也是構成世界史的多個要素之一。法國大革命還沒有創造出現代殲滅戰略，以取代消耗戰略，殲滅戰略是波拿巴將軍利用法國大革命的資源創造出來的。13他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說，只有志向平庸的人才會沿用路易十四和腓特烈二世留下的資源。這句話是聖西爾元帥在回憶錄中記下的，他批評拿破崙無視公認的圭臬，同時也認為那些只是為凡人準備的。
時人沒有重點區分莫羅將軍和波拿巴將軍兩人的功績。誠然，當時有人談論義大利派戰略和德意志派戰略，前者指波拿巴，後者指莫羅，但他們既沒有抓住對立的本質，也沒有明確哪一派，或者是哪一人絕對地高過另一派。14波拿巴通過政變掌握了法國大權，但他到底是真正的順應天命，還是徒有其名——這在當時的世人眼中絕非顯而易見。馬倫戈戰役的餘波便因這種猶疑心態而起，從軍事史角度來看有必要做一補充說明。
當然，拿破崙1804年被推舉加冕為帝時仍然處於即將邁向豐功盛譽的階段。異想天開的埃及遠征以失敗告終，人們有理由懷疑他拋棄部隊的做法是否妥當。1796年和1800年的成績固然輝煌，但莫羅與他不分伯仲，暗地裡還有叵測之人說馬倫戈大捷本質上不是因為拿破崙，而要歸功於殺到戰場的德塞。為了反對此說，皇帝命人編寫了一份關於馬倫戈戰役的官方報告並親自刊正，報告後來不得不重寫以貼合他的改正意見。這些改動完全歪曲了真相，暗示統帥神機妙算，一切都在預料之中，而且抹掉了法軍一度退卻和出現危急時刻的事實。對有批判精神的史家來說，上述篡改不僅沒有提升，反而損害了統帥的聲譽，這可以說是顯而易見的。重大戰略行動必然會包含巨大風險，因而總會有危急時刻，而完全的、無條件的準確戰局預估要麼是虛構，要麼是幸運，因為預估只能做到一定程度而已。那麼，拿破崙是根本不了解自己的行動嗎？還是說他在虛榮心的蒙蔽下出了丑？他沒有那麼無知。他知道大眾不能理解真正的偉大。正如人們總是願意認為勇猛就是以少勝多，他們也覺得指揮藝術最明白的證據就是偉人料敵先機，分毫不差。戰略意味著在晦暗中行動，指揮官最重要的品質就是膽大——最早發現這一點並將其引入軍事科學的人是克勞塞維茨。拿破崙要是承認自己險些吃了敗仗——當德塞在傍晚姍姍來遲時，大部隊其實已經敗了——法國人不會讚賞他的膽大，反而會譴責分兵之舉愚蠢，說他只是運氣好才得救了。當然，就連雅典人向子孫展現特米斯托克利的偉大之處時，也只能推說他給波斯王發了一封巧妙的密信，誤導其進攻薩拉米斯。
與波拿巴將軍同時登上世界舞台的另一位統帥是小拿破崙兩歲的卡爾大公（1771年出生）。大公性好深思，年輕時筆劍雙修，寫下了大量著作。就戰略而言，他是消耗戰略的堅定倡導者。與腓特烈大帝一樣，他說戰爭一定要儘可能短促，而這個目標只有通過決戰才能達到，但他同時做了限定：「每個國家都有能決定國運的戰略要地；因為占領這些要地就掌握了通往該國的鎖鑰，也就成為該國資源的主人。」他接著說道：「由於戰略路線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一條法則是哪怕有極大的戰術優勢，也絕不能誤入歧途，以至於遠離或偏離戰略路線，將其讓給敵人。」他還說：「只要是發生在非戰略要點或非戰略方向上，最重大的戰術行動也很少能產生持久效果。」15
這些觀點對消耗戰略來說是合理的，也是合宜的。事實上，取勝的地點和取勝本身都相當重要，因為如果不能乘勝追擊，勝利就只有消極的價值，而且擴大戰果往往很受局限。如前所見，腓特烈甚至在自己最輝煌的勝利之一——索爾會戰——後班師了。而在殲滅戰略下，勝利不取決於取勝的「地點」或行軍的「戰略路線」，統帥會認為戰略要地會隨著勝利落入自己手中，而且會自己決定戰略路線。我們馬上會看到，拿破崙恰恰是將戰略路線犧牲給敵軍，然後才在耶拿和奧爾施塔特背襲普軍，不僅將其擊敗，更將其殲滅。16
拿破崙的戰略沒有任何套路。話雖如此，有一種基本樣式偏偏在拿破崙身上重現，值得探討一番。他做部署時會將全部力量投向敵軍一翼或一側，試圖包抄敵軍並使其遠離基地，以便儘可能實現全殲。這在1800年春季作戰方案中就有所體現，他當時計劃從瑞士出發，與莫羅合兵一處，於南德意志攻擊奧軍。他在1805年就是這樣做的，他從北面進攻並包抄了多瑙河沿線的奧軍，為此命令貝納多特從漢諾威出發穿過安斯巴赫領地。他在次年故技重施，不從萊茵河，而從美因河上游出發在圖林根攻擊普軍。他實現了完全的包抄，以至於在耶拿和奧爾施塔特會戰中是背對敵境作戰：普軍面朝柏林，法軍背對柏林。按照這種陣形，法軍一旦戰敗會比普軍更難全身而退；他們會被推向厄爾士山脈和奧地利國境，有被殲滅的可能。但成竹在胸的拿破崙毫不猶豫地決定冒這個險，這樣普軍在撤退途中會與基地失聯，從而被徹底拖垮。
普魯士將軍馮·格拉韋特（General von Grawert）據說曾正確預見到拿破崙在1806年的行動，並將其理解為「敵方會從左側包抄我軍，切斷我軍與易北河、與我方的全部資源，也就是奧得河和西里西亞之間的聯繫。」17通過比較格拉韋特的理解與拿破崙的實際意圖，可以最充分地表現了新舊戰略的區別。在腓特烈戰略的意義上，格拉韋特的看法完全正確。但拿破崙根本不關心「切斷」與「資源」的聯繫，從而迫使普軍後退並讓出一片領土，他反而卡在普軍的退路上，目的是普軍本身。
