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爾尼伯爵夫人 · 第一六九章九月二日的白天
丹東預料的事情發生了：在會議開始時，蒂里奧向議會提出了司法部長在前一天策劃的提案：議會並沒有領會其意思，它沒有在上午九點表決，而是進行討論，拖延了很久，到下午一點鐘才投票表決。
已經太晚了！
這四個小時使歐洲的自由推遲了一個世紀。
塔里昂幹得更巧妙。
受公社的委託下命令要司法部長來市政廳，他寫道：
部長先生，
收到此函後，請來市政廳一晤。
只是他搞錯了地址。他寫上：呈交陸軍部長，而不是：呈交司法部長。
大家等的是丹東，來的卻是塞爾旺，他局促不安地詢問大家要他幹什麼：大家一點兒也不需要他幹什麼。
這場誤會總算真相大白，可是已經上當了。
我們曾說過議會在下午一點才投票，表決得太遲了，而公社並沒有拖延，而是充分利用時間，
公社要幹些什麼呢？它要求大屠殺和專政。
下面就是它是怎麼進行的。
正如丹東所說過的，屠殺者不像大家所想像的那麼多。在九月一日到二日的夜裡，正當吉爾貝枉費心機地想把安德烈救出修道院的時候；馬拉已經把他的鼓動者派往各個俱樂部和各個區了，不管他們如何狂熱，他們在各俱樂部收效不大；而在四十八個區里，只有兩個：普瓦拉尼埃爾區和盧森堡區贊成大屠殺。
至於專政，公社深感要能如願以償的話，只有藉助於這三個名字：馬拉、羅伯斯庇爾、丹東。這就是它為什麼下令要丹東來市政廳的道理。
我們看到丹東已經有所預見：丹東沒有接到信，因此也沒有來。
假如他接到命令，假如塔利昂沒有把信送往陸軍部，而是交到司法部的話，丹東也許不敢違命。
在他缺席的情況下，公社不得不作出決定了。
它決定任命一個監督委員會，可是，監督委員會的成員不能任命公社以外的人員擔任。
是由帕尼斯來負責處理這件事。通過他的上帝羅伯斯庇爾，通過他的連襟桑泰爾，帕尼斯在市政廳中是舉足輕重的―大家都很清楚前檢查官帕尼斯為人虛偽而固執、是個做過幾首打油詩的可憐小作家，憑他自己是不可能產生任何影響的―但通過羅伯斯庇爾和桑泰爾，我們認為，他在市政廳里如此有力量，竟授權給他挑選三名成員去補充監督委員會。
帕尼斯不敢單獨行使這項奇怪的權力。
他替自己找了三名同僚：塞爾讓、迪普蘭、儒迪伊。這三個人從他們方面又找了五個人：德福爾格、朗方、蓋歌、勒克萊爾和迪福爾．
原始文件上有帕尼斯、塞爾讓、迪普蘭和儒迪伊四人的簽字，但是在文件邊上的空白處，發現另一個名字，由四個簽字人中的一個在上面草簽，模糊不清，可是認得出這是帕尼斯草簽的。
這個名字，乃是馬拉的名字，馬拉，他既無權參加這個委員會，又不是公社成員。
有了這個名字，大屠殺名正言順了。
我們可以看到它在擴充它的至高無上的權力中可怕的發展。
我們說起過公社的做法和議會不同，它也沒有拖延時間。在十點鐘，監督委員會已經宣告成立，並發出它的第一道命令，這第一道命令是從委員會所在地區政府―區政府那時就是今天的警察局押送人；這第一道命令的目的，我們說過，是從區政府里押送二十四名犯人去修道院。在這二十四名犯人中有八九名是教士，換句話說八九個人穿著最令人憎惡的、最令人痛恨的服裝，那些在旺代省以及在法國南方策劃打內戰的人的服裝，教士的服裝。
