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後三十年 · 二十六、「大後方」面面觀

抗日戰爭後期，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大後方」，封建法西斯專制獨裁統治更加殘暴腐敗，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壟斷和剝削變本加厲，軍事上則遭到了豫湘桂戰役的大潰敗。國民黨政府政治、經濟、軍事的嚴重危機，使國統區人民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愛國民主運動走向了高潮。國統區的文藝運動也在極端險惡的環境中，擔負起抗日、民主和暴露國民黨黑暗統治的任務。 專制腐敗的國民黨統治 正當解放區軍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戰勝嚴重困難，逐步走向恢復和發展的時候，國民黨政府的危機卻日益加深。 首先表現在政治上，法西斯專政更形嚴重。 抗戰以來，蔣介石利用大敵當前、全國人民一致對外的時機，極力擴大自己的權力。1938年4月，他授意修改國民黨章程，當上了國民黨總裁；1939年1月國防最高委員會成立，他又以總裁的身份兼任委員長。這樣，黨、政、軍的大權完全控制在蔣介石手中。委員長可以對黨政軍一切事務不依照平時程序，而以命令隨機處置。1943年9月，他當上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後，當即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中關於國民政府主席職權的條文，使自己擁有比他的前任主席林森大得不可比擬的權力。 後來，他獨自擔任27個重要職務，兼職千餘個，成了集全國大權於一身的大獨裁者，極力推行封建法西斯的國民黨一黨專政。 為了加強法西斯統治，蔣介石在抗戰爆發後，提出「全國黨化」的口號。到重慶後，進一步竭力搜羅黨羽，在機關、部隊、學校大搞「集體入黨」「舉手入黨」，把大批青年拉進國民黨、三青團。國民黨五屆十中全會專門提出發揚三青團的「尚武精神」，培植他們成為反動統治的打手。國民黨還推行「全黨特務化」，增設了許多特務組織。除了已經遍布全國的「軍統」「中統」特務組織外，1943年又與美國合作，建立新的法西斯特務組織——「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簡稱「中美合作所」）。由軍統特務頭子戴笠任主任，美國特務、海軍少將梅樂斯任副主任。國民黨特務機關在各地建立了大小20多處監獄和集中營，其中最著名的有重慶「白公館」和「渣滓洞」，上饒集中營和貴州息烽集中營等，這些監獄和集中營，囚禁和屠殺了大批共產黨員、革命青年和民主人士。國民黨特務將組織伸入軍隊、外事機關、陸海空交通機關，伸入警察、稅務緝私機關和保甲組織，伸入文化機構、學校、社會團體、工會，進行監視、壓制和統治。在農村，則加強保甲制度，通過區鄉長和聯保主任為非作歹，橫徵暴斂，魚肉鄉民。 國民黨將一黨專政、特務統治和保甲制度三者相結合，構成中國封建法西斯的獨裁制度，對全國人民實行極其殘暴、黑暗的統治。 其次，表現在經濟上，四大家族的壟斷日益加強。 早在抗戰以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就已完成了對金融業的壟斷，開始了在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壟斷活動。抗戰開始後，蔣介石假借戰時特殊需要，依靠手中掌握的政治、軍事特權，用種種超經濟的野蠻掠奪，來迅速集中社會財富，使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經濟壟斷空前加強，從而大發其國難財。 在金融業方面，四大家族控制下的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操縱著國家金融。1939年8月，國民黨以最高國防委員會的名義改組「四行聯合辦事總處」，對四行實行戰時管理，作為國民黨政府的最高金融集權機構。蔣介石自任「四聯總處」理事會主席。財政部授權四行人員負責考核各地方銀行的業務，檢查賬目，從而極大地加強了四行的權力。1942年7月，國民黨政府規定，全國貨幣的發行權集中統一於中央銀行，使中央銀行成了銀行的銀行。由於四行占據著壟斷地位，他們吸收存款的數額，在抗戰開始後的4年中增長了6倍，占全國銀行存款的80％—90％，大量地集中了社會財富。四行在黃金問題上大變戲法，忽而宣布民間不得私有金銀，只准四聯總處收兌，忽而又准許黃金買賣。