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後三十年 · 十七、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

日本帝國主義以獨占中國為目的，步步加深對中國的侵略，使中日民族矛盾逐漸上升而成為主要矛盾，中國與其他帝國主義的矛盾、中國國內各階級和各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下降到了次要的地位。如果說，「九一八」事變時，英、美和蔣介石集團還幻想以犧牲東北來換取日本帝國主義不損害自己利益的保證的話，那麼，到了1935年的華北事變以後，這一幻想是註定要破滅了。日軍在華北的擴張，不僅加深了中國人民亡國的危險，同時也威脅到了英美在華利益和蔣介石集團的統治地位，由此而在統治集團上層出現的裂痕，改變了革命營壘和反革命營壘的組成狀況。這一新的變化，正是中國共產黨提出對蔣介石集團的正確政策的重要依據。 華北事變與「一二·九」運動 《塘沽協定》的簽訂，為日本占領華北敞開了大門。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英二發表聲明（即《天羽聲明》），儼然以亞洲「主人」和中國的「保護者」自居，叫囂日本與中國有特殊關係，維持東亞和平及秩序是日本單獨的責任，無須他國干涉。公然宣布要把中國變成日本獨占的殖民地。國民黨政府對於日本的這篇強盜聲明非但不加抗議，反而發表了一個屈辱的談話，表示中國「無擾亂東亞和平之念」，中國向外國購買武器，不是用於抵抗侵略，而是「為維持本國之秩序與安寧」。日本對於國民黨政府的溫馴表示讚許，於是又由外相廣田於1935年1月發表了「中日親善，經濟提攜」的對華新方針。作為回報，國民黨政府於2月13日宣布取消抵制日貨法令，後又明令修改有礙對日邦交的教科書內容。6月10日，國民黨政府正式頒布「邦交敦睦令」，宣布對抗日言行「定予嚴懲」。此後，日本一面在「經濟提攜」口號下，加緊對華北的經濟控制，一面著手吞併華北五省，企圖變華北為第二個「滿洲」。 1935年5月，日本華北駐屯軍藉口中國當局援助東北抗日義勇軍進入灤東非武裝區，破壞了《塘沽協定》，和天津日租界《振聲報》《國權報》兩個漢奸報社社長被殺死， 向何應欽提出對華北統治權的種種無理要求。同時，調集大批軍隊入關，進一步威脅平津，揚言如不接受日本要求，就要採取「自由行動」。在日本的威脅下，經蔣介石、汪精衛同意，何應欽於7月6日復函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承認了日本的要求。主要內容是：取消河北境內國民黨黨部，撤退駐河北的東北軍第五十一軍、國民黨中央軍及憲兵第二團，解散國民黨在河北的政府機構及藍衣社、勵志社，撤免河北省主席于學忠等官吏職務。 這就是賣國的「何梅協定」 。當上述事件尚未結束時，又發生了張北事件。日本藉口日本特務曾一度被察哈爾中國駐軍扣留，向國民黨政府進行要挾，並同樣出動軍隊駐屯察哈爾邊境。結果，國民黨政府再次屈服，6月27日，察省代主席秦德純與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簽訂了《秦土協定》。主要內容是中國向日軍道歉，擔保日人今後可在察哈爾省內自由往來；取消察哈爾境內國民黨的機關；成立察東非武裝區，二十九軍從該地區撤走；撤銷察省主席宋哲元職務。從此，日本便在實際上控制了河北與察哈爾兩省，華北局勢十分險惡。 日本慾壑難填，進一步策動所謂「華北防共自治運動」。在日本的唆使下，「香河縣政臨時維持會」「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內蒙自治軍政府」等偽政權相繼成立。面對日本對華北的蠶食吞併，國民黨政府步步退讓。蔣介石為了迎合日本的「華北特殊化」的要求，下令撤銷北平軍分會和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並在日方同意下設立變相的自治機構——冀察政務委員會，轄河北、察哈爾兩省及平、津兩市，指派宋哲元為委員長，由日方推薦著名親日派、漢奸王揖唐、王克敏、齊燮元、曹汝霖等為委員。日本不損一兵一卒，不費一槍一彈控制了華北大片地區，中華民族危機達到了頂點。地處鬥爭前線的北平學生悲憤地喊道：「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日本在中國的侵略是與德國、義大利兩個法西斯國家相呼應的。德國與日本從1934年起就在柏林進行締約談判，德國與義大利則實際上結成了「柏林——羅馬軸心」。法西斯國家之間的勾結，是為了最終建立世界霸權。針對這一世界範圍的法西斯威脅，共產國際於1935年7月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制定了制止和擊敗法西斯進攻的國際綱領。大會指出，應在中國建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中國代理人的非常廣泛的統一戰線。