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語日本史 · 12 聖德太子（下）

遣隋使 聖德太子通過制定冠位、編寫憲法強化了國家的根基，這是他在內政方面做出的重要貢獻，此外他在外交上也有令人注目的表現。在這之前，中國大陸分裂為南北兩朝，此後由隋朝統一南北，重新建立了強大的統一國家。隋煬帝繼承父親的皇位是在605年，在這之前的一年，日本編寫了憲法十七條。隋煬帝登基之時意氣風發，希望時隔多年之後重新統一中國大陸，將年號也改為了大業元年。在大業三年，隋煬帝從日本的使節小野妹子處接受了日本的國書，也就是外交文書。中國自視為大國，而將周圍的國家視為小國，有著認為小國都應該屈服在大國面前的思維定式，因此自然而然地認為來自日本的國書想必也表達了類似的內容或者態度。沒想到隋煬帝打開國書時，發現其開頭竟然是這樣的：「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這表明了完全平等的態度，隋煬帝因此很不滿，對負責外務的官員下令，不得再上呈這種無禮的外交文書，這件事情明確記載在了《隋書》里。 隋煬帝雖然不喜歡日本在外交文書上表現出的無禮態度，但是認為與日本的外交交流仍然是有必要的，因此在第二年小野妹子歸國時，派遣外交官裴世清與他同行回國。聖德太子盛情接待了他，並在他回國時第二次派遣小野妹子為大使前往隋朝。這一次他們所持國書的內容記載在了《日本書紀》里，據記載，文章的開頭是「東天皇敬白西皇帝」。雖然與上一次的行文不同，但是無論是其意義還是其中包含的態度，都與前年的國書一致。這種對等的外交對中國來說是非常罕見的，也正是因為其特殊性，《隋書》中才會有特筆記載，這件事直到後世仍然被人傳頌，這都是聖德太子高明見識的產物 [1] 。 一個國家，無論面對多麼強大的國家，都能堅持對等交往，而不因為對方的強勢就採取低三下四的態度，這一點已經很了不起了。聖德太子不僅做到了這一點，還意識到孤立一方、獨善其身對於國家來說絕不是一件好事，因此積極導入外國的學問與文化。在小野妹子第二次渡海時，他派遣福因、惠明、玄理、大國、日文、請安、惠隱、廣齊八人為留學生。這八人都是歸化人或其子孫，由此不僅可以知道朝廷能夠溫和地接納由外國歸化而來的人，同時也能夠知道這些人為日本文化的發展做出的貢獻。此外，這時候派遣的八名留學生中，有兩人在三十一年後歸國，另外兩人在三十二年後歸國，由此可推測，在派遣他們出國的時候，聖德太子應該是確定了不要忙著出成績，而讓他們充分學習、研究先進文化的方針。 修建法隆寺 太子通過編纂憲法、制定冠位，使國家的本質更加純粹，也明確了國家的系列制度，但是所謂國體或者說是國格這種東西，是在歷史中誕生的，法制規定的完善並不意味著國體的完善，要完善國體必須要仔細地檢視歷史，明確國家的起源與由來。於是太子與大臣蘇我馬子商議，致力於歷史的編纂，即編纂了以《天皇記》與《國記》為代表的史書，記載了主要豪族的歷史。 到了開始編寫歷史的時候，計算年月的能力就變得非常必要了。神話或者故事中，我們可以用「很久很久以前的某個時候」瞞混過去，歷史卻不能這樣，假如沒有「何時在何地發生了何事」這樣的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就說不上是歷史了。然而日本在很長的時間內沒有文字，發生的事情都只依賴口口相傳流傳下來，現在突然要編纂歷史，在計算之前發生過的歷史事件的具體年份時就遇到了大問題，這時候此前由中國傳入日本的讖緯之學就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讖緯學主張歷史每隔一千二百六十年就會產生一個大變革，而且這個變革必然發生在辛酉年，這就是所謂的「辛酉革命說」。當時編纂歷史的人採用了這一原則，將推古天皇九年的辛酉年作為新時代的起點，並將神武天皇的建國大業安排在了一千二百六十年前的辛酉年，並將這期間的一系列故事安排在了一千二百六十年間，這些在前文的「皇紀」部分已經提到過了，在此不再贅述。 這一時間推定導致古時候的年月被過度拉長了，這實屬無奈之舉。但是當時的人之所以會將推古天皇的治世視為新時代的起點，顯然是因為聖德太子的光輝新政給他們帶來了巨大衝擊，尤其是佛教的公開傳播以及與此相伴的莊嚴華美的寺院的修建，對當時的人們具有非常強大的影響力。 佛教傳來之初，蘇我稻目欣喜地迎接佛教的傳播，而物部尾輿及中臣鐮子則反對佛教，這一點前文既述。最初，反對派獲勝，佛像被丟進了難波灣的堀江，而寺院則被一把火燒掉了，即使如此，蘇我氏也沒有放棄信仰。