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午暑期國文講義彙刊 · 第二章　國文與外國文

第一節　匡　謬 國文，非外國文也。近百年來，國勢不振，而歐化遂以風靡，至治國文者亦喜仿歐人葛郎瑪，輯文典，以治外國文之法治之。及其扞格不相入，乃益輕其家丘，以為國文不如外國文。吾聞俄之亡波蘭也，立法令波蘭人習俄國語言文字；英之於印度也亦然。乃今吾國儼未亡也，而為國人者，若不外國化其國文不快。悠悠蒼天，此何心哉！然號稱識微通變之君子，惄焉憂之，著為論說，揚榷國文與外國文之異同，而衡是非得失所在者，其人頗亦不尠。余今條貫其說以為我同人告，必先知國文不同於外國文，不可以治外國文之法治，而後可與言治國文之法。 第二節　文　字 劉勰《文心雕龍》論章句，曰：「人之立言，因字生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是故揚榷國文與外國文之不同，亦不可不自文字始也。世之論者，輒謂文字之用，首在宣鬯意旨，必也有以簡馭繁之功，而能收普及群眾之效。故未開化國民之文字，必拘泥於形象，蓋猶未脫上古榛狉之風。至若已開化之國民，不過藉文字為符號，不必尋其跡象以求，故能以簡單之符號而盡天下之名物。乃今中國文字為象形文字，記憶殊難，不及歐美標音文字之便於誦習，且言文不能一致，故通文義尤難。國民識字之少，其原因實由於此。此說倡於歐美人之學習中國文字者，國民之歐美化者附和之，乃有主張用切音文字以期言文一致者。竊嘗聞而心非之。蓋國民識字之少，由於教育之不普及，不能歸咎於文字。否則吾國中若滿洲文，若蒙文，若藏文，皆標音文字，顧何以滿洲人之識滿文者轉不若識漢文（對滿文言之）者之眾，而蒙藏民之識蒙藏文與不識者之比，亦不能多於行省漢人之識漢文者也。至言文不能一致，雖不便於通俗，然因文字與語言離異之故，其文字不至隨語言而改變，於學術上及社會上之便利殊多。歐洲地方不過三百八十萬哩，人口三萬六千萬，而英、俄、德、法標音文字之國，國不同文，則以方音各各不同也。若以我國地方四百二十七萬哩，有四萬萬之人民，亦用標音文字，使言文一致，則一國之中將有數百種文字出現。今全國之內，方音雖異，而文字可通，即日本、朝鮮、安南諸國，亦得通行同一之文字，使東亞各國性情風俗，不至絕然懸異者，未始非同文之效。如言語必欲與文字一致，亦必不可改變文字以就語言，致文字日即於紛歧。只有改變言語以就文字，使言語漸歸於統一耳。舍曰能之，則是我中國四萬萬人同文字，而語言亦趨於同，以視人民不過三萬六千萬，地方三百八十萬哩之歐洲，而有英、俄、德、法數十國文字，果孰為普及於群眾乎？其便利一也。歐美文皆切音制字，故因古今音訛而字形屢變，後人遂不可讀，例如Angland為Anglaland之訛，而Angland又訛為England。安知England之不更訛為Ingland乎？音之傳訛，如水之就下，不可究詰也。於是研究古代希臘拉丁之文字，為一種專門之學術，蓋標音之文字，不能不隨語言而變；而語言之傳述，不能不因時代而殊。若以我數千年文明古國亦用標音文字，則不但周秦諸子之文，將如希臘拉丁之無從索解，即漢唐宋明之文，亦且無從卒讀矣。四千年之中，至少有三四種專門之文學，承學之士，雖白首而不能盡通。今則歷朝著述，藏之名山，傳之後世，滄桑屢易，而文字則亘古可讀，正以其音訛，而形不變也。其便利二也。我國文字之便利，歐美文字之不便利，更有大於此者。英文非解英語不能讀，德文非解德語不能讀，法文亦然，俄文亦然，凡屬歐美文無不然。何也？以其標音也。若我國文字，則僅認其字形，雖以英人之音讀之，或以德人之音讀之，或以法人俄人之音讀之，均無不可。今日本人即以日本音讀之，如松讀マツ，杉讀スギ，花讀スギ，草讀ケサ，是也。他如滿洲、朝鮮等處，言語本異，而以書翰通意思無所不便，即我國南北諸省人發音不同，各操鄉談，如聾啞之對話，而文字則毫無差異。