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變記 · 第三篇 政變前紀

第一章 政變之總原因 政變之總原因有二大端：其一由西後與皇上積不相能，久蓄廢立之志也。其二由頑固大臣痛恨改革也。西後之事，既詳前篇。今更紀頑固黨之事如下。 去年，湖南巡撫陳寶箴擬在湖南內河行小輪船。湖廣總督張之洞不許，曰：「中國十八省惟湖南無外國人之足跡，今一行小輪船，則外人將接踵而至矣。」陳詰張曰：「我雖不行小輪，寧能禁外人之不來乎？」張曰：「雖然，但其禍不可自我當之耳。若吾與君離湖南督撫之任，以後雖有事而非吾兩人之責也。」於是小輪船之議卒罷。去年之冬，德人踞膠州，歐洲列國分割支那之議紛起，有湖南某君謁張之洞詰之曰：「列國果實行分割之事，則公將何以自處乎？」張默然良久曰：「雖分割之後，亦當有小朝廷，吾終不失為小朝廷之大臣也。」某君拂衣而去。吾今又有一言告於讀此書者，若不能知中國全國二品以上大員之心事如何，則張之洞此兩語其代表也。 嗚呼！張公固大臣中之最賢而有聞於時者也，然其言猶若此，況其他出張公之下數等者乎？故今綜全國大臣之種類而論之，可分為數種類：其一瞢然不知有所謂五洲者，告以外國之名，猶不相信，語以外患之危急，則曰此漢奸之危言聳聽耳。此一種也。其二則亦知外患之可憂矣，然自顧已七八十之老翁矣，風燭殘年，但求此一二年之無事，以後雖天翻地覆，而非吾身之所及見矣。此又一種也。其三以為即使吾及身而遇亡國之事，而小朝廷一日尚在，則吾之富貴一日尚在，今若改革之論一倡，則吾目前已失舞弊之憑藉。且自顧老朽為不能任新政，必見退黜，故出死力以爭之，終不以他年之大害，易目前之小利也。此又一種也。嗚呼！全國握持政柄之人，無一人能出此三種之外者，而改革黨人乃欲奮螳臂而與之爭，譬猶孤身入重圍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敵，而欲其無敗衄也得乎！ 第二章 政變之分原因 政變之分原因夥矣，今擇其稍重大者條列之。 一、戊戌三月，康有為、李盛鐸等同謀開演說懇親之會於北京，大集朝士及公車數百人，名其會曰「保國」。後李盛鐸受榮祿之戒，乃除名不與會。已而京師大嘩，謂開此會為大逆不道，於是李盛鐸上奏劾會，御史潘慶瀾、黃桂鋆繼之。皇上概不問，而謠諑之起，遍於全都。 二、同月梁啓超等聯合舉人百餘人，連署上書，請廢八股取士之制。書達於都察院，都察院不代奏，達於總理衙門，總理衙門不代奏。當時會試舉人集輦轂下者將及萬人，皆與八股性命相依，聞啟超等此舉，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謠言，幾被毆擊。 三、先是湖南巡撫陳寶箴，湖南按察使黃遵憲，湖南學政江標、徐仁鑄，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梁啓超，及湖南紳士熊希齡、譚嗣同、陳寶箴之子陳三立等，同在湖南大行改革，全省移風。而彼中守舊黨人嫉之特甚，屢遣人至北京參劾。於是左都御史徐樹銘、御史黃均隆相繼入奏嚴劾，皇上悉不問。而湖南舊黨之焰益熾，乃至哄散南學會，毆打「湘報」主筆，謀毀時務學堂，積謀數月，以相傾軋。 四、於四月二十三日，皇上下詔定國是，決行改革。於是諸臣上奏，雖不敢明言改革之非，而腹誹益甚。五月初五日下詔廢八股取士之制，舉國守舊迂謬之人，失其安身立命之業，自是日夜相聚，陰謀與新政為敵之術矣。禮部者，科舉學校之總匯也，禮部尚書許應騤百計謀阻撓廢八股之事，於是御史宋伯魯、楊深秀劾之，許應騤乃轉劾康有為。皇上兩不問。 五、先是二月間，康有為上書大陳變革之方，大約以革除壅蔽，整定官制為主義，請在京城置十二局，凡局員皆選年力精壯講習時務者為之。書既上，皇上飭下總理衙門議行，總理衙門延至五月尚未覆奏，蓋意在敷衍搪塞也。至四月二十三日，「國是之詔」既下，皇上乃促總署速議覆奏。總署議奏，駁不可行。上震怒，至五月十七日，復命軍機大臣與總署會議，同月二十五日議覆，仍駁其不可行。上益怒，親以朱筆書上諭，命兩衙門再議，有「須切實議行，毋得空言搪塞」之語。