根據大會決議精神，中國共產黨於同年8月1日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即《八一宣言》，正式提出了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的偉大號召。提出了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具體可行的方法，並改變過去的「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提法，明確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目標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和主張，領導和推動了當時正在發展的抗日救亡運動。 12月初有消息說，國民黨政府將於9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中國共產黨抓住這一重要時機，決定在當天發動抗日救亡學生運動，反對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剛誕生的北平學生聯合會挑起了組織學生運動的重任。 12月9日，北平萬餘名學生衝破「愛國有罪，抗日犯法」的禁錮和反動軍警的層層封鎖，匯集在新華門前，第一次悲憤地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請願學生派代表前往居仁堂，向國民黨當局提出了反對「防共自治運動」；公開中日交涉經過；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等6項要求。遭到拒絕後，學生決定改請願為示威遊行，由新華門出發，沿西長安街到天安門集合。沿途不斷同武裝軍警搏鬥。進入王府井大街時，武裝軍警用消防水龍向手無寸鐵的學生沖射，數九寒天，冰冷的水柱猶如一把把尖刀扎在學生的臉上、身上。城外的清華、燕京等大學的學生隊伍，由於反動當局關閉城門而被阻於城外。他們向城上的軍警和不得入城的趕大車、趕駱駝的勞苦大眾以及周圍居民群眾悲憤地訴說國亡無日的危急形勢，揭露反動派鎮壓學生的真相。學生們在寒風中堅持鬥爭了一天，但終究沒能進城。經過「一二·九」的鬥爭，學生們從大刀、棍棒、水龍的鎮壓行動中，真正看清了國民黨政府的賣國本質，很多學生開始從自發走向自覺，去迎接新的考驗和戰鬥。 12月14日，北平報紙登載了國民黨政府決定在16日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消息，中國共產黨決定在這一天再一次發動大示威，並把集合地點定在勞動人民集中的天橋。12月16日這一天，學生和市民幾萬人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舉行了市民大會和示威遊行。城外的學生用血肉身軀撞開城門參加了遊行。「一二·一六」的示威再一次打破了籠罩著華北和北平的沉悶氣氛，驅散了人們心頭的陰雲，增強了廣大群眾對中華民族必勝的信念。北平學生的英勇鬥爭，打亂了賣國政府的陣腳，冀察政務委員會不得不宣布延期成立。在北平學生的帶動下，天津、上海、武漢、廣州、杭州、桂林、重慶、西安、開封等全國大中城市先後爆發了示威遊行，形成全國性的抗日洪流。 國民黨當局以各種手段對各地學生運動實行破壞。中共北方局及時指出：「單純的學生運動不能完成把日本帝國主義驅逐出中國這樣偉大的任務，必須把抗日救亡運動擴展到工人、農民和軍隊中去。」青年團中央也發出了到工農中去的號召。平津學聯決定組織「南下擴大宣傳團」，深入華北農村，喚起民眾共同抗日。1936年1月初，愛國的青年知識分子踏上了漫天風雪的征途。他們克服重重困難，通過演講、演戲、調查訪問等方式，向農民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在這一過程中，他們開始看到了工農中蘊藏著雄厚的革命力量，學生運動如果不與工農群眾結合是沒有前途的。 南下擴大宣傳團被國民黨政府強令解散後，愛國青年們又於1936年2月1日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這一愛國青年組織，迅速地擴大到全國，在救亡運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以「一二·九」運動為起點，掀起了全國各階層群眾的抗日救亡高潮。上海首先成立了文化界、職業界、婦女界、工人、學生等救國會，在這基礎上聯合組成上海各界救國會。隨後，由上海發起，於1936年3月31日，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從此，抗日救亡運動以壯闊的規模在全國深入展開。 瓦窯堡會議與紅軍東征 華北事變所引起的政治形勢的新變化，迫切要求中國共產黨對這一變化作出科學的分析，制定出正確的政治路線和革命策略。然而，當時黨內嚴重存在的關門主義傾向，阻礙著黨的正確策略的制定和執行。1935年底，紅軍長徵到達陝北，直羅鎮一仗為中國共產黨在西北的大本營舉行了奠基禮，使中國共產黨具備了制定路線和策略的條件。