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 · 維新運動作為一場階級鬥爭

維新運動作為一場階級鬥爭來看也有它的深刻意義。 階級鬥爭是推動歷史的力量。戊戌維新運動是幼弱的資產階級對封建主義的突出反動勢力爭取一部分政權的鬥爭，因而也就具有階級鬥爭的性質。維新運動的階級基礎是十分薄弱的，它只能進行一番極其軟弱無力的鬥爭，但是階級鬥爭的性質仍然是維新運動能夠起歷史作用的主要原因。 首先強學會就是這種軟弱的階級鬥爭的表現：一八九五年四月的「公車上書」，是帶有一定的群眾性運動的開始。康有為緊接著提出「合群」「開會」「辦報」的主張就是為了進一步糾集力量，準備向封建頑固派施行壓力。他在《自編年譜》中說：「思開風氣，開知識，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後力厚也。合群非開會不可，在外省開會，則一地方官足以制之，非合士大夫開之於北京不可，既得登高呼遠之勢，可令四方響應，而舉之於輦轂眾著之地，尤可自白嫌疑。」 「合群」「開會」「登高一呼四方響應」，這幾句話表現了維新派的何等氣概。但在他們的想法中，已經清楚地看出它的軟弱性，因為在北京開會是為了可以「自白嫌疑」，而且康有為的自述又補充說：「變法本原，非自京師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這種依靠一定的政治實力的想法，就是自上而下的改良主義路線必然的表現。維新派的理想是依靠皇權，但在還沒有抓到皇權的時候，他們想先拉攏一些政治上的實力派。連當時思想最激進的譚嗣同的看法也是相同的。他得意地描寫強學會說：「內有常熟，外有南皮，名士會者千計，款亦數萬」，把翁（同龢）、張（之洞）二人看作強學會的兩塊招牌或竟是兩根支柱。康有為也十分重視封建官僚文廷式以至李鴻藻的一個無賴門生張孝謙。但是這些關係都擋不住封建勢力的輕輕一擊。楊崇伊一封彈劾的奏章就把強學會封禁查抄了，上海強學會的命運更清楚地說明自上而下改良主義的無用。以上海強學會自任的張之洞也就是它的斷送者。兩處強學會的同時但是「不謀而合」（蔡爾康語）地被取消，說明了連這樣微弱的改良主義運動也是當時封建勢力所不許可的。問題並不在於李鴻章或是張之洞個人一時的喜怒，他們的舉動是封建統治利益所決定的。 從保國會到百日維新更是一場尖銳的階級鬥爭。 德帝國主義的侵占膠州引起全國的震動，統治集團內部產生了分化，帝黨、後黨的矛盾加劇，當權的頑固派感到沒有出路，暫時收斂一下兇惡的氣焰。一些大臣們感到彷徨失措，也就願意聽聽維新派的方案。這樣維新派就有抓住了皇帝的機會而直接提出救亡變法的主張。維新派以三年前上諭中的幾句話為根據來組織保國會。保國會提出「保國、保種、保教」的宗旨，進行全國性的（北京、上海兩總會）和以省為單位的救亡組織，實際上也就是在廣泛地組織資產階級政黨。「保國保種」就是保衛國家和民族的生存。「保教」（康有為所謂孔教）在落後的名詞上反映著反對外國教會和奴化教育的積極意義。而且從康有為手擬的保國會章程中，可以看出所謂「保教」在組織會員上的「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患難相助」的合群作用。這樣維新派內有皇帝外有所聯繫的各地士紳，變法運動就急轉直下，百日維新開始了。 在保國會和百日維新時期，頑固派給予維新派一個寂寂無聞的錯覺。其實他們不但在密切注意著事情的發展，而且在磨刀霍霍地等待著。維新派自身既無確可憑藉的階級力量，又脫離了廣大的人民群眾，處在極其孤立的地位，只是把有志無權的光緒皇帝當作一世之雄的彼得大帝而急急忙忙地發布了許許多多的改革命令。維新派自己也曾以「狂泉」的譬喻說明保國會的四面楚歌。梁啓超也說京中數將及萬的會試舉人對於他請廢八股而表示的「不共戴天之仇」。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維新派無法改變它孤立的地位，以至於後來簡直就是作為一個帝黨而謀孤注一擲。而相反的，頑固派卻是以逸待勞地等候著最後決定性的反擊的時機。《定國是詔》下的第四天，帝黨的重要人物翁同龢就被輕輕地開缺回籍了。當變法轟轟烈烈地進行的時候，頑固派已經完成遠遠合圍的部署了。等到維新派發現他們已成為人家的俎上魚肉時，他們就急著想去倚靠一個軍事實力派。