兩衙門乃指其書中之末節無關大局者准行數條，其大端仍是駁斥。上無如之何，太息而已。夫皇上既知法之當變矣，既以康有為之言為然矣，而不能斷然行之，必有藉於群臣之議者何也？蓋知西後之相忌，故欲藉眾議以行之，明此事之非出於皇上及康有為之私見也。而諸臣之敢於屢次抗拂上意者，亦恃西後為護符，欺皇上之無權也。當五月間大臣屢駁此書，皇上屢命再議之時，舉京師謠言紛紜不可聽聞，皆謂康有為欲盡廢京師六部九卿衙門。彼盈廷數千醉生夢死之人，幾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其實康不過言須增新衙門耳，尚未言及裁舊衙門也，而訛言已至如此。辦事之難，可以概見矣。皇上病重之說，亦至此時而極盛，蓋守舊者有深意焉矣。 六、皇上自四月以來，屢次所下新政之詔，交疆臣施行，而疆臣皆西後所擢用，不知有皇上，皆置詔書於不問，皇上憤極而無如之何。至六月初十日詔嚴責兩江督臣劉坤一、兩廣督臣譚鍾麟、直隸督臣榮祿，又將督撫中之最賢而能任事之陳寶箴，下詔褒勉。以期激發疆臣之天良，使有所勸懲，稍襄新政。不意各疆臣怨望益甚，謗讟紛起，而頑固之氣，卒不少改，惟嫉視維新之臣若仇敵耳。 七、中國之淫祠向來最盛，虛糜錢帑，供養莠民，最為國家之蠹。皇上於五月間下詔書，將天下淫祠悉改為學堂。於是奸僧惡巫咸懷咨怨。北京及各省之大寺，其僧人最有大力，厚於貨賄，能通權貴，於是交通內監，行浸潤之譖於西後，謂皇上已從西教。此亦激變之一小原因也。 八、至七月間候補京堂岑春煊上書請大裁冗員，皇上允其所請，特將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常寺、太僕寺、大理寺，及廣東、湖北、雲南巡撫，河東總督，各省糧道等官裁撤。此詔一下，於是前者屍位素祿闒冗無能、妄自尊大之人多失其所恃，人心皇皇，更有與維新諸臣不兩立之勢。 九、中國之大弊，莫甚上下壅塞，下情不能上達。至是皇上屢命小臣上書言事，長台不得阻抑。乃七月間禮部主事王照上書，請上遊歷外國。禮部堂官等不為代達，皇上震怒，乃將禮部尚書懷塔布等六人革職，賞王照以四品京堂。是為皇上初行賞罰之事，此詔之下，維新者無不稱快。守舊者初而震恐，繼而切齒。於是懷塔布、立山等，率內務府人員數十人環跪於西後前，痛哭而訴皇上之無道，又相率往天津就謀於榮祿。而廢立之議即定於此時矣。皇上於二品以上大員，無進退黜陟之權，彼軍機大臣及各省督撫等屢抗旨，上憤極而不能黜之。此次乃僅擇禮部閒曹，無關緊要之人，一試其黜陟，而大變已至矣。皇上無權，可勝慨哉。 十、皇上至是時亦知守舊大臣與己不兩立，有不顧利害，誓死以殉社稷之意。於是益放手辦事，乃特擢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四人參預新政。參預新政者，猶唐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任也。命下之日，皇上賜四人以一密諭，用黃匣親緘之，蓋命四人盡心輔翼新政，無得瞻顧也。自是凡有章奏，皆經四人閱覽，凡有上諭，皆由四人擬稿，軍機大臣側目而視矣。 十一、自禮部堂官革職以後，令天下士民始得上封奏，於是士氣大伸，民隱盡達，維新之士爭出其所懷以聞於朝廷。刑部主事張元濟，有請除滿漢界限、廢科舉、去拜跪、設議院之事。工部主事李岳瑞，亦請去拜跪、用客卿，大裁冗員翰林衙門等。嘉謨入告，紛綸輻輳，而守舊大臣日日陰謀，亦復無所憚忌。 十二、上既廣采群議，圖治之心益切，至七月二十八日，決意欲開懋勤殿，選集通國英才數十人，並延聘東西各國政治專家，共議制度，將一切應興應革之事全盤籌算，定一詳細規則，然後施行。猶恐西後不允茲議，乃命譚嗣同查考雍正、乾隆、嘉慶三朝開懋勤殿故事，擬一上諭，將持至頤和園，稟命西後即見施行，乃越日而變局已顯，衣帶密詔旋下矣。 十三、七月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賜以密諭，有「朕位幾不能保」之語，令其設法救護，乃諭康有為及楊銳等四人之詔也。