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浮世與病榻 · 長谷川君和我

長谷川1君和我除了互相知道姓名之外，其餘並沒有任何接觸。記得我剛進入報社的時候，並不知道長谷川君已經是朝日新聞社的職員了。那麼是在什麼機會下認識他的呢？如今，全然淡忘了。總之，進入報社後有一段時間，我們沒有見過面。長谷川君的家住在西片町，我當時住在阿部家族的故宅，所以論其住居，就在眼皮底下。所以，說實在，我主動投刺登門拜訪，本是人之常情。然而，我卻疏忽了這一點，根本沒有想起問一聲長谷川君家住何處。就這樣，稀里糊塗混過去了。不久，鳥居君從大阪來，主筆池邊君邀集我們十多個人到有樂町俱樂部會餐。我這個報社新人，第一次和我社的重要人物同桌吃飯，那會兒長谷川君也身在其中。當有人向我介紹長谷川君時，我覺得他和我想像的相差太遠，心裡暗暗吃驚，連忙上前打招呼。起初我看到長谷川君進屋的身影，也聽到他和其他要好的朋友親切交談的語調——當時我完全沒有想到他就是長谷川君，只把他看成是社內的一名重要職員。雖然從年輕時起我就養成了對各種傻事胡思亂想的毛病，但不大喜歡在腦子裡描摹陌生人的容貌和舉止。尤其到了中年，在這方面完全是一篇淡泊的散文。因此，對於長谷川君，也沒有留下什麼特別鮮明的印象。不過，冥冥之中，腦子裡漠然覺得有一個長谷川君的存在，所以一聽說長谷川君這個名字，不由「啊」的驚叫起來。但若解剖一下這驚訝，會發現全都是一些消極的行為。首先，沒想到他個子那麼高大，身體那麼強健；也沒想到他的肩膀那麼粗獷，下巴頦那麼寬闊。他的丰儀處處呈現著方方稜稜的樣子，甚至連頭都是四角的，現在想起來還有些好笑。當時雖說還沒有讀過《面影》，但怎麼也想像不出那種艷情小說竟然會是這個人一手寫作的。說他「魁偉」也許有點兒誇大，顯得不禮貌，但不管怎麼說都有些近似，到底不是屬於那種手握一管細鵝翎、坐在桌前吟風弄月的主兒，所以實在令人吃驚。但最使我驚訝的是他的音調。坦白地說，稍微輕浮了些。不過，發低音時非常沉穩舒緩，語調絲毫不顯得急迫。而且，有人給我們作介紹時，長谷川君只說了一兩句話（當然，我也同樣寒暄了幾句，沒有多費口舌，這倒是事實）。當時他說了些什麼，至今全忘了，不過也不是平素常聽到的那種空虛辭令，這也是事實。雙方毫無表情地只顧低著頭，自己怎麼樣不清楚，反正對於對方的樣子很感驚奇。因為是文學家，說起奉承話總覺得對不住其他人，但老實說，沒想到長谷川君和我的談話會那樣簡單至極——這種情況實在出人意表。 席間，我並沒有找到同長谷川君說話的機會，只是默默聽他發言。當時，我的感覺是，這個人是很有品位的紳士，既不是文學家，也不是報社職員，更不是政客軍人。我從儼然存在於所有職業以外的這位富有品位的紳士那裡，感受到了一種社交的快味。我的體會，這不是那種單單產生於門第階級的貴族式的品位，這種品位一半來自性情，一半來自修養。而且我發現，這種修養之中，受襲於自製和克己的所謂漢學家做派，但沒有自我矯飾的硬性痕跡。我可以斷定，有幾分是做學問時自行達到的境界，同時我還可以斷定，另有幾分是在和學問相反的方面即俗世進行苦鬥，洗滌土鄙，接著再度安住於土鄙而產生的結果。 當時，長谷川君和池邊君談論起俄國的政黨來了。他們談得十分投機，不見有結束的時候。要說他們娓娓數千言，聽起來給人能言善辯、滔滔不絕的印象，似乎有些失禮；但從時間上說，又不能不使用這樣的形容詞。知識上的詳密精細自當別論，甚至對面左邊某人旁邊是誰，他的相反方向有誰的坐席等都記得很清楚，簡直就像昨天才從俄國回來，就連那種很難記的某某斯基之類的人名也都能舉出無數個來。但奇怪的是，這種談話絲毫不含有一丁點兒故意賣弄知識、無所不通的淺陋因子。我這個人生來對政黨政治麻木不覺，曾經問過一位朋友，「當今的眾議院主席是誰呀」，因而受到朋友一陣恥笑。這樣的我自然不知道俄國是否有議會，因而對這種談話沒有任何興趣。而且因為他們談論的時間過長，於是我聽到中途就告別回家了。這就是我和長谷川君初次見面的感想。 過了幾天，我有事到報社去。登上髒污的樓梯，推開編輯部的房門進去，只見北側窗下，四五個人圍坐在圓桌旁邊聊天。其他人的臉孔，一打開房門就能瞧見，只有一人背對著我坐在椅子上，身穿灰褐色西裝，修長的體軀超出椅子靠背一大截，看不出是誰來。到旁邊一瞅，原來是長谷川君。當時，我對長谷川君說道： 「我有事正要找您呢。」 話音還沒落，他就回說： 「哎呀，低氣壓期間，謝絕來客。」 「低氣壓」指的什麼？