正如《周報》雜誌第36期載文揭露：「翻雲覆雨，作浪興風，又不知製造了幾多暴富。這種暴富唯有製造消息的權貴才有十足把握」。這「製造消息的權貴」就是四大家族！ 在商業方面，四大家族利用政治、金融特權，進行投機壟斷。1937年9月，國民黨政府設立「貿易調整委員會」（後改稱「貿易委員會」），對絲、茶、桐油、豬鬃等主要出口物資，實行統購統銷；1942年，又對鹽、糖、煙、火柴等日用品實行專賣，同時統制花、紗、布貿易，對鋼、鐵、煤、木炭、汽油、水泥等，也都實行管制，從而嚴格壟斷著國統區的國內外貿易。他們以私人的名義設立了不少商業公司，如慶記紗號、強華公司、大元公司（屬孔家）、中國棉布貿易公司、重慶中國國貨公司（屬宋家）等。 在工業方面，四大家族乘抗戰開始後民族工業遭遇困難，對工礦企業實行大規模的掠奪和吞併。僅舉國民黨政府的資源委員會為例，戰前它下屬的所謂官辦廠礦只有11個，抗戰中逐漸增加到125個。四大家族以私人名義興辦的中國興業公司，1939年成立時的資本總額為1200萬元，到1943年暴增為12億元，屬大後方首富。 在農業方面，四大家族於1941年實行田賦徵實、征借辦法，將糧食也納入了他們的掌握之中，他們又將魔爪伸入農村高利貸事業，使農民所有借款的來源，都直接、間接地操縱在他們手中。他們還直接占有農村土地，壟斷農業生產，如1940年陳氏兄弟設立的華西建設公司，打著開發的幌子，在川、滇、黔、康、陝、甘等後方各省，大肆霸占土地。 四大家族壟斷著全國經濟命脈，對全國人民進行殘酷的掠奪，使國統區的工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國民經濟臨近崩潰的邊緣。抗戰開始後，沿海沿江有一些工廠向內地搬遷，到1940年底，內遷的工廠共639家。 由於內地工業基礎薄弱，在1942年以前國統區的工業還是有所發展的。可是四大家族的經濟管制機關既不向民營工業充分供應原材料，在收購產品時又儘量壓低價格，再加上苛捐雜稅、通貨膨脹、投機活躍，民營廠礦往往連簡單再生產也難以維持，只得紛紛停產、倒閉。1943年，重慶871家民營工廠中，有270家停工減產。 國統區中一些比較安全或遊資集中的地區，達官顯要、發國難財者便爭購土地。通貨膨脹使土地成了購買者手中待價而沽的奇貨，他們任隨土地荒蕪。1941年開始實行的田賦徵實和糧食徵購、征借的政策，使農民不勝負擔，農業生產十分困難，如1942年四川稻田每畝的收穫量平均為4石，而被徵實、徵購、征借去的卻達2．38石，這還不包括苛捐雜稅，攤派和浮收中飽。國民黨政府的專賣政策和統購統銷政策，對農業生產的摧殘更加嚴重。如四川省原來年產桐油50萬擔，實行統制後便幾乎停產；陝西關中地區原來年產棉花110萬擔，到1942年減至30萬擔，1943年只剩下了20萬擔。除此以外，各地還經常發生嚴重的天災。所有這些，使得國統區的農業生產嚴重衰敗，大批農民破產。 國民黨政府戰前的主要財政收入，除田賦之外，就是關稅、鹽稅和統稅。抗戰開始後沿海沿江地區淪陷，三稅的收入大為減少，而軍費卻在增加，巨大的財政赤字全靠發行鈔票來彌補。據1946年公布的材料，抗戰八年國民黨政府共發行了紙幣103190億元（實際上遠遠不止此數），為戰前發行數14．1億元的7300倍。惡性通貨膨脹、商業投機，造成了物價如脫韁的野馬，使工農業生產陷入一片混亂。 抗戰期間，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假借抗戰名義實行的壟斷和巧取豪奪，使國民經濟遭受到嚴重破壞，人民生活日益窮困，從而激化了國民黨政府與人民的矛盾，加劇了國統區的政治、經濟危機。 國民黨的「憲政」騙局與人民的民主運動 國民黨政府對「大後方」的政治統治，除了法西斯專政的一手以外，還有以「憲政」進行欺騙的另一手。 1939年9月，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第四次會議召開。國民黨的19個參政員突然提出一項提案，「請政府遵照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定期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開始憲政」。在會上同時提出關於憲政提案的還有共產黨、第三黨、青年黨、國社黨、職教派等的參政員。 高唱「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國民黨怎麼會忽然大徹大悟、主張民主了呢？原來在這次會議以前，資產階級政黨的一些參政員對抗戰以來國民黨的獨裁專橫從焦慮發展到不滿，認為只有用憲政才能「根本治療」，於是相約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實施憲政的提案。