日本人山木憲以為中國文字，今既統一語言紛雜之四萬萬東亞大陸人民而為同文之國，異日必進而為世界通用之文字。依日本人讀法，英人可讀日曰Sun，讀月曰Moon，讀花曰Flower，讀草曰Grass，作為文章，即為世界通用之文，雖不解英語者亦得讀之。不論日本人、法人、德人、俄人，凡能認其字形者，皆可讀以本國之音而明其意，進交通之便，助文明之運，其利益莫大焉。今歐美不幸而未知其便利，一朝豁然感悟，必以公平之見，大主張採用中國之文字，蓋亦不得不然之勢也。其便利三也。至稱我國文字為象形文字，亦屬一偏之論。其實我國文字屬於象形者，不過千百之一二，其大多數，則為形聲之字，以兩偏旁相合而成一旁標音之所從，一旁示義之所屬。其製作之方法，實兼有象形文字與標音文字之長。非若歐美文字有標音之字母而無偏旁部類，遇有同音異義之字，乃不得不變其聯綴之方法以別之；因此而標音之規則，亦不能一律。平居私念，以為理想上最完善之文字，不可不用我國形聲之方法：一旁標音，宜有簡單之規則；一旁表義，宜有明晰之部類。其便利四也。且言文一致之說，歐美化者之所盛倡也。以為言文一致，則學問易於進步，又以歐美諸國為言文一致之國，是皆無稽之說也。歐美之國民，非盡能讀其文字者。其不受教育之人，雖無不能言語，而亦不能解文字。然則言語自言語，文字自文字可知。文言一致之實，果安在乎？設取彼都士夫所著之政治、哲學、教育諸書，朗誦於販夫走卒之前，果能深入心通乎？是文字一致之文章，果其學理高深，仍不宜於通俗。如其膚淺，於學問亦無裨益也。則所謂言文一致之效安在乎？且言文不一致者，乃文章進步之故，不足憂也。夫文章之氣運益進，則文章之格法愈奇，規律愈整，口舌筆翰之間，遂生懸隔。此亦自然之勢，可喜而非可憂。且所貴乎文者，在善其詞句以巧通意思，有感人之力，口舌之間，雖如何巧妙，而彼此對話，無推敲點竄之暇，必不能如文字之研磨潤色；且語言必較文字為冗漫，征之於速記錄而自明，必不能如文字之簡淨勁練，故言語決不及文字之優，而言文一致為不可期之事。果其言文一致也，則文章之不進步可知。進步之文章，必不能語言一致，此可斷言者也。乃國人之歐美化者，必執是為我國文字不如歐美諸國文字之便利。夫我國文字之便利，則既言之矣，試更一申論歐美諸國文字之不便利：歐美文字，雖以輕細之筆畫寫之，往往一文延長至寸許半寸許者為數見不尠。我國文字，雖筆畫亦有繁密者，然排置結構，使其面積相等，一目得認五六字至七八字；而歐美字畫之冗長者，其一字尚不能一目了然。此其不便利者一。我國文字，不論字畫疏密，皆有一定之地位，互相聯綴，秩序整然；而歐美文字長短錯綜，至有一字之上半截在上行之尾，而其下半截，在次行之首者。當鈔錄及印刷之時，我國文字每頁幾行，每行幾字，易於計算，其文字占若干篇幅，可以預定；歐美文字，以每字長短不一，殊多礙難。此其不便利者二。我國文字一字一音，一呼吸間得讀數十字，數秒間得讀數十句；歐美文字由反切連綴而成，形既冗長，音又繁複，故同一意義之字，同一意義之句，用我國文字，僅少許之時得辨之，而用歐美文字，費時必多。此其不便利者三。曷不觀汽車之揭示乎？國文與英文並列，國文之字，大於英文之字三倍以上，而其所占之地位，則國文僅占三分之一，英文則占三分之二，是國文與英文之繁簡，為一與六之比例。在稍遠之處視之，國文尚明了可讀，英文則朦朧不辨矣。此其不便利者四。以是衡之，果孰為能以簡御繁者乎？此以文字言之也。 第三節　文　章 文字孳乳，以歐美為最速，以我國為最遲。或即據文字之增加，以考一國文化之進步，而不知我國文字之少，乃文章之巧妙適用，而無取字之多也。我國文字，自蒼頡造字，至漢許氏《說文》，其數為九千五百五十三字。此後則歷代皆增加，至清《康熙字典》，僅得四萬二千一百七十四字。以年代計之，則每年平均所增僅二三字而已。持是以考歐美文字，其孳乳之遲速，有不可同日而語者。