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後三十年 · 二十一、重慶政府的妥協與反共傾向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後，在中國的抗戰形勢中出現了一股日本誘降、英美勸降、蔣介石集團積極醞釀投降的逆流。這股逆流給中國的抗日戰爭帶來了極大威脅，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被破壞的危險，中國人民的民族革命戰爭進入了更困難的階段。
「遠東慕尼黑」
隨著時間的推延，中日戰爭的解決非但不見端倪，反而膠著為持久戰。數達85萬的日本軍隊陷入中國戰場的泥沼而不能自拔。正如今井武夫所承認的：「隨著時日的進展，中國民族的抗戰熱潮日益高漲，而以此為對手，要想在廣袤無垠的大陸上，以派遣軍的有限兵力迅速結束事變，幾乎被認為是不可能的了。」 日本迫切希望通過「和平」方式，引誘國民黨政府投降，以早日解決中日戰爭。「陶德曼調停」失敗後，日本當局認為，要實現對華政策，必須取得英美的「諒解」。美國駐日大使格魯說：「宇垣和池田都認識到，不和英美保持友好關係，就不可能解決日本在中國的問題。」 宇垣就任日本外相後立刻發表聲明，他要盡一切可能來發展同美國的友好關係，並強調英國和日本的傳統友誼。英美等西方國家為保住自己在東方的利益，想犧牲中國，討好日本，以換取日本進攻蘇聯。尤其是面對法西斯德國挑戰的英國，正企圖同日本合作以對日退讓來確保其在遠東的利益。英國一些高級外交官多次公開表示，英國政府願意充當中日雙方的調停人。為此，英美等國策劃召開太平洋國際會議，企圖策動蔣介石政府以割讓東北、放棄華北、退保華南來謀取與日本的「和平」，及早結束中國的抗戰。
1938年6月，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和宇垣舉行秘密談判。英國要求日本保證它在長江中下游的利益和未來的在華利益，並表示，只有這些要求得到保證之後，才同意幫助敦促蔣介石投降和向日本提供大量貸款。日本則再三強調，保證英國在華利益的唯一可行道路就是同日本合作。正值此時，英法德簽訂把捷克出賣給德國的《慕尼黑協定》使日本極受啟發。它意識到，日本可以在遠東再度扮演德國的角色。當時幾乎所有的日本報刊都吹捧《慕尼黑協定》。日本《外交時報》還發表了專論，指出慕尼黑談判「超出了歐洲的範圍以外，具有國際的意義，我們的國家對它也饒有興趣。」 英國報刊也發現「慕尼黑協定鼓舞了日本。」 從此，在中國問題上，日本對西方帝國主義採取了更強硬的態度，而英美等國則步步退讓，以犧牲中國達到它們的目的。
11月3日，近衛第二次聲明宣稱：日本再也不能容忍「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了。1939年2月，日軍突然襲擊海南島，之後又繼續南進占領了南沙群島。日軍的鋒芒明顯地指向西方帝國主義在南洋的勢力範圍，急得英美大使一齊跑到重慶，勸蔣介石與日本妥協。國民黨政府對此表示響應，在報刊上公開宣傳「擁護召開太平洋國際會議！」「這不是什麼慕尼黑」。1939年4月間，中國愛國志士在天津英租界刺殺了一名漢奸，日本藉此威脅英國，封鎖天津英法租界，壓迫英法交出國民黨政府存放在租界內的白銀和5000萬銀元。7月24日，英日就該事件在東京舉行談判，張伯倫指令克萊琪和日本外相有田八郎締結了《有田—克萊琪協定》，承認日本對中國的占領。接著，駐津英軍撤離天津，香港英政府還通知各中文報館，不得稱日本為敵人，亦不得以「某國」或「×國」暗指日本。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形勢的變化，英國處境日趨險惡。1940年4月以後德國的閃電戰已發展到要向英國本土進行登陸作戰的階段。德軍在侵入丹麥和挪威後又進攻了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包圍了比利時邊境上的36萬英法聯軍。6月初，英法聯軍實行敦刻爾克撤退。這時，日本視英國如風前殘燭，以為英國的屈服迫在眉睫，急切想乘德國的勝利之機攫取英國在遠東的利益。而英國則因自己地位的削弱，急欲以對日退讓來保住在華利益，因而與日進行了罪惡交易。1940年5月，英國公然違反中立原則簽訂了《英日天津協定》。同年6、7月間，日本要求英國禁止軍用品等貨物由緬甸和香港輸入中國內地，為迫使英國同意，日本故意在軍事上作出南進香港的姿態，英國政府迫於日本的壓力，宣布封鎖滇緬公路三個月，並停止所有通過香港的援華物資的運輸。7月18日，日本公布了《英日關於封閉滇緬公路的協定》。
