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後三十年 · 二十七、抗日戰爭的勝利

中國抗日戰爭，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全國各族人民經過長期苦戰，終於從1944年起，首先從解放區戰場開始轉入局部反攻。就在勝利即將來到的前夕，美國為了在戰後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採取了積極扶蔣反共的政策。中國人民又面臨著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和國民黨反動派掠奪抗戰勝利果實的新的威脅，從而出現了兩個中國之命運的激烈鬥爭。解放區軍民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不顧國民黨的無理阻撓，展開全面大反攻，收復國土，殲滅敵人，迅速擴大解放區和發展人民軍隊，力爭使抗日戰爭的勝利成為人民的勝利。 從史迪威到赫爾利 1944年，解放區戰場轉入局部反攻，連續發動了春季攻勢、夏季攻勢和秋季攻勢，從日軍手中奪回了山西的榆社、和順、沁水，河北的滿城、任丘、河間，山東的沂水、文登、榮城，河南的林縣、濮陽，浙江的長興、臨安、孝豐等幾十座縣城和上千個日偽據點，取得了很大勝利。而國民黨卻在豫湘桂戰役中遭到了慘敗。國共兩黨的勢力的消長，呈現出對國民黨不利的局面，這使美國深感不安，擔心將危及日後它在中國的利益，認為有必要積極調整中國內部的實力。於是它的對華政策從抗戰中期的積極加強中國抗戰力量，轉向扶蔣反共。這種政策轉變的具體反映，就是美國在華代表人物史迪威的職務被赫爾利所取代。 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事變發生後，美國為了分散日本在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壓力，1942年起曾陸續給予國民黨政府貸款和租借物資，還派遣大批軍事人員前來訓練國民黨軍隊；這年3月，又派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兼中、印、緬地區美軍總司令。 史迪威來華後，與國民黨政府、八路軍辦事處以及社會各方面都有所接觸，逐漸覺察到國民黨政府的專制腐敗，特別是對它屯兵20幾個師於西北，不事抗日、專事封鎖陝甘寧邊區，感到大惑不解。1943年9月，史迪威以統帥部參謀長的身份向蔣介石建議，調動國民黨和共產黨軍隊，共同進攻日軍，並從速裝備中共軍隊，以牽制華北日軍，減輕日軍對平漢路的壓力。這個建議遭到蔣介石的拒絕。史迪威從全面掌握戰區軍事情況的需要出發，又要求在延安設立軍事觀察機構，這個要求也被拖延了一年之後，才得以實現。 1944年7月，美國軍事觀察組在組長包瑞德率領下，到達延安，受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葉劍英的接待。美軍觀察組先後在延安和晉察冀、晉綏、晉東南等敵後抗日根據地進行了考察。考察的結果，使他們了解到中國的一些基本現實，看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力量的輝煌戰績和敵後抗日根據地的不斷發展。 美國出於對日作戰的需要，要求國民黨政府進行政治改革，與共產党進行談判，並於1944年6月派副總統華萊士來重慶對蔣介石施加壓力。史迪威亦運用自己支配美國援華物資的權力，堅持公平地分配給共產黨軍隊。蔣介石認為美國政府是受了史迪威和一些在華美國外交官的影響，因而對史迪威極為不滿。秋天，國際形勢發生了急速變化，歐洲戰場的盟軍已逼近德國本土；在太平洋戰場，美軍也奪得塞班島，並突破了日本視為「防波堤」的馬里亞納群島防線，日本失敗的趨勢已不可逆轉，因而美國對華政策的重點已不再是逼蔣介石對日作戰，而是如何防止蔣介石政權的垮台。結果導致同年10月史迪威因蔣介石的堅決要求而被美國政府召回國。 在史迪威卸職前一個月，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赫爾利來到重慶，隨同前來的還有美國戰時生產署署長、大企業家納爾遜。赫爾利的使命是「防止國民政府崩潰」，「支持蔣介石作中華民國的主席和軍隊的委員長」，「統一中國境內一切軍事力量」。 納爾遜的來華，是為協助國民黨政府建立戰時生產局，擬定使中國成為美國「工業邊界」的戰後經濟發展計劃，以此從經濟上鞏固國民黨的統治地位，並依靠它來維護美國在華利益。 11月7日，赫爾利以調處國共關係的「第三者」身份，到延安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談判，並迫於形勢表示贊同中國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和聯合軍事委員會等五點協議。