當時諸人奉詔涕泣，然意上位危險，諒其事發在九月閱兵時耳。於時袁世凱召見入京，亦共以密詔示之，冀其於閱兵時設法保護，而卒以此敗事。 附記 保國會事 論政變之起，保國會實為最大之一原因焉。今詳記其事於下。 自膠州、旅順既割，京師人人震恐，懼分割之即至，然惟作楚囚相對，束手待亡耳。於是康有為既上書求變法於上，復思開會振士氣於下，於是與□□□等開粵學會，與楊銳等開蜀學會，與林旭等開閩學會，與楊深秀、□□□等開陝學會，京師士夫頗相應和。於時會試期近，公車雲集，御史李盛鐸乃就康謀，欲集各省公車開一大會，康然之，是為保國會議之初起。康復欲集京官之有志者，李不謂然，後卒從康議。於三月二十七日，在粵東會館第一集，到會者二百餘人，時會中公推康及李及□□□、□□□等演說，而李以事後至。是日公擬「保國章程」三十條，今錄於下： 一、本會以國地日割，國權日削，國民日困，思維持振救之，故開斯會以冀保全。名為保國會。二、本會遵奉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二十七日上諭，臥薪嘗膽，懲前毖後，以圖保全國地、國民、國教。三、為保國家之政權、土地。四、為保人民種類之自立。五、為保聖教之不失。六、為講內治變法之宜。七、為講外交之故。八、為仰體朝旨，講求經濟之學，以助有司之治。九、本會同志，講求保國、保種、保教之事，以為論議宗旨。十、凡來會者，激勵憤發，刻念國恥，無失本會宗旨。十一、自京師、上海設保國總會，各省各府各縣皆設分會，以地名冠之。十二、會中公選總理若干人，值理若干人，常議員若干人，備議員若干人，董事若干人，以同會中人多推薦者為之。十三、常議員公議會中事。十四、總理以議員多寡，決定事件推行。十五、董事管會中雜事，凡入會之事，及文書會計一切諸事。十六、各分會每年於春秋二八月將各地方入會名籍寄總會。十七、各地方會議員，隨其地情形，置分理議員約七人。十八、董事每月將會中所收捐款登報。十九、各局將入會之姓名、籍貫、住址、職業隨時登記，各分局同。二十、欲入會者須會中人介之，告總理、值理，察其合者，予以入會憑票。二十一、入會者若心術品行不端，有污會事者，會眾除名。二十二、如有意見不同，准其出會，惟不許假冒本會名滋事。二十三、入會者人捐銀二兩，以備會中辦事諸費。二十四、會期有大會、常會、臨時會之分。二十五、來會者不論名位學業，但有志講求，概予延納，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患難相恤。務推藍田鄉約之義，庶自保其教。二十六、捐助之款，寫明姓名爵里，交本會給發收條為據。本會將姓名爵里學業寄寓，按照聯票號數匯編存記，聯票皆有總值理及董事圖章。二十七、來會之人必求品行、心術端正明白者，方可延入。本會中應辦之事，大眾隨時獻替，留備採擇。倘別存意見，或誕妄挾私，及逞奇立異者，恐其有礙，即由總理值理董事諸友，公議辭退。如有不以為然者，到本會申明，捐銀照例充公，去留均聽其便。二十八、商董兼司帳，須習知貿易書籍情形及刷印文字者充其選，必須考查確實，一秉至公。倘涉營私舞弊，照例責賠，經手之董事會友凡預有保薦之力者，亦須一律罰。二十九、本會用項，概由值董核發。如有巨款在千數百金以上者，須齊集公議，方准開支。收有成數，擇殷實商號存儲，立折支取，如存數漸多，亦可議生利息。發票之期，按幾日為限，由值董眼同經理。三十、總理董事，均仗義創辦，不議薪資，將來局款大盛，須專請人辦理，始議薪水。惟撰報、管書、管器、司事、教習、遊歷、司帳，酌量給予薪水。 蓋自明世徐華亭集士大夫數千人，講學於靈濟宮，至今三百年，未有聚大眾於輦轂為大會者。此會實繼之。守舊之士頗駭其非常。再會於崧雲草堂，三會於貴州館，來會者尚過百人，謗議漸風起，多有因「強學」前轍，以禍患來告者，康有為不懾也。先是，江西人主事洪嘉與者，桀黠守舊有氣，久於京師，能立黨與。經膠變後，聞康名來，三謁不遇，閽人忘其居，未答拜。是時公車雲集，各省士夫來見，客日數十，應接不暇，多不能答拜者。洪大恨，乃餂浙人孫灝曰：「某公惡康，若能大攻之，當為薦經濟特科。」孫故無賴，乃大喜。