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後三十年 · 十九、兩條抗戰路線與兩個戰場

中國共產黨和蔣介石國民黨是代表兩種對立的階級利益的政黨。抗日戰爭開始後，國共兩黨實行了兩條根本不同的抗戰路線：一條是國民黨所實行的單純由政府、軍隊包辦的片面抗戰路線，一條是中國共產黨所實行的動員全民族參加的全面抗戰路線。這兩條抗戰路線在抗日戰場上導致兩種完全不同的局面。 片面抗戰：正面戰場戰略防禦的失敗 抗戰初期，國民黨從上到下對待抗戰是比較積極的。其原因，上層和下層有所不同。國民黨上層，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直接損害了英美和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利益，而人民群眾洶湧澎湃的抗日浪潮又將摧毀一切阻止抗日運動的堤壩，因而使國民黨政府不得不放棄「九一八」以來的不抵抗政策，接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進行了抗戰。下層的國民黨官兵和一些愛國的高級將領，則是由於他們或多或少與人民群眾有一定接觸，中華民族的危難激發了他們的愛國熱情。國民黨當局在抗戰初期確實曾經在正面戰場上投入了極大兵力，在上海戰場上使用的兵力占當時所能機動的全國兵力的1／3；台兒莊會戰中蔣介石親赴徐州督戰，下令若失去陣地，就將處分戰區司令官及所有旅以上長官。1938年7月武漢會戰期間，蔣介石又下令「縣長專員，以及負有地方責任之官長，一律不准擅離治區，並不得託故先離縣城，形同潛逃。如有未奉附近高級軍事長官之命令，而擅自先退者，一經查明，即按軍法懲處。」 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對待抗戰的積極性。與此同時，國內的民主政治也有了初步的發展。1937年9月間，國民黨政府廢除了殘酷鎮壓共產黨和一切進步勢力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接著又於1938年3月在漢口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了《抗戰建國綱領》，規定了國民黨在抗戰時期內政外交的一系列政策，對推動抗戰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別是規定「組織國民參政會，團結全國力量，集中全國思慮與識見，以利國策之決定與推行」，使中國各黨派有了一個發表政見的機會，促進了抗戰初期的民主運動。 但是，由於國民黨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十分畏懼蓬勃的人民抗日運動和民主呼聲，害怕人民群眾在抗戰中的普遍覺悟和力量的壯大會危及他們的統治地位。因此，國民黨雖然開放了些微的民主，卻又鼓吹「救國有黨在，不與民相干」的論調，主張由政府和軍隊來包辦抗戰，採取一系列措施來反對人民進一步的民主要求，限制和迫害抗日群眾團體，把動員民眾的作用限制在補充兵員和捐獻抗戰經費方面。他們反對改良政治，認為民主政治即使要實行，也應在抗戰勝利之後，目前是軍政時期，只能實行軍事統制；他們主張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否認其他黨派的合法與平等地位。蔣介石企圖在抗戰中由國民黨吃掉共產黨。他曾公然向共產黨表示，他的責任「是將共產黨合併國民黨成一個組織」，「此事乃我的生死問題，此目的如達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 在國民黨統治區內，人民抗日活動受到種種壓制與迫害。1938年8月間，武漢衛戍司令部解散了三個著名的抗日群眾團體：青年救國團、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和蟻社。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先後強行解散了13個救亡團體。湖北省教育廳將在全省鄉村中進行抗日宣傳的50多名青年誣為「行動不軌」而加以驅逐。國民黨貴陽市黨部將貴陽市「民先隊」70多名隊員騙至一處後予以無理關押。