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後三十年 · 二十二、正面戰場風雲
武漢廣州失守後，抗戰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日本帝國主義「速戰速決」占領全中國的迷夢破滅了，被迫改變戰略方針，基本結束了大規模的戰略性進攻，轉入持久作戰的態勢，中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在這一時期中，由於日本對國民黨實行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使國民黨正面戰場出現了錯綜複雜的情況。在局部戰場上，國民黨軍隊有過認真的抵抗，在整體上則採取保守避戰的方針，致使大片國土又相繼淪於敵手。
南嶽會議與武功會議
日本在占領武漢、廣州後，其在華兵力已達23個師團和20個混成旅團（每兩個混成旅團可折算為一個師團），占其全國兵力的3／4強。隨著占領地的擴大，越來越多的野戰師團轉用於城市及交通線的守備。日本大本營將在華日軍分別列為「治安地域」和「作戰地域」。
用於治安地域的兵力為：
華北：9個師團、12個混成旅團。
長江下游：4個師團、4個混成旅團。
用於作戰地域的兵力為：
武漢地區：6個師團、2個混成旅團。
廣州地區：4個師團、2個混成旅團。
以上材料表明，日軍用於正面戰場作戰的兵力，只大約相當於後方治安地域兵力的半數，它要在正面戰場發動大規模戰略進攻已感力不從心。因此，日本大本營決定，「強化長期持久作戰的體制」，「確保占領地區治安」，並特別向在作戰地域的部隊提出「切戒因不注意而將戰面擴大」。隨後，日本軍事當局又具體規定武漢日軍的作戰地域為安慶、信陽、南昌間的地區；廣州日軍的作戰地域為惠州、從化、清遠、北江及三水下游兩江地區，並嚴格規定「如有越過前述各條所揭之地域而行地面作戰時，則另以命令行之」。
國民黨根據進入相持階段後的形勢，著手制訂新的指導方略。1938年11月和1939年1月，蔣介石在湖南南嶽和陝西武功先後召開軍事會議，檢討抗戰以來的作戰情況。蔣介石在兩個會議上都作了長篇講話。他說「武漢退軍、岳陽失守後，抗戰進入第二期」，「第二期抗戰就是我們轉守為攻，轉敗為勝的時期。」關於如何轉敗為勝，蔣介石提不出有效的辦法，只要部下去研究曾國藩、胡林翼破太平天國的史跡，「來推求吾人轉敗為勝之道」。同時他又不知所云地提出了「廢物利用、廢人利用、廢時利用、廢地利用」的口號。 會後，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陳誠在重慶的記者招待會上概括介紹了南嶽、武功軍事會議的主要內容。他說：「大要可以說，第一期是純粹的軍事，第二期則政治將與軍事同時進行，這是兩期不同之處。至第二期工作的原則，約有三項：（1）軍事系統的調整，（2）加強在敵人後方的武力，（3）調訓作戰的部隊。」關於第二期作戰的戰略，陳誠亦有如下說明：「在一期作戰，我之戰略，系以空間換取時間，將敵引誘至有利地帶以待時機，實施反攻；二期作戰之戰略，乃須變敵後方為前方，積小勝為大勝」，「要在敵後方展開游擊戰」。
南嶽、武功軍事會議決定在軍事上採取若干措施：
1．軍隊進行整訓。將全國軍隊分三期輪流整理訓練，其做法是以1／3軍隊在前方作戰，1／3在敵後方游擊，1／3到後方整訓，然後依次輪換，每期整訓時間為4個月，一年之內將全國軍隊整訓完畢。
