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 · 戊戌變法的背景
一、中日戰爭後中國民族危機的加深和革命形勢的高漲
中日戰爭後，《馬關條約》訂立，這標誌著列強對中國的侵略進入了帝國主義的階段。《馬關條約》規定日本在中國有經營工廠的權利。當時日本資本主義還沒有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還沒有大量的剩餘資本可以輸出。但西方帝國主義各國卻利用中日戰爭的結果在中國進行分裂和掠奪。他們一面進行經濟侵略——爭奪鐵路的修築權和礦山開採權，建立工廠，大量設立銀行來控制中國的金融，對清政府大批貸款，以進行政治投資。從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八年，英、德、俄、法四國借給清政府的外債達三億七千萬兩。同時它們公然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強占所謂「租借地」，作為侵略的基地。這樣帝國主義逐漸控制中國的命脈，進一步支配中國的封建政權，同時也使帝國主義與中國人民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起來。
當時，德國侵略勢力控制了山東省，沙皇俄國的勢力囊括了東北，英國侵略勢力最大，不但控制了華南和長江流域，甚至於進入西藏，法國的勢力則在雲南和兩廣。
當時，英國在中國控制的地區最廣，政治影響最大，並且掌握著中國海關的行政權。
日本已經侵占了中國領土台灣，並且把福建劃為它的勢力範圍。日本與俄、法、德之間，從三國干涉還遼起有著顯著的矛盾，主要的還是英、俄之間的矛盾。因此形勢逐漸發展為英、美、日聯合對抗沙皇俄國。
甲午戰爭，美國資本家已經組織了合興公司，進行中國鐵路的爭奪。在美、西戰爭前，各帝國主義在中國剛要劃分勢力範圍的時候，美國正忙於和西班牙爭奪西印度群島和菲律賓群島的殖民地，不能多分力量來侵略中國，因此它在中國沒有搶到固定地區。但鐵路幹線的爭奪主要意義不但在於消極地抵制別個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而且在於積極地使別人的勢力範圍替它服務。合興公司在爭奪蘆漢路（京漢路）權失敗之後，在一八九八年奪取了粵漢路權。美帝國主義雖然沒有得到一個勢力範圍，但它貫串中國心臟的侵略計劃是極其惡毒的。
從以上所說的情況來看，帝國主義各國之間有矛盾，但是為了共同侵略中國，保證利潤，避免競爭，國際金融資本又都是合作的。像美國的合興公司與英國的中英公司的合作，就說明帝國主義在加強對中國的侵略之下，儘量求得相互間可能的協調。從德帝國主義侵入山東半島起到一八九八年，是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形勢逐漸形成的過程。當時英國的外相沙里士倍就曾經公開宣稱：「世界上有兩種民族，一種是活的民族，另一種是快要死亡的民族。像土耳其和中國，人人都有瓜分他們的權利。」帝國主義是如此地沒有忌憚的。
在帝國主義進一步加緊侵略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的時候，也就是清政府進一步投靠帝國主義維持他自己的統治的時候。清朝統治集團中的李鴻章和慈禧太后是沙俄的工具。在北方，沙俄勢力高漲，並且取得替清政府訓練華北軍隊的權利。但在總理衙門中，英國的影響依然占著重要的地位。南方的劉坤一、張之洞等人在中日戰敗後，一度主張聯俄、法以對付日本。但後來經過日本「同文、同種」的宣傳後，卻又改為顯著地親日，實際上就是親英。此外，張之洞也受德帝國主義的影響。所以在戊戌變法以前，總的形勢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進攻非常激烈，侵略的方法是劃分勢力範圍和在中國尋找官僚、軍閥作為自己的代理人。而中國人民的反侵略、反封建的革命形勢則在高漲之中。湖北、四川、廣西、浙江等地都連續發生農民暴動。會黨的活動也極普遍，在北方有白蓮教舊系統的各派，在長江流域有哥老會，在廣東有三合會。這些會黨的活動，表現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的進一步的結合。因為中日戰爭以後，清政府的兵力更行腐化，所以當時已無法鎮壓人民的起義。張之洞請日本人練兵，就是因為長江會黨的活躍。