正在此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張浩秘密回國，傳達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的決定。 中共中央自1934年出髮長征後，就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繫。張浩接受了任務後，不顧體弱多病，身穿一件無面的羊皮大衣，裝扮成從蒙古回來的小商人，忍飢挨餓，風餐露宿，跨越沙漠，於1935年11月到達陝甘寧邊區。12月，毛澤東、周恩來結束直羅鎮戰役回到瓦窯堡，接著，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聽取了張浩關於共產國際「七大」精神的傳達。 瓦窯堡會議通過了《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和《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會後，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詳細闡述了決議精神。中央的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精闢地分析了政治形勢的基本特點和階級關係的新變化。指出，目前時局的基本特點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這一基本特點改變了革命營壘和反革命營壘的狀況，不僅工農和廣大小資產階級要求反抗日本的侵略，而且民族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也可能同工農聯合抗日，另一部分則有採取中立態度的可能；甚至非親日派的大資產階級也可以依照其帝國主義主子的意志加入抗日活動。上述狀況，就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事實根據。決議和報告著重批評了黨內長期存在的「孤家寡人」的「左」傾關門主義傾向，系統地解決了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系列問題，確定了中國共產黨在新形勢下的策略路線是「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的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並修改了中國共產黨的若干政策。瓦窯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的偉大轉折時期的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是政治路線轉變的關鍵，它保證了中國共產黨在新的形勢下，在極其複雜的鬥爭中，具有清醒的頭腦，團結除蔣介石以外的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領導全國人民迎接偉大的抗日戰爭。 根據會議精神，為了打通抗日路線和衝破蔣介石所指揮的東北軍、西北軍對陝北根據地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中共中央決定組織中國人民抗日先鋒軍，以彭德懷為總司令，毛澤東為政治委員，率2萬餘人東渡黃河，通過山西開赴華北前線，對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1936年1月26日，毛澤東、彭德懷率部從瓦窯堡出發開始東征。2月17日，在黃河邊的清澗縣發布了《東征宣言》，進一步闡明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但是，紅軍的行動遭到了閻錫山的阻擋，閻軍8萬人馬傾巢而出，阻截東征軍去路。閻錫山顧不得他與蔣介石之間的宿怨，要求蔣介石的「中央軍」入山西。蔣介石立即派陳誠率軍隊30餘萬占領太行山地區，並下令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打擊抗日先鋒軍的後方。 儘管紅軍渡河東征以後取得了很大勝利：殲滅閻軍17000餘人，籌款40萬，擴軍7000人左右，並迫使閻錫山把伸入陝北的4個旅調回山西，減輕了對陝北根據地的壓力， 但是，由於蔣、閻的調兵遣將，使國共更大的軍事摩擦隨時可能發生。中國共產黨在國難當頭的形勢下，為實現團結一致，共同抗日，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重大決策，避免不必要的作戰以保存中國的抗日力量，於4月底主動將河東紅軍撤回河西，並在5月5日發表了《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即《回師通電》）。通電揭露了蔣介石阻攔紅軍抗日的罪行，並重申了我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表示願同一切放棄進攻紅軍的武裝隊伍停戰議和。