美國也是遠東慕尼黑陰謀的積極策劃者，它同日本進行多次調整國交的談判，希望在不傷害美國在華利益的條件下，與日本妥協。但由於日本強調的「東亞新秩序」與美國主張的「門戶開放政策」不能相容，談判沒有結果。在《有田—克萊琪協定》簽訂前後，美國認為英日勾結有排斥它在華利益的可能，曾一度以強硬態度對日。美國國務卿聲明：如果日本「欠斟酌的行動繼續下去」，那麼「不可避免會發生某種嚴重的事情。」1939年7月27日，美國宣布廢除美日商約，企圖以此壓一壓日本。但日本的強硬態度基本未變。1939年9月歐戰爆發，英國無暇東顧，遠東慕尼黑陰謀的主角就由英國換成美國。美國雖已廢除了與日本的商約，但仍通過私人企業將大量軍事物資，特別是石油和廢鐵，源源運往日本。1941年2月，羅斯福接見日本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進行秘密會談。4月，美國向日本提出了一個《日美諒解方案》作為談判基礎，在這個方案中，美國應允勸蔣介石在承認偽滿洲國和與汪偽傀儡政權合併等條件下同日本直接交涉「和平」，美國將承認日本在中國的支配地位，但日本應當「恢復門戶開放方針」，並保證不向南洋發動戰爭。由於美日間的矛盾無法調和，談判十個月仍無法達成協議。遠東慕尼黑活動構成了中國抗戰過程中的主要危險，對此，中國共產黨通過《新華日報》《群眾》《解放日報》發表評論，給予了深刻的揭露，指出「所謂太平洋會議，就是東方慕尼黑，就是準備把中國變成捷克。」 告誡人們：「日美妥協，犧牲中國，造成反共、反蘇局面的東方慕尼黑的新陰謀，正在日美蔣之間醞釀著。我們必須揭穿它，反對它。」
「十二月事變」
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政策，本來就是一種兩面政策：既聯共又反共。由於日本帝國主義要消滅中國，出於對自身統治存續的考慮，國民黨不得不將共產黨當作維護自己利益的助手，於是有了聯共的一面。但它的階級本質又決定了天然地對共產黨滿懷疑懼，把人民力量的壯大視作心腹大患。所以，它在實行聯共的同時，無時不在企圖消滅共產黨。
1939年1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這個會議的中心議題是「整頓黨務」以便「與共產黨作積極之鬥爭」。會上，蔣介石作了《喚醒黨魂發揚黨德與鞏固黨基》的報告和《整頓黨務之要點》的講話。蔣介石說，國民黨現在正處於「艱險」的環境之中，這是由於黨內有「許多重大的缺陷」，黨外有「華北各地共產黨的競起」，長此下去就不免「趨於消滅」，這是他「夙夜不能忘懷的衷心憂慮」，因此，必須以「整頓黨務」來強化國民黨，加緊反共鬥爭。根據蔣介石的報告，國民黨五中全會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針，並專門設立了「防共委員會」，通過了整理黨務的決議案。
為了加強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五中全會按照蔣介石的意旨，決定設置一個統一黨政軍指揮的「國防最高委員會」，由蔣介石任委員長，並授權委員長「對於黨政軍一切事務得不依平時程序以命令為便宜之措置。」從此蔣介石的「手令」可以不顧一切立法程序而獨斷專行。會議還制定了施行「國民抗敵公約」的辦法，規定全國人民以保甲為單位，宣誓「服從最高領袖蔣委員長之領導，盡心盡力，報效國家」，宣誓後如有違背行為，「依法治罪」。可以看出，五中全會的目的就是為了強化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黨專政的法西斯制度。