洪乃為著一書駁保國會，遍印送京師貴人，守舊大臣皆喜信其說，滿人無遠識，不知外事，展轉傳聞，一倡百和。於是謗議大興。時保滇會、保浙會並起，洪嘉與又聳御史黃桂鋆劾之，並及保國會。李盛鐸恐被禍，乃上疏劾會，以求自免。皇上置不問。御史潘慶瀾繼劾之，軍機大臣剛毅將查究會中人。皇上曰：「會能保國，豈不大善。何可查究耶？」事遂止。五月，禮部尚書許應騤劾之，御史文悌復上長折糾劾康有為，其說尤誣而厲，謂保國會之宗旨在保中國不保大清。此折實後來興大獄之張本也。至八月政變後，偽上諭中遂引此語為康之罪名，而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皆以保國會員獲罪被戮。蓋文悌之語，深入滿人之心也。夫人雖至愚，亦何至合宗室滿、漢之數百士大夫於京師，而公然作叛逆之詞，以不保大清告大眾者？保國會之章程既載於上，其中無不保大清之語意，人人共見矣。今復將康有為所演說者錄於下： 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加以聖教式微，種族淪亡，奇慘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吾中國自古為大一統國，環列皆小國，若緬甸、朝鮮、安南、琉球之類，吾皆鞭箠使之。其自大也久矣。故在國初時，視英、法各國皆若南洋小島，雖以紀文達校訂《四庫》，趙甌北札記《二十二史》，阮文達為文學大宗，皆博極群書。而紀文達謂艾儒略《職方外紀》，南懷仁《坤輿圖說》，如中土瑤台閬苑，大抵寄託之辭。趙甌北謂俄羅斯北有準噶爾大國，以銅為城，二百方里。阮文達《疇人傳》不信對足抵行，今人環遊地球，座中諸公有踏遍者。吾粵販商估客，亦視為尋常，而乾嘉時博學如諸公，尚未之知。至道光十二年，英人輪舟初成，橫行四海，以輪船二艘犯廣州，兩廣總督盧敏肅，以三千師船二萬兵御之而敗。盧公曾平猺匪趙金隴者，宣宗成皇帝詔謂盧坤昔平趙金隴曾著微勞，不料今日無用至此。盧敏肅雖言洋船極大，而既無影鏡燈片，宣宗無從見之，無能自白也。暨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始譯洋報，為講求外國情形之始。敗於定海、舟山，裕謙、牛鑒、劉韻珂繼敗，艦入長江，而炮震天津，乃開五口。宣宗乃知洋人之強在船堅炮利，命仿製之。西人如何，實未知也。道光二十九年，咸豐六年、八年、十年，屢戰屢敗，輸數千萬，開十一口，乃至破京師，文宗狩熱河，洋使入住京師，亦可謂非常之變矣，然而士大夫以犬羊視之，深閉固拒。同治三年，斌椿遍游各國，等於遊戲，無稍講求之者。曾文正與洋人共事，乃始少知其故，開製造局譯書，置同文館、方言館、招商局。文文忠乃遣美人蒲安臣與志剛、孫嘉榖出使各國，首用洋人，如古之安史那、金日磾，實為絕異之事。當時欲遣京官五品以下正途、翰林六曹出身入同文館讀書，最為通達，而倭文端限之。自是雖軺車歲出，而士大夫深惡外人，蔽拒如故。甲申之役，張南關之功，日益驕滿。鄙人當時考求時局，以為俄窺東三省，日本講求新治，驟強示威，必取朝鮮。曾上書請及時變法自強，而當時天下皆以為狂。壬辰年傅蘭雅《譯書事略》，言上海製造局譯出西書，售去者僅一萬三百餘部。中國四萬萬人，而講書者乃只有此數，則天下士講求中外之學者，能有幾人？可想見矣。非經甲午之役割台償款，創巨痛深，未有肯翻然而改者。至此天下志士，乃知漸漸講求，自強學會首倡之，遂有官書局、《時務報》之繼起。於是海內繽紛，爭言新法，自此舉始也。然甲午之後仍不變法，間有一二，徒為具文。即如海軍、電線、鐵路、船局、船廠，間有一二，然變其甲不變其乙，變其一不變其二。牽連相累，必至無成，其他且勿論。即如被創之後，而兵未曾增練，鐵艦不再購一艘，吾綠營兵六十餘萬，八旗兵三十餘萬，實皆老弱，且各有業，託名伍籍中。泰西以民為兵，吾則以兵為民，何以敵之？若夫泰西立國之有本末，重學校，講保民、養民、教民之道，議院以通下情，君不甚貴，民不甚賤，制器利用以前民，皆與吾經義相合，故其致強也有由。吾兵農學校皆不修，民生無保養教之之道，上下不通，貴賤隔絕者，皆與吾經義相反，故宜其弱也。