在福建漳州甚至將抗日救亡組織的青年領導人架到郊外用大刀殺死。由於國民黨政府堅持片面抗戰路線，使人民群眾的抗日積極性和潛力受到嚴重壓制，因而，儘管在抗戰初期一些國民黨官兵在對日作戰中比較努力，但在國民黨的正面戰場上終不能避免喪師失地的結局。 在華北戰場，日軍投入的兵力約30萬人，國民黨先後投入的兵力約達60萬人，是日軍的2倍。平津淪陷後，日寇沿著津浦、平漢、平綏、正太、同蒲等鐵路長驅直入，國民黨軍隊不依靠廣大人民群眾作節節抵抗，消耗敵人有生力量，卻爭先恐後下令撤退。國民黨軍方承認：「自涿州撤退至保定總退卻止，前後不過五日，十數師大軍完全潰散，官不知兵，兵不見官，只知奉命石家莊集合，不知其他。所以一退數百里，將民財騾馬拉搶一空。」 僅半年時間，國民黨在華北戰場就丟掉了河北、山西、察哈爾、綏遠及山東等省共559400多平方公里的國土，軍隊傷亡117900餘人。11月8日太原失守，華北戰場的正規戰爭基本結束。1938年5月，日軍又攻占了戰略要地徐州，實現了打通南北戰場的戰略計劃。 徐州失陷後，日軍即調集南北戰場的兵力沿隴海路大舉西侵，連陷連雲港、碭山、歸德、開封、中牟、尉氏，並分兵迂迴到新鄭，準備奪取中原樞紐鄭州。數十萬中國大軍不能阻擋日軍的前進，蔣介石竟下令炸毀花園口黃河大堤。滔滔黃河水淹沒了河南、安徽、江蘇三省廣大平原地區的土地，使上千萬人流離失所，將近90萬人死亡，財產的損失更是不計其數，而且造成了連年災荒的黃泛區。然而，泛濫的黃河之水只是起了暫時遲滯敵人西進的作用，並不能挽救國民黨軍隊敗退的局面。 1938年6月13日，日本內閣召開了御前會議，決定進攻中國當時的軍事、政治中心武漢，以便徹底打敗中國政府，儘快結束戰事。為牽制中國軍隊的兵力，決定同時開闢華南戰場，奪取廣州，占領中國的沿海要地，實行海上封鎖，阻止國際對華援助。為此，日本政府在經濟上增撥臨時軍費25億日元，在軍事上將全國兵力重新作了調整，天皇並派穆彥王、恆憲王等親王來華督戰。日軍投入武漢會戰的兵力達12個師團，120餘艘艦艇，500餘架飛機，共35萬人。6月，會戰揭開序幕。日軍分兩路向武漢進兵，一路從合肥南下，先後攻陷桐城、潛山、太湖等地，於8月2日占領黃梅；一路溯長江西上，在占領安慶、湖口後，於7月26日占領九江，為進攻武漢取得了戰略出發點。 迫於武漢在戰略上的重要地位，國民黨政府決定「保衛大武漢」，為此特地組建了第九戰區，以陳誠為司令長官，並在這一戰場配置了幾倍於敵人的兵力：第一戰區程潛部主力駐防於京汊線以西，李宗仁的第五戰區主力駐防於武漢北面的大別山區，顧祝同的第三戰區駐防在湖口到長江下游的江南地區，總兵力129個師，40餘艘艦艇，100餘架飛機，共約110萬人。8月，日軍在江南與江北分兵五路，開始了圍攻武漢的主力戰。中國軍隊進行了有力抵抗，張發奎第二兵團所部在鄂東大冶、陽新一線組織抗擊，日軍苦戰一月未能前進。薛岳第一兵團在江西德安殲敵4個聯隊（相當團）。胡宗南第十七軍團在湖北信陽斃敵5000餘人。日本法西斯軍隊在攻占瑞昌、田家鎮等重要目標時，悍然施放毒氣數十次，中國軍隊遭受很大損失。10月中旬，武漢外圍重要據點均落入敵手。武漢北，東、南三面被日軍包圍。10月24日，國民黨政府下令放棄武漢。武漢保衛戰，從6月的外圍戰開始，在縱橫數千里的戰場上，堅持了四個月，消耗了日軍有生力量，日軍的速戰速決戰略宣告失敗。從此，日本帝國主義被迫轉入與中國軍民長期作戰的戰略相持階段。 日軍在進攻武漢期間，已決定了在華南登陸占領廣州的作戰計劃。日本大本營從青島、大連、上海等地集結3個師團，組成第二十一軍，實施對廣州作戰。9月，日海軍突然駛進北海，並占領潿洲島。國民黨軍在廣東的防務十分空虛，守將余漢謀與日本有秘密勾結，故對日軍進攻未作防備。10月11日，日艦在惠陽平海、澳頭之三門灣以及海陸豐、潮汕一帶示威。當天晚上，各外國通訊社都已發出日艦在大亞灣雲集的消息，而廣東政府還發電否認。12日，日軍在海空軍掩護下在大亞灣和大鵬灣順利登陸，然後向淡水、博羅、石龍等內地發展。19日占領增城。21日，日軍坦克車隊和機械化部隊開入廣州，廣州被日軍占領。廣州的失陷前後僅10日，這是「開抗戰後失地未有的先例」。從1937年「七七事變」到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陷，前後僅1年零3個月的時間，國民黨就丟失了華北、華東、華中和華南幾十個大城市和大片國土。 