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後三十年 · 十六、日本侵略者占領東北
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東北的侵略蓄謀已久。征服所謂滿蒙地區（即中國的東三省、內蒙，以及外蒙古），是日本「大陸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明治年代以來日本對外政策一貫的基本戰略目標。1931年，日本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繼而又出兵上海，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既定國策指導下，經過長期策劃所付諸的必然行動，它標誌著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從此，中國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
「九一八」事變與蔣介石下野
1929年12月，中國的《時事月報》披露了一份絕密文件，頃刻間引起了軒然大波。文件題為《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後稱為《田中奏摺》），是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把日本政府召開的所謂「東方會議」決定的對中國東北的策略擬成奏摺，於1927年7月25日上呈日本天皇。《田中奏摺》中提出的日本對中國東北的基本政策是：將東北與中國內地分開，由日本參與該地的主權。揚言：「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如此機密的奏章在中國報刊上公開披露是極不容易的。
原來，1928年夏，在日本風傳有田中奏章之事。與日本政界上層人士過往甚密的旅日台灣愛國人士蔡智堪，在反對田中內閣的日本民政黨元老床次竹二郎和內大臣牧野伸顯的協助下，扮作補書工人，手持「皇居臨時通行牌」潛入皇室書庫，把奏章原文用鉛筆復紙描出，由王家禎譯成中文。《田中奏摺》被披露後，日本官方矢口否認，斥之為「偽物」，然而，日本在東北的一貫行動無不與《田中奏摺》所作出的決策相吻合 。1928年6月，關東軍一手製造的「皇姑屯事件」，目的就是企圖製造東北政局的混亂，乘機出兵占領東北，只是由於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地方當局適當的策略和謹慎地處理了張作霖被炸死的事件，隨後又宣布服從南京政府，才使日本陰謀未能得逞。但是，這次事件，無疑是「九一八」事變的一次前奏，它表明日本帝國主義已磨刀霍霍，占領東北僅僅是個時間問題了。
1929年，世界資本主義爆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並很快地襲擊了日本。1931年，日本工業總產值比1929年下降1／3，採礦業與重工業有40％—50％停工；農業危機的尖銳化，使米價跌落50％，絲價跌落70％。由於資產階級將危機轉嫁給勞動人民，這年日本的失業工人達300萬人，農民生活也十分悲慘。經濟危機加深了政治危機，日本社會呈現一片混亂。為擺脫危機，日本決心趁歐美各國因應付國內經濟危機和政治動亂而無暇東顧、國民黨蔣介石集中力量進行內戰的時機，發動事變，走上大規模侵略戰爭的道路。
為了適應侵華戰爭需要，日本侵略者積極進行擴軍備戰。在日本國內，1931年軍費開支激增至4．5億多日元，占國家財政總支出的30．8％；軍需品進口額占全部進口額的41％；並建立了一支23萬人的以近代化武器裝備的常備陸軍。在中國東北地區，日本關東軍的戰爭準備更是在秘密緊張地進行著。日本在南滿駐紮軍隊，早在清末就開始了。清政府昏庸腐敗，讓日軍控制了遼寧、吉林兩省一些重要城鎮和主要鐵路。「九一八」事變前，日本駐在南滿的軍隊主要為兩部分：一是鐵路守備隊，由國內正規師團抽調兵力編成；一是駐屯師團，下轄2個旅團，1個騎兵聯隊和1個炮兵聯隊。此外還有旅順要塞駐軍。以上軍隊均由關東軍司令部指揮。