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愁萬種 · 中卷 閒愁萬種

行邁靡靡 中心搖搖 知我者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 彼何人哉 是二千七百年前犬戎入侵，周室東遷時誰人的詩，而我今是在日本寓居附近散步。我也憂思，是為了何來呢？豈不是因為吾民亦皆在憂患之中，而今時世界上亦沒有哪一國人的生活是可羨慕的。常人憂身而不憂世，志士憂世而不憂身，而我憂世與憂身是同一個。 譬如嘆老卑窮，往常可以拿幾個古人來自解，更好是拿個相識的今人來勉勵自己，但是如今多想想，變得了不能這樣簡單了。要我能豁開，除非是沒有嘆老卑窮的人世。 我想我若像岡潔與前田青村，則可不知老。近代日本畫家前田青村年過九十，臨終時夢見鴛鴦彩色之美為生平所未見，呼筆欲畫之而卒。岡潔去世時年七十八，去世數日前他寫給我一封信，他要獨力為日本文明建立學問，像伏羲於中國文明所做的，他要和伏羲像海灘上兩個小兒的畫沙為戲，新新濕濕的沙嗄。這當然高明，但還是不及幼時母親教我拜月亮婆婆，教我對房族太公要有規矩，給了我人世有信。如今惟仙枝的九十幾歲的祖父還是這樣的太公，那是台灣宜蘭尚存中原的古風。 文明的根本是修成了人身，遠離動物的三途惡趣，故幼小時可以是金童玉女，長大了，男子可以像李世民的十八歲打得天下，耕田工賈的年輕人皆有做人家的志氣，可以與皇帝是同一人世的風光，女子則掃除庭前晨露泥地上的花瓣，人與之同其新鮮，這便她亦如銀河邊浣紗的織女星，停船相問的客星是張騫。是這樣的人世，所以年紀老了可以做太公太婆，有天長地久的可靠。 而今是產國主義的唯物社會，人回到動物身了，年輕時是不覺得，年老了就只落得一場無趣，今所見的世景是如此，我怎能不感到切身，我又怎能高高在上，引前田與岡潔來自解呢？我不要個人的修行，我是要一個民族的修行，我要大家都有自覺，要成仙就與雞犬也一道白日飛升。我今惟此自覺，但是又怎就能意志堅強呢？ 我今身在哪裡？我是要人世的一個信字。 而現在我散步時看看人家牆頭的好花，已不似兒時的了。這是我的感覺度差了。看月亮與在溪邊看水石亦都如此。真的花不在，我身的大信還可在哪裡呢？想起兒時在鄉村，日常所見的東西那樣簡少，而樣樣都真，這於今天怎麼的就如隔世了？倘若可換，我願拿現在的什麼都與之交換回來嗎？ 前幾天偕小山在銀座鳩居堂看了壁上掛的森綠翠的一幅畫，畫的三顆栗子，題芭蕉俳句一首： 秋深了 鄰家在做什麼呢 那是真的栗子，真的秋天，真的人世。這幅一尺的畫，但今於我這不是成了記憶里的東西嗎？而綠翠先生因是友人，所以也看了標價是十五萬日元，只覺什麼都是好的。 我若願意，我可以書法超出生老病死，但是我不肯只做得善書者。我與之要好的人中有岡野法世做得好陶器，尚有仙楓舞得好能樂的舞，我雖然歡喜，但是不能有助於我的安心立命，要我以為可以安心立命，除非民間一般日常使用的陶器皆好，與能舞沒有關係的地方亦一般人的日常行儀與言語有如能舞的意思，而現在是凡此皆被破壞了，傳統的好陶器與能舞成了只是專門家之事，前途只有逐年更短的了。 不知不覺是福氣，知覺了反為多憂，然而因有此知覺，尚可有翻身之日。 我是盪子，假使我今有錢，過的日子就可以是熱鬧充實的嗎？想來是不能。人世以有限之財，可以是無限之富，而現在的社會雖然國民的總生產是史上未有的增加，卻連國家的財政都在逐年的更窮困化，一般人家是連招待朋友的寬裕亦一年比一年的更沒有，我縱或有錢能招待朋友，豈不是成了特別？怎麼的亦不能像我小時鄉下，人家有客人來時燈花也結，灶火也發笑的一個人世都熱鬧喜氣的。又縱或我有錢，我又可能怎樣的生活起居稱心呢？譬如在日本，有錢雖可造和式的邸宅庭園來做住家，但一般人家今都是住的公團住宅，你的和式邸宅就有些不入群，倒是成了像神社佛寺的客室，不然就是像風景區的溫泉旅館，不像是份世上人家了。若是有錢亦只可住住高級公寓，又有何快樂？若以為快樂，則是壓根兒沾不著文明的邊邊了，你做人又還有何意思？ 又假如我是個年輕小伙子，得與一個知己的人兒結了婚，在擴大產業的社會上做事，不論做的是什麼行業，必定是每天的工作在規定的時間內做不完，做人做到沒有餘暇來思想，而且一律住的公團住宅，人家不成其為人家，你雖然隨著上班下班的交通人潮，假期的遊樂人潮，到底不曾有過真的你自己，也不曾有過與真的物素麵相見的歡喜，又哪裡還可有一個誰是體己的人兒？然則假使我有一個要好的年輕女子，我可能怎樣與她出去打天下呢？宋明小說里的兩口兒跑到臨安住下來做小本兒的生意過活，也有閭閻之情，但如今哪裡能有呢？ 世界的人類社會是在走向總毀滅，今已美國與日本的景氣現出衰敗了。蘇軾《雜草詩》： 衰時同零落 盛亦非汝能 眾人不知不覺，也許是福，而我是知覺了，所以遭鬼神之忌。但既已知覺了，就不能再回到不知覺了。 我不能被安慰，無論是以京戲、陶器、茶道、文學，因為這些都不能保證人世，倒是要被人世所保證。 我也不要只是憂急自己對於事物形式的感覺能力痴鈍了，而求個人的奮勉不知老，個人新鮮長生能值幾文，只有求人世長生。 