對於抗日戰爭的戰略防禦階段，毛澤東作了精闢的論述：「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這一時期內，國民黨政府的對日作戰是比較努力的。在這個時期內，日本侵略者的大舉進攻和全國人民民族義憤的高漲，使得國民黨政府政策的重點還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身上，這樣就比較順利地形成了全國軍民抗日戰爭的高潮，一時出現了生氣蓬勃的新氣象。……就在這兩年，一方面，有比較積極的抗戰；另一方面，國民黨當局仍舊反對發動廣大民眾參加的人民戰爭，仍舊限制人民自動團結起來進行抗日和民主的活動。」「國民黨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它拚命地反對人民戰爭。」 全面抗戰：敵後根據地的開闢 與國民黨頑固地堅持片面抗戰路線相反，抗日戰爭一開始，中國共產黨就提出了全面抗戰的路線。中共中央在盧溝橋事變第二天向全國發出的通電中明確指出：「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8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洛川會議，會議通過的《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具體地制定了實現全面抗戰路線的各項任務、方針和政策。 中國共產黨指出，從「七七」盧溝橋事變起，中國的政治形勢開始了實行抗戰的階段，這一階段的中心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要爭取抗戰勝利，關鍵就在實行一個正確的抗戰方針。要把政府的抗戰變為民族的抗戰，要把單純的軍事抗戰變為全面的抗戰。「單純的政府抗戰只能取得某些個別的勝利，要徹底地戰勝日寇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中國的抗戰中還存在著極大的危險性，這主要是國民黨不願意發動全國人民參加抗戰，推行片面抗戰路線。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應該積極地站在鬥爭前線，用極大的力量去宣傳、組織、武裝、發展抗日的群眾運動，使自己成為全國抗戰的核心。同時，中國共產黨又指出，日本是一個帝國主義軍事強國，而我軍質量雖高但數量有限，因此，為了堅持持久的抗日戰爭，逐步發展革命力量，在新的形勢下，我軍必須實行戰略轉變，把過去的正規軍和運動戰轉變為游擊軍和游擊戰，基本任務是：創建敵後抗日根據地，牽制消滅敵人；配合友軍作戰，進行戰略支援；保存和擴大我軍；爭取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權。戰略方針則必須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包括在有利條件下集中兵力消滅敵人兵團並向平原發展。 在全面抗戰路線指導下，八路軍開赴華北前線英勇打擊日軍，並有力配合了國民黨正面戰場的作戰。上海、太原失陷前後，八路軍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敵後開展了廣泛的游擊戰爭：一一五師一部留在以恆山為依託的晉察冀邊區，主力進入呂梁山為依託的晉西地區；一二〇師進入以管涔山脈為依託的晉西北地區；八路軍總部率一二九師主力進入以太行山為依託的晉冀豫邊區。在完成了戰略展開之後，八路軍開展了創建敵後根據地的鬥爭和其他各項工作。 第一一五師一部創建晉察冀根據地 太原失陷前，當第一一五師主力南下馳援娘子關時，1937年10月，聶榮臻率一一五師一部留守五台山，在晉察冀邊區開展游擊戰爭。該部獨立團為配合保衛太原的作戰，挺進察南，開闢了以蔚縣、淶源、廣靈、靈丘四縣為中心的察南地區；同時該部騎兵營挺進冀西活動，占領曲陽、唐縣、滿城，開闢了冀西地區。11月7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晉察冀軍區，聶榮臻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下轄四個軍分區。