國民黨在會前掌握了這一動向，感到對於憲政的要求「沒有反對之餘地」，於是索性「搶先一步」， 主動由19名參政員提出上述提案。國民參政會通過了關於憲政的提案。同年11月，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也作出了於次年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的決定。 於是在國民黨統治區，憲政運動熱烈開展起來。在重慶，張瀾、沈鈞儒等參政員發起的憲政座談會舉行了8次，並籌備成立了憲政促進會。成都舉行了國民憲政座談會、川康建設憲政期成座談會。雲南、廣西、廣東、安徽等省也分別成立了要求實行憲政的各種群眾性機構或舉行各種集會。1939年11月，在憲政運動的高潮中，民族資產階級政治代表人物發起成立了持第三者立場的「統一建國同志會」。 但是，國民黨關於憲政的許諾只不過是一場騙局。當各地憲政運動興起後，國民黨的一些文人墨客便紛紛叫嚷：「憲政不但不是黨治之結束，相反正是黨治之開始」，憲政時期「自然是以國民黨治國」。國民黨中宣部發出指示，竟說「憲政實施後，繼續進行訓政未完成的工作」。為撲滅各地紛紛舉行的憲政集會，國民黨中央於1940年4月18日通過了《憲政問題集會結社言論暫行辦法》，作出了種種無理的規定，並威脅「有反對憲政及違背三民主義而曲解憲政者應一律取締之」。 國民黨特務甚至公然對各地的憲政座談會以卑劣手段進行破壞。 憲政運動在歷時一年後走向沉寂。 皖南事變前後，國民黨頑固派在對共產黨實行軍事壓迫的同時，也對各資產階級黨派及團體肆行政治高壓，使他們開始認識到為了本階級的存在與發展，有團結起來成立第三種政黨的必要。於是，民族資產階級政治代表人物黃炎培、梁漱溟、左舜生、張君勱等在原來的統一建國同志會的基礎上，於1941年3月，在重慶成立了由第三黨、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派參加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2年又同意救國會加入），推選黃炎培為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左舜生為總書記，章伯鈞為組織部長，羅隆基為宣傳部長。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為中國政治舞台上介於國共兩黨之間、以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為目標的中間政黨。1944年9月，民主政團同盟取消「政團」二字，吸收無黨派民主人士參加，改名中國民主同盟。 1943年以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前景越來越光明，而在中國「大後方」，政治上卻越來越黑暗。國民黨政府的倒行逆施，造成國統區民生凋敝、民怨沸騰、民變蜂起。國統區人民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鬥爭，和民族資產階級政黨要求實現資產階級民主的運動相呼應，匯成一股衝擊國民黨專制制度的強大力量。 國統區工人生活極端貧困。四大家族經濟壟斷造成民營工廠中大批工人失業。1944年重慶市就有失業的紡織工人4萬多人。雲南箇舊錫礦等失業的工人達到十幾萬。工人生活陷於絕境，不得不紛紛起來反抗。這年11月初，成都人力車工人為了抗議國民黨特務行兇打死工人，舉行了罷工。1945年2月，重慶電力公司工人胡世合因為制止國民黨特務偷電，被特務開槍打死。此事激怒了重慶工人和各階層人士，有20萬人舉行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迫使國民黨政府將兇手槍斃。這次直接反對國民黨特務暴行的鬥爭所取得的勝利，鼓舞了各階層人民爭取民主的信心。 國統區農民由於國民黨政府橫徵暴斂，地主、高利貸者盤剝，再加上天災相繼，許多人賣兒鬻女，逃亡他鄉，處境更加悲慘。河南、湖南、貴州、陝西、四川等省，先後發生農民暴動。1944年7月，河南桐柏、唐河、確山、沁陽、信陽和湖北隨縣、應山等地的農民，因為反抗「不抗日、專害民」的國民黨軍隊湯恩伯部，有5000人慘遭殺害，激起了數萬農民的暴動。他們一舉解除了湯恩伯部一個師的武裝，提出了「反對不抗日的軍隊」「反對軍隊派勒壯丁」等口號，並組織了自衛軍。湘西農民為了反抗國民黨軍隊無故殘殺人民，也曾一度攻占大庸縣城，後來撤到湘鄂川邊區，與國民黨軍隊進行長期的鬥爭。