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 · 維新派的產生和變法運動的高漲

一、維新派的主要人物（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和嚴復）及其主張。強學會（北京）活動的失敗和時務報（上海）的發行 維新派的主要人物在行動上起重要作用的是康有為、梁啓超和譚嗣同三人。嚴復則系在翻譯西洋學說方面有很大的成績。像赫胥黎的《天演論》，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原富》等，都由他譯成中文介紹到中國來。 康有為，廣東南海縣人，生於一八五八年，戊戌變法時已經四十歲。出身於官僚地主家庭，中過舉人，在中日戰爭後中進士。他受的是封建傳統的教育，但接受的是封建哲學中反對程、朱的陸、王學說，沿襲龔自珍、魏源等今文經學派而下，借《公羊傳》所謂「微言大義」，批評時政，表示自己對當時政治的不滿。在中日戰爭以前，他即已接觸西洋的學說。中年來北京應試，在來京途中經香港、上海，看到帝國主義國家資產階級那一套東西，也看到洋務派和廣學會翻譯的書籍，這些知識與他的公羊學說結合起來。當九十年代初，他從北京回到廣東，在廣州萬木草堂講學時，就寫了一本《新學偽經考》。當時的官吏如孫家鼐、陳寶箴都奏請毀版。一八九四年，清統治者終於查禁此書。 中日戰爭後，他又以舉人身份來京應考進士，當時恰好清政府與日本議定《馬關條約》。於是他聯合在京應試的舉人一千多人，上書皇帝（就是「公車上書」），反對和約。但這次的上書，卻被拒絕呈遞。他中進士以後，又上書主張變法。光緒皇帝看了以後，極為嘉許。接著又有《上皇帝萬言書》，被頑固派所阻。同年七月，帝黨文廷式出而組織強學會，康有為及其弟子梁啓超，均成為強學會中的主要分子。當時參加強學會的人很多，大都為清政府中資格較淺的官吏，袁世凱、黃遵憲也是會員，袁呼康為「大哥」。強學會每十日集會一次，每次有人演說，又創刊《中外紀聞》的報紙，宣傳維新主張，但因為參加的分子極複雜，所以不能成為政治活動的強大組織。李鴻章的親家楊崇伊參加強學會後，即告密說強學會是「私立會黨」，於是慈禧太后強迫光緒封閉強學會。 強學會被禁後，康有為乃又回廣州，發表他的《孔子改制考》，用他自己對於儒家學說的新解釋，提出變法維新的主張，說孔子本人就進行過「改制」。《孔子改制考》一書，大大震動了頑固派，於是張之洞著《勸學篇》，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來反對《孔子改制考》中所提出的變法主張。一八九七年冬，德帝國主義占領膠東，中國被瓜分的危機益形深重，康復來北京第五次上書光緒，並組織保國會。這次的上書，博得了光緒皇帝的信任。次年他和維新派進入政府，從六月到九月，通過皇帝的諭旨進行政治上的變法維新。 康有為的主張，總的說來就是：（一）在經濟上要求發展資本主義，他們要求開放民族資本的道路，廣泛採用機器製造。改良主義的維新運動當然不可能解決農民的要求，但是也強調農業應該資本主義化。（二）在政治上要求君主立憲制，開放政權，求選人才，參加政府，實質上就是要求讓新興的資產階級分子參加政權。（三）提出救亡的主張，保障民族的獨立、生存。他在保國會的演說中曾說：「如果不振作，吾四萬萬之人，吾萬千之士大夫將何依何歸，何去何從乎？故今日當如大敗之餘，人自為戰。救亡之法無他，只有發憤而已。」 梁啓超，生於一八七三年，戊戌變法時才二十五歲。他是康有為的學生，康有為在政治上的主張也就是梁的主張。梁極會寫文章，他發揮康有為的理論，提出「以群為體，以變為用」的主張。他之所謂群，就是士大夫階級。而群的目的就是保國保種，提倡聯合黃種，君民同治，以孔教為國教，反對專制獨裁、外國侵略者及買辦洋務派。變的目的在變政體，方法是廢科舉、開學校、改官制、地方自治，反對變枝節。一八九七年，他去湖南講學，宣傳變法的理論和政綱，對維新運動的推進，起了重大的作用。 譚嗣同是維新派中最激進的分子。他出身於官僚家庭，父親譚繼洵是湖北巡撫。他自幼讀王夫之的《船山遺書》，早年就有強烈的民族意識，中日戰爭更刺激他發憤研究並提倡新學。一八九六年，他在南京著《仁學》，每成一篇，必與梁啓超相商。康、梁的思想當然對他有影響，但他卻有他自己獨特的見解。在君民關係上，康、梁主張君民同治，而譚嗣同卻主張民治，反對君權，反對君臣之論。他說：「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賦稅之取於民，所以為辦事之資也。」在對頑固派、洋務派的態度上，康、梁主張妥協調和，譚嗣同卻主張鬥爭。他說：「今日中國能斗到新舊兩黨流血滿地，方有復興之望。今日但觀誰勇猛耳。」他的思想已衝破封建思想的羅網，接近於革命的主張。 嚴復，福建人，變法時已四十五歲。一八七六年，曾遊學英國海軍大學。一八九八年，在天津出版《國聞報》，譯載外國重要政事及名著。