在用明天皇治世時期，蘇我與物部兩家的後人分別繼承了他們的觀念，蘇我馬子與反對派的物部守屋及中臣勝海展開了激烈的爭鬥，最終蘇我馬子在鬥爭中殺死了守屋與勝海，因而隨著蘇我氏占據了絕對優勢，佛教也興盛了起來。 聖德太子對佛教有著深刻的研究，如前所述，他在十七條憲法的第二條中提到了「篤信三寶」還在宮中親自開辦法華經與勝鬘經的講學，為眾人解釋經典的難解之處，而更令人驚訝的是他曾經親自為佛經做過注釋。這就是所謂的《三經註疏》，也就是聖德太子給《維摩經》《勝鬘經》《法華經》這三部佛經所寫的義疏。所謂義疏，指的就是注釋。《三經義疏》的原本一部分後來遺失了，其中只有《法華義疏》保存至今，現在作為御物（屬於皇室的寶物）安置在宮內。這部著書自古以來就受到重視，有多份抄本與印刷刊行本，而剛才提到的御物則是聖德太子親手寫下的原本。我們不清楚聖德太子寫下該書的具體時間，但是聖德太子去世的時間是推古天皇三十年（622），因此這本書起碼也是這之前的產物，這麼說來距今 [2] 至少也有一千三百五十多年了。現存的金石文里有比它更古老的，但是以紙質文書來說，這份聖德太子親手書寫的《法華義疏》 [3] 是日本最古老的。一千三百五十年聽起來似乎很短，但實際上是非常漫長的，無論世界上哪一個國家，要找到這麼早以前的紙質文書都不是那麼容易的。即使有，也都是些密藏在洞窟內或者是埋藏在地下的東西，而這份《法華義疏》卻一直被安置在木造的建築物中，在近一千四百年來，受到代代人的尊敬。從這樣的小事情里也能很好地看到日本的國格。 雖然聖德太子的佛學研究如此精深，但是更吸引當時世人的，反而是他建立的寺院。當時的飛鳥地區（現奈良縣內）有蘇我馬子興建的法興寺，據說也是一座有著宏偉堂塔的大寺院，但是聖德太子在難波地區（現大阪府內）興建的四天王寺和在斑鳩地區（現奈良縣內）興建的法隆寺是一直留存至今的大寺院，千百年來，其宏偉壯麗讓世人驚訝，並受到深深的崇拜。四天王寺供奉的主神為佛教中守護四方國境的神明，即持國天、增長天、廣目天和多聞天，修建在海外交通的要衝——難波港邊的山丘之上，這也表達了為日本抵禦外來侵略的祈願，寺院的伽藍結構是中門、塔、金堂、講堂沿南北向直線分布，這與朝鮮的寺院結構相一致。而法隆寺則前方是中門，後方是講堂，而中間則是左塔右金堂的伽藍配置結構，這在外國沒有先例，完全是日本獨特的伽藍配置，被認為是聖德太子的獨創 [4] 。 這些雄偉壯麗的大寺院逐一建造起來，人們自然會目之所見、心之所望，滿懷好奇和激動地踏入它的山門吧。日本自古以來的神社雖然在面積與氣勢上比起這些寺院毫不遜色，但是神社一貫的風格是閒靜樸素，而這些新建的寺院則有著截然不同的意境，被眾多裝飾物點綴得雍容華貴，安置在寺院中的佛像也是前所未見、前所未聞的金銅像，燦然生輝。雖然一般人聽不懂誦經時所使用的艱深漢語，但是可以想像其在這種安逸祥和的誦經聲里被悠然帶入夢境的情景。寺院建築中高聳入雲的塔尤其美麗，當人們仰望五重高塔尖端直指天空的九輪時，想必會被帶入不屬於這個世界的佛教淨土吧。 如此這般，將推古天皇的治世、聖德太子擔任攝政的年代視為新時代的起點，這個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日本開始計算皇曆也正好是在這個時候，即使這一計算結果與實際的年月有一定程度的偏差，這一偏差中也包含著深刻的歷史意義。 蘇我氏的暴行 然而不幸的是，這個輝煌的時代並沒能持續很久，國家很快就面臨巨大的難關，那就是聖德太子的去世。太子這時擔任著推古天皇的攝政，而身為太子的他顯然原本是要繼承叔母的皇位的，但是在推古天皇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裡 [5] 因病與世長辭，享年四十九歲。《日本書紀》中關於當時眾人聽聞太子去世時的悲痛之情有如下記載：「是時，諸王諸臣及天下百姓，悉長老如失愛兒，而鹽酢之味在口不嘗；少幼者如亡慈父母，以哭泣之聲滿於行路；乃耕夫止耜，舂女不杵，皆曰：『日月失輝，天地既崩，自今以後誰恃哉？』」高句麗的僧侶惠慈則說道：「今太子既薨之，某獨生之，有何益哉？我以來年二月五日必死，以遇上宮太子於淨土。」到了第二年的這個時候，他果然按照預言圓寂了。 聖德太子去世後六年，推古天皇也與世長辭，原本應該繼承皇位的聖德太子已經不在了，而推古天皇去世時又沒有指定太子，因此誰來繼承皇位就成了問題。當時的大臣是蘇我馬子之子蘇我蝦夷。