憂思畢竟有何用，又不能去死掉，成不成都只有來再建禮樂的人世。成不成都只有先把中國來弄好。我們今是要來建立可以代替產業國家主義社會的人世新制度，革命的思想與行動皆要以此為依歸。 這裡一是知道何謂文明，二是要知中國民族的素質，三則是要看出來得人物，四才是看形勢，如此我就先來話民國史。 史話亦何事？來說是非者即是是非人，譬如箕子的話說殷周之際，而陳《洪範》。還有是，喜聽是非者，他即是註定要生是非，譬如鄉下人愛看紹興戲《漁樵會》，講的元明之際，徐達與禿禿丞相扮樵夫漁翁相遇，而這班鄉下人亦即是會倡亂的，如徐達即是他們的自己人。而如今即亦是要再有民間起兵，並且要再有人陳述《洪範》九疇。 民志篇 我今可如何來寫民國的事呢？ 我敬愛的日本畫家森綠翠，他是深夜在燈下作畫，我問他燈光下與日光下的顏色不是會有異嗎？他答：「顏色是記憶著呢。」我今寫民國的景物，便亦是像這樣的憑著記憶。是見過了真的顏色的記憶呵。 我還敬愛日本陶工岡野法世，他今年為福生市圖書館製作陶壁，橫六公尺，縱四公尺，像敦煌的大壁繪，為此他去名古屋一帶的山地採購陶土七噸，特為搭建大作場，且改動了窯，從捏土練土到製作，都是他親自來，雖然有一位師弟與一位來見習的學生幫忙，搭建作場時還若干借力過木匠，實際是這樣的一件大創造的獨力統一作成。前天我去看他，他說為此已半年閒了轆轤，好想呢。壁陶不用轆轤。他道：「等這件完成了再轉轆轤，今後是要燒萬民日常用的器皿，我今是奉先生的一句話，在自己的製作中研究，都在於要明白什麼是陶器。」 而我今寫此書，豈不也是要來獨力統一作成，在自己的寫作中研究，為要明白起來什麼是中國？ 歷史上的出身 這裡首先是要來明白中國的民志。說民志比說民權等等好，因為中國之民都有大志，皇帝與士都是從他們中間出來的。因為中國之民是出身於井田制時代的王民。 《史記》太史公曰：「諸子皆出於王官。」這一句話今之研究諸子者皆把來輕易看過。而如此即不知諸子與希臘思想家的一個重大相異處。希臘的思想家是，講哲學與幾何學物理學，就只講哲學幾何學物理學，而中國諸子則雖也講這些，但是還有其儒家、道家、法家、兵家、農家、名家、陰陽家的身份，此即是各有其從井田制王官的出身。周禮王制，王官皆是士，士之上者為大夫，分任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之職，春官司祭祀；夏官司地政、商賈與賦役；秋官司刑法與軍事；冬官司工藝，而皆以教化行之。一般之士則是最下級的王官，遍在於民間，是王制的最基層執行支部。井田制廢止後，士遂散出了，從春官出來的是儒家、道家、陰陽家：從夏官出來的是農家；從秋官出來的是法家、名家、兵家；從冬宮出來的是墨家。原先王制是一個統一體，而且是教化的，故分散為諸家後，可以一一皆是學問。希臘沒有把農、兵事等實務的東西亦可以是哲學思想的。而中國井田的王制則因是一體的，故諸家皆有一個完整的體系化的思想為其前提，所以雖實務之學如農與兵亦皆可以是哲學的緣故了。 西洋沒有一統的思想，故亦沒有一統的天下，蓋自其希臘時已如此。希臘沒有井田的王制，故不能有綜合大自然與人世的禮樂的學問，其哲學思想是孤零的單薄的，只說得「萬物皆是數」，但於藝術的東西就不通用。至今西洋人於實務的學問只可是技術的，不能亦是哲學思想的學問的統一與完全。天下國家的統一與人世的完全，是惟獨從井田制出身的中國文明的體制有之，中國春秋戰國時諸子，是文明的學問化到了普遍而徹底的程度。而此亦是惟獨中國之所以有天下士之故了。 所以太史公司馬遷的「諸子皆出於王官」一語，真是極大的見識，而今之學者不知此雄大局面，他們的研究先秦諸子云雲，又怎能不是貧弱的呢。 士是井田廢后，亦還是志在天下國家，而與民一體，士與民皆一直是密著於政治，乃至可說是直接行施政治的。這樣就可知道中國的民志是如何的了。中國之民是自有其品格與見識與行動力的，今天亦還是得從這個底子來在行動中加以研究。 重新檢點今時民間的行動力 中國之民有行動的大力，其一是見之於建造漢唐那樣的產業，其二是見之於打退匈奴，開通西域與南洋海道，其三則見之於歷朝天下大亂時的民間起兵。這三者其實是同一個力量，是早先從井田制培養出來的。清末民國到今天還是有民間的這大行動力的，最顯著的是表現於北伐，與對日抗戰。惟有建造中國現代產業的大行動力不得發揮，但此是政府的無見識之故，而後來是把民間這行動的大力來浪費，大大的耗損了。 大義名份是中國之民對外大行動力的所在，今把這個來喪失了，對外是非亦不明，哪裡還鼓得起對外的大行動力呢？以前是國人對國民政府的外交方針信不信是另外一件事，國人對日本的敵意是一致的，而且日本儘管強，中國人對之並不膽怯，那就是中國人特有的理直的勇氣，而後來果然發揮了全面抗戰的大行動力。 中國人的造產大行動力，原是從中國文明特有的眾產業平衡和諧一體化的歷史上的事實里培養出來的，故能有周朝那樣偉大的水利工程，與秦朝那樣的築萬里長城，開天下馳道，與漢朝遠征匈奴的大規模軍糧武裝補給制度，與唐朝的西域絲路。