所譯赫胥黎之《天演論》，就在報上按期發表。《天演論》中「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論點，在當時全部中國被帝國主義魚肉的局面下，起了促進民族意識覺醒的作用。嚴復與維新派有聯繫，在當時，上海《時務報》和天津《國聞報》分居南北輿論界的領導地位，因而嚴復的思想影響不下於梁啓超。但他卻是一個不甘心亡國而又缺乏勇氣的知識分子。因為不願亡國，主張「設議院於京師，而令天下郡縣各舉其守宰」；因為缺乏勇氣，他一面痛恨專制政治，一面又崇拜專制皇帝。在上皇帝萬言書里，不敢提出民權，而只請「結百姓之心」。戊戌政變後，嚴復沒有被頑固派追究，並不是偶然的。 一八九五年，北京的強學會設立後，張之洞見學會勢盛，曾捐銀五千兩充會費。同年八九月間，康有為往南京，請張之洞成立上海強學會分會，擔任分會的名譽會長。上海強學會分會成立一月余，會務發達，會員張謇、陳三立、岑春煊等多是維新派有名人士。強學會被查禁後，黃遵憲就在上海強學會分會基礎上辦報館，出版旬刊《時務報》，由梁啓超任主筆。《時務報》出世，「一時風靡海內，數月之間銷行至萬餘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一八九七年，梁啓超到長沙，任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時務報》仍舊出版，而且一時上海及附近地區出版報章雜誌不下三十種。維新派的影響不斷擴大。 當時在中國的歐美資本家、商人和耶穌教教士，他們希望清政府的政治有某些所謂「近代化」的改革，以便於他們擴大商業，推廣教務，使帝國主義更有力地控制中國。因此在上海、廣州等通商口岸開設報館，並且延請一些維新派名士為主筆。侵略者的用心是十分毒辣的，但這些報紙同時對當時變法的傳播，有一定的影響。一八八七年，英國教士韋廉臣在上海成立廣學會，會員美國人李佳白、林樂知，英國人李提摩太等，用中文著書，介紹西學。如李提摩太譯著之《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七國新學備要》等書，給中國維新派議論變法以根據。一八八九年，廣學會發行之《萬國公報》多載時事及中外重大政治法令，供給維新派以變法運動的參考資料。同時這些外國野心家，也注意和維新派拉關係，梁啓超任《時務報》主筆時，就曾兼任李提摩太的私人秘書。這也是維新派對帝國主義存在著幻想的一個原因。 二、各地變法運動的高漲。維新派和地方封建勢力的激烈鬥爭（以湖南為代表） 強學會成立以後，各地成立的學會極多，但仍以北京為中心。據梁啓超《戊戌政變記》一書記載，自一八九七年以來，三年中各地成立之學會共二十四處。這些學會的成立，其目的在於影響本地的知識分子，聯繫本地的開明士紳來推動變法運動。各地成立的學會，主要的以湖南的南學會為代表。因為湖南的封建頑固勢力特彆強大，以王先謙、葉德輝為代表。南學會會員譚嗣同、唐才常等與封建頑固勢力的鬥爭非常激烈。 湖南巡撫陳寶箴父子、按察使黃遵憲、督學江標都是維新派。他們與譚、唐等合作，組織南學會，創辦時務學堂，聘梁啓超為總教習，唐才常為分教習，出版《湘學新報》及《湘報》，籌辦新式水陸交通，開礦，設武備學堂，練民團。南學會會員共有千數百人，省城設總會，各縣設分會。當時正是瓜分危機加深、人心恐慌的時候，南學會認為萬一中國瓦解，則湖南必須保存，以為將來復國的根據地。他們準備組織起來，進行地方自治。湖南大地主頑固派王先謙、葉德輝等人，用各種卑污手段，大舉向維新派進攻，將邵陽南學會的首領樊銳、皮錫瑞父子驅逐出境。 各地變法運動的高漲，是戊戌變法的重要基礎。 三、一八九八年初，康有為提出變法綱領《統籌全局疏》，並成立保國會號召救亡 一八九八年德國強占膠州灣以後，全國陷於被瓜分的形勢中。十一日，康有為來北京上書光緒，請「及時發憤，革舊圖新，以少存國祚」。經頑固派多方阻撓，直到次年，光緒才看到他的上書，大受感動，翁同龢也不得不「密薦康有為之才」。於是康有為奉旨專折統籌全局，提出維新派的變法綱領。他的《統籌全局疏》中開始說道：「能變則存，不變則亡；全變則存，小變仍亡。」而變法的綱領大旨則為：（一）大誓群臣以定國是；（二）設「上書所」以廣言路；（三）開「制度局」以定新制；（四）各道設「民政局」以舉行地方自治。 同年四月，康有為等組織保國會，意在團結一切力量，以「救亡圖存，保國保種」。北京、上海設兩總會，各省府縣設分會，略具政黨規模。康有為在成立大會上講演，大意謂：「二月來，我國失地二十餘處，如再不改變，則將淪為今日緬甸、越南、印度。」此時清朝廷帝黨、後黨的分裂因恭親王之死而更明顯；而以膠州灣事變始，外患危急，亡國之禍迫在目前，因此維新派乃與帝黨結合。至同年六月，光緒帝乃頒布《明定國是上諭》，宣告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