拿破崙的1813年秋季戰役方案也符合這一圖景。他計劃主力部隊首先對波希米亞和西里西亞軍團採取守勢，直到貝納多特的北方軍團被擊敗，遠至但澤的土地落入自己之手。接下來，他會自北向南發起宏大攻勢，切斷俄軍與本國的交通線。該方案失敗了，因為貝納多特指揮的北方軍團在大貝倫（Gross-Beeren）和登訥維茨（Dennewitz）以保守卻合理的手段擊退了法軍。
直到1805年全面戰爭再次爆發，拿破崙才不僅達到了個人威名的頂點，更達到了戰略的巔峰。大革命的混亂局面已經平息；龐大的群眾、愛國情懷和新戰術現在都有了紀律來統轄；拿破崙皇帝可以任意施為，不受其他勢力妨礙。
偉大統帥的秘訣是融合大膽與小心。亞歷山大是這樣，他在出征波斯腹地之前先奪取提爾和埃及，以保障後方，同時極大強化了兵力。漢尼拔是這樣，他為自己確定的目標不是圍攻羅馬城，而是離間敵國首都與其盟友。西庇阿是這樣，儘管他在沒有退路的情況下展開了決戰，但他提前爭取到了馬西尼薩為援軍。愷撒是這樣，他計劃先打無將之兵，再打無兵之將。古斯塔夫·阿道夫和腓特烈也是這樣。現在，我們在拿破崙身上也發現了同樣的品質。他一再挑戰命運，何其大膽，但他絕非莽撞無度，他知道在何處要停手，要轉攻為守，要讓敵軍決定是否進攻，同時會努力通過政治手段克成全功。
最佳範例是奧斯特里茨戰役。拿破崙在烏爾姆殲滅了一支奧軍，奪取了維也納，推進到了摩拉維亞境內的奧爾米茨近郊，在那裡與俄軍主力對峙。拿破崙認為在這個「地點」發動攻勢風險太大，因為敵軍有一定數量優勢。於是他提出要談判，當敵軍逼近時，他占據了一處適合打防禦戰的陣地。通過在恰當時機發起防守反擊，他打贏了（1805年12月2日）。為了包抄他，敵軍將戰線拉得很長，造成了中央虛弱又沒有正經預備隊的局面。這正是突破的時機。「你奪取（普拉欽）高地需要多少時間？」皇帝問身邊的蘇爾特元帥。「20分鐘。」「那再等15分鐘吧。」於是，問題就在於怎麼用好這15分鐘。
在所有種類的戰鬥中，防守反擊的效果最好。攻守各有好處和壞處。防守的主要好處是可以選擇戰場，且能充分利用地形和火器。進攻的主要好處是氣勢更盛，可以選擇進攻地點，且能取得積極戰果。防守一開始只能取得消極意義上的戰果。因此，純粹靠防禦取勝的會戰很少（1346年的克雷西會戰；1898年的烏姆杜爾曼會戰[67]）。但當指揮官首先妥當防禦，然後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轉入反攻的話，那便會取得最大的戰果。前面講過的馬拉松會戰是防守反擊的經典戰例。奧斯特里茨會戰是現代版的馬拉松會戰，其作戰方案和實際執行對我們都有意義，因為它向我們展現了一位具有完美自制力的統帥，因為我們看到他儘管膽大卻仍未失去理智。得知敵軍逼近時，他甚至指示正在維也納談判的塔列朗（Talleyrand）接受合理的和平條件，其深謀遠慮如此。儘管他有必勝的信心，但一旦戰敗，他也希望用外交手段掩護後方。
拿破崙一生中最冒險的事情之一就是引發1809年5月21—22日阿斯珀恩會戰（battle of Aspern）中的那次橫渡多瑙河。卡爾大公當時正率領全體奧軍10萬多人在河北岸，與渡河點離得很近。法軍只能從一座臨時修建的橋上跨過這條大河。剛剛過去22500人時，橋第一次垮掉；次日上午8時第二次垮掉，當時約有6萬人過河。儘管奧軍在第一天有4倍兵力優勢，第二天依然比法軍多一半，但依然沒能將法軍趕下河。卡爾大公手裡尚有預備隊，但沒有把他們派上去。這就顯示了他與拿破崙的整體區別。腓特烈大帝其實還不存在動用預備隊的問題，原因當然是他計劃第一次衝鋒就解決戰鬥，所以會儘可能強化第一次衝鋒的力量，不會保留大量預備隊。而奧軍當時已經採用了新戰術，不得不從原則上接受了預備隊，但卡爾大公還沒有思維開闊到認可殲滅戰略的地步，因此對預備隊的性質和運用缺少一個正確的認識。他制定的原則是：「預備隊必須在能夠一錘定音時才可以投入戰鬥。」「除非需要預備隊最後推一把才能大獲全勝，它才可以擇機投入戰鬥；否則其主要目的永遠是保衛和掩護退路。」18即使按照這條死板的規則，奧軍也應該在阿斯珀恩將全部資源投入戰鬥，以便儘可能徹底地取勝。不會有更好的機會了。但大公還是不敢。當然，他還拘泥於並不特別看重會戰勝利的消耗戰觀念里。只有腓特烈大帝這樣的英雄才能做到縱然信奉消耗戰，依然能起而迎接命運的宏大挑戰，他的會戰經歷就是證明。卡爾大公是個小人物，抓不住命運女神在阿斯珀恩贈予的禮物。他總是往身後看，今天維也納的卡爾大公騎馬雕像就是這樣的姿勢，不啻是一種無意識的殘酷諷刺。