五中全會以後，蔣介石集團把政策的重心由對外轉向對內，由抗日轉向反共，陸續制定了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秘密文件，如：《共黨問題處置辦法》《處理異黨實施方案》，《淪陷區防範共黨活動辦法草案》《陝甘兩省防止異黨活動聯絡辦法》《第八路軍在華北陝北之自由活動應如何處置》《異黨問題處理辦法》《運用保甲組織防止異黨活動辦法》等。這些文件提出要在黨政軍各方面採取措施，嚴禁共產黨的活動和八路軍的發展，並採取「外部封鎖，內部點線」的辦法，派遣特務打入抗日根據地進行破壞活動。為了對付共產黨，他們在行動上作了分工：「黨部負鬥爭責任，政府處調和地位，軍隊則為後盾。」一再強調：「制裁共黨活動，應儘量用民眾力量，黨政機關避免直接出面，尤其避免黨派鬥爭之痕跡。」同年10月，國民黨又召開五屆六中全會，決定由「政治限共」上升到「軍事限共」，對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發動軍事進攻。在這一年中，國民黨接連製造了屠殺八路軍、新四軍的博山、深縣、平江、確山等慘案，就是對共產黨發動大規模軍事進攻的信號。
1939年底到1940年初，正當日本把戰火引進華南和東南沿海之際，蔣介石集團卻認為「日本不足慮，所可慮者，惟有共黨」，先後以閻錫山部進攻山西新軍，以胡宗南部進攻陝甘寧邊區，以鹿鍾麟、朱懷冰部進攻太行區，以石友三部進攻冀南區，而其起點，是山西的「十二月事變」。
山西的閻錫山，抗戰初期曾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允許成立抗日的「犧盟會」和抗日決死隊（新軍）。抗日決死隊共有4個縱隊，名義上尊閻錫山為領導，實權主要掌握在共產黨手中。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後，閻錫山在1939年4月召開了「秋林會議」，提出要取消新軍中的共產黨組織和政委制，聲言要「困死八路軍、餓死八路軍」。閻錫山一面派人去臨汾與日軍秘密勾結，一面委任六十一軍軍長陳長捷為「剿叛軍」總司令，首先向駐守晉西南的決死二縱隊開刀。12月1日，閻錫山命令決死第二縱隊於5日向同蒲路破擊，對日軍實行所謂「冬季攻勢」。此時，日軍已調兵集結於該地區，準備配合閻軍夾擊決死第二縱隊。決死第二縱隊識破了閻的陰謀，斷然表示拒絕，並進行了自衛的準備。於是，閻錫山便通電全國，誣稱「決死第二縱隊叛變」，12月3日，首先在永和地區解決了決死第二縱隊一部，並先後慘殺我隰縣等6個縣縣政府和犧盟會的幹部及第一一五師獨立支隊後方醫院傷病員數十人。決死第二縱隊和第一一五師獨立支隊在重兵包圍之下被迫奮起自衛。與此同時，閻以一部兵力配合蔣介石的軍隊向活動在晉東南地區的決死第一、第三縱隊進攻，摧毀7個縣的抗日政權，屠殺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500多人，綁架1000餘人，並策動決死第三縱隊主力叛變。在晉西北的決死第四縱隊也受到閻軍進攻。這就是「十二月事變」。各決死縱隊在八路軍支援下，奮起反擊：在晉東南，八路軍一二九師，粉碎了閻軍奪取太南、太岳的企圖，改變了晉東南地區的嚴重動盪局面，使決死第一、三縱隊完全過渡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部隊。在晉西北，八路軍一二〇師擊退閻軍進攻，掩護決死二縱隊退入晉西北根據地，並統一了晉西北決死隊的領導。閻錫山在八路軍的打擊下，被迫同意談判。1940年4月間，閻接受了中國共產黨主張，確定以汾陽經離石至軍渡的公路為晉西南與晉西北的分界線，晉西南為閻軍活動區域，晉西北為八路軍及新軍的活動區域。
陝甘寧邊區一直是國民黨處心積慮企圖破壞的目標。早在1939年5月，國民黨就在陝甘寧邊區四周修築了5道封鎖線，並製造了隴東、邑、瓦窯堡等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12月，胡宗南在蔣介石的命令下向邊區進攻，襲擊了淳化等5座縣城。對於國民黨的挑釁，邊區留守兵團致電蔣介石，要求派代表協商解決，但國民黨毫無誠意，直至1940年2月協商仍無結果。在此期間，王震率領的三五九旅和肖勁光領導的留守兵團嚴厲打擊了進犯邊區的國民黨軍，驅逐了綏德專區專員何紹南，解放了5個縣，勝利地保衛了邊區，使陝甘寧邊區和晉西北解放區連成一片。
