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西方哲學講演集 · 加強對西方現代哲學的研究

首先談一談解放前和解放後我們對西方哲學研究不同情況的對比。 在解放前，關於西方哲學研究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西方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各式各樣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流派在中國都有它們的代表人物。如有實用主義的代表，有馬赫主義的代表，有新實在論的代表，有批判的實在論的代表，有邏輯實證主義的代表，有新康德學派、新黑格爾學派的代表，也有宣揚尼采、柏格森學說的人，等等。 這些外國資產階級哲學流派在中國的代表，他們還不安於簡單地稗販、傳布，他們還想進一步加以「中國化」，使它們與中國傳統的封建哲學思想相結合，所謂「以舊瓶裝新酒」，以便更好地適合於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反動統治王朝的需要。他們把西方哲學某一流派與他們喜愛的中國哲學某一流派相聯繫，相附會，來一個「中西合璧」，這樣就使得自己的哲學思想有一點「創造性」，自創體系，自己這次收入本集時，曾作了一些訂正。搞一套雜湊的哲學，更可以欺騙和影響較多的讀者、青年。有人把柏格森的直覺主義和佛學與王陽明混在一起講，象梁漱溟先生。有人用實用主義的觀點、方法寫中國哲學史，把他所喜歡的中國哲學史上的哲學家都歪曲為實用主義者，如胡適。有人把美國新實在論與中國程朱哲學結合起來形成自己的體系。也有人把康德、黑格爾的哲學與宋明儒家的思想雜拌在一起講。他們這些思想顯然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政治情況下產生的。 這種中西合璧、自搞一套的情況，當時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來看問題的人，對它評價很高，還認為是好事，說什麼這表明西方哲學在中國「生根」了；中國人在學習西方哲學的基礎上，能創立新的體系、自搞一套了。 其實，與此相反，這正表明這種有了一套體系的哲學思想的人，每每一貫地與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他的舊哲學包袱特別重，他的哲學上的頑固偏見特別重，難於連根拔掉。 另一方面，這種所謂「中西合璧」的一套思想，乃是不中不西的東西，既不是客觀科學地介紹西方哲學思想，也不是實事求是地整理中國的古典哲學著作，沒有推動學術文化向前進展，反而拖著向後退。 與此相聯繫，解放前研究西方哲學的人，並不重視資料的掌握和整理。對於西方重要古典哲學著作很少作科學的、客觀的翻譯與介紹。他們自己以曾經留學外國能直接閱讀洋書自豪，他們也指導學生「直接閱讀英文原著」，說這正表明「學術水平」很高。他們輕視翻譯工作，也不屑於讀翻譯的著作，而當時很多中文譯本質量也確是較差。這樣，西方哲學的研究就成了少數特殊化的人的事情。這充分反映了它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局限性。 解放後，西方哲學的研究起了根本的變化。 首先，翻譯資料工作得到了重視，被看成是一種促進研究和批判工作的基本建設。西方哲學工作者，對唯物主義的哲學著作，對希臘及德國古典哲學著作，對俄國革命民主主義哲學家的著作，對法國唯物主義的著作，對空想社會主義的著作，都作了一些翻譯和介紹，出版了不少中文譯本。最初，譯者的注釋、譯者批判介紹的序文比較少。近年來比較重視譯者序文的工作，重要的哲學譯本，也漸有批判介紹的序文。這就改變了解放前不重視翻譯工作和掌握材料的狀況，並走上翻譯與研究相結合的道路。 其次，經過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經過思想改造運動，經過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批判運動，以及最近關於西方哲學教學的課程改革運動，很多人都參加了批判西方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工作，並對自己的舊學術思想作了自我批判，當然還很少、很不夠。 老一輩的代表西方資產階級哲學流派的那些自成一套的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基本上被打垮了。打垮了，還不一定就消失了。但至少不易復活了，隨著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消逝而一去不復返了。有些人由於還沒有樹立起無產階級世界觀，以致專長還沒有能很好地發揮出來。其程度深淺如何，這要看各人思想改造的具體情況而定。但總的可以說：代表西方哲學流派的那些自成一套的體系，基本上打垮了，至少是殘缺不全了，無論如何，我們很少看見有人仍然堅持他的舊思想學派，或者仍舊從他的舊學派觀點出發，來對待哲學問題了。而且多數是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寫西方哲學講義，來講課，來評價古代哲學家，來批判現代西方資產階級哲學家了。