從1929年起，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等組織了4次「參謀旅行」，秘密深入到東北各要地偵察情況，制訂「以寡制眾」的戰略方針。1931年4月，日本軍部調駐仙台的多門二郎中將率領第二師團到東北換防，這個師團的士兵是在日本北部寒冷地區生長的，適合在中國東北作戰。為了配合東北日軍發動事變，鄰近的駐朝日軍2個師團開抵圖們江沿岸，作好了越境作戰的準備，並不斷地越界過江，在中國境內進行演習。為了確保襲擊瀋陽，1931年7月，經日本軍部批准，由東京秘密運來了2門24厘米的重炮，用以攻打堅固的瀋陽城牆。卸炮日軍一律穿上中國便服扮作搬運工人。重炮安裝完畢後，炮口對準瀋陽中國駐軍營地北大營和飛機場。
為了製造侵華戰爭的藉口，關東軍有意在中國東北挑起事端。1931年6月，日本軍官中村喬裝農業技師，在東北境內進行間諜活動，被中國軍隊捕殺，是為「中村事件」。日本侵略者以此為口實，認為是「出兵之天賜良機」，「行使武力的先行事件」 。7月，日本又有意在長春縣萬寶山挑起中國農民和朝鮮移民的水利糾紛，日警悍然開槍殺害中國農民，造成萬寶山事件。日本報紙反誣中國農民殺害朝鮮人，日本陸相南次郎公開聲言：東北問題「只有用武力解決」。
日本決意發動侵華戰爭的另一重要動向是進行了異常的人事調動，許多法西斯軍官被派任軍事要職，特別是任命擔任過張作霖顧問和駐華武官、熟悉中國東北軍內情的「中國通」本庄繁為關東軍司令官。新上任的本庄繁從9月7日到9月18日下午，以對守備地進行例行巡視為名，對日軍第二師團和獨立守備隊的臨戰軍備狀態進行檢查，組織部隊進行各種軍事演習。「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一個日軍軍官驚呼道：「九一八」夜間的軍事行動，使人「仿佛大夢初醒，這不是把白天的檢閱重做一遍嗎？！」
1931年9月18日夜10時左右，日本關東軍自行炸毀了瀋陽北郊柳條湖附近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又在現場扔了3具穿著中國士兵服裝、實為日軍日前槍殺的華丐的屍體，使用賊喊捉賊的慣技，誣稱是中國軍隊炸毀了鐵軌，向東北軍駐地北大營發動了突然襲擊，並炮轟瀋陽城。日本帝國主義一手製造的「九一八」事變爆發了。
由於事變前蔣介石一再嚴令東北軍：「遇有日軍尋釁，務須慎重避免衝突」，「絕對不準抵抗」。因此炮聲一響，東北軍不戰而退，軍政大員四處逃散，使日軍在開戰後得以迅速推進其作戰計劃。日軍原定使用的2門攻城重炮，剛用2發炮彈射向北大營和飛機場，瀋陽城的大門就不攻自開了。19日清晨，日本侵略軍順利地進占了瀋陽城。同日，日軍又攻擊長春以南鐵路沿線重要城鎮，侵占了安東、鳳城、本溪、遼陽、海城、營口、撫順、鐵嶺、四平、公主嶺以及其他重要城市。接著，長春也告陷落。日軍占領瀋陽、長春等地後，決定東取吉林城，北攻哈爾濱，以鞏固對南滿的軍事占領，進而奪取整個北滿。吉林省代理主席熙洽向敵第二師團長多門二郎無條件投降，迎接日軍進城。日軍不費一槍一彈占領了吉林之後，原想沿南滿鐵路出兵哈爾濱，後因怕引起蘇聯的強烈反應，便改由洮（安）昂（昂昂溪）路北上，進犯黑龍江省城龍江（今齊齊哈爾）。在這裡，日軍遭到了省主席馬占山將軍的英勇抵抗。
馬占山，原任步兵第三旅旅長，黑河警備司令，10月8日被張學良任命為黑龍江省軍隊總指揮、黑龍江省政府主席。日軍進攻黑龍江時，利用原洮遼鎮守使張海鵬叛軍為前鋒，兩軍激戰於洮昂路嫩江橋，叛軍被東北軍擊潰。日軍藉口嫩江橋系日本滿鐵借款築成，日方要以實力掩護自行修橋，於11月3日上午出動飛機5架、鐵甲車2列、士兵30餘名，強行修橋。天黑後，日軍過橋向中國守軍陣地進攻。次日，日軍在飛機掩護下再次大舉侵犯我江橋陣地，於是，有名的「江橋抗戰」便爆發了。馬占山親臨前線，重創日軍。但終因敵強我弱，到14日，東北軍陣地幾乎全部被摧毀。為保存有生力量，馬占山被迫於19日退出省垣，前往海倫，日軍於當晚進入齊齊哈爾。
日軍占領齊齊哈爾後，已無北顧之憂，於是調轉矛頭進攻遼西重鎮錦州。1932年1月3日，日軍幾乎兵不血刃地占領了錦州，接著又掉頭北上進攻哈爾濱（當時屬吉林省）。哈爾濱無人負責，局勢混亂，依蘭鎮守使李杜與旅長馮占海因雙城戰鬥失利退至哈爾濱後，成立了吉林自衛軍總司令部，李杜任總司令。日軍以大批飛機、坦克掩護步兵進攻，李杜、馮占海率軍苦戰兩天後退出，哈爾濱於2月5日淪陷。至此，東北全境淪於日軍鐵蹄之下，3000萬東北人民開始了長達14年之久的亡國奴生活。