馬賽和阿維尼翁的公社戰士把他們從監牢裡帶出來，叫來四輛馬車，每輛車子坐上六名犯人，然後啟程。
動身的信號是三下告警炮聲。
公社的意圖是很容易明了的：這個緩慢陰鬱的行列必將激起人民的憤慨，很可能，或者在途中，或者在修道院門口，馬車會被攔住，而犯人會被扼死，那時，大屠殺就會一發不可收拾；不論在公路上或在牢房的門口開始，這件大事就通行無阻了。就是在馬車駛出區政府時，丹東才決定走進議會。蒂里奧所提的方案已經毫無用處，正像我們已經講過的，要對公社適用剛才所作的決定，為時已經太晚了。
剩下來的是專政。
丹東登上講壇；不幸的是他只有單獨一人。羅朗是一個過於老實的人，以致沒有伴隨著他的同事！
人人用目光搜索羅朗，可是羅朗並不在那兒。
人人很清楚需要武力，但徒然地要求道德。
馬尼埃爾剛才向公社報告了凡爾登的危急狀態：他曾建議應徵入伍的公民當天晚上在練兵場集合，以便第二天清早能夠開拔，向敵人進軍。
馬尼埃爾的建議被通過了。
另一名成員建議，鑒於危險的緊迫，應該鳴放警炮，敲響警鐘，打起緊急集合鼓。
對這第二項提案，進行了投票，像第一項建議一樣被接受了―在他們所處的情況下，這是一個不吉的、兇險的、可怖的措施：銅鼓，警鐘，大炮在最平靜的心田中引起了陰沉的迴響，憂鬱的震動。在這些已經很激動的心中更是不得了了。然而，這一切都是算計好的。
第一聲炮響，必須絞死博西勒先生。
讓我們立即為這麼受人注目的人死亡而傷感地宣布，博西勒在第一聲炮響中終於被絞死了。
第三聲炮響時，我們前面說過的馬車要從警察局起程，此刻，大炮每隔十分鐘響一聲：剛才去觀看絞死博西勒的那些人能夠準時到達，以便觀看犯人們經過並參加對他們的屠殺。丹東通過蒂里奧對公社進行的一切活動是一清二楚的。所以他知道旺代省的危急，他知道在練兵場集合的決定，所以他知道告警炮即將鳴放，警鐘即將敲響，緊急集合鼓即將打起來了。他決定對拉克魯瓦作出答覆―我們都還記得他要求專政―他藉口國家處於危急存亡關頭，建議投票通過《任何人拒絕為國效勞或放下武器都將處以極刑》的提案。
接下來，為了使大家不誤解他的意圖，為了使大家不致把他的計劃和公社的計劃混為一談，他說：
「即將敲起的警鐘，並不是一種報警的信號：這是對祖國敵人的衝鋒號！為了戰勝他們，先生們，我們就必須勇敢，再勇敢，永遠勇敢，這樣法國才能得救！」
一陣雷鳴般的掌聲回答了他的發言。
這時，拉克魯瓦站了起來，輪到他來提出要求：」對那些直接或間接地拒絕執行或以任何方式阻礙行政當局發布的命令及採取的措施的人們處以死刑。」
議會充分明了，這一次，向它要求投票通過的乃是專政；表面上它是贊同的，但是卻任命了一個吉隆特派的委員會來草擬法令。不幸的是吉隆特派，像羅朗，都是一些太正直的人，他們對丹東一點不信任。
討論一直延續到晚上六點鐘。
丹東感到很不耐煩：他要求做好事，而大家強迫他任人做壞事！
他悄悄地向蒂里奧說了一句話，就走了出去。
他輕聲地講了些什麼呢？萬一議會授權給他，可以重新找到他所在的地點。
哪兒能夠重新找到他呢？在練兵場，在志願兵中間。
萬一議會授權給他，那他的打算是什麼呢？是使這一大批武裝的人認識到專政不是為了屠殺，而是為了戰爭，是和他們一起返回巴黎，將一些劊子手像裝在一張巨大的網裡帶到邊疆去。
他一直期待到晚上五點，一個人也沒來到。