雖然他們還運用得不很好，不熟練，甚至於還有錯誤的、不合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冒出來。但這是一種在進步、轉變中的缺點和錯誤，是可以通過爭鳴而逐漸加以糾正的。 概括起來，同解放前的情況對比，可以說： （一）比較實事求是地、客觀地搞翻譯、搞資料工作。 （二）西方資產階級哲學流派在中國的代表人物的「體系」，基本上被搞垮了，或者殘缺不全了。換言之，西方哲學的研究陣地已基本上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所占領，當然仍需要不斷進行兩條路線的鬥爭。 （三）人們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方法批判自己過去所散布的唯心主義思想，參加批判西方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工作。雖然工作做得不夠多不夠好，但大方向沒有走錯。 這三點，我認為是西方哲學研究工作者解放後在黨的教育、團結、改造下，所表現的新面貌，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西方哲學研究工作領域中的勝利。在革命勝利、全國解放之後，中國人民不僅在政治上站起來了，在學術領域中，也逐漸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中解放出來了。 西方哲學研究中，當然有不少的困難和缺點，簡單列舉如下： （一）隊伍小，人數少，還不能滿足我國文化高速度發展的需要。 （二）戰鬥性不強，對舊哲學一般批判不夠，不能很好地運用階級分析方法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有時批判又失之太簡單。在鬥爭中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著作，在鬥爭中鍛煉自己的戰鬥力的經驗還很不夠。 （三）爭論沒有展開，雖有小範圍的集體工作，特別是集體翻譯資料，集體寫論文，但很少開展群眾性的學術活動。在西方哲學教學、寫論文、批判工作中，有時即使有問題，如關於有些古典唯心主義哲學家的評價問題，如英美新實在論是客觀唯心主義抑是主觀唯心主義等問題，雖曾提出過，但沒有展開爭論。 （四）對當代西方哲學缺乏批判研究，厚古薄今。因此，西方哲學的研究可以說是薄弱的環節，是應當加以充實的部門。 為了加強對西方哲學的研究，我們必須認識到，西方哲學研究的工作首先就是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一種戰鬥任務，要在鬥爭中培養幹部，在戰鬥中摸情況、搞資料，在戰鬥中學習、運用、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並且在戰鬥中鍛煉自己、改造自己。 帝國主義利用各式各樣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來為腐朽沒落的社會制度作哲學的辯護，以反對社會主義，反對辯證唯物主義。當前帝國主義哲學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愈益緊密地與反動政治相結合，公開露骨地為壟斷資本主義服務。因此在當前哲學戰線上，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哲學，正須對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哲學展開激烈的鬥爭。 為了保衛無產階級的世界觀，為了保衛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我們有參加鬥爭的旺盛鬥志，有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決心和信心。我們要克服「厚古薄今」的缺點，不但要注意古典哲學的研究，而且應當特別注重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各資本主義國家各種哲學流派的新動態。即在古典哲學研究的領域內，西方資產階級哲學家也有適合其社會和政治需要的「新」的解釋和歪曲。例如把柏拉圖解釋成為基督教的先驅，把黑格爾解釋成為當前的哲學流派存在主義的創始人等等。 美國資產階級學者在最近所寫的西方近代哲學史中，自詡「美國哲學現在是世界（當然指資本主義世界）哲學的中心」。他們認為西方哲學史表明哲學的中心是從歐洲移到了美國。他們說，「18世紀英國哲學貢獻最大，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德國哲學最興盛，今天美國哲學有偉大的潛力，在20世紀美國哲學將作出最有意義的貢獻。」 我們應該說，美國當今的哲學除少數有社會主義傾向之外，大都是各式各樣的唯心主義哲學，正如它所服務的帝國主義也在走下坡路一樣。 美國的哲學史家自己承認美國哲學之所以成為「世界的中心」，是由於歐洲哲學家因受希特勒的迫害而遷居美國的刺激而增加了新力量。並且說希特勒的法西斯迫害對於美國學術思想有好處。事實是否如此，還須進一步考查。因此我們認為，在研究當代西方資產階級哲學時，應當把對美國當代的各種哲學流派的批判研究放在重要的地位。 