對於東北如此迅速的淪陷，人民是難以理解的。區區2萬日軍竟能如此輕而易舉地對付14萬東北軍，僅僅4個月零18天的時間，一氣吞下了3倍於日本本土的中國國土？！全國輿論譁然，紛紛要求追究責任。在輿論面前，蔣介石把罪責全部推到了張學良身上，張學良被國人指為「不抵抗將軍」。誠然，張學良手握重兵，身居要職而沒有奮起抵抗，對東北的失陷確實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丟失東北的根本原因是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
還在事變一個多月前，已出現種種跡象，表明東北形勢險惡，一些東北軍將領已經預感到即將發生突然事變。但當時蔣介石正集中全國財力、兵力大舉進攻中國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對東北危局根本不予重視。8月16日，蔣介石以「銑電」致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 由於蔣介石不抵抗政策在東北的貫徹，東北當局未採取應有的戒備，有的部隊竟因害怕中下級軍官和士兵抵抗而不給子彈，有的甚至命令士兵：「不准抵抗，不准動，把槍放到庫房裡，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事變發生時，張學良正在北平指揮東北軍與石友三作戰，其他不少軍政要員也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致使事變前群龍無首，事變時指揮失靈，十幾萬東北軍不戰而退，即使個別堅決抗戰的將領如馬占山等人，也終因得不到援助而失敗。張學良在西安事變前曾公開向群眾說過：「我何嘗不敢打日本強盜呢？上級不許我打，這種隱痛是一時不能對人說的。」直到西安事變後，張學良在南京軍事法庭上為自己辯護時，才從錢包里拿出蔣介石給他的電報當庭宣讀，致使滿座震驚。由此可見，蔣介石是丟失東北的罪魁禍首。
當時，寧、粵兩個國民黨「中央」、兩個「國民政府」正處於分庭抗禮的態勢。以汪精衛、孫科等為首的粵方「中央」不斷逼蔣介石下台。「九一八」事變發生，蔣介石深感形勢對己不利，粵方也產生了深刻的危機感，主張寧粵和平統一，共同維護國民黨的統治地位，條件是釋放在約法之爭中被蔣介石扣留著的胡漢民，以及蔣介石下野。蔣介石在全國抗日救亡浪潮和國民黨反蔣派的雙重衝擊下，決定採取以退為進的策略，於1931年12月15日宣布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陸海空軍總司令職務，但在29日結束的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上，他仍進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並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和中央政治委員會常委，江、浙一帶亦原封不動地處於蔣系政治、軍事實力的包圍之中。為了怕第三黨領袖鄧演達分化黃埔系，蔣介石下台前下令殺害了鄧演達，卻裝模作樣地由親信吳稚暉、戴季陶等組織軍事法庭來審理此案。
蔣介石下台後，由林森代理國民政府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長，實行行政院負責制，國民政府主席不負實際政治責任。1932年1月1日，孫科政府通電就職。但蔣系勢力盤根錯節，使孫科舉步維艱，支撐不住局面，僅20多天就被迫自動讓位。1932年1月，蔣、汪「聯袂入京」。這時正是「一·二八」事變前夜，而蔣、汪兩人卻置國難於不顧，忙於政治分贓。1月28日召開的臨時中央政治會議決定，由汪精衛、宋子文任行政院正副院長，宋子文兼財政部長，羅文干任外交部長。30日，決定國民政府遷都洛陽。3月初，國民黨中央在洛陽召開了一系列會議，中心議題是完成蔣介石繼續執掌兵權的合法手續。6日，正式推定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從此，軍事系統重歸蔣介石，行政系統多屬汪精衛，國民黨系統則由蔣、汪聯合執掌，實際上蔣介石仍不斷將自己的勢力擠進行政院去。