對於不了解他生平的我來說，實在不得要領，不過「謝絕來客」四個字聽起來又重又響，也就沒再反問。我只能解釋為或許他將頭疼瀟灑地說成是低氣壓吧？後來一問，才知道他指的就是實際上的低氣壓，據說苟有低氣壓徘徊不去，他的頭就始終脫離不開懊惱。當時我也學他，同樣掛起了「謝絕來客」的招牌。這雖然出自創作上的低氣壓，但「謝絕來客」表面上雙方都是同一回事。兩個人既沒有撤掉招牌的緣由，又缺少親密的關係，所以從此再沒有面談的機會了。 一天午後，我去洗澡，脫掉衣服正要走進浴場，猛然朝旁邊一瞥，看到一位正在洗浴的人，正是長谷川君。我喊了聲： 「長谷川先生！」 一直沒有注意到我的他，抬起臉來應了一聲。我們就這樣在浴池裡各自開了一次口。我記得那是很熱的時節，我揩乾身子，坐在鋪著草蓆的廊緣邊，扇著團扇乘涼。不一會兒，長谷川君也上來了。他首先戴上眼鏡，看到了我，從對面跟我打招呼。記得兩個人都光著身子。但長谷川君說話的方式，和初次見面談論俄國政黨時毫無二致，低音發得很穩重，語氣平緩，同全裸很不相稱。絲毫看不出他有什麼顧忌，真心實意向我訴說頭疼的事。去年好像暈倒過一次，躺在田頭休息了片刻，現在稍微好轉了一些。 「那麼說，還是謝絕來客嗎？」我半開玩笑地問他。 「哎呀……」他似乎支吾了一句。 「好吧，那我暫時先不去打擾了。」說著便分手了。 那年秋，我離開西片町搬到早稻田，因為搬家，我同長谷川君的緣分也越來越遠了。但我買了他寫的那部《面影》讀了，大受感動（從某種意義上說，現在依然受感動。遺憾的是，我現在無法說明我的所謂某種意義到底指什麼，因為這篇文章主要不是評論作品的，只得作罷）。因此，我寫了封信讚揚一番，從早稻田發往西片町。實際上是我很同情他的腦病，才做了這件多餘的事。那時，我做夢也沒有想到長谷川君並非以文學家為己任，作為同行又是同一報社的職員，雖然我自以為會多少給他帶去些安慰，但想想他恥於做一名文士的立場，實際上我的作為或許很不合時宜。他回了我一枚明信片，上面只寫著：「謝謝，望有空見面。」云云。簡單而淡薄，絲毫不是《面影》的文風，這令我大惑不解。這時，我才初次領教了長谷川君書信的一種風韻，然而這種書信絕不同於《面影》的風格。 其後，一直斷了聯繫。下次見面是他初步決定去俄國的時候。大阪的鳥居君前來招呼長谷川君和我共進午餐，地點定在神田川。到達旅館會合之後，我們正在商量究竟選哪裡為好的時候，長谷川君一個勁兒提到吃什麼這一話題，記得他問我「中華亭」是哪幾個字。在神田川時，他談到去滿洲旅行，被俄國人抓進監牢的經過，接著又談起現今俄國文壇不斷變化的趨勢、著名文學家的名字（名字很多，都是我所不知道的），還提到日本小說賣不掉的事。他希望到俄國以後，能把一些日本的短篇小說譯成俄語，等等。總之，三個人躺在蓆子上度過兩三個小時，盡情地暢談了一番。最後，他還托辦兩件事：他說他想宴請丹琴科2，請我一同出席；他不在國內期間，請我照顧一下物集3的女兒。 最後一面是，出發前幾天他前來辭行，這是長谷川君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到我家裡來。他走進客廳，環顧了一下室內，說： 「真像一座廟。」 因為是告別，所以沒有談及別的話題，只是將門生物集的女兒以及眼下獨自身在北國的人又反覆託付了一遍。 過了一天，我去回訪他，他正巧不在家。我終於沒有去送他。我同長谷川君從此再也未能見上一面。他只從俄國聖彼得堡給我來過一枚明信片，其中有些訴苦的話，說那裡非常寒冷，簡直叫人受不了。我看了信，同情之餘又覺得好笑，因為我並不認為會真的凍死，而他，看樣子就要被凍死似的。長谷川君到底還是死了！長谷川君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長谷川君，他就這樣死去了。要是他活著，我們也許只限於那幾次交往，或者說不定有機會變得更加親密。我只能將以上的長谷川君作為一位遠方的朋友，留在記憶之中。此外，別無辦法。他所託付給我的物集家的小姐，倒是時常見面，至於那位北國人士則杳無音信。 （1909年8月1日） 注釋 1 長谷川辰之助，即二葉亭四迷（1864—1909），翻譯家，日本近代小說的先驅。代表作有《面影》《平凡》等。 2 涅米羅維奇-丹琴科（1849—1936），俄國作家。 3 物集高見（1847—1928），日本語言學家，東京帝國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