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後三十年 · 二十五、艱苦奮鬥的解放區

1941年至1942年，由於日本帝國主義集中力量打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後抗日根據地，也由於國民黨頑固派推行積極反共的政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進入了嚴重困難的時期。抗日根據地縮小了，人口下降了，抗日武裝力量減少了，財政經濟極端困難。為了克服困難，堅持敵後抗戰，鞏固抗日根據地，中國共產黨採取了許多措施，其中整風和大生產兩項運動，產生了根本性的效果，使中國共產黨在思想基礎和物質基礎上，都立於不敗之地。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軍民在艱苦奮鬥中鍛煉得更加堅強了，不僅粉碎了日軍無數次的「掃蕩」，還粉碎了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反共摩擦和大規模軍事進攻。到1943年，終於扭轉了局面，解放區又重新得到了發展。 皖南事變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國軍事同盟協定在柏林的簽訂，大大激發了日本奪取東南亞和向南太平洋推進的野心；德、意為了牽制英、美，也極力慫恿日本南進。為此，日本急於謀求結束中日戰爭，便加強對國民黨政府的軍事壓力和外交勸誘，以促成中國內部的變化。這種國際形勢，使國民黨政府內部產生了很大動搖。 共產黨武裝力量的迅速發展也使國民黨感到惶惶不安。1940年8月八路軍在華北發動了規模宏大的百團大戰；10月5日新四軍在黃橋戰役中殲滅了韓德勤頑軍15000餘人，開闢了蘇北解放區。這都使國民黨當局驚恐萬狀。為了消滅革命武裝力量，國民黨頑固派陰謀製造藉口，首先把屠刀指向新四軍。 10月19日，黃橋戰役結束才十餘天，何應欽、白崇禧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副參謀長的名義，給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以及新四軍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發來電報（皓電），強令八路軍、新四軍各部隊，在一個月內全部開到舊黃河以北；還要求把抗戰中已發展為50萬人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縮編為10萬人。與此同時，蔣介石又命令湯恩伯率領9個師、10萬人，向皖東北進攻；命令李品仙率領4個師，5萬人，向皖東進攻；命令顧祝同、韓德勤準備「掃蕩」長江南北的新四軍。 中共中央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陰謀，早就有所警惕。11月7日當即發出《關於反對投降、挽救時局的指示》，指出當前形勢極端嚴重，國民黨頑固派有從反共而走向投降的危險，全黨的中心任務是反對投降與內戰。11月9日，又用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的名義，給國民黨當局復電，駁斥何應欽、白崇禧的攻擊和無理要求，指出「國內一部分人士，復正在策動所謂新的反共高潮，企圖為投降肅清道路……以所謂中日聯合剿共，結束抗戰局面，以內戰代抗戰，以投降代獨立，以分裂代團結，以黑暗代光明。」 但是為了顧全大局、堅持團結抗戰，中共中央決定作出有限度的退讓，同意將新四軍皖南部隊移駐江北，從而在政治上贏得了廣大中間力量（其中也包括不願意國共分裂的國民黨人士）的同情。 皖南新四軍的駐地，在長江南岸的銅陵、青陽、南陵、涇縣之間，對江駐有日軍，四周都是國民黨第三戰區的防地，駐有顧祝同所屬4個師的兵力，事變前又增加了3個師。因此，皖南新四軍處於十分不利的形勢之下，隨時都有遭受國民黨軍隊襲擊的危險。早在新四軍成立後不久，中共中央就不斷指示項英，向敵後發展抗日游擊戰爭，開創根據地，猛烈地發展自己，壯大人民力量。可是，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新四軍副軍長項英沒有很好加以貫徹執行，一再貽誤時機。1940年5月4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給東南局的重要指示《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嚴肅批評了項英的錯誤，項英仍然猶豫不決。由於項英留戀江南，有嚴重右傾思想，只顧和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談判，沒有及時貫徹中共中央關於放棄皖南、讓部隊北渡的決定，從而使皖南新四軍遲遲不能脫離危險的境地。 12月3日，何應欽向蔣介石建議，由第三戰區立即解決皖南新四軍。12月10日，蔣介石密令顧祝同妥為部署和準備，發現江北新四軍進攻興化，或是到限期（12月31日）皖南新四軍仍不遵命北渡，就「立即將其解決，勿再寬容」 。12月29日，國民黨第三十二集團軍在寧國正式制定「進剿」計劃：於12月31日前，秘密推進到南陵、涇縣、茂林、銅山徐、小河口、水東翟一線，扼要構築工事，嚴密施行警戒，防止新四軍「逃逸」，或以各個擊破的手段，集中主力向國民黨軍隊反攻。攻擊開始後，先從兩翼進擊南陵戴家會峽口一線，然後向北壓迫，將皖南新四軍殲滅在長江南岸。