「一·二八」上海抗戰
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並未緩和日本的進攻，卻由於輕而易舉地侵占東北，進一步激起了日本滅亡中國的野心，於是又將侵略戰火燒向上海，其目的除為了轉移國際上對它侵占東北的注意外，並從中國政治、經濟統治中心地取得進攻中國內她的新基地。
「九一八」後不久，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打電報給日本駐上海武官田中隆吉，接著送去了一大筆活動經費，要田中「在上海搞出點事來，把外國的目光引開，使滿洲容易獨立」。田中將這筆錢交給了日本女特務川島芳子（金璧輝），指使她在當時抗日情緒激烈的三友實業社製造事端。1932年1月18日下午，日僧天峙啟升、水上秀雄等5人， 走到閘北區三友實業社總廠，向正在操練的該社義勇軍拋擲石塊，引起衝突，互毆後日方即傳說一日僧已死於日本醫院。此即「日本和尚事件」。日本藉此擴大事態，特務機關糾合日本浪人放火焚燒了三友實業社工廠，殺死中國警察，又煽動日僑遊行，搗毀沿途的商店及汽車；1月24日，他們又自己焚燒了日本公使重光葵的公館，然後誣指中國人所為。日方向國民黨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議，要中國方面答應賠禮道歉，懲辦兇手，賠償損失，取締抗日運動等四項無理要求，限48小時內作出滿意答覆，否則日軍將自由行動。上海市政府在南京政府的授意下全部接受了日方的條件，但日軍又以保護僑民為由要中國軍隊立即撤出閘北。沒等答覆，日本海軍陸戰隊在1月28日深夜按預定計劃以20餘輛鐵甲車為前導，向駐守閘北天通庵路的十九路軍翁照垣部發動突然襲擊，中國守軍奮起抵抗。著名的「一·二八」上海抗戰由此爆發。
蔣介石政府對日本的不抵抗政策，既不代表人民的意願，也壓制不住中國軍隊中有愛國心的軍官和廣大士兵。蔣光鼐、蔡廷鍇領導的十九路軍和張治中領導的第五軍進行上海抗戰，正是中國人民抗日意志的體現。
十九路軍在駐紮江西時，就受到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一致抗日主張的影響，全軍官兵在贛州宣誓反對內戰和團結抗日。調防淞滬一帶後，「更下定了為中華民族圖生存，為中國軍人爭人格的決心」 。戰爭一開始，十九路軍在1月29日凌晨即向全國發出通電，表示「尺地寸草，不能放棄。為救國保種而抗日，雖犧牲至一卒一彈，絕不退縮。」
時任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長的張治中將軍，雖系蔣介石的嫡系，同樣受到抗日運動的影響。「九一八」後，何香凝曾寫信給張治中，送去一件女褂子，並賦詩道：「枉自稱男兒，甘受倭奴氣。不戰送山河，萬世同羞恥。吾儕婦女們，願往沙場死。將我巾幗裳，換你征衣去。」要張轉達黃埔系的將領，張治中深受激勵。淞滬戰幕拉開後，張治中前往浦口向蔣介石請纓赴援，蔣不得不同意了張的請求。
當時，日本在上海的兵力有軍艦30餘艘，飛機40架，鐵甲車數十輛，陸戰隊6000人。日艦隊司令鹽澤幸一曾狂妄宣稱：「上海一旦發生戰爭，四小時即可了事」。不料戰爭一開始，日軍就碰了壁。十九路軍在上海人民的支持下，英勇還擊，激戰兩晝夜，重創進攻閘北的日軍。日軍通過英美領事向十九路軍提出停戰三日要求。十九路軍明知其為等待援軍，但為加強自身防衛部署，接受了停戰要求。日軍增兵萬餘人後，於1月31日自食其言，再次向閘北猛攻，仍絲毫不得進展。2月4日，日軍把戰線擴大到江灣、吳淞一帶，激戰竟日，進攻江灣的日軍一聯隊被圍殲，吳淞炮台雖被摧毀，日軍卻無法登陸，鹽澤幸一在進攻失敗後被免職調回本國。