可是當他一回到重慶，便對蔣介石說：五點協議「是使共產黨簽訂協議，將他們武裝部隊的控制權交給國民政府的唯一文件」。 11月22日，他支持蔣介石所提出的三點反建議，其核心是要求中國共產黨交出軍隊進行整編，交換條件是，國民黨政府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邀請中共方面若干人到國民黨政府任職。這個建議，理所當然地遭到中國共產黨的拒絕。但是中國共產黨從大局出發，在12月8日仍向國民黨建議：釋放一切政治犯，撤退包圍解放區的國民黨軍隊，廢除一切限制人民自由的法令，停止特務活動。中國共產黨堅持只有在徹底實現民主的基礎上才談得上「軍事統一」。可是，這種起碼的民主要求，也遭到了蔣介石的拒絕。他頑固地堅持「軍事統一」，並在1945年元旦悍然宣布將要召開一黨包辦的所謂「國民大會」。 美國和蔣介石進一步加緊了勾結。美國從各方面積極加強國民黨的力量，並控制國民黨軍隊。史迪威被撤換後，魏德邁繼任了蔣介石的參謀長。1944年12月，美國幫助國民黨政府在昆明設立中國陸軍總司令部，以何應欽為總司令。原中國戰區美國陸軍參謀長麥克魯，出任中國戰區統帥蔣介石的副參謀長，兼任了中國陸軍總司令部作戰司令，負責訓練地面部隊；美國供應部隊司令齊夫斯兼任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後勤司令，掌握美國援華物資的分配。美國又幫助國民黨政府，在桂林設立中國參謀軍官訓練班；在昆明設立參謀、步兵、陣地炮兵、摩托、翻譯、兵工訓練等6所學校（學員近萬人）；還為國民黨政府裝備了30多個美械師。1945年1月，美國幫助國民黨政府設立「戰事運輸管理局」，在昆明設立「中國空運第二大隊」；又根據「租借法案」，指撥15000輛卡車給國民黨政府，派出540人的技術團，前來協助國民黨政府改進運輸。1945年3月，美國國務院財政顧問查理士到中國，與國民黨政府商討財政金融問題，並派亨德遜出任國民黨政府的特別顧問，協助解決通貨問題。美國派來的各類人員，湧進了國民黨政府的軍事、政治、經濟、運輸各部門，以鞏固國民黨政府的統治。 等一切都部署完畢，赫爾利以美國駐華大使的身份，於1945年4月2日在華盛頓發表聲明，說什麼亞洲的主要危險是「赤色危險」，對共產黨人作任何讓步都是無用而且危險的，說中國統一的障礙就在於「有武裝的政黨」 等等。並公開宣稱：美國只承認國民黨政府是中國的政府，美國的軍事、經濟援助，應該嚴格限制只給予國民黨政府，美國只同國民黨政府合作，不同共產黨合作。這樣，就徹底暴露了美國積極扶蔣反共的真面目。毛澤東針對赫爾利4月2日的聲明，嚴正指出：「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為代表的美國對華政策，越來越明顯地造成了中國內戰的危機。」 兩個中國之命運的鬥爭 1945年春，蘇聯紅軍在歐洲戰場東線發動冬季攻勢後已進入波蘭；美軍在太平洋上的越島戰役也開始向日本本土推進。這年2月4日至11日，蘇、美、英三國政府首腦史達林、羅斯福、丘吉爾，在蘇聯克里米亞半島的雅爾達舉行會議，相約在德國投降和歐洲戰事結束後兩或三個月內，蘇聯紅軍出兵參加同盟國方面的對日作戰。 在中國戰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縱隊的局部反攻，已從內線反攻轉入外線反攻。在華北、華中創建的河南、湘鄂贛、蘇浙皖等新解放區，都處於重要的戰略地位。人民軍隊包圍著日軍占領的許多城市和交通線。 正是在這種國際國內形勢下，得到美國支持的國民黨政府，竭力圖謀削弱以至消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和解放區，以便獨占抗戰勝利的果實。 1945年5月，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雖然做出將要「還政於民」的姿態，但主要企圖在於動員國民黨全黨的力量，準備發動反共反人民的內戰。大會通過的《對外發表的對中共問題之決議》中說：「在不妨礙抗戰，有害國家之範圍內，一切問題，可以商談解決。」 這說明它隨時都可能以「妨礙抗戰、有害國家」的罪名，對中國共產黨施行討伐。大會特別報告中更露骨地說：「與中共之鬥爭，無法妥協，今日之急需在於團結本黨，建立對中共鬥爭之體系，即創造鬥爭之優勢條件與環境，故必須從政治上、軍事上強固黨的力量。」這裡可以明顯地看出，反共反人民的內戰已在醞釀之中，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準備內戰，消滅共產黨和人民力量，把中國引向黑暗的大會。 在這關鍵時刻，中國共產黨為了團結全黨和全國人民，粉碎美、蔣的陰謀，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於同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共有代表547人，候補代表208人，代表著121萬黨員。 