蘇我氏是應神天皇幼年時期有大功於朝廷的武內宿禰的子孫後代，如果推算系譜，還是從孝元天皇家系中分出的名門望族，到了蘇我稻目之子蘇我馬子這一代，隨著勢力的增強也變得越來越傲慢，不守臣子的本分而肆意妄為。用明天皇與推古天皇的母親都是蘇我稻目的女兒堅鹽媛，而崇峻天皇的母親也是稻目的另一個女兒小姐君。也就是說，蘇我氏以外戚（母方的親戚稱為外戚）的身份所擁有的權勢壓過了其他豪族。用明天皇過世時，蘇我馬子欲立推古天皇，因此殺害了反對這件事情的皇族與權臣物部守屋；而崇峻天皇雖然母親是蘇我氏所出，卻無法忍受馬子的驕橫跋扈，對他頗有怨言。這個消息被泄露到了蘇我馬子處，於是蘇我馬子派遣一個名叫駒的歸化人殺害了天皇。在這之後即位的就是推古天皇。 聖德太子成為攝政的時候，正是蘇我馬子勢力的全盛期。以太子的聰慧，不可能沒有察覺到蘇我馬子的暴虐驕橫。儘管如此，聖德太子卻沒有處分他，想必是因為假如要徹底剷除蘇我氏的勢力，需要賭上整個國家的命運。因此太子通過制定憲法與冠位，明確君臣之別，確立上下秩序，同時還藉助佛教的力量，希望人們能夠反省自己的錯誤。然而，聖德太子的施政因為他的去世而中斷，不久之後蘇我馬子也過世，其繼承人蘇我蝦夷比父親還驕蠻無禮，這個問題就變得越來越深刻了。 蝦夷所做的第一件惡事就是為了擠兌聖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而擁立敏達天皇之孫舒明天皇繼承皇位，殺害了反對這件事情的境部摩理勢。假如聖德太子還在世，本該由他來繼承皇位，因此在聖德太子過世後，人們都認為應當由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繼承皇位（就像是日本武尊早逝之後，他的兒子即位為仲哀天皇一樣），山背大兄王本身的人望也很高，結果蝦夷卻不承認了山背大兄王繼承皇位的權力，他的兒子蘇我入鹿更是殺害了山背大兄王一族。 蝦夷做的第二件惡事就是他在祭祀自己家的先祖之時，僭越地使用了帝王之禮，廣徵國民為自己家修建陵墓，將蝦夷的墳墓稱為大陵、入鹿的墳墓稱為小陵，更將原本侍奉聖德太子的人民擅自移用為自己的守陵人。聖德太子的遺族面對蘇我氏的跋扈，感嘆「天無二日，國無二王」，而蘇我蝦夷竟然因此將聖德太子的遺族殺得乾乾淨淨。 蝦夷做的第三件惡事就是他不出席朝政而在自己的家裡私自處理政務，擅自授予兒子入鹿以紫冠的高位，並給他大臣的待遇。 蝦夷之子入鹿則是個令其父蝦夷都無可奈何的惡徒。他在殺害了聖德太子的遺族之後愈發妄自尊大，終於到了將父親家稱為「上宮門」，而將自己家稱為「谷宮門」，並將自己的兒子稱為皇子的地步。會有這樣的稱呼，想必是因為蝦夷的家位於山丘之上，而入鹿家位於山谷之間，但是以「宮門」（みかど，對天皇的尊稱）稱呼自己家則是徹頭徹尾的僭越。「みかど」的意思是御門，也就是天皇御所之門，因此引申為天皇的代名詞，但是蘇我入鹿開始以這個詞指稱自己。而且蘇我入鹿家中還有嚴密的防禦設施，他安排了五十個護衛時刻守在自己身邊，將出入自己家的人稱為「祖子需者」，也就是「臣服於蘇我氏的年輕人」的意思。國家的綱紀由此混亂。反對蘇我氏暴行的人還沒有出現，但如果入鹿的暴行更進一步，日本國就面臨著亡國的危機。 * * * [1] 關於第二次國書（「東天皇敬白西皇帝」）的記載僅見於《日本書紀》，反之，《日本書紀》中不見關於「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國書的記載。目前可以確定聖德太子時期日本尚未出現天皇號，因此「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一語是《日本書紀》成書時所做的修飾。——譯者注 [2] 指至本書寫作的20世紀70年代為止。——譯者注 [3] 該書是否為聖德太子所著尚有爭議，其成書時間也不明確。——譯者注 [4] 平泉澄在這裡提及的是法隆寺西院伽藍的配置方式，但是現在由於考古發掘的進展，學界基本確認了法隆寺的西院伽藍是飛鳥時代末期開始重建的，並非聖德太子設計的伽藍配置。而聖德太子時期的法隆寺原址位於現在西院伽藍的東南部，被稱為若草伽藍，此外，左塔右殿的伽藍配置方式也並非日本的獨創，平泉澄在這兩點上都出現了錯誤。——譯者注 [5] 《日本書紀》記載的聖德太子去世時間是推古天皇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這裡的三十年是根據《天壽國繡帳》與《上宮聖德法王帝說》等史料推算出的年份。——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