而且中國人的造產的大行動力與其說是依於組織的，毋寧說是依於性情的，造產的氣勢也是四方風動。 經濟原來是要民間產業為基，而以國營產業助其平衡的，蘇俄沒有了民間產業，全是國營產業就失了活潑。美國的雖亦是產國主義，但還有民間產業為基地，所以發達，而及至其國營產業與產軍體制益益增大，今天的民間產業的比重縮小了，美國的經濟也在硬直化了。日本是美國之續。而中共則與蘇俄一樣，只有國營產業，而沒有民間產業來配合，以致連沒有能力接受日本美國的資本與技術協力。中國是向來產業有性情的。產業並不單是機械的，史上產業之興，哪怕是西洋的，亦都是帶有浪漫之思的。中國史上有過的造產的行動大力今在哪兒了呢？ 再就是民間起兵的大行動力了。往時太平天國是民間起兵，弄得一場無結果，其後是民國初年民間起兵以軍閥的內戰割據的形式而出現，也是浪費了，但是並不因此就斷了種，不久來了北伐與抗戰與中共的人民解放軍，亦還是民間起兵的性格。中共得了政權後民間起兵又以「文化大革命」紅衛兵造反的形式而出現，這也被浪費而消滅了。而這回才是恐怕要斷種了。因為除了無結果與被消滅，還有製造唯物觀的社會，把民間起兵的要素，江湖義氣與中國人倫常生活的情操幾乎破壞盡了。 但我還是相信民間起兵會再有，雖「文革」大大破壞了生活的情操，但還有一個理字與天意深入中國的人心，不是這樣就可以被破壞得了的。民間有著一個理字就不易被屈服。而且知道有一個天意，如雲「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就有膽造反了。 天理不屈 中國人最強的是一個理字。賀後罵殿，包拯打黃袍，有理便把皇帝亦罵得。西洋人只知有數理與物理。希臘亞里士多德答亞歷山大帝雲「幾何學沒有大王」，大王亦只可依它。現實就是無論何民族，皆對數學與物理無抵抗。但是數學與物理還不算為強，因其尚不能普遍與徹底的對應萬事，數學與物理先就蓋不了宗教，也到達不了美術所能到達的。數學與物理不足以對應生命的東西，到達不得物質背後的象。數學與物理上的發見亦只是素粒子的現象的記錄，而不能說明其所以然之故。數理與物理的理只對應得宇宙與人生的一部分，尚且如此之強，天下莫之能御，何況是中國人說的天理。 中國人說的一個理字是從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而來，此五法則是生出自然界的秩序，演繹而為倫常之理，而生出人世的秩序，這秩序就是最強的理，因其是生成的，不是只靠組織的。組織只是其生成的形跡而已。因為自然界的與人世的秩序是這樣在生成中的，所以中國人說的理字包括有理與非理，且把未然的理亦可以當作是已然的理。也應用數學與物理於觀物與造物，但是要觀物之真與造物之真，則更有在於以數學與物理所不能到達的物形背後之象。 西洋的科學與宗教與藝術各不相通，中世紀教皇時代是宗教禁壓科學及藝術，後來到了唯物論則把萬事萬物都屬於科學，稱為歷史科學、藝術科學、社會科學等，並否定宗教，而民主派則又講要宗教與藝術與科學民主共存，互相尊重，才是學者的風度雲。惟有中國文明只是一個理字，神、藝術、數與物理，皆可以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來說明。 《易經》：「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測是不連續與飛躍，奇蹟是以祈禱或何種修煉使我與大自然的意志與息為一，直接叩著了物之象，而物之形響應之。）神是大自然的意志與息的變化，所以神亦是在於天地萬物，與文明的創造里，而可不落於宗教。物生而有象，象而後有數有形，《易·繫辭》里的此一語給的啟示就有得可以解答畢達戈拉斯的無理數與有理數的問題，與湯川秀樹所提出的素粒子現象的背後是什麼的問題了。所以中國是連文學亦是理知的，不是局限於物質的合理主義之理，而是天道人事與萬物秩序之理。日本文學是抒情的，中國文學則抒理，連《西遊記》亦是理性的喜樂。 以前我注意到了中國人特有一個千人抬不動的一個理字，今更明白了原來這是從《易經》的把文明加以理論體系的學問化而來。而希臘人所做的數學的理論體系的學問化，與後來牛頓所做的物理學的理論體系的學問化，則只是其一部分，未免幅窄，雖深細而浮面。 中國文明的這個理字，其止即是秩序，其動即是天道。中國人世的秩序是與自然界萬物的秩序為一。西洋式的文化人每鄙嘆中國人的缺少組織的秩序，卻不知中國的人世秩序是如同中國書畫裡景物的秩序，不是組織的，乃是生成的，像一樹的枝葉舒發分布。而此秩序的風動處則有天道。此秩序是禮，而天道是樂。但一般中國人把凡此皆只作為一個天理，印在心頭，說在口頭，成了日常生活的性情。 天下最強的是理，一個人的情操可以都被破壞了，而對數理與物理的意識到了最後亦還是保有。何況是中國人的理是天理，數理物理還是知識的，而天理則是中國民族的悟得，比單是知識的東西更不會被消滅。破壞了中國人的情操，但是毀不得民間的這個理字。 