鑒於日本向華北的侵略不斷深入，加劇了它與英美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蔣介石集團有可能在英美的指使下改變對日態度，因此，中國共產黨在《回師通電》中把以前的反蔣抗日政策改變為逼迫蔣介石轉向抗日的政策。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集團的分析，不但以當時已經發生的事實為依據，也為後來發展的形勢所證實。1935年8月，由於全國人民對國民黨政府親日媚日行動進行強烈抨擊，蔣介石集團利用群眾這一憤激情緒，把責任歸咎於親日派領袖、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汪精衛不得不提出辭職（後因日本干預，蔣介石只得「慰留」他）。11月，汪精衛被刺重傷，出國醫治。年底，汪派外交部次長唐有壬被刺死，親日派勢力大挫。同年12月的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決定由蔣介石接任行政院長，英美派掌握行政院各部。這是在中日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後國民黨營壘的第一次分化。1936年1月，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日本議會中發表講演，提出了對華政策的三原則，即中國取締一切排日運動，中日「滿」經濟合作，中日共同防共。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頤指氣使的一次談話。圍繞這三個「原則」，中日雙方進行了長達一年的談判，國民黨政府終於沒有給予日本所指望得到的結果。同年7月，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對外政策的解釋中，作出了關於對日容忍「最低限度」的說明。蔣介石說：「明白些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這一解釋顯然比以往的態度有所進步。中共中央看到了蔣介石集團的這一變化趨勢，乃於9月1日對全黨發出了《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明確提出以「逼蔣抗日」為中國共產黨在新形勢下的總方針，意味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包括蔣介石在內，這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重要發展。 兩廣事變與綏遠抗戰 在全國人民抗日呼聲日益高漲的形勢下，1936年6月發生了兩廣事變。兩廣軍閥與蔣介石的矛盾素來很深，兩廣長期處於半獨立狀態。蔣介石之所以容忍西南軍閥保持一定限度的均權地位，對西南軍閥視為精神領袖的胡漢民等國民黨元老採取懷柔政策，主要是為了集中力量對付共產黨。不過他始終沒有忘懷兩廣問題。1936年5月，胡漢民突患腦溢血死去，兩廣地方實力派失去重心，蔣介石立即乘機分裂兩廣，然後各個消滅。兩廣方面深知蔣介石分化離間手段的毒辣，為之惴惴不安，認為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先發制人，聯合起來一起反蔣，這樣進可以爭取全國輿論的同情，擴大西南聲勢，進一步瓜分蔣介石的政權；退也可以使蔣介石向西南作一點讓步。於是，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打出「抗日救國」旗號進行反蔣。6月1日，以西南政務委員會和國民黨西南執行部的名義呈文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要求南京領導抗日。2日又通電全國，籲請一致督促中央領導全國抗日。兩天後，西南將領數十人發出通電，表示擁護6月2日通電，誓率所部「為國家雪頻年屈辱之恥，為民族爭一線生存之機」， 並將兩廣30餘萬軍隊改稱「中華民國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 兩廣事變的發生，對蔣介石極為不利，他以陳濟棠為首要目標，一面調遣陸海空軍準備作戰，一面派人入粵進行分化收買。 陳濟棠對廣東的統治，除利用各方矛盾外，完全是靠他逐級分肥，以維持表面的「團結」，並未形成牢固的統治中心。這種狀況一旦到了利害關頭，必然會分崩離析。兩廣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施展其威脅利誘的慣技，首先用2000餘萬元巨款收買了陳濟棠的空軍，這筆錢數倍於該軍全部飛機的價格 。7月初，粵方空軍司令黃光銳率48架飛機投奔南京政府。接著，陳濟棠的主力第一軍軍長余漢謀、第二軍軍長張達兩人先後聲明服從中央，第三軍軍長李楊敬也對反蔣表示消極。余漢謀並將軍隊集中到廣州附近，逼陳濟棠下台。7月13日，國民黨中央決定撤銷西南政務委員會和國民黨西南執行部，任命余漢謀為廣東綏靖主任，免陳濟棠本兼各職。