故遂復有膠州之事，四十日之間，要挾逼迫者二十事。一德之強租膠州，人所共知也。其二則英欲借我款三厘息，而俄不許矣。其三欲開大連灣通商，俄不許矣。其四欲開南寧通商，俄不許矣。其五借英款不成，而內河全許駛行輪船矣。其六西貢燒教堂，法索我償款十萬矣。其七姚協贊調補山東道，德人限二十四點鐘撤去矣。其八津鎮鐵路過山東，三電德廷，德不許矣。其九改道過河南，德亦不許，後請英、美使言之乃許矣。其十聶軍請俄教習，而訂明不歸統領節制矣。其十一俄教習去留，須候俄廷旨矣。其十二俄人勒逐德教習四人矣。其十三直隸、山西、東三省練兵，必須請俄教習矣。其十四長江左右厘金，盡歸稅務司矣。其十五德人既得膠州百里，復索增廣矣。其十六既得增廣，又索鐵路矣。其十七既得鐵路，又索全省矣。其十八既得鐵路，又索全省商務矣。其十九俄人要割旅順、大連灣、金州矣。其二十法人索廣州灣，又訂兩廣、雲貴不得讓與他國矣。此皆今年二月以前之事，其此後英之索威海，日本之訂福建不得讓與別國等事，尚未及計也。夫築路待商之德廷，道員聽其留逐，是皇上之權已失。賈誼所謂何忍以帝王尊號為戎人諸侯。二月以來，失地失權之事，已二十見，來日方長，何以卒歲？緬甸、安南、印度、波蘭，吾將為其續矣。觀分波蘭事，脅其國主，辱其貴臣，荼毒縉紳，真可為吾之前車哉！必然之事，安能僥倖而免乎？印度之被滅，無作第六等以上人者。自乾隆三十六年至光緒二年，百餘年始有議員二人，香港隸英人，至今尚無科第。人以買辦為至榮，英人之窶貧者皆可為大班，吾華人百萬之富，道府之銜，紅藍之頂，乃多為其一洋行之買辦，立侍其側，仰視顏色。嗚呼哀哉！及今不自強，恐吾四萬萬人，他日之至榮者不過如此也。元人始來中國，嘗廢科舉矣，其視安南之進士，抱布貿絲，有以異乎？故我士大夫設想他日，真有不可言者，即有無恥之輩，發憤作貳臣，前朝所極不齒者，而西人必不用中人。以西人之官必有專門，非專學不能承乏也。若使吳梅村在，他日將並一教官不能得，安敢望祭酒哉？即欲如熊開元作僧，而西教專毀像教，佛像佛殿將無可存，僧於何依？即欲蹈東海而死，吾中國無海軍，即無海境，此亦非我乾淨土矣。做貳臣不得，做僧不得，死而蹈海不得，吾四萬萬之人，吾萬千之士大夫，將何依何歸何去何從乎？故今日當如大敗之餘，人自為戰，救亡之法無他，只有發憤而已。窮途單路，更無歧趨。韓信背水之軍，項羽沉舟之戰，人人懷此心，只此或有救法耳。然割地失權之事，既忌諱秘密，國家又無法入師丹之油畫院，繪敗圖以激人心。薄海臣民，多有不知者，或依然太平歌舞，晏然無事，尚紛紛求富貴求保舉，或乃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故割地失權之事，非洋人之來割脅也，亦不敢責在上者之為也。實吾輩甘為之賣地，甘為之輸權。若使吾四萬萬人皆發憤，洋人豈敢正視乎？而乃安然耽樂，從容談笑，不自奮厲，非吾輩自賣地而何？故鄙人不責在上而責在下，而責我輩士大夫，責我輩士大夫義憤不振之心，故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責，人人有救天下之權者。考日本昔為英美所凌，其弱與我同，今何以能取我台灣，滅琉球，而制朝鮮，得我償款二萬萬。此日本之兵強為之耶？非也。其相伊藤，其將大山為之耶？非也。嘗推考如此大事，乃一布衣高山正芝之所為。高山正芝哀國之衰不能變法，憤大將軍之擅政，終日在東京痛哭於通衢，見人輒哭，終以哭死。於是西鄉、吉田、藤田、蒲生秀實之流，出而言尊攘，大久保利通、岩倉具視、木戶孝允、板垣退助、三條實美、大隈重信，出而談變法，日本乃盛強。至明治以後，日人賞維新之功，乃贈高山正芝四品卿，賜男爵。凡物作始也簡，將畢也巨。嗚呼！誰知日本之治，盛強之效，乃由一諸生無權無勇無智無術而成之耶。蓋萬物之生，皆由熱力，有熱點故生諸天，有熱點故生太陽。太陽熱之至者，去我不知幾百萬億里，而一尺之地，熱可九十匹馬力，故能生地，能生萬物，被其光熱者，莫不發生。地有熱力，滿腹皆熱汁火汁，故能運轉不息。醫者視人壽之長短，察其命門火之衰旺，火衰則將死，至哉言乎。故凡物熱則生，熱則榮，熱則漲，熱則運動。