明確了加強西方哲學的研究，是為了與反帝國主義的政治鬥爭任務相配合，應該把重點放在對當代西方哲學，特別是對當代美國哲學的批判和研究上面，那末我們就應該集中力量批判研究西歐和美國最有廣泛影響、在政治上起過較大作用的幾個主要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流派。 首先，美國實用主義仍然是當前帝國主義國家中影響最大、為我們所要加以進一步研究批判的主要流派。實用主義本身就是帝國主義時期哲學，而最近杜威（1859 — 1952）的信徒們更把它高舉起作為反對辯證唯物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一面黑旗。他們吹捧杜威為所謂「自由和科學的哲學家」，這就是說，他們抬出杜威關於資產階級個人自由的思想來反對社會主義的民主和自由，他們抬出所謂杜威的實用主義科學來反對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真理。1949年，美國統治階級利用杜威九十歲的紀念，1959年又利用杜威百年誕辰的紀念，展開不少活動，發表不少的文章和著作來宣傳實用主義，替美國壟斷資產階級捧場。最近二三十年來，美國實用主義最早的代表人物皮爾斯（Charles Peirce，1839 — 1914）的遺著已陸續出版了八卷，又增加了實用主義的活躍。實用主義對其它各資產階級哲學流派都有所影響，對美國政治、社會、文化教育各方面都有深刻的影響。哈佛大學教授路易士（1883 — 1964，著有《心靈與世界秩序》、《知識與評價的分析》等書）自稱其學說為「概念的實用主義」，企圖把康德的先驗主義和實用主義結合在一起。芝加哥大學教授摩里斯則企圖把實用主義與邏輯實證主義結合起來。而最突出的要推胡克（Sidney Hook，1902— ，紐約大學哲學系教授），他根據實用主義來歪曲馬克思主義。他標榜一種「批判的馬克思主義」，以鼓勵人對馬克思主義採取「批判」的態度。他宣傳實用主義的著作有《實用主義的形上學》（1927）、《杜威—— 一個理智的畫像》（1939）及所編《作為自由與科學的哲學家杜威》（1950）等書，他歪曲和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著作有：《從黑格爾到馬克思》（1936）、《理性、社會神話和民主》（1940）、《歷史中的英雄》（1943）及《意義模糊的遺產——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1955）等書。這種種情況表明，在我們五六年前對實用主義的大力批判的基礎上，還有進一步對實用主義及其最近的趨向作更深入更系統的批判研究的必要。 另一主觀唯心主義學派，雖在英、德、法各國都有代表人物，可是在美國卻比較盛行。這個流派就是人格主義。這派在美國的創始人為鮑恩（B. P. Bowne，1847—1910），它的最近的重要代表人物為弗魯威林（Flewelling，1871—1960，二十多年來一直主編《人格主義者》雜誌）和布賴特曼（Brightman，1883—1958）。前者的近著有《文化的衝突與調和》（1951）、《論人格》（1952）等書。後者所著《哲學概論》一書，解放前有中文譯本。他死後才出版的《人格與實在》（1958）一書，是系統地概括人格主義觀點的綱領性著作。這是充滿了宗教和神學氣味的一個主觀唯心主義流派。因為他們是有神論者，認上帝為最高的人格。人格主義者自稱為「康德化的貝克萊主義」。他們認為離開了個人的人格或自我之外就沒有實在、知識、真理和價值。他們持多元論，認為宇宙是一群的人格或自我所構成的社會。人格主義者自稱他們的「社會哲學是民主的、改良的，以對待個人的態度作為檢查社會制度的標準；而且以尊重個人人格與否，作為批評財產所有制與分配製的標準」。換言之，他們從主觀唯心主義出發，論證私有財產制、個人主義，以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他們對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民主格格不入。對於美國這個人格主義流派，我們也應該給予研究和批判。 其次，存在主義已經成了泛濫於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最有廣泛和深入影響的哲學流派。這派以丹麥人基爾凱戈爾 （S.ren Kierkegaard，1813—1855）為它的創始人，並吸收了尼采、柏格森、狄爾泰等人的反理性主義的生命哲學和直覺主義為其組成部分，並在方法上採納胡塞爾「直觀本質」的神秘主義現象學方法。存在主義在西德的代表為海德格爾（M. Heidegger，1889—1976）及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1883—1969），前者的重要著作為《存在與時間》（1927）、《什麼是形上學》（1949年第5版），後者的重要著作有《哲學》（共3卷，1932）、《理性與存在》（1935）、《存在主義哲學》（1938）、《關於真理》（1947）等。在法國，存在主義也很盛行。存在主義在美國近一二十年已有廣泛的傳播，其最重要的代表為曾任哈佛大學教授的威爾德（John Wild，1902— ），他的主要著作有《貝克萊的生平和哲學研究》（1936）、《存在主義的挑戰》（1955）及《人類自由與社會秩序——建立基督教哲學的一個試圖》（1959）等書。