為了實現這一聚殲計劃，顧祝同從江蘇、浙江、福建抗日前線調來7個正規師，由上官雲相指揮，部署在皖南長江南岸，從東、西、南三個方面包圍新四軍軍部和它所屬部隊，並與江北的日軍取得默契。 形勢日益緊迫，中共中央連續電令項英提高警惕，儘快北移；1941年1月3日又命令項英立即率隊開拔。在中共中央一再督促下，皖南新四軍才開始轉移。1月4日，葉挺、項英率領新四軍軍部和所屬部隊9000多人，向蘇南轉移，準備從那裡待機北渡。1月6日，當部隊行進到涇縣茂林地區時，突然遭到國民黨重兵包圍襲擊。新四軍軍長葉挺親自指揮還擊，血戰七晝夜，終因眾寡懸殊，彈盡糧絕，除了約2000人先後突出重圍外，少數被俘，大部壯烈犧牲。葉挺在前往上官雲相總部談判時被扣，副軍長項英突圍後被叛徒殺害。1月17日，蔣介石竟然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名義，反誣新四軍「叛變」，宣布取消新四軍番號，將葉挺交付軍法審判，還下令進攻新四軍江北部隊。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的周恩來，利用駐國統區工作的特殊條件，將事變發生過程中的各方面情況，隨時向中共中央反映，直接參與對國民黨頑固派鬥爭的決策；同時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四出奔走，聯繫與團結國統區的民主力量，闡明中共團結抗日的正確主張。事變發生後，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準備作全面大反攻的指示，又對國民黨頑固派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1月18日，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接到新四軍被圍的告急電報後，周恩來立即召開南方局緊急會議，指示工作人員分頭向國民黨內的抗戰派、元老派，以及其他黨派、外交界、新聞界、揭發何應欽、白崇禧等人的反共罪行。他發電報譴責何應欽、白崇禧、顧祝同；又寫信要求蔣介石命令部隊撤圍、讓路。他還衝破國民黨的封鎖，通過各種途徑，向國內外揭示事變的真相。周恩來以極度憤慨和沉痛的心情，為皖南事變遇難的戰友，寫下「為江南死國難者誌哀」的悼詞，和「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輓詩，刊登在1月18日重慶《新華日報》上。他指示報社巧妙地躲避國民黨的新聞檢查，加快付印，搶在各大報之前，將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罪行披露出來。 皖南事變引起了國內外各界人士的震驚，不但大多數中間派、進步人士和海外華僑紛起責難國民黨頑固派的暴行，連國民黨內一部分人也不贊成這種分裂活動。 中共中央對國民黨頑固派這一反動暴行，進行了堅決的鬥爭。1月20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重建新四軍軍部，任命陳毅為代理軍長，張雲逸為副軍長，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另任命劉少奇為新四軍政治委員、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1月22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軍委負責人名義發表談話，揭露國民黨破壞抗戰，實行反共的罪惡陰謀，提出關於解決皖南事變的十二條辦法：（1）懸崖勒馬，停止挑釁；（2）取消1月17日的反動命令；（3）懲辦皖南事變的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雲相；（4）恢複葉挺自由，讓他繼續擔任新四軍軍長；（5）交還皖南新四軍全部人、槍；（6）撫恤新四軍傷亡將士；（7）撤退華中的「剿共」軍隊；（8）解除西北的封鎖線；（9）釋放全國一切被捕的政治犯；（10）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11）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12）逮捕各親日派首領，交付國法審判。談話還表示，八路軍各部和留在華中、蘇南的新四軍9萬多人，隨時準備給頑固派以沉重還擊。這「十二條」，是在當時國內外形勢下，根據「政治上取全面攻勢，軍事上取守勢」的方針提出的，是從政治上反擊的主要武器。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堅決立場，也由於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政策在國內外遭到了強烈的反對，蔣介石不得不在1月27日發表演說，極力縮小皖南事變的性質和範圍，聲稱它只限於軍令、軍紀，不牽涉黨派與政治問題。這個演說表明，他已被迫從政治上的進攻轉為防禦。 1月28日，新四軍新的軍部在蘇北鹽城成立，著手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將活動於隴海路以南的八路軍與新四軍統一整編，編為7個師、1個獨立旅：第一師師長粟裕、政治委員劉炎，活動於蘇中；第二師師長張雲逸、政治委員鄭位三，活動於淮南；第三師師長兼政治委員黃克誠，活動於蘇北；第四師師長兼政治委員彭雪楓，活動於淮北；第五師師長兼政治委員李先念，活動於鄂豫皖；第六師師長兼政治委員譚震林，活動於蘇南；第七師師長張鼎丞、政治委員曾希聖，活動於皖中。