這件事實本身正是維新派自上而下的基本路線的必然結果，因而不能看作僅僅是一時失策或是所託非人。但是這樣一來，他們不但授敵以柄，也充分暴露了自己的無能，頑固派的毒手就十分容易地把這一場階級鬥爭結束了。 但是，儘管維新派在鬥爭中表現得如此軟弱，他們究竟是做了一番十分勇敢的鬥爭。這個鬥爭雖然不是對整個封建主義，卻是對封建主義中最頑固、最兇惡、最落後勢力的一場惡戰。當時客觀的歷史發展促使生產力要求衝破舊的生產關係，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度里，資產階級主要是由封建官僚、豪紳、富商轉化形成的，這個階級的下層力量在這時期更是微不足道。因此，在當時，這個沒有獨立力量的資產階級內就只能由一批有資本主義傾向的上層知識分子來代表，他們的改良主義路線是由他們本身，也是由當時整個資產階級和封建主義的密切聯繫決定的。但是他們和封建主義突出的頑固勢力是無法妥協的，因而一場惡戰又是不可避免的。維新運動是改良主義運動但又具有階級鬥爭性質，一方面是客觀形勢決定的，一方面又是由於中國資產階級本身「還有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維新運動之所以有巨大歷史作用也正由於它具有這些階級鬥爭的性質。譚嗣同等志士們以流血犧牲殺身成仁來結束這一場惡戰，在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歷史過程中，寫下極其動人的一頁。 因此在今天我們紀念戊戌維新運動，是因為這個運動雖然是由有資產階級傾向的封建士紳發動的，但它作為一個救亡運動是和廣大人民通聲氣的。作為一個思想文化革新的運動，它有重要的啟蒙作用；作為一場階級鬥爭，它以自身的失敗和流血揭露了腐朽透頂的封建統治的頑固和暴戾，並且宣告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沒有出路。維新派的一些志士在不同程度上表示了敢想敢做和不屈不撓的精神，這樣替人們思想的進一步解放創造條件，同時也替舊民主主義革命鋪平道路。這是十分可貴的。當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偉大而艱巨的歷史任務只能由勞動人民來承擔，資產階級的努力和方案都是徒勞無功的。無論戊戌變法或是辛亥革命，都說明了資產階級不可能是中國歷史的真正推動力量，只有他們的行為在客觀上符合於當時革命人民群眾的要求時，他們才能在短暫的時期中起一定的作用。脆弱而短壽的中國資產階級，由於黨執行正確的改造政策的結果，獲得良好的歸宿處所。它的歷史作用現在已經蓋棺論定了。歷史證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裡的資產階級只有堅決和革命工農群眾站在一起才有出路，包括自己改造的前途。在沒有或是離開工人階級的領導時，資產階級總是表現得害怕群眾，敵視勞動人民。戊戌維新運動雖然有積極光輝的一面，卻同時充分表現了這個弱點。依靠上層力量，對帝國主義存在幻想的改良主義道路決定了維新派的完全脫離群眾及其迅速墮落的道路。在愛國救亡的呼聲中，維新派得不到群眾的援助，這個責任難道還不應該由自己來負嗎？接踵而起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又何嘗真能接受維新派失敗的教訓？袁世凱的隨意擺布他們，不是也正似一堆無根之木嗎？今天在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照耀之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只有徹底改變自己的階級立場，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才能做到真正合乎無產階級利益的敢想敢說敢做，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盡力。我們今天是在這種積極的意義上來紀念戊戌維新的志士們的。 （原載1958年9月29日《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