法軍步兵在把守阿斯珀恩和埃斯林根（Esslingen）兩村，中間的空地有一支人數不多的騎兵控制，這些騎兵接連發起了大膽的進攻。拿破崙頂著炮火騎馬從陣前經過，鼓舞己方士氣，處境危險萬分。奧軍最後迫使對手退到了靠近多瑙河北岸的一處河洲，但卡爾大公不敢攻上去或通過其他方式開拓戰果。196周後，兵力大增的拿破崙再次展開行動，一舉於1809年7月6日打贏了瓦格拉姆會戰。拿破崙取勝的原因是成功包抄奧軍左翼，從而具備了重大數量優勢。與通常看法不同，決定勝負的並非他聚集在中央的大量步兵和炮兵。有人無理地稱讚卡爾大公派一支獨立部隊從側面進攻法軍左翼，似乎這預示了毛奇挑起會戰的方式。但相似性只是表面上的。這次攻勢太弱了，不能奏效，而且儘管卡爾大公有充足的準備時間來應對法軍再次渡河，但他根本沒有周全的作戰方案，而是在攻守之間舉棋不定。20
拿破崙的戰略真正出問題是在1812年戰役上。拿破崙在博羅季諾（Borodino）擊敗俄軍並占領了莫斯科。但他不得不回軍，於是基本上全軍覆沒。假如腓特烈想要冒險奪取維也納的話，他也會是同樣的下場。哪怕有拿破崙的雄厚實力，殲滅戰略自有其極限。拿破崙要是在1812年仿效腓特烈的戰略，改用消耗戰略的話會不會更好呢？克勞塞維茨給出了有理有據的否定回答。他解釋道，法國皇帝最大的勝算仍然是採用之前一貫為他帶來勝利的戰法。但由於雙方當時的實力對比，他用消耗戰略或殲滅戰略都打不贏。根據最新研究，包括衛戍部隊在內的征俄可用總兵力為68.5萬，實際越境者有61.2萬，其中半數以上屬於中路主力，至少有35萬人。但他到莫斯科時就只剩下10萬人了。他渡過涅曼河（Nieman）後的僅僅14天內基本沒打仗就損失了13.5萬人，原因是開小差、補給不足和疾病。占全軍一半的法國士兵大多是1811年徵召的新兵，年紀很小，而且其中有大量「頑民」，他們接受軍事訓練是在荷蘭的島嶼上，那裡跑不了。但這種訓練經受不住俄羅斯荒原的考驗。倉庫後勤體系效果不如人意；與往常一樣，拿破崙很少關注後勤，沒有充分考慮俄國土地提供不了之前在義大利和德意志的那種資源。21因此，他實際上是輸在了士兵逃亡和後勤體系失效上，而不是因為——舉個例子——俄國的寒冬，冬季只是消磨了拿破崙的殘軍，而且1812年的冬天比往年來得更晚，天氣也要溫和一些。如果拿破崙是帶著20萬人，而非10萬人抵達莫斯科，他大概就有能力掌控征服的地盤，沙皇終究會接受他的條件。
我們可以對拿破崙的1812年戰役與腓特烈1744年侵入波希米亞的行動做一對比。腓特烈未嘗一敗，最後僅僅因為交通線受到敵人打擊就被逐出波希米亞，還損失了很大一部分兵力。腓特烈本人認為這次深入敵境的「尖端」是一個錯誤，但他有能力在冬季重建軍隊，通過霍亨弗里德堡會戰恢復了戰局平衡。然而，腓特烈的「尖端」行動只是消耗戰略下的一場戰役，因此失敗了也並非無可挽救。拿破崙的目標則要宏大得多，他要的是徹底的、決定性的勝利，所以捲土重來也難得多。他損失的當然不只是軍隊，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普魯士和奧地利之前在威逼下與他結盟，現在有勇氣跟他決裂了。
因此，拿破崙下台的主要失誤不是他採用了錯誤的戰略，而是他高估了帝國境內法國人民的內在凝聚力。毫無疑問，一大部分法國人民或者對他懷有敬重和感激，願意追隨他，或者被他的名望蒙蔽裹挾。但也有很大一批人對他無感乃至反感。人民不願意為他而戰，強征來也會逃亡。儘管他確實在1813年還能再次糾集起一支大軍，但到了騷擾敵境的秋季戰役中就折損大半，不是因為敵人，而是因為逃亡。令人驚訝的是，沒有記載說明1812年的逃兵是什麼下場。但估計肯定有一大批人回到了德意志和法國，到1813年再次入伍。但由於沒有確切信息，所以我們無法估算法國在這些年裡到底為皇帝提供了多少兵員。
我們從更細緻的研究中得知，1814年戰役完全是出於政治動機，但它對「戰爭藝術史」的意義在於政治動機會被包裹在傳統戰略原則的外衣下。以梅特涅（Metternich）為首的一派希望與拿破崙達成均勢，不成便主張復辟波旁王朝。另一派主張打倒拿破崙，沙皇亞歷山大希望讓貝納多特取而代之。奧地利不希望為了相反的目標而戰，於是拒絕出兵並有意無意地為不情願披上了戰略考量的外衣。奧方立場的基礎是歐根、馬爾伯勒兩位偉大統帥都不曾對巴黎採取行動。普魯士國王不希望追過萊茵河，因為萊茵河顯然是一道天塹，要渡河必先在河邊集結兵力。他手下的副將克內澤貝克（Knesebeck）想在朗格勒高原停下腳步，因為那裡是法國的分水嶺，從那裡足以主宰法國。
在1815年戰役中，兩種戰略的對立性再次發揮了作用。威靈頓當然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將領，但他依然遵循消耗戰略。比利時境內的反法聯軍總兵力差不多是拿破崙的兩倍（22萬大軍對12.8萬精兵；當然，22萬這個數字本身意義很小）。但皇帝險些就取勝了，因為威靈頓總是在考慮自保，沒有儘快集結兵力投入會戰，所以在利尼會戰（battle of Ligny）遲到了，之後在18日的好友賓館會戰[68]期間，他又將整整一個軍1.8萬人留在了距離戰場9英里（約14.5千米）的地方。有人正確地將這一分兵之舉比作腓特烈在布拉格會戰期間將基斯部留在城的另一側。但在腓特烈時期看起來合理——儘管並非必要——的事情，放到拿破崙時代就是大錯了。格奈澤瑙的一個做法抵消了威靈頓的失誤。他完全從決戰思維出發，放棄了在利尼被擊敗的普軍直接與國內聯絡的通道，率兵退往靠近英軍的瓦夫爾（Wavre），這樣普軍才得以在次日與英軍會合。22最後的勝利掩蓋了威靈頓的錯誤，以至於少有人關注。但從軍事角度看，這些錯誤應該被大書特書，不是因為它們是錯誤，而是因為它們證明了錯誤理論的影響力和危害性。1815年的四日戰役可以被視為兩種對立戰略之間碰撞的最充分展現。卡爾大公敗給拿破崙是一個頭腦空空的軟弱之輩敗給了一位天才。但威靈頓完全誤解了拿破崙的意圖，以為他打算通過機動戰逼退英軍，進而奪取布魯塞爾，於是沒能及時集結軍隊，那就只能用陷於舊戰略窠臼才能解釋威靈頓這樣一位大人物和傑出軍人為什麼會那樣做了。