獨立旅直轄於軍部。全軍共9萬餘人。 蔣介石為了擺脫困境，又企圖通過即將召開的第二屆國民參政會，來扭轉局面，千方百計地誘騙中共參政員出席參政會會議。中共中央以中共七名參政員的名義，將「十二條」提交給參政會，要求付諸討論，以期恢復國共團結，否則便不同意出席會議。2月18日，周恩來將七參政員公函提交給參政會，同時抄送給其他黨派的二十多位參政員，造成了很大政治影響，使國民黨頑固派陷於被動。 在參政會開幕的第二天，3月2日，中共中央提出了第二個十二條：（1）立即停止全國向八路軍、新四軍的軍事進攻；（2）立即停止全國的政治壓迫，承認中共及各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各地被捕人員；（3）立即停止對《新華日報》的壓迫；（4）承認陝甘寧邊區的合法地位；（5）承認敵後的抗日民主政權；（6）維持華北、華中及西北防地的現狀；（7）在十八集團軍外再成立一個集團軍，轄有六個軍；（8）釋放葉挺，讓他回任軍職；（9）釋放皖南事變所有被捕幹部，撫恤死難者的家屬；（10）退還皖南事變中所有被繳的人、槍；（11）成立各黨派聯合委員會，由各黨派各派一人出席；（12）中共代表參加參政會主席團。新的「十二條」作了一定讓步，由周恩來向各黨派人士解釋，說明只要它得以實現，中共參政員可以出席會議。但是，國民黨仍然頑固地拒絕全部接受，從而使他們自己在政治上陷入更大的被動。3月6日，蔣介石在參政會上發表了一通反共演說，但又不得不表示「以後再亦決無剿共的軍事」，表明蔣介石的反共活動被迫暫時收斂。 在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這場嚴重鬥爭中，共產黨成功地運用了有利、有理、有節的方針和積極爭取中間派的策略，孤立了國民黨頑固派。這場鬥爭，也是國共兩黨力量的一次較量。經過這次鬥爭，中共在國際國內的政治地位大有提高；中共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有了很大發展，中間階層的代表人物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認識，和爭取民主、團結的要求，都大為增強，從而成為抗戰後期第三黨運動的基礎。 戰勝困難的「十大政策」 1941年到1942年，是敵後根據地的嚴重困難時期。造成困難的原因，首先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進攻。 由於蘇德戰爭（1941年6月）和太平洋戰爭（1941年12月）的先後爆發，日本帝國主義迫切需要將中國變為它的兵站基地，以支持它對美、英、荷等同盟國軍隊作戰。為此，日本大本營命令華北方面軍加強對共產黨抗日根據地的進攻。 1941年7月，岡村寧次接任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立即著手對抗日根據地施行殘酷的「掃蕩」與「蠶食」進攻。在1941年至1942年兩年內，日軍對華北抗日根據地的「掃蕩」，出動兵力在千人以上的有174次，比前兩年增加了2／3；總共使用的兵力達833900人，比前兩年增加了一倍。 造成解放區嚴重困難局面的另一個原因是國民黨頑固派的加緊反共。它以胡宗南兩個集團軍的兵力包圍封鎖陝甘寧邊區，不斷進行挑釁性進攻。它甚至指使了50萬軍隊投降日軍，充當偽軍，然後與日軍一起向抗日根據地進攻。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龐炳勛率8萬人投敵後，聲稱他「只反共不反蔣」。 在敵偽頑的聯合進攻下，抗日根據地的面積縮小了1／6。華北的冀南區，大片根據地變成了小塊游擊區。在形勢最嚴重的時期，太岳區全區沒有一個完整的縣；原有12個縣的縣政府，都聚集在沁源一地，而沁源縣城也已被敵人占領。華北抗日根據地的總人口，從4000萬減少到2500萬，全國解放區人口由1億下降到5000萬；1941年，八路軍從1940年的40萬減為30萬。再加上連年自然災害，生產力受到很大破壞，個別地區的農業產量比戰前降低了50％，財政經濟和軍民生活都發生極大困難，幾乎弄得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們沒有襪穿，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 為了戰勝嚴重的困難，堅持敵後抗日，中共中央及時制定了一系列切合時宜的政策，這就是：對敵鬥爭，精兵簡政，統一領導，擁政愛民，發展生產，整頓三風，審查幹部，時事教育，「三三制」政權和減租減息，當時稱作「十大政策」。 首先，在解放區實行「三三制」，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權，即在各級政府機構和民意機關中，共產黨員（代表工人階級和貧農）、進步分子（代表小資產階級）和中間分子（代表中產階級、開明士紳），各占1／3的比例。1941年2月，陝甘寧邊區各級政權按「三三制」原則進行改選，隨後推行到其他各敵後抗日根據地。「三三制」政權的實施，團結了各抗日階層，發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而加強了抗日力量。 為了鞏固抗日根據地，共產党進一步實行減租減息政策。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規定地主實行減租減息（二五減租），和農民實行交租交息。