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語日本史 · 70 明治維新

明治天皇 明治天皇降生在嘉永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後換算為太陽曆的話是11月3日）。從很早之前就一直祈禱順產的佐久良東雄，在得知天皇平安無恙的時候，感激涕零地詠歌如下： 天照らす 日嗣の皇子の 命ぞと 深く思へば 涙し流る （天照日嗣皇子命，深思若此淚雙流。） 這位「日嗣」的皇子，在慶應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其父皇孝明天皇駕崩之後繼承大統，於次年慶應三年正月九日行踐祚大禮，登基為第一百二十二代天皇，其時聖年十六歲。 孝明天皇與明治天皇父子二人之間，在心系守衛國體、安定國民的這一神聖精神方面一以貫之、毫無變化。不過此時時勢已經發生了變化。到孝明天皇在位之時為止，在相當漫長的時間裡，政治都是由幕府進行獨裁專斷的。況且還不僅如此，就連朝廷做任何事情也都不得不受到幕府的干涉。比如說修學院的離宮，也就是天皇陛下的別墅，但是天皇陛下去那裡行幸，幕府還要附加上兩個條件。其一是行幸次數僅限於春、秋各一次，其二是幕府的派出機構所司代需要陪同前往，不符合這兩個條件的情況下天皇就沒法自由地行幸。而直到享保十年幕府才終於又追加了一次，天皇可以每年行幸三次。而就是在這樣一種狀態下，孝明天皇自打登基之後，便深深憂慮於外交問題的嚴重，遂向幕府傳達了必須正確予以處理的旨意。這一行為在二百數十年的時間裡堪稱破天荒的一次。而在孝明天皇持續二十一年的治世之中，雖然最初僅僅針對對外問題進行籠統的指導，不過之後則變為具體性地指導幕府的人事，以至於推舉慶喜為將軍的輔政職，通過冠以政事總裁職一名賦予慶永大老之職權等。原本一直受到幕府束縛的朝廷，在孝明天皇這一代中，終於回到了高高居於幕府之上，並對其進行指導的方正姿態。這於國體之上原本是理所當然的，不過時勢的這種激盪變換，說起來也的確令人震驚。 對於這種局勢，孝明天皇已經龍顏甚悅，並未有過進一步推翻幕府的想法。這是孝明天皇對於外交問題深感憂慮，並不希望國內社會動盪；同時，這也是公卿之中有很多人希望幕府繼續存在，主張討幕之人遭到了排擠的結果。然而等到第二次長州征伐的時候，人們在認識上有了重要的變化。那就是事情到了幕府的命令完全沒辦法執行，就連選定征伐的總督也沒有人肯擔當的地步，也就是說幕府已經半身不遂，失去了處理危難困局的能力。 大政奉還 明治天皇登基之後，在這之前被排擠的人們紛紛被召回了朝廷。於是，到了春天的時候，以有栖川宮、山階宮為首的四十餘名公卿得以解除幽閉處罰而回歸朝廷；到年末，三條實美等遭到驅逐的七卿眾人紛紛回京。其中尤為重要的一位是一直蟄居於岩倉村的岩倉具視，他此前只被允許三個月返回京都一次，到十一月的時候終於獲准在其京都宅邸居住。從今以後國家的重大事件都是以這個人為中心做出判斷、進行策劃的，以他為中心達成協議，並將協議予以推進的眾人，包括薩摩的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長州的廣澤真臣、品川彌二郎等人，他們主張徹底的討幕政策。還有同樣主張大改革，並與上述人物保持溝通的土佐藩與安藝藩眾人，不過比起武力討伐來說他們更傾向於和平解決幕府問題。不管怎麼說，在「國無二王，家無二主，政權應歸一君」以及「並無以將軍一職理天下萬機之道理」這一點上，大家是一致的。之後到十月十四日，討伐幕府的密敕，以及懲處會津、桑名兩藩主的「御沙汰」書被下達給薩、長兩藩，長州的廣澤、福田、品川，薩摩的小松、西鄉、大久保六人，代表兩藩拜受敕書，還在回復敕旨的「御請書」中，特地添上了感激涕零無以復加的話語。 