接替鹽澤的是海軍第三艦隊司令野村吉三郎。2月13日，5000日軍大舉進犯蘊藻浜陣地。在敵眾我寡的最危急時刻，中國守軍60名士兵，在胸背及四肢纏上炸彈，全身用火油濡濕後猛撲日軍陣地，使敵軍陣線崩潰，60名士兵全部壯烈犧牲。經過10天的拉鋸戰，日軍始終未能占領吳淞。野村也因而被撤職，代替其職務的是第九師團長植田謙吉。日軍增至3萬多人，20日晨又一次向江灣、廟行發動了總攻。這時，張治中已率軍趕到，與十九路軍協同作戰，使植田的總攻計劃也宣告破產。日軍為挽回敗局，又改派前田中內閣陸軍大臣白川大將接替植田，並增調3個師團的兵力和200多架飛機，來華參戰。中國守軍苦戰一個月，兵員武器消耗極大。在敵人一再增兵的情況下，十九路軍曾函電請援，而軍政部非但不發一槍一彈，反而宣布蔣介石的決定：「十九路軍有三師十六團，無需援兵，盡可支持。各軍將士未得軍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動者，雖意出愛國，亦須受抗命處分。」補給無望，上海抗戰部隊處境極為困難。日軍在白川的部署下，從2月29日起再度組織新的總攻，閘北等地又一次展開了激戰，中國軍隊全力抵禦，白刃相接。3月1日，日軍突然在瀏河登陸，直插中國守軍側背。十九路軍被迫於1日晚退守嘉定、黃渡一線。退守時，苦戰月余孤立無援的抗日將士無不義憤填膺，聲淚俱下。
「一·二八」抗戰是在極端艱苦情況下進行的。蔣介石欠發十九路軍8個月的軍餉，十九路軍是在人民的支援下才得以堅持抗戰33天的。上海抗戰期間，各界人民廣泛地開展了捐獻支前運動。據統計，淞滬抗戰開始後海內外同胞捐給十九路軍的款項，約有700餘萬元。各界人民還紛紛組織義勇軍、敢死隊，有力地配合了前線的作戰，分別擔任警戒、偵察、運輸、救護、宣傳、慰問、築路、防諜等，湧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跡。人民群眾對於抗日軍隊的熱烈支援和在鬥爭中表現出的忘我精神，極大地鼓舞了前線官兵捨身抗敵的決心和勇氣，許多人在這次抗戰中壯烈殉國。後來在南京靈谷寺前安葬的128具陣亡烈士的遺骸只是一種象徵性的紀念。
「一·二八」事變中，日本的戰略企圖是使戰事速戰速決。但是由於「中國兵意外地頑強抵抗」，打得日本數易統帥，為其始料所不及。隨著事變的長期化，日本統治階層產生了危機感，一是擔心國家財政不勝負擔。高橋藏相說：「我國海外信譽正在急劇下降，目前在海外籌劃資金幾乎已不可能，這樣下去，軍費連三個月也維持不了，而且國內形勢也真令人不寒而慄。」 二是擔心英美干涉。因為上海與東北不同，是英美利益所在，戰事的拖延會影響到日本同英美的關係。因此，日本並不希望戰事延長。英美政府則看到由於上海戰事有激發中國人民愛國熱情的嚴重危險，同樣希望中日雙方早日停戰；而促成停戰的唯一途徑是迫使中國政府屈服。國民黨政府則從一開始就害怕抵抗，意欲早日把兵力轉用於內戰前線。由於英美的支持和蔣介石的妥協退讓，中日雙方於1932年5月5日簽訂了《上海停戰協定》。協定承認日軍可以駐留上海，中國軍隊則只能「留駐其現在地位」，即十九路軍被迫撤退後所駐留的地區。在上海市區不允許中國軍隊設防。中國政府並允諾取締抗日運動。協定簽訂的第二天，蔣介石就以「違令」抗日之罪對十九路軍加以整肅，令十九路軍的3個師分別調往江西、武漢、安徽；總部和軍部則暫留南京。蔣光鼐、蔡廷鍇在各方的支持下據理力爭，拒絕接受這一分割肢解的命令。蔣介石不得不改令該路軍調到福建，參加「剿共」戰爭，企圖借紅軍之手消滅這支部隊。
偽滿洲國的建立
日本對中國東北的侵略，事先得到西方主要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的默許，他們企圖讓日本以我國東北為跳板北攻蘇聯。「九一八」的前一天，日本駐美大使出淵與美國國務卿史汀生達成秘密諒解：「美國不與聞滿洲事變」，但日本的軍事占領應限於錦州以北；日本則表示美國在華利益均可得到日本的理解。因此，事變發生後，當國民黨政府訴諸國際聯盟時，西方帝國主義大國所操縱的國聯卻對中日雙方各打五十大板，貌似公正而實質公然鼓勵侵略。不久，由於日本掉頭南下進攻錦州，有進入華北的意向，英美等國怕危及他們在華北的利益，這才由國聯作出了派遣調查團赴中國東北調查的決定。1932年1月，以李頓（英國人）為團長的國聯調查團成立，3月到達南京，4月進入東北，6月結束調查，10月發表了調查團報告書，提出了設立「自治政府」，對中國東北實行「國際共管」的荒謬絕倫的主張，企圖將東北從日本一國的殖民地變為帝國主義的共同殖民地。國民黨政府對此立即表示「原則接受」，但日本卻大為不滿，一面正式宣布退出國聯，一面宣布成立所謂「滿洲國」。