這一政策減輕了地主對農民的剝削，也保證了地主能收到地租，增強了抗日團結，因此推動了抗日根據地的對敵鬥爭和生產。 為了鞏固抗日根據地，使戰爭機構適應於戰爭的情況，中共中央提出了精兵簡政的政策。一方面縮編主力部隊，加強地方部隊和民兵，使部隊精幹、靈活，提高戰鬥力；另一方面又精簡了抗戰初期發展起來的龐大機構，減少脫產人員，減輕人民的負擔，從而克服物質上的困難，使戰爭機構能輕快、敏捷地展開對敵鬥爭。如陝甘寧邊區各級政府的工作人員，在1941年冬季減少到原有人數的76％，1943年又精簡了35％。這對克服當時嚴重的物質困難，起了很大作用。 為了集中全力進行對敵鬥爭，克服黨、政、軍、民工作不協調、步伐不一致的現象，中共中央在1942年9月1日發布了《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級組織間關係的決定》，規定各抗日根據地實行領導的統一和一元化。明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是各抗日根據地統一領導的機關，一切其他組織都必須在共產黨的統一領導下工作，中共各級黨委應是當地黨、政、軍、民的統一領導機關。這一決定，加強了共產黨的領導，統一了黨、政、軍、民的步伐，使共產黨的政策得以正確貫徹執行，使政治工作、經濟工作、群眾工作與軍事鬥爭，都緊密地相互配合。 1943年春節，陝甘寧邊區還發動了擁護軍隊和擁政愛民運動，隨後各解放區政府和人民都掀起了擁政愛民和擁軍優抗運動。這個運動加強了軍、政、民之間的團結，以利於對敵鬥爭和生產的發展，使解放區在敵人嚴密封鎖和殘酷「掃蕩」下，得以繼續存在並不斷發展。 為戰勝嚴重困難而採取的各項政策中，整風和大生產是中心環節。 延安整風運動，是中國共產党進行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普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1935年遵義會議後，雖然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國共產黨中央的統治，卻沒有來得及對王明「左」傾錯誤，從思想上作徹底的清算。抗戰以來，共產黨的隊伍有了很大發展，黨員由4萬人發展到80萬人，其中大多數出身於農民或其他小資產階級，急需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使共產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統一起來。在當時嚴重困難的形勢下，為了加強黨的建設，提高黨的領導水平，以便團結全國人民堅持抗日戰爭，從1941年開始，全黨展開了整風運動。 整風運動的基本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宗派主義是主觀主義在組織關係上的表現，黨八股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表現形式，二者的思想根源都是主觀主義。因此，反對主觀主義尤其是教條主義，是整風運動的中心。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幹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提出了反對主觀主義的鬥爭任務。隨後，中共中央連續作出《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9月，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歷史上特別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政治路線。1942年2月，毛澤東在延安黨校作《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報告；4月，中共中央宣傳部作出《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6月，又發出全党進行整風學習的通知。全黨範圍的整風運動由此開始。 整風運動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原則，這是解決黨內矛盾的正確方針。 1942年5月23日，毛澤東作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它為全黨確立了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路線，也幫助廣大黨員、幹部牢固確立無產階級的立場，促進了他們的思想改造。 1942年和1943年，整風運動在毛澤東所規定的方針指導下進行，形成了全黨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熱潮。1943年至1944年，黨的高級幹部又討論了黨的歷史問題，系統地回顧了黨的戰鬥歷程，總結了黨在歷史上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從而大大促進了全黨思想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統一。1944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學習和時局》的報告，給討論作了總結。