在蔣閻軍進犯陝甘寧邊區和山西的同時，鹿鍾麟、朱懷冰奉蔣介石之命，在1939年12月進犯太行山北部地區，石友三部也在1940年1月下旬在冀南地區發動進攻。八路軍一二九師根據總部的指示，採取孤立分化與打擊最頑固的朱懷冰部，暫時中立鹿鍾麟，鞏固邯長大道，確保太北陣地的方針，接連發動了冀南戰役、衛東戰役、磁（縣）武（安）涉（縣）林（縣）戰役，殲滅朱懷冰部主力兩個師的大部及反共游雜武裝共1萬餘人，朱懷冰及其殘部倉皇逃竄，石友三軍的一部被消滅，另一部被逐出冀南。為爭取蔣介石繼續抗戰，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命令八路軍停止對朱部的追擊，並派人與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進行談判，至3月中旬雙方達成協議：以臨（汾）屯（留）公路和長治、平順、磁縣之線為界，線南為國民黨軍駐區，線北為八路軍駐區。至此，國民黨發動的反共軍事進攻完全被擊退。
由於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抗日武裝的發展，以及日本向蔣介石提出的投降條件要價過高，因此，蔣介石雖對抗日嚴重動搖，卻還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放棄抗日；雖醉心於反共事業，卻也不敢公開破裂國共合作局面。針對這種情況，在打退國民黨的軍事進攻以後，毛澤東在延安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作了《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報告，總結了經驗，指出：「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並提出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基本策略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這些都成為繼續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行動指南。
香港密談
反共是對日妥協的見面禮。蔣介石集團在發動反共軍事行動的同時，在香港開始了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秘密談判。日本雖然招降了汪偽叛國集團，但它很清楚這個傀儡政權的分量和價值是極其有限的。日本支持汪偽其實只是脅迫重慶蔣介石政府講和的一個手段。今井武夫承認：「從本質上來講，同重慶政府達成全面和平為最終目標。因此，僅僅建立南京政府，其本身並不是目標，而只是從側面推進的策略，應該認為這僅僅是一個階梯而已。」 所以，日本十分注重開闢與重慶政府直接聯絡的路線，這就是日本陸軍省寄予極大期望的所謂「桐工作」。當時，日軍已封鎖了中國沿海地區，香港成為重慶政府唯一的對外聯絡基地。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在1939年底派遣今井武夫大佐、鈴木卓爾中佐到香港，同自稱是宋子文胞弟宋子良的國民黨政府代表開始了「桐工作」的秘密談判。鈴木和今井自恃他們已認清了這條直接通向重慶最高當局的途徑的全部潛在價值。