像四川大足縣余蠻子所率領的農民起義，就聲勢極為浩大。他們在反教會的名義下，進行反封建的鬥爭。余蠻子的旗幟一出，群眾同聲響應。真是所謂：「飄布所到之處，人民起而隨之。」在義和團運動前，長江會黨已利用「扶清滅洋」的旗號進行農民起義。在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的同時，中國國內的政治生活起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在中日戰爭前已經產生的上層士大夫的改良主義的政治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表現在康有為領導下的變法維新運動。另一方面就是前面說到的人民群眾自發的反帝反封建相結合的鬥爭。當然，凡是改良主義，必然帶有抵製革命的性質。當國內革命形勢高漲時，地主階級中資產階級化的改良主義者知識分子，會感到他們將與皇帝一起滅亡的命運。但是，在當時的具體條件下，變法維新運動的主要意義在於要求中國能夠獨立，能夠繼續生存下去。在這個意義上說，這個運動是當時資產階級化知識分子的「救亡運動」，也是符合於當時廣大群眾的要求的。
二、中國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和新興資產階級的要求
中日戰爭使所有「洋務運動」在人民面前破產，洋務派辦工業失敗，於是使萌芽狀態中的資本主義有機會反對官辦和「官督商辦」，要求自己的發展。清封建政府不得不給民間資本讓出一條路，但仍沒有放棄對資本主義發展的阻撓。當時盛宣懷寫信給李鴻章說：廣泛給民辦工廠開路不行，如果布都由機器製造，那就要出亂子，賣給外國人的土貨和布可以用機器製造，但卻不能全部使用機器。
一八九七年以後，民族資產階級投資設廠的數目增加了，前後在上海設立了好幾家商辦的紗廠。一八九八年，張謇又在南通設立了有名的大生紗廠。但是，與此同時，英、美，德、日等帝國主義也在中國設立各種工廠，像怡和、老公茂等紗廠，向華商的工廠進行擠軋。在不平等條約的掩護下，帝國主義進行商品傾銷。新興資產階級的經濟力量是極其軟弱的，在政治上也沒有勢力，他們兼受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帝國主義的壓迫尤為顯著。從八十年代起，中國的改良主義者，如馬建忠、陳熾、鄭觀應、何啟等人的著作已經提出發展民族工商業，反對不平等條約的一些部分（如協定關稅）和設立議會。這些代表了初期微弱的資產階級的要求，但沒有成為一種政治運動。而康有為等所領導的「戊戌變法」，不但在思想上有了新的發展，而且一度成為轟轟烈烈的行動上的表現。
三、階級關係的變化，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尖銳
資產階級學者把戊戌變法看作是清皇朝的帝後之爭，或是新舊派之爭以至英、俄之爭（認為維新派代表英、日的利益，頑固派、洋務派代表沙俄的利益），都沒有從本質上看問題，因而解釋都是皮毛的、不全面的、錯誤的。實際上，帝後之爭，只是當時各種矛盾的一個比較集中的反映。
中日戰爭以後，中國社會的階級矛盾在急劇發展。當然，主要的階級矛盾仍然是地主階級與農民的矛盾。因為中日戰爭的賠款，清政府外債的增加，統治者更加強了對人民的榨取和掠奪，農民的苦痛日益深重。地主階級和農民之間矛盾的加深，表現在當時許多地區農民的自發鬥爭上，尤其集中表現在後來的義和團運動上。
在這一期間，新興的由地主階級轉化而成的民族資產階級，在數量上有新的增加，他們要求在基本上不改變封建統治的情況下取得發展新工商業的保障。他們的力量仍是微弱的，在政治上也不可能提出革命的主張。
另一部分從地主階級分化出來的官僚買辦階級的力量也因為帝國主義侵入後更深地培植而增強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在國內更增多起來。
小資產階級一般不滿意地主階級的封建統治，但當時還沒有資產階級的革命團體和革命綱領。因此改良主義維新運動的綱領，能夠得到小資產階級廣泛的響應和支持。
社會階級關係的變化，影響到清朝統治內部的變化，代表最頑固最落後勢力的慈禧太后，雖然仍然抗拒任何的改變，但翁同龢、張之洞卻想要改變一下來維持、鞏固清朝的統治。但張之洞又與慈禧太后的關係密切，當他發現慈禧太后決心維持舊制，反對維新時，他馬上藉口不同意「孔子改制」學說而脫離與維新派的關係。維新派與洋務派進一步分裂，維新派與頑固派的鬥爭進一步明顯。而這一切矛盾就集中表現在帝黨、後黨之爭上。