茲即以英國考之，在十七世紀之末，其通用字典僅五千餘字，及至今日，則其數已達四十五萬有奇，平均每年增二千二百餘字，然謂其為多字之國則可，謂其文字之增加，即為一國文化進步之特徵，似尚有說焉。何也？夫一國文字之多寡，未可與文化為比例也。我國文字，至今日不過四萬餘，識者以為少，固矣。然此四萬餘字，其中習用者不過三四千字而已。然我人以此三四千字，制為文章，辭無不達，言無不足，而無周轉缺乏之患。此其故何哉？蓋以中國文字，與泰西異，其妙用在能累而成文，故字少而周於用，與夫歐美之一字一義，一物一名者，有間矣。（歐美雖亦有一字數義者，然多見於動字，其他名詞為數甚少。）茲舉一二例以比較之：如一、二、三、四等之數目字，中國由一以至萬，所用之字，去其同者，僅十三字足以代之；若英文則需二十九字，法文則需二十三字。（數目字以中國為最簡，尤以中國為最明了。法國雖少於英國，較英國尤拉雜累贅，如曰九十，彼不直曰九十而曰四二十十，蓋四個二十合為八十，再加十則為九十也。此等文義，在他國人聞之，非精數學者不能辨。）其他各國或倍之，或數倍之，要未若中國字之簡而顯者也。此其一也。凡歐美文字，每物錫以專名，然天下之物無窮，若一一錫以專名，雖數千萬字，亦有時窮，殊不若我國能累而成文，用字少而名物多也。茲任舉一字以為喻：如皮毛之皮字，在中國則可用作書皮、樹皮、地皮、象皮、羊皮等，即以一皮字為名詞，而以書、樹等字為形容詞，字少而義賅；在歐美則皮字為一名詞，書、樹、地、象、羊各為一名詞，而書皮、樹皮、地皮、象皮等又各為一名詞，即以上數詞計之，在我國僅用六字（即皮、書、樹、地、羊、象六字），在歐美則須十一字矣（即皮、書、樹、地、象、羊、書皮、樹皮、地皮、象皮、羊皮，英、法、德皆然）。此又其一也。 近歐美科學昌明，即科學名詞一項，已達二十餘萬字。而此二十餘萬字，譯為中國字，以最通習之數十字，即足以賅之，此人之所習知也。雖曰於譯義容有未盡，然較諸歐美僅錫以專名，多無意義可尋，若猶有間焉。綜此兩例，歐美文字所以多於中國者，在不知累而成文也。不知累而成文，字數雖多，徒增其煩擾而已。且我國文章家之善用其文字，尤不止此。湘鄉曾國藩研究文章家用字之法，以為有實字虛用者，有虛字實用者。何謂實字虛用？如春風風人，夏雨雨人。上風雨，實字也；下風雨，則當作養字解，是虛用矣。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上衣食，實字也；下衣食，則當作惠字解，是虛用矣。春朝朝日，秋夕夕月。上朝夕，實字也；下朝夕，則當作祭字解，是虛用矣。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入其閨，無人閨焉者。上門閨，實字也；下門閨，則當作守字解，是虛用矣。何謂虛字實用？如步，行也，虛字也。然《管子》之六尺為步，《韓文》之步有新船，《詩經》之國步天步，則實用矣。薄，迫也，虛字也。然因其叢密而林曰林薄，因其不厚而簾曰惟薄，以及《爾雅》之屋上薄，《莊子》之高門懸薄，則實用矣。覆，敗也，虛字也。然《左傳》設伏以敗人之兵，其伏兵即名曰覆，如鄭突為三覆以待之，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是虛字而實用矣。從，順也，虛字也。然《左傳》於位次有定者，其次序即名曰從。如荀伯不復從，豎牛亂大從，是虛字而實用矣。此尤歐美人所不解也。夫我國文章家之於文字，既可虛實互用，因應自然無窮，文字之不增多，此又其一因也。且我國六書有假借，而一字可數義者。何謂假借？有其事而無其字，乃取音同而義可引申以合其事之文字以相代。如令之本義，發號也。縣令本無字名也，而由發號之意引伸展轉而為之，是為假借。既省製作之繁，且廣本有之義。蓋自假借之例生，而文字乃無遺意；亦自假借之例生，而文字乃盡其神化。此尤我國文字之妙用而無取增字者也，匪直此也。