故不熱則冷，冷則縮，則枯，則干，則夭死，自然之理也。今吾中國以無動為大，無一事能舉，民窮財盡，兵弱士愚，好言安靖而惡興作，日日割地削權。命門火衰矣，冷矣，枯矣，縮矣，干矣，將危矣。救之之道，惟增心之熱力而已。凡能辦大事復大仇成大業者，皆有熱力為之，其心力弱者，熱力減故也。胡文忠謂今日最難得者是忠肝熱血人，范蔚宗謂桓靈百餘年傾而未顛，危而未墜者，皆由仁人君子心力之為。凡古稱烈士、志士、義士、仁人，皆熱血人也，視其熱多少以為成就之大小。若熱如螢火如燈則微矣，並此而無之，則死矣。若如一大火團，至百二十度之沸度，則無不灼矣。若如日之熱，則無所不照，無所不燒，熱力愈大，漲力愈大，吸力愈多，生物愈榮，長物愈大。故今日之會，欲救亡無他法，但激勵其心力，增長其心力，念茲在茲，則爝火之微，自足以爭光日月，基於濫觴，流為江河。果能合四萬萬人，人人熱憤，則無不可為者，奚患於不能救。 此演說之語，乃當時會中人旁聽筆記，登錄於天津《國聞報》中者，後各報亦展轉登之，人人共見。其中之語，豈有一字一句含不保大清之意者？而文悌乃深文羅織而言之，眾人亦吠影吠聲而信之，非天下可憐可憤之事耶？ 開此會之意，欲令天下人咸發憤國恥，因公車諸士而摩厲之，俾還而激勵其鄉人，以效日本維新志士之所為，則一舉而十八省之人心皆興起矣。當時集者朝官自二品以下，以至言路詞館部曹，及公車數百人，樓上下座皆滿。康有為演說時，聲氣激昂，座中人有為之下淚者。雖旋經解散，而各省志士紛紛繼起，自是風氣益大開，士心亦加振厲，不可抑遏矣。 第三章 政變原因答客難 語曰：「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大丈夫以身許國，不能行其志，乃至一敗塗地，漂流他鄉，則惟當緘口結舌，一任世人之戮辱之，嬉笑之，唾罵之，斯亦已矣。而猶復嘵嘵焉欲以自白，是豈大丈夫所為哉！雖然，事有關於君父之生命，關於全國之國論者，是固不可以默默也。 論者曰：中國之當改革不待言矣，然此次之改革，得無操之過蹙，失於急激以自貽蹉跌之憂乎？辯曰：中國之言改革，三十年於茲矣。然而不見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舊與布新兩者之用力相等，然後可有效也。苟不務除舊而言布新，其勢必將舊政之積弊，悉移而納於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如病者然，其積痞方橫塞於胸腹之間，必一面進以瀉利之劑，以去其積塊，一面進以溫補之劑，以培其元氣，庶能奏功也。若不攻其病，而日餌之以參芩，則參芩即可為增病之媒，而其人之死當益速矣。我中國自同治後所謂變法者，若練兵也，開礦也，通商也；交涉之有總署使館也；教育之有同文、方言館及各中國學堂也。皆疇昔之人所謂改革者也。夫以練兵論之，將帥不由學校而出，能知兵乎？選兵無度，任意招募，半屬流丐，體之羸壯所不知，識字與否所不計，能用命乎？將俸極薄，兵餉極微，武階極賤，士人以從軍為恥，而無賴者乃承其乏，能潔己效死乎？圖學不興，厄塞不知，能制勝乎？船械不能自制，仰自他人，能如志乎？海軍不游弋他國，將帥不習風濤，一旦臨敵，能有功乎？警察不設，戶籍無稽，所練之兵日有逃亡，能為用乎？如是則練兵如不練。且也用洋將統帶訓練者，則授權于洋人，國家歲費巨帑，為他人養兵以自噬。其用土將者，則如董福祥之類，藉眾鬧事，損辱國體，動招邊釁，否則騷擾閭閻而已，不能防國，但能累民。又購船置械於外國，則官商之經手者，藉以中飽自肥，費重金而得窳物，如是則練兵反不如不練。以開礦論之，礦務學堂不興，礦師乏絕，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盡地利乎？機器不備，化分不精，能無棄材乎？道路不通，從礦地運至海口，其運費視原價或至數倍，能有利乎？如是則開礦如不開。且也西人承攬，各國要挾，地利盡失，畀之他人，否則奸商胡鬧，貪官串弊，各省礦局，只為候補人員領干修之用（中國舊例，官紳之不辦事而藉空名以領俸者，謂之干修。凡各省之某某局總辦，某某局提調者，無不皆是也），徒糜國帑，如是則開礦反不如不開。