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歷次「左」、右傾錯誤，特別是第三次「左」傾錯誤，作了正式的結論。至此，延安整風運動宣告勝利結束。 整風運動掃除了中國共產黨內教條主義的影響，提高了全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實現了全黨在思想上的統一和團結，保證了中共中央正確路線的貫徹執行，從而也為戰勝抗日戰爭時期的嚴重困難，為打敗日本侵略者、奪取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 在延安整風運動的同時，為了戰勝由於敵、偽、頑進攻與封鎖所造成的嚴重財政經濟困難，中共中央又號召解放區軍民，根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走自己動手、克服困難的道路。當時各解放區都處在分散的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中，存在著落後的經濟與巨大的戰爭需要之間的尖銳矛盾。這一矛盾，只有靠發展經濟才能解決。從1941年起，解放區軍民響應號召，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 大生產運動首先在部隊展開。1941年3月，八路軍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長率領下，開進了荊棘叢生的南泥灣，實行戰鬥、生產、學習三結合，除了墾荒、發展畜牧業外，還創辦了紡織廠、肥皂廠、造紙廠、磨坊、油坊、鹽井等。經過奮鬥，到1942年，蔬菜、肉、油及鞋襪等，已能全部自給，糧食也能自給一部分；到1943年，連糧食也做到了全部自給；1944年，更開始向邊區政府上繳糧食。原來的荒原南泥灣，被改造成了「陝北江南」。 毛澤東及時總結軍隊大生產的經驗，在1942年12月作了《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的報告，1943年又寫了《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組織起來》兩文，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政經濟工作總方針。邊區農民積極投入開荒生產，「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從1941年到1943年，共開荒200萬畝。工業生產也發展起來，1943年，邊區公營工廠發展到76個，年產土布5萬多匹，並能煉鐵、煉油、修理機器、製造軍火等。 陝甘寧邊區的經驗，在1942年被推廣到各解放區，發展為普遍的大生產運動。各解放區根據中共中央提出的「勞力與武力結合」「戰鬥與生產結合」的方針，在頻繁的戰鬥環境裡邊戰鬥邊生產。1943年，僅晉綏、北嶽、太行、太岳、膠東、皖中6個地區，就擴大了耕地面積600萬畝以上。太行區的部隊和機關，逐步做到了自給三個月的糧食和全年的蔬菜；其他區一般也能自給一個半月到兩個月的糧食和全年的蔬菜。 大生產運動使解放區軍民戰勝了嚴重物質困難，人民的負擔減輕，收入增加，生活得到了改善，這就為抗日戰爭的勝利打下了物質基礎。大生產運動也增強了解放區黨、政、軍、民的團結，培養了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延安精神」，積累了經濟建設的經驗，造就了一批經濟工作幹部。 解放區軍民在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各項政策的同時，還實行正規軍、地方游擊隊和民兵三結合，採取靈活巧妙的戰略戰術，在軍事上積極加強對敵鬥爭。從1941年7月到1942年7月，八路軍和新四軍共作戰14684次，斃、傷、俘日偽軍13．2萬人。經過1941年到1942年兩年艱苦的鬥爭，解放區基本上渡過了難關，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1943年年底，解放區的面積擴大了，全國解放區人口上升到8000多萬，八路軍與新四軍增至46．9萬人，共產黨員則發展到90多萬人。所有這些，為準備大反攻、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奠定了堅實可靠的基礎。 制止新的反共逆流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發生了轉折。1942年11月到1943年2月，蘇聯紅軍在著名的史達林格勒大會戰中，殲滅了德軍精銳32萬人，迫使德軍停止了戰略進攻。這次大會戰，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轉折點。1943年9月，義大利被迫向盟軍投降。到1944年，蘇聯紅軍已把德國侵略軍趕出蘇聯國境，戰爭推向德國領土。這年6月，英、美軍隊在法國西北部諾曼底登陸，開闢了歐洲的第二戰場。在太平洋戰場上，日軍於1943年1月在瓜達爾卡納爾島慘敗後，從此一蹶不振。美軍採取越島進攻戰術，給了日軍以嚴重打擊。 德國、日本同時面臨著覆滅的命運。 中國的抗日戰爭形勢，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解放區軍民繼1943年粉碎日、偽的殘酷「掃蕩」，走向恢復、發展後，1944年起先後開始局部反攻。