同時，為了拉攏和穩住桂系，特意任命李宗仁、白崇禧為廣西綏靖正、副主任。兩廣的反蔣行動被蔣介石分化利誘手段所瓦解，陳濟棠見大勢已去，於7月18日聲言下野赴港。 但是，在李宗仁返回廣西不久，蔣介石又突然電令白崇禧出洋考察，調李宗仁到南京軍委會為常委。李、白意識到蔣介石有利用兩廣事變乘機消滅廣西勢力的可能，遂復電南京，指責「墨瀋未平，自毀信譽」，表示「殊難遵令」。 蔣介石不久又以國民政府名義，改任白崇禧為浙江省主席，李宗仁為軍委會常委，由黃紹任廣西綏靖主任。李、白認為，蔣介石的調虎離山計已使廣西當局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而蔣介石急於解決兩廣問題，是為了騰出手來應付華北、西北的不穩局勢。因此，李、白決定抓住抗日救國的旗幟不放，便復電蔣介石，表示對蔣的任命難以服從。蔣介石隨即調集四五十萬大軍準備用武力解決。廣西方面十餘萬軍隊也全體動員，雙方劍拔弩張，內戰一觸即發。 對於兩廣事變，全國人民都十分關注，希望雙方以抗日大局為重，和平解決。蔣介石眼看全國上下一致反對內戰，被迫準備放棄武力。適逢馮玉祥上廬山，勸蔣毋傷國家元氣，蔣介石乃決定採取和平解決的方針。9月初，南京中央聲明收回成命，各路大軍隨即撤回。李、白也同意和平解決。9月17日，蔣介石和李宗仁在廣州會晤，兩廣事變遂告和平解決。這次軍閥內戰的消弭，是全國人民要求團結抗日的表現。 日本為實現其滿蒙政策，在侵占中國東北、華北的同時，以幫助建立「蒙古國」為政治誘餌，策動內蒙古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加緊「蒙古高度自治運動」。德王為實現「大蒙古主義」的野心，公開與日本勾結，企圖仿效溥儀，當日本的兒皇帝，在1936年上半年成立了偽「蒙古軍總司令部」和「蒙古軍政府」，隨即招兵買馬，擴充軍隊。10月間，關東軍調來田中隆吉任德化市特務機關長以加強對蒙古軍政府的控制。田中策劃漢奸王英組織「西北蒙古防共自衛軍」，並親自製定了進犯綏遠的計劃。日偽軍事布置就緒後，德王等於11月5日向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發出宣戰性質的通電，接著，在日本顧問的督戰下，李守信、王英率偽軍向紅格爾圖等地發起進攻。 傅作義主持綏政已7年。在日偽進攻綏遠之前，板垣征四郎曾來綏遊說傅作義，遭傅拒絕。傅表示：「友好必須以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為前提。我是國家邊防負責人，守土有責，不允許寸土受損失。」 11月13日，當近萬日偽軍進犯紅格爾圖時，傅作義立即組織抗擊，官兵堅守三晝夜，犧牲慘重。18日夜，在傅作義的指揮下，董其武率步兵襲擊敵偽指揮部，彭毓斌率騎兵迂迴敵後截擊援敵，殲敵數千人，王英和田中倉皇逃走。日偽受挫後，即以烏蘭察布盟草原上有名的寺廟百靈廟為巢穴，企圖西出河套，南犯歸綏。傅作義為確保綏遠，決定掃除百靈廟敵偽據點。23日，他命令主力正面進擊，而以一個團佯攻百靈廟以西地區，並以騎兵團繞出百靈廟東北，控制敵軍機場以斷敵退路。24日，傅軍全殲日偽軍，收復了百靈廟。12月初，日偽不甘心失掉百靈廟，傾巢反撲。雙方激戰一天，傅作義部隊全殲德王嫡系第七師，王英的5個旅中有4個旅長率部反正，傅軍並乘勝收復了百靈廟以北的大廟。 傅作義以塞北一隅，頑強抗戰，使全國人民極感欽敬。全國城鄉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援綏運動。綏遠抗戰勝利後，各地祝捷的函電紛紛而至，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也致電祝賀，讚譽傅作義將軍發起的綏遠抗戰，是「中國人民抗日的先聲。」 西安事變 蔣介石採用分化瓦解的慣用伎倆解決了兩廣事變後，便全力對付西北的「剿共」了。早在1935年11月，蔣介石就在西安設置了「西北剿共總司令部」，自兼總司令，把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十七路軍調到西北打紅軍，並以大批「中央軍」進入西北監視這兩支「雜牌軍」的行動。1936年9月底，蔣介石見兩廣風波已大體平息，便離開廣州。10月，匆匆飛到西安，壓迫張學良楊虎城繼續「剿共」，同時把兩廣事變時南調的部隊陸續北調，待命向陝甘根據地進發，這引起了張楊的極大不滿。 張學良在1933年曾因熱河失陷，充當了蔣介石的替罪羊而引咎辭職赴歐洲考察。在義大利，他受到法西斯主義的影響，認為「若要救國，必須真誠信仰領袖並擁護領袖。」因此，張學良在1933年底被蔣介石電召回國「剿共」時，積極擁護蔣介石做領袖，幻想蔣能統一中國，收復東北失地。但是，張學良在蔣介石的驅使下，帶領東北軍及一部分眷屬，從東北到華北，從華北到華中，又從華中到西北，不斷與紅軍作戰，飽嘗東奔西跑、顛沛流離之苦。僅在西北的勞山、榆林橋、直羅鎮3個戰役中，東北軍就丟失了3個師兵力。1931年還有25萬的東北軍，1936年只剩下13萬。由於蔣介石排斥異己，東北軍處處受排擠與壓迫。廣大將士深有亡省亡家之痛，妻離子散之苦，厭戰情緒十分強烈。