見此情形，土佐的山內容堂，緊急向幕府進言大政奉還之策，安藝的淺野也隨之效仿，越前的松平慶永也隨即思考這一政策，並將其作為提案上呈了。由此將軍慶喜也最終下定決心，於慶應三年（1867）十月十四日上奏朝廷，表達了「更改從來之舊習，奉政權復歸朝廷，廣進天下之公議，仰仗天皇聖斷，同心協力，共同保護皇國」之宗旨。這一奏書次日得到了朝廷敕許，「大政奉還」之事由此決定了下來。 於是朝廷開始廣泛召集諸侯，命令諸藩速速上京以便對今後之政務進行協議；然而實際上應召而來的只有薩摩、安藝、尾張、福井、彥根以及京都周圍的小藩而已，剩下的大多諸藩，或是還沒有做出該如何是好的決斷，或是念及德川氏的恩義而表明了拒絕朝廷召喚的態度。在這巨大的危機之時，薩、長二藩應召率大軍上京，加上尾張、福井、安藝三藩之兵，合五藩之武力拱衛京都，由此朝廷之決斷才得以施行。十二月九日，朝廷下達「王政復古」的大號令，廢除以往的攝政、關白、幕府，新設總裁、議定、參與三職，以此打理政務萬機。號令表明了全部以神武天皇創業伊始之政策為基礎，文武無上下之別，以遂行公議之大方針，任命熾仁親王為總裁，晃親王、純仁親王、中山忠能、正親町三條實愛、中御門經之、尾張的德川慶勝、越前的松平慶永、安藝的淺野茂勛、薩摩的島津茂久為議定，另外任命大原重德、岩倉具視等公卿五人為參與，尾張、越前、安藝、土佐、薩摩各藩士之中各選出三人分別任職。 對於此番決定，土佐的山內容堂表示出了極大的不滿。就在當夜前往天皇小御所，總裁、議定與參與們召開會議之時，容堂提議也應該讓德川慶喜參加會議，在大原重德對此表示反對之時，容堂則大聲言道，此番變革艱險如此，須以彰顯武力才得以進行，然擁戴幼小之天子、聽憑調遣的又是誰？對此，岩倉具視嚴厲叱責了容堂的無禮，容堂也因為失言而認錯。此事雖然就此結束，但是尾州、越前、安藝等藩的人們也大多都與容堂的意見很接近，一時間議論紛然不決，不過最終還是得出了要求慶喜先辭退官位、歸還領地作為表鑒忠誠的證據，然後再召其來議論政事的決定。有名的「小御所會議」，說的就是這個時候的事情。 德川幕府的末路 當時慶喜就住在京都的二條城，而王政復古的大號令下達之後，朝廷不僅廢除幕府，而且要求慶喜辭退官職與返還領地的消息就暗暗傳開了。駐紮在二條城的幕府兵也好，在京的會津、桑名的藩兵也好，全都激憤不已，慶喜預感說不定會就此發生暴動，於是在十二日的夜裡從二條城出發，次日進入大阪城。 辭退官職尚在其次，關於領地的返還則有很多非議。在這個問題上，為了在朝廷和大阪之間進行交涉妥協工作，尾張和越前兩藩奔走活動。在這期間，薩、長兩藩與德川氏之間的主戰論甚囂塵上。而就在妥協工作總算完成，慶喜就要再次上京的時候，京都、大阪之間已經是戰雲密布。明治元年正月三日，德川方一萬五千人，分兵鳥羽、伏見兩處朝京都進兵。薩長聯軍合計一千五百人以為防禦。戰事一觸即發，然而德川一方雖然擁有大軍，卻很快敗退了下來。慶喜最初並無戰意，即使在老中板倉伊賀守勸其進行決戰的時候，也是反問「此時哪裡還有能與西鄉、大久保對抗之人」，伊賀守回答道「並無」，慶喜則告誡其曰「那麼雖戰亦是敗北而已，故絕不可主張開戰」，在鳥羽、伏見之戰的時候慶喜也閉居於大阪城內。等到聽聞戰事明朗、德川兵敗，慶喜不由得悲嘆自己無緣無故就背負了逆賊的名聲，此時會津藩士神保修理勸其火速返回江戶，於是正月六日夜裡，慶喜在會津、桑名兩藩主和酒井、板倉兩老中的陪伴下秘密出城，乘上軍艦開陽號返回江戶，二月十二日從江戶城出發，到在上野的東叡山謹慎蟄居。 鳥羽、伏見一戰，德川氏被賦予賊名，討伐就變得容易了。於是總裁有栖川宮任東征大總督，西鄉、廣澤等任參謀，率領大軍東下江戶。江戶城之中，主戰派雖是多數，但陸軍總裁勝安房守 [1] 看出慶喜的本意是歸順朝廷，於是壓下了主戰派的輿論。率領精銳衛隊的山岡鐵太郎通過勝海舟的引介，艱難地穿過討伐官軍的封鎖線，於三月九日趕赴駿府（靜岡），面見西鄉隆盛告知慶喜的本意，請求其做出穩妥的處理方法，西鄉則馬上答應了下來。