2．重新劃分戰區。根據已經變動了的敵我態勢，對原來劃定的戰區進行了調整：
一戰區：豫北及皖北，司令長官衛立煌，轄12個步兵師，1個步兵旅，1個騎兵師，1個騎兵旅（特種部隊未列入，下同）；
二戰區：山西及陝西東北部，司令長官閻錫山，轄32個步兵師，14個步兵旅，5個騎兵師，3個騎兵旅；
三戰區：蘇南、皖南、浙閩兩省，司令長官顧祝同，轄22個步兵師，2個步兵旅；
四戰區：兩廣，司令長官張發奎，轄18個步兵師，2個步兵旅；
五戰區：鄂豫皖三省交界處，司令長官李宗仁，轄34個步兵師，1個騎兵師，1個騎兵旅；
八戰區：甘肅、寧夏、青海、綏遠，司令長官朱紹良，轄6個步兵師，9個步兵旅，4個騎兵師，4個騎兵旅；
九戰區：贛西、鄂南及湖南，司令長官陳誠（薛岳代理），轄52個步兵師；
十戰區：陝西，司令長官蔣鼎文，轄9個步兵師，1個騎兵師；
魯蘇戰區：蘇北及魯南，司令長官于學忠，轄7個步兵師；
冀察戰區：河北及察哈爾，司令長官鹿鍾麟，轄5個步兵師，1個騎兵師。
以上材料表明，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在第二、三、五、九戰區。以2個旅折合1個師，這4個戰區的部隊占了10個戰區全部軍隊的70％強。二戰區、魯蘇戰區、冀察戰區處於敵後，這3個戰區的軍隊占10個戰區全部軍隊的24％。
3．明確行營與戰區的關係。在南嶽軍事會議前，已在桂林、天水兩地設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南嶽軍事會議確定天水行營負責指導北方各戰區，桂林行營負責指導南方各戰區，使南北兩戰場的指揮得到加強。
4．減少軍隊指揮級數。國民黨軍隊機構重疊，從軍事委員會到戰略單位的師一級，要經過戰區——兵團——集團軍——軍團——軍等五級，級數太多，上下阻滯。南嶽軍事會議決定廢除兵團、軍團兩級，將戰略單位由師提高到軍，使指揮趨於靈活。
5．設立戰地黨政委員會，直屬軍事委員會，在各淪陷區設分會，負責戰地黨務與政務，包括發動民眾、對敵進行政治、經濟、文化鬥爭等。
南嶽、武功軍事會議的一些軍事決策，有一定的意義與作用。但它並沒有能夠從根本上解決持久抗戰問題。毛澤東在同年5月發表的《論持久戰》中，已將抗日戰爭分為戰略防禦階段、戰略相持階段和戰略反攻階段，而不像蔣介石在南嶽軍事會議上的講話那樣機械地劃分第一階段為防禦戰，第二階段為進攻戰，而是指出：在第一和第二階段中，中國軍隊應實行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與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相結合的戰略方針。到了第三階段，則實行戰略的反攻戰。而蔣介石的「反守為攻」「積極攻勢」等都沒有從戰略與戰術上加以分別，因而他的軍事思想是模糊的。這種模糊的思想在第二次南嶽軍事會議上繼續著。
第二次南嶽會議（又名江南戰場各戰區黨政軍聯席會議）舉行於同年冬，首次長沙會戰結束之時。蔣介石在會上誇大了自己的勝利和日軍的失敗，輕易作出了「敵人實在疲弱不堪」，「我們進攻的時機已到」的結論，提出「防禦的戰略乃是第一期——前期抗戰的戰略，現在進到第二期——後期的抗戰」，「要開始反守為攻，轉靜為動，積極採取攻勢」，這就脫離了相持階段的實際，同第一次南嶽會議一樣，仍然沒有把戰略上的防禦與戰術上的進攻加以科學區分。
國民黨也對游擊戰作了一些部署，在兩次南嶽會議及武功會議上都提出了游擊戰問題。開展游擊戰爭主要是在第二、第三、蘇魯、冀察四個戰區。