下旬，日軍為確保後方交通安全，調集2萬餘人分八路圍攻剛成立的晉察冀區，八路軍採取以游擊隊襲擾、疲憊、消耗敵人、集中主力殲敵一股的作戰方針，粉碎了敵人的圍攻，為發展根據地創造了有利條件。反圍攻勝利後，為了統一邊區行政領導，1938年1月，在河北阜平縣召開了晉察冀邊區軍政民代表大會，民主選舉產生了敵後第一個抗日民主政權——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當華北日軍南下進攻徐州時，晉察冀部隊為配合國民黨正面戰場作戰，發展根據地，於2月破擊平漢路。這一年春夏間，冀中、平西、冀東根據地相繼建立。9月，邊區軍民苦戰兩個月，粉碎了敵人的25路圍攻，鞏固了根據地。後來晉察冀根據地一直擴展到同蒲路以東，正太、石德路以北，津浦路與渤海以西，張家口、錦州以南、包括晉、察、冀、熱、遼五省的一部和大部，成為華北敵後最大的抗日根據地。太原失陷後，一一五師主力由師長林彪率領，進入晉西地區，以呂梁山為依託，拱衛陝甘寧根據地大門。 第一二〇師創建晉綏根據地 1937年11月國民黨棄守太原後，一二〇師在賀龍、關向應領導下，在晉西北廣泛開展游擊戰爭，組織了兵力達11000人的游擊隊和自衛軍，壯大了人民的抗日武裝。1938年2月，日軍為鞏固其後方，確保交通安全，策應對晉南的進攻，乘一二〇師主力在同蒲路北段作戰之機，集中日偽軍萬餘人分路圍攻晉西北根據地，侵占寧武等7個縣城，一二〇師聞訊後星夜回師，經過20多天的激戰，打垮了敵人的進攻，收復了失地，奠定了晉西北根據地的基礎。8月，一二〇師派出李井泉支隊越過平綏路向北挺進綏遠大青山地區，與當地楊植霖領導的蒙漢騎兵游擊隊會師，開闢了大青山抗日根據地。以後，晉西北和大青山根據地連成一片，成為晉綏抗日根據地。晉綏根據地東起同蒲、平綏線，與晉察冀根據地相鄰；西至黃河，與陝甘寧邊區隔河相望；南至汾離公路；北至包頭、百靈廟、武川、陶林。晉綏根據地既是陝甘寧邊區的屏障，又是華北、華中、華南各根據地通向陝甘寧邊區的交通要道。 第一二九師創建晉冀魯豫根據地 在劉伯承、鄧小平、徐向前等率領下，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於1937年11月向晉東南進軍，以太行山為依託，創建抗日根據地。12月，日偽軍5000餘人，分6路向活動在壽陽以南的我軍圍攻，我內、外線部隊相互配合，粉碎了敵人的進攻。與此同時，根據中共中央軍委指示，一二九師派主力一部向平漢路東的冀南平原地區發展游擊戰爭。1938年2月，日軍為配合其津浦路方向的作戰，並相機進攻關中、陝北，集中3萬餘兵力向晉南、晉西發動進攻，國民黨30萬大軍不戰而逃。為牽制向晉南進攻的日軍，一二九師於22日進行了長生口伏擊戰，殲敵大部，在3月下旬又進行了神頭嶺和響堂鋪戰鬥，殲敵近2000人，焚毀敵汽車180餘輛。4月初，日軍又糾集3萬餘人分9路向晉東南地區大舉進攻。我軍採取了以一部兵力牽制其他各路敵軍，集中主力擊破其一路的作戰方針，在長樂村殲敵2200多人，收復縣城18座，把日軍全部趕出了晉東南。這樣，以太行山為依託的晉冀豫地區基本上為我軍所控制。4月下旬，晉冀豫軍區正式成立。1938年3月至5月，徐向前率領一二九師3個團和一一五師1個團開往冀南，不久，鄧小平也到達冀南領導軍事和政治的建設，開闢了擁有30幾個縣的冀南區。1939年，一一五師一部開闢了冀魯豫根據地，轄17個縣。以上根據地後來合併為晉冀魯豫根據地，西臨同蒲路，北至石德、正太路，南臨黃河及隴海路，東至津浦路。晉冀魯豫根據地地處華北與華中之間，是南北抗日根據地的聯合點，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而鬥爭十分激烈。人民軍隊在鬥爭中越戰越壯大，到1939年夏，這個根據地的主力部隊由抗戰初的4個團發展到23個團，地方武裝數量更多。 山東抗日根據地 1937年底，國民黨山東省主席韓復榘不戰而逃，中共地下黨員挺身而出，領導一批平津抗日學生和農民成立抗日游擊隊，迅速據有十幾座縣城。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山東分局，郭洪濤為書記；各地游擊隊統一編成八路軍山東縱隊，張經武為指揮，到1938年秋發展到9個支隊共3萬人。但由於這一階段八路軍主力還未到達山東，解放地區雖多，不能鞏固。