成立偽滿洲國是日本軍部從其國內外形勢及對華關係等方面考慮所決定的一項「以華制華」方針。他們認為建立傀儡政權、培植親日勢力作為進行殖民統治的工具。用「自治」「獨立」的花招，讓中國人自己從中國內部進行分離，這樣既不違背國際規約的精神，又能達到「避名取實」的目的。「九一八」事變後第二天，日本參謀本部的建川美次就帶著這種意圖向關東軍司令官正式提出建立偽政權的問題，明確主張以溥儀為「盟主」，建立「得到日本支持的政權」。在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等人的參與下，制定了一個《滿蒙問題解決方案》。方案提出：第一，以溥儀為元首建立新政權；第二，這個政權的國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國掌握，其交通、通訊的主要部分也要由日本管理；第三，在國防和外交等方面所需要的經費由新政權負擔；第四，利用東北各地軍閥拼湊傀儡政權，以維持地方治安。
在確定起用溥儀之前，日軍對扶植何人曾有過種種設想：他們曾經想用張作相，後又曾一度想利用段祺瑞或張宗昌；也曾想要溥偉出馬建立「明光帝國」。最後日軍確定了傀儡政權首領的條件是：（1）為3000萬民眾所「景仰」，出身於名門而又「德高望重」者；（2）家世屬於滿洲系統者；（3）同張學良、蔣介石都不能聯合者；（4）可以同日本合作者。根據這些條件，早已在日本掌握之中的溥儀便成了當選人物。
愛新覺羅·溥儀是清朝末代皇帝。辛亥革命爆發，被迫退位後，根據「清室優待條件」在紫禁城內仍過著保留皇帝尊號的小朝廷生活。1924年「北京政變」後，被馮玉祥的國民軍攆出紫禁城，逃入日本公使館投靠日本。日本公使芳澤利用這個機會大獻殷勤，為溥儀準備了「大清皇帝」的奏事處和值班房，接受清朝遺老遺少的朝賀。由於受到社會輿論的申斥，1925年2月被日軍遷到天津日本租借地養了起來，一住就是7年，仍然天天做著「重登大寶」的復辟美夢，期待著重穿黃袍的這一天。
「九一八」事變前，日本曾有口信給溥儀：「滿洲在最近也許就要發生點什麼事情，請宣統皇帝多多保重，他不是沒有希望的！」這無疑是一個信號。「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由於日本軍部和政府在占領東北的步驟和方法上存在著分歧，關東軍竭力慫恿溥儀趕快動身去東北「復位」，而日本領事卻按照外務省的指示，勸告溥儀不要離開天津。溥儀不知所從，只得在「靜園」靜候。但是，關東軍板垣等人仍積極策劃挾持溥儀去東北。
1931年11月10日，在日本大特務土肥原的策劃下，溥儀被藏進一輛敞篷汽車的後箱，悄悄開出靜園，來到一家日本飯店「敷島料理店」，換上了日本軍裝，上了一艘日本商船，13日到達營口。這以後，溥儀被嚴密封鎖，連家人也不得接近。
1931年12月，田中內閣倒台，新成立的犬養毅內閣在東北問題上與軍部和關東軍的意見完全一致。1932年1月3日日軍占領錦州後，為了在國聯調查團來東北之前造成既成事實，加速了籌建偽滿洲國的步伐。日本陸軍省、海軍省、外務省共同制定了《中國問題處理方針綱要》，中心是使滿蒙成為脫離中國而置於日本威力之下的「獨立國」；為配合這項陰謀，又指使田中隆吉發動「上海事變」（即「一·二八」事變）以轉移國際視線。2月間，關東軍連續召開所謂「建國幕僚會議」，於25日拿出了經日本政府和軍部批准的方案，方案具體規定：「新國家」的名稱為「滿洲國」，國家元首稱「執政」，國旗為紅藍黑白滿地黃的五色旗，年號「大同」，首都長春，改稱「新京」。
溥儀對於「執政」一職不感興趣，一心想當皇帝。為此派了鄭孝胥去向日本方面提出。但立即受到板垣的斥責：「軍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不接受，只能被看作是敵對態度，只有用對待敵人的手段作答覆。」溥儀只得俯首聽命。
登基的一切準備就緒後，溥儀這個木偶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牽引下粉墨登場了。1932年3月1日，日本侵略者發表所謂偽滿「建國宣言」，宣布偽滿洲國成立。9日，溥儀身穿西裝式大禮服，正式就任偽滿洲國「執政」，鄭孝胥任偽國務總理。