我國文章家用字又有取意譬喻之法，如駿，良馬也，良馬行必疾，故《武成》之「侯衛駿奔」，《管子》之「弟子駿作」，皆取疾之意為喻也。膍，牛百葉也，或作毗。以牛百葉重疊而體厚，故《詩·節南山》之「天子是毗」，《采菽》之「福祿膍之」，是取厚之意為喻也。宿，夜止也。止則有留意，又有久意。子路之無宿諾，孟子之不宿怨，是取留之意為喻也；《史記》之宿將宿儒，是取久之義為喻也。渴，欲飲也。欲之則有切望之義，又有急就之義。鄭箋《雲漢詩》曰：「渴雨之甚。」石苞《檄吳書》曰：「渴賞之士。」是取切望之義為喻也。《公羊傳》曰：「渴葬。」是取急就之義為喻也。此其以簡馭繁，歐美文須數句而意始明，而在我止用一字取喻而意已無不足矣。奚煩辭費為耶？抑我國文章，尤有不同於歐美者。蓋歐美重形式，而我國文章則重精神也。維歐美之尚形式也，故為文皆有定法。以字言，則有八字（名字、代名字、形容字、動字、狀字、介字、連字、叱嘆字）之區別，及人稱（有第一人稱、第二人稱、第三人稱之別，例如：我、我曹屬第一人稱，君、君等屬第二人稱，彼、彼等屬第三人稱，是也）、性（陰性、陽性、無陰陽性、通陰陽性）、數（單數、多數）、位（主位、賓位、所有位）、時（現在、過去、未來）、氣（動字分及物、不及物二類，及物者有異氣之可言，氣有二：其一曰施事之剛氣，其一曰受事之柔氣。剛氣之句，其句主即事主也。假如「僧敲月下門」，敲者即句主之僧。柔氣之句，其句主乃受事者也。假如「白髮終難變」，所變者白髮。蓋氣之剛柔，即以句主之施受為斷。使句主為施事，此其動字為剛氣；使句主為受事，則其動字即為柔氣。其所以差別如此）、情（動字之因情而異者，所以著言者之語氣，見所言事實之不同也。有實指之情，有虛擬之情，有祈使之情）等之表彰。以句言，則復有單純、合沓、包孕等之規定。（凡語成句，必有句主，有謂語。句主以實字〔即名字、代名字〕為之，謂語以虛字〔最要為動字〕為之。使用動字而及物，則必有所及之物，此又為實字。實字則可隸以形容字，虛字則可益以狀字。第使一句之中，所謂句主之名詞與所謂謂語之動詞，皆止一而無餘，斯其句皆為單純者，不論字數之多寡也。有數單純句積疊排比，然義各自立，輕重相等，而以連字為之連綴者，是為合沓之句。一句之中，函形容及狀諸子句，或以短句為句主，為受事者，是為包孕之句。包孕之句所與合沓之句不同者，合沓一句之中有數句，每句有句主，有謂語；然義各自立，輕重差均。包孕一句之中亦函數句，每句各有句主，有謂語，與合沓同；特義相隸屬，常以小句註解正句中之名字，形容正句中之謂語，以大包小，故曰包孕。合沓包孕皆為繁句，特合沓句中之小句，其對待如兄弟，如朋友；而包孕句中之小句與正句，對待如母子，如君臣也。）其他如讀，如仂句，皆縷析條分，日趨精密。後世無不本此以為箸述，是以文少隱約模稜之弊，此其利也。然其失在過泥形式，文章不能活用，少生氣，且其字之形體上區別，亦多無所取義。如一名字也，既有陰陽之異，復有單數多數之差。英文之分陰陽，於理尚無大背。若德、法諸國，有難以究詰者矣。以雪為陰，雷為陽；以箭為陰，劍為陽；學堂為陰，則病院為陽。諸如此類，多於義無取。德文甚至以日為陰，月為陽，此又獨自標異者也。至單數多數之差，各國皆同。然其所謂多數者，乃對於一而言。凡物之數為一，皆單數，二以上皆多數，若是則字之形體變異，不過對於一數以示區別，二個以上以至千萬，則不復有所區別矣。豈非以二個以上之物，再於字之本體，加以區別，則其字形，必因種種數目之不同而遞變，將不勝其煩耶。然則獨對於一而別異之，亦可謂至無聊矣。一代名字也，除單多數陰陽性外，又有人稱主位、所有位、賓位之不同，而字之形體，因之屢變。然既已變之，宜其所有人稱處同一關係之下，其變應同。茲就英文普通應用者考之：第一人稱，其變體則八：I, my, me, we, our, ours, us, mine。第二人稱，其變體則三：You, Your, Yours。第三人稱，其變體則十：He, His, Him, They, Their, Theirs, Thems, She, Her, Hers。