戊戌變法的背景
一、中日戰爭後中國民族危機的加深和革命形勢的高漲
中日戰爭後，《馬關條約》訂立，這標誌著列強對中國的侵略進入了帝國主義的階段。《馬關條約》規定日本在中國有經營工廠的權利。當時日本資本主義還沒有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還沒有大量的剩餘資本可以輸出。但西方帝國主義各國卻利用中日戰爭的結果在中國進行分裂和掠奪。他們一面進行經濟侵略——爭奪鐵路的修築權和礦山開採權，建立工廠，大量設立銀行來控制中國的金融，對清政府大批貸款，以進行政治投資。從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八年，英、德、俄、法四國借給清政府的外債達三億七千萬兩。同時它們公然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強占所謂「租借地」，作為侵略的基地。這樣帝國主義逐漸控制中國的命脈，進一步支配中國的封建政權，同時也使帝國主義與中國人民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起來。
當時，德國侵略勢力控制了山東省，沙皇俄國的勢力囊括了東北，英國侵略勢力最大，不但控制了華南和長江流域，甚至於進入西藏，法國的勢力則在雲南和兩廣。
當時，英國在中國控制的地區最廣，政治影響最大，並且掌握著中國海關的行政權。
日本已經侵占了中國領土台灣，並且把福建劃為它的勢力範圍。日本與俄、法、德之間，從三國干涉還遼起有著顯著的矛盾，主要的還是英、俄之間的矛盾。因此形勢逐漸發展為英、美、日聯合對抗沙皇俄國。
甲午戰爭，美國資本家已經組織了合興公司，進行中國鐵路的爭奪。在美、西戰爭前，各帝國主義在中國剛要劃分勢力範圍的時候，美國正忙於和西班牙爭奪西印度群島和菲律賓群島的殖民地，不能多分力量來侵略中國，因此它在中國沒有搶到固定地區。但鐵路幹線的爭奪主要意義不但在於消極地抵制別個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而且在於積極地使別人的勢力範圍替它服務。合興公司在爭奪蘆漢路（京漢路）權失敗之後，在一八九八年奪取了粵漢路權。美帝國主義雖然沒有得到一個勢力範圍，但它貫串中國心臟的侵略計劃是極其惡毒的。
從以上所說的情況來看，帝國主義各國之間有矛盾，但是為了共同侵略中國，保證利潤，避免競爭，國際金融資本又都是合作的。像美國的合興公司與英國的中英公司的合作，就說明帝國主義在加強對中國的侵略之下，儘量求得相互間可能的協調。從德帝國主義侵入山東半島起到一八九八年，是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形勢逐漸形成的過程。當時英國的外相沙里士倍就曾經公開宣稱：「世界上有兩種民族，一種是活的民族，另一種是快要死亡的民族。像土耳其和中國，人人都有瓜分他們的權利。」帝國主義是如此地沒有忌憚的。
在帝國主義進一步加緊侵略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的時候，也就是清政府進一步投靠帝國主義維持他自己的統治的時候。清朝統治集團中的李鴻章和慈禧太后是沙俄的工具。在北方，沙俄勢力高漲，並且取得替清政府訓練華北軍隊的權利。但在總理衙門中，英國的影響依然占著重要的地位。南方的劉坤一、張之洞等人在中日戰敗後，一度主張聯俄、法以對付日本。但後來經過日本「同文、同種」的宣傳後，卻又改為顯著地親日，實際上就是親英。此外，張之洞也受德帝國主義的影響。所以在戊戌變法以前，總的形勢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進攻非常激烈，侵略的方法是劃分勢力範圍和在中國尋找官僚、軍閥作為自己的代理人。而中國人民的反侵略、反封建的革命形勢則在高漲之中。湖北、四川、廣西、浙江等地都連續發生農民暴動。會黨的活動也極普遍，在北方有白蓮教舊系統的各派，在長江流域有哥老會，在廣東有三合會。這些會黨的活動，表現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的進一步的結合。因為中日戰爭以後，清政府的兵力更行腐化，所以當時已無法鎮壓人民的起義。張之洞請日本人練兵，就是因為長江會黨的活躍。像四川大足縣余蠻子所率領的農民起義，就聲勢極為浩大。他們在反教會的名義下，進行反封建的鬥爭。余蠻子的旗幟一出，群眾同聲響應。