1938年5月，中共中央軍委決定一一五師主力由晉西調往山東，八路軍總部當時正在組織配合保衛武漢的作戰，故對中共中央這一決定暫時沒有執行。武漢失守後，中共中央再次命令一一五師入魯，於是一一五師代師長兼政委羅榮桓率三四三旅主力於同年12月離開晉西，經3個月行軍和作戰，於1939年春到達山東。從此以後，山東的對敵作戰形勢迅速發展。到1940年底，創建和發展了冀魯邊、湖西、魯西、魯南、魯中、膠東、清河等區。山東根據地北連冀中、西北與晉冀豫根據地相接，西至冠縣、濮縣、城武，南至隴海路，東至大海。 華中抗日根據地 「八一三」上海戰爭爆發後，中共中央向國民黨提出了統一整編南方各地紅軍游擊隊，開赴華中敵後抗日的建議。1937年9月，兩黨談判達成協議，將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除海南島紅軍游擊隊外）統一整編為國民革命軍。關於軍長人選，國民黨提出由陳誠或張發奎擔任。中共中央提出由當時正住在澳門的葉挺擔任。由於葉挺在大革命中的聲望，國民黨同意由他任軍長。軍隊名稱，葉挺提出稱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國共兩黨中央均表同意。1937年12月，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成立。中共中央任命葉挺、項英為正副軍長，張雲逸、周子昆為正副參謀長，袁國平、鄧子恢為政治部正副主任。同時，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東南分局及新四軍軍分會，項英為分局書記兼軍分會書記，陳毅為軍分會副書記。軍部下轄4個支隊：第一支隊正副司令員為陳毅、傅秋濤；第二支隊正副司令員為張鼎丞、粟裕；第三支隊正副司令員為張雲逸（兼）、譚震林；第四支隊司令員高敬亭。第四支隊系由鄂豫皖地區紅軍游擊隊編成，其餘3個支隊由長江以南各省紅軍游擊隊編成。全軍10300餘人。 1938年1月，新四軍軍部由漢口遷南昌。4月由南昌前進至皖南岩寺，著手組織大江南北游擊戰爭。下旬，粟裕率領新四軍先遣支隊向蘇南敵後出動，6月17日首戰衛崗獲勝。第一、二支隊分別在陳毅、張鼎丞率領下先後進入蘇南地區。各支隊展開後，一方面對敵人進行作戰，一方面積極發動和組織群眾，深入進行統戰工作。從6月底到12月底，新四軍江南部隊共作戰200多次，取得了一連串的勝利，予敵以重大打擊，建立了以茅山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主力活動地區包括蘇南的溧陽、溧水、江寧、句容、丹陽、鎮江以及皖南的當塗、蕪湖、宣城一帶，打下了江南抗日根據地的基礎。 新四軍的江北部隊（第四支隊）在張雲逸、高敬亭率領下，於1938年5月東進至安徽的巢湖、無為、定遠一帶，建立了以藕塘為中心的江北根據地。5月16日，與敵人在巢湖以南蔣家河口進行了戰鬥，將敵全殲，首戰告捷。6月又在安（慶）合（肥）公路兩側給日軍以沉重打擊，不久攻克廬江、無為兩城，殲滅反動保安團隊3000餘人，初步打開了這一地區的抗戰局面。 新四軍的又一塊根據地為鄂豫邊區。武漢失守後，從武漢撤出的部分共產黨員組織了一支游擊隊，與在信陽地區的另一支游擊隊會合，編成新四軍鄂豫挺進縱隊，李先念為司令員，以後發展成為新四軍第五師。 在中國共產黨全面抗戰路線的指導下，八路軍、新四軍開闢敵後戰場，在華北、華中建立了大小十幾塊抗日根據地和游擊區。在根據地內，八路軍、新四軍廣泛地組織和武裝群眾，實行減租減息，建立民主政權，抗日力量在敵後迅速發展壯大。此外，陝甘寧邊區也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日臻鞏固，成為全國抗日的指導中心。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是堅持長期抗戰的基本力量和抗日戰爭勝利的保證。到抗戰一周年時，八路軍新四軍共斃傷敵偽軍34007人，俘虜敵偽軍2094人，抗擊著敵軍40萬人，占全部侵華日軍的58．8％。同時，八路軍、新四軍在戰鬥中迅速發展，到1938年底，八路軍已發展到15萬人，新四軍發展至2．5萬人，這是中國共產黨全面抗戰路線和獨立自主地開展游擊戰爭戰略方針的重大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