則是雖在同一關係之下，而其字或有變。有不變者，如第二人稱之You字，無論其陰陽、單多數以及賓主之位，皆無所區別。而第三人稱之He，復以陰陽、單多數以及賓主之位之不同，而易其體。非詳於字學者，莫究其所以然矣。一形容字也，除陰陽、單多數外（英文形容詞無陰陽之別，德、法等國則分之），則又有品量之不同，於是字之形體，又略有別異。然其所別異者，止三物相比；三以上，則又無所表見矣。余如狀字、動字無不各有其變化。狀字之變，同於形容字。動字之變，較他字為尤甚。如英文之Be字，英文則有八變體，法文則有三十四變體矣。此外如八字之互相為用，動字用為名字，名字用為形容字，形容字用為狀字，亦多即其原字之尾而增省之；甚且文章之為傳疑，為感嘆，其神情亦必以符號表之，如傳疑則符以「？」，感嘆則符以「！」，此皆西文趨重形式之特徵也。 近泰西文法書，言為文之法，必始於辨字，終於造句。至於篇章，多闕而不論，即論亦不詳。此蓋以西文位字造句，皆有成規，而篇章多無定式，故皆略焉。中國文章則異是，所重不在形式而在精神。字之精神寄於句，句之精神寄於篇章。雖無如西文種種形式之表彰，然所謂性、數、情、位等無不可於字句前後關係及語氣中求之，如人之一字，單言之，則其為陰為陽不可知，為單數為多數亦不可知，以及人稱與位皆不可知，必施之於句中，然後其義乃見。如《論語》「患不知人也」一句，則知所謂人者，乃對己而稱他人也，即歐美文之第三人稱也。「過也人皆見之」一句，及《孟子》「雖千萬人吾往矣」，有皆及千萬以限之，則知人字為複數，固不必再於人字本體加符識以表示之也。又如《碩人》乃詩賦衛莊姜，即可知其人字之性為陰，其位為受呼也。（將有所與語，則呼其名而告之。謂之受呼之位，此在他國或與主位稍異，而英文則無所別，與吾國同。）不寧惟是，「患不知人」之人，稱賢人也。與「過也人皆見之」之人稱常人者有別，更以修辭學言之，人不限於第三人稱。如《檀弓》「哲人其萎乎」，哲人，孔子自謂也，即歐美文所謂第一人稱也。《論語》「斯人也而有斯疾」，斯人則孔子對伯牛稱之也，此即歐美文之第二人稱也。又歐美文形容字所表彰之品量，國文雖不加形式，亦可於句中以意會之。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即泛言賢而非比較也，歐美文謂之尋常形容字。《孟子》「吾子與子路孰賢」、「吾子與管仲孰賢」，兩賢字，即歐美字所謂較勝形容字，以其為二者相較也。「宰我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之賢字，即歐美文所謂尤勝形容字，以夫子一人與堯舜二人相較也。若是者無不可因文見意，固不必如歐美文變化其賢之字尾以示別異也。他如動字之時、氣、情等，皆可於文中覘之。蓋精神蘊於內，無需形式示於外也。是以其文章而為傳疑者歟？則以乎、耶諸字煞句尾，抑不然而傳信者歟？則以也、矣、焉諸字煞句尾，或為感嘆之詞，則冠句首或煞句尾以嗚呼、噫吁嘻諸字，凡此之類皆足以傳神阿堵，令讀者自會於言外，無取形式之標識焉。數千年來，中國無如歐美之文法書，而歐美文法學說，則日新月異，豈非以形式可說，而精神不可說乎？夫形式之為用暫，惟精神可以常存，此西人所恆言也。是以中國文章，數千年來雖屢有變遷，然其精神尚能保持一致，故唐虞三代之文，傳遣至今者，尚無不可解。若泰西則數百年前之著錄，能解之者便少，此不惟因其文字為標音，以古今音訛而字形有變，亦以文章不賴精神傳之，專恃形式。形式一變，則效用全失，固勢有必然者也。然歐美文章家，亦有厭其束縛，不遵成例著錄者，英人莎士比亞即其人也。今觀莎氏文集，其造句遣詞，多不循常軌，且時有與文法極相背謬者。莎氏乃於其文集外，別制一字典以自解釋，然竟能為一代文豪，而為後世所誦法，亦正以其文趨重精神，不為形式所拘，有合乎人心之同然也。