第二戰區（山西）的游擊區建立於中條山、霍山，並部分占領了呂梁山和太行山。閻錫山在日軍進攻下，驚慌失措地將二戰區指揮機關遷往陝西東部的宜川縣秋林鎮。山西境內被日軍擊潰的國民黨軍隊曾一度受二戰區副司令長官朱德指揮。1940年3月，軍事委員會下令「凡指定守某一部分國土之部隊，在該部分國土失守後，不得退卻，即留該地大規模游擊戰。」 這一命令對於敵後游擊戰有一定作用。
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指派一部分正規軍擔任游擊任務，劃分了三個游擊區，命令劉建緒集團軍所屬李覺一個軍並配合保安團之一部，擔任浙贛線與杭甬線第一游擊區的游擊任務；羅卓英集團軍所屬王東原軍擔任長興——宣城公路南，杭州——徽州公路北第二游擊區的游擊任務；唐式遵集團軍所屬潘文華軍擔任宣城——蕪湖公路兩側第三游擊區的游擊任務。
冀察戰區司令長官鹿鍾麟，1938年秋在河北敵後建立了省政府，高樹勛、石友三（後投降日軍）兩個軍進入冀南，朱懷冰、龐炳勛（後投降日軍）兩個軍進出於太行、中條山地區。
蘇魯戰區的主要游擊區在魯南。于學忠率一個軍曾與日軍戰於莒縣。
其他，如第一、第五戰區等，也都有一部分正規軍被指定進行游擊戰。
但以上這些游擊軍根據國民黨當局的命令，實際上主要從事監視八路軍、新四軍的活動，不斷進行反共摩擦，甚至大規模向八路軍、新四軍進攻，受到全國輿論的同聲斥責。
長沙大火
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政府以作戰需要和避免被日軍利用為理由，破壞重要城市中和軍事有關的建築和設施，實行所謂「焦土抗戰」。武漢淪陷後，蔣介石退到了長沙。在他召集的國民黨軍政要人會議上，命令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在臨近戰爭時破壞長沙市區。
1938年11月12日，日軍攻占岳陽，迫近新牆河，距離長沙還有130公里。蔣介石認為日軍即將進攻長沙，於12日上午9時密電張治中把長沙全城焚毀。長沙警備司令、復興社的重要成員酆悌派警備第二團團長徐昆擔任總指揮，把所屬士兵編為3人一組，派出100個組去各處放火。張治中也對湖南省政府保安處處長徐權作了面示。
12日深夜，長沙街頭遍布三五成群的警備隊，他們手裡提著汽油桶和小火爐。13日凌晨2時半左右，長沙城內最高處天心閣起火，瞬間，全城的火柱便接二連三地升起，警備隊撞門的撞門，開桶的開桶，把點著火的木柴向居民房頂或屋內拋擲。酆悌、徐昆、徐權和警察局長文重孚等則乘車監督軍警及便衣隊縱火。當時，長沙居民都已經入睡，忽聞起火，以為是普通火警，不以為然，出門一看，只見長沙城內火光沖天，濃煙滾滾，東西南北各門都燃燒起來，長沙成為一片火海，才知事態嚴重，以為是日軍來了，陷入了極大的恐慌和混亂之中，他們拖兒帶女，背著老人，扛箱抬櫃，像潮水一樣向外逃散，公路上塞滿了逃難的居民，雜亂一片。長沙南門外的傷兵醫院也起了火，被燒著的傷病員們慘叫著在地上亂爬，抓住護士不放，一些女護士就這樣與傷病員一起被活活燒死，其情景慘不忍睹。到13日早晨，火勢仍然很猛，長沙全城已焚毀了2／3，燒了100多萬戶人家。一夜之間，名城長沙斷垣殘壁到處可見，繁華街道滿目瘡痍。