假如威靈頓只參加了西班牙戰爭，在1814年就結束了軍人生涯，那麼除了沒有經受最嚴峻的考驗以外，他也沒什麼可指摘的。我們只能從他的品格推斷他在那樣的考驗下大概會怎樣做。但如今他在1815年經受了考驗，他在戰術層面做出了卓越的回應，戰略上卻是失敗的。他只解決了防禦一側的問題，而且沿用了他在西班牙的已經不再適用的戰法。最終的大獲全勝是因為布呂歇爾和格奈澤瑙指揮有道，彌補了威靈頓本身的欠缺。
附記：消耗戰略與殲滅戰略之對照
當我查閱上述內容的證據時，我看到了奧托·欣策（Otto Hintze）發表於《布蘭登堡-普魯士史研究》（Forchungen zur Brandenburgisch-Preussischen Geschichte）第32卷的《七年戰爭後的腓特烈大帝與1768年政治遺囑》（「Friedrich der Grosse nach dem Siebenjährigen Kriege und das Politische Testament von 1768」）一文。該文表明儘管總參謀部著作第27卷已經出來了，但對腓特烈戰略的誤讀仍然沒有消失。為了儘可能清晰完整地揭示這種謬論的緣起，我要逐字摘錄原文的相關段落。《政治遺囑》之後會作為《腓特烈政治通信集》的附錄出版。蒙欣策教授將小樣發來，讓我得以在這裡插入他寫的內容。原文如下：
國王只打算與奧地利及其盟友打一場防禦性的戰爭，但他認為開戰時絕不能採取戰略守勢，而一定要儘快展開以敵國首都為目標的有力攻勢。這是他慣用的戰略觀念，A.諾代（A.Naudé）在探討1757年戰役方案時已經做了正確的說明。他必須一面率主力入侵摩拉維亞，一面派出巡邏隊沿莫拉瓦河進抵維也納近郊。那裡是奧地利人最敏感的地點；威脅維也納可以儘快迫使奧地利議和。當然同時也不能停止向波希米亞挺進；其他的事情就只能隨機應變了。當然，國王在1757年就有了這一想法；但彼時在什未林和溫特費爾德的影響下，他轉而從多面撲向波希米亞，以圖在布拉格城下決戰。1758年，他回到了之前的方案；但由於奧爾米茨城頑強抵抗，奧軍又俘獲了一大批輜重，所以方案失敗了。可國王頭腦中一直有這個想法，現在又以寫給嗣君的常規戰略方案的形式浮現了出來。在1778年的巴伐利亞繼承戰爭中，腓特烈本人試圖踐行這一方案，但由於波希米亞軍團司令亨利王子為自身側面安全而不願脫離主力太遠，於是方案再次未能貫徹。針對俄軍，腓特烈也有在某些情況下放棄戰略守勢的計劃，但這一構想的前提條件是要有奧地利和英格蘭兩國的支持。他考慮沿著波羅的海海岸進軍聖彼得堡；後勤由沿岸隨行的船隊確保供應。他沒有說船隊從何而來；大概是由海軍強大的盟國提供吧；因為腓特烈在1768年《政治遺囑》中極力反對普魯士建立海軍，甚至比1752年還要反對。
我們發現，七年戰爭後腓特烈戰略方案的大膽程度和眼界寬度不減反增。國王在論述戰爭的根本原則時一貫偏向宏大的殲滅戰略方案，而非小家子氣的消耗戰略方案。他對1757年戰役宏觀構想的說明表現出了一種近乎現代的大手筆，而人們爭論國王的戰略原則時常常未能充分考慮這一點。我們在這裡不能用尋常的考據方法，認為事後回憶反思的分量不如時人留下的證據，這些證據來自與事件同時期的個別記載，往往只有殘篇留存。這些個別報告和命令的背景和融貫性只有從事後的宏觀思考中才能建立。計劃往往不能充分實現。執行取決於天時，也取決於能構想出殲滅戰略的人，而腓特烈顯然是兩者兼備。當然，他當時掌握的軍事物資和面對的整體狀況，比如農業、路況、後勤能力都非常有限，踐行殲滅戰略方案的難度要比拿破崙或毛奇時更大。腓特烈從經驗中充分明白了這一點，因此他的軍事實踐一直是來回波動的狀態，反過來又靠近了一板一眼的傳統機動戰。對軍需倉庫的依賴一直是他所有軍事行動的首要基礎，他還預見到未來與奧地利的衝突會是一場「陣地戰」（guerre de postes）。1778年戰役驗證了他的預言。
欣策說腓特烈在七年戰爭後的戰略方案在大膽程度和眼界寬度上似乎沒有減弱，這一點我們或可贊同。至於不減反增之說，其依據似乎是進軍聖彼得堡的計劃，那看起來當然是超越了國王之前的一切方案。腓特烈之前連威脅聖彼得堡都不曾認真考慮過，但聖彼得堡依然完全是另一碼事。這可以用水陸並進的計劃來解釋，他在《論查理十二的軍事才能》一文中有過評述。腓特烈在文中詳盡闡述了瑞典國王敗於不向聖彼得堡進軍，而朝莫斯科方向的斯摩棱斯克前進。這樣一來，他就放棄了自己的交通線，無法供給口糧物資，或者用今天的話說，他拋棄了基地。因為腓特烈對俄作戰的預設是引奧地利和某個海權國家為盟友，所以進軍聖彼得堡的想法仍然屬於傳統思路。可以這樣說，水陸並進就是把基地帶在自己身邊。擊敗或迫降俄國沒有別的辦法。當腓特烈一度幻想結成反俄大同盟時，出於他本人的戰略觀念，他必然不會進入俄國內地。因此，目標就只剩下了聖彼得堡，就連那也需要有船隊相隨。