於是西鄉隨後進入江戶，勝海舟在三月十四日與其會面進行交涉，其結果是西鄉決定從第二天開始停止攻擊江戶城，由此江戶得以免於戰火摧殘。 終於到了四月十一日，這一天是值得紀念的一天。就在這一天黎明未明之時，前將軍慶喜自東叡山出發到水戶隱退；到黎明之時，江戶城被交託到了官軍的手中。天正十八年八月朔日，家康入城以來，至此二百七十八年，作為德川家的大本營而睥睨天下的江戶城，從這一天開始徹底與德川氏脫離了關係。 對於幕府的廢止感到不滿，認為這是薩、長兩藩的肆意所為而加以戒備的眾人，在江戶城內、關東各地以及奧羽地區等地紛紛舉兵想要進行抵抗。然而前將軍慶喜已經徹底歸順之後，這些抵抗也就相繼遭到了鎮壓。堅守上野的彰義隊於五月十五日遭到討伐，以仙台、米澤為中心結成的奧羽二十五藩同盟也在六月到七月之間相繼崩潰，抵抗最為頑固的會津也在四面楚歌的狀況下於八月投降，舊幕兵最後的據點箱館（函館）的五棱郭也於明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在榎本武揚與大島圭介等人投降之後告破，所有的抵抗由此最終結束。 在會津攻城戰中官軍攻入城中之時，發生了兩件將永遠引人淚下的悲劇。一件就是白虎隊的自盡。這是全部由十六七歲的少年組成的部隊，在戰鬥中死傷慘重敗退下來，倖存的二十名隊員在打算進城而登上飯盛山的時候，俯瞰到遭到炮火轟擊、被濃煙包圍的會津城，以為城已失守，於是一齊向城中跪拜之後，或是切腹自盡，或是互相刺殺而亡。另一件則是婦女們的自盡。官軍的男人們手執武器進入城內，留在家中的婦女們感到羞恥異常而紛紛自盡。會津家老西鄉賴母家中，老母五十八歲，妻子三十四歲，妹妹二人分別為二十六歲和二十三歲，女兒五位分別是十六歲、十三歲、九歲、四歲、兩歲，上述九人，加上寄居於此的親戚十二人，一共二十一人全都自盡。這是最知名的例子，除此之外婦女們自盡的事情在其他家裡面也有很多。 箱館之戰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島三郎助父子的赴死一事。中島是在佩里來航的時候，真正意義上最早登上軍艦進行應對的第一人，是日本最早操練海軍之人，是就連木戶孝允也敬重佩服的英傑人物，然而他「未能忘卻德川家至大之御恩澤」，與長男（二十二歲）、次男（十九歲）二人共同奮戰，直至英勇赴死。這件事與奉行川路左衛門尉在聽說明治元年三月十五日江戶被移交給官軍之時慨然自盡這一知名事件一起，成為德川幕府最後的一抹亮色。 五條誓文 上節將幕府的末路整理陳述至此，現在開始回到主題內容，說說朝廷令人拍手叫絕的新政。明治天皇於明治元年正月十五日十七之時元服成人，其後於三月十四日，率百官出紫宸殿，立國家大政方針五條，向天神地祇宣御誓，這被稱作「五條誓文」，內容如下： 一、廣開會議，萬機決於公論。 一、上下一心，盛展經綸。 一、官武一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 一、破除舊有之陋習，一本天地之公道。 一、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國之基業。 在宣布上述五條誓言的同時，明治天皇還向群臣下達了御筆宸翰，其主旨在於，自中世以來，人們雖然表面上尊奉朝廷，實則對其敬而遠之，故而君臣之間相隔甚遠，並未有君臨天下之意；如今適逢朝政一新之時，國民之中但凡有一人未能得其所，便是天皇之罪過，故而天皇苦心孤詣以思策行良政；諸位大臣可認真領悟此方針，去除私見，以用公義，輔助天皇，保全神州，以此告慰歷代天皇之神靈。這篇御筆宸翰，與五條誓文一樣，乃是非常重要的文獻，特別是其中有「天下億兆，一人未能得其處之時，皆乃朕之罪過」之御筆，此乃外國所未曾見者，皇國政治之尊嚴也由此可見一斑。 四月二十一日，朝廷依照敕命修建湊川神社，開始祭祀楠木正成。