13日，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趕到長沙坐鎮，但是，日軍並未進犯長沙，於是群情鼎沸。蔣介石為了推卸責任，掩蓋自己的罪行，一面令國民政府發給長沙市民撫恤金10萬元，一面下令「撤查」肇事禍首，交軍法會審。11月20日宣布了處分：長沙警備司令酆悌、警備第二團團長徐昆誤信謠言，驚慌躁切，辱職殃民，罪無可逭；省會警察局長文重孚未奉命令放棄職守，皆判處死刑。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用人失察，防範疏忽，革職留任，責成善後，以觀後效。保安處長徐權驚慌失措，動搖人心，革職查辦。蔣介石企圖以此平息人民的憤怒。
長沙大火給長沙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但人們並不知道給他們造成這場浩劫的禍首正是蔣介石。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的長沙民眾悲憤填膺，把仇恨的矛頭指向張治中，張治中的政敵則寫詩文進行咒罵和譏諷。張治中當了蔣介石的替罪羊。幾十年後，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長沙發生大火，各方面尤其黨內平日不滿意在湖南倡導社會改革運動的頑固分子對我的攻擊更甚，我總不置一詞，而中共朋友及為我解釋，給我以慰藉。」
1939：武漢會戰後的餘波
1939年，國民黨正面戰場的作戰比較頻繁，規模較大的有3月南昌會戰，5月隨棗會戰，9月第一次長沙會戰，11月桂南會戰等。日軍所發起的大規模進攻，除桂南會戰外，都是為確保對武漢的占領所採取的行動，實際上是武漢會戰後的餘波，並不是重大的戰略進攻。
占領南昌本是在日軍進攻武漢時就企圖實現的目標，當時由於國民黨軍隊的頑強抵抗而未能得逞。占領武漢後，日本大本營命令第十一軍以武漢、九江為基地，保障長江下游水運。為此，日軍於3月17日以十一軍的5個師團兵力進攻南昌。中國守軍共29個師，近30萬人。按照抗戰以來雙方作戰的經驗，日軍一個師團一般需要中國軍隊8—10個師的抗擊。南昌會戰的力量對比，顯然遠遠未達到這一比例。交戰10天，南昌便失守了。
4月16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下令發動「四月攻勢」，第九戰區奉命反攻南昌。下旬，九戰區集中了10個師兵力，向南昌、奉新、高安日軍進攻。日軍增援固守南昌，中國軍隊第二十九軍軍長陳安寶率第二十六師西渡撫河，5月5日克復南昌車站和飛機場，襲擊南昌的城防工事，與日軍展開了白刃戰。日軍憑藉優勢炮火及飛機支援，並以汽車輸送有力部隊反擊，中國軍傷亡極重，軍長陳安寶殉職，師長劉雨卿負傷，攻勢受挫。5月9日，中國軍隊奉令停止攻擊，全線恢復原態勢。
5月的隨棗會戰亦是日軍為確保武漢側背安全而採取的軍事行動。在「四月攻勢」中，中國第五戰區軍隊曾向平漢鐵路南段日軍進攻，同時將第三十一集團軍由湘北調到湖北棗陽，加強第五戰區的兵力。這使日軍意識到武漢存在威脅，便抽調三個師團又一個騎兵旅團，集中於鄂西北方面，鞏固其武漢外圍。4月30日，日軍開始進攻，5月7日，進占了棗陽，12日，陷唐河、南陽和桐柏，三面包圍棗陽以東的中國軍。中國軍主力遂向北撤退，同時將一部留在大洪山，另一部留在桐柏山，另派襄河兩岸的部隊截擊日軍的後方。5月中旬，第五戰區集中的兵力已達42個師，約40萬人，開始反攻。日軍傷亡13000餘人。中國軍先後克復新野、南陽、唐河、棗陽、桐柏等地。5月20日，雙方恢復原態勢，中國軍在襄河東岸配置一部兵力與日軍保持接觸，其餘部隊他調守備整訓。