比方憲法可被否定，但是數學與物理學的常識無人否定，個人無論怎樣的情緒低落，乃至落到了虛無主義，或一個民族無論怎樣的墮落到了滅亡的直前，亦不去想到懷疑數學與物理的常識。國民的數學與物理的常識還與教育有關，而天理則是因於中國民族的悟得，民間不識字的人亦會得，少受學校教育的影響，所以要破壞最難。破壞生活的習慣，摧毀倫常觀念，但是也毀滅不得民間的天理觀念。 中國人是好相與而難相與 世界上惟有中國人最好相與，亦最難相與。中國人是現實的而不執著，所以最好相與。不執著，是因為他曉得人事之外尚有天道，所以比起西洋人來中國人見得馬馬虎虎。德國人是於理的線條嚴刻，而中國人曰馬馬虎虎，本來是譬如畫月亮，不用嚴刻的線條還可以畫出真的圓呢。英國人特別於既成事實尊重，而中國人曰馬馬虎虎，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美國人是以物質的損得為準，而中國人曰，人有九算，天有一除，吃虧就是便宜。法國人是以優雅為品，而中國人曰，皇帝還有穿草鞋的親戚，有什麼怕失面子的。俄國人的共產主義與其舊教是同一個精神，厚重而殘忍，咬住一樣東西就絕對不放，而中國人曰：「必定要這樣狠狠地霸占住做什麼？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真是得饒人處且饒人，東家兒童到西鄰，我勸你馬馬虎虎吧。」再如日本人，日本人於物倒還看得開，惟於情看不開，而中國人則於情也看得開，情是似真似假，極真的事，卻笑說是人騙人而已。中國人少有像日本人的感極而泣，但是遠比日本人的感情更長久。凡此皆因中國人是生於現實的事物而直通於天，且連對於天也豁然，剛說過天道不爽，卻又說是天道茫茫。一忽兒怕赫赫上帝，一忽兒又說大自然是造化小兒。 中國人因是如此的不拘，一來就可以與人無間然，所以說中國人是最易相與。中國人的最易相與，是世界和平之基。先是中國的廣大統一，有一個華夏的天下，連五胡亂華都被同化。還有是漢唐之盛，開通西域，與印度人波斯人之所以能那樣長久的和平交往。中國人若像馬其頓人羅馬人，彼時怕早要想遠征印度與波斯乃至羅馬了。中國人的容易相與，乃因其出身是井田制的王民，又是有《易經》的理論化學問的自覺的天民。 使人與人不親的是身份地位之隔、利害之隔、理論之隔、宗教之隔等，中國人也不是沒有這些阻隔，只不要太認真，這就是疏不間親了。所以與陌上街上的一般人皆有親情好意。橫塘詩，對不識的人亦停舟暫相問，秦羅敷採桑及漢唐詩里的採蓮采菱女子與岸上人相問答的風光，即是生於這背景。便是《三國演義》里英雄們的為友為仇，《水滸傳》里的江湖義氣，《紅樓夢》里的戀愛，亦皆是生於這背境。便是我們今日要來起義，豪傑與萬民的意氣相結，亦是靠的有這背景。外國亦有農民暴動與革命的群眾行動，但沒有像中國的民間起兵，是只為意氣相投更在於共同的利害關係之上。 中國的政治，向來是天下有道，萬民與朝廷可以無間然，不用代議制，民間甚至也不問不知，而自然與朝廷可以如兩個小孩的無嫌猜，亦皆是因為中國人的這種素質。所以說中國人是最容易相與，無論是個人與個人之間，或政府與國民之間。 但若你把來弄彆扭了，則最難相與的亦是中國人，無論是個人對個人，或政府對國民，你便與之馬馬虎虎亦不行，與之認真亦不行。中國人與人交際，他總保持禮貌，一面卻盡在忖量你，而你不知，你連不易知道他是惱與不惱，喜或不喜。若在政府，則再也沒有比中國的民心更難把握的了。 無亡天下 中國民心之難被把握，最是見之於日軍占領期內。日本軍用戰勝者的威嚴去壓他，他卻道是勝負乃兵家常事，強的哪有強到底，毒蟲自有毒蟲怕。他看形勢，好漢不吃眼前虧，心裡可是並不把你當真。中國人是有歷史的哲學，天道的哲學。而日本軍想以善政撫綏人心，改用笑顏對民間，民間也向你勾勾頭，卻不上你的當。因為中國人五千年來經過多少世變，閱人多矣，他辨貌見色，聽人說話會聽音凡。中國人是有聽天籟地籟的聽覺，今來聽你日本人的人籟，你但凡眉毛動動，他還有哪些兒不知道的。 中國民間是你想要征服他不容易，想要指導他亦不容易，想要統治他也不容易。 中國民間的不可被征服，是不但對日本的占領軍如此，便像以前對元兵清兵，雖然宋朝明朝是亡了，亦民間還是沒有被征服。雖顧炎武說有亡國與亡天下，但天下不是這樣就可以亡得的。天下是漢民族悟得了，通到了天了才有的，希臘羅馬都沒有天下，亡了國就完了，中國民間則還有天下不亡。以前雖在五胡、蒙古及滿清的統治之下，民間亦還是漢文明的人世，人之相與及行儀，與制器的發想，對事理形勢的發想，皆是有著一個天字，連日常的性情亦自於天。滿清強要漢民族亦辮髮胡服，而漢人曰：生降死不降，男降女不降。但比起這個，還有那日常的一個天字才是強大呢。結果連拓跋魏的政府，元朝清朝的政府，亦為這文明的人世所映，被假借來權做了它的朝廷，而其後還是被推翻了。 以前巴比倫、波斯、埃及等古文明國曆世久長，雖遭奴隸制與蠻族入侵所污染了，亦尚又延長了二三千年，便因其是與中國文明同出一源，有著一個天道，雖然換了前王朝後王朝，亞述與巴比倫，亦還是存續，到了最後最後，才被從歷史上永遠消滅了。