1944年9月，新疆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人民，為了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而舉行武裝起義。此外，貴州也有農民一萬多人舉行起義，一度攻占三都縣城，收繳了二三千支槍械。所有這些官逼民反的情況，充分顯示出國統區人民與國民黨反動統治之間的尖銳矛盾。 在國內階級矛盾十分激烈的政治背景下，1944年1月，民主憲政運動再度活躍起來。從1月到5月，重慶、成都、桂林等地陸續召開憲政討論會。5月，民盟發表對時局的主張，指責國民黨排斥異己、拒絕民主。6月，國民黨民主派李濟深、柳亞子等，在廣西成立「抗日動員宣傳工作委員會」和「桂林文化界抗戰工作協會」，提出動員民眾、堅持抗戰、剷除失敗主義的主張，得到成都、重慶、昆明各界人士的響應。在成都的民主人士張瀾等，倡議成立「民主憲政促進會」，提出實行民主改革的要求。在重慶的各界人士郭沫若、沈鈞儒、陶行知等，也通電支持廣西文化界提出的主張。在昆明的一些大學教授如李公朴、聞一多等，創辦《自由論壇》，抨擊國民黨的法西斯專制統治，黃炎培、張志讓、周谷城等出席在復旦大學憲政研會所召開的會議上，黃炎培指出，民主憲政必須成為一個大的運動，我們自己不動，休想別人把禮物送上門。 國統區各階層人民的愛國民主運動，隨著國民黨政府政治、經濟、軍事危機的加深而日益發展。中國共產黨堅決支持並領導了這一運動。 1944年9月15日，中國共產黨代表林伯渠，在重慶向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正式提出召集各黨派、各人民團體緊急國事會議，商討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10月10日，周恩來發表《如何解決》的演講，揭露國民黨軍事上的大潰敗和政治、經濟的嚴重危機，指出挽救危機、爭取光明前途的途徑在於立即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駁斥了蔣介石「軍令政令統一」的謬論，指出真正的統一應以民主為基礎，而不是統一於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中國共產黨的這些主張，把各階層人民的民主要求，引導到為了一個明確的政治目標而鬥爭，也贏得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以及海外僑胞的熱烈擁護。9月24日，重慶各界愛國民主人士和各黨派代表董必武、張瀾、沈鈞儒、馮玉祥等500餘人，集會要求實現民主，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10月10日，中國民主同盟發表《對抗戰最後階段的政治主張》，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各黨派的聯合政權。到1945年春，國統區人民要求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愛國民主運動的聲勢越來越大。5月4日，昆明學生1萬多人舉行大示威，高喊「立即停止一黨專政」「取消特務組織」和「組織聯合政府」的口號。國統區的愛國民主運動，逐步走向高潮。 在廣大人民普遍要求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聲勢下，蔣介石不得不變換手法。早在1945年元旦發表的文告中，他就宣稱不必等到抗戰結束，只要軍事形勢穩定，反攻基礎確立，最後勝利更有把握的時候，就可以「召開國民大會」，「歸政於全國的國民」 。但是，他這種「實行憲政」的騙局，很快就被他自己的行動所揭穿。3月1日，蔣介石在「憲政實施協進會」上發表演說，說他所謂的「還政於民」，「只能還政於全國民眾代表的國民大會，不能還政於各黨各派的黨派會議，或其他聯合政府。」 說什麼組織聯合政府「其結果必使抗戰崩潰革命失敗，將使國家引起可怖的變亂。」 他還陰謀消滅抗日民主政權，揚言要限期取消「五分之四」的人民抗日武裝力量。以上情況表明，在抗日戰爭的最後階段，圍繞著聯合政府問題，民主勢力與專制勢力的鬥爭尖銳起來了，進步力量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正在積極地進行聚集。 豫湘桂大潰敗 1944年初，同盟國在世界各地的戰場上占據了優勢，美國增強太平洋地區的海軍和空軍力量後，已切斷了日本與南洋的交通線。日本為了應付太平洋地區出現的不利形勢，救援侵入南洋的日軍，急需打通從中國東北到越南的大陸交通線，把中國大陸作為它進行垂死掙扎的基地。