1939年9月3日，歐洲戰爭爆發。日本帝國主義在這一新形勢下，急於解決中國戰事，以便與德、意法西斯配合從事更大的對外軍事冒險。當月，日本大本營命令組成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統一指揮在華陸軍（不包括關東軍）。侵華派遣軍總司令部成立後，即按照其政府所決定解決中國問題的方針，除加強對抗日根據地的「掃蕩」外，對國民黨政府進一步進行誘降活動和一定的軍事壓力相配合。第一次長沙會戰就是在這時發生的。1939年9月14日，日軍5個師團、1個獨立旅團及長江艦隊艦艇300餘艘，海軍陸戰隊1個聯隊，飛機100多架，化學兵若干隊，合計10餘萬人，分由贛北、鄂南、湘北三方面同時進犯。贛北之敵2個師團向修水、平江進攻，鄂南敵人1個師團亦指向這一地區，企圖將中國各戰區中兵力最多的第九戰區部隊的主力殲滅在這一地區。在這同時，湘北之敵2個師團則直下長沙。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確定的方針是避免與敵在修水、平江一帶決戰，應將敵人誘至長沙加以聚殲。但是，雙方的以上指導方略，「均為一廂情願之指導」， 日軍在推進到長沙外圍撈刀河附近後，因所帶糧彈已快用盡，十一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就下令撤退。10月4日，退過汨羅江。第一次長沙會戰結束。
11月，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因部隊第一、二期整訓已結束，徐州、武漢會戰中的減員已得到補充，決定將這批部隊補入直接與日軍對峙的第二、三、五、九戰區，發動一場大規模的冬季攻勢。軍事委員會命令以上四個戰區為主攻，其他戰區也應積極配合發動進攻。11月下旬和12月上旬，各戰區先後投入進攻。冬季攻勢的突然發起，使日軍感到震驚。日本軍方記載：「12月12日，中國軍橫亘第十一軍之正面一齊來襲，日軍因未備有機動兵團，故各兵團實施頻繁之抽調轉用，東奔西走，於翌年1月20日始得平息，此其間交戰1340次，直接交戰之中國軍達55萬人，中國軍攻勢規模之大，其戰意之旺盛，行動之積極固執，為從來之攻勢所未見，日軍雖獲戰果，但損害亦復不小。」 冬季攻勢給了日軍比較沉重的打擊，甚至在日本軍方的高層指揮官中也籠罩了失敗的陰影。據日本陸軍大臣俊六在1940年4月19日的《元帥日記》中記載：「本年初，總參謀長板垣中將進京時，談到中國軍隊在冬季攻勢中出乎意料的堅強和我軍的苦境，未來將是一種勉強維持的情況。」
為什麼國民黨在1939年1月將戰略重點由抗日轉向反共以後，仍能有這樣的作戰表現呢？對於國民黨軍隊的廣大官兵來說，這是他們愛國心的表現，而對於國民黨最高層來說，這是當時日、蔣、汪之間微妙的關係所造成的。
日本對華新策略的主要點是由過去對國民黨以軍事打擊為主改為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而政治誘降的具體內容在開始時是採取棄蔣擇汪的態度。汪精衛投敵後，全國掀起了討汪怒潮，為此，蔣介石自然不能不作出區別於汪精衛的姿態。尤其是汪精衛於1939年4月1日發表了《舉一個例》一文，揭出了國民黨國防最高會議第54次常會的記錄，說明蔣介石也早就主張與日本談和，揭了蔣介石的老底。這更逼得蔣介石必須表現出抗日的堅決性。