9月15日，日本與偽滿洲國簽訂《日滿議定書》，東北的殖民地地位以條約的形式被確定下來。同日，日本宣布「承認」偽滿洲國。1934年3月，日本又把它改名為「滿洲帝國」，溥儀由「執政」當了「皇帝」，年號「康德」。偽滿洲國雖然被裝扮成「獨立」國家，但它是日本帝國主義刺刀下的產物，它在日本關東軍的卵翼下，充當統治的工具。日本帝國主義操縱了東北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一切大權。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是傀儡政權的太上皇，偽滿洲國的各部、省、縣以至基層行政組織，都由日本人以次長、顧問、參事官、指導官等名義把持操縱。《日滿議定書》承認日本在偽滿洲國的「一切權益」得到「尊重」，日本軍隊可以在偽滿洲國內駐留，「共同擔負保衛國家的責任」。因此，東北已完完全全地淪為日本的殖民地。
長城內外的抗日烽火
偽滿洲國建立以後，日本公然宣稱：熱河是「滿洲國」國土，長城是「滿洲國」國界。於是，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熱河。1933年1月，日軍占領山海關，3月4日，強占了承德。在很短的時間內，熱河全境淪陷，中國自古以來作為禦敵屏障的長城暴露在日軍面前。
熱河不戰而失，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義憤。蔣介石為了推卸責任，迫使當時任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的張學良辭職，並任何應欽為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蔣介石企圖依靠長城作為唯一的防禦手段，以消極防禦的方針，抵抗日軍的侵略。長城一線中國守軍30萬人，誰都沒接到積極出擊的命令。但在日軍的進攻面前，長城各口的守軍激於愛國熱忱，自動奮起抵抗，進行了有名的長城抗戰。
駐守喜峰口的宋哲元二十九軍三十七師首先給日軍以迎頭痛擊，打響了長城抗戰的第一槍。3月9日，東北軍萬福麟部，在日軍步騎炮兵的聯合衝擊下不支，日軍一度占領了喜峰口。剛趕到接防的三十七師先頭部隊趁敵不備進行襲擊，夜間不用火器射擊而用大刀、刺刀砍殺，拚死肉搏，給日軍以重創，奪回了喜峰口。以後，雙方又連續爭奪7晝夜，中國軍隊利用夜戰、近戰，使日軍飛機大炮無法逞威，喜峰口陣地始終在我軍手中。此後兩軍繼續對峙，但戰事重心，由喜峰口移到了羅文峪。
羅文峪適處喜峰口與古北口之間的長城凹入處，守住羅文峪則能解除喜峰口左後方的威脅。3月中旬，日軍兩個聯隊協同偽軍進犯羅文峪。中國守軍誘敵迫近，肉搏衝鋒，反覆衝殺，陣地數易其手。夜間，守軍以一團兵力繞攻敵側背，連越7個山頭攻入敵機槍陣地。正面守軍全線出擊，日軍腹背受敵，潰不成軍，狼狽撤退。喜峰口、羅文峪戰鬥的勝利，鼓舞了冷口和古北口等地的中國守軍，他們英勇地抗擊著日本侵略軍的猛烈進攻。
長城各口的抗戰，是違背蔣介石意旨的自發行動。在江西「剿共」的蔣介石立即趕到保定，堅持「必安內始能攘外」的不抵抗政策，不僅不採取有力措施，加強對日本侵略軍的抵禦，反而下令「侈言抗日者殺無赦」。5月3日，他又通過何應欽以北平軍分會名義下令：凡河北、察哈爾境內的抗日義勇軍、抗日救國軍一律取消，由關外歸來現正參加作戰的義勇軍調至後方改編。 同時，蔣介石等還指定親日派黃郛任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隨時準備以外交方式接受日本的要求。日軍在喜峰口等長城各口進犯河北的意圖受挫後，改由山海關進攻灤東，迫使中國軍隊放棄長城一線陣地。5月下旬，日軍侵占了密雲、遵化、薊縣、豐潤、唐山等22個縣，直逼平津，對北平形成三面包圍的態勢。在國土喪失、平津危急的形勢下，國民黨政府又一次向日本妥協投降。黃郛根據蔣介石、汪精衛指示，派總參議熊斌與關東軍代表岡村寧次於5月31日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這一開門揖盜的協定，承認了日本占領東三省、熱河的「合法性」；規定了中國軍隊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番河、寶坻、林亭鎮、寧河、盧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不得超越此線。從而，把綏東、察北、冀東的大片國土拱手送給日本，使整個華北門戶洞開，為日軍擴大侵略提供了方便。