於是，日軍拼湊了13個師團約50萬人的兵力，向國民黨戰場的河南、湖南、廣西，依次發動攻勢。日軍稱之為「一號作戰」。中國軍隊稱為「豫湘桂戰役」。 日軍在進攻河南之前，向各戰略要地增兵，並加緊修復鐵路和橋樑。所有這些動向，八路軍曾及時向國民黨軍隊通報，可是他們未作任何防備。1944年4月18日，日軍糾集了5萬餘人、116輛坦克，從豫東中牟越過黃泛區發起河南戰役。駐守河南的第一戰區湯恩伯集團軍等部的兵力共有近50萬人，卻不戰而退，使鄭州、洛陽等45座城市相繼丟失。河南戰役進行了約5周，國民黨軍隊被殲20萬人，日軍打通了平漢路。 5月下旬，日軍集結10萬兵力，從洞庭湖兩側向湖南進犯。由薛岳指揮的國民黨軍隊數量上三倍於敵，卻未作堅決抵抗，當日軍湧向長沙時，中國守軍喪失作戰意志，棄城而逃。6月18日，長沙淪陷。日軍乘勝進攻衡陽。中國守軍作了認真抵抗，先後挫敗敵兩次進攻。8月初，日軍第三次猛攻，仍未得手，守軍軍長方先覺卻突然下令放下武器。長衡會戰的失敗，使戰略後方廣西大門洞開。 8月中旬，日軍開始沿湘桂線進犯。早在6月份，廣西就已陷入一片混亂。9月，日軍進入廣西境內，國民黨軍隊9個軍望風潰散。11月10日，兩股日軍同日占領桂林、柳州。24日又打下南寧。12月2日打到黔桂鐵路終點貴州獨山。四川受到威脅，國民黨政府的高級官員紛紛準備逃難。但由於日軍發動「桂柳作戰」的目標是在捕捉中國軍隊主力。當中國軍隊從廣西退走後，日軍因「兵力及後方補給關係」，「不得不以黔桂鐵道之終點之獨山為追擊之終點」。 在豫湘桂戰役的短短8個月時間裡，國民黨軍隊一共損失兵力50—60萬人，河南、湖南、廣西、廣東四省的大部分和貴州省的一部分棄守，鄭州、洛陽、長沙、衡陽、桂林、南寧等100餘座大小城市相繼淪陷，7個空軍基地和36個飛機場淪入敵手，共計喪失了2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使6000多萬人民，陷於日軍鐵蹄之下。 豫湘桂戰役的大潰敗，徹底暴露出國民黨政府政治、經濟制度和軍隊的黑暗與腐敗，也是它多年來執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政策的必然結果。 大後方進步文化的抗爭 皖南事變以來，國民黨頑固派更加露骨地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對文化事業實行的高壓政策和專制主義也日益加強。如1944年頒布的《修正圖書雜誌劇本送審通知》《出版品審查法規與禁載標準》等反動法令，剝奪了一切進步文化活動的自由。國民黨頑固派用野蠻的書報檢查，來控制新聞出版，直至封閉報館與書店，查禁書刊，派特務監視、逮捕、殺害革命的進步的作家。鄒韜奮經營的生活書店，在全國有55個分店，除了重慶生活書店以外，其餘全部被勒令關閉，鄒韜奮本人也因受迫害而於1941年3月秘密前往香港。國統區革命、進步的作家。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領導下，同國民黨的法西斯專制統治進行抗爭，在受折磨、受摧殘的艱苦環境裡，為進步的文化事業作鬥爭。 中國共產黨在重慶的《新華日報》，不顧國民黨的公開威脅、流氓破壞、拘捕報販、撕毀報紙等種種迫害，對國民黨反動文化政策，進行勇敢地揭露。1943年11月，當國民黨頑固派用「民族文化建設運動周」的形式，宣揚封建法西斯文化思想時，《新華日報》根據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發表了題為《文化建設的先決條件》的社論，指出今天所要建設的，是為了占人口90％以上的人民大眾的文化，駁斥了國民黨頑固派反動的「民族文化論」。1944年元旦，《新華日報》又以《毛澤東同志對文藝問題的意見》為題，摘要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4月，中共中央派何其芳、劉白羽從延安到重慶，向革命的進步的文藝工作者傳達《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重慶、上海、香港等地革命的進步的文藝工作者，隨之展開了學習活動。解放區的許多優秀文藝作品，如《兄妹開荒》《白毛女》《小二黑結婚》等，也相繼傳入國統區，使國統區文藝工作者深受鼓舞，得到了啟示，也加深了對自己使命的認識。 從1941年到1945年，國統區文化界還對一些著名作家如魯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分別進行紀念或慶祝活動，總結經驗，增強團結，推進進步文藝事業的發展。