毛澤東在大會上作了題為《兩個中國之命運》的開幕詞、《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和《愚公移山》的閉幕詞。他在這些報告中，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即將到來時的國內外形勢，總結了2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驗，特別是總結了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兩黨不同抗戰路線鬥爭的經驗，指出中國面臨著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鬥爭。強調黨和全國人民面臨的任務，是力爭光明的前途，反對黑暗的前途；建立一個光明的新中國，反對一個黑暗的舊中國。他還特別告誡全黨和全國人民，要嚴重警惕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全國內戰的危險，和美國干涉的危險。朱德也在大會上作了題為《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劉少奇作了題為《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作了題為《論統一戰線》的重要發言。大會根據毛澤東的政治報告，制定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即「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它總結了我國民主革命20多年的歷史經驗，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一整套正確的綱領和策略，使全黨的認識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統一起來，達到了空前團結，奠定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勝利的基礎。 在中共「七大」制定的正確路線指引下，各解放區軍民繼1945年春季攻勢取得勝利之後，於5月中旬至7月，又發動了更大規模的夏季攻勢。人民軍隊逐步展開大兵團作戰，收復了大片國土，切斷和摧毀了敵人用來封鎖解放區的幾十條重要交通線，從而打通了各解放區的聯繫。在人民軍隊的沉重打擊下，華北、華中許多地區的日軍，開始退縮到鐵路沿線和較大的城市中去，軍心動搖，士氣低落，已完全處於孤立和被動境地。投誠反正的偽軍與日俱增。舉行戰略反攻的階段即將到來了！ 戰略反攻，日本投降 當日本帝國主義末日來臨時，侵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猶企圖作最後的一搏，於1945年4月調集4個多師團共10餘萬人進攻湘西重鎮芷江，妄想摧毀美國B—29型重轟炸機基地，並進而進兵重慶，迫中國政府投降，由此發生了芷江會戰。中國軍隊投入22個師，並緊急從昆明空運了美式裝備的新編第六軍到達戰區，中美空軍大批出動助戰，到6月初，日軍第一線兵團已大部被殲滅，後續兵團慌忙退縮。是役「斃敵萬餘人，俘敵亦萬餘人」，「為我游擊部隊及當地民眾自衛隊所攻殺者更多。所謂兵敗如山倒……是我軍自抗戰以來最大的一次大捷。」 芷江會戰結束後，日本大本營下令從中國南方收縮兵力，逐次撤離湖南、廣西、江西、閩浙邊，將兵力集中使用於華中、華北和東北。6月28日，日軍放棄柳州。7月27日，又撤出桂林。國民黨軍隊從而收復了柳州與桂林。日軍又主動從江西大庾、南康、吉安、泰和、贛州，福建福州、連江、長門，浙江永嘉、瑞安、樂清、黃岩、海門等地撤走，國民黨軍隊依次跟進。 在歐洲戰場上，蘇聯紅軍從4月起開始進攻柏林。5月2日，在4000門大炮的轟鳴聲中，紅軍終於把勝利的旗幟插上了德國國會大廈。德國宣布無條件投降。 7月17日至8月3日，蘇、美、英三國首腦史達林、杜魯門、丘吉爾以及他們的外長，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舉行了一次重要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分割與處置戰後歐洲的權益。在會議期間，三國首腦於7月26日討論了結束對日戰爭的條件和處置戰後日本的方針，並就此通過了決議。由於當時蘇聯尚未參加對日作戰（會前，蘇聯已通知美、英等國，決定8月8日對日作戰），故沒有參加簽字，而由美、英、中三國以共同宣言的形式公布，這就是著名的《波茨坦公告》。