蔣介石、汪精衛的賣國投降活動進一步激起廣大人民和國民黨愛國將領的義憤。中國共產黨根據全國人民的抗日要求，根據國民黨統治營壘內部出現的分化，為儘可能團結抗日力量，於1933年1月17日由中華蘇維埃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宣言，號召在三個條件下工農紅軍與國內任何軍隊訂立抗日停戰協定：（1）立即停止進攻紅軍區域；（2）立即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3）立即武裝民眾，創立武裝的義勇軍。這一宣言加速了國民黨內部的分化。幾個月後，又一支抗日武裝力量崛起，這就是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領導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
「九一八」事變後，馮玉祥贊成抗日，為了開創抗戰的新局面，1932年10月他從泰山遷居張家口。隨著日軍的步步進逼，熱河失守，察省告急，他的抗日救國熱情更為高漲。就在這時，原西北軍將領、共產黨員吉鴻昌奔走聯絡，促成了在晉南的方振武和馮玉祥合作，揭起了抗日旗幟。1933年5月26日，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在張家口正式成立了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馮玉祥任總司令，方振武任前敵總司令，吉鴻昌任前敵總指揮，並向全國發出通電，主張聯合各黨各派各軍，共同抗日。抗日同盟軍的成立，得到全國各界人民的擁護和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蒙古人民抗日武裝也加入了抗日同盟軍的行列；抗日同盟軍的隊伍迅速地由幾千人擴大到8萬人，成為一支很有生氣的抗日武裝。抗日同盟軍在連克了康保、寶昌等城市以後，7月4日由吉鴻昌率領，分3路進攻多倫，經5晝夜苦戰，淪陷已72天的多倫被收復。抗日同盟軍乘勝追擊，將日偽軍全部趕出了察哈爾省境。為了準備收復東北失地和擴大抗日影響，7月下旬，抗日同盟軍在張家口成立了收復東北四省計劃委員會。
抗日同盟軍勝利的消息極大地振奮了全國人民，也嚇破了蔣介石、汪精衛的膽。他們威脅利誘，造謠中傷，收買叛徒，組織暗殺，直至明目張胆地勾結日軍，千方百計地破壞抗日同盟軍的抗戰行動。7月，國民黨政府調集16個師20萬軍隊向張家口進逼，何應欽也同關東軍勾結，商定協同進攻抗日同盟軍。在日蔣的夾擊下，抗日同盟軍處境日益困難。8月14日馮玉祥抱恨離開抗日同盟軍。
馮玉祥卸職後，吉鴻昌、方振武通電宣布改抗日同盟軍為抗日討賊軍，堅持抗日，先後苦戰在熱河、灤東、冀東等地。9月底，部隊被日軍和國民黨軍合圍，糧盡彈絕而失敗，方振武被迫流亡國外，吉鴻昌轉入地下。11月9日，國民黨特務勾結帝國主義分子，在天津法租界國民飯店逮捕了吉鴻昌。堅決抗日的民族英雄、共產黨員吉鴻昌在法庭上正義凜然地怒斥蔣介石、何應欽的賣國勾當。在刑場上，他泰然自若，毫無懼色，以手指作筆，以大地為紙，寫下了浩然正氣的詩章：「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最後從容就義，表現了共產黨人為民族和人民利益視死如歸的堅貞氣節。
抗日同盟軍失敗後兩個月，國民黨營壘中又發生了十九路軍的「福建事變」。十九路軍被蔣介石調到福建「剿共」後，受到共產黨團結抗日政策的影響，厭惡內戰，要求抗日，從而推動了蔣光鼐、蔡廷鍇以及與十九路軍關係很深的李濟深、陳銘樞等，於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公開打出抗日反蔣旗幟。福建人民政府還和共產黨領導的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工農紅軍簽訂了抗日停戰協定。
福建人民政府出現後，蔣介石立即調集大軍，自任「討逆軍」總司令，大舉進攻福建，實行討伐。他並派人潛入福州等地對福建人民政府的一些軍、政要員進行拉攏收買。日本帝國主義也密切配合，出動海軍占領廈門。由於力量對比的懸殊，福建人民政府當權者政治上的軟弱，以及在事變過程中沒有發動和依靠人民群眾等原因，福建人民政府只存在一個多月即宣告失敗。但是，它的出現，證明共產黨的團結抗日政策正在發生深刻的影響。