但在這時，抗日終究已不是國民黨政策的重點，結束抗戰以對付共產黨是國民黨在進入相持階段以後的中心任務。為此，就在蔣介石下令發動冬季攻勢的同時，他派出假「宋子良」在香港與日本軍方的代表進行秘密會談。這一會談已經就「共同防共」問題達成了協議，幾乎實現蔣介石、汪精衛、岡村寧次「三巨頭」的直接會晤。表明蔣介石正在著手進行政策重點的轉移。而頗具規模的冬季攻勢，無非是為了向日本表明，比起汪精衛來，自己是有力量的，從而抬高自己在與日本進行談判中的身價。
日軍在1939年中所進行的有限度的進攻，其戰略目的除了要鞏固對武漢這一戰略樞紐的占領以外，還圍繞著切斷中國國際交通線這一戰略意圖進行。繼占領廣州、切斷了經由香港通向中國內陸的國際交通線後，1939年夏，又對汕頭、潮州採取了攻勢。汕頭在華南是僅次於廣州的大港，是外國船舶集聚的商港，廣州失陷後，國民黨把汕頭作為對外聯繫的重要基地，經潮（州）韶（州）公路運送了相當數量的軍用物資。汕頭地區又是南洋華僑眷屬的主要所在地，僑匯款額很大，日本視其是「滋潤中國抗戰力量的源泉」，因此，「在強化封鎖華南沿岸的同時，還有獲取對華僑進行謀略工作據點的必要。」 6月6日，日軍大本營下令攻占汕頭一帶。20日，日軍從馬公出擊，次日在達濠島東岸登陸，接著，日軍為切斷國民黨軍的退路，下令部隊迂迴，向汕頭背後攻擊前進，國民黨軍隊不戰而退，汕頭遂陷於敵手。25日，日軍溯韓江而上，於27日占領了潮安。至8月14日，日軍「幾乎未遭敵之抵抗當日即占領深圳」，翌日又占領了沙頭角一帶。
日軍占據了上述地區以後，又向南寧發動進攻，以切斷從「桂林經南寧、鎮南關入越南的中國國際交通線，並為海軍飛機提供轟炸中國西南抗戰後方的基地。11月13日，日軍第二十一軍以第五師團為主力，在海、空軍掩護下，分乘70多隻運輸船從海南島的三亞港啟航，於15日在欽州灣登陸，迅速向北推進。當地守軍6個師向邕江北岸敗退。軍事委員會乃急令第五軍由湖南衡山、第九十九軍由湖南湘潭和貴州貴陽、第三十六軍由重慶及湖北當陽馳援南寧。但日軍已在中國援軍到達前，於24日上午從南寧市南面強行渡過邕江，一舉突入南寧市。南寧失陷後，軍委會桂林行營主任白崇禧急忙空運杜聿明的機械化第五軍到賓陽，確保崑崙關附近山地。但第五軍尚未集中完畢，崑崙關已於12月4日失陷。
桂林行營決定進行反攻作戰收復南寧。12月16日，擔任桂南會戰督軍的軍政部長陳誠和白崇禧作了攻擊部署：命夏威任東路軍總指揮，攻擊欽寧公路以東地區；徐庭瑤任北路軍總指揮，攻擊崑崙關一帶；蔡廷鍇任西路軍總指揮，攻擊高峰隘以西地區，17日開始總攻擊。北路軍經過四晝夜的激戰，擊退增援日軍，將崑崙關包圍。杜聿明第五軍擔任崑崙關主攻。由於關前山路狹窄，機械化部隊無法展開，敵人憑藉險要地形發揮了密集炮火的威力，中國軍隊傷亡驚人，沖在最前面的榮譽第一師13000人在被新編第20師替換下來時，只有700餘人了。但中國軍隊仍像潮水般湧向關前的各座山頭。終於在31日攻克崑崙關，全殲敵人1個旅團，旅團長今村斃命。1940年1月2日，東西兩路軍向南寧逼近。4日，北路軍攻克崑崙關以南的九塘，日軍傷亡達1100多人。2月1日，從廣東增援的日軍1個師團到達，日軍再次發動進攻。中國軍隊後續兵團亦先後趕到，計有第十六、二十六、三十五、三十七、三十八等5個集團軍，由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指揮桂南作戰。2日下午，日軍迂迴至中國軍隊後方，攻占賓陽，並再度占領崑崙關。3日，中國軍隊一部克服甘棠和古辣，截斷日軍後路。24日，再度奪回崑崙關。敵以一部守南寧，主力則由欽州灣上船撤退。桂林行營舉行會議，認為由河池經由田東入越南的新的國際交通線即將開闢，目前必須掩護新的國際交通線，決定放棄反攻南寧，改守忻城、柳州、潯州等地。桂南會戰遂告結束。同年11月，南寧日軍亦全部撤走。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