欣策一文錯在這句話：「國王……一貫偏向宏大的殲滅戰略方案，而非小家子氣的消耗戰略方案。」從前後文來看，作者對「殲滅戰略」和「消耗戰略」這兩個詞的理解不正確。腓特烈偏愛宏大方案是眾所周知的事，這是他奉行終生的原則。他對自己說，即便方案在執行過程中會縮水，可宏大計劃一旦得手，仗就算是贏了。然而，宏大計劃本身就等於殲滅戰略嗎？難道消耗戰略下就沒有宏大計劃嗎？如果說制訂了宏大計劃就表明踐行了殲滅戰略，那麼古斯塔夫·阿道夫、馬爾伯勒和歐根便都信奉殲滅戰略。論方案之宏大，古斯塔夫·阿道夫進軍慕尼黑、1704年馬爾伯勒自尼德蘭奔赴多瑙河（赫希施泰特會戰）、1706年歐根自波河以南的阿迪傑河北上都靈都不亞於腓特烈的任何一次行動。因此，如果關鍵點在於規模大小的話，那麼兩種戰略的區別就只在於統帥的高低優劣。但是，欣策對統帥優劣之分的理解是正確的，他承認奉行消耗戰略的統帥並不更低劣，而且由於這種戰略的兩面性，它從主觀角度看往往要比殲滅戰略更難操作。因此，區別不在於規模大小。
我們必須對欣策所說的「宏大計劃」的客觀內容做一檢驗，以便考察這些計劃是否屬於殲滅戰略的範疇。他告訴我們，國王在《政治遺囑》中建議「展開以敵國首都為目標的有力攻勢」。這聽起來像是殲滅戰。但他緊接著又說只是「進抵維也納近郊」。這顯然不再是「殲滅」了。暫且不考慮維也納在多瑙河以南，而且要進抵維也納近郊的不是正規軍，而只是巡邏隊，因此不可能對奧地利都城構成真正的威脅，我們還有一個事實要考慮：在同一份《政治遺囑》中還有本書前文詳盡複述過的內容，即腓特烈強烈反對會戰，不僅是在山地，在平原也不主張開戰。因此，國王試圖派兵去維也納近郊不是為了戰鬥。23如果一場殲滅戰役是這副模樣，那麼我們對「殲滅」的理解顯然就要完全改觀了。按照我對「殲滅」的理解，腓特烈要這樣寫才對：「我們不應滿足於威脅維也納，而要渡過多瑙河，奪取維也納；我軍應進攻並擊敗試圖守城的奧軍。」
欣策沿襲諾代和科澤（Koser）的說法，將腓特烈經摩拉維亞威脅維也納，以此擊敗奧地利的方案稱作腓特烈「慣用的戰略觀念」，這間接表明按照正確的理解，該方案屬於消耗戰略的範疇。此說本身值得商榷。但如果同意這一說法，那麼「慣用的戰略觀念」顯然只能從消耗戰略的土壤中生長出來。殲滅戰略設想的目標永遠是敵軍；一定要找到並擊敗敵軍。因此，在殲滅戰略下制定方案的人會問：「哪裡能找到敵軍？」但腓特烈問的是一個地理問題：「兩個備選省份中哪一個為入侵和作戰帶來了更好、更有利的機會？」腓特烈的「慣用觀念」的關鍵點在於，他認為入侵摩拉維亞比入侵波希米亞有一定的優勢。為這樣一個簡單的想法戴上「慣用觀念」的大帽子是言過其實了。腓特烈是隨機應變，其實入侵波希米亞的頻率比入侵摩拉維亞還高得多。24
我們現在來完整地看一看作為欣策論點基礎的《政治遺囑》原文（第224頁）：
儘管我們經常有理由短兵相接，但首先一定要入侵薩克森，再從那裡沿易北河派一軍進入波希米亞。我們必須在西里西亞布置一支更大的兵力，向蘭茨胡特和格拉茨郡派遣偏師，從赫盧欽（Hultschin）地區突入摩拉維亞。如有盟軍協同行動，我軍可以在下一次戰役中越過多瑙河。或者是土耳其派軍進入匈牙利，或者是3萬俄軍進至普雷斯堡與布達之間的多瑙河河段，兩者必居其一。這意味著要奪取波希米亞，然後用它交換一個離我國邊境更近的選侯領。
可見，即便國王在預設與俄國和土耳其結盟的情況下打算進抵多瑙河——那也只是下一次戰役。這算得上是殲滅戰略嗎？1866年7月，毛奇在同一區域帶給了我們不一樣的教訓。他沒有分兵兩路，一路去波希米亞，一路去摩拉維亞，而是儘快集合全部兵力打決戰。他沒有在第一年率領普軍到多瑙河畔紮營過冬，第二年再繼續開戰，而是孤注一擲，堅持把一場戰役打到底，直到敵方接受我方的和平條款。這才是殲滅戰略的樣子。
在我看來，雅恩對這一計劃——腓特烈在1775年和1778年制訂了幾乎相同的計劃——的判斷比欣策更正確，他認為那不過是推演而已（《軍學史》3：2015）。
令人驚訝的是，腓特烈竟然相信這樣能夠迫使波希米亞脫離哈布斯堡家族的統治，然後用波希米亞換取薩克森。但同樣令人驚訝的是，欣策認為從政治角度看，腓特烈將普魯士、俄國、土耳其三國結盟，以占有薩克森為最終目標的戰爭視為一場防禦戰。
欣策的觀點當然並非直接構成矛盾，但仍然是將腓特烈的面貌向兩個相反的方向拉扯，一個是只打防禦戰的和平政治家，一個是儘管資源有限，卻敢於挑戰強大對手的狂想戰略家。
我認為自己有必要指出欣策論述中的下列錯誤細節。
1757年時，腓特烈本無意入侵摩拉維亞，只是經溫特費爾德和什未林勸說才改變了看法。他最初計劃在薩克森取守勢，直到他在薩克森的一場防守反擊戰中擊敗了奧軍，他才按照兩位將軍的觀點進軍摩拉維亞。