這一年裡，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縱隊共對敵作戰2萬多次，斃傷日、偽軍26萬多人，俘虜日、偽軍6萬多人，收復了8萬平方公里國土，解放了1200多萬人民。到第二年春天，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縱隊的主力已發展到91萬人，有民兵220萬人；全國形成了陝甘寧及晉察冀、晉冀豫、冀魯豫、冀熱遼、晉綏、山東、蘇北、蘇中、淮北、淮南、河南、皖中、蘇浙皖、浙東、湘鄂贛、鄂豫皖、東江、瓊崖等19個解放區，面積達95萬平方公里，人口9950萬。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已成為抗日戰爭的主力軍；大片解放區已成為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國的戰略基地。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大變化的形勢下，國民黨頑固派「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喜的是英美幫他們打日本，「他們可以不費氣力地搬回南京」；懼的是人民力量的發展，他們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主義有滅頂之災」。 為了削弱、消滅共產黨和一切抗日民主力量、為搶奪抗戰勝利的果實作準備，國民黨頑固派自恃有美國的支持，便迫不及待地掀起新的反共逆流。 1943年3月，蔣介石拋出由陶希聖代筆的《中國之命運》一書，誣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是「新式割據」，誣衊人民軍隊是「新式軍閥」，公然威脅說：中共「如果不肯徹底改變封建軍閥的作風，和沒有根本放棄武力割據的決心，那就無論怎麼寬大，決不會發生什麼效果，亦找不出有什麼合理的方法了。」 書中宣稱兩年決定命運，也就是說要在兩年內消滅共產黨和一切抗日民主力量。這是蔣介石圖謀挑起內戰的信號。 同年5月22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為適應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發展的需要，決定解散共產國際，由各國共產黨獨立地解決各自國家的問題。中共中央當即表示贊同。國民黨頑固派抓住這一時機，大造反共輿論，由西安勞動營訓練處處長、軍統特務張滌非出面，假借「民眾團體」的名義，召開座談會，發出通電，藉口共產國際既然已經解散，也應「取消陝甘寧邊區」「解散共產黨」。 蔣介石積極進行反共的軍事部署。國民黨軍隊在西北的主力原有胡宗南部三個集團軍，其中兩個是用來包圍陝甘寧邊區的，只有一個用於黃河河防。這時，蔣介石從原來用於河防以對付日軍的三個軍中，抽調兩個軍到州、淳化、洛川，會同原來封鎖陝甘寧邊區的軍隊，兵力合計達到四五十萬人，準備兵分九路，「閃襲」延安。他們於7月7日對陝甘寧邊區關中分區施行炮擊，從而使這一次活動達到高潮，「內戰危機，空前嚴重，抗戰前途，千鈞一髮。」 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頑固派這一反共陰謀，立即進行堅決的鬥爭。一面掀起聲勢浩大的抗議運動，加以揭露；一面嚴陣以待，隨時準備在軍事上給予迎頭痛擊。7月9日，延安各界3萬人舉行聲討大會，並向全國發出通電，「呼籲團結、反對內戰」。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起草的《質問國民黨》的社論，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破壞團結、破壞抗戰、反共投降的陰謀活動，號召人民團結起來，制止內戰。8月2日，周恩來在延安發表演說，嚴厲駁斥國民黨頑固派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攻擊和誣衊。陝甘寧邊區及其他各解放區軍民，也紛紛集會、發表通電，並表示堅決保衛延安、保衛黨中央。與此同時，陝甘寧邊區人民在中共中央領導下，積極備戰，除了增加生產、支援前線外，還普遍成立脫離生產的人民自衛隊和不脫離生產的人民自衛軍，準備反擊頑固派的進攻。其他各解放區也抽調部隊，參與保衛延安。 延安理論界對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進行了尖銳的指名的批判。周恩來、朱德、王稼祥、林伯渠等中共中央領導人都分別著文駁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系列社論和由范文瀾、艾思奇、呂振羽等撰寫的專論，揭露《中國之命運》是三民主義其名，法西斯主義其實，指出代表中國之命運的，只能是中國共產黨。 國際輿論也反對蔣介石打內戰。美軍正在太平洋上轉入反攻，需要中國軍隊與日軍作戰以便牽制日軍兵力，因而不願意蔣介石在這種情況下進行反共戰爭。當時蔣介石的親信熊式輝正在美國遊說，美國當局警告說盟國不能以大量之武器，繼續供給不去打軸心國之國家。 由於中國共產黨政治上的揭露、聲討，軍事上的充分準備，以及國內外輿論的一致反對，國民黨頑固派不得不有所收斂，抗日戰爭中的又一次反共逆流宣告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