一時流風所被，著錄漸破其常格，英國文學有趨於精神而脫離形式之勢，然卒以積習難除，不久仍規復舊觀。嗣後文法條例愈嚴，遂永保其形式文章，以為發展矣。試返之我國則何如？六朝之際，文尚格律，詩嚴聲病，似亦漸趨於形式；然昌黎復古，舉國風從，此為國人崇尚精神之證。故時至今日，仍能保持數千年舊有之文學，繼繼繩繩，勿使放墜，此為歐美諸國所最不可及者也。桐城姚鼐曰：「古人文章之體非一類，其瑰瑋奇麗之振發，亦不可謂其盡出於無意也。然要是才力氣勢驅使之所必至，非勉力而為之也。文章之境，莫佳於平淡，措語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陽湖惲敬論文，以為能審勢，故無定形。古之作者，言無同聲，章無同格，是也。而湘鄉曾國藩則曰：「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易》、《書》、《詩》、《儀禮》、《春秋》諸經，其體勢聲色，曾無一字相襲。即周秦諸子，亦各自成體。持此衡彼，畫然若金玉與卉木之同類，是烏有所謂法者。後人本不能文，強取古人所造而摹擬之，於是有合有離，而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摹擬，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筆諸書，而傳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若剖肺肝而陳簡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類能為之，而淺深工拙，則相去十百千萬而未始有極。自群經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勝。以理勝者，多闡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勝者，多悱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縟寡實。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寡行，辭多儷語，即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歷唐代不改，雖韓柳銳志復古，而不能革舉世駢儷之風，此皆習於情韻者類也。宋興既久，歐陽、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為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微言，群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自元明至我清康雍之間，風會略同，非是，不足與於文斯之末，此皆習於義理者類也。夫曰勢曰理曰情，要皆出之自然，故曰文無定法，惟其是耳。」是者，自然之謂也。自然二字，實為我國文章之神髓焉。然我國文章非無法也，姚鼐述歙程吏部歷城周編修語曰：「為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而桐城劉大櫆則以為文章到極妙處，便一字不可移易，所謂無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也。故曰：「文成法立。」特所謂法，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而用法者貴能得法外意耳。俟下章詳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