1944年國民黨戰場上的豫湘桂大潰敗，使國統區文化界更加看清了國民黨統治的反動和腐朽，強烈地喊出了要求民主的呼聲，紛紛用講演會或座談會的形式，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罪行進行抨擊。他們通過《中原》《文學創作》《青年文藝》《文學月報》《現代周刊》等刊物，與國民黨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1944年5月，當國民黨召開五屆十二中全會時，重慶文化界知名人士78人簽名發表宣言，要求國民黨取消對圖書雜誌和戲劇演出的審查制度。郭沫若發表了《為革命的民權而呼籲》一文，要求思想言論的自由、學術研究的自由和文藝創作的自由。1945年2月，在愛國民主運動的高潮中，重慶文化界人士300多人聯名發表由郭沫若起草的《文化界時局進言》，揭露國民黨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反動政策，要求廢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動之法令」，號召「全國人士敞開胸襟，把專制時代的一切陳根腐蒂打掃乾淨」，迎接「民主勝利的光明的前途」。1945年，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第六屆年會規定5月4日為「文藝節」，號召文藝工作者發揚五四精神，與人民相結合，反對封建法西斯勢力，為實現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而鬥爭。許多作家都積極投身於愛國民主運動之中，運用各種形式的作品，為現實鬥爭服務，推動了這一運動的發展。 在各種文藝形式中，戲劇創作是當時國統區文藝創作中最活躍的部門，其中話劇創作尤為突出，有力地配合了現實鬥爭。由於國民黨頑固派的高壓政策，國統區的作家不得不從歷史題材方面求得發展。1941年至1944年，郭沫若寫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南冠草》六部歷史劇；陽翰笙寫了《草莽英雄》；歐陽予倩寫了《忠王李秀成》；阿英寫了《碧血花》《海國英雄》等許多優秀歷史劇目，形成了借古諷今的歷史劇的大繁榮。現實題材的戲劇，如茅盾的《清明前後》，夏衍的《法西斯細菌》《芳草天涯》，陳白塵的《歲寒圖》和《升官圖》，洪深的《雞鳴早看天》等，也都從不同角度，揭露了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謳歌了廣大人民的反抗鬥爭。其中《歲寒圖》是通過敘述一名醫生防癆計劃的失敗，來表現抗戰後期國統區的黑暗腐敗和知識分子的悽苦命運。三幕諷刺喜劇《升官圖》，則假託兩個強盜升官、發財的美夢，來揭露國民黨官僚社會的醜惡，並極力加以抨擊與諷刺。 國統區的作家衝破國民黨高壓政策，在小說創作中取得了許多成就。茅盾的《腐蝕》深刻揭露了國民黨統治的本質。沙汀的三部長篇小說《淘金記》《困獸記》和《還鄉記》，通過對四川農村生活的描述，暴露國民黨統治下社會基層的深刻矛盾和腐敗現象，預示出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必將崩潰。此外，巴金的《寒夜》，老舍的《四世同堂》，艾蕪的《山野》，黃谷柳的《蝦球傳》，張天翼的《華威先生》，也都真實地反映了國民黨統治區的社會現實。 國統區的進步詩歌創作也十分活躍。郭沫若《戰聲集》中的詩作，艾青的《向太陽》，田間的《給戰鬥者》等，均負盛名。大後方還出現了別具一格的政治諷刺詩，以強烈的政治色彩，犀利的筆鋒，諷刺國民黨的黑暗腐敗，如「阿Q掮槍打東洋，一鞠躬，二鞠躬，嚇得東洋投了降」的詩句，對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嘴臉作了入木三分的勾畫。 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統治區的一些帶有中間性的報刊，逐漸從對國民黨頑固派保持相當距離的態度在不同程度上轉向爭取民主的鬥爭態度。在地方實力派的報紙中，成都的《華西日報》和《華西晚報》，西安的《秦風工商日報聯合版》，都是如此。重慶《新民報》以發表《延安一月》為標誌開始採取中間偏左的立場。這些報刊往往以第三者的身份評說時事，態度客觀，在中間群眾中有相當大的影響。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下的《新華日報》常常轉載它們的有利於推動抗戰和民主的報道和文章，為這些中間報刊引導著方向，從而削弱了國民黨御用報刊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