以通商論之，計學（即日本所稱經濟、財政諸學）不講，罕明商政之理，能保富乎？工藝不興，製造不講，土貨銷場寥寥無幾，能爭利乎？道路梗塞，運費笨重，能廣銷乎？厘卡滿地，抑勒逗留，朘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勸商乎？領事不察外國商務，國家不護僑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則通商如不通。且也外品日輸入，內幣日輸出，池枯魚竭，民無噍類，如是則通商反不如不通。以交涉論之，總理街門老翁十數人，日坐堂皇，並外國之名且不知，無論國際；並己國條約且未寓目，無論公法。各國公使領事等官，皆由奔競而得，一無學識，公使除呈遞國書之外無他事，領事隨員等除游觀飲食之外無他業，又何取於此輩之坐食乎？如是則有外交官如無外交官。且使館等人在外國者，或狎邪無賴，或鄙吝無恥，自執賤業，污穢難堪，貽笑外人，損辱國體，其領事等非惟不能保護己商，且從而凌壓之，如是則有外交官反不如無外交官。以教育論之，但教方言以供翻譯，不授政治之科，不修學藝之術，能養人才乎？科舉不變，榮途不出，士夫之家，聰穎子弟皆以入學為恥，能得高才乎？如是則有學堂如無學堂。且也學堂之中，不事德育，不講愛國，故堂中生徒，但染歐西下等人之惡風，不復知有本國。賢者則為洋傭以求衣食，不肖者且為漢奸以傾國基，如是則有學堂反不如無學堂。 凡此之類，隨舉數端，其有弊無效固已如是，自余各端亦莫不如是。則前此之所謂改革者，所謂溫和主義者，其成效固已可睹矣。夫此諸事者，則三十年來名臣曾國藩、文祥、沈葆禎、李鴻章、張之洞之徒，所竭力而始成之者也，然其效乃若此。然則不變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規模，不籌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枝枝節節以變之，則雖使各省得許多督撫皆若李鴻章、張之洞之才之識，又假以十年無事，聽之使若李鴻章、張之洞之所為，則於中國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蓋國家之所賴以成立者，其質甚繁，故政治之體段亦甚複雜，枝節之中有根干焉，根干之中又有總根干焉，互為原因，互為結果。故言變法者將欲變甲，必先變乙，及其變乙，又當先變丙，如是相引，以至無窮。而要之非全體並舉，合力齊作，則必不能有功，而徒增其弊。譬之有千歲老屋，瓦墁毀壞，榱棟崩折，將就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臥，漠然無所聞見，或則補苴罅漏，彌縫蟻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雖不同，要之風雨一至，則屋必傾而人必同歸死亡一也。 夫酣嬉鼾臥者，則滿洲黨人是也；補苴彌縫者，則李鴻章、張之洞之流是也。諺所謂「室漏而補之，愈補愈漏，衣敝而結之，愈結則愈破」。其勢固非別構新廈，別出新制，烏乎可哉？若如世之所謂溫和改革者，宜莫如李、張矣。不見李鴻章訓練之海軍洋操，所設之水師學堂、醫學堂乎？不見張之洞所設之實學館、自強學堂、鐵政局、自強軍乎？李以三十年之所變者若此，張以十五年所變者若此。然則再假以五十年使如李、張者，出其溫和之手段，以從容布置，到光緒四十年，亦不過多得此等學堂、洋操數個而已。一旦有事，則亦不過如甲午之役，望風而潰。於國之亡能稍有救乎？既不能救亡，則與不改革何以異乎？夫以李、張之才如彼，李、張之望如彼，李、張之見信任負大權如彼，李、張之遇無事之時，從容十餘年之布置如彼，其所謂改革者乃僅如此。況於中朝守舊庸耄盈廷，以資格任大官，以賄賂得美差，大臣之中安所多得如李、張之才者，而外患之迫月異而歲不同，又安所更得十餘年之從容歲月者！然則舍束手待亡之外，無他計也。不知所謂溫和主義者，何以待之？抑世之所謂急激者，豈不以疑懼交乘，怨謗雲起，為改革黨人所自致乎？