真是所謂：「飄布所到之處，人民起而隨之。」在義和團運動前，長江會黨已利用「扶清滅洋」的旗號進行農民起義。在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的同時，中國國內的政治生活起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在中日戰爭前已經產生的上層士大夫的改良主義的政治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表現在康有為領導下的變法維新運動。另一方面就是前面說到的人民群眾自發的反帝反封建相結合的鬥爭。當然，凡是改良主義，必然帶有抵製革命的性質。當國內革命形勢高漲時，地主階級中資產階級化的改良主義者知識分子，會感到他們將與皇帝一起滅亡的命運。但是，在當時的具體條件下，變法維新運動的主要意義在於要求中國能夠獨立，能夠繼續生存下去。在這個意義上說，這個運動是當時資產階級化知識分子的「救亡運動」，也是符合於當時廣大群眾的要求的。
二、中國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和新興資產階級的要求
中日戰爭使所有「洋務運動」在人民面前破產，洋務派辦工業失敗，於是使萌芽狀態中的資本主義有機會反對官辦和「官督商辦」，要求自己的發展。清封建政府不得不給民間資本讓出一條路，但仍沒有放棄對資本主義發展的阻撓。當時盛宣懷寫信給李鴻章說：廣泛給民辦工廠開路不行，如果布都由機器製造，那就要出亂子，賣給外國人的土貨和布可以用機器製造，但卻不能全部使用機器。
一八九七年以後，民族資產階級投資設廠的數目增加了，前後在上海設立了好幾家商辦的紗廠。一八九八年，張謇又在南通設立了有名的大生紗廠。但是，與此同時，英、美，德、日等帝國主義也在中國設立各種工廠，像怡和、老公茂等紗廠，向華商的工廠進行擠軋。在不平等條約的掩護下，帝國主義進行商品傾銷。新興資產階級的經濟力量是極其軟弱的，在政治上也沒有勢力，他們兼受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帝國主義的壓迫尤為顯著。從八十年代起，中國的改良主義者，如馬建忠、陳熾、鄭觀應、何啟等人的著作已經提出發展民族工商業，反對不平等條約的一些部分（如協定關稅）和設立議會。這些代表了初期微弱的資產階級的要求，但沒有成為一種政治運動。而康有為等所領導的「戊戌變法」，不但在思想上有了新的發展，而且一度成為轟轟烈烈的行動上的表現。
三、階級關係的變化，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尖銳
資產階級學者把戊戌變法看作是清皇朝的帝後之爭，或是新舊派之爭以至英、俄之爭（認為維新派代表英、日的利益，頑固派、洋務派代表沙俄的利益），都沒有從本質上看問題，因而解釋都是皮毛的、不全面的、錯誤的。實際上，帝後之爭，只是當時各種矛盾的一個比較集中的反映。
中日戰爭以後，中國社會的階級矛盾在急劇發展。當然，主要的階級矛盾仍然是地主階級與農民的矛盾。因為中日戰爭的賠款，清政府外債的增加，統治者更加強了對人民的榨取和掠奪，農民的苦痛日益深重。地主階級和農民之間矛盾的加深，表現在當時許多地區農民的自發鬥爭上，尤其集中表現在後來的義和團運動上。
在這一期間，新興的由地主階級轉化而成的民族資產階級，在數量上有新的增加，他們要求在基本上不改變封建統治的情況下取得發展新工商業的保障。他們的力量仍是微弱的，在政治上也不可能提出革命的主張。
另一部分從地主階級分化出來的官僚買辦階級的力量也因為帝國主義侵入後更深地培植而增強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在國內更增多起來。
小資產階級一般不滿意地主階級的封建統治，但當時還沒有資產階級的革命團體和革命綱領。因此改良主義維新運動的綱領，能夠得到小資產階級廣泛的響應和支持。
社會階級關係的變化，影響到清朝統治內部的變化，代表最頑固最落後勢力的慈禧太后，雖然仍然抗拒任何的改變，但翁同龢、張之洞卻想要改變一下來維持、鞏固清朝的統治。但張之洞又與慈禧太后的關係密切，當他發現慈禧太后決心維持舊制，反對維新時，他馬上藉口不同意「孔子改制」學說而脫離與維新派的關係。維新派與洋務派進一步分裂，維新派與頑固派的鬥爭進一步明顯。而這一切矛盾就集中表現在帝黨、後黨之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