此外，腓特烈在1757年進軍波希米亞時絕沒有以「在布拉格城下決戰」為目標。誠然，腓特烈在1768年的《政治遺囑》中是這樣說的，我也樂於承認相比於時人留下的、與事件同時期的證據，我們不應該忽略事後的回憶反思。但就目前的問題而言，事後回憶並沒有填補原始史料的空白，反而不僅與文獻證據截然相悖，甚至與作者本人5年前的專著《七年戰爭史》中的個人回憶不完全一致。因此，1768年的這份文獻自然不是完全可靠的證據。
對於1758年輜重被劫毀掉了國王計劃一說，我也必須提出質疑。輜重被劫時，道恩已經成功解救了東側的奧爾米茨，於是即便輜重順利抵達，國王的計劃也是失敗了。
最後，關於1778年戰役中國王親率的部隊為何沒有在另一半軍隊還在波希米亞時轉進摩拉維亞，原因畢竟不只是亨利王子一人的反對，更是常理使然。
欣策接下來說：「執行取決於天時，也取決於能構想出殲滅戰略的人，而腓特烈顯然是兩者兼備。」按照欣策的理解，腓特烈確實是兩者兼備。但前文已經充分說明，弗朗茨皇帝、俄國大臣會議、道恩元帥、蘇比斯將軍必然也是兩者兼備。蘇比斯在羅斯巴赫會戰中包抄普軍，以及道恩在萊格尼茨（Liegnitz）將普軍團團圍住並一舉殲滅的「構想」不遜色於腓特烈的任何實際成就。但如果欣策拒絕因此就認為道恩和蘇比斯屬於殲滅戰略一派，他便承認了腓特烈奉行殲滅戰略的觀點有誤。
他接下來的一段話更進一步地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當然，他當時掌握的軍事物資和面對的整體狀況，比如農業、路況、後勤能力都非常有限，踐行殲滅戰略方案的難度要比拿破崙或毛奇時更大。腓特烈從經驗中充分明白了這一點，因此他的軍事實踐一直是來回波動的狀態，反過來又靠近了一板一眼的傳統機動戰。
如果忽略「來回波動」一語中的譴責意味，我們可以說欣策的這段完全正確、與我觀點完全一致的話將腓特烈放到了兩極戰略，也就是消耗戰略一類下。可他之前為什麼要說他奉行殲滅戰略呢？我們不能假定欣策這樣的學者會如此直接地自相矛盾。要解釋也很簡單，那就是他對「消耗戰略」和「殲滅戰略」的用法完全不同於我對這兩個詞的闡明和用法。如此一來，誤解當然會接踵而至。科澤對這兩個詞的用法本來是一樣的，卻沒有明說，也沒有向讀者說明，以至於他所用的含義好像跟我不同似的。凡是將「消耗戰略」理解為作戰疲乏無力，而將「殲滅戰略」理解為作戰機智大膽的人看到我將腓特烈歸入消耗戰略，都免不了一陣驚訝。
欣策的最後一句話也要專門提一提。他給出的腓特烈無法奉行殲滅戰略的原因極其不充分，而且恰恰遺漏了重點。在腓特烈的最後一場戰役與拿破崙的第一場戰役之間的18年里，「農業、路況、後勤能力」方面的進步沒有巨大到讓一種全然不同的戰略成為可能的地步。當然，欣策也只是說「﹝對腓特烈來說，﹞難度要比拿破崙時更大」。如果只是「難度更大」的問題，我們就必須要說：「困難是用來克服的。」而且欣策的表述還是可以解讀為譴責。但在現實中根本不是「難度」的問題，壓根就是不可能。為了正確評判腓特烈，一切都取決於要明白有些事是他不可能做到的。欣策不明白，於是這樣的情況又出現了：作者本來稱腓特烈奉行殲滅戰略是為了頌揚他，結果卻顯得他是一位受制於種種局限的渺小人物，徒增混淆。這讓我又想起了自己的譏諷之語，即如果我們要認為腓特烈奉行殲滅戰略的話，那麼腓特烈就是一位「戰略拙劣」之人。針對這樣的譏諷，腓特烈已經給自己解了圍，他說起伏爾泰時打趣道自己只按照荷馬和維吉爾的詩句打仗。伏爾泰卻稱頌查理十二，說他（依據殲滅戰略的原則）馬不停蹄地追擊逃跑的俄軍，從一場會戰趕往另一場會戰。
4 沙恩霍斯特、格奈澤瑙、克勞塞維茨
腓特烈軍制首次與法國新軍制交鋒是在瓦爾米，之後戰爭又持續了兩年（1793年和1794年），腓特烈軍制當時仍然具有優勢。1795年春，普魯士出於政治因素，簽訂《巴塞爾和約》退出了戰爭，但軍事上並未被擊敗。11年後普魯士再次與法國交手時，法國人已經被鍛煉成了拿破崙的戰士，普魯士一觸即潰。如果我們像路易絲王后（Queen Louise）一樣說普魯士戴著腓特烈大帝的桂冠睡著了，那便不能理解事件的全貌。儘管普魯士人對祖上榮光感到自豪，但批判與革新運動也相當活躍，新舊之爭早在危機爆發前就非常激烈。甚至在法國人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戰術創新的時候，時任漢諾威軍少校的沙恩霍斯特就在1794年7月10日的日記中寫道：「當前的對法戰爭在幾點上會顛覆現行戰術體系。」臨近世紀末（1797年），他又寫了幾篇文章來闡發「一個板上釘釘的事實是，這場戰爭中的大部分戰局都由法國散兵所決定」，他還提議完善德意志諸邦軍隊中仍然盛行的戰術。1他希望將新舊戰術有機地聯繫起來。在他看來，拋棄步兵線列或步兵徹底散兵化是絕不可為的，但他提議讓第三排當散兵。2第三排在齊射中肯定是用處不大，而且步兵陣形在大革命戰爭期間已經轉向兩排了。但作為一般原則來實施的話，兩排陣會導致正面過寬，無法控御，線列太薄，難免危險。現在，通過將三分之一的步兵（不是第一排，而是第三排）轉化為散兵，嚴整密集的傳統正面保留了下來，能夠發揮其優勢。但散兵又能繞過營的側面前出加強整體火力，效果好於一直呆在線列正面的第三排，而且遇到緊急狀況時也可以回歸原位，鞏固正面強度。沙恩霍斯特很注重保留密集正面用於齊射和後期衝鋒，甚至不想教前兩排士兵精準射擊。