1940年，正面戰場比較沉寂。除了在5月間日軍進攻宜昌，國民黨軍隊進行了比較有力的抵抗，最後仍失去了長江的鎖鑰宜昌城以外，別無大的戰事。倒是日、蔣之間在香港進行的秘密談判十分頻繁，直到9月才由於新任陸相東條英機反對前任的這一做法而下令停止。在這一年中，日本以對西南後方的轟炸代替前線的進攻。「五三」「五四」的重慶大轟炸，市民死亡4400餘人，受傷3100餘人。日本飛機甚至曾在成都機場降落，飛行員離開飛機在跑道上蹓躂，而守機場的國民黨軍隊對此竟毫無反應。
與對日作戰的沉寂狀態作對比，這一年國民黨的反共活動愈演愈烈。7月，國民黨當局提出共產黨的抗日武裝必須全部撤到黃河以北。10月19日，這一無理要求又以正、副參謀總長何應欽、白崇禧名義，正式發布命令，強令共產黨執行。國民黨這種反共行徑受到日本的注意。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曾在給其大本營的一份報告中說：「中國派遣軍，在當前密切注意國共相剋的動態，及時地利用有利的機會，做為解決中國事變轉折點。」 並說：「這些事實，充分說明今後治安肅正的對象，無疑是共產黨勢力。」
1941年，形勢發生了變化。4月，日本與蘇聯訂立了中立條約；6月，蘇德戰爭爆發。這兩件事，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日本對北方的恐懼，向南洋擴張的方針開始放膽實施。因而，它更急於解決「中國事變」，以便從對華戰爭的泥沼中抽出腳來。日本御前會議制定了《中國事變處理綱要》，提出要「用一切手段力謀摧毀中國之抗戰意志，迅圖其屈服」，並決定逐年從中國戰場抽走兵力，1941年要從原來的72萬軍隊減少為65萬，1942年再減到55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在接到上述命令後，決定要在兵力尚未大量減少時，抓住機會對國民黨施加軍事壓力，「實施靈活的速戰速決的作戰」。於是，在這一年中，正面戰場一變上一年的沉寂狀態，發生了豫南、上高、中條山、第二次長沙會戰等4次大的會戰。
豫南屬第五戰區，守備的正面橫亘鄂豫皖三省，長達400公里，與武漢日軍第十一軍的7個半陸軍師團、1個騎兵旅團共約16萬人相對峙。1941年1月23日，日軍首先在鄂北襄河兩岸發起攻勢，以掩護其主力在豫南的行動。25日，日軍以3個師團以上的兵力在豫南的平漢路兩側展開，分三路北進，尋找五戰區主力決戰。五戰區以1個師節節抵禦，阻滯敵人行進的速度，主力向側翼轉移，日軍先後占領確山、駐馬店、遂平、上蔡，一直未捕捉到中國軍隊主力，就改向棗陽迂迴，企圖將湯恩伯集團軍的2個軍加以合圍和打擊，不料再次撲空。乃於2月2日開始撤退。7日，恢復戰前態勢。
上高會戰發生在南昌以西的上高、高安一帶。自南昌被敵占領後，羅卓英集團軍在這一帶與日軍對峙。3月15日，日軍以2個師團、1個旅團發起進攻。22日，日軍第三十四師團及第二十混成旅團被國民黨軍隊圍於上高東北地區，激戰3日，日軍拚死突圍，在撤退途中再次陷入中國軍隊的重圍。「此役先後14日，敵傷亡萬人。」