威爾德企圖在存在主義、信仰主義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普遍的世界性的基督教哲學以反對世界革命。這個流派把近代意志主義、直覺主義、生命哲學等反理性的思想拼湊在一起，一方面與頹廢浪漫的文學、藝術有聯繫，一方面又與新托馬斯主義和新奧古斯丁主義的宗教和神學潮流緊密結合。他們形上學地把「存在」和「本質」割裂開，認為存在是第一性的，本質是第二性的。但他們所認作第一性的「存在」，卻不是獨立於意識之外，為人的感官可以感知的物質性的存在，而乃是與人的情感、意欲、恐懼、驚惶糾纏在一起的主觀的生活或生存。這種存在是神秘體驗或直觀的對象。而本質則只是抽象思維的對象。他們把本質和存在對立起來，他們重存在輕本質，實即重反理性的直覺、體驗，而輕蔑科學思維和理性。有一些存在主義者通過文學藝術表達資產階級悲觀失望情緒，以求在浪漫頹廢的文藝和生活中尋求陶醉和慰藉。另有一些存在主義者，則投入宗教、上帝、信仰主義的懷抱中，以求解救生存的苦惱與恐惶。存在主義充分反映了資產階級走向沒落，帝國主義走向崩潰時期的資產階級沒落意識和垂死掙扎。它是代表現代個人主義、反理性主義、主觀唯心主義的傾向的。存在主義也是我們研究批判的重要對象。 流行於西歐和美國的、主要以宗教和神學為基礎的哲學流派為新托馬斯主義。這一流派雖然在西德、義大利、比利時、加拿大、美國都有不少代表人物，但其主要首腦為法國人馬利丹（Jacques Maritain，l882—1973）及伊爾松（Etienne Gilson，1884— ）。馬利丹自1914年以後即在加拿大天主教大學內任教，最近十多年來，又一直在美國芝加哥、哥倫比亞、耶魯、普林斯頓等大學任教，現仍為普林斯頓大學退休教授。伊爾松也常在美國和加拿大講學。伊爾松的重要著作有《中世紀哲學的精神》（1932）、《精神性的神學和歷史》（1943）、《本質和存在》（1948）等書。馬利丹的著作有《托馬斯·亞奎那的生平和思想》（1930）、《真正的人道主義》（1936）、《存在與存在者》（1947）、《人格與公共福利》（1947）、《人與國家》（1951）、《藝術和詩歌中的創造的直覺》（1953）等書。新托馬斯主義為天主教教會提供新的哲學理論基礎，而且以馬利丹、伊爾松為代表的最近趨勢，還儘量與存在主義和人格主義相聯繫、相呼應，形成其自新托馬斯主義出發的存在主義和人格主義思想。尤其在最近馬利丹的《人與國家》、《近代世界中的自由》、《人格與公共福利》等著作中，大發揮其基於新托馬斯神學的社會哲學和政治思想，直接反對社會主義和革命運動。我國哲學界特別是研究宗教和無神論的人，應當起來對這一神學和哲學流派進行研究批判。 邏輯實證主義也是現代西方哲學上一大潮流。它是馬赫主義的變種。它提出煩瑣、狹隘的以不可知論和主觀唯心主義為基礎的經驗主義，來反對唯物主義和唯物的經驗主義，它尤其強調形上學的、形式的概念分析、名詞分析的方法，企圖抬出這種以邏輯形式與經驗內容相分裂為特徵的形上學的所謂「邏輯分析方法」，來與唯物辯證法較量和抗衡。美國的實用主義者、新實在論者以及其他流派都或多或少受過邏輯實證主義的影響。為了清除邏輯實證主義在中國的影響，為了追蹤深入這一流派在西歐，特別在美國的新發展，我們都應該把邏輯實證主義作為進一步介紹理解和批判的對象。這派現在正活躍的代表人物在美國有卡爾納普（R. Carnap，1891—1970），維也納學派成員，自1936年後即在美國任教。他的著作有《語言的邏輯語法》（1934）、《語義學導言》（1942）、《邏輯的形式化》（1943）、《意義和必然性》（1947）、《或然性的邏輯基礎》（1950）等書。此外的重要代表有企圖把邏輯實證主義與實用主義結合起來的美國人摩里斯（Charles W. Morris，1901— ），他著有《邏輯實證主義、實用主義和科學的經驗主義》（1937）、《符號、語言和行為》（1946）等書；有英國人艾爾（A. J. Ayer，1910— ），著有《語言、真理和邏輯》（1946年新版）、《經驗知識的基礎》（1940）、《知識的問題》（1956）等書。他們想用他的煩瑣的形上學的所謂「邏輯分析法」來和唯物辯證法分庭抗禮。 為了展開對西方現代哲學實事求是的研究批判，我們首先必須大搞資料，掌握有關各流派的書刊論文資料，或譯成中文，或作出提要，以便根據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予以客觀的、科學的研究，在研究的基礎上作出認真的批判。為了作好研究和批判工作，我們必須多舉行研究、討論、批判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的座談會、討論會。我們還須有計劃有領導地培養西方哲學專業的人才。 最後，為了加強和搞好對西方現代哲學的研究與批判工作，我們必須記住，千條萬條，黨的領導是第一條，我們必須認真反覆深入地學習毛主席的著作，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南，以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作為武器，這樣一定可以保證我們在研究和批判西方資產階級哲學的工作上取得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