惟獨中國不消滅，是因為中國有《易經》，多了一個學問上的自覺。新石器時代人類開了悟識，於是有了文明造形的第一波，而惟獨中國後來還有《易經》的理論學問化掀起了文明造形的第二波。所以制度如三代井田，制器如殷銅器，皆為巴比倫等所不及，而且因為知其理，故不隨形以俱亡，井田廢后亦還是有秦漢的好制度，銅器衰後則有陶磁器一般是好。巴比倫那邊，後來是其器之形亡，神之名亡，遂一切都亡了。 中國是天下不亡，縱使國亡了亦可再興。中國人的能同化入侵的異民族，亦是因其不亡天下。並非因文化程度比較高就能如此。希臘羅馬的文化也比當時其他民族的高，被學習了採用，但是不能使之同化而為希臘人羅馬人。歐洲還是不得統一，而中國的則是五胡皆成了與漢族同是中國人，就因為中國文明有個天下，可以使大家在無限的空間與時間中相處相安。所以歐洲不能統一，而中國則能統一。歐洲是單靠有希臘羅馬的數學與物理學不夠成天下。 劫毀篇 借天之棒打人，亦要會奪天之棒打天 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強者，因為他見多識廣，凡事能看得開。看得開是因為他能看得真。《舊約》里一婦人聞前方兵敗，約櫃被奪，曰：以色列的榮光去矣。約櫃是上帝對以色列人建國的約言所藏。中國有夏禹傳下來的九鼎，至於殷周，皆奉為建國的象徵，而到了要保不住了，卻說是國之胙命在德不在鼎，比以色列人的對約櫃能看開，就不致落膽。中國人是看任何事物皆有其理，而理並不限於任何事物。西班牙的二百人頃刻之間滅了印迦帝國，只因為誘捉了印迦的王，而中國晉懷愍二帝被匈奴所俘，宋徽欽二帝被金兵所俘，明英宗被韃靼所俘，這裡還是抗戰，不被要挾。因為皇帝雖尊，亦凡事要看情形，皇帝若不好可以易之，社稷神不好亦可以變易，百姓不好則易風俗。中國人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沒有巫魘。 強弱在於勝負，存亡在於生死，而中國人則是最強而長生的民族。先講勝負，湯恩比只會說要挑戰，而中國人卻是與天賭勝負。《碧岩錄》第七十五則，烏臼禪師，有僧來參，禪師打他三棒，僧不服，烏臼云：屈棒原來有人吃在。僧云：爭奈勺柄在和尚手裡。烏臼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奪烏臼手中棒，打烏臼三下，烏臼云：屈棒屈棒。僧禮拜。那僧是悟得了。他悟得了什麼？ 元末天下大亂，群盜蜂起，兵戈遍地，就是生民的浩劫到了，朱元璋是鳳陽地方一窮人，於神前卜留凶？卜逃凶？曰：神豈欲我起義耶？擲筊得大吉。遂投郭子興軍，後來做了明朝的太祖皇帝。你留你逃就是預備受屈棒，既然天意要反亂，你就參加反亂，朱元璋的參加郭子興之眾，就像劉秀的參加了紅巾賊眾。原來梁山泊的旗號代天行道，乃是代天行的殺戮。人以私意殺人有罪，代天行殺戮則不在此例。所以民間說黃巢是天上的殺星下凡，天有好生之德，亦以肅殺為清曠，浩劫到時，便善惡是非都一耙平，你想留想逃，善良而被殺，怎如你也參加浩劫，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原來曹操此言倒是真的。但是你奪了天的棒，還要有本事打天三棒，這場浩劫才能完結。史實如：既是天降黃巢，就會有這麼多人蜂起去參加，所過之地殺戮得人煙斷絕，雞犬不留，這是天要收拾人口，而黃巢之眾當中卻出來了朱溫，他先還是借天之棒打人，後來他卻擊滅了黃巢，這就是奪天之棒打了天三下，這才把一場劫數終結了。 世界史上多少古文明國都滅亡，而中國獨存，就是因為中國民族能度得過劫數。自然之理，有生必有死，有盛必有衰，而現代人被眼前的物質蒙蔽了，見識不到此，還不如動物的對於災變有預先感知的本能了。西方的古文明國有神巫先知，古印度人更明確的提出了一個劫字，但是世界上最知道什麼是劫數的只有中國民間。《荷馬史詩》里特洛伊之戰，特洛伊的女巫預知了不吉。以色列人的《舊約聖經》里亦每有先知預言滅亡的神示，不過是關係一民族之事，不及中國民間所認識的「浩劫」是遍人間的，是天人之際的事，連敵我的分別都成了小的了。《舊約》里惟那次洪水的浩劫，但把來說作善惡因果就又小了。浩劫到來時是，你只有也來代天殺戮，你若站在人這邊，是不分善惡皆盡。巴比倫亡了，印迦亡了，連神像也倒在廢墟斜陽里。 西方許多古文明國的人們，例如特洛伊人，以為只是自民族的災禍，所以拚命抵抗敵人，敗亡了，那邊的地形好像是也不易逃避隱匿，女人都被掠做了奴隸，男人是被殺戮，留剩下來的也做奴隸，這個古文明國就此永遠被從歷史上抹去了。而中國人卻不這樣簡單。例如五胡亂華那一次，人們即感知此是遍人間的浩劫，抵抗的人也抵抗，挽住了東南半壁，隱遁的人也隱遁，如秦末也有商山四皓，漢末也有南陽隆中的桑麻風日，而中原之民則多在五胡的軍中混雜不分，奪了天的棒，也來殺漢，也來殺胡，為完此劫數，而結果是五胡的北朝與華夏的南朝結合而為一統的天下。