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 · 維新運動作為一個文化思想上的革新運動

維新運動在當時是一個巨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這是當時社會生產力要求打破舊的生產關係束縛的鮮明反映，也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極端尖銳化的結果。毛主席說：「當著政治文化等上層建築阻礙著經濟基礎的發展的時候，對於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為主要的決定的東西了。」（《矛盾論》）維新運動就是在社會經濟發展嚴重地受著阻礙的情況下，要求政治文化進行一些革新的運動。出身於封建士大夫階層的維新派當時還沒有很多的資本主義知識，他們能夠發動這樣一個運動，正是由於他們在客觀上代表迫切要求解放的社會生產力。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尖銳化也是當時推動這個運動的力量。 維新派在當時從事文化的某些革新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情。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從來沒有被觸動過，而維新派雖然說是向西方學習，卻是很有限的。從西方介紹來的東西，還很少，也不都是有用的。真正能夠挽救我們國家和民族命運的無產階級學說還沒有被介紹到中國來的機會。但是維新派的一些人能夠按照他們所看到的當時中國社會的某些要求，從其中吸收一些有益的營養。這種很有創造性的學習，應該以康有為、譚嗣同等人的著作為代表。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在學術上推翻「述而不作」的崇古思想，在政治上打擊「恪守祖訓」的不變思想。他的《孔子改制考》以變革和發展的思想來作變法維新主張的根據。他的《大同書》（指最初的稿本）闡明他所理解的歷史不斷發展的思想，指出其最高的發展階段是大同極樂世界。這些都是有積極意義的思想。儘管當時譯書很少，康有為的西方知識多半只是得其近似，但他就能夠提出一套嶄新的、在當時有積極意義的學說，是不易的；但也是不足為怪的，因為這是當時社會條件所決定的。新的生產力和極其落後的生產關係的尖銳矛盾，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奴役，腐爛的封建機構對中國人民的統治，這些必須改變的不合理現象，促使一個肯正視當前問題的人去摸索中國社會發展的道路和方向。這樣康有為就能夠把陳舊的公羊學說和婆羅門教義化為一時進步的學說，並且以此武裝自己同封建文化衝擊。我不很同意一些同志著重考慮西洋某些學說（如《天演論》）介紹到中國的年代從而斷定康有為的思想是如何發生和發展的。這種考慮方法我看是太機械了。康有為完全可以在看到《天演論》以前獨立地達到他大同學說的基本見解。而且在嚴復翻譯赫胥黎書之前，康有為也盡有機會聽到《天演論》的一些內容。《大同書》出版年代很晚，和初稿也必然很少共同之處。但是康有為早有「太平大同之學」，而這是他當時的基本思想，是無可疑的。梁啓超最得力於他的，也就是這個學說。〔1〕譚嗣同著《仁學》也有同樣的情況，梁啓超說他當時連「盧梭《民約論》之名並未夢見，而理想多與暗合，蓋非思想解放之效不及此」。譚嗣同對西方資產階級學說未必毫無接觸，但梁啓超指出思想解放是他寫成《仁學》最主要的條件，這是精闢的見解。這些都證明客觀存在決定人們意識的真理。康有為、譚嗣同自身思想得到「解放」，也是當時形勢逼出來的，不是抄襲西洋的結果。維新派當時能夠在打破傳統束縛這方面做出一些成績，也就在於他們按照自己所能看到的社會需要的標準去吸取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的文化，作為實踐的工具。當然廣泛介紹的工作對新思想的啟蒙，在當時也是重要的，例如嚴復的一些譯著也起了很大作用，但他本人仍是一個「不願亡國但是缺乏勇氣的保守士人」，對於維新運動的作用，和康、梁、譚等人就不能相提並論了。 〔1〕一八九七年梁啓超給康有為信說他讀內典後發現：「吾教太平大同之學皆婆羅門舊教所有，佛吐棄不屑道者，覺平生所學失所憑依奈何。」（見《翼教叢編》附錄，卷四）我以為康所秘不示人者是他那個所想像的烏托邦的內容，至於把歷史看作是進步的、發展的這個基本思想，不但不必守秘，也不可能守秘。我國歷史學者們說明《大同書》所起的作用，就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