1940年2月14日，今井在香港東肥洋行會見了宋子良，商定舉行中日雙方正式圓桌會議。3月7日到10日，日方代表鈴木、今井、臼井茂樹大佐和中方代表宋子良、最高國防會議主任秘書章友三、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陸軍中將陳超霖舉行預備會談，雙方同意以下列各條作為備忘錄向各自政府報告：（1）和平恢復後，中國將承認滿洲國，日本尊重中國主權獨立，領土完整，不干涉中國內政；（2）中國在停戰時聲明放棄抗日容共政策；（3）中日締結秘密防共協定，規定日軍在一定期間內駐屯內蒙及華北若干地域；（4）中日兩國在華北及長江下游實行經濟合作，中國方便日本開發華北重要資源；（5）中日兩國國民有在兩國內地居住營業的自由，日本考慮撤廢在華治外法權，交還租界；（6）中國招聘日本軍事及經濟顧問；（7）停戰協定成立後，國民政府與汪精衛派協力合作；（8）日本於和平恢復後儘快從中國撤軍，中國確保各地治安且保證條約之執行。會談中，中國方面提議正式停戰會議避免在香港召開，另選在馬尼拉等第三國城市進行，日方表示同意。會談後，中國代表飛赴重慶，約定一星期內等待重慶政府的正式答覆。正在此時，傳來了汪偽政權準備在南京登場的消息。今井曾向派遣軍司令部建議把汪政權的建立延遲到4月15日。但是，鈴木3月24日得到了重慶方面的答覆，提出因對承認「滿洲國」一事在重慶內部有分歧意見，正式會談延期到4月15日以後舉行。日方怕汪系人物氣餒，就讓汪精衛在3月30日建立了南京偽政府。
4月11日，宋子良向日方提議再舉行預備會談。5月13日，宋子良、章友三和今井、鈴木、特派員阪田在九龍半島旅館舉行會談。章友三表示，要中國承認「滿洲國」及日本駐軍問題是當前實現和平的主要障礙，如果日方能暫時擱置一下，留待中日和平恢復後再行談判，雙方意見或許能一致，希望在6月上旬以前以上次同樣的人員在澳門舉行第二次會談；章並向日方透露，如果舉行正式會談，重慶準備派遣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張群或軍政部長何應欽為代表。今井急於推進「桐工作」，在會談中向中方代表反覆主張，儘可能省略秘密預備會談，儘快進行巨頭會談。6月4日，宋子良和今井等人在澳門海岸邊一間地下室舉行第二次預備會談，中國方面表示香港會談後，「兩國隔閡的距離顯著縮小」，蔣介石對日本「恢復了信任」，並通報說蔣介石已著手「防止共產黨的反抗，中國的防共對策已開始逐步實行」。這一番話全面表示了國民黨政府妥協、反共的總方針。
澳門會談籌劃舉行蔣介石、汪精衛、板垣三巨頭會談，一舉解決一切問題。汪精衛認為這是重慶的陰謀，並說會談在第九戰區的長沙進行，無法保障他的安全。為此日方提出由重慶政府以書面確實保證板垣和汪精衛的安全，而重慶方面因怕日本拿到書面保證後對重慶政府進行要挾，暴露這次十分機密的談判活動，拒絕出具書面保證。雙方討價還價。在這期間，日本內閣發生變動，新任陸相東條英機對「桐工作」「極不高興地以尖銳語氣進行追究」，其態度「顯然是否定的」。 9月27日，德意日三國軍事同盟結成。日本陸軍大臣東條英機嚴厲命令今井武夫立即停止「桐工作」。
香港會談至此無結果而告終。事後日本方面得知，「這個會談是在蔣介石和戴笠直接領導下的極密的事情，重慶政府也是寄予極大的期望的」，後因泄漏了秘密，才使得蔣介石不得不「延緩進行」。其實，日本方面對參加會談的「宋子良」的真偽是早有疑惑的。今井初次見到此人時，便十分懷疑他是否真是宋子良。為了查實真偽，鈴木曾秘密地從門鎖的洞眼中拍攝了這個「宋子良」的照片，拿給陳公博、周佛海等人看，但眾說紛紜，不得要領。陸軍省認為，日本「一向只是在利用一個和平路線的窗口，不強行論及他的人物大小和職位高低」，他們認準了這個自稱宋子良的人確與重慶政府中樞要人有直接聯繫，便決定「不必過於拘泥他的真偽」，依然繼續進行談判。1945年，關押在上海日本憲兵隊監獄中的一群中國俘虜中，竟然有這位「宋子良」。經審訊，供出他是軍統成員，六年前的確冒充過宋子良，參加了香港、澳門秘密談判。
香港、澳門會談的舉行，反映了蔣介石集團對日妥協傾向的增長。出於對共產黨力量的恐懼，蔣介石需要結束抗戰而轉用兵力於「剿共」戰爭。在會談過程中，重慶政府代表已明白無誤地向日本方面表示了這一意向。但由於日本和美國的矛盾漸趨尖銳，這一狀況不能不制約著蔣介石的行動，這就是蔣介石終於沒有與日本達成妥協的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