其間也有多少的民族的慷慨悲歌，也有與五胡無間然的民風士氣，而至終是打了天三棒，所以有華夷統一天下的出現的。 古印度人也把劫看得大，但是只以「無常」一語了之，此是其不足。中國人則把劫數看做像竹節的節，是因於大自然的連續與不連續法則，至節通不過則死，但是飛躍得過則又可茁新枝。此是中國民族從那次洪水的浩劫得來的悟識，再加以《易經》把來理論學問化了，所以其他古文明國皆歷劫而亡了，獨有中國不亡，其他古文明國人也曾有洪水那次的悟識，但是沒有把來像《易經》的加以理論學問化。 天上有殺星 史上的劫毀一是洪水，二是死，三是戰爭。這裡再來說死。舊石器人知葬，而其於死人的觀念與其對圖騰的觀念，皆只是一個巫魘。新石器人去了巫魘，以為人死了即不再與人世有干涉，而到他界。而尚有他界，有黃泉乃至天堂與地獄之類，即是尚未完全曉得，而不知死是自然界的劫毀。惟中國人知死是與宇宙劫毀同一個理，既是劫毀了，又哪兒還會有什麼黃泉冥土，天堂地獄，此點老莊說得最透徹。人死了是返於大自然的無，天文上一個天體劫毀了亦是返於大自然的無。人但凡開了覺識，悟得了，這點覺性就與大自然的無同在，超過劫毀了。此點印度人的佛教說死是人於涅槃有相近，佛與常人不同處只在於佛是覺性長存。佛經亦以死為劫壞。但是佛教本來以生為虛妄不存在，這就大大減低了他的劫壞說的價值了。 中國人是以生為大事，所以亦以死為大事，以現實為大事，所以亦以劫壞為大事。佛教說無明的東西無常，所以會遇劫而壞，中國人卻說文明的東西，自古聖賢與常人皆有死，歷史上大劫來時，許多好人與惡人同死。銀河系的星也會劫壞，這不關無明與文明。但就大自然來看，則這些生死成毀都只是一個無生有，有復歸於無的變易，就能超然於劫毀了。若站在人的立場，死是無情，若自己也是大自然的無情，就能豁然了。人類的營為，若只是個社會，劫毀了，如同一個銀河系消滅了就永遠沒有了，但是若能還有個人世像大自然，則社會雖劫毀了亦還可以再有，如同一個星體消滅了又有新的星體出來，大自然是永續的。中國不亡，比西洋的只有社會，中國是多了個人世。中國文明是禮樂與制度皆於現實的社會尚有個人世。所以當著劫毀，是中國民族最強。 天文學上的用語，說一個星體的終結比作一個人的死亡，就覺得黯然藐小無趣，反過來，若把人的死亡比作一個宇宙的劫毀，那就胸襟不同了。有此胸襟，大自然本來亦可說是無成與毀。中國人是把洪水，把死，把戰爭，都看做是這樣的劫毀，而最先是從渡洪水得來的經驗。 西洋人沒有毀滅的觀念，因為他們是等於沒有過毀滅的經驗。人要能度過了毀滅，才有這件事的記憶，而西洋人是遇劫而毀，連記憶亦沒有留下來了。我們與一些古文明國的祖先，是渡洪水時面對著了真的東西了，這一下就開了悟識。而遇見了真的東西，則感激難忘，所以都記得那回的洪水。但是後來西方那些古文明國如巴比倫與埃及滅亡了就沒有東西留下來，其後的西洋人就沒有了劫毀的觀念了。舊時物理學的物質不滅論與達爾文的進化論與今時天文學的星體死亡云云，皆不能給人一個劫毀的觀念。現在有劫毀的觀念的是惟獨中國人。 比方觀察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可能性的問題，日本人是從感情來判斷，西洋人是從條件來判斷，而中國人則於感情與條件之上更加上一個天道成毀的觀念來判斷。日本人判斷大戰不會有，西洋人判斷也許會爆發，而中國人則判斷必定爆發，於是再從形勢來看，時期不遠了。核兵器大戰的損害程度，中國人的看法也比西洋人的看法更嚴重，因為中國人是以一個歷史的劫毀的觀念來估想其時破壞的程度。 中國人的想法還是我母親的那句話，天要收作人頭了。現在世界的人口這樣多，物質的營造這樣多，要把時間與空間都塞滿了（今經濟不景氣不過是其結果之一），如果天還想透口氣，只有把來大大地疏刪，但是今若用第二次大戰時的空襲地毯式的轟炸，地上的與軍艦上的炮火來殺戮與破壞，是已經殺戮不得如數，破壞不得如數了。只有用核兵器來殺戮與破壞才能奏效。這都是天意。所以第三次大戰是必定的，而且至少殺戮破壞到達成疏刪為止，或者更在這之上。如今的科學知識，也知道地球上的植物，與草食動物，與肉食動物繁殖，以及與人類的存在有一個保持均衡的自然律，這把達爾文的進化論的領域又展開了些，但亦西洋人還是不知何謂劫毀。劫毀的觀念是有著對於天意與人情的自覺。 蟲聲尚知感秋，產國主義社會的營造到了今天，人們以一種動物的本能也感到前途不長了。但是動物雖然感得，卻沒有知識，不知這是秋來了。人則有感，有知識，還有悟識。今天的世界感到前途不長了，這是感。從而知道產國主義社會營造的本質與形勢的已在急急趨向核兵器大戰，這是知識，更在此之上悟得了有天意與人情的自覺，這就是悟識了。而西洋人乃至日本人今只感到了身邊的與世界的前途黯然了，卻不想要知道關於產國主義社會的營造與核兵器大戰的臨界，這就是低落到了與動物一般雖然感得了，而無知識，更哪裡還談得到悟識呢？他們是因這無知，知的光輝全熄了，所以只有黯然，這一晌西洋的與日本的文學更一直趨於陰暗，讀之使人的心都窄攏來，這就是此去命運的徵兆，一旦核兵器大戰的劫毀到來，多少億人都冤屈的死亡。 