（後來蘇聯對日作戰時，也在公告上籤了字。） 《波茨坦公告》向日本嚴正指出：「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裝部隊無條件投降，並對此種行動誠意實行予以適當及充分之保證。除此一途，日本即將迅速完全毀滅。」 但是，自恃有720萬軍隊 的日本法西斯對《波茨坦公告》置若罔聞。7月28日，日本首相鈴木竟發表談話說：「不加理睬，只有完成戰爭。」 正當蘇聯預定對日本出兵的日期到來之際，美國搶先於8月6日向日本廣島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彈；接著出動400架大型轟炸機，對日本本土進行輪番轟炸。8月9日，攜帶原子彈的美國B—29型飛機又飛向日本小倉，由於上空雲層很厚，美機看不清目標，於是飛向長崎，投下了第二枚原子彈。美國當時僅有的這兩枚原子彈，摧毀了日本兩座工業城市，造成了35萬人的傷亡。直到戰後幾十年，還在折磨著原子彈受害者的後代。 8月8日，蘇聯政府履行協定，發表《蘇聯對日本宣布進入戰爭狀態宣言》，宣布自8月9日起同日本處於戰爭狀態。第二天，遠東蘇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指揮蘇聯150萬軍隊，29000多門大炮和迫擊炮，5200多輛坦克和自動推進炮，近5200架作戰飛機， 在4000公里的戰線上發動攻勢。蘇聯紅軍兵分四路：第一路貝加爾湖方面軍，在蒙古軍隊配合下，越過大興安嶺後，迅速攻占長春、瀋陽、旅順、大連等地；第二路第一遠東方面軍，強渡烏蘇里江，攻占吉林、哈爾濱等地；第三路第二遠東方面軍，突破黑龍江和烏蘇里江防線，攻占佳木斯、璦琿、嫩江等地；第四路太平洋艦隊攻向朝鮮，一直推進到三八線以北。蘇聯紅軍一舉摧毀了24個師、9個混成旅的日軍妄圖藉以頑抗的戰略基地，擊斃和俘虜了日本關東軍約70萬人，（其中593990人被俘）。 蘇聯空降部隊在瀋陽機場著陸時，俘獲了正待逃跑的偽滿洲國傀儡皇帝溥儀。占領長春的蘇聯空降部隊俘虜了關東軍司令山田中將。 蘇聯紅軍的出動，極大地加速了中國戰略反攻階段的到來。8月9日，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指出：「對日戰爭已處在最後階段，最後戰勝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時間已經到來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應舉行全國規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蘇聯及其他同盟國作戰。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應在一切可能條件下，對於一切不願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實行廣泛的進攻，殲滅這些敵人的力量，奪取其武器和資財，猛烈地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 8月10日至11日，八路軍總部朱德總司令向全國各解放區武裝部隊發布了七道命令，要求他們立即向敵人發出最後通牒，限期繳械投降，如遇頑抗，即予堅決消滅。他命令原來的東北抗日聯軍，立即從現地出發，向熱河、察哈爾、東北各地進軍；命令冀熱遼邊區的人民軍隊，迅速進入東北；命令華北、華中、華南的一切人民軍隊迅速前進，向所轄範圍內的敵軍展開積極大反攻，占領重要城市和交通線，迫使敵人投降。與此同時，又頒布了《我軍收復各城鎮軍事管制辦法》，命令各地區照此辦法收復城鎮，並進行管制。 遠在四川的蔣介石，這時焦慮萬狀，在8月11日也連下三道命令：一道給八路軍總部朱德總司令，要求「所有該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地駐防待命」，不得向日、偽軍「擅自行動」；一道給偽軍，竟然要求他們「負責維持治安，保護人民」；另一道給國民黨軍隊，要他們「加緊作戰，積極推進，勿稍鬆懈」。8月12日，麥克阿瑟也以「遠東協軍總司令」的名義，向日本政府和中國戰區的日軍下命令，只許日軍向國民黨政府和國民黨軍隊投降，不許向中國人民軍隊繳械。這些命令表明，美、蔣相互勾結，急不可耐地企圖搶奪中國人民十四年抗戰的勝利果實。 8月13日，八路軍朱德總司令和彭德懷副總司令聯名致電蔣介石，堅決拒絕他的錯誤命令，尖銳地指出：「你給我們的這個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違背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僅僅有利於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國的漢奸們。」 