這種情緒由中下層而影響到上層，張學良的不滿情緒也日益增長，他在國民黨「五全」大會以後秘密會見東北著名人士杜重遠時曾嘆道，我以為法西斯可以救中國，但現實生活使我感到一切全不對頭，今後真不知該怎麼辦。 西北軍將領楊虎城早在第一次國內戰爭時期就結識了一些共產黨員，受過革命思想的影響，同共產黨人有過某些合作，對蔣介石的獨夫民賊面目有相當認識。特別是當奉命與紅軍二十五軍作戰連遭挫敗後，更感到跟著蔣介石「剿共」只能是死路一條。眼看著日軍向察哈爾、綏遠入侵，西北將成為前線，因而強烈感受到民族危亡的威脅。 中國共產黨掌握與分析了東北軍與西北軍的上述情況，先後派李克農、汪鋒、王世英、劉鼎、王炳南等人到這兩支部隊做了大量的爭取工作。1936年4月，應張學良的請求，中共中央特地派周恩來到西安與張學良秘密會談，坦誠地解釋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前線，紅軍也運用各種方式對東北軍與西北軍進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團結起來共同打日本」和「打回老家去」的宣傳，使他們認識到紅軍是抗日的真正力量。因而，到1936年8月，實現了紅軍與東北軍、西北軍三方面的聯合。 張、楊的這些動向，蔣介石已有所聞，因而他在兩廣事變剛結束便匆匆趕到西安，以臨潼華清池為行轅，嫡系重要將領陳誠、衛立煌等也陸續來到西安。蔣介石提出兩個方案供張、楊選擇：要麼服從命令，在中央軍督戰下開赴前線剿共；要麼就分別調往福建和安徽。這兩個方案，都是藉機消滅張、楊實力，他們當然不能接受。張學良多次勸說蔣介石改變內戰政策，領導抗日，但蔣介石聲稱他在殺盡紅軍，捉盡共產黨之前，決不談抗日的事，並大罵張、楊是「中了共產黨的魔術了」。12月7日，張蔣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張學良痛哭陳詞卻絲毫不能改變蔣的態度。蔣竟拍著桌子大聲說：「現在你就是拿槍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計劃也不能改變！」至此，張學良在「苦諫」「哭諫」都無效的情況下準備實行「兵諫」。8日，張、楊密商，決定扣留蔣介石，強迫他抗日。 12月9日，西安萬名學生舉行遊行，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遊行隊伍前往臨潼向蔣介石請願，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蔣下令實行鎮壓，格殺勿論。張學良見蔣介石的御林軍憲兵已在路兩旁架起機槍，虎視眈眈，急忙勸阻學生回去。請願的學生在凜冽的北風中向張悲憤陳詞，張學良十分感動，當即保證，一星期內用事實答覆學生的抗日要求。此後兩天，張、楊加緊進行扣留蔣介石的部署。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了，東北軍衝進華清池，從寒風凜冽的山坡上抓住了只穿睡衣並摔傷了腰的蔣介石，西北軍包圍了新城飯店，扣住了陳誠等十多名蔣系軍政大員。當天，張、楊發出通電，聲明事變的目的在於抗日救國，對蔣介石則「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宣布取消「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成立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由張、楊分任正、副委員長。同時提出抗日救國八項主張。 西安事變的爆發，國內外為之震驚，議論紛紜。各種政治勢力都對此作出自己的判斷並採取行動。英美對日本獨霸中國的陰謀不滿，擔心如讓親日派掌權將損害英美在華利益，因此極力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以維持蔣介石的統治；而德意日尤其是日本，認為這是扶植親日派何應欽上台的機會，所以竭力挑動南京討伐西安，日本表示願予軍事援助，企圖在內戰中坐收漁翁之利；蘇聯則希望事變「早日迅速和平解決」， 認為中國需要統一而忌分裂，蔣介石有足夠的能力領導抗戰，他應是統一戰線的「中心勢力」，但同時認為，張學良是藉口抗日搞分裂的投機派，西安事變是「日在中國之新陰謀」。在國內，親日派何應欽等力主討伐西安，甚至主張出動空軍轟炸；親英美派則反對討伐，主張以和平方式營救蔣介石；中間階級的大多數人卻譴責張、楊，要求恢復蔣的自由；而張、楊的部下和西安人民一致要求殺掉禍國殃民的蔣介石。面對國內外如此歧義的反應，張、楊感到十分緊張和為難，因為發動事變前，他們並無處理事變的明確方針。複雜的局面使張、楊大有騎虎難下之勢，急切盼望中國共產黨能派人來共商大計。 蔣介石被抓的消息傳到當時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後，13日下午，保安召開了軍民大會，通過了「要求把蔣介石作為叛國賊予以群眾公審」的決議。