天下不能無戰爭，猶如人不能無死。人惟是可以像老子說的「死而不亡者壽」，若能死得有情思，就是死而有所不亡的了。而情思要有境界，最大的境界是天意。戰爭是西方古代的戰爭尚有神意，而第二次大戰的美國記錄電影，與日本的記錄小說，則皆只是事件的，將來第三次大戰將更無趣是決定的了。惟中國人對第三次大戰亦尚能是情思的，有天意為境界吧？ 說神意也不如說天意。歐陽修論五代興亡之際：「嗚乎，雖曰人事，亦豈非天意哉。」宗教者說的神意是看你的人事，而中國人說的天意則是每每會並不看你的人事如何的，所以要悟得天意，境界才是大呢。有文學寫作經驗的人，可知若寫一部對日本抗戰八年勝利的小說，當然不可以寫成只是事件的，而若要寫進神意，又總覺寫不好，要寫進天意才寫得好，然而如何把天意來表現於文學上的造形，則真是難了。即此見中國文學的境界才真是高呢。 現在世界上就只有中國民間在明靜的看取歷史上的劫數將到，亦最有心胸來擔承。中國人是說天上也有殺星，還有酒星與賊星。戰神雖說是蚩尤，卻又是太白晝現，主兵氣。太白是金星。說殺星與酒星賊星，便是有造化小兒的心胸的了，所以一樣在核兵器的世界大戰下也是中國人還可有比劫毀更大的境界，倘若死亡，亦比較少冤苦，這就是中國人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強了。而經過這場劫毀，中國人若還有留存，那就是文明的留存，而且還可以是加上新意呢。 站在天與人之際 成毀之理惟中國人最悟得好。莊子曰：「天地之間果有成與毀乎？果無成與毀乎？有成與毀，是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毀，是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氏之鼓琴也，惠子之據梧也，其幾於知矣。」莊子的這話用別的方法來說明，就可比十五六歲的女子談戀愛，就有戀愛的成功與失敗，十一二歲的女孩尚未知談戀愛，也沒有戀愛的成功與失敗。而若是二三歲的嬰孩則更只是一片天機，通於大自然的青天白日，無有男女。而悟得了的人，則雖在生死成敗之際，亦似身上並無故事，雖然此身擔承著一個亂世，亦仿似青天白日無跡可求的境界。賈寶玉說我終有這樣的一天，但願此身化為飛灰。化為飛灰還不好，但願化為只是一股青煙，只是一股氣，吹得無影無蹤。人死了最怕還冤魂不散，動物死了也留下鈍重的苦悶，要有天堂地獄來作一結論，都不如大自然的連結論也無需要，無終無始的好。莊子與禪僧所悟得的青天白日無跡可求的境界，與釋迦所悟得的相通，而比他的更現實。莊子與禪僧的與賈寶玉的，是中國民間皆於現實有此境界。 釋迦稱此境界為涅槃，都不如說青天白日的好。涅槃斷絕生滅，惟有悟識長存，青天白日卻是生滅將起未起之際，乃至正當生滅之際，乃至過了生滅之後，而這裡的悟識長存則是大荒山青梗峰下石碑上的歷歷字跡。埃及也有石上刻字，但不是悟識長存，而只是像古生物的化石，不然也與舊石器人的洞窟壁畫相差不多。 近世中國人有幾次浩劫，一是西洋八國聯軍，又一次是這回的日本軍全面入侵，第三次是今後要到來的核兵器世界大戰。前兩次中國人是以歷史的經驗來對處，但是最後的一次則連歷史的經驗也要把來拋了，單單以天與人之際來對處。 西洋從羅馬以前講有神意，國祚還長些，但也說神意不如中國人說的天意。其後盧騷的，黑格爾的，馬克思的歷史觀里一概沒有了所謂神意天意，單是人事與物理的東西，完了就什麼也沒有遺留了。中國民間是把毛澤東看做天降黃巢，反星殺星下凡，是人頭上的劫數，劫數會過去，別有真命天子會出來。蘇俄的人民則沒有這種劫數的觀念。講中國政治的動態，最是要知道這個。中國民間因有劫毀的觀念，把到來的大災難決不敢大意。中國人知道天有好生之德，但同時還有一句天地不仁最是厲害，有道是反星大如帝星，煞神大於善神，煞神不是普通的善神所可對抗，所以天道賞善罰惡，而有時卻並不如此。煞神是惟有體露金風，以生命的一個「生」字才可與之對抗。所以劫毀的觀念是對於現實最大的承認，而亦是對現實最大的否認。因為劫數必會過去。 此政治上的事，但是以文學來說明最易明白。例如《聊齋志異》是清初的小說，距張獻忠李自成之亂與清兵入關的殺戮，年代未遠，所以書中每有狐仙告其主人曰浩劫將至，此地將成白地。童謠尚有如「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皆是叫人驚心動魄。但浩劫既是人事的，而亦是天意，民間此時自然兼有天民的身份，本是浩劫的對象的，卻來主客易位，主動的來參加這浩劫，這就是中國獨有的民間起兵天下皆反的觀念。便是史上的五胡亂華時，王彌等之眾皆是漢人。若在古代西洋，你是自己的民族團結擊退外敵或被滅亡了，如許多古文明國，而中國人卻是自己也來參加了胡族的動亂。五胡的部隊里多起自中國民間，士是王猛參加了苻秦，崔浩參加了拓跋魏，五胡亂華被變質為民間起兵，天與人之際的事大，民族之間的事反是小了。