甚至到了1801年沙恩霍斯特進入普軍服役時，他的思想依然沒有得到認可。當然，身為將軍的霍恩洛爾領主（General Prince Hohenlohe）確實將第三排散兵戰術引入了西里西亞團（1803年），他日後在耶拿會戰中指揮的就是這些團。但馮·默倫多夫元帥（Field Marshal von Möllendorff）同年在柏林明令禁止開火時瞄準；士兵應「水平持槍，保持頭部豎直」。3
在1806年之前的普魯士，新舊顯然已經展開了爭鬥，可舊制度凡是在重要的方面都不曾動搖過，而且從軍者依然完全是腓特烈當年的那一類人。然而，有人可能會覺得普軍當時的實力比腓特烈時期變差了，其實反而是變好了。軍紀穩固，軍官勇敢，但軍隊已經失去了精魂，將帥昏聵不堪，對手又是一位巨人，所以普軍被打敗是必然的。我在其他著作中已經詳細闡明了我對這一時期和上述事件的看法，從慘敗到重建，再到普魯士最終的勝利，所以此處無意贅述。4結果是普魯士接納了當初擊敗自己的法國大革命的理念，在這些理念的協助下重獲新生，在軍事領域取得了甚至比以前還要大的進展，並從實踐和理論兩方面達到了可能性範圍內的巔峰。
此處應該補充一點：1805年戰敗後，奧地利也在卡爾大公主持下革新了舊戰術，將散兵戰術、縱隊戰術巧妙地與線列戰術結合了起來，使其達到了一支缺乏民族基礎的軍隊所可能達到的高度。5我在前面引述過馬克將軍反對散兵戰術的論證。1803年，武卡索維奇副帥（Lieutenant Field Marshal Vukassowicz）寫給御前軍事委員會的一份報告中展現了舊式軍事教育的精神與新精神的差別有多麼大，以及向新精神轉變是多麼困難：
土耳其戰爭期間，一支部隊在貝薩尼亞-達姆（Bes-ania-Damm）被命令將刺刀放低到一半身高的位置，可士兵們沒有學過其他動作，於是都像雕像似的一動不動。土軍抓住機會，拔出短刀從槍下衝進去，馬上就把士兵的腳砍掉了，因為我軍必須要從實際教訓中才能學會聽到「刺」的口令時應該將刺刀刺出去。6
俄軍依然信奉蘇沃洛夫（Suvorov）的那句話：「子彈是蠢婆娘，刺刀才是真漢子。」晚至1813年，俄軍中只有輕步兵團採用了散兵戰術；其餘步兵完全不知單兵作戰為何物。7
普魯士戰爭大臣沙恩霍斯特通過廢除招募外國士兵，建立普遍兵役制——法國自己後來又取消了普遍兵役制——從而將傳統傭兵軍隊轉變成了一支國民軍。普遍兵役制遭到了激烈反對，在預備階段根本無法推行，直到發生了暴動（1813年2月9日）的關頭才實施。最初只說是戰時措施，但通過沙恩霍斯特的門徒和繼任者博延的努力，普遍兵役制在1814年再次實施。8
儘管我們已經看到散兵作戰對法軍無比重要，但它一直是無人培育，自行生長的狀態。而普魯士如今在沙恩霍斯特1797年著作中提出的建議基礎上制定條令，實現了散兵規範化；奧地利之前也已經這樣做了。基礎陣形仍然是3排線列，憑藉齊射火力橫掃眼前的一切。但第三排可以出列發揮散兵的作用，如有必要，甚至全營都可以散開作戰。（在這一點上，沙恩霍斯特已經越出了他本人在1797年的提議。）9
展開為線列的步兵營不僅可以齊射，也可以憑藉縱深發起衝擊。為此，沙恩霍斯特仿效法國設立了寬為兩個排、縱深4個排的「向中縱隊」（column towards the middle）陣形。步兵營能夠以極快的速度在線列和縱隊之間轉換，因為在線列狀態下，左右外側的4個排直接就布置在中間4個排的後面。
「向中縱隊」的縱深是12個人，射手展開後縱深是8個人（一個營轄4個連，也就是8個排）。這是古希臘方陣的正常縱深，因此按照老觀念仍然是線列陣形，但從18世紀成為定製的3排線列來看，這已經算得上是縱隊了。
沙恩霍斯特向普魯士引入了法軍的組織觀念，同時又更新了這些觀念。同理，在拿破崙的諸多對手中，曾支持沙恩霍斯特改革軍隊的格奈澤瑙完全接納了拿破崙的戰略觀，從而得以親手持劍刺向強大的法國皇帝。1813年秋季戰役中，反法聯軍最重要的使命是將分散於布蘭登堡、西里西亞、波希米亞各地，圍繞著拿破崙的軍隊形成一個半圓形包圍網的部隊集合到一個戰場，不給居於中央的對手各個擊破的機會。聯軍達成了這一任務。拿破崙10月3日在瓦滕堡（Wartenburg）渡過易北河後意圖逼近西里西亞軍，但後者沒有越過易北河撤退，而是不惜犧牲交通線，繞過拿破崙至薩勒河畔與施瓦岑貝格軍會合，抄了拿破崙的後路。這次機動切斷了拿破崙與法國的聯繫，本來有可能被占據兵力優勢的聯軍包圍全殲。施瓦岑貝格的參謀長拉德茨基也已經按照上述思路制定了一份方案，這份方案至今依然蒙受著極大的誤解和歪曲，好像它的目標不是消滅法軍，而是不戰而逼退敵軍的老一套戰略。在軍事顧問馮·托爾將軍（General von Toll）的要求下，亞歷山大沙皇出手推翻了拉德茨基的精妙方案。聯軍再次分開，給法軍讓出了西撤的通道。10