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又曰：「凡民可以樂成，難以慮始。」從古已然，況今日中國之官之士之民，智識未開，瞢然不知有天下之事，其見改革而驚訝，固所當然也。彼李鴻章前者所辦之事，乃西人皮毛之皮毛而已，猶且以此負天下之重謗，況官位遠在李鴻章之下，而所欲改革之事，其重大又過於李鴻章所辦者數倍乎？ 夫不除弊而不能布新，前既言之矣。而除弊之一事，最易犯眾忌而觸眾怒，故全軀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為之。今且勿論他事，即如八股取士錮塞人才之弊，李鴻章、張之洞何嘗不知之，何嘗不痛心疾首而惡之？張之洞且嘗與余言，言廢八股為變法第一事矣。而不聞其上折請廢之者，蓋恐觸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怒，懼其合力以謗己而排擠己也。今夫所謂愛國之士，苟其事有利於國者，則雖敗己之身，裂己之名，猶當為之。今既自謂愛國矣，又復愛身焉，又復愛名焉，及至三者不可得兼，則舍國而愛身名，至二者不可得兼，又將舍名而愛身。吾見世之所謂溫和者，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吉田松陰曰：「觀望持重，號稱正義者，比比皆然。最為最大下策。何如輕快捷速，打破局面，然後除占地布石之為愈乎？」嗚呼！世之所謂溫和者，其不見絕於松陰先生者希耳。 即以日本論之，幕末藩士，何一非急激之徒，松陰南洲，尤急激之巨魁也，試問非有此急激者，而日本能維新乎？當積弊疲玩之既久，不有雷霆萬鈞霹靂手段，何能喚起而振救之。日本且然，況今日我中國之積弊更深於日本幕末之際，而外患內憂之亟，視日本尤劇百倍乎。今之所謂溫和主義者，猶欲以維新之業，望之於井伊安藤諸閣老也，故康先生之上皇帝書曰：「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又曰：「變事而不變法，變法而不變人，則與不變同耳。」故先生所條陳章奏，統籌全局者凡六七上，其大端在請誓太廟以戒群臣，開制度局以定規模，設十二局以治新政，立民政局以地方自治。其他如遷都興學，更稅法，裁厘金，改律例，重俸祿，遣遊歷，派遊學，設警察，練鄉兵，選將帥，設參謀部，大營海軍，經營西藏、新疆等事，皆主齊力並舉，不能枝枝節節而為之。而我皇上亦深知此意，徒以無權不能遽行，故屢將先生之折交軍機總署會議，嚴責其無得空言搪塞。蓋以見制西後，故欲藉群臣之議以定之也。無如下有老耄守舊之大臣，屢經嚴責而不恤，上有攬權猜忌之西後，一切請命而不行。故皇上與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百分未得其一焉，使不然者，則此三月之中，舊弊當已盡革，新政當已盡行，制度局之規模當已大備，十二局之條理當已畢詳，律例當已改，巨餉當已籌，警察當已設，民兵當已練，南部當已遷都，參謀部當已立。端緒略舉，而天下肅然向風矣。今以無權之故，一切所行非其本意，皇上與康先生方且日日自疚其溫和之已甚，而世人乃以急激責之，何其相反乎？ 嗟乎，局中人曲折困難之苦衷，非局外人所能知也久矣。以譚嗣同之忠勇明達，當其初被征入都，語以皇上無權之事，猶不深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譚查歷朝聖訓之成案，將據以請於西後，至是譚乃恍然於皇上之苦衷，而知數月以來改革之事，未足以滿皇上之願也。譚嗣同且如此，況於其他哉？夫以皇上與康先生處至難之境，而苦衷不為天下所共諒，庸何傷焉。而特恐此後我國民不審大局，徒論成敗，而曰是急激之咎也，是急激之鑑也，因相率以為戒，相率一事不辦，束手待亡，而自以為溫和焉。其上者則率於補漏室，結鶉衣，枝枝節節，畏首畏尾，而自以為溫和焉。而我國終無振起之時，而我國四萬萬同胞之為奴隸，終莫可救矣。是乃所大憂也，故不可以不辯者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