這要說是中國人忘了民族大義，卻又同時有溫嶠祖逖劉裕等在要收復神州，便是王猛崔浩高允等亦都在要以夏變夷，決不是以夷變夏，而五胡亂華一場浩劫果然成了是建設的、創造的，出來了隋唐的天下。天降大劫，民間也不是不思躲避，而反為主客互換，踴躍地去參加。 蘇俄可以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與史大林的五年計劃來定局，中國卻有個文明不同，而且中國史上的，及這回的有天意在內的劫數，不比俄國的單是第一次大戰與當時俄國政局下階級鬥爭的事情形勢，事務性的、階級性的問題得了解決，形勢也就有了著落了，中國的是還有個天意難處理。俄國的譬如畫一張構造的設計圖，用三角板與圓規及計尺來畫了就可以算數，而中國的卻要是一幅真的圖畫，如唐朝閻立本畫的《職貢圖》，與宋朝的《清明上河圖》。中國是至今有個天意定不下來。 可與劫毀相對的只有生 人以為西洋人最講個性，殊不知那是個別，不是個性。個性必是生命的東西才有的。西洋人也不是全無個性，單單動植物就生命有個性，西洋人豈會沒有，只是幅狹罷了。小時憧憬於羅馬的英雄傳，及後購得了一讀，很失望，西澤龐貝等只覺其是油畫裡陰影濃重的隘小空間裡的人物。希臘還有江山，如雕像不落陰影，羅馬的惟是征服與權力欲，就不成風景。風景是在人的個性與物的個性里展開的，先就《史記》、《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大觀園裡人物的個性，非西洋文學裡所有。托爾斯泰著《戰爭與和平》里不同樣的人物要算得多了，其實那幾個人的個性還是寡薄，合於油畫的濃重光影里的。西洋小說里毋寧是著重在寫情慾與故事，而中國小說則重在寫人物個性，即使沒有故事，亦已自成風景。 中國文明的人世真是個偉大的風景。先說春秋戰國時諸子百家的學問的風景，範圍就超過同時代希臘的。過後中國是展開於行事與製作的造形，建築陶器衣裳之美，穀物的種類與絲絹遠比西洋的豐富多變化，論文章則如劉勰《文心雕龍》里所列的文體的完備亦非西洋所有。凡此皆因中國人的創造是知道一個生字，而西洋人則不知道一個生字。《莊子》里有人三年以玉製成一葉，置之真葉中不能辨別，莊子曰：你這雖然巧，但是怎及得天地無心，春風吹吹千枝萬條皆生出葉子來。中國人的創作便是像這樣的自然生出來的。 大自然自無生有，所以說天生萬物。但如水石只是被天所生，不能水石生水石，惟動植物則尚能牛又生牛，馬又生馬，人又生人。《舊約聖經》說人為婦人所生，歐洲的神話里又有地母。但是天生萬物，各各不同，而牛則只能生牛，馬則只能生馬，人則只能生人，不免是個限制。及至人開了悟識，知道人也可以與天一樣的創造生命，如魯班造的房子，王羲之寫的字，吳道子畫的畫，李白蘇軾作的詩，都是有生命的，而且是作者賦予它的生命，這就是人參與了造化，與天地並了，所以人可以與天地稱為三才。這樣就打破了被母體所生的限制，與只能生同種的限制。而具此悟識的只有中國民族與日本民族。 日本《古事記》里，女神伊奘那美生日本諸島，最後生了火神被灼傷而死，其夫男神伊奘那歧至黃泉見得一見妻，逃回到了阿波歧原而祓除不潔，投棄了杖與帶、囊、衣褌、手纏等，所投諸物皆成了神。又至中瀨洗滌身體，隨所滌之目與鼻而生日神月神等，此就是由母體生子，進到了父生子，即是男人以創造物而賦予生命了。中國民族亦是同此悟識，而加以理論體系的學問化，《易經》講陽生而陰長，不說是陰生。民間的俗語天生地養，中國人不說什麼地母。女媧與日本的天照大神皆不說是地母，《西遊記》里的觀音菩薩倒是像姊姊，民間母親都有點像是姊姊，我今才知其故。而印度的裸體女神像雕刻極是表達了生命的豐饒，與西洋人一般停留在「人為婦人所生」的階段。 懂得這個，就知道中國民族的創造力的秘密了。中國人是以與天地生成萬物一樣的創造力建起了人世的大風景，凡人與凡東西皆有生命的個性，這就不可加以支配與被支配關係的統治。所以中國自有其無為而治的政治，產業亦自有其不礙個性的統一制度，民間日常生活的對於人與物都自有中國的情操，理性的態度。 文明在於無生有，無則無限，生則至強，無限與至強則絕對，中國民間的嚮往有真命天子出世，即是人世要有這個絕對，不但對蔣介石，有一時對毛澤東亦曾如此相期，在實際政治上是發生過很大的作用。民間惟有對孫文當時不曾去想他是真命天子，那是因為真命天子出世的嚮往每與民間起兵相聯，而孫文領導的民間起兵尚聲勢不足。 日本《古事記》在於黃泉的伊奘那美女神追伊奘那歧男神至比良坡不及，曰：我必使汝國之人日死千口。伊奘那歧男神答：我國之人必日生一千五百口。可與毀滅相對的是只有生，因為成與壞都是大自然的一個《易經》的易字。而成與壞，生與劫毀之比大概是一點五對一之比。惟中國人日本人悟得這個生字，而且在於現實生活的全面，比日本民族還更有理論的學問的自覺。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一日寫起 同年十一月七日寫完 東京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