15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15位紅軍將領聯名發出《紅軍將領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痛斥了蔣介石的「降日賣國之所為」，明確指出西安事變是蔣介石實行「對外退讓、對內用兵、對民壓迫」三大政策的結果；通電勸說南京政府自此與蔣介石決裂，下決心接受張、楊主張，停止內戰，組織統一戰線政府。對於如何處置蔣介石，通電提出：「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表明在西安事變初，中國共產黨解決事變的方針是支持張、楊的正義行動，防止新的內戰爆發，爭取形成一個不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國共合作、團結抗戰的統一戰線。這一方針的提出，完全是蔣介石一意孤行，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繼續剿共打內戰，妄圖消滅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結果。 然而，形勢急劇發展，尤其是親日派在日本的支持下企圖去蔣而代之，16日，何應欽就任「討逆軍」總司令，並下令「中央軍」開赴潼關，空軍開始濫炸渭南縣城和赤水車站。形勢的嚴重性使如何處置蔣介石成為極為敏感的問題。中共中央慎重地研究了局勢，從全民族最高利益出發，改變了處置蔣介石的主張。 16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來等應張學良、楊虎城的邀請到達西安。周恩來充分肯定張、楊的愛國正義行動，同時指出，現在的蔣介石，既不同於十月革命時的沙皇尼古拉，又不同於滑鐵盧戰役後的拿破崙，他的實力還原封不動地保留在那裡，因此對蔣的處置必須極其慎重，殺蔣不僅不能停止內戰，而且還會引起更大規模的內戰。張、楊同意周恩來的分析，表示只要蔣介石接受八項主張，願意抗日，西安方面可以放他回去。20日，周恩來會見了由南京飛赴西安的宋子文，希望宋說服蔣介石改變錯誤政策。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電給周恩來，提出關於和平解決事變的六項主張，授權周恩來以共產黨代表資格與蔣介石談判。在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下，周恩來會同張、楊，同蔣介石、宋子文進行兩天談判，蔣被迫接受了以中共六項主張為基礎的六項協議，其中包括：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召集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等。蔣介石要求不採取簽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擔保履行這些條件。西安事變至此和平解決。它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開始了結束內戰，一致抗日的新階段。 12月25日，張學良在既沒有同楊虎城商量，也沒有通知周恩來的情況下親自送蔣介石回到南京，不料被背信棄義的蔣介石下令扣留，交付軍事法庭審判。蔣介石又對東北軍和西北軍採取分化、調離的措施，後來又逼楊虎城出國「考察」。但是，全國的抗日形勢迫使蔣介石再也不能繼續其內戰政策了。1937年2月15日，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會議雖作出了《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案》，但從會議宣言中，實際上已開始改變它過去十年的錯誤政策，即由內戰、獨裁和對日不抵抗的政策變為承認「和平統一為全國共守之信條」，第一次提出了如果對日讓步超過忍耐限度，只有抗戰，並開始接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這次全會標誌著以國共合作為標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 國民黨政府著手為抗日作了一定準備。1935年成立的資源委員會以發展重工業為主要任務，工業布局的重點在兩湖、四川、河南、陝西、山西等戰略後方。同時加緊修築鐵路，粵漢鐵路於1936年4月接軌通車；浙贛鐵路上的錢塘江大橋於1936年建成；隴海鐵路建造到了西安（國民黨政府定為「西京」），使南京到西京的路程由原來的7天縮短為29個小時。公路建造計劃到1936年底亦大體完成。鑒於日軍於「一·二八」事件後一直在上海備戰的情況，國民黨政府從1935年冬起秘密構築京滬國防陣地，第一道防線為上海至杭州灣之線，中間經過乍浦、海鹽；第二道為吳福線，自吳江經蘇州、常熟至福山；第三道為錫澄線，經無錫至江陰。這些工事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均告完成。對於國民黨政府的這些措施，歷史應給予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