在這個時刻，帶往修道院的犯人們遭遇到些什麼呢？且讓我們隨著他們：他們走得慢，我們很容易趕上他們。首先，關押他們的馬車保護了他們，出於他們感覺所冒危險的本能，使每個人都躲藏在車子深處，儘可能少在車門外露面，然而那些負責押送他們的人本身暴露了他們，民眾的怒氣不是一下子就爆發出來：他們用言語去挑逗他們的怒氣。
「喂，」他們對停下來的過路人說，「這兒是一些賣國賊！這兒是普魯士人的幫凶呀！這兒，是把我們的城市交出去的人呀！這兒是殺害你妻子，兒女的人呀！在你們向邊境進軍的時刻，是不是讓他們留在你們背後！」
不過，這一切是不起作用的，正如丹東所說的，殺人者畢竟是很少數，所得到的是憤怒、喊叫和詛咒，而一切就到此為止。車隊沿著碼頭的路線，九號橋，多菲納街行進。
他們沒能使犯人們不耐煩，他們沒能使人民的手達到用來殺人的程度，他們走近了修道院，到達比西十字路口：是公告的時候了。
假如讓犯人回到監牢里，假如在他們進去後有一天被殺死，這顯然是出於公社周密考慮的命令，而不是民眾自發的憤怒而殺死他們。
命運來幫助作惡的意圖和血腥的計劃了。
在比西十字路口處聳立著一所招募志願兵的劇場。交通出現了阻塞，馬車被迫停下來。
機會是絕妙的：如果丟失了，這個機會將不會再出現。有一個人推開衛兵，衛兵由著他推開，他登上第一輛馬車的踏板，手扶一把軍刀，好多次任意地把他的刀刺進馬車車廂，抽出來刀上沾滿了猩紅的鮮血。
犯人之中有人帶著一根手杖，他用這根手杖去擋開攻擊，不料他的手杖觸到一個押送隊員臉上。
「啊！強盜！」這個人叫喊，「我們護送你們，而你們竟打我們呀！夥計們，快來救我呀！」
有二十來個人，就巴不得這聲召喚，立刻衝進人群，手持裝有長木柄的矛和大刀；他們從車門向裡面投擲矛和刀，大家開始聽到痛苦的叫喊聲，看到傷亡者的鮮血從車子中流了出來，在街上留下一連串血跡。
血在召喚血：大屠殺開始了，它將一連延續四天。擁擠在修道院中的犯人，從一清早起，從他們看守的臉孔，從他們透露的三言兩語，判斷到某些陰晴的事情正在醞釀中。公社下達了一條命令，在所有的監獄中，這一天吃飯時間提早了。這種監牢慣例的變動意味著什麼呢？當然決不是吉兆。犯人們因此焦急地等待著。
將近四點鐘，遠處人群低沉連續的聲音猶如漲潮後的第一次波濤開始來撞擊監獄圍牆的基石。有些犯人從小塔上面向聖瑪格麗特街裝有柵欄的一些窗口，一眼瞧見了那些馬車，當時，滿是憤怒和痛苦的吼叫聲從四面八方的門窗洞裡傳進監獄中。「這就是大屠殺啊！」的喧譁聲在走廊里傳播開來，滲透到各個房間，直至最深處的囚室。
接著，大家聽到另一個喊叫聲：「瑞士兵！瑞士兵，」在修道院中關押著一百五十名瑞士兵。人們費了大力把他們從八月十日民眾的憤怒中搶救出來。公社很了解人們對紅色軍服的仇恨。所以要使民眾動手乾的一個絕妙辦法，使他們從瑞士兵開始大屠殺。
殺死這一百五十名倒霉鬼，花了差不多兩個小時。
然後，最後一名被殺死了―最後一個是里丁少校，我們己經提起過他的名字―人們需要殺教士了。
教士的答覆是他們十分願意死去，但是他們希望能作懺悔。這個願望立刻得到了滿足：人們同意他們暫緩兩小時。這兩小時是用來幹什麼呢？用來組成一個法庭。誰組成這個法庭呢？誰主持它呢？馬亞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