這既是承襲了之前孝明天皇尊祭和氣清麻呂一事，又成為之後相繼尊祭新田義貞、菊池武、名和長年、北畠親房以及同姓顯家等人的先例。將這些往日的忠臣神格化加以祭祀，或是追贈官位等，讓之後來到日本的拉夫卡迪奧·赫恩（Lafcadio Hearn，後稱小泉八雲）發出了由衷的感嘆。 至五月，由於慶喜讓位，德川本家由家達作為當主。天皇封本家於駿府（靜岡），並授七十五萬石。過去號稱八百萬石的德川本家，至此也只不過比御三家的尾州家僅僅高出一點而已。 八月二十七日，明治天皇在紫宸殿中依照古來儀軌，舉行了即位儀式；九月八日，改年號為明治。在此之前一直稱慶應四年，從這以後則上溯回推，將這一年定為明治元年。另外，在此之前每位天皇一代之中會使用數個年號，此時明治天皇針對這一點做出決定，從此之後一代只使用一個年號。 到九月二十日，天皇自京都出發，到十月十三日抵達東京，以江戶城為皇居，並決定將其更名為東京城。江戶改名為東京，並確立為帝國首都一事 [2] ，乃是在七月十七日的詔書之中已經決定了的事情，但是關東地區無論是鎌倉還是江戶，在漫長的時間裡都是武家的大本營，京都方面對此十分抗拒；但是在打倒了幕府的同時，決定要將江戶作為帝都以號令天下一事，其實是朝廷斷然執行聖意的表現，並且還為全國百姓提供了身心一新的機會，乃是非常重要的事件。 廢藩置縣 雖然如上述一般各種改革在逐步進行，不過主要都是針對幕府所進行的，除此之外的大名則還殘留著原來的模樣。他們在大約兩三百年的時間裡領有固定的土地，土地及其人民都作為他們的私有財產一樣的形式而存在。於是，有心之人從很早以前就開始提倡「版籍奉還」的必要性。版就是指土地，籍則是指人民。土地與人民並不歸大名私有，因此有必要上交歸還給朝廷，這便是版籍奉還的主張。不久之後，在明治二年正月，薩、長、土、肥四藩首先明確了這一意向，聞聽此事的諸藩也相繼提出建議，於是在六月十七日朝廷允許諸藩版籍奉還。朝廷讓藩主成為藩知事，按照與從前一樣的方式在當地行使行政權。這一時期成為藩知事的有二百七十六名。 全國土地全部歸天皇所有，藩知事不過是根據天皇的任命而掌管行政的官吏而已，雖然朝廷已就此向民眾進行了說明，但是土地也好人民也好，在幾百年間固定並緊密地依附著大名，因此從實質上看還是大名的權威更高，並不能形成中央集權。朝廷如果要實行真正意義上的王政復古、百事一新的政治，就有必要革除全部的藩，在全國推行直轄管理。有感於這種必要性的人們雖然有很多，但是就在事情本身過於重大而難以說出口的當時，島尾小彌太與野村靖等商量之後拜訪山縣有朋，向他說明廢藩置縣的必要性並獲得其同意，此外又說服了井上馨。而如果想要將其施行，則必須得到木戶與西鄉兩位參議的認可，首先山縣去遊說西鄉。西鄉默默地聽完山縣的話，最後回答道「好吧，如果木戶君同意的話」。而跑去找木戶的井上在說完之後，也得到了木戶「贊成，只要得到西鄉君的理解的話」這樣的回覆。六個人達成了一致。於是在明治四年七月九日的傍晚，除了西鄉、大久保、山縣、井上之外，還有西鄉從道、大山嚴等人，聚集到位於九段的木戶宅邸進行商談，秘密地進行準備，在得到了敕許之後，七月十四日將藩知事一同召來，在天皇面前，傳達了罷免知事的命令。以薩、長、土、肥為首，藩知事一同伏地拜受敕命。木戶見此情形感慨不已，甚至不自覺地潸然淚下。令人驚嘆的明治四年（1871）七月十四日，數百年間形成的割據之勢，本以為難以廢除難以更改的近三百藩，以此日為限統統廢除，全國統歸朝廷直屬。而且這一政策居然是在毫無抵抗、無人不滿的情況下順利推行的。當時的英國公使帕克斯（Parkes）見到這一情況，驚嘆道：「如果這是發生在歐洲的話，必然會導致持續數年的戰亂吧。」 * * * [1] 即後文的勝海舟。——譯者注 [2] 日本至今從未明確規定過首都的定義以及東京的首都地位。——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