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浮世與病榻 · 陀思妥耶夫斯基

還是這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個從死亡門口被拉回來，同時也是自動轉身回頭的幸運兒。但是將他的性命推向危險邊緣的災難，並非像我一樣是罹患惡病，而是為他人所製造的「法」這個器械的敵人，猝然戳穿了他的心臟。 他在他的俱樂部談論時事，高喊道：不得已只有革命。就這樣，他被囚禁了。在牢里沐浴了八個月薄暗的日光之後，他被拉到藍天之下，站立在新設的刑壇之上。為了接受對自己的控告，他於二十一度的霜天，光裸著身子，只穿一件襯衫，等待宣判的終結。突然，一句「執行槍決」的宣告震動鼓膜。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問站在旁邊的囚犯：「真的要被殺嗎？」——這時，白色的手絹揮動著，士兵將瞄準的槍口放低下來。就這樣，陀思妥耶夫斯基躲過了吞下由法律所團捏的渾圓而灼熱的彈丸，代之而來的是，在西伯利亞荒野度過四年流放的日月。 他的心從生走向死，又從死回到生，不到一小時，三度描畫構成銳角的曲線。三段曲線都是由不容許妥協的強烈的角度連接在一起的，每一次改變都是驚心動魄的經歷。一個堅信能夠生存下去的人，突然在五分鐘之內被宣判處死；在被判決要死了以後，他一邊迎接即將到來的死，一邊仍然利用這五分鐘將生命一分一秒地進行下去。這幾分鐘內，將要到來的死突然又翻轉跟頭，重新變成了生。——這種時候，我想，像我這種神經質的人，即使是三段轉折的任何一段，我都是經受不起的。當時，有一位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同命運的囚犯，當場就瘋了。 儘管如此，走向恢復的我躺在病床上，每每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眼前尤其浮現出他從死亡宣判中甦醒過來的最後一幕。凜冽的晴空，嶄新的刑壇，站立在刑壇上的他的身影，只穿一件襯衫的身影……這一切都鮮明地輝映於想像的明鏡之中。唯獨那知道免於死刑後的瞬間的驚愕表情，卻無法清晰地映現出來。而我其實是只想看到他那「瞬間的驚愕」，才將心中的整個畫面組合起來的。 我想在自然之手的作用下死去。事實上，也確實死了一會兒。等後來喚回當時的記憶，依然處處存留著洞穴，由妻子的敘述加以填補之後，這才獲得了整體的構圖。回頭一看，一種栗然驚悚的感覺使我不能自已。 對比如此恐懼，於九仞之巔挽生命於一簣之喜悅，又有著特別的意義。伴隨著此生此死的驚恐與歡欣，猶如一張紙正反兩面相重合。鑒於此，我在產生聯想的時候，經常回憶起陀思妥耶夫斯基。 「假如缺少最後一節，我絕不會保持鎮靜。」他自己說。 我有幸沒有經受到發瘋時那種精神的緊張，或許我未能料到他的驚恐和喜悅，這樣說也許更恰當。正因為如此，假如是這樣，那種畫龍點睛般剎那之間精彩的表情，不管如何想像，在我眼前只能是朦朧一片。在感應命運的一擒一縱這一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我，猶如詩和散文的不同。 儘管如此，我依然每每不斷地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來，依然執拗地回憶著那凜冽的晴空，嶄新的刑壇，站立在刑壇上的他的身影，只穿一件襯衫的身影，以及顫抖的軀體。 如今，這面想像的鏡子不知不覺變得模糊了。同時，生還的喜悅也日漸離我遠去了。假如那種喜悅始終留在個人身邊——那麼，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個人，對於自己的幸福，一生都不會忘記感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