1941年5月，日軍又對晉南中條山地區的國民黨軍隊發動進攻，稱中條山戰役或晉南會戰。
中條山脈橫亘於晉南地區，它俯視豫北、晉南，屏障洛陽、潼關。第一戰區衛立煌部16個師，以中條山為根據地，時常襲擊位於同蒲鐵路沿線狹長地帶的日軍各據點。因此，日軍先後進攻中條山達7次。1941年春，日軍從山東、河北、晉北、贛北等地調集大批軍隊，湊成7個師團，共約10萬人。4月19日又從關東軍調來輕轟炸機、偵察機、戰鬥機等機種共12個中隊，擔任空中配合，發動對中條山的第8次進攻。敵我兵力為一與二之比，實際戰鬥力差距十分懸殊。
第一戰區為確保晉南戰略要地，以主力7個軍的兵力配置於寬約170公里，縱深約50公里的中條山區內，前依險峻之山隘，背負黃河之湍流，阻止日軍進攻。
5月7日，中條山外圍的日軍以絕對優勢的兵力，從東、北、西三個方向發起進攻。
北路日軍第四十一師團及獨立第九旅團，首先以中央突破的戰法直指垣曲。第四十三軍與日軍激戰至8日凌晨，正面陣地被日軍突破，垣曲遂於8日黃昏失陷，駐守中條山的部隊被日軍截為東西兩部，聯絡斷絕，無法協同對日軍發動攻勢。9日和10日，占領垣曲的日軍分別向東、西推進，東進之一股於12日與西路日軍匯合；西進之一股則於11日攻占五福澗，進而控制了黃河北岸各渡口。
在有空軍助戰和使用毒氣的優勢敵人的進攻下，中國軍隊紛紛潰敗。當衛立煌下令部隊轉移時，因中條山各山口及黃河渡口被日軍封鎖，大部隊無法突圍，只得化整為零，分散撤出戰鬥。
中條山戰役從5月7日開始到27日結束共21天。日軍作戰指導的特點是徹底集中兵力，其總人數僅次於淞滬、武漢兩會戰，比太原會戰的兵力還多。 在垣曲一戰中，日軍與中國軍隊的兵力對比大致為1∶0．7。為了消滅中國軍主力，日軍實施了雙重包圍、切斷作戰的戰法，使背負黃河的中國軍隊機動困難，聯絡中斷，補給不足，形成各自為戰，終難持久。中條山會戰中，中國軍隊的損失是慘重的，據《抗日禦侮》一書記載，「部隊損失在半數以上」；據日本方面的統計，國民黨軍死亡約42000人，被俘約35000人；日軍斃命673人，傷2292人。
當日本大本營積極策劃南進時，它判斷中國軍隊可能會發動對武漢的進攻，以牽制日軍的行動，因而日軍以攻為守，決定再一次進攻長沙城。八月下旬，它秘密調集駐瀏陽的第三師團、鍾祥的第四師團、宜昌的第十三師團一個聯隊、贛北的第三十三師團一部，連同當地部隊2個師團，共12萬人，兵力超過了第一次長沙會戰時的一倍。參加這次會戰的中國軍隊共14個軍。9月6日，日軍開始進攻。中國軍隊利用新牆河、汨羅江、撈刀河等天然屏障進行防禦，戰鬥十分激烈，但由於第九戰區在指揮上不適當地逐次投入兵力，未能形成優勢，加上戰區司令部通過電台下達的戰鬥命令一再被日軍截獲和破譯，使日軍對中國軍隊的行動了如指掌，因而中國軍隊儘管官兵作戰相當英勇，仍然遭到十分嚴重的損失。在參戰的14個軍中，有第四、十、二十、二十六、二十七、五十八、七十四等7個軍被擊潰，基本喪失戰鬥力。幸而第六戰區（宜昌失守後為保衛長江上游而新成立的戰區）為配合長沙會戰而發起了對宜昌日軍的猛烈進攻，起到了牽制日軍的作用。進攻長沙的日軍於10月1日開始撤退，8日撤過新牆河以北，恢復戰前態勢。第二次長沙會戰以國民黨軍隊的失敗而告結束，但國民黨當局卻在事後大肆吹噓「第二次長沙大捷」，宣稱殲滅敵人4萬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