15日，朱德總司令又給在南京的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和他所屬部隊下命令，要他們停止一切軍事行動，聽候中國解放區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的命令，向我方投降（被國民黨軍包圍的日軍除外）。同時，朱德總司令還給美、英、蘇三國政府致送說帖，聲明中國軍隊有權接受被我軍包圍的日、偽軍的投降，有權派代表參加同盟國處理敵國投降事宜。 各解放區軍民遵照朱德總司令的命令，立即展開了全面大反攻。各路大軍連夜出動，向日、偽軍占領的地區挺進。主力部隊向日軍占領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線進擊，地方武裝和民兵則開展軍事和政治攻勢，圍攻各該地區城鎮的日、偽軍據點，配合外線作戰。其中，冀熱遼部隊和其他兄弟部隊沿著北寧路和渤海灣向東北急進。晉察冀部隊向平綏路東段和平漢路北段、浦津路北段進軍，解放了察哈爾全省和河北一部分，以及張家口、秦皇島，山海關等重要城市，包圍了北平、天津、保定。晉綏部隊向同蒲路北段和平綏路西段進軍，解放了綏遠、山西兩省的廣大地區。晉冀魯豫部隊向平漢路中段和隴海路中段進軍，解放了黃河沿岸廣大地區。山東部隊向津浦路中段和膠濟路進軍，解放了山東全省108個縣中的100個。華中部隊向滬寧、滬杭甬、浙贛、淮南等路和津浦路南段、隴海路東段進軍，解放了華中大片國土；華南抗日縱隊向廣九、潮汕兩路沿線發動了進攻。從8月11日至10月10日，人民軍隊經過兩個月的激戰，共斃、傷、俘日、偽軍35萬多人，收復中小城市250餘座， 光復國土315200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871萬。可是由於美、蔣的阻撓，人民軍隊所包圍的中心城市並沒有完全回到人民的手裡。抗日戰爭就是在這種特殊的條件下結束的。 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認為，「如果現在停戰，還留有將來發展的基礎。」 於是當夜用緊急電報通過中立國瑞士政府，發出給美、英、蘇、中四國政府的照會，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第二天，裕仁作《停戰詔書》廣播，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2日，停泊在日本東京灣的美國軍艦「米蘇里」號上，舉行了日本投降的簽字儀式，由日本外相重光葵和總參謀長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營，在投降書上簽字。中國戰區日軍投降儀式9月9日在南京舉行，侵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大將在投降書上簽字。10月25日，日本駐台灣總督向中國政府代表簽字歸還台灣。 抗日戰爭是中國近百年來反帝鬥爭中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勝利，是「戰爭史上的奇觀，中華民族的壯舉，驚天動地的偉業」。 它證明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偉大生命力和凝聚力，充滿著反抗精神和愛國主義傳統的民族。在十四年抗戰過程中，國民黨軍隊共打死打傷日軍859600餘人，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共消滅日軍527400餘人。 兩者相加共1387000餘人。此外共產黨武裝力量還消滅偽軍1186600餘人。 中國人民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十四年抗戰過程中，人民傷亡達1800餘萬人，如果加上部隊的傷亡（據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統計，國民黨軍隊八年中傷亡失蹤者為321萬多人），總數當在2200萬以上；流離失所者1億人；損失的財產約5000億至8000億美元。但是，大規模的戰爭洗禮，鍛煉了中國人民，也壯大了中國人民的力量。抗戰結束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已發展到130餘萬人，民兵發展到268萬人，解放區人口達到1億。 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人數，也發展到了121萬人，這就為爭取中國人民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