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 · 作為一個救亡運動的維新運動

毛主席告訴我們：「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鬥犧牲，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維新運動就是這樣一個可歌可泣的運動。 針對著十九世紀末葉嚴重的民族危機，維新運動是首先作為一個愛國運動而提出的。從七八十年代開始，中國就四面受敵，特別從一八八五年我們鄰邦越南淪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之後，許多人都感到中國如不急速改變，就要有亡國的危險。孫中山在當時已經認為清朝不可救藥而抱著推翻它的統治的見解。差不多同時，康有為在一八八八年第一次上書就大呼「國勢危蹙，祖陵奇變，請下詔罪己，及時圖治」，已經是主張變法救亡了。當然康有為所謂「救亡」，實際上混淆了兩種意義，一個意義是救中國之亡，另一意義是救封建統治之亡。從後一個意義說，他每次上書都強調指出當時人民革命形勢的可怕，而主張用改良主義的方法，加以抵制，這顯然是反動的。但他的變法主張，主要的還是為了救中國之亡。為了說明這個問題，這裡應該討論一下這一時期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升降情況及其相互關係。中法戰爭後，階級矛盾確實是在逐漸上升，從九十年代開始，會黨活動頻繁，革命形勢逐漸發展。經過中日戰爭，直到義和團運動爆發，階級矛盾才算達到了高峰。但與此同時，中法戰爭後，列強環伺中國，英國侵略西藏，葡萄牙進一步侵占澳門等等，嚴重的民族危機正在發展。總的看來，應該說在這時期民族矛盾比階級矛盾是更重要的。特別是把我們國內社會經濟加速半殖民地化和我們鄰邦朝鮮所遭受的嚴重威脅聯繫起來看，就會更清楚些。在這時期民族危機也影響著革命形勢，國內階級鬥爭已經開始以反侵略的口號進行。一八九一年震驚資本主義侵略者的長江一帶反教會的鬥爭，實際上也就是會黨領導的群眾反對封建統治的鬥爭。此外，從世界大局看來，一八八四年到一九〇〇年，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猖狂地重新分割全世界的時期。因此在階級鬥爭和民族矛盾的相互關係上，民族矛盾占著首先重要的地位。這樣看來，康有為在一八八八年對於形勢的估計，不是過慮，因而在當時他已經以救亡為目的提出變法的要求也是很自然的。 救亡是變法的直接目的，維新是救亡主張的內容，這在甲午戰爭後，就更加明確了。甲午戰爭失敗，洋務派割地求和，允許外人設廠，開放內地大城市，侵略勢力進入堂奧，空前的民族危機發生了。投降派的擅割台灣，引起舉國人民的憤怒。在全國要求繼續反抗，台灣人民進行壯烈武裝鬥爭的同時，維新派以一千幾百名舉人署名的「公車上書」開始了一個救亡運動。康有為有力地警告說：「棄台民即散天下。」他要求黜退主和辱國擅許割地的洋務派「大奸」們，並把他們明正典刑。「公車上書」的目的，在於提出一個救亡的方案，他說：「方今當數十國之覬覦，值四千年之變局，盛暑已至而不釋重裘，病症已變而猶用舊方，未有不暍死而重危者也。」這樣，一個資本主義性質的綱領就隨著救亡的旗幟而被提出來了。這個綱領在「富國、養民、教士、練兵」等陳舊的名詞下提出了嶄新的內容，在當時是有進步作用的。「富國」的資本主義內容在於取消各省的厲禁，允許人民辦工廠，製造機器，發展鐵路輪船等事業，「一付於民」，「縱民為之，由官保護」。「養民」的資本主義內容在於發展工農商業，利用新的科學知識和技術，提高農業生產，講求製造技術上的改良和發明，給予專利，允許民間工廠製造槍炮，並由國家（政府）協助商會和大公司的組織和商業的發展。「教士」的資本主義內容不在對於科舉的形式上的改革，而在於提倡資產階級專門學問，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內容上的改變。「練兵」的目的，和洋務派不同，是為保衛國土，和救亡有關，雖然維新派沒有看到軍隊和政權的關係。當然，不能沒有和這些改變相適應的政治制度的改變，於是，在「求人才」的名義下，提出一種初步的代議制度，就是說這些「人才」不是用老辦法去訪求挑選，而是由每十萬戶推舉一個，作為議郎，他當然不是漢代的議郎而是一種新式的議員了。 這樣的資本主義綱領的主觀目的是為救亡，但它不可能是一個真能奏效的藥方。這個綱領獲得廣泛的傳播，卻正因為它是在救亡的名義下提出的。來自天南地北的一千多名舉人們能夠不假思索地署名在這樣驚人的綱領上，就是為這個緣故。這個文件被繕刻印發，不脛而走，這樣，康有為的政治主張，要救亡必須維新，就發生了巨大的影響。 強學會也就是在救亡的口號下組織起來的。顧名思義，強學會是為了圖強，但不是洋務派只想添置一些西洋船炮的所謂「自強」，而是聯合一部分士紳講習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以及其他所謂「專門學問」，藉此在政治上造成一種聲勢來推動變法。對於當時各學會的性質，康有為在有關文章中都強調造就「人才」的一面。如他代張之洞作的《上海強學會序》就說：「天下之變岌岌哉！夫挽世變在人才，成人才在學術，講學術在合群，累合什百之群，其成就尤速。」要靠資產階級「學術」和「人才」，來挽救中國的想法，我們看來是早已破產了的一種幻想。但我們不能把康有為的主張和後來資產階級「教育救國論」等同起來，因為「教育救國論」是不許青年參加革命活動的反動陰謀，而康有為當時正在尋找一批人向封建主義最頑固的堡壘衝擊或是作衝擊者的聲援。因此，應該從當時的階級力量來考慮他所謂「人才」問題。當時資產階級還沒有真正形成，維新派沒有可靠的階級基礎，只好向封建士紳隊伍里尋找一些有同樣傾向的人們。因此所謂「造就人才」無非是要使這些人獲得一些資本主義知識，成為推動維新的可靠力量。所以梁啓超說強學會兼具學校和政黨的性質，是比較確切的。保國會是在緊急的瓜分形勢下成立的救亡組織，也就是發動變法的基本士紳隊伍，它的政黨性質是更加顯著的。 湖南的南學會和時務學堂也都是救亡運動的產物。由於湖南有了群眾運動的基礎，又有傑出的維新志士譚嗣同、唐才常等的提倡，開明官吏陳寶箴等的支持，湖南一時成為維新運動的中心。南學會在省城設總會，各州縣設分會，定期討論政務，儼然具有議會的性質。一八九七年底，在膠州被占聲中成立的以梁啓超為總教習的時務學堂，特別著重民權思想的傳播，甚至有人秘密印發《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書。梁啓超還勸陳寶箴做自立自保的準備，要「使六十餘州縣之風氣同時並開」。因此維新運動在湖南的蓬勃發展，雖然帶有地方的性質，但和全國反抗瓜分救亡圖存的運動是分不開的，而其所起作用也是全國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