1815年從利尼出發，經瓦夫爾至好友賓館的行動與1813年自易北河往薩勒河的行軍同類且同樣大膽。11這兩次行動都因為拿破崙做出錯誤判斷，進而採取錯誤行動而效力倍增。1813年，拿破崙撲了個空；1815年，他沒能在恰當時機命令格魯希率軍參戰。「這些畜生長教訓了。」他大喊道。
偉大的實踐一定要配上理論才算完全。令人驚訝的是，闡明拿破崙戰略行動的理論家竟然在普魯士軍中，此人是沙恩霍斯特的門生，格奈澤瑙的朋友——克勞塞維茨。沙恩霍斯特遺體從他戰死的地方轉移到柏林軍人公墓時，格奈澤瑙給克勞塞維茨寫了一封信，信中有一句話有力地表現了三人之間的關聯：「你是他的約翰，我只是他的彼得，儘管我從未像另一位彼得對他的老師那樣對他不忠。」[69]
在克勞塞維茨開始分析拿破崙的戰爭藝術之前，法裔瑞士人約米尼已經著手了。他是一位才華橫溢，涉獵廣泛且極為高產的作家，而且他早在1805年就理解並講述了拿破崙戰略中的決定性因素，也就是偏愛決戰。但他依然沒能從整體上參透拿破崙行動與戰略的真正本質。那需要一種特殊的衝動，自康德和黑格爾以來在德意志蓬勃起來的深刻哲學探究的衝動，它讓普魯士軍官克勞塞維茨心中萌生了解讀那位打翻了舊世界、迫使人們建立一個新世界的戰神的念頭。約米尼在作戰線中尋覓戰略的本質，考察內外線作戰各自的優勢。克勞塞維茨意識到，基地、作戰線及其相關方面當然是人們應該理解的實用概念，有利於闡明戰局，但他也明白制定方案與做出決策的規則不可能從中推導出來，因為戰爭行為中的一切要素都是不確定和相對的。因此，戰略行動絕不是本本主義，而必然源於最深處的品格。但戰爭是政治行為，所以戰略絕不是孤立的，而總要聯繫政治來考量。一切對政治干預戰事的怨言在邏輯上都是無意義的，說這種話的人其實是想說他覺得某次政治干預是錯誤的。合理的政略對戰略的指導一定是合理的——前提是政治家對軍務沒有錯誤的認識。在最緊要的決斷關頭，政治與戰略是不分彼此的，偉大戰略家對普遍歷史的影響源於他這個人的整體。腓特烈在七年戰爭爆發時採取穩健方案，第二年又改用更激烈的方案，這完全是由政治因素，也就是對女皇盟友們的考量所決定的，而不是因為他自信能夠憑藉斜線陣擊敗奧軍。而他之所以在洛伊滕冒險向優勢敵軍出擊，是因為他深信雖敗猶榮。
革命軍中不乏勇敢聰敏之輩，而波拿巴將軍獨居其上的根源不僅在於卓越的軍事才能，政治意識也同樣重要。唯有高明的政治手段才讓他得以實現宏大的戰略構想，因為他懂得在軍事勝利後要用政略收尾，而且要在勝仗引發的反彈毀掉既有成果之前。拿破崙在好友賓館會戰當日沒有預見到普軍的回歸，從邏輯上看，我們可以認為他犯了一個令人費解的錯誤。但這恰恰體現了他的豪氣。假如他預計普軍會抵達，那麼他面對令人氣滯的優勢兵力就根本不會接受會戰，而會落得1870年巴贊一樣的下場；後者從一開始就不抱有取勝的希望，最後只得不經一戰就投降。在威靈頓、格奈澤瑙指揮的占據壓倒性數量優勢的敵軍面前，就連拿破崙也不可能取勝。但他差點就取得了勝利，最後敗也沒有敗得恥辱，而是敗得光榮，這一點不僅為他本人帶來了令人難忘的輝煌，也為法國人民留下一個精神力量的源泉，讓他們能夠一次又一次地開闢新生。
從文藝復興到舊制度滅亡之間不斷湧現出了一系列優秀軍人和卓越統帥。但在這段時期的前半段，他們還配不上「大戰略家」的稱呼。儘管我們見到過大戰，但格局還是不夠大；或者換一種更好的說法：從整體關係來看，軍事仍然主要是政治背景下的個人武功，而非戰略的本質，也就是政治與軍事行動的統一體。
完整意義上的大戰略家起於古斯塔夫·阿道夫。在瓦倫斯坦身上，政治家與組織者的角色要大於戰略家的角色。在後人的記憶中，薩伏伊公子歐根與馬爾伯勒蓋過了古斯塔夫一脈的偉大統帥，包括克倫威爾和路易十四帳下的一系列法國大帥。這個時代的頂點和終點是腓特烈大帝。他長期被視為拿破崙的先驅者，具有特殊的地位。我們現在已經看到這一觀念是錯誤的，也做了駁斥。腓特烈不是先驅者，而是將一個時代帶向高峰和終結的人。只是通過克勞塞維茨結合政治對「戰略」這個概念給出的深入哲學思考，以及對將道本質的連帶心理學分析，我們才充分理解了兩位大軍事家的異同。克勞塞維茨明白自己的反思會得出這樣的結果，卻沒能完成。他在一份寫於1827年7月10日並被放在傳世之作《戰爭論》開頭的「報告」中，他考慮要從「兩種戰爭藝術」的角度出發重寫一篇新作，一種戰爭藝術「以消滅敵人為目的」，另一種則「只打算征服邊境上的幾處地盤」。兩者「性質完全不同」，永遠必須要分離開。1831年，克勞塞維茨去世，沒來得及著手這項工作。本作的目的之一就是填補他留下的空白。
隨著克勞塞維茨的著作在作者於1831年去世後面世，戰爭藝術史的拿破崙時代也走向了終結。就毛奇的思想以克勞塞維茨著作為基礎而言，新時代是由拿破崙時代引出的。新時代的內容是由新技術界定的，不僅是新式武器，更有交通運輸和種種生活資料，從鐵路電報再到19世紀增長到無可限量的食物。
本書就此作結。之後的事情——包括普魯士的迅猛崛起和最終的崩潰——就留待後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